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权威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政治日益社会化的变迁中，政治权威的形成和维持越来越有赖于社会力量的性质及其结构序列。社会力量的性质、作用方向、作用方式及其力量对比状况，社会利益的分化、冲突及其组合状况等，已经日益成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反过来，政治权威又依其特有的公共性和调控性特征，集聚和改变着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力量对比关系。政治与社会的这种互为建构特征表明：任何类型的政治权威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认识这一基础是形成和维持政治权威的理论前提。
一、政治权威及其社会基础的一般性界说
权威和权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界定，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是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注：汉斯·格思、赖特·米尔斯合编：《马克斯·韦伯论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64，第180页。 ）。而权威则是“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施加影响的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注：[美]D.P.约翰逊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第279页。）。很显然， 权力是一种“强迫性控制”（注：[美]邓肯·米切尔主编，蔡振扬等译《新社会学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2、23页。），而权威则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因此，权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物质性力量，它借助暴力的、奖惩的等各种手段，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和结果，使他人的行为符合于掌权者自己的目的，并且，无论权力的作用对象是否同意，权力主体都有一种强迫其服从的冲动和能力。而权威则主要是一种精神性力量，其作用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它主要借助掌权者的威信在公众情感、信仰等方面的影响作用来发生作用。它是以自觉自愿的服从为前提的，具有一定的认同性。从权力和权威的简单对比中，可以看出权威所应有的含义和特征：即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影响力。它具有认同性、合法性和自愿服从性的特征。而权威的合法性“归根到底是个信念问题，这种信念关系到权威在其中得以运用的制度体系的正义性，关系到运用者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充任权威角色的正义性，关系到命令本身或命令的颁布方式的正义性”（注：[美]邓肯·米切尔主编，蔡振扬等译《新社会学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2、23页。）。由于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因而，权威总是表现为一种令人信服的权力和威望。
政治权威是一种公共权威，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的政治管理主体地位得到了社会力量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表现出的对政治管理客体的制约能力。它除了具有一般性权威的认同性、合法性、自愿服从性等特征外，还具有公共性和合法的强制性的特征。和一般性权威一样，政治权威的深厚基础也在于它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力量确信某一政治权威建立在正当性基础之上。
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对政治权威社会基础的解释，重点是要说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即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围绕着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洞察：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治权威的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受经济关系决定和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切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由于政治权威属于剥削者阶级所拥有，被剥削群众与这种政治权威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因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政治权威，总是为这种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权威披上神秘的或神圣的外衣，从而使被统治者确信这种权威的正当性，专制社会的“君权神授”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主权”等学说就是其典型代表。而当剥削阶级占主导的社会被消灭以后，对社会的统治权转移到了人民手中，实现了人民的主权地位，政治权威属于人民所有，服从政治权威就是服从人民自身。因此，只有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权威，政治权威也才有了合法性的基础。而这一点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变革，也有赖于社会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
另一位对政治权威及其社会来源作出经典贡献的思想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后，西方国家对此问题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遗产有关。韦伯认为，政治权威与合法性有关，“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注：于海著：《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它被人们认为其统治具有“正当”理由时才为人们所服从，从而具有合法性。而所谓的正当性，实际上就是指对某种合法秩序的信念以及行动受这一信念支配的可能性。韦伯根据这种正当性信念将政治权威分为三类并分别论述了其不同的社会基础。一是传统型权威。这类权威依靠“人们对古老传统的神圣性以及实施权威者的合法地位的牢固信念”（注：[美]D.P.约翰逊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第282页。）。 它来自于自古就流传下来的神圣传统，人们对此类权威的服从是遵循世代相传的、从祖先那里承继下来的神圣规则。这类权威主要存在于传统社会中，它是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不高、社会相对封闭、社会联结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宗法以及个人忠诚的社会中的产物。二是魅力型权威。它是以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为基础的。某些领袖人物被认为具有超凡魅力，因而被视为“天纵英明”。魅力型领袖及其追随者都相信他们具有天赋的神圣权力，能同宇宙中最强大最神秘的力量保持联系。由于对此超凡力量和品质的认同，因而形成了对这种权威的自觉服从。这种类型的权威多存在于社会处于“失范状态”时，在这种“失范”状态下，一方面为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创造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人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三是法理型权威。这类权威指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基础上的权威。它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权威运用者的制度体系，任职者之担任权威角色，命令（或规章）的内容和颁布方式都是符合某一或某些更一般的准则的。”（注：[美]邓肯·米切尔主编，蔡振扬等译《新社会学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2、23页。）这种权威主要存在于现代社会当中，它是现代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社会日益组织化、专门化的产物。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把政治权威看成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但两位思想家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借鉴和吸收。
二、民主社会中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从以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关于政治权威及其社会基础的思想的简单引述中可以看出：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问题所关注的主要是合法性问题，而合法性主要关系到关于某种合法秩序正当性的信念。一般来说，民主社会由于政治管理体系主要是人民意志的产物，因此，民主的政治秩序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从而使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权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多元主义理论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权力的分布是分散的，非单一的集团控制的，社会中的权力安排不是等级式的，而是竞争式的，社会中存在不少与官员有联系的集团，如商业组织、工会、政党、妇女机构、宗教组织等，它们在利益和价值方面相互冲突，彼此处在“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这些团体互相讨价还价、协商和斗争，通过竞争性的政治市场形成权威，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各利益集团的竞争来使竞争各方的利益相对得到满足，形成一种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是社会各种力量在冲突和竞争中所能找到的最合理的秩序安排。这种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各种利益集团的竞争通过选举的形式表现出来，体现了一种表面上的公平，因而很容易使不同社会集团的成员认可和接受这种秩序安排，形成对政治权威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在多元主义理论的模型中，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各种社会利益的交换、冲突和整合的产物。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是政治权威形成的主要根据。另一种解释政治权威社会基础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是精英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民在历史中是没有地位的，无论我们怎样定义“人民”这个词，历史的舞台不过是走马灯般的精英在演出。权威并不是来自于社会的基层，而是分布在一个或若干个精英集团中，精英大多出自社会中经济上的上等阶级，他们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利益和地位，并且相互密切联系，形成一个精英统制集团。这种理论否认民主社会中政治权威来自于社会下层的观点，认为即便是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中，政治权威的地位也并不取决于社会力量的结构序列及其相互关系，而是取决于精英集团本身的特性，即他们在经济上的上层地位、利益、价值、地位的一致性以及认为他们是精英的心理定势。
无论如何，对现代民主社会而言，其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无疑是最深厚的。这首先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一般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由于市场经济的运作，社会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开始分化，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为了维护和扩展其集团利益，必然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而民主政体则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将各种社会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从而使各种社会力量认可和接受民主政体的既定秩序；其次，民主的政治权威在形式上是通过选举途径形成的，它在表面上是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的一种择优机制，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因此，各种社会力量都愿意接受和认可民主社会中的统治者地位；最后，民主的政治权威还与社会中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崛起有关。关于这一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进行过精辟的论述，他把中产阶级的存在看成是维持古希腊民主政治权威的一个必要条件，而现代民主政治权威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也表明了这一点。
三、转型社会中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转型社会也叫过渡社会，它是指由传统的、农业的、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的、开放的社会的转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传统型政治权威逐渐消失、民主型政治权威逐渐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威弱化的现象。一方面，新旧两种政治权威及其社会基础不仅在相互冲突中削弱了对方，而且新旧两种政治权威在衔接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脱节现象。另一方面，在转型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人们从过去的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发展到怀疑权威，再加上社会“失范”现象的大量存在，社会的秩序和权威被动摇了。但转型社会的特殊性又要求转型社会中必须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权威。这一点对后发型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后发型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性，这就要求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发挥其导向和组织功能，而且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予以协调，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而要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权威首先必须强化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转型社会中政治权威社会基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基础的冲突性和非整合性。由于社会利益处在变动不居的分化状态，社会中的利益分化和重组过程才刚刚开始，还远未定型化。因此，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取向还很不明朗，各种社会利益交换、冲突的方式还不规范，缺乏调节利益冲突的制度化机制。加之转型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治体系要求的增加，往往使政治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威胁到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另外，在转型社会中，人们对政治秩序正当性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过去认为是正当的权威来源，由于人们参照系的改变，现在变得不再正当了，政治权威失去了其价值合理性的基础。要强化转型社会中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从而形成引导和组织社会转型的权威资源，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加快在社会转型中的体制转轨过程。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还不多见。但从长远看，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体制转轨则有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加快改革的步伐，缩短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尽早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重组社会利益方面的突出作用，使社会中各种利益要求明朗化，形成各种社会利益的分界、交换及整合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组织功能，形成契约性的社会联系，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还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步伐，重点是尽快建立社会力量与政治体系的制度化联系机制，将各种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二是政治管理主体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改善自身形象，以良好的自身形象赢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管理主体自身的效率低下、腐败等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政治管理主体的权威地位，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政治管理主体的认同。因此，政治管理主体加强自身建设也是扩大其政治权威社会基础的重要步骤。
四、强化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尽管就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而言其社会基础不尽相同，甚至还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我们仍能从人类的政治实践中找到一些强化政治权威社会基础的一般性途径。主要有：
1.培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一定的政治权威总是与一定的阶级统治相联系的。任何类型的政治权威都有赖于某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撑。没有这种社会力量的支撑，就谈不上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一定社会的政治权威，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这首先体现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意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决定着社会政治生活的运行方向，而政治生活的方向关系到政治权威的巩固。因为社会政治生活就是围绕着以政权体系为依托的政治权威展开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定政治权威的巩固和完善，因此，政治权威必须将自己赖于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利益维护好、发展好，这样，政治权威就有了强大的支撑力量。
2.协调社会中不同集团的利益。社会的发展必然引起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如果听任利益的分化和冲突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必然会威胁到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因此，以国家政权为依托的政治权威必须根据自身的根本利益来协调社会中不同集团的利益。要在维护和发展自身所代表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实现各集团利益的平衡。还要建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与政权体系的制度化联系渠道，把各种社会利益尽可能地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使社会利益集团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转化为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3.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由限制人们行为一系列规范构成，它主要包括社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生活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体现在社会的法律、道德及习俗等规范中。政治权威的巩固与完善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在一个法纪废弛、道德水平低下的社会中是很难巩固政治权威的。政权体系必须承担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对于破坏既定秩序和行为的现象要坚决予以制止，从而体现政权体系的力量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对政权体系的认同和支持。
4.重视政治社会化过程。政治社会化指个人通过对政治文化的学习过程，形成、维持和改变政治文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是将个人培养和训练成为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为特定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的社会成员。因此，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社区等的作用，向社会成员传授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知识等，培养合格的政治角色，获得理想的政治人格。只有社会成员形成了对特定政治权威的认同和服从意识，政治权威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