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顾问与蒋介石政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政权论文,外国论文,顾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最早聘请洋人做顾问，恐怕要追溯到明末清初那些混迹于朝廷的洋教士了。尤其是康熙大帝统治中国时，将那些学有所长的传教士留在自己的身边，辅助左右，并拜他们为师。这些洋教士扮演着高参顾问的角色，的确也使先进的西学在中国广为传播。近代以降，由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轰开了天朝的大门，许多外国人在中国这块乐土寻求刺激，施展抱负，洋员、洋匠充斥清廷朝野。清末民初，北洋政府也大肆聘请外国人为政府顾问，在国家体制、银行币制和税务制度方面实行改革。蒋介石政权聘请外国顾问就是在这一传统的历史基础上开始的。蒋介石政权聘请外国顾问，无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政治上加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经济上得到援助，同时引进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等。
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政权所聘用的外国顾问主要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荷兰、奥地利、瑞士、南斯拉夫等国家。这些外国顾问奔走于蒋介石政府的各个部门，所涉及的部门有外交部、军政部、总参谋部、内政部、财政部、实业部、铁道部、交通部、立法院、全国再建设委员会、长江资源委员会、淮河资源委员会、南京城建规划局、重庆战时生产局，以及各地方政府部门。
这些外国顾问都在某些方面有专长，涉及的专业技术多种多样。其中有法律、卫生、税收、建筑、信贷、水利、能源、交通、农业、机械，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在来中国之前，有的在高等学府任教，有的在政府机构和技术部门身居要职，有的在其他国家也任顾问。如，1931年任国民政府顾问的Ford Henry，本人就是一个汽车制造专家，曾首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美国人贝克（John Earl Bzker）为铁道部顾问。其1916年至1926 年为中国交通部顾问；1920年至1921年曾任中国红十字赈济会主任；1928年任美国驻华赈济会总干事；1929年为中国赈济委员会顾问；1930至1931年为南京铁路顾问；1936年又为交通大学研究所顾问；1948年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美国委员。1929 年至1930 年任中国财政部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Arthur N.Young，191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大学执教。 他先后为墨西哥、洪都拉斯和西班牙等国政府聘为经济顾问。1931年为中国水灾委员会成员，后来又先后担任中国经济使团专家，中央银行筹建成员，中国航空公司主任等职。1928 年起任国民政府建筑顾问的美国人HenryKillan Murphy，是一个成绩卓著的建筑师。 他先后设计了燕京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建筑群，并设计南京城建规划和南京革命纪念建筑群。又如工业部顾问赖福（H.H.Love），本身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科教授。财政部的罗哈脱（O.C.Lockhart）顾问，原来是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对蒋介石政府经济起很大干预作用的财政部顾问，财政专家委员会主席甘末尔（E.W.Kenmerer），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他还先后被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政府聘为经济顾问，可称得上是一个老牌的国际级经济顾问。
蒋介石的外国顾问都非等闲之辈，他们高学历、高资历，来华的活动，对蒋介石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定方针政策、实施计划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下面分别列举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外国顾问，看看他们是如何效力于蒋介石政权的。
就政治方面而言， 作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 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先生是蒋介石众多顾问中的一个。1941年6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推荐拉铁摩尔做他的政治顾问。他说，拉铁摩尔“精明能干，了解并完全赞同我的基本政治立场。相信他的建议会对您有所裨益”。“他将只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并完全地效忠于您”。（注：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事实上是蒋介石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他派一名顾问的，这是争取罗斯福更多地偏向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蒋介石希望在重庆对美国顾问施加影响，这样通过他不断给华盛顿的电报反过来影响罗斯福对中国的看法。拉铁摩尔1 岁时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北方度过他的童年。12岁到英国求学，19岁又回到中国，后供职于天津等地的洋行，同时也开始他研究考察中亚地域的学术生涯，被认为是那个时期最有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担任蒋介石的顾问，薪水由蒋的总司令部支付。偶尔同个别官员有未经日程安排的私人谈话外，不定期地去见蒋介石。他阅读资料，接待来访者，并自己决定去见其他想见的人。蒋介石也向他咨询，据拉铁摩尔回忆，蒋介石不需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和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建议，而需要得到的回答是“战后中国应做些什么？”为此拉铁摩尔应蒋介石的要求，相继写了关于东北问题、日本人的行动和新战争形势对中国的影响等有关问题的备忘录。
在东北问题上，拉铁摩尔提出了许多看法，他认为日本可能与英美妥协，英、美可能承认日本对东北的控制权。提出中国抵抗日本外交战略的方法是坚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坚决反对日本的领土侵犯和傀儡政府。拉铁摩尔还就中国关于东北的国内政策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9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坚持光复东北，代表人民的意愿， 不与日本做任何的妥协。并设立东北战区，开展这一地区的抗日活动。（注：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227页。）关于日本可能会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拉铁摩尔在1941年11月 10日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上分析，日本有3种选择的可能：（一）全面进攻，消灭中国；（二）对俄进攻；（三）向南方进攻，或者困扰英国和美国，也许还有中国。（注：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尽管拉铁摩尔对日本可能进攻南方， 切断滇缅公路做出正确的估计，然而战事的发展并非像他所推测的那样，对日本人不利，成功的机会很小，而是英国人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在新的战争形势对中国的影响分析上，拉铁摩尔主要提出加速战争物资的运输，发展西北地区的运输通道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最后拉铁摩尔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以顾问的身份在备忘录的结论部分陈述了这一政治顾问的真正作用，其曰：“在长远的将来，与美国的合作，尤其是通过拟议的贷款与美国合作，将确保对共产主义的抵制。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它肯定不想看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美国将努力帮助建设一个不仅完全独立，而且国内政府十分稳定的中国”（注：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33页。）。显然，外国顾问在为蒋介石政权出谋划策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基调都是一致的。这种基调同样也反映在在中国以军事活动为主的蒋介石的外国顾问身上。符合这一基调的蒋介石尊而用之，悖于这一基调的蒋介石挥而弃之。关于蒋介石对待外国军事顾问的态度，以在中国抗战问题上，其对美国顾问史迪威和陈纳德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最具典型的意义。最终史迪威在蒋介石盛怒之下被美国政府召回，而陈纳德却在蒋介石的器重下，春风得意，平步青云。为了进一步探讨蒋介石使用外国顾问的准则，我们有必要对史迪威和陈纳德在这一时期以顾问身份所从事的活动做一粗略的评述。
史迪威（J.w.Stilwell）美国高级将领，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于1942年3月来到重庆， 同时他还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援华租借物资督导人等要职。“他的职能和任务是保障滇缅公路畅通，指挥分派给他的中国军队，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的效用，以把战争打下去”（注：巴巴拉：《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4页。）。
陈纳德（C.L.Chennaull）是一位退役的美国空军军官。1937 年为国民政府聘为顾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向蒋介石请求愿以任何方式为中国效力。1941年8月1日，在陈纳德的斡旋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在短短的半年里，陈纳德率领这支空军部队，亦称飞虎队，在缅甸和华南的上空击落了300余架日本飞机，自己不过损失了50 架飞机，取得了对日空战的辉煌胜利。
同样作为蒋介石的外国顾问，史、陈两人在中国如何有效地抗击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大相径庭。蒙受第一次缅甸战役惨败的史迪威一心想收复缅甸，洗辱雪耻，打破日本人的封锁，而史迪威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不可避免地同蒋介石极力支持的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相冲突。史迪威在1942年6月15日与蒋介石的一番谈话后他已看出蒋介石的全部想法。 “他们还是老一套心理——飞机、坦克、步枪等就能够赢得战争胜利。”史迪威对此有点激动，他不客气地告诉蒋介石“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出路是彻底重新整顿地面部队”。（注：《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也就是在史蒋争执不下的时候，陈纳德在7月初给史迪威一份报告，谈到美国空军在华的作战计划。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大力宣传空战论。他告诉史迪威，只要拨给他100架新式飞机， 35架B—25中程轰炸机， 他将负责得到下列的战果：击落相当数量的日本飞机，摧毁日本的陆军和海军设施之大部，干扰和终止日本在海上和中国内陆河道的运输，打垮日本空军的士气。”（注：斯潘思：《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31页。 ）史迪威对陈纳德的计划反应冷淡。他认为美国驻华空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有效协助”缅甸作战。（注：史迪威致蒋介石备忘录，1942年7月19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3312。）他认为陈纳德忽略了后勤保障问题。空军的当务之急是保卫联系中印的“喜马拉雅空中运输线”。事实上加强空战和地面战斗都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并行不悖的有效手段。问题是自缅甸沦陷后，运往中国的援助物资唯一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运输线”。这将限制了空战、地面战斗的物资供应。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在空军的配合下，中英联合部队若能迅速出击，打通滇缅运输线，援华物资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各个前线，其后的援华物资分配的窘迫境况就不会出现。空战、地面战斗也就没有什么矛盾可言。但是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方针作祟，空中战略与地面战略的矛盾却日益突出。由于陈纳德过高地估计了空军的作战能力，忽略了日本地面部队的存在和自己机场的保卫问题。史迪威一开始就指出了这一问题，并指出战争的最后结束有赖于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其后的发展证明了史迪威是对的。当时史迪威对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不无讥讽地说，空军只不过是“敲下几架日本的飞机而已。”陈纳德却认为史迪威对空战一无所知。他自信给他一个规模相当的空军部队，并有足够的给养，就能使日本人迅速投降。1942年10月8日，陈纳德致函罗斯福总统，声称若有105架战斗机与42架轰炸机，他能摧毁日本空军，在6个月内打败日本人。
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对消极抗战、按兵不动的蒋介石来说，正中下怀。他极力推崇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以粉饰他的消极抗战。当然他也希望打通滇缅运输线以获得更多的援华物资，但他不愿像史迪威那样要求训练中国军队并投入收复缅甸的战斗。他要靠军队来巩固加强在国内的统治。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只提出美国空军攻击日军的任务，并没有对蒋的军队提出什么要求。因此蒋介石极为赞赏和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并因此反对史迪威的计划。1943年1月8日，蒋介石将自己的意见电告给罗斯福。史迪威知道电报的内容后把这一天称为“黑色的星期五”。他在这一天的战地日记中记下了蒋介石所说的话——
蒋介石说，他不会去打仗。“日本人将垂死抵抗。他们已有足够的准备时间。我们的供应线状况不佳英国人的力量不够充足。我们冒着失败的危险。在缅甸遭受失败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联合的海陆行动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开展空中攻势，我管保其结果与投入的力量相比要合算得多。”（注：《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史迪威把这一切归罪于陈纳德。他认为是“陈纳德的哇哩哇啦的胡扯使我们陷入了困境。”接着他又对蒋介石一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其曰：“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干坏事的一群恶棍。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战；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注：《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171页。）
由于美国军方对美国在华军事活动的性质作了明确的规定，即维持中国作战，提高中国军队作战效能，史迪威整训中国军队收复缅甸的计划正符合这一原则，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有助于中国作战却不能提高中国军队的效能。因此在美国军方的坚持下，罗斯福在批准空中战略的同时，也赞同继续准备在缅甸作战。这使得中美对日作战军事合作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围绕着第二次缅甸战役的发动，史迪威饱尝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的苦头。
史迪威对蒋介石陈兵20万在陕甘宁边区十分不满。他曾正式建议蒋介石调动封锁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武装力量南下以对待日军对华南地区的反攻，这深深地刺痛了蒋介石。就连租借物资的分配上，蒋介石也不允许史迪威减少对陕西军队的供应。蒋说，“不能降低对陕西军队的供应，我们必须监督那些魔鬼共产党人。”和蒋介石打了多年交道，对中国国情十分熟悉的史迪威在1944年7 月针对中国问题如何解决，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使国家处于分裂状况的唯一事物就是他对失去控制的恐惧。他恨共产党人，决不会给他们以政府中的一席之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在日本人离开后会马上爆发内战。”（注：《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
史迪威后来在日记中记述，蒋介石“憎恨所谓的共产党人。他想保留提供给他的军火物资，以便在日本人退走之后占领他们的地盘，粉碎他们。”“他不会去努力认真打。他想不费力气地结束战争，以大量的物资来维持他的政权。他已经阻碍了我们3年，而且还会这样做。 他没有遵守协议。”为此史迪威要求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一致抗日。这一要求戳到蒋的痛处，史迪威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史迪威在其任职期间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方针相抵牾，矛盾重重，最终于1949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回。取而代之的是与蒋介石关系比较好的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显而易见蒋介石使用外国顾问的准则是以维护其统治利益为出发点的，任何与此相悖离的外国顾问，都将遭到蒋介石的唾弃，史迪威即是明证。
当然，抗战时期，外国顾问多数以军事活动为主。美国以盟国的名义派遣军事人员分别渗入国民党军队各级指挥机构。据计仅1944年，美军顾问人数已达2000余人（注：王柔德：《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军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61年）第78页。），并在昆明成立了美军司令部。名义上是协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工作，实际上无论军队调遣，装备供应，甚至人事任免等大小事情都必须经过美军司令部的同意和批准。美军顾问团还大力推行美式军事教育，在正规的学校教育方面，除把原来的陆军大学改为参谋学校，步、骑、炮、工、通、辎等专科学校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海军学校等分别改隶于国防部及陆、海、空、联勤四个总司令部以外，并新增设了许多学校。如副官学校、财务学校、情报学校等。单是联勤总部所辖学校，即达10余个之多。这类所谓新制军校，都有美军顾问主持训练。（注：王柔德：《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军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61年）第82页。）
在接受美国顾问的美式教育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它成立于1943 年7 月1 日， 美国方面派遣梅乐斯少校（MaryMile）、海军的电机水雷工程专家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其间美国利用这一合作共派遣海军军官505人，技术人员及士兵1781人。 （注：傅宝真：《抗战时期之法尔克豪森与德国顾问团之撤退》，《传记文学》（台湾）第46卷第6期。）
除了大批美国顾问在中国的军事活动中唱主角外，德国顾问也是蒋介石政权很早就依赖的对象。自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许多苏联顾问被礼送出境后，1928年11月，以包尔为首的德国顾问团就为蒋介石政府邀请，乘隙而入，开始了德国顾问在中国的活动。德国顾问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灌输德国军事组织思想，军官教育与部队编制均采用德国式。此外德国顾问还分散于各地方政府，帮助地方政府的军事训练。如施太秋（Strecoius ）在山东、
斯达克（Strarke ）在山西、
林德曼（Lindemann）在广东。在这些德国顾问的指挥下， 蒋介石军队曾大肆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苏区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顾问亦随其所训练的部队开赴淞沪战场抗击日寇。嗣后，由于德日战争伙伴的关系，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严令所有德国顾问离华，遂有1938年德国顾问之大撤退。德国顾问为蒋介石政权效力10年之久，使得蒋介石政权一味地跟着德国人转，甚至连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也请德国军事顾问为其拟定，这就是1936年德国人塞克特为蒋介石政权拟定的《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该计划建议中国军备工业建设计划按德国标准进行，亦对弹药、兵器、军用器材做了具体的生产规模设计，并开列了所建军工厂达13个之多。如步兵弹药厂、炮弹厂、钢壳厂、引信厂、炮厂、火药厂及爆炸品厂、雷管及底火厂、防毒面具厂、黄铜厂、钢厂轧钢厂及附属工厂、炼焦厂等。（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塞克特和克兰为中国政府拟具之“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
在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蒋介石政权也仰赖外国顾问。如财政税收、交通能源、战时工业经济的生产与恢复，都由外国顾问提出建议，并参与决策和付诸实施。1937年蒋介石政府聘请意大利国家部长斯铁法尼（又名史丹法尼，Stefani）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他于3月28日抵华，开始其一系列的考察活动。他先后向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财政部次长邹琳、财政部币制委员会委员长陈锦涛、财政部所得税办事处主任梁敬錞、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资源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孙拯等人了解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于1937年4月21日递交了他的第一份考察报告，着重指出， 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和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矛盾。提出：（一）培养技术人员与有专门技术之工人，以应合发展中国工业计划之需要；（二）组织一批人员及改善或重新审定现行公务员任用与服务制度的实施情形，以应合国家与地方机关公务员之需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7年国民政府聘请意大利高等顾问斯铁法尼访华的有关资料”》《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自5月5日至5月31日，斯铁法尼先后到济南周村、邹平、青岛、北平、太原、石家庄、汉口、武昌、长沙、衡阳、南岳、广州、香港、上海与地方党政要人交换意见，并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他在各地的考察报告。在这次考察中，他考察了工厂、市政建设、农村试验场、医院、学校、宗教组织等，讨论交换意见的内容涉及到中国乡村建设、中国天主教发展、如何统一中国、地方财政、民众训练及教育、劳资关系的调整、田赋、铁路等方面的问题，并以墨索里尼之思想——“信仰、服从、奋斗”作为他对中国今后发展的指导思想，即“以服从求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团结求武力，以武力争和平”。其后斯铁法尼又详拟了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第二份报告，着重提到加强税务管理，防止漏税、逃税，整顿田赋，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法。
在华期间，斯铁法尼还调阅了国民政府当时的司法诉讼费的征收和烟税的征收标准，并与宋子文和中国财政部代表商谈发行国债和对外贸易诸问题。时值中日战争爆发，斯铁法尼匆匆结束了他在中国的高等顾问使命，留给蒋介石政府一大堆的不言而喻的问题。事实上那些问题乃是蒋介石政权体制必然的产物。只不过是因内忧外患而困扰的蒋介石，向洋人顾问乞讨灵丹妙药，寻求一点安慰罢了。
蒋介石的外国顾问也涉及长江三峡的开发。1944年与1946年，蒋介石政府两度聘请美国垦务局总设计工程师萨凡奇（S.L.Sarage）来华考察长江三峡，以求水利资源的开发。萨凡奇考察后拟定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该计划虽未及实施，但此事却客观地反映了蒋介石政权外国顾问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活动。萨凡奇不仅亲临长江沿岸考察，还对三峡地质之钻探、航空测量、坝址地形的测量，及其他资料搜集做了具体的指导。萨氏尤其强调了三峡计划之利益，在电力、灌溉、防洪、航运、家庭用水、游览等方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特别是电力资源一项，可供蓉、渝、筑、昆、邕、桂、穗、武汉、榕、杭、京、沪、济、平、津、兰、陕、各地。（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 ）尽管该项规划前景十分诱人，然而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分崩离析，萨凡奇的一片苦心化为泡影。
蒋介石任用的外国顾问，在经济方面还有一位显赫的人物，他就是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D.M.Nelson）。纳尔逊早年曾就任美国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化学工程师，其后登上了公司总经理的宝座，并任公司副董事长和执行委员会主席。西尔斯罗巴克是当年美国最大的企业之一，纳尔逊身为该公司的领袖人物，深谙商品生产统筹、运输、销售之道，成就卓著，在美国商界享有盛誉，因此他出任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后，深受总统罗斯福的赏识。1944年至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长期的战争消耗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负担沉重，军需生产，民用供给都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中国战时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关注。中国战场的胜利、远东格局的锁定、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利益都与之紧密相关。因此罗斯福决定派纳尔逊为总统特使率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访华，解决中美经济合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飞抵重庆的纳尔逊受到蒋介石隆重的礼遇。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当即聘请纳尔逊为国民政府主席经济总顾问，其百般推崇纳尔逊，宣称中国的战时经济没有纳尔逊“必不成功”，“余意君不只为生产局总顾问，并为国民政府主席总顾问”。“君之来华为中国最大之希望，如君不来，中国似无希望”。“余视君为中国人，愿将中国经济全责付诸于君，无条件的付诸于君”（注：《蒋介石与纳尔逊会谈记录》，《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在蒋介石的极力吹捧下， 纳尔逊还真是为蒋介石政权筹划建立了中国重庆战时生产局，并派遣了各方面的专家13人到重庆协助工作，其范围主要在促进国内军用及民用必需物资之生产，审定对国外器材之运输，核定美国租借法案物资和筹划生产资金等方面。然而纳尔逊的努力对百孔千疮的蒋介石政权经济体制而言，无非是一贴疗效有限的药膏而已，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蒋介石的注意力全部落在进攻人民解放区、攫取抗战胜利果实之上，被冷落的纳尔逊悄然隐去，杳无声迹。
纵观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的外国顾问，其主要作用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他们向蒋介石政府派遣大量的顾问，目的都是想通过这些顾问，以维护本国在东方的利益。不可否认，通过这些顾问的作用，客观上对蒋介石政权的外交政策与各国的关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顾问的作用是以蒋介石政权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只有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统治利益一致时，外国顾问才有所作为，反之将是“雇而不问”，这是当年流传于重庆的一句笑话，也客观地反映了蒋介石政权聘用外国顾问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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