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历史沿革及演变路径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沿革论文,路径论文,体系论文,我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基础研究是获得自然界普遍知识的科学研究活动，以独创性作为自己的根本特征。虽然基础研究不一定很快地显示出其商业性或实用性品质，但它是应用研究、实验室发展研究不断进步的最深层根源，是一个国家原始创新能力不断跃升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提出，探讨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历史演变、探询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活动的演化规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初创与曲折发展期(1949-1985年)：行政指令性的“大科学式”资助模式
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是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初创期。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按照前苏联科研模式建立起以实用化为导向、以大科学项目作为资助对象的计划式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1.1 阶段1：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制的初步建立：1949-1966年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初步完成。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活动具有明显的前苏联模式影子，并以实用化原则为导向形成了以资助“大科学”基础研究项目的资助格局。
(1)前苏联模式的中国化——前苏联影响下的中国科研体系。建国初期，借鉴前苏联模式，我国形成了以行政力量作为绝对控制力来安排全国科研力量的基础研究发展格局，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行政化、单一化、计划化特征。我国初步建立了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教育部及其它各部委组成的科研管理系统，特别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计委等部门，通过与中国科学院的沟通与协调，来制定我国的科学研究计划(包括基础研究政策、具体项目的安排等)与基础研究经费的调拨。
(2)“以任务带学科”原则下基础理论研究的灰色时代。建国初期，国家对技术研究给予充分关注。1956年，周总理确定了“以任务带学科”的总体科研原则，对能够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效益明显的技术研究给予充分重视。“建国后一段时期，从政策的角度讲，国家注重对技术科学发展的投资……国家对技术科学发展的政策倾斜，促进了我国工程技术科学的发展。”[1]即使是具有基础性特点的研究，也是具有应用性的基础研究，如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任务，在其所选出12个重点科学中，大都与国家经济及军事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倾向。
(3)大科学项目式的基础研究组织模式。从基础研究资助对象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主要是以大科学形式出现的科研项目。且这种大科学组织模式具有更强的行政指令性特征，无论是其目的的确定、还是资源的调配、人力的安排都是通过国家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来实施的；从科研方向看，这一时期的基础研究具有明显的军事应用性特征，限于我国当时的国际环境及国内政治环境，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基础研究大都具有军事应用特征，如两弹一星计划。同时亦有一些前沿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如牛胰岛素项目，但仍具有明显国家意志(“‘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不切实际的口号”[2])。
(4)建国初期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模式的体系构成(如图1所示)。从资助机构层面讲，政府是唯一的基础研究资助机构。主要的基础研究资助机构包括：中国财政部(及地方分支)；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地方分支)；中国计划委员会(及地方分支)；中国教育部(及地方分支)以及其它部委。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是专门领导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职能机构。
从执行机构层面讲，我国当时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主体是中国科学院(及地方分支)、各部委的研究机构、高校。其中，中国科学院是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执行机构，“可以说，新中国的每一项重大科技成果，都包含着中国科学院直接或间接付出的辛勤劳动”[3]；高校亦承担着一定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但是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较少参与一些具体的基础研究工作；另外，各部委的科研机构也进行着一些与本部门相关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
从经费资助方式层面讲，我国主要采用事业费的拨款模式和专项经费资助模式，运用行政管理模式统一由国家调配，同时亦有一些奖励性资助模式(如中科院于1955年设立“自然科学奖”)。
图1 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结构
1.2 阶段2：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断裂：“文革”动乱及对我国基础研究资助系统的破坏(1966-1976年)
“文革”时期，我国科学研究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学校及科学院的活动大部分停止；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受到迫害；正常的科研管理渠道堵塞。在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队伍受到严重摧残，除了一些与国防紧密相关的科研项目受到保护以外，大量的科研活动被扰乱。十年动乱，使我国基础研究的学科结构与分布、研究队伍的培养、科研组织与管理结构都受到极大冲击。
1.3 阶段3：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恢复与尝试性变革：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恢复与发展期(1976-1986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开始恢复遭到破坏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发展，我国基础研究力量不断恢复与发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通过《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高度重视全国科学研究机构的恢复与发展。在《纲要》中的“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中”，专设了一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显示了国家对于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视。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在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上都有所创新。
(1)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导性力量的基础研究执行体系及分工在制度上被明确(如图2所示)。《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基础研究的执行机构及其分工进行了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基础研究中的地位被强化，中科院处于一种绝对的核心位置，其它各部门是以中科院为核心、并与之合作来完成基础研究项目的，如图2所示[4]；而高等学校也开始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镇，开始从建国初期单一的教学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的研究兼而有之”[4]；而其它科研部门，包括各部委科研机构及地方科研机构，其在我国基础研究中的地位明显不如前两者，仅仅是我国基础研究的补充，“各部门和地方的研究机构以应用科学的研究为主，也要适当开展基础科学的研究。”[4]三大力量密切协作，共同构成我国基础研究的总体格局。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导性力量的基础研究执行体系及分工在制度上被明确。
图2 以中科院为核心的我国基础研究执行机构任务系谱
(2)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在组织及管理方式上的创新(如图3所示)。①科学基金实验田——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开始设立：1982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设立，标志着以自由申请、同行评议、平等竞争、择优支持的科学基金制在我国的试行，并为以后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全面实施及中国科学基金委的成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②我国基础研究资助制度进入“专项计划”时代：我国的基础研究资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计划性，但是与建国初期的计划性不同。这一时期，一系列特定的、具有特定目标指向性的基础研究资助计划不断建立，从而使得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更具有稳定性及针对性，如“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图3 恢复与发展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资助模式
2 在改革中前进(1986-2006年)：我国基础研究多元资助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在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的多元资助模式初步形成。这里的“多元”是指：从基础研究资助理念上看，既强调基础研究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应关注民生、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同时又兼顾基础研究自身的特点——鼓励科学家自由选题，试图在理论性基础研究层面有所突破；从基础研究资助格局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格局正在打破传统的绝对计划性局面，在关注大科学式基础研究资助的基础上，确立并发展了自然科学基金制度；从资助方向上看，不仅注重直接的资金资助，同时关注人才资助及教育改革。
2.1 阶段1：我国基础研究多元资助格局初步形成(1986-1995年)
(1)“自由探索与促进社会发展”双驱动力的基础研究发展观念。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强调基础研究的应用性特征，对纯理论性基础研究重视不足，即使如牛胰岛素这一类的纯理论性基础研究，也是基于一种“超越和赶超”的行政理念。而这一时期，国家对于理论性基础研究的认识更为深刻，逐渐重视理论性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性及科学家选题的自由性，给予纯理论性基础研究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形成了基于自由探索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双驱动力模式。1990年，制定了《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八五”计划要点》，确立了基础研究的双驱动力机制：“基础研究工作既要充分考虑优先学科的发展和科学家的自由选题，又要充分重视国家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安排和驱动[5]。”
(2)初步形成基金资助、专项科研计划资助及人才资助相结合的资助模式。这一时期，是我国整个科技体制改革的时期，基础研究也在这场改革浪潮中变革着自己的管理体制与发展模式：①自由探索的平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在原中国科学院基金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资助模式与我国传统的计划性、指令性资助模式有很大不同，其突出特点是：鼓励自由探索，重点关注申请项目的科学价值(而非纯粹的应用价值)，不再设定目标与计划，这种方式更适应对自然界规律的探索，亦有助于原创性思想的形成；采用公平竞争、择优选择的方式，实行同行评议模式，更少行政干预，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自治。科学基金的实行，有利于发掘我国民间的科学力量与积极性，使更多的原创思想得到资助；②专项基础研究规划——攀登计划出炉。1992年，我国为了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开始实施“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即“攀登计划”)。攀登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增强我国学术界在世界主要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争取在主要的学科领域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3)基础研究执行机构力量分布的变化——高校成为基础研究资助重要力量。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执行体系发生了变化，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高校明显增强了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成立，高校开始通过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一些基础研究类的项目，逐步由过去的单纯从事教学工作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特别是进入21世纪，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开始超越中科院，达到50%以上，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导性力量。
2.2 阶段2：我国基础研究多元资助体系的全面发展及完善(1995-2006年)
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多元资助体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基础研究组织机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如科技部专门成立了基础研究司；并提出了基础研究的总体实施原则；同时这一时期成立了“973”国家专项计划，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逐渐完善，如图4所示：
图4 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格局
(1)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总体原则的确定——“有所为、有所不为”。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同年颁布《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在这一规划中，提出了基础研究的总体发展原则，即“基础性研究要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按照‘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把国家目标放在首位，瞄准国际前沿，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体现了国家占领基础研究高峰，在某些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决心。
(2)基础研究总体部署原则的确定——“大集中、小自由”。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中不同性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活动中，存在以自由探索为基点的、认识自然界基本规律的活动，同时亦存在与国民经济有着巨大关联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活动，那么二者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呢？在1997年6月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基础研究的部署按照“大集中、小自由”的原则，即对于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工作，对其的资助主要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而对于那些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研究，则主要是通过计划与规划来实施。在这里的关键点便是“小”与“大”的关系，实际上，国家是将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活动置于一种“小”的位置，而将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关联的基础研究置于一种“大”的位置，这也说明了国家对于纯理论性的、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活动的一种态度。
(3)基础研究组织结构层面的变革——成立基础研究司。1998科技部专门设立了基础研究司，以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宏观管理与统筹协调。基础研究司的职责为：拟订国家基础研究规划和政策；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参与编制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规划；组织实施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建设；组织推动科研基础性工作。同时，在基础研究相关领域，也建立了部际联席会等协调机构，使我国基础研究管理体系更为有序。这使我国具有了专门的基础研究负责机构，打破了传统惯常的“科学”与“技术”相混淆的思维，使我国基础研究的管理与协调更为顺畅。
3 阶段3：基础研究国家层面的全面推动期(2006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走向创新型国家建设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便是大力提高我国的原创性基础研究的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提出，使基础研究，特别是原创性基础研究进入国家层面推动期，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也不再是一种“边缘资助”，而成为国家战略目标中异常重要的一环。
3.1 创新型国家策略的提出与发展——资助基础研究成为一种国家意志
2006年1月9日至11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胡锦涛在会上明确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便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研究体系的核心动力，现代科技革命明显体现了从基础研究的原理出发，通过应用与开发研究向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科技能力层次跃升这一过程。《国家“十一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指出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例为15%～20%，可以看出国家明显加大了对基础性研究，特别是原创性、原理性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从国家意志层面表达了大力支持基础研究的决心：“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培育创新人才的摇篮，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5]
3.2 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将自由探索基础研究活动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较高位置
基础研究活动分为自由探索基础研究活动与国家定向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应用类基础研究活动，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活动是整个科学研究系统中最为核心、最为坚韧、同时亦是最具原创性的部分。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渐加强了对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活动的资助。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突出了基础研究中“自由探索”部分，“发展基础研究要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重视科学家的探索精神，突出科学的长远价值，稳定支持，超前部署，并根据科学发展的新动向，进行动态调整。”[6]另外，我国开始加强对原创性基础研究活动的资助。长期以来，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更多的是“跟踪”国际，在原创性基础研究领域，较少出现在国际学术界独占鳌头的学术成果，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则提出“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这一任务，“加大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积极推进创新团队建设。注重发现和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管理专家。”[6]
4 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演化的路径律分析
4.1 资助理念层面：从“边缘资助带”到“核心资助区”
从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我国基础研究资助理念开始由初期的“资助边缘带”转向“核心资助带”这一趋势。长期以来，我国科研资助活动以实用性作为导向，以“能否带来现实性的经济效益”作为原则，将大部分科研资金投向一些见效快、收益好的科研板块中，如应用研究板块和实验与发展研究板块，而基础研究则由于其风险大、收效慢的特点而几乎长期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局面。这不仅使我国在科学原创思想层面和国外差距巨大，同时亦使我国经济建设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近年来，我国充分认识到了基础研究对于我国整体科学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联性，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设立了专门的基础研究管理部门——基础研究司。特别是我国“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提出，基础研究更是提高到关乎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高度，《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对科学发展提出了强烈需求，综合国力的竞争已前移到基础研究。”[6]基础研究开始由“边缘资助带”转向“核心资助区”，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指标——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例为15%～20%——为我国未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提供了目标远景。
4.2 资助体系构成层面：从“中科院一元主导”到“多元主体共存与博弈”
从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之间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基础研究活动的主体是中科院，它是我国基础研究活动的主导性力量，同时亦是我国科研活动的管理机构。国家的大型基础研究活动，如结晶牛胰岛素等，特别是一些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科研活动，大多是以中科院作为主要的研究平台来实施。随着我国科研体制的改革，高校作为基础研究重要阵地的作用开始显现，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逐步取代中科院，成为我国基础研究最重要、最为活跃的阵地，如2007年，我国高校科技论文发表总量中，高校约占67%(305 788篇)，从而形成了“高校+中科院”多元主体共存与博弈的局面。另外，从基础研究经费分布状况看，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所占份额已经由1987年的31.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而同期中科院基础研究经费所占份额则从1987的34.3%下降到24.9%。
4.3 资助模式层面：从“计划式”的机构性资助到具有“市场性”特征的项目式资助
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活动经历了由单一的“计划性资源分配模式”向“市场性为特征的项目式资助模式”的转变。在计划性资源配置体系下，基础研究主要采用机构性资助方式，国家通过“事业费”方式向中科院稳定地注入研究资金，并在研究方向上对之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定。这种计划式的资助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中力量攻克特定研究难题，但是也造成了“无法有效调动研究人员积极性”、“资源难以有效合理配置”等负面影响。随着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开始引入“竞争、资源的自由流动、产权的合理化分配”理念，我国基础研究活动资助模式由以计划性为特征的机构式资助模式向以市场性为特征的项目式资助模式的转变。“2003年，我国县以上科研机构部门属科研机构的经费中，政府资金通过项目方式投入的经费占政府科技投入的45%；经常性费用比例为43.3%；基建和其它拨款为8.7%。同年，中央部门属科研机构的经费中，以项目方式投入经费占政府科技投入的58.1%；经常性费用比例为28.4%；基建和其它拨款为13.5%。”[7]“项目式资助”明确了资助方与被资助方之间的权责利分工，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科研资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有效流动与合理配置，实现“能者尽其能”。
4.4 管理层面：从“统治”模式到“治理”模式
“统治”是指国家对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规定、并通过行政命令式模式进行推进。这种模式在我国的计划体制下一度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比如我国一度实行的大科学项目资助模式(如结晶牛胰岛素工程、原子能科学等)便是遵从这种国家目标下的“统治”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基础研究与整个国家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对我国整体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础研究的定向化、实用化，忽视了科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基础研究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潜在性特征，亦即小科学精神——独自的探索精神、自由的思考空间、不可预知的目标等。小科学模式是近代科学发展的核心精神，正是依靠小科学式的无私探索精神，才使得科学获得无限的发展动力，科学计量学研究也表明，科学前沿90%的文献出自“当代小科学”。我国亦在不断转换原有的“统治”理念，走向“治理”模式。“治理”即有限介入，赋予基础研究活动一定程度的自由，允许基础研究从事“纯科学层面”的活动，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原创动力，同时政府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由“掌控者”向“服务者”转变。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便是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成立并不断加大对其的投入(如图5所示)：
图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