百年“清帝逊位”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清帝逊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既是帝制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共和时代的真正开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它还是中国近代史、晚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多研究范畴相交叉的热点问题。百年来，“清帝逊位”事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历史过程、影响评价、重要人物、外国因素、法律文本、文献整理等方面均有相当的研究成果。
民国初年的成果以资料整理、回忆和时评性质的文章为主，富有史料和学术的双重价值，不少历史细节、重大问题已被当时的学者所提出，如稻叶君山、有贺长雄等人对于清朝权力转移问题的解读。而一批通史性著作则对该事件进行了概要性描述，大体勾勒了清帝逊位的历史过程，只是未能充分展开。从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伴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增多，“清帝逊位”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准也在不断提高，在整体评价、关键环节、重要人物及列强因素等方面都呈现出较为丰硕的高质量成果，例如南北议和的评价、社会心理的剖析、退位原因的阐释、西方列强的应对、具体人物的研讨、退位诏书及优待条件的解读等等，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许多判定得到了后辈学人的肯定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国共两党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指导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模式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这对“清帝逊位”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逊位问题的定位、不同人物群体的评价、西方列强的影响都有着较为固定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史观占据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统治地位，学界对于“清帝逊位”诸问题的探讨虽然一直在推进和深化，但仍不脱革命史叙事框架，核心观点和看法的变化不大，而这期间中国台湾学者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不同见解。“文革”十年，相关研究近乎停滞。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有关该问题的研讨出现了较大变化。随着史料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出版，学者们的研究更加细致入微，尤其是对满蒙王公、伍廷芳、唐绍仪、张謇、赵凤昌等重要人物给予了关注，对于革命派、袁世凯、立宪派、清皇室在“清帝逊位”中的复杂关系和思想行为也做出了新的评价。同时，研究者还对南北议和、逊位诏书及优待条件、列强态度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重新检视。近年来，学界再度掀起了研究的新高潮，一批法学、政治学界的研究者也参与其中，从法理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了《清帝逊位诏书》，呈现出多元视角的分析和透视，丰富了今人对于“清帝逊位”问题的认知。随着学者研究视野的逐步开阔，将“清帝逊位”问题从革命史叙事中解放出来的研究取向也日益凸显，人们逐渐重视革命的对立面——清王朝在逊位中的境遇和表现，也开始关心清朝遗民、前清官员、青年学生等不同群体对逊位事件的感知和反思。2012年6月16—18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主办了“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学者提交的多篇论文都与“清帝逊位”主题紧密相关，①展现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本文拟对近百年来“清帝逊位”研究状况分门别类加以整理、阐述，并就这一研究课题提出一些设想和展望，以供学界批评指正。②
一、“清帝逊位”的历史过程和关键环节
“清帝逊位”历史过程和关键环节的研究，在事件发生不久即已展开，并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书写中不可绕过的一环。在清帝逊位后的第二年，汪荣宝、许国英编纂的《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即概述了逊位过程。此后的各类通史著述都辟有专节介绍此事，只是详略有别，大体包括袁世凯复出及组阁、摄政王辞位、南北议和、袁世凯逼宫及清皇室的应对、清廷下诏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等内容，其中夹杂着革命派、立宪派、清廷、袁世凯、旧官僚、西方列强等多股力量的角逐，可谓一波三折、扣人心弦。80年代中国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国立”编译馆1985年版)是这方面阐述得最为细致的专著，该书将推翻清朝的过程分为两段，前段为十四省脱离清廷管辖而宣布独立，后段为袁氏逼清帝退位，而退位又是南北议和的结果。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还有杜亚泉的《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陈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胡绳武、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海鹏、李细珠的《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袁世凯的复出与摄政王的辞位是“清帝逊位”的发端，不少学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解读该事件的。1914年，日本清史专家稻叶君山提出“摄政王退位者，皇帝退位之前提”的论断。③后辈学者大体遵循并不断丰富这一论说。民国学人李剑农、宋云彬都认为袁世凯复出后，清廷一步步屈服，实权落入袁手、“满清政府名存实亡”。④中国台湾学者李云汉还突出强调了这一局势转变意味着南北情势由革命与清廷之争转为革命与袁世凯的对立，袁处于“对清廷可拥可废，对革命党可和可战”的地位。⑤
南北议和是“清帝逊位”的核心环节，直接决定了事件的最终结局，因而成为学者倾力最多的领域。杜亚泉作于1923年的《辛亥革命史》较早介绍了议和的大致情况，前文所引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及李守孔的论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清帝退位之交涉》⑥对南北交涉问题讲述得最为详细，从袁世凯与革命军早期的接触，到清廷授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负责南北会谈，再到议和中的具体谈判和波折，乃至最终协议的达成，均有清晰的论述。
有关南北议和的动因，学界普遍认为尽管各方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南北议和是革命派、袁世凯、立宪派、旧官僚、列强共同策划的结果。⑦李剑农考察了社会一般人的心理，发现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室，并让其出任大总统，实行共和立宪政治是时人的共识，故“在南北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手里去了”。⑧李守孔也曾指出“推动共和成为一致之目标”。⑨其中革命党人的议和方略最受关注。1930年出版的代表国民党正统观念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对革命党人的做法进行了正面解释，认为革命党人早已洞悉袁试图取清室而代之的阴谋，故利用此点倾覆清廷。⑩后来有学者具体阐明了革命党人“速定共和”的观念，即希望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代价，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这与他们理论上的弱点和当时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不无关系。(11)张玉法则强调了革命党人采取联袁政策与列强倾向袁世凯有关。(12)此外，李书城还揭示出同盟会内部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的分歧，如孙中山不信任袁世凯，主张继续战斗，黄兴则希望满足袁世凯的要求，以尽早结束战争。(13)
南北议和的主要议题即“清帝逊位”问题，学界对此做了充分的探讨。如何看待国体之争？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君主与共和之争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由谁来掌握政权”、“在什么条件下结束清皇朝，同时取消南京政府，使一切权利都归于袁世凯”。(14)南北双方的秘密交涉也引起了学人的高度关注。陈旭麓指出公开谈判破裂后，双方转入幕后的秘密交涉，讨论的话题也发生了转变，即“抛弃了国民会议的问题，集中于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以及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大总统的政治买卖上”。(15)由于上述与逊位相关的主要协议都是通过这一渠道来完成的，张海鹏也肯定了秘密交涉的重要作用。(16)还有部分论者考察了南北议和中朱芾煌、赵凤昌、廖宇春等人的特殊作用，肯定了他们在协调各方力量，创建共和上的成绩。(17)此外，廖大伟还专门论述了议和中的上海因素，认为“辛亥议和主要在上海进行并告完成，上海的革命势力直接引导了关键的和谈，发挥了主要的作用”。(18)
对于南北议和的评价，学界一直存在不同声音。从革命史视角来看，通过议和的形式确定“清帝逊位”，意味着妥协退让，是革命不彻底的集中表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就指责革命派为争取清帝退位不惜承认退位条件的做法，“使革命由胜利转到失败，使中国反革命力量从满清政府转向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政府了”。(19)这在很长时期内成为革命史观指导下学界对南北议和的经典表述。50年代，陈旭麓分析了革命派走向妥协的原因，认为其既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威胁下，自身又趋于分解的危局，不能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斗争，只有牺牲革命的目的以成立“和局”。(20)80年代，苑书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还对南北议和几乎完全持负面评价，认为它是帝国主义、袁世凯扑灭革命的阴谋，而革命派把议和当做取得“廉价革命”胜利的捷径，葬送了革命。甚至到2001年，还有人撰文强调革命派“拿权力作交易，以总统换改制的作法是不能多加肯定的”。(21)相对于上述的否定评价，一直有学者在开掘南北议和的积极意义。早在1923年，杜亚泉就指出尽管退位过程波折尤多，但最终能够“免生民于涂炭，纳五族于共和，谓非和议所收之良果欤。”(22)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这一认知更加明显，不断有学者肯定南北议和的成绩，指出它使革命党人争取到了当时革命形势所能允许争取到的成果——清帝退位与民主共和，“不失为南方革命党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是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确也是成功的”。(23)祝天智还专门论证了革命派妥协策略的正面价值，“与立宪派的妥协合作帮助革命派瓦解了清朝的地方政权，减少了革命的成本和代价；与袁世凯的妥协合作帮助革命派推翻了清朝的中央政权，并有助共和观念的社会化”。(24)常安则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指出议和“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彰显”。(25)
袁世凯逼宫是促成清帝逊位的重要动力，与之相对的则是清廷高层的应对。相关专著均有所涉猎，大体包括袁世凯逼宫手段，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宗社党反抗，各省督抚，驻外公使，北洋将领请愿共和等内容。
学者的注意力多汇聚于袁世凯的一系列逼宫手段上。李剑农述评了袁氏取消北京君主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于天津设立临时统一政府的计划，认为这既可以慰藉清皇室，又可以去南方的障碍物，还能独揽大权。(26)更多的学人考察了袁世凯对清廷的各种施压手法，如以筹饷逼亲贵大臣就范，鼓动驻外公使、驻上海外国商会、各地督抚、新闻舆论要求共和，这些“大都出自袁世凯的授意和梁士诒等人的策划，由此而人为地造成了一个各方面要求清帝退位的氛围”。(27)当然，也有人意识到袁世凯的弄权绝非一帆风顺，有来自满蒙贵族、革命党、社会舆论、帝国主义的重重压力。(28)
袁世凯、良弼被炸案虽是逊位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插曲，但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民国学人很早就发表了见解，认为它使袁世凯知道“党人势力不可侮”，宗社党人作鸟兽散，隆裕太后相信袁世凯，故清帝退位的时机完全成熟。(29)吴兆清通过缜密考证，推翻了良弼为彭家珍炸死之说，提出良弼乃袁世凯买嘱医生用药酒毒死的新解。(30)
此外，学术界对与“清帝逊位”有关的其他重要问题也进行了探究。清军将领吴禄贞曾试图联络山西军代表进攻北京，逼清帝退位，后被刺杀于石家庄。上世纪30年代，李剑农点评了该事件，认为假使吴围攻北京的计划实现，清廷即刻消亡，袁世凯逼取清政府大权的计划也将归于泡影。(31)王善中对吴禄贞究竟是死于袁世凯还是清廷之手展开了辨析。(32)还有学人对当时影响很大的滦州兵谏和起义进行了整体研究，认为其直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33)新闻舆论的影响也进入学者的视线，有人分析了《申报》对南北议和及孙中山、袁世凯等关键人物的态度和评价，指出《申报》对革命的同情，加速了清政府的衰落与最后的灭亡。(34)而“清帝逊位”与国内外其他皇帝退位的对比研究也已展开，(35)尽管成果还比较少，也不深入，但无疑代表了该课题新的努力方向。
二、“清帝逊位”的原因、评价和影响
“清帝逊位”的原因、评价及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随着史观的调整，这些问题的探讨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
关于清帝逊位的原因，传统观点多突出革命派及革命军所起的主导作用，但也有论者强调退位的社会形势及其他派别和人物的影响。杜亚泉认为退位乃是当时的形势所趋，南方革命军预备北伐，北京方面库藏告竭，北洋将领、地方督抚、驻外大使都主张共和，故清廷及各亲贵“不复如前之抗议”。(36)郑鹤声提出人心已去，退位之说日盛是促成清帝退位的重要原因。(37)李剑农还明确指出清皇位的颠覆，乃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军阀官僚派三种势力共同的动作所致。(38)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反思革命史研究范式时，纠正了以往过于强调革命力量作用的偏颇，进一步发展了李剑农的观点。80年代，林增平、孔繁浩在肯定革命派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之上，对立宪派的功过给予了科学的分析，认为不能完全抹杀其在推翻清王朝中的功绩。(39)新世纪以来，学人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功劳完全归结为辛亥革命，清王朝的覆灭是各派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先进知识分子、立宪派、革命派、袁世凯都起了作用。(40)丁健即认为优待条件出笼、清王室退位、北方赞同共和、孙中山让权袁世凯是清、袁、孙互相妥协的结果，这里既有国内秩序混乱、经济危机、国际环境险恶、舆论呼吁的现实基础，又有三方赞同议和的主观条件，还有西方列强与立宪派的推波助澜。(41)郭卫东还特别提及北洋军人的独特作用，他们不为清廷所用，在最后关头成为逼迫清帝退位的重要力量。(42)
相对于以上各种“外力推动论”，也有部分研究者尝试从清王朝自身追寻逊位之原因。30年代，蒋廷黻根据辛亥革命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少有激烈战争的情况，得出清朝不是革命军打倒而是自己瓦解的论断。(43)李细珠也认为清王朝覆灭不能完全归于革命的力量，与自身的各种危机有关。(44)中国台湾学者王寿南是明确倡导从清廷内部探讨清帝逊位原因的第一人。他的《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之困境与清帝退位》(《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86年4期)对辛亥革命中清廷所面临的困境和应对措施进行了逐一审视，主要观点包括：武昌起义后，清廷应付慌乱，缺少全盘计划，以致局势失去控制；缺乏远虑与策划，未能及时削弱袁世凯的潜在势力，未顾及新军的思想教育，在袁及清军将领的逼迫下迅速退位。作者还论及清廷外交上的失败，既未努力争取各国在军事上的支持，向各国借款又被孙中山先生的外交行动所切断。任万平的近作《清廷危局与清帝退位》(《明清论丛》2011年第11辑)还从官僚机构运转失灵、内廷财政拮据、御前会议枉开无果三方面揭示出退位的朝廷内部原因。
在清帝逊位的评价和影响方面，学者多能充分肯定其推翻君主专制、开启民主政治的伟大意义。1923年，孙中山在评价辛亥之役时就有“刬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之语。(45)尽管这是对辛亥革命的整体评价，但从中亦可洞悉“清帝逊位”的深刻影响。30年代，蒋廷黻甚至认为“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46)此后，清帝逊位“结束了满洲贵族在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专制统治，也基本上推翻了二千余年来的封建帝制”(47)的历史定位一直被史家奉为圭臬。
除了以上评论，清帝逊位的多元内涵和影响也为诸多学者所阐发。陈旭麓特别珍视“皇帝倒了”的分界线意义，认为此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他还注意到附生于帝制的丑恶制度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被次第扫除的事实。(48)李文海的新作《一个朝代的终结和一个时代的终结》(《清史参考》2012年第4期)则从历史时代终结的宏阔视野出发，补充了清王朝被推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新的升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华民族基本结束沉沦、逐步上升等社会内容。还有不少人论述了“清帝逊位”对于思想解放、民族关系的影响。金冲及认为帝制的结束促使人们思想解放、民主精神高涨。(49)宗烈、张健甫指出帝制终结使得各民族人民“政治上获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五族大共和国”。(50)黄兴涛最早考察了辛亥革命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强调“只有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才有可能为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发展，相对全方位地创造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条件”。(51)高翠莲也论及了中华民国建立对于中华民族一体意识传播的深刻影响。(52)清帝逊位之于满族的重大影响也颇受瞩目。林家有认为它摧毁了清朝满族贵族所设置的隔离民族关系的藩篱，辛亥革命后满族不是“衰落”了，而是向前发展了。(53)刘小萌则详加考察了清朝灭亡后，旗人社会演变、瓦解的历史过程，概述了旗人剪除辫发、冠姓改籍、维持生计的情况。(54)
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此次逊位较少屠戮和动荡，被誉为“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典范。沈寂指出“协商中谈判政权的交替，使我民族避免了一场兵燹浩劫。首创我国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55)杨天石也高度评价了和平转移政权的方式，称其是“一次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人道主义的革命”。(56)马勇的近作《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对这一点的赞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这是清廷、革命党、立宪党人、袁世凯及北洋将领以大局和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的结果，将成为全人类不战的典范，为人类持久和平贡献中国人的心力和智慧。
同时，还有学者从亚洲乃至世界革命史脉络中找寻“清帝逊位”事件的坐标。此种解读始自民国，林一中、张健甫均指出在全世界最古老的国家推翻专制皇帝政治制度，“促进世界民主政治运动”、“开阔了中国乃至亚细亚洲民主共和国的新曙光”。(57)此后，这种认识不断得到学者的呼应，有人通过对比伊朗、土耳其革命，凸显了中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意义。(58)还有人赞其在亚洲打落了第一个皇冠、在世界上走在了前面。(59)中国的这一剧变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震撼。徐善福提及越南民族运动解放者受中国影响，在国体问题上从主张君主制转为主张共和制。(60)王晓秋看到了国体转变对天皇制统治下的日本的冲击，“引起日本统治集团的恐慌和仇视”。(61)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了“清帝逊位”存在的种种缺失，这与“辛亥革命失败论”的认知取向有关，君主退位和革命成功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一方面，人们批评了革命派追求速胜、妥协退让、满足于推翻清廷的做法。1934年，有人总结宣统很快退位，袁世凯轻易拿到政权的教训，主张革命应“不求速成，不求早产，不求很容易的成功”。(62)金冲及提出革命者的一大失误在于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当清朝的统治被推倒，许多人便以为革命成功了，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革命半途而废。(63)赵云田则认为清帝逊位采取的和平方式，恰恰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而这种软弱性又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64)另一方面，清皇室与皇族的保留和优待也受到学界的诟病。民国学者李鼎声即认为此乃革命失败的表现。(65)李凡也指出“在大民国之中，还有一个小帝国，在大总统之下还有一个小皇帝”的独特现象是一种畸形政治形态。(66)而谢俊美的《上海南北和议与辛亥革命》(《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则强调清皇室得以保存，“为一切眷恋旧朝和对现存制度不满的人以精神寄托”，引发了张勋复辟和宗社党人的叛乱活动。
近年来，还有一批学者大力挖掘遗留下来的日记、文集、书信、年谱资料，就“清帝逊位”对遗民、前清官员、革命派、青年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影响、各类人物对逊位事件的看法和反思等议题作了初步的探析。(67)
三、清帝逊位事件中的人物及群体
人物及群体是“清帝逊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皇室贵族、北洋集团、立宪派、革命派相互角力，既有合作又掺杂矛盾，对“清帝逊位”事件产生了深刻影响。
有关皇室贵族态度及实践的研究，既包含对皇室的综合评判，也不乏个体成员的讨论。在整体性论述中，张玉芬的《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与清帝退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详细介绍了清末满汉官僚集团之间、皇族亲贵之间的激烈斗争，认为这“加速清王朝走向灭亡”。李喜霞则进一步阐述了皇室分裂对清帝退位诏书的影响，即清廷从具有谈判先机到优势丧失殆尽，诏书内容过于关注皇帝的物质利益，对皇室权利大打折扣，这引起了部分皇室成员的不满和抗争。(68)王春林考察了满族亲贵捐输一事，认为尽管他们有相当数量的捐输，但未能延续国祚，这说明彼时各界对亲贵弄权、国事日非的痛恨，而袁世凯又巧妙地借助勒捐亲贵推动了胁迫清室逊位的计划。(69)就皇室中的具体人物而言，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疑最受关注。尽管载沣的施政存在诸多失误，对清王朝的覆灭负有很大责任，但学者仍肯定了他在清帝逊位事件中的功绩，认为他作出退位的决定，维护南北议和、对亲贵作出不要妄动的劝告，“避免了一场流血大战，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人民的意愿”。(70)与载沣类似，近年来学界也高度赞誉了隆裕太后在逊位问题上接受现实、坦然让步的态度，称她和她的执政团队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以人民安危国家前途作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可谓“外观大势，内审舆情”、“洞达时机”、“顺天应人”。(71)前引张玉芬一文还论及了太监张兰德在逊位问题上对隆裕的影响。此外，尚有人探究了清帝逊位前后宗社党、肃亲王善耆的活动。(72)
蒙古王公群体也进入了学人的视线。上世纪80年代，汪炳明指出蒙古王公在御前会议上反对清帝逊位的激烈态度，推迟了清廷正式退位的时间，其实质是为了“维持他们原有的封建特权”。(73)苏俊华以《大公报》为基本资料，论述了蒙古王公由反对共和转为支持共和的过程及原因，“说明共和观念已渐深入人心，取代帝制是历史的必然”。(74)还有一些学者对阿穆尔灵圭、贡桑诺尔布等地位显赫、影响较大的蒙古贵族进行了专题研讨，梳理了他们为挽救清廷、维护自身利益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活动。(75)
此外，尚有学者对清帝逊位时期驻外公使、部院大臣进行了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唐启华利用电报史料深入考察了驻外公使的态度，认为“清朝驻外8公使中，陆征祥率先至少两次电请清廷考虑退位，其余各使稍后跟进，只有驻比李国杰似无行动”。他还简要分析了公使电请清帝退位的理由及影响，并根据其他年谱、回忆录资料判定，陆征祥等驻外使节电请退位，除了他们关心国事，也与袁世凯授意有关。(76)李英铨、马翠兰的《论辛亥革命中的梁士诒》(《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则关注了梁士诒敦促和劝说袁世凯赞成共和、组织和策划驻外公使、段祺瑞等人提倡共和等活动，肯定其顺应时代潮流，迫使清帝退位的积极意义。
北洋集团在清帝逊位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核心人物袁世凯又是重中之重。在袁世凯复出问题上，前文已经指出以往学者多将其视为袁夺权的肇始，近年来学界提出了新的观点。刘路生的《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证伪了袁所谓攫取全国军政大权的出山六条件，指出袁当时提出的八项条件“是在臣子职分之内的、为镇压革命党起义所必须的军事条件”。丁健分别论述了袁世凯复出的因素、复出时的心路历程、各方反应及袁的谋划，认为袁“出山时的人气，是压倒性的；袁世凯出山后的表现，是深得人心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为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提供了条件”。(77)郑焱还考证出“袁氏取清自代思想产生的时间，不是在东山再起之初，而是在形势发展出现机遇之后”。(78)
学者对袁世凯在清帝逊位过程中的政治活动也展开了角度多样的研讨。传统的观点是“耍弄权术说”、“窃国说”，它们形成于民国，建国后得到充分发展，基本观点为袁乘机夺取清廷的全部权力，软化革命，“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讨价还价，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逼清帝退位”、“利用革命形势造成清皇朝不得不自动让位的局面，同时又利用清皇朝的存亡问题作为他同革命阵营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篡窃了革命的果实。(79)杨天宏指出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使革命派、立宪派对袁存在幻想，使其能够易如反掌地弄权窃国。(80)还有学者认为袁最后选择逼宫，既与他和清廷之间的矛盾纠葛有关联，也是其主张保留君主立宪政体、夺取实权之阴谋失败后的无奈选择。(81)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史观的调整，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日渐深入，逐步对过去的看法进行了必要的、适度的修正。中国台湾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充分肯定了袁世凯“不经流血战争而将清帝逼迫退位”的大功，并分析了袁氏成功的各种因素，既有汉人身份、政声良好、握有军队、处变灵活的主观因素，也不乏英国支持、国人不欲内战、革命领袖实践推功让能之诺言的客观因素。(82)季云飞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也较早正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客观历史作用。该文从南北双方军事、财政实力、社会呼声角度论证了南北议和是人心所向，也是达成结束清封建帝制的有效途径，逐一批驳了过去的几种“阴谋说”。作者还指出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所采取的手段是有礼有节、步步逼近，最后使清廷自感到除退位一途外别无选择，并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窃夺政权说”。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了一定的争议。(83)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摆脱了人物研究脸谱化的窠臼，就南北议和、逼迫清帝退位、当选临时大总统诸问题进行了再研究，突破了旧有结论，高度赞扬了袁世凯在创建中华民国，推翻帝制过程中的作用、功绩，认为袁用和平手段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更替，使各派政治利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维护了国家统一、避免了民族间的残杀、使日、俄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破产。(84)
北洋集团其他成员的研讨主要集中在唐绍仪与段祺瑞身上。学者对唐绍仪在南北议和中的表现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唐绍仪大体接受和采纳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确保了双方能在较短时间内，就很多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唐之所以鲜明地赞成共和立宪，与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及革命激潮推动有关。而南北议和也成为他个人的重大转折，“即逐渐离异袁世凯，转向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一边”。(85)有关段祺瑞的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李守孔梳理了段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认为他在北洋将领中比较能够认识大局，首先赞同共和，为促成清廷退位、南北统一的一大力量。(86)大陆方面，莫建来的《评辛亥革命中的段祺瑞》(《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全面考察了段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活动，并与其他北洋将领横向比较，认为段积极谋求与南方妥协、对清廷渐增强度与温度的恐吓与威逼，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形势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作为军人干政之恶习的始作俑者和袁的帮凶，也是不容否认的史实。马勇的近作《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还特别强调清帝退位诏书及相关安排参照了段祺瑞等人的要求，没有再提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再对清朝的历史污名化，给予这个将要消逝的王朝应有的尊严。此外，尚有学者对清帝退位事件中的北洋集团进行了整体性研究。纪欣指出清末满洲少壮亲贵与北洋集团矛盾激化，北洋集团切身利益严重受损，从而寻求新的出路，取清廷而代之。(87)张华腾则强调北洋集团与革命党结成政治同盟，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88)赵治国还考察了文化程度较低的北洋兵士从对政体茫然不解到认识到“共和”是世界潮流的转变过程。(89)
立宪派是清帝逊位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也是以往学界研究中的重点之一。最早研究立宪派的著述可以追溯至贝文(L.R.O.Bevan)的《中国的制宪》(Constitution Building in China，《字林西报》出版，1910年)与严鹤龄(Hawkling Lugine Yen)的《中国宪政发展情况》(A Survey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11年)，这两本书都对清末民初的宪政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检讨。1930年代，李剑农根据武昌起义后，各省谘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队伍、没有敌对行动的情况，提示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国人对于满清政府的感情了”。(90)建国后，学界在论及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角色时，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观点，均指责立宪派为破坏革命的改良主义者，如胡绳武、金冲及在检讨清末立宪失败的原因时，认为立宪派作为只求升官发财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立宪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91)60-7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张朋园、张玉法都对立宪运动及立宪派作出了较为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9年版)在批评立宪派人保守性、妥协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们放弃拥护帝制的初衷，卷入革命的行为对于推翻清王朝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大陆学者建议把立宪派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侯宜杰就认为立宪派响应和参加革命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好事，立宪派均是在当地咨议局的推举下掌握当地政权的。(92)也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前，立宪派虽然为实现君主立宪在国内发起和领导了立宪运动，但随着对清政府感到绝望以及中国政局的快速变化，立宪派最终却转向了革命派，与革命派合作，走向了革命，为推动清帝逊位与民国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93)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立宪派背弃清王朝并不意味着他们与革命派同心同德，而是别有所图，他们对袁世凯北洋集团抱有更大的期待。(94)
张謇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在清帝逊位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民国时期就有学人作过专门研究，沈志远认为“张謇在此时认为战端既起，非清廷允许共和，无从根本解决，故辞不应命。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95)张謇之兄张詧所著的《张謇传》(《国史馆馆刊》1948年第1卷第2期)介绍了辛亥革命期间张謇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主张的转变，并收录了张謇致袁世凯、铁良的书信，披露了张极力劝导二人支持清帝退位、拥护共和的史实。建国后，张謇被视为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遭到了批判，如李时岳认为通过张謇可以认识立宪运动的反动本质，可以解释立宪派破坏革命的肮脏勾当。(96)同时期的一些中国台湾学者则试图改变张謇的负面定位。李守孔认为清廷不开国会径自成立皇族内阁，使张謇激愤之余转而同情革命事业，一面勾结袁世凯、利用军人要挟清帝退位，一面利用其影响力敦请孙中山让位于袁，最终促成了南北统一。(97)逯耀东也肯定了张謇在辛亥前后的态度转变，认为其转变正代表了当时一批比较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醒觉。(98)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对张謇的评价出现了新变化。一批学者着重分析了张謇从坚持立宪转向拥护共和的原因和影响，认为他不是见风使舵的政客，其态度转变是基于对现实比较深刻的认识，顺应了历史潮流，并赞扬了他积极推动南北议和，出力甚多的进步性，而张希望由袁掌握中央政权并成为唯一的政治中心，也有着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统一与秩序的考量。(99)虞和平更是明确反对“张謇充当了袁世凯窃国的帮凶、反革命的助手”的结论，认为张謇拥护袁世凯，是要袁实行共和民主制度，决非让其抛弃共和民主、背叛民国。他还纠正了人们对1912年张謇致袁世凯的“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电报的误读。(100)
革命派在清帝逊位过程中，高举民主共和的大旗，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百年来，清帝逊位前后的革命派研究主要集中于孙中山让位、革命派人物活动等诸方面。
一些学者从革命派的阶级属性出发，对黄兴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黄兴的革命意志很快衰退，力主和袁世凯妥协，只要求袁能推翻清政府，即把取得的政权重新交给反革命的袁，显示了其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101)不过，萧致治、聂文明则认为黄兴在主导南北和谈的同时也在筹划着五路北伐计划，为摧毁清军作准备，他“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成立，三四个月里，几于无时无刻不在为夺取革命胜利、建成中华民国操劳”。(102)此外，黄兴研究的细节考证也有一定进展。武昌起义之后，黄兴以战时总司令名义从武汉发出《致袁世凯书》，同一天从武汉又发出了《对民军将士的密谕》。不少学者仅以《致袁世凯书》判断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具有妥协性，尹全海等人通过对比《致袁世凯书》和《对民军将士的密谕》发现从内容上看，前者是为了联合袁世凯，后者是为了提防袁世凯；从形式上看，前者是对外的公开的，后者是对内的秘密的以公开的形式表示联合袁世凯，而又以秘密的形式昭示提防袁世凯，分明是黄兴对此有难言之隐，如此前后矛盾是黄兴出于策略的需要。(103)
汪精卫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以“叛徒”、“汉奸”的身份出现，学界对其在清帝逊位前后的评价也延续了这种看法。民国时期黎信就写过《辛亥革命中的内奸汪精卫》(《新华南》1940年第3卷第1期)一文，认为汪精卫已经为袁世凯收买，在革命党里面力主与清廷议和，出卖革命及领袖，促使孙中山让权与袁世凯。建国后，汪精卫继续成为学界的批判对象，丁贤俊、闻少华分析了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期间组织国事共济会打击、孤立孙中山的历史，认为清帝退位、孙中山下台、袁世凯上台，“同盟会出现了汪精卫这样的投降派，正是招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内部原因”。(104)刘民山也认为，汪精卫为袁世凯夺取总统之位、为瓦解消灭北方革命力量，奔走效劳，使其在辛亥革命史上刻上了叛卖革命的卑鄙记录。(105)但也有学者打破上述成见，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南北议和期间汪精卫的表现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赵矢元、田毅鹏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认为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汪确是“联袁倒清”计划最积极的实践者，不能说与孙中山的主张是对立的，但史学界对这一时期孙和汪的言行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汪由于沟通南北，所处地位特殊，可能有更多的妥协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是为反清共和出了力的，不能以单纯的革命领袖与叛徒来定义孙与汪的关系。邵铭煌认为汪精卫出狱之后为促进共和实现的种种努力，特别是他在南北议和中的表现，使其在促成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汪精卫全力催生民主共和制，符合新时代的需求。而汪精卫和袁世凯本身存在着恩义的特别情况，“支持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早日实现共和，岂汪一人之想法而已？”，后人独苛责汪，乃是成见使然。(106)
南北议和时期，作为南方总代表的伍廷芳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不少学者肯定了其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作出的积极贡献，以及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而做的努力。(107)杨军的《伍廷芳与辛亥南北议和》《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0期)专门论述了伍在和谈中主张切实停战、坚持共和政体、与袁世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促民主共和早日实现的表现，并分析了伍此种表现的原因，认为“伍廷芳本为满清官僚，新近归向革命，尚能有如此表现，实属难得”。
孙中山让位问题一直是“清帝逊位”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国时期，美国人李约翰即认为袁世凯在军事上以某种方式放过了革命军，并且利用强调外国有干涉的可能，让他们自行向他送上民国大总统之位。(108)胡绳武则指出孙中山让位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而革命党人极为害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造成了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的结果。(109)同时，不少学者强调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是革命党人的策略，其目的是从速推翻清朝，避免长期作战以引起外国干涉，这也与当时妥协成为一个潮流有关。(110)还有学者提出孙中山让位不仅是出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动机，还有出于破除帝王思想、杜绝革命党人争权夺利观念的考虑。(111)
近些年来，学者对于“孙中山让位”事件多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革命党主动让位角度进行论述，修正了过去的某些观点。陈一容认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是革命形势需要一个头面人物主持政府，而让位也是革命的需要，是“践诺前言，实为还位”，这样辛亥后“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的决定并未因此有根本性的改变。(112)李黎明也持相近观点，认为孙中山让位不仅是为了换取推翻帝制和维护资产阶级法治，而且包含着以退为进的战略意图。(113)郑大华则不赞同孙中山让位“反映了革命派的妥协性，反映了革命派缺乏革命到底的勇气和信心”的观点，认为它反映的是孙中山以革命和国家为重、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的大局意识，用自己的让位来换取袁世凯逼清退位、建立民国的革命目的。(114)对于孙中山让位的原因，学界大多倾向于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导致的，黄玉妹认为客体因素包括外在的压力、革命派的状况，主体因素为孙中山自身的认识境界。(115)王高伟、葛喜梅从袁世凯的政治手腕、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国民期待秩序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方面，总结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原因。(116)丁健则指出孙中山让位既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结果，即清王室退位，享有优待条件；袁世凯费尽心机获大总统席位；孙中山让位得民主共和；帝国主义、立宪派调停盼到稳定统一。(117)
四、“清帝逊位”与列强
西方列强在“清帝逊位”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态度和动向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既有对于列强态度和政策的总体把握，也有关于各国应对的分门别类的细致梳理，展示了列强在“清帝逊位”问题上的不同抉择。
1929年，王光祈选译了部分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德国外交部文件，汇编成《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是研究当时的外交形势和列强对华政策的珍贵文献，作者在序言中着重强调了外交史料的重要性。
在列强因素的整体性研究方面，有两本专著值得重点推介。一本是美国人李约翰著于1934年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该书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揭示了逊位前后列强为了各自利益产生的种种竞争和妥协，指出列强坚持了一种不干涉的态度，或者事实上鼓励革命党，而听任帝制和皇朝土崩瓦解。作者还简略区分了各国的态度，如英法美为了维护商业利益。需要早日妥协，牺牲皇朝，德日欲在立宪帝制政体下保存皇朝，但出于其他列强的态度和商业利益考虑，放弃了这一想法。另一本是朱文原的《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正中书局1980年版)，该书重点论述了列强由持守中立到偏袒袁世凯的转变过程，点明了“全系为得保持其在华之既得权益”的本质。作者也对列强之态度和行为进行了具体剖析，概括出三大类型：一是支持清廷政权之存在，以维护在华之既得权益；二是鼓励革命，致中国内部长期混乱以乘机渔利；三是促使中国早日建立巩固政府，以稳定秩序并维护在华之商务。
很多以革命史观为指导的论著则突出了列强侵略性的一面。胡绳作于1948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堪称典型代表，该书将帝国主义视为侵略中国的最大敌人，揭示了列强从最早准备军事干涉到采取中立观望态度，再到选择袁世凯为代理人的过程，认为在清帝逊位事件中，双方完全是合谋、利用的关系，即袁的阴谋是既不让清朝立刻垮台，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而帝国主义则想用袁世凯替代清朝的位置，折断革命的进程。(118)这一书写模式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继承和发扬。上世纪60年代，吴乾兑的《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历史教学》1962年第2期)对列强如何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它们的目的在于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继续掌握政权，以作为其奴役和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此后，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释上述观点，或叙述列强从维护清王朝统治到扶植袁世凯的历史过程，或揭露列强“假中立”的本质，或批判帝国主义维护与扩大侵略利益的险恶用心。(11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台湾学者在对列强的态度和作用问题上持相反意见，认为欧洲列强大体上均能采行一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这“对辛亥革命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而使中国人民得到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120)
与此同时，对于各国的专题研究也逐渐增多，探讨的问题也愈发细致。英国在清帝逊位中的作用最大，得到的关注也最多。很多学者对英国在南北议和中的作用问题展开了反复深入的研讨。胡绳直言上海议和会议是在英国人的牵线下开始的，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实际上的导演。(121)杨天石对英国的参与情况进行了全景式记录，如朱尔典等人导演武昌革命党人与清军的谈判，始终关注南北议和的进程，为袁世凯出台制造舆论。(122)廖大伟则分析了英国中立态度的虚伪性，认为其调停南北议和，实际上是向南方代表施加压力，要其依据袁世凯的条件尽快达成协议，出发点仍在于保全在华既得权益和人员生命财产。(123)也有学者具体解析了英国逼迫清帝退位的经济手段，即在议和时期，英国反对贷款北方，而给革命党人一笔地方性私人借款，摆出坚决拥护南京共和制的姿态给清廷看，为袁世凯的逼宫创造条件。(124)还有人探讨了朱尔典与袁世凯的关系，指出南北双方达成基于“清帝逊位”与“袁世凯掌权”的权力交割与南北统一方式，朱尔典的幕后运作不可忽视，而朱通过袁世凯从政治上对辛亥革命的干涉，既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改变。(125)以上的讨论多集中于英国干涉、操纵南北议和的一面，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王善中不满于过去对英国支持袁世凯的泛泛之论，指出英国对袁存在从寄予希望到趋于冷淡再到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支持的具体变化过程。(126)而中国台湾学者尽管承认南北议和中的英国干涉因素，但也提出英国实际上对中国国体并无成见，主张由中国人自行解决，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维持秩序和促进商业发展的政府。(127)
日本对于“清帝逊位”的反应在列强中比较特殊，非常值得研究。30年代，著名报人王芸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对日本“留名存实亡之清廷以共管中国”及“划分中国为二，限制共和政府于江南，于北方仍维持清廷，而于两方各取得干涉之代价”的政策给予了简要介绍。(128)后人的很多研究都是其论述的延展。(129)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目前所见最具学术分量的一部作品，该书论述了武昌起义后，日本军部、政府、外务省出台的不同对策，勾勒了日本由初期的全面支援以满人为中心的清廷，到改为支持在清廷名义上的统治下，由汉人掌握政治所实行的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过程。作者还特别提及日本民间人士、舆论和议会的不同反应，较为立体地展示了日本朝野对于“清帝逊位”的反响。其他学人的研究也各有侧重，特色鲜明。黄自进分析了日本政府竭力维系清廷皇室的目的，即为了巩固国内皇权政治，杜绝亚洲的民主风潮，趁机扩展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他还论及了日本协助清皇室迁都，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130)还有学者注意到日本政府与袁世凯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周彦认为日本企图通过袁世凯实现其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制，但袁一变而为共和制的“拥护者”，造成了日本外交的失败。(131)石荣慧则对日本采取的敌视袁世凯政策及袁的反击进行了论述。(132)郭卫东还研究了日本在辛亥革命期间对宗社党的支持情况。(133)此外，尚有学者分析了日本不同浪人派别的政治态度。有人认为尽管头山满、川岛浪速、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不同派别的浪人采取了不同的姿态和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都是“南北议和”的反对派。(134)也有人指出左翼大陆浪人以相当真诚的态度和热情支持了中国革命，右翼大陆浪人或极右翼大陆浪人则成了日本侵略扩张分子或军国主义分子。(135)
有关美国的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学者过去受革命史叙事框架的限制，过分强调美国扼杀中国革命的一面。(136)90年代以来，已有学者意识到并开始纠正这一偏见。张小路认为辛亥革命期间，尽管美国的行为是以自身利益为依归，并受到列强在华矛盾、斗争的牵制，但它在清政府与革命派之间基本上是严守中立的，这表现为在南北议和中不贷款给任何一方，不干预中国的国体问题。(137)最近，崔志海利用大量外文文献，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进行了细致研究，充实并深化了这一结论，认定尽管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有各种不同意见，但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2月清帝逊位及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美国政府始终严格奉行中立政策，反对有关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既拒绝承认南方革命政权，也不帮助清朝政府或袁世凯势力镇压革命，寻求承认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并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政府。(138)
德、法、俄等国的动向也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关注。德国方面，赵入坤回溯了德国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认为其对许多重大事件的政策都是在列强改变政策后被迫制定的，而德国从支持清政府到最后放弃清政府，既由于它缺乏贯彻这一政策的实力，也同其与袁世凯深厚的渊源有关。(139)肖建东的《辛亥革命对中德关系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还注意到德国成功地阻止了日、俄两国的侵华行动，避免了新的瓜分中国狂潮的事实。中国台湾学人陈三井考察了法国对清帝逊位的态度，着重介绍了退位前夕袁世凯与法国驻华公使会晤的情况，表明法国旨在“中国能有一足以维持秩序之政权，而不在乎政权之形式若何”。(140)余绳武的《沙俄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厘清了俄国的态度和目的，认为沙俄赞同日本的提议，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继续保存清王朝，蓄意促成和谈的破裂，以便将参加“调停”的各国一步一步地推上俄、日所期望的实行集体武装干涉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何大进还考察了传教士对“清帝逊位”的态度，指出由于革命领导人的西方背景及其对基督教的友善态度，传教士欢呼革命，大造舆论，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甚至亲自前往北京，劝说清帝退位。(141)何氏的另一篇文章还解析了西方传教士选择袁世凯、舍弃孙中山的原因，指出袁利用革命形势，对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作出了实用主义的反应。而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的威胁。(142)
五、“清帝逊位”的法律文本
对于“清帝逊位”的两部重要法律文本——《清帝退位诏书》和《清室优待条件》，不少学者进行了角度多样地考证与解读，丰富了学界对清帝逊位事件的认知。
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修改与公布是清帝逊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大事件。以往学界对诏书的撰稿人问题较为忽视，民国初年虽有“阮忠枢草拟”说、“洪述祖草拟”说、“徐世昌拟定”说、“叶恭绰修改”说、“杨廷栋主笔”说、“张謇起草”说等多个版本流传于世，(143)并以“张謇起草”说最为流行，但多系回忆或听闻性的说法，缺少具体论证。真正带有学术性的探讨还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台湾学者逯耀东在对退位诏书的起草过程进行仔细考察后，发现所谓出自张謇手笔的初稿，与清廷最后公布的诏书在字数、内容上有很大差异。他断定诏书经过了多次修改，且多是在袁世凯支配下完成的。(144)九十年代以后，相关的研究逐渐增多。吴讱通过细致考订《秋夜草疏图》与《清帝退位诏书》的关系，认定《清帝退位诏书》的撰稿人是张謇，其手稿存于惜阴堂，基本排除了阮忠枢、张元奇、洪述祖、杨廷栋等人参与诏书起草的可能性。(145)杨天石也坚持“张謇起草”说，但认为张謇是受胡汉民的委派。(146)周言与庄小燕分别叙述了逊位诏书的产生过程，一致认为诏书基本上是由张謇、杨度、雷奋商酌起草而成，其中杨度为主笔，文成后即交付袁世凯。(147)但此二文的论证过于简略，证据稍显不足。张耀杰梳理了关于《清帝逊位诏书》起草、修改与定稿的各类文字记载与传闻，并比对张謇日记，否定了流传已久的“张謇起草”说，提出诏书是南北双方的隆裕太后、袁世凯、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梁士诒、阮忠枢、张元奇、汪荣宝、徐世昌、朱芾煌、李石曾等人反复协商修改的集体智慧的结晶。(148)杨昂也持类似观点，认为《逊位诏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体现了多人的思想取向与利益诉求。(149)
清帝退位前后清政府的权力转移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心的焦点，而《清帝退位诏书》的内容直接关乎该问题。民国时期，稻叶君山对清帝退位诏书中内含的权力转移问题进行了解读，认为“新创之中华民国，即所以承继清国，而临时共和政府，实由全权袁世凯组织者也”，并强调此问题由南北双方的实力所决定，“此民国殆非革命党之实力所创造，而由宣统帝之意旨特许其承继者与，此虽不过形式上之事，然此解释不能不于将来有影响也”。(150)李剑农亦点明了该论题，即“民军所希望的和议结果，是由清帝将一切大权交还国民；而袁世凯所希望的，是由清帝将一切大权转让于他个人”，而南北议和不断停滞则是由于袁世凯担心将来大权旁落，故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强调退位后“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将组织临时政府的大权直接授予袁。(151)建国后，史学界也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是袁在发表时私自添加的，其用心显然是想表示他的政权受自清朝政府，同南京临时政府无关，不必受革命的约束。(152)另有学者指出袁世凯所增加的这一句话，是意图制造一种“北洋正统”的观念。(153)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都要首先追求与维系的，而《清帝退位诏书》显示的政权继承性、政治合法性问题，尤其是诏书文本在主权归属上所体现的宪政意义，是当时南北双方以及外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英国人丁格尔以上海《大陆报》特派员的身份对武昌起义后的中国政局做了系列报道，他高度评价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宪法意义，认为清帝和平退位昭示着“这个国家将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走向世界”、“中华民国正处在世界列强之中”。(154)日本人有贺长雄1913年写的《革命时期统治权转移之本末》一文也探讨了退位诏书的历史意义与宪政意义，指出退位诏书宣布主权从皇帝手中转移到了全体国民，因此中华民国的主权系由清帝让与而来。(155)但李剑农却认为袁世凯以北洋军向清廷与南方政府施压，通过退位诏书使其获得“受禅”的地位，这只是袁的“一厢情愿”，(156)可见在李看来，退位诏书只是袁世凯接管国家权力的工具与跳板，并不具有真正的宪政价值。建国后，大陆学者在此问题上基本延续了李的观点，此不一一罗列。
这一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变化，法学界、政治学界掀起了重新诠释《清帝退位诏书》的小高潮，注重发掘退位诏书的政治内涵与宪法价值。高全喜的系列论著从政治宪法学视角审视了清帝逊位事件，认为“以《清帝逊位诏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王制的改良主义这份优良遗产，无疑也一并融入到了现代中国的宪法精神之中”、“《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157)他还提出《逊位诏书》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构成和发挥了当时民国的宪法精神，对当今中国宪制转型具有启发性。(158)徐炳认为《逊位诏书》集中体现了当时各政治派别的利益诉求，使各方实现了妥协、和解，为中国顺利结束帝制、走向共和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方略。(159)还有论者侧重于从国家主权连续性及民族统一方面看待《清帝逊位诏书》。支振锋将诏书视为清王朝的中国属性以及清王朝与民国之间主权连续性的有力证据。(160)杨昂认为这一表明清帝国主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使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边疆民族地区也被合法地纳入民国法统之下，中华民族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一个完整继承清帝国的主权国家。(161)陈欣新对诏书中的部分语句进行了释读，如“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是从“主权在君”向“主权在民”的转换，并不涉及国际法上的“国家继承”，“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条，虽违反宪政原理，但确属特例，保证了袁世凯的执政在共和法制以及帝制法制这互不隶属的两方面都具有法律效力。(162)翟志勇重新界定了《逊位诏书》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的关系，认为《逊位诏书》结尾处的“大中华民国”中的“大”字表征着南北统一前后中华民国的“同与不同”，“同”的是国体，“不同”的是人口和疆域，同时意味着《逊位诏书》是对《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所宣布的精神和原则的继承，而后者具有更为根本的地位。(163)魏建国和章永乐的文章也值得重视，前者系统总结了近年来《清帝逊位诏书》解读与研究中出现的新叙事模式，肯定了其学术创新与思想启蒙意义，(164)后者则实事求是的剖析了《清帝逊位诏书》和《清帝逊位优待条件》所组成的政治协议在实践操作、宪政价值上的缺陷。(165)
一些学者还从“五族共和”的角度讨论了《清帝退位诏书》的深刻含义。高翠莲认为清末统治者在被迫交出政权时才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颁布的《退位诏书》“既表示赞同共和理想和政体，又清楚地表达了五族联合、五族统一的政治倾向”。(166)郭绍敏强调了退位诏书对于共和政府的诞生具有重大的法理意义，其中有关“五族共和”的内容在客观上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167)章永乐也指出诏书所体现的“五族共和”，确认了民国对清朝全部疆域的完整继承、对构建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具有重要意义。(168)
学界对清帝逊位过程中产生的另一重要文本——《清室优待条件》也作了不少解读，并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清室优待条件》公布后，一批宪政精英就它的性质地位展开了讨论。有的主张“条约说”，即以优待条件有“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待清帝”之文，判定优待条件具有中国与外国缔结条约之性质；有的坚持“契约说”，即为民国政府与退位的清皇室两方都应遵守的一种社会契约；有的提出“法律说”，认为国家订结的优待条件具有当然的一种法规性质；还有的推出“宣言说”，认定优待条件是一种国家限制自己统治权之宣言，实际效力几与宪法相等，非经正式的宪法程序不得轻易废止。(169)此外，不少人还认为优待条件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的，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1934年出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就认为“从袁世凯的根基、能力、性格和机遇来看，清室‘优待条件’很可能是他策划的”，这个文件“可以敷衍谈判的双方”。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持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历史学家对优待条件多采取批判否定态度，将其看成是革命派向封建势力无原则妥协退让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张勋复辟活动。(170)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清室优待条件》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罗澍伟批驳了单纯强调优待清室条件妥协退让性的传统观点，认为南方革命政府提出的《关于清帝之待遇》和《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等优待条件是“速定共和”的一个必要手段，并非无原则的妥协退让，而是坚持了民主共和的原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思想，消除了原同盟会纲领中“驱除鞑虏”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及时阻止了清室逃往热河、退踞东三省的企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171)喻大华指出《清室优待条件》的产生是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对促使清皇室发生分化并尽快退出历史舞台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去仅仅将其看作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论据过于简单和偏颇。(172)而王树才、刘敬忠则从溥仪日后投靠日本的事实出发否认了《清室优待条件》的积极意义，指出它只是袁世凯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与结果而已，是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并不是使中国“迅速地进入了共和时代”的动力之一，更没有在保障国家统一方面起到重大作用。(173)新近发表的两部论著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常书红既指出优待条件使满族人基本免罹战争之灾，其若干规定确定了满汉平等精神，是“满族得以迅速跻身于‘五族’之列向‘平民化’转轨，以及民初我国民族融合空前加速的根本动因”，也强调了它保留皇帝名号有碍观瞻、贫苦旗人生计艰难、引发复辟活动的消极影响。(174)吴玲的《〈清室优待条件〉立废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认为优待条件的签订既加速了民主共和的进程，但也留下了帝制残余。此外，杨天石还比较了《清室优待条件》的不同版本，发现最后公布的条件较之上海会谈中伍廷芳、唐绍仪所拟更加优厚、宽宏、细致，从中可以看出革命党人希望迅速、和平地实现制度转型。(175)
六、“清帝逊位”的相关史料
清帝逊位虽发生于禁宫之内，但与之相关的大量史料却以各种形式保存了下来，包括档案、私人函电、书信、日记、回忆录、报刊资料等等。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自民国起便被陆续整理出版，至今仍在继续，成为学界研究此段历史的基本史料。
在档案整理方面，1912年上海著易堂书局出版的《共和关键录》专设“清帝逊位确定共和电”一节，收录了1912年2月8日至28日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胡惟德、黎元洪、张謇以及地方要员的往来电报，涉及清帝逊位的程序、皇室待遇、地方社会舆论等等。同年发行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在第三编“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中收录了清廷、袁世凯与南方力量对抗、谈判的电报、公告、文书等资料。成稿于民国初年的《宣统政纪》在1934年曾由辽海书社刊印发行。建国后，《宣统政纪》(中华书局1986年版)与《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两部清宫档案史料被陆续影印出版，成为研究清帝逊位问题的基础资料。前者记载了清廷对武昌起义、南北议和等事件的应对举措，后者刊布了清帝退位前的清廷上谕及退位后袁世凯的“新举临时大总统命令”。中国史学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分别整理出版了大批清末民初的史料。大型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册汇集了清帝逊位前后南北双方的相关资料，如《临时政府文件辑要》、《南北议和史料》、《北京政府成立》等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清帝逊位问题的相关函电、咨文等档案文件主要集中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印行的《中华民国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里。此外，张国福选编的《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收录了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对清帝逊位问题做出的相关议案及具体条文。
近年来，一批新发掘的辛亥革命史料得以出版发行，其中不少与清帝逊位事件相关。《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册的“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里有20多件涉及南北议和与政体变更，第4册《辽宁辛亥革命资料选辑》的部分资料反映了清帝退位前后辽宁地方当局对逊位问题的态度变化，第7册选辑了辛亥革命前后法国政府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件，部分系法国政府对清帝逊位前后中国局势影响的分析与应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发的《宣统三年清皇室退位档案》(《历史档案》2011年第3期)还公布了武昌起义后、清帝退位前清政府处理此次重大危机的部分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电报档等史料。
有关清帝逊位过程中关键人物的资料整理工作也一直在进行。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史料出版较多，《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0年版)的清末民初部分展现了清帝逊位前后袁与北洋将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活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骆惠敏编，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收录了莫理循在这一时期的书信、日记、文章、笔记、备忘录等一手资料，是一部研究袁世凯的珍贵资料汇编，有不少是关于清帝逊位前后政治形势的评论。孔庆泰的《廖宇春助袁胁迫清帝退位的一件史料》(《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详细记载了武昌起义后廖宇春从事的一系列推动清帝逊位的活动。陈希天的《辛亥革命重要文献——〈秋夜草疏图卷〉》(《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收录了武昌起义后江苏地方大员、立宪派挑战清廷权威的一份奏疏，它加速了各省独立、清廷退位的步伐。
《孙中山全集》至今已出版、再版多次，资料内容也在不断增补扩充，尤以2006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联合整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内容最为丰富，其中第一册收录了清帝逊位前后孙中山与伍廷芳、袁世凯、赵凤昌、张謇等人的大量函电，这些资料大部分涉及了南北议和及清帝退位谈判，显示了南方革命政府对清帝退位与袁世凯上台的立场态度，以及优待清室条件的形成过程。《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黄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均部分涉及清帝逊位前后各方政治力量的频繁活动，包括议和谈判、调停斡旋、诏书起草等，此不一一展开。
一些经历清帝逊位过程的清廷内部人员也留下了宝贵的日记资料，反映了当时退位的内部情节及清廷人员的思想动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恭亲王溥伟的《逊国御前会议日记》是一份难得的皇室成员日记，他以当事人的身份记载了大量内幕消息，如隆裕太后召集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和袁世凯内阁代表举行的御前会议的内容，表现了清廷内部对逊位问题的分歧。作者还认为启用袁世凯是“引虎自卫”，终致“亡国”。(176)曾任清末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大臣的那桐的《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记录了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应对举措，包括重新启用袁世凯、重组内阁、皇室认购“爱国公债”等。该日记的特色还在于描述了逊位前后王公大臣的家庭生活。清末度支部大臣绍英的《绍英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部分反映了清末王公大臣对清帝逊位的态度及相关活动。《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展示了清末官员恽毓鼎在清帝逊位前后的政治活动与心理状况，他还记录了赵秉钧向他叙述的宣统退位当天所发生的情形，颇具史料价值。
此外，尚存有大批私人回忆录、回忆性文章、相关报刊等资料，虽不是一手资料，但历史研究价值不容小视。张国淦编辑的《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是作者根据本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回忆及其收集的有关材料写成的，其中第三篇“南北议和”与第四篇“清帝退位”记述了南北停战议和、退位条件谈判、清廷御前会议及宣布退位的历史过程，引用了胡惟德、赵秉钧、伍廷芳等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廖少游(宇春)的《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以日记体裁详述了自己秉承段祺瑞之命与南方代表秘密谈判的过程，包括廖与袁克定、段祺瑞、靳云鹏等秘密串联北洋各军，胁迫清廷退位、赞成共和等幕后活动。(177)建国后，全国政协组织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系列丛书也有部分资料记录了清帝逊位的历史过程，如唐在礼就以目击者的身份对宣统帝退位这一天的场景进行了生动描述。(178)新近发行的《亲历辛亥革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还收录了章仲和的《南北议和亲历纪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部分清廷皇室人员的回忆录与回忆性文章也值得关注。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0年版)结合自身回忆和事后的听闻，记述了逊位过程。曾出任清末资政院议员的贝勒载润在1961年写的《隆裕与载沣之矛盾》介绍了辛亥革命前后清皇室的政治内幕，如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的权力争夺，太监张兰德诱导隆裕决定宣统逊位，袁世凯收买奕劻、那桐等等。(179)载沣的弟弟、曾任清末陆军大臣的载涛发表于同年的《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与载润的见解基本一致，认为“‘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劻)、那(桐)、张(兰德)三人之手”，优柔寡断的载沣与隆裕完全落入了袁世凯的圈套，最后被迫宣布退位。(180)《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的第2册还收录了日本人川岛速浪作于1914年的《肃亲王》一书，此书尤详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期间肃亲王善耆参与的清廷政治斗争，如“袁之胁迫清帝退位及镇压反动派”、“宣统帝退位前后之真相”等节。
此外，当时社会上的各类报刊亦有大量对清帝逊位问题的报道与评论，如《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北华捷报》、《泰晤士报》等等，在此不复赘言。
七、“清帝逊位”研究的思考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清帝逊位”问题给予了较大的关注，研究始终在推进和深化，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良好态势，新意迭出，成果丰富。但以笔者之见，这一课题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既有的研究多从属于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等研究范畴，造成“间接研究多，直接研究少”的尴尬局面，其直接后果是学者多局限于革命史的单一考察视角，忽视了“清帝逊位”具有的丰富内容和多元内涵，遮蔽了很多本应正视的重要议题，比如清廷内部究竟是如何应对逊位问题的，其内部重要成员之间的争议与活动究竟如何，南北各派人物对于共和政体的理解，地方督抚、驻外使节在清帝退位前后态度的转变等问题，就很值得讨论。(181)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逐步触及上述问题，也贡献了一批成果，但仍亟待倡导和实践。(182)
其次，对“清帝逊位”直接影响的研究，学界还相当匮乏。论者多认为“清帝逊位”带来了社会思想的空前解放，但当时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于这一破天荒的大事件究竟有怎样的看法和感知，尚缺乏细致的梳理，如果认真查看现存的回忆录、日记等史料，或许能得出更为全面的认知。此外，若将“清帝逊位”事件置身于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发展脉络中，它又有着何等的作用和地位，如中国的周边近邻俄国、朝鲜、越南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目前尚缺乏真正有分量的研究论著。
最后，史料运用和解析亦需要加强。比如清帝退位诏书原件上一些内阁大臣签名处的“假”字，至今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合理的解释。再如社会舆论与清帝逊位、清帝逊位后皇室与民国政府的往来交涉等重要论题，学界均鲜有研究。实际上，在当时的《妇女时报》上即登有民间劝说清帝退位的诗歌，是退位思潮在社会上流播的生动体现，而中央政府内务部发行的《内务公报》也载有大量皇室与国民政府的法律、经济、政治交涉文件，类似的材料如果充分挖掘，深度解剖，对于推进“清帝逊位”问题的研究当不无裨益。
［收稿日期］2012－10－10
注释：
①鉴于将有专门的会议综述发表，本文未收录这批论文。
②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综述的研究成果以大陆地区为主。文中部分台湾文献的搜集，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来自台湾的交换生叶刘怡芳的帮助，特此致谢。
③［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④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9—115页；宋云彬：《中国近百年史》，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118页。
⑤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63页。
⑥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 辛亥革命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87—1513页。
⑦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428页。
⑧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4页。
⑨李守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清帝退位之交涉》，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 辛亥革命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13页。
⑩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90页。
(11)余同元主编：《清朝通史》(光绪宣统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722—724页。
(12)张玉法：《外人与辛亥革命》，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 辛亥革命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24页。
(13)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左舜生：《黄兴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1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2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7页。
(15)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8页。
(16)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0—432页。
(17)蒋永敬：《朱芾煌与辛亥南北议和》，《传记文学》1971年第19卷第2期；黄仁章、何泽福：《廖宇春与辛亥革命时的南北议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徐伟民：《“惜阴堂”与辛亥革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马铭德：《辛亥革命与赵凤昌》，《历史教学》2003年第7期。
(18)廖大伟：《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19)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20)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0页。
(21)谢俊美：《上海南北和议与辛亥革命》，《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22)高劳：《辛亥革命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4页。
(23)吴勇军：《辛亥革命时期南北议和新论》，《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夏斯云：《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拥袁反清策略新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4)祝天智：《论民国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妥协》，《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5)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11卷第2辑。
(26)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页。
(27)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170页；余同元主编：《清朝通史》(光绪宣统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738页；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460页。
(28)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页；丁健、马丽：《辛亥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处境的两难》，《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杨天石：《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68页。
(29)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76页；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92—93页；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页。
(30)吴兆清：《袁世凯与良弼被炸案》，《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3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114页。
(32)王善中：《关于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三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33)赵润生、马亮宽：《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04页。
(34)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35)王凤霞：《清帝退位与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相似性》，《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闲闲淡淡：《辛格“自废”与清帝退位》，《杂文选刊》2008年第8期；孙文沛：《浅析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异同》，《理论月刊》2011年第11期。
(36)高劳：《辛亥革命史》，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9页。
(37)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下册)，中央政治学校1944年版，第757页。
(3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39)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孔繁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40)朱育和等：《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2页；丁健、张华腾：《辛亥革命再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41)丁健：《辛亥革命中的清袁孙妥协》，《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再论辛亥革命中清、袁、孙妥协的原因》，《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42)郭卫东：《视角转换：清朝覆亡原因再研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作》，《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4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44)李细珠：《试论宣统政局与清王朝覆灭》，《北方论丛》1995年第5期。
(45)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
(4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47)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4页。
(4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页。
(49)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
(50)宗烈：《辛亥革命之新评价》，《政治训练》1929年第12期；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文化供应社1948年版，第191页。
(51)黄兴涛：《“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载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34—935页。
(52)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53)林家有：《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页。
(54)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853页。
(55)沈寂：《辛亥革命与民族主义》，《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56)杨天石：《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72页。
(57)林一中：《辛亥革命研究》，《抗战时代》1940年第2卷第4期；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文化供应社1948年版，第191页。
(58)王春良：《辛亥革命在“亚洲觉醒”中的地位和作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
(59)杨策：《辛亥革命在亚洲打落了第一个皇冠》，《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5期。
(60)徐善福：《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2期。
(61)王晓秋：《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
(62)蒋坚忍：《辛亥革命给与我们的教训》，《空军》1934年第97期。
(63)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
(64)赵云田：《清帝逊位断想》，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tyjzz/2012—03—06/33023.shtml.
(65)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9年版，第219页。
(66)李凡：《孙中山全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67)王天奖、刘望龄：《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404页；傅国涌：《退位诏书下达之后》，《文史参考》2011年第13期；彭雷霆、谷秀青：《清遗民眼中的辛亥革命》，《江汉论坛》2011年第10期；桑兵：《走进新时代：进入民国之共和元年——日记所见亲历者的心路历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68)李喜霞：《满族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69)王春林：《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
(70)陈宗舜：《末代皇父载沣》，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尹传刚：《清末监国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文史天地》2011年第11期。
(71)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陈自新：《隆裕太后与清帝退位》，《文史精华》2012年第2期。
(72)白杰：《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满族研究》1993年第2期；宋欣：《宗社党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73)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74)苏俊华：《浅析蒙古王公在清帝退位前后的态度变化》，《才智》2009年第1期。
(75)卢明辉：《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乌力吉套格套：《辛亥革命时期阿穆尔灵圭的政治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辛亥革命与贡桑诺尔布》，《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76)唐启华：《陆征祥与辛亥革命》，载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65—866页。
(77)丁健：《辛亥袁世凯再起诸因素述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期；《辛亥袁世凯再起述论》，《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
(78)郑焱：《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与清廷关系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4期。
(79)陈伯达：《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华北新华书店1946年版，第5—9页；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0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7页；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4页。
(80)杨天宏：《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81)李全望：《袁世凯怎样摧毁民主政治》，《群众》1944年第9卷第21期；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的窃国阴谋》，《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9期；苏全有：《袁世凯缘何逼清退位》，《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82)《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编·革命开国二)，“国立”编译馆1985年版，953—954页。
(83)参见侯宜杰：《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向季云飞先生请教》，《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
(84)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2期；郭兆才：《“袁世凯窃国”质疑》，《历史教学》2011年第9期；汤奇学、潘婧文：《历史的上佳选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述评》，《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85)朱英：《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丁先俊、陈铮：《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张焕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86)李守孔：《段祺瑞与辛亥革命》，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 辛亥革命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83—1206页。
(87)纪欣：《浅谈北洋军阀集团与清王朝灭亡》，《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88)张华腾：《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89)赵治国：《辛亥革命时期的北洋军——以士兵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求索》2008年第5期。
(90)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1年版，第188—189页。
(91)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55页。
(92)侯宜杰：《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三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5期。
(93)张新志：《浅析辛亥革命前立宪派的活动路径及转向革命派的原因》，《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潘良炽、刘孔伏：《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94)卢伯炜：《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95)沈志远：《袁世凯与张謇》，《古今半月刊》1944年第53期。
(96)李时岳：《张謇与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版，第88—89页。
(97)李守孔：《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与南北议和》，《东海学报》1980年第21期。
(98)逯耀东：《辛亥革命前后张謇的转变》，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687—700页。
(99)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0—241、261页；陈晓东、卢凯峰：《武昌起义后张謇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及对辛亥革命胜利的积极作用》，《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00)虞和平：《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59页。
(101)金冲及、胡绳武：《论黄兴》，《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102)萧致治、聂文明：《黄兴与辛亥革命》，《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103)尹全海、张景梅：《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104)丁贤俊、闻少华：《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投降派—汪精卫》，《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5年第6期。
(105)刘民山：《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叛变活动》，《历史教学》1985年第4期。
(106)邵铭煌：《激情过后：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转变与历史作用》，载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894页。
(107)丁贤俊：《论孙中山与伍廷芳》，《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李学智：《辛亥革命中的伍廷芳》，《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伍福佐：《伍廷芳在南北议和中的斗争艺术》，《文史杂志》2000年第5期。
(108)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页。
(109)胡绳武：《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10)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薛君度：《论黄兴与辛亥革命》，载《黄兴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111)黄伟：《孙中山“让位”问题探微》，《学术界》1999年第1期。
(112)陈一容：《孙中山民元“让位”问题再认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13)李黎明：《论孙中山民元让位的思想根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5期。
(114)郑大华：《论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10期。
(115)黄玉妹：《试析孙中山退位的历史原因》，《孝感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116)王高伟、葛喜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探》，《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5期。
(117)丁健：《民元孙中山让位的共赢性》，《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
(118)载《胡绳全书》(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284页。
(119)王绍坊：《美英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0期；石荣慧：《列强对华政策与辛亥革命的失败》，《河池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邓亦武：《刍议列强对袁世凯上台的支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王晓秋：《帝国主义国家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11日。
(120)王曾才：《欧洲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 辛亥革命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75页。
(12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9—480页。
(122)杨天石：《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载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0—1980页；杨天石：《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44、347、348页。
(123)廖大伟：《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华政策及其表现》，《史林》1992年第2期。
(124)林海龙：《英国与武昌起义后的南北和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25)田剑威：《1911年，英国公使帮助袁世凯窃国》，《档案春秋》2011年第10期；邓国平：《朱尔典从政治上干涉辛亥革命探析》，《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26)王善中：《关于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三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127)王曾才：《欧洲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 辛亥革命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64页。
(128)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
(129)如何元林的《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以谋求“两个中国”为中心的考察》(《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就具体阐明了日本“两个中国”方案出台、实施及破产的过程。
(130)黄自进：《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载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2—2113页。
(131)周彦：《日本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北方论丛》1994年第3期。
(132)石荣慧：《浅析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与袁世凯的关系》，《河池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133)郭卫东：《日本帝国主义与宗社党》，《历史教学》1984年第7期。
(134)赵军译：《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
(135)严平：《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大陆浪人》，《镇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136)尹全海：《评辛亥革命时美国的“中立”政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赵金鹏：《美国政府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
(137)张小路：《美国与辛亥革命》，《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
(138)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139)赵入坤：《德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40)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七编 辛亥革命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03—1104页。
(141)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的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
(142)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143)《逊位诏之详细斟酌》，《大公报》1912年2月9日；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经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8页；《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申报》1912年2月22日；叶恭绰：《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文物供应社1953年版，第62页。
(144)逯耀东：《对清帝退位诏书几点蠡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74年第6期。
(145)吴讱：《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图〉》，《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146)杨天石：《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70页。
(147)周言：《〈清帝逊位诏书〉的台前幕后——评高全喜〈立宪时刻〉》，《书城》2011年第12期；庄小燕：《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文史月刊》2010年第12期。
(148)张耀杰：《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文史参考》2012年第4期。
(149)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50)［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15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131、138页。
(152)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4页；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3—884页；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153)余同元主编：《清朝通史》(光绪宣统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749页。
(154)［英］丁乐梅著，陈红民等译：《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155)［日］有贺长雄：《革命时期统治权转移之本末》，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22页。
(156)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7—138页。
(157)高全喜：《作为“光荣革命”的辛亥革命——重新诠释〈清帝退位诏书〉》，《文化纵横》2011年第3期；《立宪时刻：论〈清帝退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8)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下的清帝〈逊位诏书〉》，《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59)徐炳的《引言：大革命与大妥协》，《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60)支振锋：《为什么重提清帝〈逊位诏书〉？》，《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61)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62)陈欣新：《跨越政体的权力和平交接》，《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63)翟志勇：《透过〈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看清帝〈逊位诏书〉》，《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64)魏建国：《新叙事模式下的清帝〈逊位诏书〉研究及其启示》，《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65)章永乐：《“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主权连续性》，《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66)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167)郭绍敏：《大变局：帝制、共和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清帝退位诏书〉的宪政意涵》，《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
(168)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69)王名烈：《宪法与条约及优待条件之形式的效力》，《法政学报》1918年第2期；周鲠生：《清室优待条件》，《现代评论》1924年第1卷第1期；王世杰：《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现代评论》1924年第1卷第2期；马叙伦：《清室优待条件之我见》，《晨报六周纪念增刊》1925年纪念增刊。
(170)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9年版，第218页；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页。
(171)罗澍伟：《辛亥革命时期优待清室条件的产生及其评价》，《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72)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73)王树才、刘敬忠：《也谈〈清室优待条件〉问题——兼评溥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傀儡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74)常书红：《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50页。
(175)杨天石：《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71页。
(176)此日记本为溥伟私人所藏，后张篁溪得之于溥伟，经节录后，纂成《清室让国始末记》，曾发表于1951年5月25日《进步日报》。参见《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177)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401页。
(178)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36—339页。
(179)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77—78页。
(180)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181)值得注意的是，黄兴涛曾呼吁关注各派人物对于共和观念的认知，认为革命派和立宪派、改良派并不是自始至终的完全对立，他们不仅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还有共同的思想关怀。这对于深化学界对“清帝逊位”问题的探讨颇具启发意义。载《〈辛亥年〉新书发布会——祝勇对话黄兴涛》，http://www.iqh.net.cn/wenhua_llqy_show.asp? column_id=9311。
(182)如傅国涌的新作《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就不满足于以往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从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出发，试图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真正逼近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