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语言学与当代语言学的学术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当代论文,神经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神经语言学：语言学的当代形态
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在。学术自其产生之日起，作为人类文化活动之一，就处在不断的创新之中——尽管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创新速度的快慢和成果的大小可能有所不同，可以说，学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是人类本质的外化要求。
学术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的形态有可能是在学术原有的体系内，在方法、观点或理论上的局部创新，也有可能是综合性集成创新，这两种创新因其与原有学术的联系有章可循，往往是学术共同体乐于接受的；还有一种创新是所谓原始创新，由于原始创新的成果面貌与原有的学术体系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了，甚至否定了原有的学术体系，因此原始创新往往表现为“离经叛道”和“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通常表现或揭示了新的科学方向，往往会发展为新的学说、学派甚至学科，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也不例外，一部语言学史就是语言学学术创新的历史。在早期语文学漫长的历史阶段，语言研究的目的总体上说是为“解经”服务的；到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视野转移到语言的亲属关系、谱系分类和演变规则上，其研究目的虽然接近了语言本体的研究，却仍然不是研究语言本身；索绪尔（Saussure）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向前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性一步，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从此人们开始“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索绪尔，2009:323），将探究语言本体作为语言研究的目的，语言学由此进入现代阶段；生成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继续，从根本上说生成语言学仍然是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不过乔姆斯基（Chomsky）敏锐地发现，人类的语言行为是描写不尽的，他的研究兴趣在于探讨语言能力，即存在于人脑中的语言知识系统——普遍语法。在生成语法学的晚近表述中，作为人类生物天赋一部分的语言能力（FL，faculty of language），其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是基因的表达，在经验的触发和成形作用下，逐渐发展为某种特定的语言，如汉语、英语等（L），无论L的面貌如何，语言其实都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而这种递归程序在大脑中是通过神经元构成的回路实现的（乔姆斯基，2002）。显然，从描写语言行为到解释语言能力是现代语言学的一大进步。其间，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无不经历了与当时主流的学术共同体“血雨腥风”的战斗，才在各自时代确立了自己的主流地位。
当语言学研究以描写语言行为为目的发展到以解释人类语言能力为目的时，就走上了认知科学的道路，语言神经机制和脑功能成为其重要的研究领域，最终形成了跨学科的神经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集语言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为一体，研究语言习得、生成和理解的神经机制，研究大脑如何产生、接收、存储和提取语言信息，从而探讨脑和语言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当代科学各学科门类交叉综合的发展态势，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前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充满活力的未来（杨亦鸣，2002:序）。
神经语言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861年，法国神经学家布洛卡（Broca）通过对失语症的研究，发现人脑左半球第三额回与言语生成有关，明确了语言行为与脑区功能的关系。20世纪中叶前后，卢利亚（Luria）、雅柯布逊（Jakobson）等神经学家与语言学家之间在学术上的有效沟通开始建立，促使神经语言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后，以生成语言学的诞生和新的无创伤神经科学技术的诞生为标志，神经语言学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有意思的是，神经语言学与当代主流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旨趣完全吻合。乔姆斯基就认为脑和语言关系的研究才真正涉及语言能力。他始终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为语言系统及语言系统的使用提供物质基础的生理机制是什么（Chomsky，1997:8，19）？因此当神经语言学成为显学，走进当代学术前沿时，乔姆斯基对神经语言学给予了极大的期望，甚至认为没有任何原则性的方法可以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区别开来，这正如没有原则性的方法能将化学与物理化学区别开来一样，有关语言研究的部分是人类生物学的一部分，可以称为“生物语言学”（斯特尔梅、乔姆斯基，2003）。乔姆斯基（2006：535）甚至直言“‘生物语言学’的方法是现代语言研究的核心方法，至少我看是如此。”上述看法说明了当代形态的理论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的已合二为一了。
不仅是形式学派，功能和认知学派的语言学理论实际上也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迹，走向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比如Lamb在20世纪最后十年致力于大脑神经科学的学习，将其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升格”为神经认知语言学（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悉德尼·兰姆，1999）。Lakoff和Feldman在20世纪末也开始研究语言的神经理论（neural theory of language），他们通过构建概念和语言结构的详细的计算神经模式，试图解决如何从神经元中计算出思维和语言，并且预言下一个突破将是语法的神经理论（参看Sowa,1999:631-634）。
综上所述，目前神经科学关于人和动物的感觉、运动、本能以及心智行为均源于神经系统的功能这一重要假设，已经被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这两大当代前沿科学所认可，并联手开创了更为广阔和前沿的认知神经学科群，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或可直接称为神经语言学（不过严格说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的，参看杨亦鸣、刘涛，2010）。作为认知神经科学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语言学的当代形态。
一方面，神经语言学与当代语言学的联系在于神经语言学与当代语言学理论一样，其学科性质都属于基础学科。就研究目的而言，都是为了获取和发现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语言能力的生物基础，符合语言学理论的目标追求。就研究内容而言，都可以从语音、语义、词汇、语法、语用、语篇和文字等层面展开；每个层面还可再细分，如语音既可以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研究大脑如何从听觉信号中提取语音，大脑如何将语音和噪音分离开来，也可以从音系学的角度研究大脑如何辨别有意义的语音和无意义的语音，语言的音位系统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和加工的；当然也可以将各个层面综合起来研究，如人脑中音和义如何结合成语素，构成词，如何储存和提取这些词，如何组织词语构成句子形成语篇等等。因此神经语言学尽管是由学科交叉形成的，可以称之为交叉学科；尽管它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称之为应用语言学；尽管它需要做各种高端的实验，可以称之为实验语言学，但在本质上仍属于基础学科，其研究的宗旨仍然是语言的本质，研究的本体仍然是语言，因此，神经语言学在理论思辨上的要求不亚于理论语言学，而且它必须以理论语言学为基础，凡是理论语言学所关涉的各个方面，包括索绪尔时代之所谓的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或现代之所谓形式语言学和非形式语言学，比如句法和语用甚至文字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神经语言学与传统的语言学在形态上也呈现出显著的不同，这不仅仅体现在神经语言学在研究目标方面更偏重于探讨语言能力的神经基础甚至是语言的生物本质；也不仅仅体现在神经语言学在研究范围方面更加关注语言行为的主体，既研究正常人的语言机制，也研究聋哑人的语言机制，甚至包括对失语症患者、帕金森病患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等语言受损情况的研究；最根本的不同是在方法论及研究范式上。从方法论方面看，神经语言学提倡语言学的理论假设与神经语言学的实证研究相互论证的研究方法。因为从实验科学的角度来看，围绕语言的研究所形成的各种理论，都还是一种假说，这些理论与人类大脑中的语言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是需要神经科学和脑科学来验证的，“比如乔姆斯基最简方案提出语言的装置包括词库和演算系统，乔姆斯基虽然倡导对语言神经机制的探索，但他本人的研究方法多半还是理论上的演绎，尽管好的理论应该是科学的、有预见性的，但人们仍不免为乔姆斯基捏了一把汗，因为如果人脑中没有词库系统，所谓名词、动词在人脑中根本就是不可分的，那么乔姆斯基理论的科学性将大打折扣，这是不言而喻的。”（杨亦鸣，2007）从研究范式上看，神经语言学是一种在线（on-line）的研究，无论是通过对失语症患者临床实验研究，还是利用ERP、fMRI等高时间、空间分辨率的高科技手段对正常人的实验研究，神经语言学都是在语言加工过程中通过实验来进行研究的，实验的结果、结论或提出的模型和讨论都应该以实验数据为基础，所有的数据原则上是可以通过重复实验得到的，所得到的理论和原则都应该能够被证伪。
当然实验的设计和验证不能脱离理论本身，甚至要在理论指导下进行，通俗地讲，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实验，有什么样的理论水平就有什么样的实验水平（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看，还没有这么简单，不过这样的表述一般已足可以强调理论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的关系，即语言理论既是神经语言学的基础，又要对其提供指导），理论也由此实现螺旋式上升。因此从单篇语言学论著来看，有的属于理论语言学，有的属于神经语言学，但从当代学术整体把握来看应该把理论语言学本身看作是神经语言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神经语言学是理论语言学的高级形态，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是语言学的当代形态，它包含了理论语言学的内容，又有脑科学实验的内容。
2.神经语言学：对当代学术创新的贡献
纵观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持续不断的学术创新不仅促使语言学自身的研究形态不断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也推动了人类其他科学和学术的发展，语言学对人类科学和学术的贡献力及所占份额相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要大得多，其中贡献最为显著的首推神经语言学。
21世纪是脑科学的世纪，美国早在1989年就提出“脑的十年”计划，后又提出“行为的十年”计划，呼吁全美的科学家集中进行脑的研究。日本在1997年提出“脑科学时代”20年研究计划，进行“认识脑、发展脑、创造脑”的宏大科学研究。不久前，欧洲也提出了“欧洲脑十年”研究计划。国际脑研究组织也已成立，敦促各国政府行动起来支持脑的研究，中国也是成员国之一。而人脑的高级功能有语言、记忆、情绪、视知觉等，其中记忆、情绪、视知觉等在动物或灵长类动物中也存在，只有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对语言的神经基础和语言的本质的研究是脑的高级功能研究中难度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所以语言的认知研究代表脑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从语言学发展的大格局来看，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从描写语言行为到解释语言能力，是一个重大进步与转折，语言能力的研究取向引导语言学向脑科学方向发展，逼近语言神经机制和脑功能的研究，而脑科学也呼唤语言学的加入，最终形成了既是语言学的学术前沿也是脑科学和神经科学学术前沿的神经语言学。
为什么说神经语言学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前沿、对当代人类科学和学术的创新有重大贡献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是神经语言学完全符合当代前沿科学学术研究的形态特征。
首先，神经语言学与当代科学向着宏观、交叉和复杂的综合集成或整体化的方向发展是一致的，新的学科和学术前沿往往突破原有的学科疆域，是由不同学科或领域的学者在广泛交流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并形成的，这些新的学科一旦形成，有些便迅即成为主流学科，规定和导引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神经语言学的形成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
其次，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既包含传统理论语言学的思辨方法，也最大限度地使用当代最新的科技手段，包括行为学和临床失语症测查方法，更包括新近出现的神经影像学（PET、fMRI、TMS等）和神经电生理学技术（ERPs、MEG）等无创伤神经科学技术，可以满足对脑损伤患者和正常人的大脑语言功能的研究。特别是事件相关脑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可以观察到正常人毫秒级的脑区电位的变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可以观察到正常人毫米级的脑区激活情况，避开了对正常人直接进行实验的伦理和技术障碍，为研究正常人语言的脑机制提供了技术支撑。不仅如此，基因技术也应用于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英国科学家Lai等（2001）研究证实，“FOXP2”基因的2500个DNA单位中的一个如产生了变异，会使它无法形成大脑发育早期所需的正常基因顺序而导致语言障碍。由于神经语言学提供了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高思辨水平和高技术含量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于一般人文、自然科学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提出了体现独立发展方向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理论，因此能够开拓学术发展的新的前沿领域，开辟新的学科流派。
最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不仅体现了语言学发展和脑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回答了语言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即语言能力和其神经基础之间的关系，对深化脑与认知科学研究意义重大，而且直接造福于人类。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对失语症的临床诊断、治疗和康复提供指导和帮助，近年来神经语言学研究领域也扩大到帕金森症、阿尔茨海默症、亨廷顿氏症、威廉姆斯综合症等其他语言障碍患者的语言能力的研究；同等重要的是，当代科学另一前沿学科群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在经历了上个世纪迅猛发展之后，已渐趋缓，其瓶颈在于智能化水平难以突破，尽管计算机乃至芯片的体积可以越来越小，速度可以越来越快，但距离人脑的智能仍然遥遥无期，计算机科学所谓的神经网络只是一个计算模式，而非生物模式，尽管神经生理学家McCulloch和数学家Pitts于1943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网络模型，但那时人们对脑的了解还是非常初步的。我们相信，神经语言学的成果可以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和认知自动化研究最大限度地模拟人脑提供参数，促进技术的进步。
第二个方面是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切实推动、深化和引领了当代科学研究。
首先，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验证和修正理论语言学的假说，使语言学理论日臻完善和科学，充分体现了神经语言学在当代语言学中的地位。比如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区分出了语言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并指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是语言中最一般的关系，它们构成了语言，并指挥语言的运行（索绪尔，2009:170,171）。这一重要的语言学理论假设在苏联著名的神经心理学家和神经语言学家卢利亚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卢利亚通过对大量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大脑皮层言语区前侧部位损伤会导致连贯性话语障碍及其组合性组织破坏，而大脑皮层言语区后侧部位损伤会破坏语言代码的各个系统，破坏语言的发音构造和传声构造以及语言的语义组织。因此卢利亚（1987:55）指出，语言的生成过程依据两种主要联系，一为连贯性话语的组合性组织，一为语言的音位、词汇、形态、句法、及语义等单位的聚合性组织。这实际上就是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而这两种基本组织形式依托于不同的大脑机制更进一步地表明，索绪尔所作的这种区分具有大脑神经基础，是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卢利亚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工作及其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评价，雅柯布逊称他为“伟大的探索者”，是“神经语言学的创始人”（卢利亚，1987:译序）。再如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早期理论将句法结构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认为主动句是深层结构，而被动句是表层结构，是经过一定的转换规则由主动句转换而来的。杨亦鸣等（1997）通过对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的主动句式和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状况的调查分析，认为皮质下结构更多地参与了句法结构的储取加工，并认为主动句法结构和被动句法结构在大脑储取中并不体现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转换关系，而是表现出一种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平行式储取机制，对生成语法的重要框架基础提出了否定。事实上生成语法后期理论明确提出基于转换思想的理论是错误的，取消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及其转换的框架。梁丹丹（2004）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其次，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脑与语言的关系，不断满足并启发人类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推动并引领神经语言学学科及相关学科持续不断地向科学前沿迈进。比如19世纪60年代法国外科医生布洛卡发现大脑左半球额下回后部负责语言表达，但是语言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不同种类的语言信息的加工过程是否存在时间顺序，一直没有统一的看法，存在着两步交互激活模型和序列加工模型两种主要观点（Levelt，1999:223-232）。Sahin等（2009）通过在3名癫痫患者大脑布洛卡区及颞区前部深部植入电极的方法，研究了语言的生成机制。结果发现词汇识别在200ms左右发生，形态编码发生在320ms左右，语音编码大约在450ms左右。此外，通过fMRI扫描，研究还发现这些语言信息的生成加工都发生在布洛卡区。因此，该项神经语言学研究不仅支持了序列加工模型，而且证实了布洛卡区在语言生成中的作用。这对于心理语言学研究和神经语言学研究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如2001年，英国科学家Lai等人首次发现FOXP2基因突变会导致语言障碍，这使得基因在语言认知中的作用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此后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FOXP2是影响人类语言获得的基因（Vernes，2006; Takahashi等，2009），发展性阅读障碍和言语声音障碍可能都是以FOXP2基因为基础的，并且还将DYX1C1、KIAA0319、DCDC2和ROBO1确定为与发展性阅读障碍相关的四个备选基因（Ramus，2006）。另外，更多的语言相关的基因在研究中被提及，例如有研究发现，第16对染色体上的两个基因（ATP2C2和CMIP）可能是特异性语言障碍的备选基因，而口吃则可能与溶酶体的酶（GNPTAB、GNPTG和NAGPA）相关（Newbury & Monaco,2010）。虽然这些基因是否为特定的语言基因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但是基因与语言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从分子水平探索人类语言神经机制的窗口。
最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不仅推动和引领语言学和科技前沿的发展，对人类的思想和文化范式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1941年，第一位真正运用语言理论来观照神经科学的著名语言学家雅柯布逊出版了《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性》（Child Language，Aphasia and Phonological Universals）一书，这部著作作为第一个可信的有关失语症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得到广泛引用。雅柯布逊从音位学入手研究了儿童语言习得和语言病理问题，发现在儿童语言中最先习得的音素，失语症患者最后丧失，儿童最后习得的音素，失语症患者最先丧失。由此，雅柯布逊认为语言音素系统的层级关系与语言的获得和缺损有密切联系，先获得的具有普遍性，后获得的具有稀少性（Jakobson，1968;92-94）。雅柯布逊总结出的这条规律在后来的神经心理学乃至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被称之为“顺行遗忘”（anterograde amnesia），即病后一段时间的记忆完全丧失，而且意识恢复后仍不能保持记忆，一过即忘，但对童年或很久之前的记忆保持完好（Scoville＆Milner,2010）。老人衰老的一个表现就是刚发生的事情容易忘记，过去久远的回忆却很清晰，其科学根据雅柯布逊雅早已揭示。再如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提出后，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由于难以实验证明，争论渐趋沉寂，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假说流传于世。近年来，一些探讨不同民族阅读障碍效应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Siok等（2004，2008）运用fMRI技术对汉语阅读障碍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执行语言任务时，汉语阅读障碍的左侧额中回有不正常的过低激活，而在英语等拼音文字系统中，阅读障碍与枕颞联合区后部和或者颞顶联合区域（比如角回等）的不正常的过低激活有关（Hoeft等，2007），这似乎提示汉语和英语阅读障碍有着不同的神经基础。Siok等人由此认为这是由于汉语和英语的书写系统不同所致，因此阅读障碍效应具有跨文化的差异性，从而证实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其实书写系统即文字与通过文字来阅读不是一回事，Siok的观点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在Hu等（2010）的fMRI研究中，直接对比了汉语阅读障碍者、英语阅读障碍者、英语正常阅读者和汉语正常阅读者在书面语词汇语义判断任务下的脑区激活情况，却发现虽然汉语和英语正常阅读者的脑区激活模式不同，但是汉语和英语的阅读障碍有着相同的脑区激活模式：汉语和英语阅读障碍组均同时激活了左侧额下沟和左侧颞上沟后部；相对于正常激活，汉语和英语阅读障碍在左侧角回、左侧额中回、颞叶后部及颞顶区的激活都更弱。这种基于统计进行的中英文阅读障碍跨文化的直接对比研究推进了之前的研究，表明与正常阅读者相比，阅读障碍受语言文化差异的影响很小，阅读障碍可能存在跨语言的普遍性，即不同语言阅读障碍者可能采用了共同的代偿机制，应该说这样的发现使阅读障碍更有临床医疗上的价值。同时也证明不同民族阅读障碍效应研究还无法证实“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虽然有关阅读障碍效应是否具有跨文化差异性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无疑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从脑机制的角度为验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三个方面是神经语言学改变了当代语言学甚至当代科学的格局，表现在神经语言学以其前沿性，吸引了不同学派的语言学生力军和诸多学科顶级科学家的参与，在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分配上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其客观标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是语言学学术刊物中涌现出了大量与语言神经机制、语言认知科学相关并深有影响的杂志，许多理论语言学的综合性刊物现在也大量刊登有关语言的认知和神经机制研究的文章，比如《语言》（Language）是以传统的理论语言学（广义）闻名于世的，但近几十年也刊登了大量与语言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有关的论文和书评，比如2010年就有《猴子的语言：关于动物语言的长久讨论》（2010.1）、《祖先的语言：人类如何制造语言，语言如何成就人类》（2010.2）、《语言进化与句法理论》（2010.3）、《影响主语/宾语不对称性的认知和语言因素：置于名词之前的关系从句的眼动追踪研究》（2010.3）、《句法和形态加工：神经认知视角》（2010.4）等。充分说明了神经语言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在语言学界活跃的状态和地位，以及在这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向神经语言学积聚的事实。
其次，国际综合性自然科学杂志甚至专门性的神经科学和脑科学杂志也刊登了大量与语言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的论文。特别是国际科学界顶尖综合性杂志《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也随着神经语言学前沿科学性质的逐步凸显，逐渐加大对语言科学的重视程度，刊发了大量与神经语言学相关的文献。以《科学》为例，21世纪头十年共发表有关语言研究、评论和报道的文章共90篇左右，相比20世纪60年代增长了两倍多，且基本上都是语言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广义）的文章，增长的动力显然来自于神经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自然》杂志在21世纪头十年也发表了与语言研究、评论和报道有关的文章接近50篇，绝大多数也都是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两种杂志的作者队伍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包括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临床医生、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甚至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他们中有些人完全是以自然科学背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却从高端切入加入到语言认知科学的队伍中来，有些人则是具有语言学背景（获得过语言学博士或硕士学位）而从事自然科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当然在作者队伍中也有以语言学研究为主或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部门任职的语言学教授，如大家熟知的乔姆斯基、平克（Pinker）等。从所刊发的重要论文中可以看出，那些自然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不仅运用当代科学手段来研究有关语言、语言习得、语言发展、语言障碍及手语等的神经机制，而且对语言学理论深透的理解和素养，包括对微观的句法或音系理论细节研磨之深令人叹为观止；而语言学家们对自然科学手段的娴熟运用和对其原理的深透理解，同样令人拍案叫绝。由于国际顶尖科学家加盟语言学的研究，使得语言学论文和著述的面貌及品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使语言学家的构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由于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家的努力，其成果不断在国际顶尖科学杂志上刊出，使他们成为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享有声誉的顶尖科学家，也改变了科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推动了语言学特别是神经语言学迅速成为当代科学研究中的核心部分。值得重视的是，神经语言学的方法似乎又出现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和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竞相被其他学科仿效的场面，在最近几期的《自然》和《科学》上已出现了两篇神经经济学、两篇神经哲学和一篇神经美学的研究论著或科学报道，这是一个信号，中国学者应该注意到并抢占学术创新的先机。
上述事实充分体现了神经语言学对语言学学术创新的贡献力，同时也体现了神经语言学对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和脑科学创新的贡献力，以及对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引领作用。
3.神经语言学：中国的现状与对策
中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与语言神经机制相关的研究，最早介入此领域的是临床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语言障碍的诊治和语言的心理表征加工，其研究虽然与语言的神经机制相关，但目标不是为了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更不是神经语言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陆续有中国的语言学家以当代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为背景探索语言的神经机制问题，研究内容涉及到语法、语义、语音、语用等语言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研究手段也开始多元化，除了对失语症进行临床神经心理测查之外，以正常被试为研究对象的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电生理学等无创性技术也开始在研究中得到应用。但总体看来，与国际神经语言学界的研究现状相比，中国还处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研究的学者和涉及的研究机构相对较少，西方国家的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高师、东京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马普研究所、意大利国际高等研究院、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所等都有大批学者从事与神经语言学有关的研究工作，而中国只有少数高校、少量学者在从事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二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水平相对较低，根据初步统计，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内大陆学者在《语言科学》、《语言文字应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外语教学与研究》、Brain and Language、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Brain Research、Neuropsychologia、Neuroimage等国内外期刊使用fMRI技术和ERP技术发表的讨论语言机制的论文总共只有80篇左右，还不敌拥有世界最严格审稿程序的国际顶级综合性刊物《科学》这一种杂志在同等时间内有关语言机制研究的发文量；而研究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的文章，十年来只有一篇发表于国际脑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重要专业杂志《脑》（Brain），影响因子为9.49，是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题为《汉语和英语的发展性阅读障碍：阅读障碍效应与语言差异相分离》（Developmental dyslexia in Chinese and English populations:dissociating the effect of dyslexia from language differences）（Hu等，2010）。三是发表平台少，国内顶级语言学杂志很少刊登与语言神经机制相关的成果，顶级的综合性学术杂志，如《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科学》也很少问津神经语言学，更没有与神经语言学相关的专业杂志。英国《自然》杂志用很多版面刊登了相当数量的语言学论文，但仍被该刊发表的一篇评论批评为：“《自然》涵盖的语言和语言学研究相对较少，这是一件憾事，因为语言学是在人文科学中最高级和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Levinson，2005）。以上的三个方面说明，中国当代优秀语言学家参与神经语言学学术创新动力不足，成效不大，更不用说对当代前沿科学的影响力和贡献力。
其实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学曾基本保持与世界同步的水平，落后主要始自20世纪50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语言学界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是实验语音学，中国语言学家刘半农在1924年就出版了《四声实验录》，用近代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汉语的声调，还在北京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创制了声调推断尺等语音实验仪器，开创了中国实验语音学研究，曾获法兰西学院之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其后，1931年王力也曾于法国完成其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赵元任也对语音录音和实验工作感兴趣，他除了写有《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样一批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经典文献外，而且早在1922年就出版有《国语留声片课本》，1927年，赵元任向国际语音协会提出采纳五度值标调法的建议。1930年，他在国际语音协会会刊《语音学教师》上发表《一套标调的字母》（A System of “Tone-letters”），创制了记录和描写声调的简单而实用的五度值声调符号（转引自赵元任，1980），1934年赵元任还建立了东南亚首屈一指的语音实验室。1944年至1947年，赵元任还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兼任声学语言学顾问，将贝尔实验室的语图仪运用于语音学研究，解决了浪纹计不能迅速而准确地获得声调曲线的平均调值的问题。赵元任还在他的《语言问题》中创造性地将信息论和控制论等新兴科学理论导入语言学（赵元任，1980:217-229）。如果我们注意到控制论的目的主要是要解决计算机如何能像大脑一样工作的问题，而这门新学科诞生的标志就是维纳于1948年出版的名为《控制论：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与通讯》（Cybernetics: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那么，我们就更会惊叹于赵元任对脑与语言信号之间联系的敏锐捕捉。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语言学家对语言学的学术创新和对新兴科学的创新是有独特贡献的。
1949年之后，中国语言学基本失去了与世界主流语言学的联系，在指导思想方面接受了苏联模式的观点，只从社会现象的角度研究语言，只把语言学看作是社会科学，排斥了其他角度的研究，与国际语言学界当时兴起的轰轰烈烈的语言学革命失之交臂。20世纪60-70年代，连之前一些较为隐蔽的运用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方法的研究也已完全停止，而实际上描写的方法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已经是落伍的了。而所谓的苏联模式在苏联本土只存在了短暂的时间，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语言学也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而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这种现象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三十年的断裂给中国语言学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局面大有改观，特别是有关汉语和境内各民族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出了大批成果。但客观地说，中国语言学在宏观设计和布局上没有瞄准国际一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理论语言学方面，以生成语法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神经语言学起步缓慢，20世纪80-90年代，其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与国外相比堪称寥若晨星，至今也未形成规模。其实生成语言学在西方语言学界并不是没有反对之声，甚至可以用“派别林立”来形容反对生成语法的学派，但这些“林立”的反对学派加起来也不敌生成语言学的力量和规模，而且这些学派是变动不居的，生成语言学则是一直稳步发展，尽管其形态一直在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任何一个语言学派别或语言学者不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都必须深刻理解生成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作业方法，因为即使反对者也往往以生成语言学为参照系，其严谨的科学方法已成为语言学系学生基本的学术素养的训练。而神经语言学与此前的新兴语言学流派相比，由于切入到当今科学界最重大前沿研究领域之一的脑科学，运气要好得多，受到来自语言学界和整个科学界的热捧，发展极其迅速，基本上没有受到原有学术共同体的排斥和阻碍。
但它们在中国的发展为何如此困窘？这当中有很多因素使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中国大陆地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系，语言学的内容是在中文系或外文系作为部分课程来安排的，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国际规范，即使是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像一般大学的物理学系、化学系、经济学系那样，在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方面基本上有一个国际参照，课程设置显得随意、肤浅和零碎，形式语言学基本课程如句法学和音系学以及语言学系学生必须掌握的生物学基础和计算与统计学基础等，许多学校无法开设，学生没有受过现代语言学的训练，只好选择传统一些的语言学方向来学习。二是由于三十年语言学学术传承的断裂，中国语言学没有走完结构主义语言学应该走完的道路，并及时经受以转换生成语言学为标志的语言学革命的洗礼（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从而迈入由描写语言现象发展为解释语言能力，并及时切入到语言的神经机制和脑功能研究的神经语言学的发展道路；相反，由于闭关锁国，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受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语言学模式的影响，往往会集体无意识地只认可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学只能作为社会科学来研究，拒斥对语言的递归性和生物属性等科学本质的研究，因而导致中国语言学错失进入国际一流水准的机遇。
由此我们应该承认，以中国语言学对语言学学术创新和对国际前沿科学的贡献力来看，纵向地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语言学相比是退步了，横向地与当代国际语言学现状相比是落后的。但是，机遇仍然存在，神经语言学对语言学学术创新和对生命科学、脑科学等国际前沿科学创新的贡献力远未达到峰值，整体来看还是处在初级阶段，上升的空间非常辽远，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深挖中国语言特色之宝库，开创性地开展神经语言学研究，我们就有可能在语言神经机制和脑科学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中国的神经语言学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到21世纪头十年间，毕竟已经艰难起步，具备了参与竞争的基础。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神经语言学怎样奋起直追，迅速崛起？
首先，国家层面要加强规划，重点支持。中国作为国际脑研究组织成员国之一，应该积极支持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界重大前沿研究领域之一的脑科学的研究，目前神经语言学还没有国家级的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尚无一家同时拥有fMRI、PET、ERP等大型仪器设备并能够正常操控和使用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团队，这与国际一流研究机构差距甚大，类似这样的研究机构在美国和欧洲有数十家之多。最近江苏省每年拿出十个亿支持优势学科建设，拟在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江苏省重点实验室支持装备价值两千万的fMRI设备，可望在国内神经语言学研究重装备上稍作弥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年来一直注意对神经语言学的支持，但措施还需完善，力度还需加大。不过近年来有新的亮点呈现，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次设立与神经语言学相关的课题，国家科技部在新近发布的“973项目”2011年的指南中，“语言科学”也赫然在列，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在生命科学领域将语言科学列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其次，要加强神经语言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和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建设。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决定了其跨学科的研究特色，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注重学科交叉，培养通晓语言学、神经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要吸引和凝聚各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到神经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来，语言学背景的研究者在语言材料的把握和理论分析上具有优势，心理学、神经科学、影像学、统计学背景的研究者在病例收集、实验设计、仪器操作、数据处理等方面具有优势，相互之间若能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借鉴，一定能在语言与脑的关系上做出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成绩。但是也要特别注意这种跨学科的合作并非仅仅是语言学概念与神经科学研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之间的简单结合，Poeppel & Hickok（2004）的观点非常正确，他们认为更深层次的要求是需要相关学科摆脱本学科知识的相关限制，走近其他学科的研究，将不同学科的观念进行大胆整合，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关于语言与脑关系的统一性的明确解释，这些解释是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神经生物机制方面研究成果有机融合的结果。
再次，要坚定不移地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发挥后发优势。我国的神经语言学起步晚了一些，目前要在关注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动态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的同时，关注分子生物学与脑和认知的关系。神经语言学的发展走向已经呈现出：语言行为的研究——语言与脑功能和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语言的脑功能结构与细胞分子生物学之间关系的研究。Ramus（2006）通过对基因、人脑和认知关系的讨论，阐述了认知科学未来的研究方向，认为遗传基因学在认知科学未来的研究中会占据突出地位。他认为神经科学是对认知科学的变革，而遗传基因学将会是认知科学中的下一个革命，在对人脑的研究中遗传基因学将会超越神经科学。遗传基因学在最深水平上为连接认知与大脑提供了新的良机。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并准备从事下一场语言学革命：基因语言学或分子语言学。
最后，要勇于创新，摒弃浮躁。神经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至今还没有一本公认的教科书。目前所观察到的都还只是沧海一粟，与真正的语言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的运作还相差很远，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语言处理过程中细胞与分子是如何活动的，不知道环绕在细胞及其周围的化学环境是如何对语言处理起作用的。因此从事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必须不断探索，勇于质疑和否定，不仅要质疑和否定别人包括那些学术权威，也要勇于否定自己，后者对于一个在一线具体从事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当新的技术手段使用之后，原有手段得到结果就可能需要矫正甚至放弃，过于敝帚自珍，就是故步自封，甚至与新的发现擦肩而过。比如神经语言学早期根据失语症所厘定的一些脑区的功能，在无创神经影像学技术发明之后，就发现正常人的相应脑区并没有那些功能。神经语言学的这一特点类似生成语言学，可能会遭到一些人诟病，但是只要坚持科学精神，就不会影响其自身的发展。这里也希望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能对神经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支持的环境，神经语言学在中国的境遇与国际学术界相比还是有着微妙的不同，尽管总体来说得到多方的支持，但仍然时现天花板效应，研究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另一方面，神经语言学由于其学科的前沿性，吸引了一批有学术眼光的高校和学者组成相关团队探索语言的神经机制，但有的研究者急功近利，知识储备不够，甚至不具备基本的神经解剖学、影像学、电生理学、统计学和失语症学的知识或当代理论语言学知识，致使问题百出，有的实验设计不合理，与研究目标不匹配，数据处理有误，甚至造假，没有问题意识，也不解决任何问题，严重影响了神经语言学的学术声誉。因此必须摒弃学术浮躁与浮夸，更不允许学术不端、学术造假。要下大力气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既要有胆有识，敢于创新，又要稳扎稳打，切实推进。如果每一个学者都能从学术规范做起，那么，神经语言学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就能够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学术创新，体现出神经语言学对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和脑科学创新的贡献力。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江苏省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刘涛、沈兆勇、于亮、刘俊飞、马鹏举，以及一些研究生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进行了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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