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波兰的散文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兰文学的历史背景，在80年代上半期，是个不利于小说创作的时期。一方面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团结工会”的诞生，不受书报检查制度控制的报刊和出版社的发展，1981年12月实行的战时状态）将“虚构”的文学品种置于尴尬的境地，由于这个缘故，在1980-1986年间占统治地位的是文献记录类的品种，而小说创作却处于明显的萎缩状态。军管时期的政权不允许最轻微的批判，由他们创造和统治的现实不能有弱点。结果文学的基本任务，即说真话，便危险地接近于说实话，作家独立性的首要条件，即保持批判的精神，便带有派别的色彩，简单化了的价值标准使得被认为是高尚的文学却并不一定是杰出的文学。
1986年左右出现了首批变化的征兆，其表现形式是对记录文献品种的兴味降低，回归小说形式，出现恢复社会批判的首批信号。然而，1989年共产主义在波兰垮台后出现在自由生活层面上的文学，既没有提出自己的新鲜品种，也没有对一个结束了的历史阶段作出诊断，更没有抓住新生活规律性的概念。所以说，从2000年的视角来看90年代的散文创作，它表现出的特点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非常传统，与其说是创造新品种，不如说是改造旧品种。再者，90年代的文学对历史表示冷淡，它回避历史而逃进神话与怀旧之中。
寻找有关世界的真理
在90年代，诚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品涉及波兰那些困难的题材，诸如令人难以忍受地纠缠在一起的波兰－犹太的历史，古拉格群岛波兰囚徒的命运，极权主义时代社会的英雄行为，盲从和卑鄙无耻。可以说，波兰当代社会——如同西欧的社会一样——陷入了温和的狂躁，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其中也包括屈从于“标新立异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社会不仅需要记住深远过去的散文，同样也需要展示历史发展机制的散文。玛格达莱娜·图拉（注：马·图拉(1955-)，作有长篇处女作《梦与石头》(1995)，她的长篇小说《在红色中》，获1999年尼刻奖。）的长篇小说《梦和石头》以及《在红色中》很好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位女作家在后一部小说中展示出了一个——表面上很遥远，但就其实质而言跟我们的世界一样的——小说世界，这个世界在实现着当代历史的许多基本真理：这就是人对生活最普遍的构想（例如渴望夺取女人、财富、影响），自然也就形成了集体的历史（社会阶级的产生、战争的爆发、货币的流通）。
摧毁英雄侨民的神话
90年代的波兰散文创作对过去持批判态度，而且极其坦诚地修正各种神话。七八十年代的种种神话（例如论及波兰的爱国主义、诚实、英雄主义等等）是波兰社会意识生动的组成部分。这些神话有助于抵抗极权主义，同时美化现实，但也远离现实。散文在寻找有关世界的真理的同时，采取了非神话化。首先反对对侨居国外的波兰人的生活作理想化的想象。
在更早时期的波兰文学中，已有许多杰出的作品批判地描绘侨居国外的波兰人。这些作品利用——有时是程式化的，有时是真实的——侨民的生活细节，以展示浓缩的波兰性，创造这种波兰性是为了显示一下，起一种抵御外来性的防护铠甲的作用，但是这种波兰性同样也阻碍了波兰人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小说，在同这种波兰性进行决斗的同时，塑造的形象具有无比荒诞的特点，它揭去了一层层假面具。
90年代的作者只是部分继承了自己先辈的批判遗产，因为他们攻击的基本对象已不再是波兰性的模式，而是对于侨居国外生活的天真想象的总汇。在社会主义的波兰生活越是难熬（而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苏联……多半也是如此），那么人们描绘的西欧、美国、加拿大以至澳大利亚的生活画面就越具有辉煌的色彩。
80年代仍在继续的离开波兰的移民浪潮，由于这样一些神话而一浪高过一浪，尽管他们也是被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不断增长的贫困和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制逼跑的。神话使幻想人格化，也使现实神秘化，因此90年代的文学采取了摧毁这些描述幸福、富裕、尊严的侨民生活的神话。由十几本书组成的反英雄流放史诗，讲述的是领略过侨民生活苦涩真相的人们的经历。这些作品展示的是：卑贱的谋生侨民们最肮脏的工作，他们往往为了一点少得可怜的钱而舍弃崇高的原则（雷德林斯基的《挣美元》和《耗子波兰人》）；扮演殉道者角色的看风使舵的政治滑头（卡奇马尔斯基的《带有骗子的自画像》）；刚入籍新祖国的贪婪、精神堕落、内心空虚的公民却侈谈“热爱”自己前不久的同胞（克瑞什托夫·扎乌斯基的（注：克·扎乌斯基(1963-)，侨居德国，主编和出版文学季刊《联邦大街一号》，《博登三连幅画》(1996)是他的处女作，1999年发表长篇《波侨医院》。）《博登三连幅画》和《波侨医院》）；还有迷失的青年，他们无缘无故离开国家，侨居异域过着无目的苦闷生活（鲁德尼茨基的《可以活着》；彼得·谢米翁（注：彼·谢米翁(1961-)，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法学博士，英美文学翻译家，长篇小说《低地牧场》作于2000年。）的《低地牧场》）。从这些作品中展现出我们文学迄今所创作的最不光彩的波兰人肖像。
摧毁波兰人－爱国者的神话
90年代创作的另一组题材，是清算反共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成员在1989年的政治胜利之后，时不时罗列自己光荣的过去。
耶日·皮尔赫（注：耶·皮尔赫(1952-)，小说家，作有长篇小说《通奸妇清册》(1993)、《另一种精神享受》(1995)、《狐狸洞里的独白》(1996)、《一千座和平的城市》(1997)等。）的《通奸妇清册》是对80年代波兰意识神话的最重要的一次清算。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展示了“战后状态时期”波兰的荒诞悲剧——生活被庄严的爱国责任和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被历史悲剧的慷慨激昂和庸俗的正常生活撕裂成碎片。那个时期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又没有勇气（或者是没有可能）去表现英雄行为。他不想去斗争，与此同时又不能正常生活，清谈便成了他的一种妥协方式——抑制不住的连篇废话，取代了实现英雄行为的需要，同时也带来一份使普通的（也是不正当的）思想和行为变得崇高的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皮尔赫笔下的饶舌鬼以一种风格编造自己没完了的故事，从回忆波兰民族殉难到回忆自己大学时代的种种桃色事件，征服女性的成就，从描述同极权主义作斗争的场所到描述自己好酒贪杯对酒精的思念，两种闲扯彼此互不干扰。
摧毁无缺陷民主的神话
在90年代的波兰散文创作中，批判矛头同样也指向了转折时期波兰的社会意识，各种可以理解、虽说难以实现的神话贯穿了这种意识；波兰人幻想公正的资本主义、稳定的民主和合理的分等级文化，幻想存在一种尽管有市场竞争仍能保持人和人之间团结友爱的社会，幻想善取得胜利，而同时也幻想英勇的警察，他们总是表现得比恶更强大。那时出现一系列小说，揭示在野蛮的自由市场经济冲击下，共同体的一切联系如何断裂；社会如何陷入分化、争吵，小党派层出不穷的政治躁狂；那些装腔作势的伪君子和奸诈的人物如何创造了新经济表象，也有作品重在揭示社会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如何选择犯罪作为生存模式和夺取金钱的道路（安德热伊·斯塔休克（注：安·斯塔休克(1960-)，诗人、小说家，作有诗集《希伯伦城墙》(1992)、《情诗和非情诗》(1994)，长篇小说《加里西亚的故事》(1995)、《白乌鸦》(1996)等。）的《九》）。90年代散文创作的社会兴趣的综合结果是涌现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新兴阶级的形象，这个形象绝对是反面的、讽刺的，几乎是黑色的。这个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正逐步认清自己的生活目的（财富、影响、权力、高贵的身份），并且选择黑手党的方式去赢得这一切。
90年代波兰散文创作感兴趣的新的对象是“小社会”，也就是家庭；在几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们对家庭的关系、等级、教育模式，对模式理解的谬见，以及教育的实践的和外伤的结果，都进行了不错眼的观察（伊丽莎白·菲丽皮亚克（注：伊·菲丽皮亚克(1961-)，作有短篇小说集《死亡和螺线》(1991)，长篇《绝对健忘症》(1995)和散文集《蓝色的兽笼》(1997)。）的《绝对健忘症》；金加·杜宁的《禁区》、《瞎火》）等。
创造神话
在最近十年的散文创作中，与摧毁种种波兰神话的作品处于相反一极的是对过去理想化、带着怀旧情绪看待过去的作品。他们的作者在构筑神秘气氛、召唤神话幽灵的同时创造了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也是各种来源的传说、史诗和神话的混合物。他们自由地利用种种崇高的文学传统，诸如史诗、古代神话、民间传说。这些表现手段服务于他们展示一切人生经历——童年、成熟期、初恋、“小祖国”（即：家乡）。但他们主要是构想与当代处于明显对立地位的世界。这个流派的长篇小说经常出现在保存作者对童年时代理想化的回忆的神秘国度里，或者是作者记忆中的老祖父所讲的故事的神秘国度里。小说里的空间——与今天贫瘠的土地、城市的荒园或大都会的丛林处于对立的地位——每个片段都充满了意义，对自己的居民都赐以微笑，每一片土地都是自家的、美好的，浸透了内在的秩序，对人及生活都是善意的，使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下列的一些小说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天地：斯泰凡·赫文（注：斯·赫文(1949-)，作有长篇小说《粗暴的人》(1995)、《埃丝特》(1999)。）的《某个玩笑的简短故事》和帕维尔·胡埃尔莱的《韦伊塞尔·达维德克》中的格但斯克；耶日·皮尔赫的长篇小说《一千座和平的城市》中的故乡的村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注：奥·托卡尔丘克(1962-)，女作家，作有长篇《书中人物旅行记》(1993)、《E.E.》(1995)、《白天的房子，夜里的房子》(1998)。）在《太古和其他的时代》中想象的普拉维耶克（意为古）等。
被作家们保存和固定下来的这些自家的“小祖国”中的大部分，在过去由于历史原因而支离破碎，今天对于“小祖国”的威胁已不再是来自外部的历史，而是在单个人身上沉睡的狭隘偏执。最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的恐怕要算斯泰凡·赫文的那些长篇小说了，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格但斯克（《粗暴的人》）和20世纪初的华沙（《埃丝特》）为例指出，在多种族的集合体中，彼此有多少差别便有多少仇恨。
但是，相反的态度，即宽容，却成了威胁当代“小祖国”的力量。差别的增长、多种族性、在一个空间聚集许多不同性，与其说是有利于宽容，不如说是有利于漠不关心，不是巩固共同体，而是导致它分裂成单个的个体。
传记文学的挑战
传记写作成了90年代真正的文学时髦。这是一种有关成熟过程、有关跨过成熟的门槛、有关抛弃天真无邪状态进入罪恶和体验人生滋味阶段的叙述。在波兰最近时期的散文创作中介绍的模式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在第一种模式中，充满了自传性的成分，深入到教育小说的传统，以展示戏剧性的——经常是由于政治而加速了的——成熟过程。这种模式的成功和防止履历碎裂为个别阶段的惟一力量，是作者拥有的无限制地回归到过去的时间的文学才能。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在这些作品中最富有认识价值的应是斯泰凡·赫文的《某个玩笑的简短故事》。这部自传体随笔是尝试叙述回归童年的国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格但斯克——的作品。赫文重新用儿童的眼光将自己的童年作为依次揭开时间层面的过程展示出来，这些层面都是由格但斯克的现实构成的。逐步被儿童揭示出来的构成这个现实的是不同的文化（德国的，波兰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新教的，天主教的），还有彼此对立的美学（斯大林式的，希特勒式的，市民的）。儿童叙述者在将它们进行对比的同时，发现了自己没有先入之见的同世界交往的方法，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左右这样的交往。因为那种接触的结果便是发现能抵抗思想意识－审美的巧妙操纵的惟一场所。这是一种真正的美，即让人自得其乐。正是这种从童年带来的功夫，解读现实的艺术，允许成年的作者退回到过去随便哪个时期，同样也允许保持孩子式的对世界表示惊诧的能力。
第二种介绍的模式是更明显地虚构的模式（玛露埃拉·格雷特科夫斯卡（注：玛·格雷特科夫斯卡(1964-)，女作家，以长篇《我们在这里是侨民》(1991)登上文坛，此后还作有长篇《巴黎的塔罗特纸牌》(1993)、《玄妙的酒吧间歌舞表演》(1994)、《了解人的教科书》(1996)，中短篇小说集《狂热分子》(1998)。）的《玄妙的酒吧间歌舞表演》，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书中人物旅行记》及《E.E.》，安德热伊·斯塔休克的《白乌鸦》及《过河》，伊丽莎白·菲丽皮亚克的《绝对健忘症》），是模仿惊险小说、犯罪小说或传奇小说令人毛骨悚然的格调发展的小说模式。这种模式——如同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或格拉斯的《铁皮鼓》中所表现的一样，摆出一副反教育小说的样子，贬低成熟期的社会（学校、家庭）强制手段及其作用，同时强调作为自在价值的青春一旦丧夫便不可回归。
情节的回归
早在80年代末的散文创作中，在形式的选择的范畴里所能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便是情节的回归。在此前的几十年里看起来似乎是文学已不善于讲述事态的发展过程。但是无拘无束的虚构、讲述事态的发展过程、抓住有趣的事件并从中编写出故事的生机勃勃的精神，已伴随帕·胡埃尔莱、马·拉尔斯、托·特雷兹内）、奥·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一起，进入了90年代的散文创作。借助情节乃夺取读者的最有效方法的一个附加证明，就是八九十年代转折时期安德热伊·萨普科夫斯基的写作经历。这位作家，波兰最叫得响的关于巫师格拉尔特的传说的五卷集幻想小说的作者，1986年以印数不多的中篇小说《巫师》登上文坛；十年后，国外先后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印数达到了斯·莱姆作品的高度。萨普科夫斯基的作品在叙述上是传统的，然而情节引人入胜，且表现出想象力，语言极其丰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头是引用斯拉夫神话，后来补写进中世纪欧洲的传说和神话（特别是亚瑟王传奇），逐渐他的作品超越出了幻想作品的程式，趋向于有关善恶斗争的劝世寓言。
这一现象决定了90年代散文创作中普遍的情节回归。出现了一批转向畅销小说模式的长篇小说——主要是犯罪小说，惊险小说，言情小说，幽灵传奇，侦探小说。而犯罪小说和言情小说占优势的结构似乎是90年代波兰文学的特殊规律性。
对小说的滑稽化摹拟
情节不是解决散文创作形式问题的惟一途径。在90年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简而言之就是对小说的滑稽化摹拟（都宁－翁索维奇的《轰动一时的事》；弗龙斯基的《丢不开的初秋主题》；安·图齐亚克的《咒语书》；策·陀马鲁斯的《卡利加里特快》；加伊津斯基的《马的脑袋》；安娜·布任斯卡的《情节杜撰者》）。这些作家对情节的基本组成部分提出异议，同时强调事件进展的程式性、事件因果关系的表面性、要求构筑计谋的虚假性、一切主人公形象的苍白性。这是一些蓄意进行滑稽模仿的作品。
非叙事的散文
第二种回避情节的方法是散文作的非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战前的波兰散文创作中拥有丰富的传统，它同时也是欧洲文学所熟知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作者运用诗的修辞手段，经常将长篇小说的形式和长诗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作品中，不是由主人公的离奇经历来支配情节，而是一种文字的联想。如出现叙述者，那么作者赋予他的权利主要是自由中断故事进程，离开基本线索，以注释、枝节话或无拘束的联想为代价使情节描述和事件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些特点可以在下列作品中找到：娜塔莎·戈埃尔凯的《弗拉克塔勒》、《肉末煎饼大全》；亚历山大·尤雷维奇的《莉达》、《上帝听见聋子的话》；兹·克鲁申斯基的《瑞典草》、《历史的素描》；耶日·皮尔赫的《另一种精神享受》、《一千座和平的城市》；齐塔·鲁兹卡的《白色的感光板》、《宴会和饥饿》；格热戈什·斯特鲁梅克（注：格·斯特鲁梅克(1958-)，小说家，以《菜豆的灭绝》(1992)登上文坛，此后作有诗集《无需瞥一眼》(1994)及散文集《影院－漆布》(1995)和《绘画的底色》(1997)。）的《菜豆的灭绝》、《影院－漆布》等。
杂烩，即缺乏连贯性的长篇小说
90年代波兰散文创作的一种最有趣、也最难捕捉、同时在欧洲散文创作中也存在的形式选择似乎是杂烩，即叙事的“白菜熬豌豆”。杂烩属于无一定之规的写作传统，这就是说，属于这种诗学框架里的作品不构成任何整体——无论是题材的、品种的、抑或是美学的。在这里叙述是从偶然到偶然随意发挥的，受到联想、回忆、而首先是可能性的驱使。接近长篇小说的作品可以在其中塞进肖像、趣事、笑话、素描、随笔、中短篇小说、微型戏剧、注释、画面、或者是构思一部作品的笔记。而作者的自由写作每次都包含在明显的秩序框架之内。这种秩序可以采取字母表顺序的形态（米沃什）、论文顺序的形态（斯塔休克，托卡尔丘克）、链式顺序的形态（格雷特科夫斯卡的《玄妙的酒吧间歌舞表演》），或者采取超出文学顺序的形态（《巴黎的塔罗特纸牌》）。由此杂烩在文学中扮演有趣的角色，它用自己的结构表明每种秩序的随意性，同时意识到，在20世纪末一切完整性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成套主张的意义上，还是在品种体系的意义上。杂烩自己给自己确定了一次性的——结构上的、品种上的、美学上的——连贯性的标准，但与此同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有条不紊的，既在自己的知识内涵方面，也在自己的结构方面严守秩序。
（根据亚当·密茨凯维奇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