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事变论文,政治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分别遵行各自的政治学说，并且严格守护各自的核心利益，因此，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绝对是有条件的。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双方对各自所持的合作条件相互承认、相互接受，另一方面则又互为拒绝、互为抵制，既合作又对立。皖南事变的发生，说到底，其实就是两党之间的这种双重关系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一次集中展现。
皖南的军事冲突发生之后，接下来便是它在政治上的反映，最后，全部问题归结为一点：皖南的这件事在政治上如何了结。
国共关于皖南事变的政治处理大体分为四个部分。其一，各自发出的政治信号，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各自的基本立场；其二，两党关于事变性质的定性，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事变的责任应由何方承担；其三，两党对事态的控制，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为回旋留出余地；其四，双方开具的条件，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双方将以怎样的条件和方式妥协，从而继续保持合作。
由于皖南事变是对国共合作的一次严峻考验，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长期以来被各类论著反复提出。相关论述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展开：中共是如何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围绕中共一方的判断、决策、方针、措施等等，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政治总结。① 其局限在于，对于国民党一方的材料很少采用，并且缺乏具体分析，因而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
本文将依据信号、定性、控制、条件四个要点，采用多方材料，反映多方意图，力求展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
两道命令与两个信号
皖南事变始于1941年1月6日，14日基本结束。从1月15日起，重庆军政高层人士开始磋商新四军问题的处理方案。
军事委员会的会商时间定于1月15日上午。是日会议之前，参谋总长何应钦造访军令部长徐永昌，徐记载：“早间敬之来，研讨对新四军善后问题……敬之主消灭原来之新四军，另为叶[挺]编一新四军，余极赞同，盖可藉此得以暴共党阴谋，使叶挺有地位……”
何应钦字敬之。所谓另编一新四军，就是保留新四军之名，而去除中共领导之实，留名而去实，这是蒋对付地方军阀通常采用的手段之一。何的这个意见得到徐的赞同。这个意见有两个要点：其一，何与徐此时尚无取消新四军番号之意；其二，何与徐此时亦无惩办叶挺之意。何应钦所以于军委会会议之前私访徐永昌，就是要事先取得一致，然后使该意见在会议上得以通过。
接下来徐记载：“九时半往军委会会商该问题。”然而会议召开之后，何与徐早间商谈的这个意见未能成为主导性意见，主导意见出自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徐记载：“健生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及其谋窜扰后方等之经过，即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白崇禧字健生。白之意见其核心也是两点：取消新四军番号，惩办叶挺。这两点与何、徐早先“另为叶编一新四军”的拟议正相反。
从徐永昌的记载看，会议基本围绕白崇禧的意见展开争论：“贵严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文伯相当附合之。余与敬之、为章则同意健生主张。”贺耀祖字贵严，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字文白，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文伯为笔误。刘斐字为章，时任军令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围绕白崇禧方案，重庆军委会形成两派意见，贺耀祖、张治中主张妥协怀柔，而何应钦与徐永昌则放弃了自己早间的意见，转而与刘斐一道支持白崇禧。
蒋当时居住于重庆郊外的黄山官邸，15日下午，军委会诸人前往黄山向蒋汇报，何应钦、张治中因故未到。徐永昌记载：会议“仍为研讨对共军处理方案。余与程颂云、白健生、刘为章仍主公开正面宣布之，贺贵严仍恐破裂。”程潜字颂云，时任副参谋总长。所谓公开正面宣布，指撤消新四军番号和惩办叶挺这两件事应公开宣布，此即白崇禧上午的主张。尽管贺耀祖仍持异议，但加入程潜的支持之后，白之意见已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在黄山官邸会议上，徐永昌的立场不仅已远离其早间的态度，甚至超出白崇禧意见范围。如果说白案还仅限于军事，而此时的徐则将问题引向政治，主张在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徐说：“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尤其能公开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再迟恐至不堪设想。”
所谓政治上全破裂，就是主张终止国共合作。徐之三点意见，其核心就是国共合作被中共利用于发展自身势力，因此合作对国民党不利，而破裂则有利。
这样，在1月15日下午的黄山官邸会议上至少提出三种意见：其一，白崇禧的意见，主张撤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送军法审判，并公开宣布。但仅限军事，不涉及政治。其二，贺耀祖的意见，担心与中共破裂。其三，徐永昌的意见，主张在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
从徐永昌的记载看，蒋对三种意见均未明确表态，其惟一的表态是：“蒋先生主再考虑一夜”。② 亦即蒋还要做进一步的权衡。
经过1月15日上下午两次会议，尽管蒋尚未做最后裁决，但白崇禧方案已经成为主流意见。由于白案主张公开宣布新四军事件，这就涉及到宣传问题。1月16日，重庆党政军高层会商此一问题，王世杰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王记载：“今日军委会约集党政各有关机关，研讨关于新四军问题之宣传方案。白健生、程松[颂]云等均主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项英，并宣示新四军之罪状。予主张不作公开声明，白健生反对。”③
王之记载表明，继是否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争论之后，在是否公开发布命令的问题上重庆高层再度形成两派意见，这一回对立双方以王世杰与白崇禧为主。看来，两次争论的主角都是白崇禧。
重庆高层连续两日的争论于16日晚尘埃落定，是日晚蒋做出最终裁决。徐永昌记载：“晚饭在蒋先生处，有李德邻（今日来）及□、程、刘、张、白等，决定公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扰乱行为等），及处理经过。”④ 也就是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15日下午蒋曾表示“再考虑一夜”，以上决定即考虑的结果。李宗仁字德邻，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专程来渝参加这次会议，并且会议所采纳的又是白崇禧的意见，表明在新四军处理问题上，桂系起到了核心作用。
这一回王世杰是一位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尽管蒋已于16日晚做出公开发布命令的决定，但王仍未放弃其努力。1月17日王记载：“今晨予往蒋先生寓邸，面述关于处置新四军问题之意见。予力主不将处理命令公布，如有必要，仍应以密电通知各军政机关。予所顾虑者，此种公开宣示，有促成共产党军队叛变，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国际方面观感及沦陷区域人心亦应顾虑。”
王要求以密电方式处理而非公开宣布，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此事的影响。王之意见未被蒋接受，但却促使蒋就处理新四军问题的限度做出明确表态，蒋说：“公布文件中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而以指斥新四军为限。”⑤
这是两条重要的设限。不涉及共产党，这是一条政治设限，也就是仅限军事不涉及政治。不涉及第18集团军（八路军），这是一条军事设限，也就是新四军不牵扯八路军。事后证明，如果没有这两条设限，国共合作便不能维持了。
当王世杰力求限制事态的同时，徐永昌却力求扩大事态。王于17日上午向蒋进言，徐则于当日下午向蒋进言。徐记载：“午后五时在蒋先生处研讨对新四军处理之命令及其他宣布等事（关于十八集团军在黄河南之违反命令部分，余以在新四军问题解决后，应有警告该军之处置……）。”⑥
警告18集团军，就是要将国共纠纷由新四军扩展至八路军。徐没有记载蒋的答复，但根据当日上午蒋对王世杰的表态，徐的这个意见不可能为蒋接受。
总括而论，面对重庆党政军各方人士的多种主张与进言，蒋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一方面赞成取消新四军番号，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涉及八路军；一方面否决了王世杰不公开发布命令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否决了徐永昌“政治上全破裂”的意见。也就是说，蒋一方面赞成打压中共，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放弃国共合作。这是一个两手政策。
经过三天紧张磋商，1月17日傍晚重庆军委会发布命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同时发表军委会发言人谈话：“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⑦
所谓军纪问题有两个意思，定性与设限。也就是仅限军事不涉及政治（中共），仅限新四军不涉及八路军。这两点也是重庆向延安发出的信号。
本文以上论述，头一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重庆军政高层处理皖南事变的磋商经过，从而头一次为重庆军委会这道命令的由来及其内涵，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注解。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如果说重庆方面曾有人提出全面破裂的意见，同样，延安方面也曾有过类似意见。据胡乔木说，事变发生之初，毛泽东一度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⑧
既然考虑推翻蒋，必然提出军政全面反攻，尤其是军事反攻。1月13日，毛致电刘少奇：“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⑨ 韩、沈当时分任江苏、山东省主席。
毛关于军政全面反攻并消灭韩、沈两部的意见，1月15日同时收到内外两方面的劝告。刘少奇于当日致电延安：国民党“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这是指政治。关于军事，刘认为彻底消灭韩德勤部甚为困难。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刘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⑩
刘电的核心就是不赞成国共分裂，在此原则下，反攻是必要的，但必须是有限的，以政治为主而基本不涉及军事。
同样是在1月15日，苏联方面提出了与刘少奇几乎完全相同的劝告。根据苏联档案披露，1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在重庆造访了苏联大使潘友新。周说：中共中央已指示发表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书，并下令中共所有武装力量在10天之内向曾经打过新四军的沈鸿烈和韩德勤将军的部队发起攻击。
周恩来所以向潘友新通报延安的军政部署，尤其是军事攻击部署，无疑是奉延安之命，征询苏方意见。潘友新这样回答：“我认为，目前中共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日本，倘若中共对国民党主动展开进攻，这只会促使中国内战扩大，于抗战不利。必须千方百计保持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自甘受辱，必须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11)
潘友新的核心意思就是应全力维护国共合作，在此前提下，他赞成政治反攻而不赞成军事反攻。这个意见与刘少奇惊人的相似。
毛对来自内外的两个劝告是如何考虑的，尚无具体材料披露，总之，结果是毛迅速改变了推翻蒋的原方针。1月20日，毛致电周恩来等：“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12) 将政治与军事加以区别，一攻一守，其实质无疑就是设限，必须有此设限，才能做到既有反攻又不破裂。
1月20日，延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同时命令：“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
当日，延安军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就新四军事件的解决提出12条办法，其中包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何应钦等，同时重申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等等。(13)
延安的命令有两个要点。其一，由重庆军委会明令撤消番号的新四军，延安军委会则明令重建军部，两个军委会的两道命令，说明两者互不隶属。其二，由延安重新任命的这支军队，其名称与序列仍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既然保持这一序列，那么，延安与重庆之间，至少在名义上仍然具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既是互不隶属，又是互为统属，此即延安向重庆发出的信号：既要独立，又要合作。
同样，延安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核心也是两点，一方面将重庆军委会1月17日命令称为“反动命令”，这是一个否定；另一方面又重申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这又是一个肯定。否定与肯定所传递的也是一个信号：既要反攻，又有限度。
综上所述，国共党内都曾提出全面破裂的意见，但都被各自迅速制止。重庆与延安的两道命令，相互传递出两个信号，一方面双方均摆出强硬的对抗姿态，另一方面，双方又都在对抗的范围上做出限制。国民党基本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共产党则基本限于政治，不涉及军事。双方的行动范围正好相互错开。正因为双方都做出了各自的设限，从而避免了全面破裂。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与延安的两道命令所发出的两个信号，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的默契。
定性与控制
重庆军委会1月17日命令发布之后，皖南事变随即公开化。1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那首著名的挽诗。当日，王世杰记载：“新华日报于报端题‘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字，由周恩来署名，且系于检查局检查完毕后插入，自系故意违检，以示反抗。予通知检查局，勿就此事对该报施行压迫。”(14)
周诗早为人们熟知，但周诗违检发表之后《新华日报》为何未遭报复，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不甚清楚。王世杰的日记解开了这个疑团，原来是在王的节制之下，新闻检查局没有采取报复行动。
王世杰在新四军问题上原本力主低调，在摸到蒋不愿扩大事态这一底线之后，王便在其宣传部长职权之内，对所属各部门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在通知新闻检查局勿对《新华日报》施行压迫之后，1月19日王又记载：“予于今晨复告中央通讯社，对于新四军事，不宜再发消息，刺激共产党人。”(15) 王的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两党关系没有进一步恶化。
由于皖南事变已经公开，从1月18日起，重庆各方舆论开始介入评论。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相信这次军事最高当局处理这事变，一定比我们更痛心、更惋惜。其心理与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正复相同。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16)
社论实际上就是为重庆军委会17日的命令做解释，与政治无关（中共），与其他部队无关（八路军），仅仅是一次维护军纪的行动，所谓“斩马谡”。
官方舆论的两条解释徐永昌并不接受，1月20日徐记载：“午后会报。关于十八集团军不服从命令问题，诸人皆主不发表任何宣示（日前在蒋先生[处]谈话，诸人即系如此主张，蒋先生亦然）。余以为不当，一、今时正是与［中］共绝裂之时（迨至战后使人民误会）。二、军事的绝裂限于冀省以南地区，政治绝裂要全面的……”(17)
从徐的记载看，其关于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以及将事态扩大到八路军的意见，至少提出两次。但包括蒋在内的军委会“诸人”均不予采纳。但徐反复提出中共与八路军问题，表明在这两个问题上其党内仍存在分歧。
或许为统一党内意见，1月23日，国民党对外对内采取了两个动作，重申其不涉及中共和八路军的方针。当日，军委会政治部机关报《扫荡报》发表社论，集中从军纪的角度解释新四军事件。内称：“诸葛武侯斩马谡，则以马氏违反军令”，“韩复榘、石友三等辈破坏军纪……天下皆曰可杀”，“这次苏皖境内有一部分军队违反军令，擅自移动，罪在该军少数负责将领身上”。(18)
《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的两篇社论，其核心都是为皖南事变定性，即军令军纪问题。所谓军令军纪的定性则有两个意思：其一，事件的责任，称新四军违令移动，责任便在新四军，“斩马谡”便是维护军纪的正当处置。其二，事件的范围，既然是军纪问题，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涉及政治（中共）和其他部队（八路军）。
官方在公开的谈话和宣传中，有关新四军问题的设限所采取的是暗示方式，但在内部则明确了这一设限。1月23日，国民党中宣部、军委会政治部、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合对各级党部下达一道宣传指示，共两点：其一，新四军问题“乃纯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其二，“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19)
王世杰时任宣传部长，张治中时任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这道宣传指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王与张的立场。
避免军纪成为政治问题，此一设限涉及若干具体问题。1月24日王世杰记载：“今午与蒋先生谈共产党军队事。予力主勿封闭新华日报。蒋先生亦云：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20)
封闭《新华日报》，大约指周恩来挽诗违检发表之后，有人主张封闭该报。然而《新华日报》一旦被封，军纪问题必然演变为政治问题。蒋称对中共政治上从宽，等于认可了王“勿封”的意见，这与早些时候蒋对王表示“不涉及共产党”的态度是吻合的。
新四军问题既然公开，蒋本人便必须公开表态，从而向国内外表明其立场。蒋选择1月27日在国府纪念周发表演说，此举无疑是皖南事变以来，重庆当局最具权威性的一次政策宣示。1月26日王世杰记载：“今日午后予与蒋先生商讨明日纪念周中之演说。对新四军予力劝蒋先生务于坚决严厉之中，透示慈祥□□之心理，并劝其勿涉及苏联。”(21) 严厉与慈祥，无非是两手之意，王之建言就是力求保留与中共的回旋余地。当然，王世杰这位温和派人士能够事先参预演说的商讨，这一点本身就是蒋的倾向性的反映。
1月27日，蒋在国府纪念周发表长篇讲话，为皖南事变定性定调。蒋的基调是淡化事件的政治性质，从而淡化事件的政治色彩。蒋把事件定性为军纪问题，认为：“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蒋也是把解决新四军与解决韩复榘、石友三的抗命问题相类比，表示：“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现在新四军番号既已取消，这个问题自然是完全解决，再没有其他问题了。”(22) 蒋称新四军问题很单纯已完全解决，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不涉及中共与八路军；其二，要中共接受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既成事实，吞下这枚苦果，事情就此了结。
蒋的意思毛当然读懂了。1月29日毛致电周恩来，判断：“蒋二十七日讲演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23) 皖南事变国民党是进攻一方，由进攻转入防御，此即事态的转换。在此判断的基础之上，中共早已部署的政治反攻继续展开。当日，毛在政治局会议发表讲话：蒋介石“现在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的这种阴谋……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24) 外交问题指这件事要闹到国际上，引起苏美的关注。
总之，蒋称军纪问题，毛称政治问题，蒋称单纯问题，毛称全局问题。此即毛对事变性质的定性，也就是拒绝接受既成事实，拒绝吞下这枚苦果，拒绝就此了结。
在进一步明确反攻的同时，中共的底线亦更加明确。如前所述，1月17日蒋曾对王世杰明确表示不涉及中共与18集团军，而毛为国共合作是否破裂所设置的底线恰恰就在这里。1月27、28日，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在蒋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之前，我们暂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25) 反蒋即决裂，而是否绝裂，则取决于蒋在这两个问题上是否触及中共底线。
蒋在1月27日演讲中公开表示，新四军番号取消之后“再没有其他问题了”，此言等于公开承诺不涉及八路军。为此，毛亦迅速做出反应。1月30日毛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部，指示：“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26) 要求八路军保持沉默，限制八路军介入，就是有意识地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
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蒋介石关于不涉及中共与八路军的这两点意思，毛已意会，为此，毛亦做出相应的规定，表示：蒋尚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与中央军。(27) 蒋与毛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各自设限，同样可以理解为二人之间的政治默契。
综上所述，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共分别对事变的性质做出各自的界定。重庆判定为军纪问题，延安则判定为政治问题，而如何定性，其实质就是事变的责任应由何方承担。如果是军纪问题，其责任便在新四军，理由是新四军违抗北上命令，擅自向南移动。如果是政治问题，责任便在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排斥打击中共。此后，国共将围绕此一定性展开长期的争论。
毛将皖南事变定性为“全局问题”，但又排除了八路军的介入，也就是说，问题是全局性的，但反击的范围则又是局部的。在这里，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就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
总括而论，重庆与延安两个军委会的两道命令发布之后，双方的政治对立达到顶点。尔后，双方均以多种方式释放出一定的缓和信号，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各自对八路军的设限，而这一设限则标志着双方关系已转入可控状态。
外部力量对重庆政府的牵制
国共皖南冲突的发生，最大的受益方之一无疑是南京汪伪。1月18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报载重庆解散新四军，并扣留军长叶挺，通缉副军长项英。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28) 把国共火并视为宁渝接近乃至完全合作的一个转机，这是周佛海本能的第一反应。
1月22日，汪精卫宴请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周佛海作陪。周记载：“席间告板垣，对于重庆解散新四军，吾人不可表示幸灾乐祸，使重庆立场因之困难，最好仅载事实，不作过分宣传。众皆赞同。”(29)
周的意思是，汪宁“政府”处于国共的对立面，汪宁方面如果表示幸灾乐祸，将被中共抓住把柄攻击国民党。周要求低调处理以减少重庆困难，就是帮助重庆过关之意。周的这个意见“众皆赞同”，表明得到汪精卫和板垣的认可，这种认可反映了宁渝之间在中共问题上的政治默契。
汪伪在宣传上采取了低调，但日军并未停顿其进攻，1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以汤恩伯部为主要打击对象。那么，日军为何恰于此时打击国民党军？这是国共日三方战略利益的反映。
皖南事变的直接起因是国民党强令新四军开往华北，这就触犯了日军的利益。2月7日毛致电周恩来，就豫南之役的起因这样判断：“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30) 毛的意思是，日军所以打击国民党军，就是要阻止国民党将新四军调往华北。
国民党方面也有人在研究是役的深层原因。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这样研判：“豫南战事，有人判断敌人企图在打通平汉路，我认为敌人无打通平汉路之企图。其目的不过在打击我汤恩伯部……使N4A依然残留于长江流域，操持国共两军摩擦之态势。”(31) N4A即新四军。必须将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才能保持国共摩擦，从中渔利，这是唐纵对日军豫南战役意图的判断。
国共对日军具体意图的判断不尽相同，但对日军出发点的判断则相差不多，此即日军不愿新四军离开现区域。日军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尚待研究，但仅就结果而论，日军在蒋反共之际对其实施此一打击，实际上对蒋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豫南之役前后，苏美两国开始介入国共纠纷，从而对蒋形成另一牵制。
此时，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即将离任，由高思接替，但此一消息尚未宣布。1月24日，在重庆军委会会议上，苏联驻重庆军事总顾问福尔根提出此事，并与国共纠纷联系起来。福尔根说：美使即将回国，“归去不来矣”。徐永昌问：“是否调换新使”，福尔根肯定地回答：“是撤使，非调换也。且云美国极关心国共团结，今之撤使与中国太不利，更谓此种消息无讹，彼敢负责。”在披露此一消息之后，福尔根对参加会议的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明确要求：“应予十八集团［军］以攻击敌人命令，并迁就事实，划给其作战地境云云。”
福尔根要求重庆军委会对18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曲线的方式对国共关系的过问，意即新四军不能牵扯八路军。福尔根关于美国撤使的消息，意在施压。但是，作为苏联军事总顾问，传递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则是不合适的，也是极易被识破的。当日会后，心存疑虑的徐永昌特地向外交部长王宠惠核实此事，结果，福尔根这一“敢负责”的消息立即被证明为讹传。徐记载：“电话询王亮畴美使事，据称美国曾有电调换使节，我已同意其新使高斯矣。”(32) 也就是说，美方是换使而非撤使。此一消息的澄清，福尔根的施压很难说起到了积极作用。
数日之后福尔根被苏联方面解职，其军事总顾问一职由新任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兼任。关于福尔根被解职的原因，王世杰记载：“苏联撤换其在华军事总顾问，拟以武官崔可夫代之。此事显亦与新四军问题有关（据张冲云，苏联政府对于现任总顾问之不满，系因其未将新四军事件事前详报）。”(33) 未能事前详报指事前失察。张冲的消息表明苏联方面是相当认真地看待皖南事变的。
1月25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当面向蒋提出了新四军问题。不过，来自美国方面的意见对蒋的施压作用更为明显一些。
2月8日，蒋在官邸会见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居里首先转达了罗斯福这样一个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区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所谓相类者多，意即国共合作是有基础的。
蒋称中共为第三国际服务，意即中共并非罗斯福所说的社会党。蒋还称中共在宣传上能将一分说成百分。居里说：“共党为宣传能手，本人同意此言……复有美人史诺及史沫特莱等为之撰著专书，以广流传，一般自由主义倾向之美人，受其影响甚大，因此闻中国内部发生摩擦，有发生内战之虞者，咸感不安，因而影响其援助中国之热诚。”(34) 谈话结束时，居里提出与周恩来见面的要求，蒋表示同意。居里是以考察中国财政经济的名义访华的，以为美国的援华拨款做准备。然而与蒋的头一次谈话主题却是国共合作，并提出与周恩来见面，居里的这种方式事实上构成一种暗示：美援与国共合作互为联系。
2月10日蒋第二次会见居里。蒋首先问：阁下已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现状否？而居里仍将话题导入中共问题，他说：中共的宣传在国外造成两种印象，“史诺在报端发表，谓新四军在皖死伤九千人之多，此其一。共党对一般农民则爱护备至，此其二。以此二者，美国一部分人心理受其影响而发生同情之反响。”这一回居里直接提出了新四军问题。由于居里一再提到国共纠纷，蒋亦明确表示：“余可向罗斯福总统保证……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35) 另外，居里反复提及斯诺等人，表明其在美国的宣传活动收到成效。
由于已征得蒋的同意，2月14日居里会见了周恩来。据载：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不愿内战扩大。周则表示蒋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36) 二人谈话的详细记录未见披露，但以上几句话足以反映全部问题的实质。
所谓南进，指日军向南进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苏联所以支持中国抗战，其意图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北进（进攻苏联），同样，美国所以支持中国抗战，其意图也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南进。而日军能否由中国战场抽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战场的抵抗力度，而中国战场的抵抗力度，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国共合作。
以上关系弄清楚之后，周恩来的意思也就读懂了。此即美国必须迫使蒋改变反共政策，防止国共内战，如此才能避免抗战熄火，从而使日军不能由中国战场抽身南进。周将国共合作与日军南进联系起来，也就是将中共问题与美国的最高利益联系起来，促美压蒋。
居里在与周恩来谈话之后，的确曾进一步过问国共关系。2月21日，居里会见徐永昌，徐记载了二人的谈话要点：“午前九时，居里偕麦克猷来。居曾询：一、近二年中国游击队似不若抗战第一年有成绩（告以因中共军队妨害国军所致）。二、关于新四军之解决，美国所闻以为事件颇大影响，亦严重（告以中共行为只能增加我抗战之困难，决不危及我抗战……）。三、可否划与区域（告以正因其不就指定区域而解决其一部）。四、是否尚发给饷弹（告以必待其服从命令方能发给……）。”(37) 在这里，居里对中共问题的提出较之与蒋的谈话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徐之答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位考察财经问题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其所提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财经范围，不仅直接提出新四军问题，而且具体提出中共的作战区域与饷弹问题。居里的提问等于再次告诉重庆当局，其来华考察的范围并不仅限财经。
归纳起来，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日军随即对蒋发动军事打击，苏美两国先后出面干预，从不同角度对蒋构成多种牵制。来自各方的牵制其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说明的问题却可归结为一点：至少这一回蒋的反共行动未能得到任何一方的鼓励与支持。另一方面，蒋本人的确也还没有彻底破裂的打算，这样，在两党关系下滑的态势得到控制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双方如何转圜，而转圜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点：双方开具的条件。
开价与还价
成立于1938年的国民参政会，既无立法权更无执行权，仅有一定的议政与建言权，因此，参政会从来不是中国政治的聚集点。根据章程，一届参政会在召开五次大会之后，于1940年10月届满，二届一次参政会定于1941年3月1日召开。
参政会尽管职权有限，但却是一个各党派政治聚会的场所，因而也是一个展示各党派政治关系的场所。二届一次参政会的召开，恰逢皖南事变之后，国共裂痕到底能否弥合，将通过此次参政会接受公开的检验。由于此次参政会恰好具备了这样一个特殊功能，为此，参政会自成立以来头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的聚集点。
作为一个眼观全局、未雨绸缪的政治家，毛早已注意到此次参政会将有文章可做。2月7日毛致电周恩来：蒋介石“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38) 毛的意思是，蒋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接下来便是政治上如何收场，而政治收场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蒋能否在参政会获得一个圆满结果，因此，为应付参政会，蒋“非想个妥协办法”。
基于以上研判，中共迅速锁定参政会，展开新的一轮政治反攻。2月15日，毛泽东、陈绍禹等七位中共参政员联名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延安军委会发言人所提惩办何应钦等12条要求，然后表示：“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39) 此即删电。删电的核心是，将国民党是否接受12条，与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直接挂钩。2月19日，周恩来将删电送交参政会秘书处。通过删电，中共再一次就皖南事变的政治了结，正式提出自己的条件。
中共12条最初提出于1月20日延安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1月25日由周恩来面交张冲。但中共条件提出近一个月，国民党方面没有任何反应，证明中共的方式方法未能击中要害。删电的提交等于表明，国民党如拒绝12条，中共将拒绝出席参政会，而中共如拒绝出席，将使国共裂痕向国内外进一步公开，重庆当局将遭受更大的内外压力。这一回删电击中了要害，国民党方面立即躁动起来。
王世杰此时除担任宣传部长外，另一重要职务即参政会秘书长，主持参政会日常工作。2月19日王世杰记载：“毛泽东、陈绍禹等七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谓彼等对于新四军事件，已提有惩罚何应钦、顾祝同及取消中央处理此事命令等主张十二款，在政府未予裁夺以前，不能出席参政会。毛等此种表示，似系借此要胁［挟］。予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告以如此做法，只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40) 张冲与刘斐此时担任与中共的日常联络。
2月20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张冲从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此公函（按：指删电）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41) 然而张冲传回王世杰的则是一出入较大的消息，2月24日王世杰记载：“午后张冲来参政会，谓共产党有撤回毛泽东等致参政会删电……之意。”(42) 张冲的此一消息究竟是对周恩来意思的误解，还是为争取斡旋时间而编造的善意的谎言，尚待考证。总之，王世杰获此消息之后，随即与蒋磋商关于中共出席参政会的开价。
参政会原采议长制，由汪精卫与蒋先后任议长。一届会议于1940年10月届满之后，决定将议长制改为主席团主席制，由五位人士共同担任主席。改制的意图是，接纳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以改变国民党的独裁形象。关于五位主席人选，蒋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人内定为无党派人士，而剩下的三位党派人选尚未确定。
2月16日王世杰记载：“今晨与蒋先生谈及参政会主席团事。蒋先生嘱先征左舜生、张君劢意见。”(43) 左、张时任青年党、国社党领导人，先征左、张意见，也就是二人已被列入主席团候选人。现在，仅剩一个党派人士席位尚未确定。
当张冲24日传回中共可能撤回删电的消息后，参政会主席团所剩下的一个人选亦随之明朗起来。2月25日，王世杰与蒋磋商此问题，并向蒋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王记载：“今晚与蒋先生商参政会主席团人选。予谓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希望有一人加入主席团，是否可将毛泽东列入。”但王关于毛的提名立即被蒋否决，“蒋先生谓如选共产党党人，仍以周恩来为宜。”(44)
蒋在毛与周之间的这一选择，其深层的考虑本文暂不论及。总之，蒋与王的此一磋商，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方面为中共出席参政会而准备的开价。也就是说，中共如果撤回删电而出席参政会，中共人士即可列入主席团人选。
2月26日晚王世杰约见周恩来。王记载：“今晚予约周恩来在参政会秘书处面谈。予告以（一）国共关系，不能善化则必然恶化；（二）参政会行将集会，可使局势善化，亦可使局势恶化；（三）共产党毛泽东等参政员致秘书处删电提出十二款并表示不能出席，是使局势恶化。故予盼其将原电稿撤回。周答称国民党正加紧反攻，故共产党觉出席参政会亦无益。但彼愿电延安再答复。”(45)
王的核心意思是要求中共撤回删电而出席参政会，但二人显然未谈拢。王似乎未向周透露交换条件，即中共撤回删电便可入选主席团，不过王此次出面见周的意图，无疑是开价内定之后，亲自评估成交的可能性。
参政会数日之后即将开幕，而中共是否出席仍不确定，在此情况下，蒋启用了一位说客，游说中共，此即第三方面。
关于第三方面在本次参政会期间展开政治斡旋的经过，当年，梁漱溟在香港撰文予以详细披露。据梁记载，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为调解国共纠纷，由梁执笔起草了一个四条方案，2月24日，经张澜、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多人签名之后，成为第三方面正式的调解方案。
该四条核心是二条：其一，此次参政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其二，由各方面组成一个委员会，解决国共纠纷和其他问题。委员会又称特种委员会或党派委员会，由国共和第三方面共同组成，一旦成立，第三方面便可在中国政治中发挥实际作用，因此组建特种委员会才是第三方面真正的着眼点，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所在。
2月25日，梁漱溟等就该案与周恩来磋商。梁记载，周恩来表示：“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他们出席，亦即不成问题。”(46) 周未经请示延安即明确表示当局若接受四条中共即可出席参政会，周所以敢于做此承诺，无疑是基于一个判断：当局不会接受四条，尤其是特种委员会。
在从中共方面拿到此一承诺之后，2月27日，黄炎培、张君劢、张澜等见蒋，向蒋面交四条。黄炎培记载：与蒋“谈组织特种委员会事，甚洽”(47)。这就是说，对于第三方面所提条件，尤其是特种委员会，蒋采取了相当爽快的合作态度。
以蒋的政治经验而论，他完全明白第三方面的核心利益在特种委员会，蒋所以满足其此一要求，就是要以此抓住其核心利益，从而将其吸引过来。在蒋做出此一承诺之后，问题也就回到中共一方。现在，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中共如不出席参政会，特种委员会也就难以成立，为此，第三方面必然全力动员中共出席。
以2月27日为标志，第三方面成为蒋的说客。蒋的此一策略，就是将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与是否成立特种委员会互为挂钩。此一挂钩事实上成为蒋与第三方面的交换条件。
在与蒋“甚洽”的谈话结束之后，梁漱溟等随后约见周恩来、董必武，“与周董切实商讨，请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董二君迄未同意，仅允电延安请示。”(48) 通知书指删电。这就是说，在蒋满足第三方面要求之后，其立场立即发生变化，反过来要求中共撤回删电。
27日，周、董致电延安，报告与第三方面的商谈情况，表示：蒋介石现用一切力量骗我们出席参政会，我们决不上当。他想以各党派委员会作为我们出席参政会的交换，我们也决不交换。(49) 周将党派委员会（即特种委员会）视为蒋与中共的交换条件，此时，周尚不知蒋已安排了与中共的另一交换，即选举周为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如前所述，蒋与王世杰25日晚已基本内定此一安排，但并未向外披露，因为，同样一个方案，提出的方式不同，其效果与作用也就不同。蒋还在待价而沽。
2月28日，参政会开幕前一日，各方斡旋达到最高点。是日上午，褚辅成、黄炎培等见蒋，王世杰在座。王记载：“今晨褚辅成、黄炎培诸人复向蒋先生提议，选举周恩来为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一。蒋先生应允，□以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大会为条件。予亦力赞其议。”(50) 这就是说，关于周恩来的此一安排，出自第三方面“提议”，然后蒋再予以“应允”。既然蒋接受了此一条件，这样，蒋也就有足够的理由提出反条件：中共必须出席参政会。按照交易规则，蒋明确开出与中共的交换条件。
黄炎培也记载了当天的谈话：上午“十一时再进见委员长……委员长对特种委员会完全同意，嘱起草规程，并拟议人选，容纳各党派，内包中共。惟对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如决定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51)
王世杰与黄炎培均为当日在场的直接当事人，王仅记载了周恩来列入主席团一事，而黄则仅记载了特种委员会一事，反映了二人不同的关注点。其实，两者都是蒋针对中共走出的两步棋，不同的是，一步走直线（主席团），另一步则走曲线（委员会）。
这样，2月27、28两日之内，蒋接连开出两张支票：其一，同意第三方面的提议，设立特种委员会；其二，同意第三方面的提议，将周恩来列入主席团候选人。二项承诺的直接对象都是第三方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其吸引。
蒋要求黄炎培等起草特种委员会章程并拟议人选，愈是催促此事，愈具诱惑作用。在将对方的欲望充分调动起来之后，蒋再变换一个面孔，厉言中共如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显然，国共如果根本决裂，特种委员会也就没有意义了。先哄后吓，一拉一打，在蒋的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之下，第三方面的立场开始转向。28日由蒋处辞出之后，黄炎培等随即约见周恩来等，“告周、董、邓，认为此是分水岭关头，促其最后注意”(52)。所谓分水岭，就是把蒋的“根本决裂”一语换句话说出。
关于第三方面此次立场的动摇，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后来在一报告中这样指出：第三方面最初“提出四项意见，其中主要者为：参政会必须共党出席，要求设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调解国共关系与商讨国家大计……他们原来准备万一当局不能接受，即不出席参政会，后见当局极表同情，并请他们来劝我出席，故他们转而来劝我出席。”(53)
由准备不出席转而劝告中共出席，第三方面的立场都是以特种（党派）委员会成立与否为依归。由于蒋抓住了其核心利益，这样，至少在本次参政会，第三方面未能成为中共的同盟军。
2月26日，毛曾致电周恩来，判断：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54)这一回毛低估了蒋，蒋并未手忙脚乱，而是为中共布下圈套。
参政会对弈
蒋于28日上午明确开具交换条件之后，国民党方针随之明确。当日下午，国民党籍参政员召开党团会议，黄炎培记载：“是日下午，国民党召集党员为参政员者提出主席五人候补——蒋委员长、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周恩来，如共党不出席，则改选吴贻芳。”(55) 由于国民党在参政会居于绝对多数，国民党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参政会方案。
3月1日上午，二届一次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当日大会的一项主要议程，就是选举主席团主席。是日清晨大会召开之前，周恩来告诉通宵在中共办事处坐候消息的黄炎培和梁漱溟，由于延安复电未到，中共不便出席。梁记载：二人正欲前往参政会，“忽于电话上，蒋公亲语黄先生，嘱我们代表他，敦劝董、邓两参政员速即出席……我们只得再跑去劝驾，他们自然不肯来”。反复辗转两党之间，第三方面的情绪肯定要发生变化。
当黄、梁二人到会时，大会已经开幕，由于中共参政员未到，“蒋公当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人临时动议，将下午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第二天举行。为是等到他们出席后，便可选出周恩来参加主席团。”(56)
停开大会以候中共的建议出自王世杰，王记载：大会“开幕后，本拟即时举行主席团之选举。予以共产党参政员既尚称方待延安回电，遂临时商得蒋先生同意，将选举延至明晨举行。”(57)
参政会停开，意味着国共围绕参政会的对决即将摊牌。延期动议通过之后，当日中午黄炎培等再见周恩来，黄记载：“及决议展期，复偕君劢于十一时半转达周等，作最后之劝告。”(58) 所谓最后之劝告，意即第三方面的调停将告结束。
3月1日周恩来致电延安：“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象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59) 周称得了大面子，表明周估计时局仍然是有利的。
3月2日毛复电周恩来：“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讨论，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60) 毛的意思是，中共如果无条件出席，等于自动放弃12条，以后的文章便不好做了，因此必须有条件出席。
为表示让步，3月2日，中共又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一新12条，以此作为出席条件。其中包括第18集团军之外再编一集团军，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等等，最后一条是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中共将此一要求列在最后一条，这是在告诉蒋，中共并不看重此一职位。
梁漱溟记载：“3月2日黎明，我同黄先生又用电话询问周君。复言延安电报已到，我们正色然而喜，却不料其又有十二条的提出。”“同人皆感失望，不能赞一词。”(61) 另一当事人黄炎培记载：3月2日晨“七时二十分，送到周、董、邓函，提出新十二条，在未接受未得保障以前不出席……此事遂告一段落。我认为此是中共政策改变之故。否则条件亦已优厚，在往时求之不得了。”(62)
从“促其最后注意”，到“作最后之劝告”，再到“不能赞一词”，第三方面倾向与情绪的变化是清楚的。总之，当周恩来认为中共得了大面子之际，由于第三方面转向，参政会的局面正在发生逆转。
3月2日上午，参政会选出蒋中正、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吴贻芳五人为主席团主席。
3月5日毛在政治局发表讲话：“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63) 从数日之前的“大面子”骤变为“孤军”，此即情况变化的反映。
3月5日晚，张群告诉梁漱溟一个消息：“蒋公定于明天（6日）亲自代表国民政府，向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张群所以向梁透露此一消息，就是要将梁再一次调动起来。当晚梁再访周恩来并提出两条意见：“一、当局决定明日作一宣布……所以我来请教你，要赶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结果，俾大局从此转圜。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64)
所谓委员会就是特种委员会。梁要求中共集中商讨委员会，意即劝告中共放弃12条，此一要求再次反映了第三方面与中共之间不同的政治利益。中共的双12条，其核心都是新四军，问题在于，新四军与第三方面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相反，特种委员会由于第三方面可以参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体现了第三方面的现实利益。正因为蒋抓住了这一点，不仅将第三方面吸引过来，并且将其反复调动起来。由于梁之要求不可能为周接受，因此第三方面与中共的距离将进一步拉开。
3月6日，蒋在参政会发表讲话，集中攻击中共的双12条，同时攻击中共向参政会提出出席条件这一方式，称此要求是“要在国民参政会有特殊的地位与特殊的权利，而政府在参政会中对各党派和无党派的参政员，不得与中共有一律平等的待遇”(65)。在这里，蒋把中共的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以平等的名义孤立中共。
在蒋的诱导之下，本次参政会最具看点的一幕发生了。3月6日下午，针对中共的出席条件，由无党籍参政员王云五领衔提出一项议案，表示：“本会为国民参政机关，于法于理，自不能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条件，以为本会造成不良之先例。”(66) 该提案当即被参政会全票通过。
由无党籍的王云五领衔提出该案，意在体现该提案超党派的中立性质，其实，王云五在提出之前曾与国民党方面磋商。王世杰记载：“此项决议案系王云五提出，事前经予与商洽。”(67) 可见该案并非超党派。该案被中共称为反共决议。
中共的双12条，其条件本身是向政府提出，本来，接受与否只应由政府回答。但是，中共双12条所具体提交的单位，则又是参政会秘书处，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向参政会提出。王云五提案之巧妙便在于，将一个本应由政府回答的问题以参政会的名义接过来，然后，依据参政会章程，再以参政会的名义予以拒绝。因为，参政会作为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议事机构，当然不能接受任何党派的出席条件。况且，18集团军之外再编一集团军等等要求，也是参政会无权解决的。
参政会此一议案的通过，将新四军问题复杂化，也使国共对峙的态势复杂化。
中共的双12条其实质是新四军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王云五提案从现象上看，它所否决的并非中共条件本身，而是向参政会提出出席条件这一方式，但实际上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因此，参政会的否决，等于否决了中共的双12条。问题在于：中共的双12条如果仅仅被国民党拒绝，那么，只是一对一的局面，现在则是被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全体拒绝，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对峙的态势，把蒋从一度十分孤立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的双12条，它是中共为皖南事变所发动的政治攻势的主要体现，而参政会的否决，等于为蒋抵挡并化解了这一攻势。
向参政会提出出席条件，仅就方式方法而论确有不妥之处，此后，中共不再采用这一方式。
中共对时局的观察与评估
参政会临近闭幕之际的一项主要议程是选举驻会委员，所谓驻会委员，亦即具有一定的常委性质。先前，在中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周恩来被排除主席团人选，这一回又将如何？
3月8日王世杰记载：“今午予与蒋先生商参政员驻会委员人选，予力主仍应令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选入。蒋先生应允。”(68) 这项安排显然是保留余地之意。
3月9日参政会选出25位驻会委员，其中包括董必武。10日，二届一次参政会闭幕。
3月12日，毛在政治局发表讲话，认为此次参政会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不理态度。(69) 所以不理而不是反击，显然是投鼠忌器，避免伤及第三方面，从而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这批人推向国民党。
当然，不理并不等于完全沉默。3月16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现当国民党及政府当局决心反共之时，无论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与否，国民党及政府当局利用参政会作为破裂反共工具的政策绝不会有所改变……就是说，参政会此次绝不能不成为政府实行反共计划的御用工具。”(70) 反共的御用工具，此即中共对本次参政会的政治定性。
第三方面这一回充当了蒋的说客。黄炎培对中共坚拒出席参政会甚为不解，认为蒋之开价“条件亦已优厚，在往时求之不得了”。问题在于，蒋之优厚条件是在皖南事变的背景下开出的，目的是要将国共裂痕敷衍过去。而中共所以提出蒋不可能接受的双12条并坚拒出席参政会，就是不能让蒋把皖南事变敷衍过去。毛的总体意图是这样的：“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71) 黄与毛之区别便在于，黄着眼于局部与眼前，毛则着眼于全局与将来，因此双方对问题的认识必然产生差异。
王云五的提案所以能够全票通过，关键在于第三方面投了赞成票。(72) 所以出现此一局面，关键又在于蒋满足了其核心要求，同意设立特种委员会。也就是说，蒋对第三方面的开价，这才是“往时求之不得”的。这一回蒋充分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不仅将第三方面吸引过来，而且将其反复地调动起来。
尽管如此，中共对第三方面的基本定位并未改变。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一政治情报中指出：“中间阶层在这次斗争中的立场，是动摇不定的，但依然处在中间地位。”“这些中间派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黄炎培、张澜等，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要关头，便成和事佬；一是失意政客，如张君劢、左舜生等，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得了参政会主席团时面目就变了。但因他们都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所以仍是一种中间地位。”(73)
这些话的核心意思是，无论第三方面如何动摇，但其作为具体的政治党派，天然具有反对国民党一党制的政治本质，因此从本质上讲，第三方面不可能完全倾向国民党，而仍然居于中间地位。
国共各自开具的参政会出席条件，其实质就是各自开具的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双方在这场条件对决过程中，由于中共条件被参政会全票否决，从现象上看，蒋似乎成为胜出的一方，但毛并不这样看问题。
国共的出席条件，其实质之一就是各自为皖南事变的定性，亦即军令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中共如果无条件出席参政会并接受主席团主席一职，只能证明国共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裂痕，这样，皖南事变实际上便归结为蒋之定性——军令问题，与马谡或者韩复榘等性质相同。
中共的双12条，其真正的意图就是要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3月12日毛致电周：“我们的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公开了……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74) 把蒋对问题的定性改变过来，此即中共的收获。
其实，还在中共的条件提出之际，毛就根本没有指望蒋能够接受。2月14日毛向周恩来交底：“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75) 把蒋打到防御地位，此即毛对全部问题的着眼点。
那么，经过参政会的较量，毛对国共之间的攻防态势怎样评估？3月12日毛致电周：“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就是所谓拖。”毛继续分析道：蒋3月6日的演说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委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76)
在董必武拒绝出席的条件下，却选举董为驻会委员，毛将此举视为“收兵”。收兵标志着蒋已被打到防御地位，这样，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已经产生。
结束语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两党合作能否继续，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周佛海在参政会闭幕之际写下这样一段日记：“渝方与共党已公开决裂，共党代表不出席参加［政］会，则提出要求多种，蒋向不公开指责共党，此次在参政会演说，竟公开攻击。此时渝共决裂，两均不利。”(77) 从汪伪的视角看问题，周佛海尚且懂得渝共决裂两均不利，这就足以说明，合作仍然是国共的最高利益。周佛海尚且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毛与蒋更能体察其中的利害。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苏美均进行过干预，但是，国共合作所以没有破裂，说到底，还是因为两党的两位主帅实际上都没有彻底决裂的打算与决心。正因为如此，双方在摆出强硬姿态（两道命令）的同时，又都采取了相应的设限措施（八路军），从而为合作留下余地。
重庆当局在皖南事变的善后处理过程中，蒋的身旁始终围绕着两个集团，一个是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为主的强硬派，另一个是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张冲为主的温和派。蒋则居中，反复地运用这两派力量，对中共实施两手政策，一打一拉，再打再拉。
但是，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78) 蒋所以能够局部攻开第三方面的堡垒，但却始终攻不开中共的堡垒，根本原因便在于，毛同样采取了两手政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
3月18日，毛为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的通知，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过程做出总结。毛指出：“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79)
在这里，毛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过程分作三个阶段：开始、高峰、退兵。总括而论，从1月17日重庆军委会的命令到3月18日毛的通知，历时两个月，这是皖南事变政治收场的阶段。在此期间，双方围绕新四军问题的解决条件，展开了反复的较量，最终，互有胜负，国共对峙转入“拖”的局面。此后，双边关系仍将在既合作又对立的双重架构之下，实行长期的“拉锯式”合作。
注释：
① 胡乔木著《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对毛泽东的处理过程做了系统研究。详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9—120页。
② 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编印。
③ 《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
④ 《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16日。徐记诸人当指程潜、刘斐、张治中、白崇禧，另一人待考。
⑤ 《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17日。
⑥ 《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17日。
⑦ 《军委会通令》，1941年1月18日《大公报》，第2版。
⑧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20页。
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11) 《1941年1月15日全权代表潘友新与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记录》，转引自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292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14、618页。
(14) 《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18日。
(15) 《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19日。
(16) 《抗战的纪律》，1941年1月18日《中央日报》，第2版。
(17) 《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20日。
(18) 《贯彻军令整肃军纪》，1941年1月23日《扫荡报》，第2版。转引自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1年1—6月），台北，“国史馆”1990年版，第76、77页。
(19)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选组：《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
(20) 《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24日。
(21) 《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26日。
(22)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下），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版，第619—636页。
(2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62、263页。
(24)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25)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61、262页。
(2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63页。
(27)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10页。
(28)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1941年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9) 《周佛海日记》上，1941年1月22日。
(3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34页。
(31)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32) 《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24日。王宠惠字亮畴。福尔根又作沃尔根，即卡恰诺夫的汉名。
(33) 《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30日。张冲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并兼任军委会顾问处处长，负责与苏联顾问的日常联络。
(3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542—545页。
(3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第546—552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2页。
(37) 《徐永昌日记》，1941年2月21日。麦克猷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
(3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34页。
(39) 《毛泽东等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1941年3月10日《新华日报》增刊。
(40) 《王世杰日记》，1941年2月19日。
(4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75页注①。
(42) 《王世杰日记》，1941年2月24日。
(43) 《王世杰日记》，1941年2月16日。
(44) 《王世杰日记》，1941年2月25日。
(45) 《王世杰日记》，1941年2月26日。
(46) 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梁文于1941年9—11月在香港《光明报》连载。
(47) 《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1941年2月27日，中华书局1979年版。
(48)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4页。
(4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77页。
(50) 《王世杰日记》，1941年2月28日。
(51)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年2月28日。
(52)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年2月28日。周、董、邓指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
(53) 《南方局统委关于争取中间分子之经过及其经验》（1942年7月），《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76、77页。
(54)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77页。
(55)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年2月28日。
(56) 《粱漱溟全集》第6卷，第164、165页。董、邓指董必武、邓颖超。
(57) 《王世杰日记》，1941年3月1日。
(58)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年3月1日。
(59)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6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79页。
(61)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65页。
(62)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1年3月2日。
(6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0页。
(64) 《粱激溟全集》第6卷，第167、168页。
(6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2），第553—559页。
(66) 《参政会通过重要决议 盼望共产党参政员出席》，1941年3月7日《中央日报》，第2版。
(67) 《王世杰日记》，1941年3月6日。
(68) 《王世杰日记》，1941年3月8日。
(6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1页。
(70) 《拥护我党七参政员拒绝出席本次参政会》，1941年3月16日《新中华报》，第1版。
(7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70页。
(7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称，中共12条提出之后，“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9页），不知根据何在。
(73)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9页。
(74)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2页。
(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7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2页。齐电指参政会否决中共出席条件之后，3月8日毛等复参政会秘书处电。
(77) 《周佛海日记》上，1941年3月11日。
(78)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六大以来》上，第1160页。
(7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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