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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题
哲学试图说出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表现为一个或所有问题，但不是说，哲学要解决我们所遇到的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中只有很少一些问题需要“哲学地”解决；也不是说，哲学能够把所有问题都化为一个问题，这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多余的，我们其实不需要哲学的“总的”解释。这些都是哲学的不良幻想。只要愿意，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去幻想，但没有用。智慧是有用的，而不是高水平的幻想。
“一个或所有问题”是哲学智慧自身的思想特性，它意味着，在哲学思想的范围内，如果我们试图解决某一个问题，就不得不去同时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哲学所思考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互相牵连着的，以至于只要单独去思考某一个问题，就会破坏这个问题，甚至破坏其它问题；假如哲学所思考的所有问题必须一起解决，那么，“所有问题的一起解决”便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只有当能够解决这个“一起解决”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任意一个哲学问题。事情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在思考这个“一起解决”的问题时，又不得不去思考哪些问题确实是必须考虑在内的问题，而要能够想清这一点，又必须能够同时想清什么是有意义的哲学解决，从根本上说就是什么是有意义的“一起解决”。这已经说得太复杂了，换一种方式说，哲学所思考的其实只是什么是哲学的思考方式，这是“一个”问题，但它又同时落实为哲学所思考的“所有”问题。可以说，这就是哲学一直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唯一问题，而由于这一问题没有被解决，对哲学所有问题的所有解决就从来不是真正的解决。
奇怪的是，哲学思维本身的这一艰难处境却很少被思考，“哲学”生产着太多的理论、太多的观点和原则，哲学家想了很多事情，却很少考虑事情的做法。哲学已经成为一种盲目的思想习惯，已经太像是一种专门的知识，也就远离了智慧。对于知识来说，不管有多少难题，思维本身却不是难题，而对于智慧来说，唯一的难题就是思维本身，这是知识与智慧的一个重要区别。真正的哲学永远陷在智慧的困惑中，永远缺乏知识的那种胜利。不过这种感觉很容易产生误解，一般的错觉是，哲学所想解决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一些“永恒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那也是一些冒充为问题的假设，比如关于“一切事物的终极意义”的问题，它们可以是一些“问句”，是字面上的问题，却不是能够思想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的提问对象并不是一个可解的未知项，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未知项。所以冒充为问题的问题都有一个无法超越的知识论障碍：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哲学的困惑与此无关。智慧的困惑是，即使我们成功地解决了问题，我们仍然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解决，而且，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又改变了问题，于是，我们一方面不得不“一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又正是在改变着、制造着问题。
我们应该意识到，思想本身是思想问题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随着思想的发展，把握不住的不是事物，而是思想。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正确的解法是：可因循的道都不是永远的道。这句话用来表达智慧的艰难是十分贴切的。对于思想来说，思想之道正是永远在创造着的未成之道，因此不得不忍受思想自身的不完善。人们常说，知识是无止境的。但却不能说，智慧是无止境的，这不恰当。智慧是非常性的，它没有那种知识性的“进步”，但它不断改变自身。真正的智慧总是一种思想的冒险。
并不是说，智慧不能给予我们真理，而是说，我们所获得的真理永远需要重新安排。哲学的工作或者说智慧的操作只是一个永远在进行着的“思想布局”活动。真理是处处可见的，说出一条真理并不难，至少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使真理生效，让各种真理在恰当的地方发挥作用，这才是难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于如何安排真理的真理。哲学作为思想布局的活动，它试图创造布局性的真理，这是一种伟大而又谦虚的冒险。哲学确实经常给人“从头开始”的感觉，但决不是通常所想象的“回到源头”，而是“重新开局”，“重新布局”，是“重下一盘棋”。没有一种真正伟大的智慧会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被遗忘了”，而应该说曾经变得不重要有时又变得重要了。即使源头重新变得重要，它也只是重新布局的一个因素，它必须服从重新布局的需要。
有时人们觉得哲学像科学，甚至是一种科学，于是哲学就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的”知识或科学的科学；有时人们觉得哲学像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写作。这些感觉都不错，但都不准确。哲学的某方面有可能像科学或艺术，但关键的是，哲学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像什么”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只有知道哲学在哪一点上“什么也不像”，才真正找到哲学。
智慧不是知识，哲学也就不是去追求知识，所以哲学并不像科学。智慧不是感觉，哲学也就不是自由写作，所以哲学不像艺术。哲学思想既是创造性的又是逻辑性的，甚至是实验性的，它有着所有各种可能的思想性，这些都是它的性质，但不是它的特性。如果说哲学确实有什么特性的话，它并不在于它的思想风格，而在于它的思想处境，这就是，只要它思考一个问题就不得不思考所有问题，而所有问题又不得不思考成一个问题。
2.无智慧的状况
智慧已经衰退了。
我们长时间地容忍了思想的无聊和无用。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又有什么意义？用已经不再智慧的思想去打捞过去的智慧，又能有什么收获？只有当拥有新的智慧，才能理解旧的智慧——一种智慧只能在另一种智慧中被理解——当我们越来越没有智慧，也就越来越不理解过去的智慧。在缺乏新智慧的情况下，旧智慧也会变质。
并不是人们现在对智慧失去了兴趣，而是现在的思想中没有足够令人感兴趣的智慧。曾经震动心灵的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释已经磨损变质，退化为一些习惯。对于习惯，无所谓感不感兴趣，习以为常而已。更重要的是，生活和文化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我们需要新智慧——这不像是需要新知识。缺乏某种知识，这只是局部的技术性困难，人们可以想别的办法。生活和文化产生的新问题却要求原则性的对策，而生活或文化都是整体性的存在，当改变其中一部分设置，其它方面也必定产生问题，除了找到新的智慧以便进行整体性的调整，我们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确实如此，无论是道德、法律、政治还是经济、社会、科学观念哪一方面产生了问题发生了变化，都对生活和文化有着整体的影响，我们需要有与这种变化相匹配的智慧。
不受观点的控制才有智慧。
智慧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操作，它创造着各种观念，但它却不能受其约束。当思想操作无法摆脱观点的束缚，思想就不再智慧。知识的积累使事情越来越清楚，而观点的堆积却使思想越来越糊涂。思想总要制造出观念，因此观念的积累是正常的，但思想却应当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点出发，受制于观点就没有思想的自由，也就没有智慧。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亦作‘闻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这确实是真知灼见：追求学问知识，当然多多益善，追求道理智慧，则必须不断抛弃观点成见，最后达到自然而然的道理。按照我的说法，就是“无立场”或“无观点”地去思想。当思想观念成为思想活动的负担，就不再是智慧了。
退化了的思想就是制度化了的思想。
当思想受制于观点，观点们便以学术的名义被当成知识。这里有点“鱼目混珠”的味道，观点其实是看法，真正能够称为“知识”的必须或者是科学性的和经验性的，或者是逻辑性的和数学性的，而观点作为看法却是一些用来进行解释和理解的假设——它们有可能有助于也可能无助于形成知识，有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无意义，也许曾经有意义而已经没有意义，但无论如何观点并不是知识。当把观点“混珠”为知识，思想就好象成为学习，其实，在观点的支配下，既不“思”也无所谓“想”，只有习惯性的解释。习惯化的思想就像是习惯化的日常动作。
无智慧的思想文化是危险的。它意味着思想文化的停滞和无能。
3.如果有“智慧复兴”
恢复智慧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化行动之一。这可以说是一种“智慧复兴”，不是回到过去的智慧（旧智慧已经不够用而且已经被庸俗化），而是创造新的智慧，并且翻新旧智慧——事实上旧智慧只有在新智慧中才能被有意义地理解并发挥作用。
在讨论智慧的意义之前，似乎有必要这样想一想：思想文化是干什么的？思想文化是用来塑造人类生活的，更郑重一些说，是用来塑造人类的存在意义的。人类的存在本身（is or exists）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哲学问题（也许是个科学问题），只有当它是一个“成为什么样的存在“（is to be made to be）的问题时才有哲学意义，也就是说，人类存在的问题就是使人类成为什么存在的问题。很显然，思想文化就其根本性质来说不是对生活的反映和概括，而是对生活的设计和开拓。这意味着，思想对于生活来说必须具有领先性而不是跟随性，否则思想就退化为一种回忆性或注解性的消极文化，就只有安慰和消遣意义。这显然是文化中不太重要的方面。毁掉思想只能靠坏的思想。
智慧首先必须能够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对文化和生活可能最有影响的问题，必须至少与最重要的问题的演变保持“同步同速”，并且尽可能提前一步或更多。尽管人类的文化和生活有着许多明显的关键问题，但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与此并不很吻合，相反，哲学更乐意提出另一些无关痛痒的甚至虚幻无聊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太任性了，太沉溺于自己的感觉。那些所谓的哲学问题本来无须投入大量的思想，但由于它们存在于哲学传统中，甚至构成了哲学传统的主要部分，许多人被诱导去思想了这些问题，于是这些荒谬的问题假借“传统”而变得好象很有意义。这正是思想的悲剧：它居然把一些无聊的事情变成一本正经的事业。这就像生活中有的事情本来没有意义，但由于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参与了，就似乎很有了些意义。
追求智慧的原始方式是按最大的思想愿望去想象智慧，而成熟的方式应该是按思想需要去构思智慧。这种微妙的区别可谓毫厘千里。按照思想的最大愿望去思想，当然要思考的就是关于万物万事的最大秘密，就是关于一切存在的最大问题。尽管人们想寻找那种最大的秘密，但其实并不知道是否存在着那种最大的秘密，这种寻找只是一种盲目的渴望。到底有没有那种秘密，这一点是说不清的，同样，我们是否有与之匹配的知识能力，也是说不清的。维特根斯坦终于发现了哲学的这一悲剧：我们在哲学中想说的都是胡说，都是些不可说的事情，而那些可说的却又不是哲学的事情。当然，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批评过火了，我们只能说，人们对智慧的期望和态度是错误的，但哲学并非都是胡说，相反，我们在哲学中得到过许多智慧。但有一点确实必须彻底批评，这就是追求智慧的原始方式，这种原始方式由于期望过高，着眼点不正确，因此往往事倍功半，而且，它很快就由于落后于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不再有效了。换一个角度说，追求智慧的原始方式是“询问”，这种方式在人类文明初期是恰当的，在文明还很简单时，一切都值得一问，任何一问都值得追问。在各种事情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解释清楚“事情是怎样的”就是最重要的。在今天，解释事物被证明是科学的工作，于是哲学就好象无事可做了。事实上哲学并非无事可做，而是哲学必须成为另一种追求智慧的方式，必须追求另一种智慧。哲学的工作不再是询问，而是“设计”。可以说，这才是成熟的哲学。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意味着追求智慧与追求知识完全划清了界线——这一点正是哲学一直想做到而没有做到的：哲学知道智慧不应该是知识，但却总是搞得太像是知识。智慧的复兴就是智慧的成熟。
那么，智慧是一种什么样的设计？它设计着什么？
文化就是我们对待各种事情的方式，或者说是做事的方式。哲学是一种文化，但有些特别，它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不是别的而正是文化自身。哲学是文化中的文化，可以说是“内文化”，它就是文化的自身设计。文化必须有着这种自身塑造的功能，才是有生命的文化。不可能有一种关于世界的智慧（只能有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智慧只能是关于文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它将是什么样的，这些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说了不算，这其中没有我们的智慧，只有知识。但我们将决定文化成为什么样的。我们把文化做成什么样，这里没有知识，纯粹是个智慧问题。而且，这种智慧确实是我们的，不属于世界也不属于神。
哲学曾经给出的智慧有许多最终成为“智慧的”空话。维特根斯坦曾警告哲学：不要想，而要看。这并没有切中要害。我想应该说：不要问，而要做。
4.哲学错了
在哲学所能思考的所有问题中，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又可以感觉到“一个或所有的问题”的思想处境：所有哲学问题要得到解决，其实只需要解决怎么做哲学的问题，而解决怎么做哲学这一问题，又必须考虑到哲学的所有问题。
人们一直有些盲目地或者说“传统地”做着哲学这件事情，但哲学的各种困难终于迫使人们重新去考虑哲学是干什么的。海德格尔曾经故意吞吞吐吐地问道：有那么一种东西，称作哲学，它究竟是什么东西？维特根斯坦则说，在哲学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整个当代哲学可以说主要说的是这么一句话：哲学错了。
各种当代哲学都从“语言”反思了哲学，认为哲学的关键不在于对事物的“看法”而在于“说法”。不妨这样说，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哲学由于遗忘了因此没有能够说出真正的“逻各斯”（logos，话语，说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根本无法说出哲学所想象的那种“逻各斯”，如果一定要说出来则是胡说。从当代哲学的角度来看，哲学错就错在说错了话。
哲学的错误真的是一种语言上的失误吗？我们凭什么知道什么样的话语是恰当的？即使我们有了所谓恰当的说法，我们也无法证明我们有了恰当的想法。当代哲学是华而不实的。海德格尔式的让智慧“回家”也许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但那是写诗做文章，并不是哲学智慧。智慧必须服从思想文化的需要而不是服从幻想和愿望。维特根斯坦也一样，他对“可说和不可说”的划界实际上把无聊的和有价值的问题一起抛弃掉，结果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了。曾经有个IBM的电脑专家说：电脑实现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电脑所说的一定清楚，电脑所不能说的则必须沉默。不知道这是不是句玩笑话，但我却当真，它恰恰说明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失败。哲学应该表现人的智慧而不是电脑的智慧，哲学能够说的话肯定比电脑要多。也许确实有一些不可说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与哲学的智慧没有关系。维特根斯坦关于“可说”的划界也是可疑的，但这还不是大问题，关键在于，“说”的问题是一个错误导向，智慧从根本上说不是“说话”而是“行动”。
哲学家们确实是智慧的，他们有时把人类智力发挥到了极致，但我不得不说，尽管哲学表现了智慧，却做错了事——不是说错了话。就是说，哲学虽然表现了惊人的思想水平，但却是没有用处的思想。传统哲学思维给人以思想的享受，但缺乏实际意义，当人类文化想在哲学中谋求某种有塑造力的智慧时，哲学的这一缺陷就明显起来了。凡是不可能兑现为行动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很大的价值。哲学家在思想时过多地听从纯粹的思想欲望，总想把那些总也说不完的问题继续说下去，但是事实上在人类文明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就不再重要了，这几乎是一条规律。我们有什么理由舍不得已经失效的哲学呢？
哲学已经变成人类原始思想的后遗症。从欣赏的意义上说，哲学变成了思想的神话。
哲学的后遗症表现为各种“哲学观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某种观点，通常使用的是“正常观点”（包括日常的、科学的、逻辑的等等），正常观点是在生活中有效的观点，或者说是有使用价值的观点，哲学中也有一些正常观点，但另有一些不正常的观点，这就是哲学观点。如果一个观点，它是与正常观点不同的观点，并且是我们在做事时不予使用的观点，那么它就是一个哲学观点。或者说，哲学观点仅仅在单纯的思想游戏中存在，尽管它解释着各种事情，但在实践中我们却只选用正常观点。哲学观点即使是深刻的，也是不疼不痒的。比如说，一个持唯心论观点的科学家和一个持唯物论的科学家在科学上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获得的结论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糖对于感觉是甜的，也许可以认为它在本质上并非如此，但我们却不可能按其“本质”去使用它；我们知道生死是有区别的，也许在“本质”上可以想象“齐生死”，但我们并不按照这种“本质”去行动。
哲学观点与行动无关。正如马克思所讥讽的：哲学家只不过不同地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哲学观点虽然看起来在名义上是思想，但由于缺乏使用价值而实际上成了局外的“思想”，也许可以说，以哲学观点构成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思想工作，而是一种精神生活。如果作为精神生活，哲学观点是无可指责的，精神生活可以是一个任性随意的世界，在一个任性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谈论一些不真实的事情，提一些不现实的问题，作出一些不可能的解释，就像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几乎可以说是制造哲学观点的“诀窍”：尽可能想象你所看到的东西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假如不得已需要去讨论现实的事情，那就按照所想象的另一个世界的境界去解释，总之要把事情说成另一种样子，至于是什么样，则是无所谓的，没有什么规定。我相信按照这个诀窍，人人都可以读懂哲学。我并不是在贬低哲学观点，而只是说，它不是思想的根据，它不能用来进行思想。哲学观点是梦想的一种形式，不管里面有多少智慧，它只是思想的安慰和享受，人们当然需要这些，但更需要能够作为文化决策的智慧，更需要能够实际地塑造生活的智慧。
所以我说，哲学并不是说错了话——认为哲学的话是胡说恰恰是专制主义的胡说。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话语，它表达的是梦想，无所谓真假——但哲学做错了事，因为虚事说得太多，实事想得太少，制造了许多无用的智慧，而实际上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有用的智慧。
5.哲学的终结
过去曾经是哲学的东西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有些甚至不再被需要了，这就是旧哲学的命运。尽管有些人想维护它，但它毕竟失去了生气。哲学，确切地说是旧哲学，事实上终结了。在这里有必要谈谈哲学的终结者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
维特根斯坦发现那些“永恒的”哲学问题引诱人们不断而无望地追问下去，他说，这就像抓痒，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止痒的治疗良方，就会不断地抓痒，虽然无济于事，但总有不断取得“进展”的感觉。维特根斯坦相信他已经找到了止痒良方。不过这个“良方”是消极的。在他看来，哲学追求是一些自找的思想疾病，如果放弃这些追求就不会发痒。他又有个著名的说法，说的是人们陷在哲学问题中就像苍蝇陷在瓶子里，同样找不到出口。那种哲学的“捕蝇瓶”是什么样的？大概是由超科学和超逻辑的向往和混乱的语言所构成，在这种瓶子外面则是由科学、逻辑和正常语言所构成的健康的思想空间。
维特根斯坦的出路其实是一条终结哲学之路，而不是一条解放哲学之路。
如果一定要做比喻的话，维特根斯坦的“瓶子”比喻并不恰当。我想可以这样比喻：正常的思想空间是我们确实拥有的土地，正常的思想就是这块土地上生长着的作物，不正常的思想则是关于不存在的土地和不可能的作物的幻想。我们有可能改变确实有的土地和作物，但却不能幻想生活在别处。这就是说，当我们放弃幻想性的哲学，我们将面对另一些哲学问题，而不是没有了哲学问题，这一点似乎没有被当代哲学意识到。
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显然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以为哲学的思想问题只是澄清语言的问题。在所谓“转向语言”的运动中，哲学实际上走上了中世纪哲学的老路（我称之为“现代中世纪哲学”），在语言上斤斤计较。经典哲学沉溺于观点之争本来已经偏离了智慧之路，再加上当代哲学的措辞之争，哲学完全变成“嘴力”研究。记得有哲学家曾经嘲笑当代哲学已经沦落为去分析蠢人所说的傻话到底是什么思想。多少有些可笑的是，“语言”本身被搞成了一个最成问题的问题，于是，这种哲学运动成了哲学的自杀运动：当企图通过语言去矫正或者说校正思想时，却发现语言本身是混乱的，而且，语言不可能“在语言中”指引自身。哲学终结于思想的无聊。
也许有人会说，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路不是无聊的。当然，海德格尔“在语言中”的思考是诗意的，是浪漫的，他几乎是想去歌唱。可是在语言中的诗意思考能力至多等于艺术的构思能力，它不能比艺术揭示更多的东西，而且它缺乏艺术的实践能力，艺术所构思的东西是可以实现出来的，而诗意思想的那些哲学意图过于伟大以至于没有与之相配的实践可能性。语言是存在的不真实的（unreal）家园（海德格尔称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幻想作为心理感觉是有趣的，但作为智慧则是无聊的。
旧哲学的另一个终结者德里达同样关心语言问题，他另有一种可以与维特根斯坦比美的终结方式。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妄想看作是“瓶子”并且要求逃离瓶子的话，那么按照瓶子这一比喻，德里达就似乎是想砸碎这种瓶子。德里达要求“解构”。在确定的结构中去说出那些隐藏着的“绝对”、“纯粹”和“本源”是不可能的，德里达相信，我们的语言活动恰恰是一个进行覆盖、删改、掩埋的写作过程。德里达的批判导向一个惊人的结论，哲学将变性为文学——而不是继续冒充一种有些像是科学和逻辑的不可能的知识。
传统哲学从理论上说确实挡不住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的打击——它的根本招数已经被算计到了。有些人因此相信哲学完了，“后哲学文化”的时代来了。哲学似乎从康德式的批判——对“根本性”问题的探究——变成了对随便什么问题的随便评论。哲学的分支的分支变得无比多，哲学的言论几乎等同于无聊的意见和信念。可以说，后哲学文化只不过鼓励哲学由严肃的胡说变成不严肃的胡说，这种胡说以哲学的名义从环境污染、动物权利说到太空里的道德和只剩下大脑的人还说到体育和男女关系，哲学在这些事情上是否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哲学必须成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6.另一种哲学史与另一种哲学
哲学必须成为什么，这种问题迫使我们放弃在哲学传统和概念中思考哲学，而站到哲学外面或者说在整个思想空间中去思考哲学，这样就可以发现，我们已经拥有的哲学道路只是哲学空间的某些可能性，而且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道路是好的。什么是思想的特殊状况？思想是创造出来的，当我们试图批评它，我们不得不把已经设计出来的思想与尚未设计成思想的其它思维可能性进行比较。这与知识的情况完全不同，要确定一种知识是否有效，只需要把它与它所描述的“已定事实”相比较，而无须考虑其它可能性。可是，哲学所考虑的东西却不是“既定事实”（这不是哲学所思考的），而是在既定事实之外值得思考的东西。那是许多种可以思考的东西。
我们理解哲学通常借助哲学史，但哲学史为什么只是描述了哲学传统？为什么只是描述了实际上的哲学道路？这种哲学史只描述了哲学走过的路，我们并不能由此知道走得对不对，由此知道的只是哲学的一种或几种可能性，仍然不知道哲学。我一直相信需要另一种有些特别的哲学史，它思考的不是哲学史上每一步发展的事实情况，而是考虑哲学史上每一步走法的得失，这意味着把其它可能的走法考虑进去。甚至只考虑关键的走法或决定走法的思路的得失。这就像在回顾一盘棋，我们不仅思考当时每一步棋的得失，而且思考到如何重新下这盘棋怎么下。哲学史揭示的不应该仅限于“史实”，而且应该是思想的各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能从思想的各种可能性去理解哲学和哲学史，就会发现哲学有许多余地，即使现有的哲学道路令人不满，也不至于无路可走，所谓哲学的终结不是一个问题，而后哲学文化是个笑话。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哲学，一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哲学史上有过的哲学并不能定义什么是“哲学”。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定义哲学，戏弄一个概念没有意义，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尽管与旧哲学非常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思想的极端处，或者说是思想的“底层”或“深层”，按哲学传统的说法，是一种“元”（neta）思想。不过“元”这个概念隐藏着一些复杂的问题，所以是不太清楚的。把哲学说成是极端的思想方式似乎更恰当一些。
在我们分析新的哲学可能性之前，不妨提一个有些唐突的问题：不要哲学行不行？
不管是什么样的哲学，它都必须是有价值的。按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思想没有必要想的事情就是不重要的事情。正统哲学（按西方标准定义的哲学）曾经有不小的思想作用，但现在确实意义不大了，它的解释力几乎被科学和宗教剥夺了，已经没有什么关键性的问题需要这种哲学去解释，所以才会有哲学完了的感觉。但我们可以想想别的思想系统的情况，例如中国思想，中国基本上没有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哲学”，但却不能看作是一个没有哲学的思想例子，中国有另外一种根本性的思想，它既然是根本性的，就显然是另一种哲学，不管它与西方哲学多么地不同，它总意味着思想中的那种基本解释力，把一种基础性的思想叫做“哲学”还是别的，这无所谓。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哲学有多种可能性，并非哲学完了，而是某种哲学完了。
思想文化为我们的行为负责。那么，如果缺少哲学，我们的思想文化是否能够对我们的行为完全负责？如果要做到完全负责，思想文化就要为自身负责，思想文化就必须能够不断创造自身而且创造出自身的合理性。思想文化为自身负责的活动就是哲学活动，所以我说，思想文化的任何一个领域或者任何一个学科的基础性构造活动都是哲学性的，即使比较狭义地说，至少思想文化对自身合理性的创造活动肯定是哲学的。因此哲学不能够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哲学不可能有仅仅属于自身的特殊意义和专业的问题，如果一个所谓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原理对思想文化的其它方面不能有所贡献，那它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哲学不能随意思想，而必须按需思想。如果说思想观念对自身是层层负责的，那么哲学所负的就是最后的责任。只要一种思想文化发展到能够对自身进行自觉创造的水平，它就有了“为自身负责”的问题，就有了去创造什么和怎样有效创造的问题，在这其中，那些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当然，一种原始水平的文化就没有哲学。
哲学，就是对思想文化自身的构思。
这是真正有意义的哲学。事实上我们不可以从哲学的愿望去说哲学是什么，而只能问，哲学需要成为什么，或者，哲学被要求成为什么。过去的哲学里包含了太多不可能的事情，而我们不可能要求不可能的事情。由此不难看出过去哲学的错误，它的思考对象是整个世界，这太大了，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它包含太多被想象为隐藏着的秘密，包含太多按照思想的某些结构、某些原则和偏好编排出来的“本质”、规律或初始状态和理想状态，而且，这些纯属假设的东西又被当成是解释所有事情的根据，因此，尽管旧哲学思考到了各种有意义的问题（旧哲学思考到了一切问题，不管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但却不能有意义地去解决它们。可以说，旧哲学给智慧设置了一个知识性的目标（当然是超级的知识），这个目标是想当然的，而且没有实际意义，与这个不可能的目标相配，它通过一系列与事实不相似的假设构造了一个失真的世界。各种哲学观点对于这个失真的世界也许是恰当的，但对于真实的世界却是不恰当的，这正是人们经常所感觉到的：哲学对于哲学自己所说的“那些事情”来说总是说得通的，但对于实际事情来说却似乎既陌生又草率。这种感觉已经足够引起怀疑了。哲学家们在语言上的斤斤计较互相批评同样使人生疑：如果哲学的世界是失真的，不同的说法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哲学必须告别知识型的哲学，必须意识到智慧不能描述超出知识所可能描述的事情，智慧不是科学和逻辑之外的“另一种知识”，但也不是科学和逻辑附属物或类似物。智慧是与知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能力，它在知识的界限之中，做着与知识完全不同的事情。
7.限度和边界
哲学一向企图探明各种“限度”，或者说“界限”和“极限”。全部哲学的努力都与此有关。哲学一直以它可能——往往只能“可能”——探明这些限度为荣。从各种本质、本源或绝对性、终极性到知识的先验原则或语言和思想的界限，也许还可能有别的什么界限，都表现了哲学作为超级知识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似乎可以说是关于各种界限的知识。
人类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幻想，总想发现最大的秘密或最后的原则，且不说这种努力是可疑的，即使它是可能的，也没有很大的意义。这是我对哲学的基本怀疑之一。我总是强调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最大的问题和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两个方向中的问题。这里有个哲学的决定性选择。
人类思想有两种能力或两个方面：知识和创造。智慧作为极端化的思想，它也就有相应的极端化的知识型智慧和创造型智慧。通常意义上的哲学主要是知识型的智慧，它从事物的经验知识开始追问下去，一直追问到逻辑所允许的最大问题，这时，事物实际上早就不存在了，只剩下概念，这种哲学实际上是关于概念的知识，哲学家们演习了各种概念，力图表明思想的逻辑界限。这种智慧是伟大的但却是无效的，假如说那里确实有些绝对的思想界限，那么，它们本来就在那里，我们本来就不可能无视这些天然的界限，我们越不过去，如果我们想在思想之外思想，肯定什么也想不出来，既然思想不可能出界，这些界限是否必须表达出来，就不是重要的问题。而且，即使我们获得一种知识型的彻底的智慧，它仍然无助于解决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它根本还没有触及那些问题。真正重要的思想问题都是关于创造的问题，就是说，哲学不能解决“……这样存在着”（…is）这种形式中的问题，而只能去解决“……将要被做成存在（…is to be done）的问题。凡是可以设想为上帝已经解决了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思想问题，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思想所能做主的事情，我们不能思想无法做主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被决定了。凡是可以思想的，必定是我们能够做主的事情。思想就是去做决定。所以知识和智慧是不同的，知识是一种企图知道某种已经被决定的事情的思维，知识没有自由。智慧则是创作，是去做决定，尽管只有半份自由，它不是自由幻想，幻想是不重要的创作，但智慧必须是重要的，它想要塑造文化的存在，或者说就是人的存在。人对自身存在的塑造就是真正的问题。只有在人能够充当上帝的地方，才会有值得思想的哲学问题。有神论思维或者信仰型思维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如果假定了神的智慧，人的思维就只是对神的智慧的理解和解释。人对于人想做的事情来说，人是主人，主人才有自己的智慧。尽管人所能做主的事情在逻辑上并不大，但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说，
存在就是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
存在就是所要做的事（to be is to be done）。
关于“存在”的其它理解都不是哲学的，而只不过是逻辑的或者是语法的和语义的。
真正的智慧属于创造者，或神或人。研究神的智慧是神学，研究人的智慧是哲学。所以有意义的哲学只能是关于文化的构思，它思考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观念，我们所需要的观念可以做成什么样。于是哲学又会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哲学不再关心那些绝对的“界限”，而只关心思想文化的存在“边界”，或者说观念界的边界——边界不是绝对界限，它可以变化，事实上它不断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需要设计的。这样一种哲学在规模上比通常的哲学显然要小得多，但它在能力上要强得多——它将设计存在，而不是仅仅谈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