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王宏伟
【内容提要】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东突”恐怖主义；国家治理；全球治理
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空前错综复杂，对过去以“统治”为主、强调外部维度的国家安全维护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系统性、整体性为特征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们准确认识和判断国家安全形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框架，有利于我们确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模式。
作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东突”恐怖组织以民族分裂为目的，以极端宗教思想为旗帜，以恐怖主义为手段，在国内外不断制造事端，对内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对外威胁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有效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协调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构建内外整合型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式。
一 工业社会：以外部安全为主
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来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是三个重要形态。有人提出农业社会就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认为“古代国家安全的构成略有差异，但基本要素有共同性”，[1]这是一个误读，只有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才有“国家安全”概念出现的可能。
在农业社会中，国家是“社会-国家”（society-state）。“在其中，社会和国家存在着互动构成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往往基于一个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又加强甚至创造着它所依据的社会共同体。”[2]这是一种前现代国家，“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致政治机构中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3]国家对边界缺少清晰的界定，安全威胁的内部与外部之分相当模糊。
其中N是强度为的过程,为运动,Vn是独立的随机变量序列,且满足Γ=log(V)是参数为的双指数分布,其密度函数为
由于农业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共同体，作为臣民而非公民的人归属于一个国家，不是基于政治认同，而是因为某些社会原因。在家国同构、“朕即国家”的背景下，国家统治者关心的是王朝的政权利益与政权安全，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王朝的政权利益与政权安全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领土。“在传统国家，领土就是一切，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传统国家的领土意味着管理权。”[4]为了确保王朝的政权利益和安全，农业社会的统治者甚至可以牺牲国家和臣民的利益。所谓的“保民而王”“载舟覆舟”等“仁政”之说缺少必要的制度约束和制衡，主要凭借统治者的道德自律。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对系统科学理论的全面体现，又是将系统科学理论运用于国家安全治理中的重大理论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考虑了国家安全系统的多元性，体现了国家安全系统的层次性，分析了国家安全系统的结构性，强调了国家安全系统的整体性，是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性、统一性和指导性的理论体系。
现代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指称民族国家的安全，即其公民、经济和制度等方面的安全。在工业社会中，国家的主要形态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是领土主权国家，它的权力建立在一定范围的领土基础上（监管成员资格、制定有效的法律、保护边境等）。”[5]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对界限明确的领土和人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垄断一切暴力手段和强制力量，并且因为公民的支持而被赋予合法性。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在民族国家体系中，主权原则被奉若神明，成为现代国际事务的核心与圭臬。各国倡导和遵守国家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国际法律为共识等行为规范。在这一秩序下，国内与国外事务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在民族国家内部是民主制度，而在国家之间是非民主关系；在国家边界内部确立问责制和民主合法性，而在这些边界之外追求国家利益（和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针对那些被视为‘内部人’的人实行民主和公民权利，而对那些外部人则经常否定这些权利。”[6]
在民族国家的疆域之内，人成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公民身份是因对特定国家的政治认同而获得。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人类要想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社会个体需要构建一种公共权力，使得每位个体或成员保持畏惧，以共同利益指导其行动。这个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就是“伟大的利维坦”。霍布斯所谓的“伟大的利维坦”就是指民族国家，但它们“不能支配公民的所有意志”，而“只能使用公民赋予的权力和力量来维护国内和平、抵御外敌”。[7]国家的形成是基于公民对自身合法权利的让渡。从理论上说，民族国家作为公民的代理人，不能像农业社会的国家一样肆意妄为，以牺牲公众的利益来捍卫王朝的政权利益和政权安全。公民与国家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国家代表公民的意志履行职责；公民如果对国家行为不满，就可以结束或更改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因而，内部安全并非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之间经常发生为争取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暴力不再是民族国家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唯一手段，因为国家还可以借助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与争端。这相对于农业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2.对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关系进行了重要论述。报告提出：“深化经济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扩大文化交流，增强民族认同。密切人民往来，融洽同胞感情。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制度建设。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1］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国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社会行动的目的就是由参与者借助已经准备就绪的物理暴力——包括通常的武装力量——使一定‘领土’以及领土之内人员的行为服从有序支配。”他还指出，国家的基本功能是：“制定法律（立法功能），保障人身安全和公共秩序（治安），保护既得权利（司法行政），培育卫生、教育、社会福利以及其他文化关切（各个行政分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则是有组织地武装防御外来攻击（军事行政）。”[8]国家被认为必须对物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进行绝对性的垄断，并把维护外部安全作为自己的核心职责。
在工业社会，如果说内外有别是民族国家治理安全事务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内外之分的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之间划定的清晰边界。在安全方面，国家的基本功能包括对内维护治安和对外履行军事行政的职能。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外部安全，而内部安全主要用“公共安全”来进行描述。国家安全只有对外的维度，而没有对内的维度。
追根溯源，“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概念是二战接近尾声时才被美国人提出来的。1943年，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一个国家在不需要牺牲合法利益以避免战争或即便遇到挑战也有能力以战争手段来维护合法利益时，它就是安全的。[9]当时，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国家安全被理解为免遭军事攻击的威胁，主要指避免战争的状态和以战止战的能力。不难看出，这个概念的特点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认识和判断国家安全形势，并将安全关注的焦点锁定在对外军事安全。
二战结束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旋即陷入持久对抗的状态。双方不仅存在军事上的相互威慑，也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激烈较量：西方国家积极构筑防止共产主义思潮侵袭的“防疫线”，苏东集团高度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于是，国家安全又自然而然地被赋予政治安全的含义，即免遭敌对国家的政治胁迫。因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即我们今天常说的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是使民族国家免遭军事威胁与政治胁迫，这种对传统安全的界定基于民族国家地理边界的划定，具有外部指向性。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冷战结束，威慑并制止敌对国家造成的外部威胁是确保国家安全的主要内涵。民族国家通过确立边界来明确自己的领土范围，同时赋予生活于特定领土边界范围之内的公众以公民权。每个国家都有权对自己的公民进行治理而不受外来干涉，同时领土与主权也成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核心考量。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当遇到异性递来的“求爱信”时，最要紧的是自己要保持理智，要明白这个阶段的好感并不是真正的“丘比特之箭”，对方还不具有成熟的爱情所具有的那份责任感，而只是本能的异性吸引的暂时表现，因为这个年纪还不会懂得爱的真正含义，更没有能力去承担爱的义务。所以，对方写信的动力可以说是来自性发育时的性意识萌动，可能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也可能保持良久，但这也不过是一种逆反心理而已。
二 迈向后工业社会：国家安全的内外整合
在工业革命中，科学、理性的精神使蒸汽机等新技术不断涌现，缩短了世界的地理距离，密切了各国的交往与联系，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催生了飞机、大炮等先进武器。长距离、大杀伤力武器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惨遭两次世界大战的涂炭。在二战临近结束之际，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枚原子弹，标志着热核武器的诞生。这些都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诞生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风险更为复杂、更为不确定，同时也更加具有致命性。
但是，相对于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中的国家安全风险又显得“小巫见大巫”，没有跳出低度复杂与低度不确定的范畴。与后工业社会相提并论的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与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全球化所表现出来的是人类社会在当下的一个横向维度，而后工业化则意味着纵向维度中的历史变革。从这两个方面看，所面对的都是一幅不同以往的新图景，都包含着人类社会治理重建的新要求。”[10]只有仔细研究这幅新图景，我们才能够明白迈向后工业社会国家安全变迁的根源。
第一，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历史上，影响“东突”势力演变的两个相互耦合的因素是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东突”势力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民族分裂的手段与策略，与政府进行对抗与博弈。它们不断寻求国外势力的支持，借助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发力，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各种骇人听闻的突发事件，妄图逼迫政府就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突”恐怖主义风险如水银泻地，在世界范围内跨边界流动：当国内高压严打、生存环境不利于己时，他们就流出国外，远走他乡，参加“伊吉拉特圣战”，学习暴恐技术、积累实战经验；当国际形势突变或国内出现某种“机遇”，他们就会回流到国内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流动性风险，可以跨越国界的限制。认识中国的反恐怖斗争必须同时把握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两个维度，并重视内外因素的联系与互动，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
随着苏联解体、柏林墙的垮塌，两个平行市场的藩篱不复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而提速，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日益相互依赖，人员交往空前频繁。随着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交通、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日千里，使得时空受到明显的挤压。由于空间的压缩，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风险的传导路径更加多样化，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同时，因为时间的压缩，风险的传导速度往往令人猝不及防。全球经济、社会、技术、生态等系统被紧密耦合为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其中，任何一个节点或链条出现失灵，其影响都有可能沿着网络上的诸多链条迅速传导、互动，并穿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进而对人类的生存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真正地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也刷新了国家安全的概念。由于世界无边界性的特征日益突出，民族国家以其有限的控制幅度，难以应对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跨界风险。因而，民族国家向上、向下都进行了分权。在外部，国家向上分权给国际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INGO）和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在内部，国家向下分权给国内的企业与社会组织，开展国家治理。“随着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民族国家本身正被迫把主权和权力交给它们越来越依赖的各种国际组织和实体。这些组织既有公共部门也有私营实体，包括跨国公司、企业联合体、政企同盟、纯政府性质的地区协会、贸易集团、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12]在安全方面，各国除了关注军事和政治安全等“高级政治”问题，更关注经济、能源、生态、信息、资源等被列入“低级政治”范畴的安全问题，并且将之称为“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问题。实质上，并非这些安全的形态背离了传统，而是因为人的安全观念太过于保守，未能及时跟上人类社会的新变化。工业社会由政府独导、自上而下地对国家安全事务进行“统治”或控制的国家安全维护模式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所以，非传统安全在英文中也对应着“非常规安全”（nonconventional security），即它们不能用工业社会的常规思维进行认识和维护。
“东突”恐怖主义风险不受地理边界的局限，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呈现出从南疆向北疆、从新疆向内地、从国内向国外蔓延渗透的态势。在新疆，“东突”分子主要袭击安保机关及其人员等“硬目标”，以规避舆论压力、争取同情；在内地，他们更多地表现为滥杀无辜，袭击大城市标志性建筑和人员聚集场所等“软目标”，以激化汉族与维吾尔族的矛盾与对立；在国外，“东突”分子在中亚、南亚等地区对海外华人或中资企业进行袭击，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海外利益安全。鉴此，那种试图将恐怖风险控制在特定区域的设想是值得质疑和商榷的。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九一一事件意味着“空间时代的象征性终结”。他在《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说：“空间时代起源于古代帝国的中国长城和哈德良长城，经过中世纪城市的护城河、吊桥和塔楼，在现代国家的马奇诺和齐格菲防线达到顶峰，终结于超国家军事阵营的北大西洋和柏林墙。在整个空间时代，领土是最宝贵的资源，是任何权力斗争最好的战利品，是区分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标志……土地是庇护所和栖息地：人们可以逃避到这里，并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这是个安全的地方。掌权者只能在自己的领土内发号施令；他们在领土边界之外没有影响力。”他认为，九一一事件说明，“没有一个地方是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会受到攻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不管他拥有多么强大的武装力量。”[13]如果说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安全概念变化的一个“断层线”，九一一事件则是另外一个“断层线”。鲍曼敏锐地捕捉到人类面临的风险凸显出了质的变化：它们已经不能被框定在人为设定的区域与范畴之内。同样，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对外军事和政治安全为内容的国家安全观越发不合时宜。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轨的进程中，人类社会系统更加脆弱，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加复杂与不确定。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一个全球复杂系统。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生态等系统存在紧密耦合的相互依赖关系，全球系统异常脆弱。“世界范围内关系的相互依赖和强化，以致地方发生的事情受到远方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14]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技术革命进程中，世界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合作网络。同时，各种自然、人为和技术的风险可以在全球范围迅速地扩散，并相互促动与交织，形成杂交风险（hybrid risks）或超级风险（hyper risks），进而可能引发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系统性危机。“通过全球性风险和危机而感知的相互依赖和由此而产生的‘促进文明的命运共同体’，它消除了内部与外部、我们与其他人、国家与国际之间的界限。”[15]这些风险表现出了脱域化的特征，荡涤着所有人为设定的边界，包括民族国家的边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新教材的改变对教师角色的自身定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知识的易接触性意味着教师将不再是其唯一持有者，在单独的字音教学环节，教师与学生只是资源共享关系。因此如何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教师应首先明确自身优势，引导学生将社会经验回归书本，将生活实际抽象概括，得出最终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挑战着各国对国家安全的认知与适应能力。人们对国家的安全关注焦点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即从单纯关注外部威胁转变到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因为国家安全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显著变化：
第一，从安全的维度看，国家安全包括诸多非军事的方面，如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这些安全问题来自于全球复杂系统的各个分系统或子系统。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就可能将风险扩散到政治系统，最终危及国家政权的存续。
第二，从源头看，安全的风险不一定来自于民族国家，也可能来自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跨国犯罪组织，甚至个人。全球复杂系统的形成为非国家行为体释放巨大能量提供了“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更可能发生“蝴蝶效应”和“黑天鹅事件”。
第三，从指称对象看，安全的主体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也包括全球安全、国际安全、公共安全、人的安全等。它们可以被视为安全的各个层面。在迈向后工业社会进程中，安全风险可以在不同层面之间自由地无障碍流动，但终将可能使民族国家成为风险的承载主体。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说：“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国家安全与国际合作现在是完全互锁的（interlocked）”。[16]贝克看到了经济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蚀。在风险无边界的时代，国家安全发生了不同以往的重大变化。
轮滑又被人们成为滚轴溜冰，于1863年美国人发明，发明后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是一项非常受人欢迎的体育运动，尤其是1884年滚动轴承的发明彻底将轮滑项目推向世界，使轮滑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轮滑俗称“滑旱冰”，据记载早在十八世纪一位荷兰人制造出历史上第一双“旱冰”鞋，在1860年由比利时一位技工手工设计出带滚动轴承的旱冰鞋，因没有有效刹车装置，因此轮滑又被人们称之为“危险的运动”。轮滑虽然具有危险性，但只要学习者掌握技巧，可以大量避免损伤事件的发生，从而很好地享受轮滑带来的乐趣。
一进屋，王树林就看见茶几上摆着的各色水果，顿时眉开眼笑说，搞这么隆重干嘛，老夫老妻的把我当客人啊。少臭美，给小龙备着的。王树林还是拿起一个蛇果吧唧一口开咬起来，还是儿子有福气。辛娜在厨房里喊，哎呀，刚才忘买鸡蛋了。王树林说，小龙后天回来呢，明天我去买。辛娜说，谁要你买。王树林说，我是孩子的爹。辛娜说，还有牛奶果醋，对了，再买点速冻水饺，我吃。王树林一一应承。蛇果下肚，见辛娜还不进入主题，就旁敲侧击地说，我定心丸都下肚了，你存心吧？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侵蚀不能无限度夸大。后工业社会国家的形态与发展走向存在争议。至少在目前，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威在国际舞台上依旧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安全指称多元化、多层次化、多主体化的现实，要求人们在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要超越国家安全本位，特别是要超越地理空间的局限。但是，抛开民族国家泛泛而谈安全将使安全的实现手段无可依托，也更加具有“乌托邦”式的空想成分。中国学者在提到“非传统安全”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二字，似乎没有“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存在。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所有的非传统安全都有可能演化为政治安全，也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第四，从解决手段上看，似乎传统国家安全采用“统治”方式，而非传统国家安全适合“治理”模式。统治与治理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区别：[17]（1）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比较单一，包括政府与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2）权威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的；治理可以是强制性的，更多是协商性的。（3）权威来源不同：统治来源于国家法律；治理除了法律之外，还包括非强制性的契约。（4）权力运行向度不同：统治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更多是平行的。（5）权力作用范围不同：前者是政府权力所及领域，后者是公共领域。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民族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也出现了松动。例如，西方国家存在着私人军事公司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供后勤或安保服务。而且，传统国家安全与非传统国家安全的界限也正在被擦拭掉，网络战争与网络恐怖主义很难区别就是一个例证。传统意义上，各国使用军队以应对外部军事威胁、使用警察以应对内部民事威胁、维护社会治安。但是，今天，军警民协力应对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常态。
那年，我当班主任，她教物理课。一次，我去听她上“力”这一节课。首先，她让学生预习。孩子们觉得这个内容太熟悉，而且，他们更习惯听老师讲，不好好预习。娟儿偏不讲，孩子就做思考的假象。
以上“东突”恐怖主义表现出的新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迈向后工业社会进程中国家安全风险的表征，使工业社会国家维护安全的传统模式出现失灵。在工业社会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对外安全观体现了以“统治”手段治理国家安全问题。在迈向后工业社会进程中，内外整合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则要求以“治理”的方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主要表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中国的国家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既为了人民，又依靠人民。2017年3月，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34]这实际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恐怖主义风险由全民共担，反恐的收益由全民共享，反恐的行动也需要全民参与。不仅如此，中国《反恐怖法》第4条规定：“国家将反恐怖主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加强反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手段，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35]这意味着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要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以新的治理模式形成一个强大的网络与合力，让“东突”恐怖主义无处遁逃。
“双创”能力是一种对市场机会的捕捉与把握、团队的创建与管理、资本的筹措与使用及环境的适应与改善等多种能力的综合。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双创”能力的培养路径，有助于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创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综上所述，在农业社会，社会国家的内外安全并无清晰的界限，尚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在工业社会，民族国家的安全被切割为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后，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外部安全。在迈向后工业社会进程中，国家安全不仅逐渐有了国内维度，而且内外两个维度的安全之间的界限被高度地模糊化，开始走向融合。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演进过程。根据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中国在中共十八大后将国家安全界定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8]这从内外整合的角度界定国家安全，高度契合了迈向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安全风险的变化。
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新图景
我们之所以大费笔墨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的国家安全概念进行铺陈，其重要目的是要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时而生。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安全形势的基本认识和根本判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从本质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整体或系统的国家安全观，符合中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国家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外部安全观，那么，迈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安全观就是兼顾内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元年”：2月27日，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网络安全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9]在3月24日召开的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提出安全与发展、权利与义务、自主与协作、治标与治本四个“并重”。5月21日，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他又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特别是，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网络安全观、核安全观、亚洲安全观都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性或系统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不同领域里的具体表现。
归纳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其中，“五大要素”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对关系”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20]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基于中国对当今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变化的深刻认识和准确判断。
总体国家安全是内外整合的安全观。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直接提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这里的内外部显然是以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作为界限来区分的。但是，在其他四对关系中，内外整合的思想也暗含其中：如果说国土安全是内部的，国民安全因其流动性则是贯穿内外的；如果说军事、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主要是外部的，诸多非传统安全引起跨界性是难分内外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与安全问题的内外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说自身安全是着眼内部的，共同安全则是整合内外的，但整合并不是内外安全的简单相加，而是强调内外安全的相互关联、相互促动，因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的整体性、系统性思想，摒弃了工业社会大行其道的还原论和分析性思维。
于2014年9月开幕的首届“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是领馆为庆祝中美建交35周年，首次策划、协调、组织的综合性文化交流活动，希望通过系列演艺和影视交流活动，多方面向美国公众推介中国优秀文化艺术，拉近两国人民的情感距离。蜚声海内外的青年艺术家、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演员谭元元欣然出任艺术节形象大使。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交响音乐会作为开幕首演，长白山满族剪纸、京丰农民画、满族旗袍等吉林省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观众深入感受到吉林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纲领表明，世界的本质是简单的，物质世界的复杂性表象应该、并且能够通过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加以消解，复杂性是表面的，其本质是简单。”[21]这就是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谓的“拆零”方法，将一个完整的事物切割成散碎的部分后逐一分析，再对接、拼凑成一个整体、以获得整体性认识。“拆零”方法忽略了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其来认识国家安全，势必会犯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从而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
一言以蔽之，农业社会的国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无论是内部威胁还是外部威胁，只有对王朝的政权构成挑战，才被视为影响国家生存的安全问题。在农业社会，威胁政权生存的安全风险是简单和确定的，主要包括内部饥荒、瘟疫、苛捐杂税、自然灾害等引发的起义与暴乱、外族的入侵等，大多可以预测，其应对的手段也主要依靠暴力控制。由于国家之间解决冲突所依托的权力形式是暴力，其“游戏规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农业社会中社会国家的治理经验对今天维护国家安全的借鉴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第一，多元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考虑了国家安全系统的多元性。系统多元性的特点意味着系统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差异化的、多样化的子系统所组成。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国家安全系统内含多个安全子系统；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各个子系统的差异化特点，做到个性与共性、差异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地划分和系统地阐述了11种国家安全子系统，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但总体国家安全又是开放的，国家安全并不限于这11种安全。
第二，层次性和结构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国家安全系统的层次性。系统的层次是指系统在多样性构成下按照某种标准、功能、状态等划分不同的等级，系统的层次是认识复杂性系统的重要工具。系统的层次性意味着国家安全的各个子系统并非是同等重要，必须通过层次分析予以归类和划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层次非常分明。其中，人民安全是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原则，三者是相互统一的，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理念。不仅如此，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
第三，整体性。整体与部分是系统科学理论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系统科学理论着重考虑了系统的整体性特点。总体国家安全观就要求从整体上去把握国家安全，而这个总体不是单一个体的加总，而是必须统筹考虑系统的多样性、层次性和结构性。
第六，行为的不确定性。自1968年现代恐怖主义诞生之后，恐怖活动以暗杀、绑架等活动，针对各国政要、社会名流、标志性建筑等目标，政治主张和行动意图非常明确，指向性强，相对来说不确定性低。但是，随着各国对“硬目标”安全保卫措施的加强，恐怖分子又将屠刀伸向开放性空间等“软目标”，对无辜社会公众进行无差别的大规模杀戮。例如，在2014年乌鲁木齐“5·22”暴恐事件中，“东突”恐怖分子对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早市进行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其中不乏少数民族群众。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突”势力民族分裂的意图是一以贯之的。在20世纪50~60年代，先后受美国和苏联的操纵，他们在新疆发动了一系列暴乱与叛乱活动，公开与政府进行武力对抗，表现为赤裸裸的民族分裂势力。在遭到挫败之后，其活动陷入沉寂。改革开放之后，“东突”势力在国际上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潮鼓动下，借助日渐宽松的宗教环境和政策，演变为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势力。因为慑于政府的强力打击，它们主要采取较为“温和”的分裂方式。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相勾连，以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招募、动员，使用暴力恐怖手段，变本加厉地从事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表现为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势力。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骚乱，四名出警的武警战士惨遭杀害。此次事件是“东突”走向恐怖主义道路的一个标志。该事件由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策划、指挥，其头目则丁·玉素甫抱经宣誓：“为建立‘伊斯兰王国’，要打十年恐怖战争、十年游击战争和十年正规战争”，[24]其行为符合恐怖主义的暴力性、政治性、宣扬性等特征，是“东突”势力拥抱恐怖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将反恐怖放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进行观照，就会发现系统治理“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呈现出新图景。这种新图景表现为中国反恐面临的新挑战、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维度：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喷气式飞机、集装箱货运、光纤电子和计算机等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的交通运输与通讯事业不断获得突破性、颠覆性的进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由于“冷战”在当时尚未结束，所谓的全球化不过就是“半球化”。但是，西方拥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前瞻性地觉察到世界即将发生的巨变。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提出，世界是全球联系与相互依赖的。他们又在《信息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即1998年的修订版）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国际体系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依赖（dependence）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即彼此相依赖（mutual dependence）。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中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11]
第二，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东突”恐怖活动以分裂国家为行为导向，试图将占中国陆地领土面积1/6的新疆“独立”出去，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权安全。同时，“东突”恐怖袭击给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损失，危及国民安全。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公众的国际流动性增强，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重叠性降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大批的中资企业、项目“走出去”，中国公民赴海外经商、务工、求学、旅游的人数日益增多。不容忽视的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是国际恐怖风险高发地区。我们要防止“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内外相互勾结，对中国海外项目、资产以及公众发动暴力袭击。
第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从性质上看，恐怖主义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是，今天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影响、交织并相互转化。例如，信息安全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是，“东突”恐怖主义在互联网空间日趋活跃，图谋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制造国家分裂，对传统安全造成威胁。治理恐怖主义必须综合运用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各种手段，组合政府、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的力量，实现网上与网下互动：一方面，打击网上极端思想的传播，防止“东突”势力在互联网空间策划、指挥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在保持对恐怖主义高压严打的前提下，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第四，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安全与发展是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东突”势力将新疆贫困地区与沿海经济富庶地区的发展差异歪曲、解读为“民族压迫”，以煽动民族对立和仇恨。同时，时有发生的恐怖袭击恶化了新疆的投资环境，影响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二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近年来，中国在新一轮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不仅包括对暴恐分子“追着打”“压着打”，而且开展“访汇聚”工程、“结亲戚”、去极端化、“揭盖子，挖幕后”等活动，是一套彰显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组合拳”。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是21世纪丝绸之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以向西大开放带动西部大发展。中共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快边疆地区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25]这些都体现了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思想，也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反恐是一场人心之战。如果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解决，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削弱，“东突”恐怖势力就有可乘之机。
第五，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东突”势力不仅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而且威胁人类的共同安全。恐怖主义风险由人类共担，因为恐怖主义的屠戮不分国家、民族与性别，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性质的。“东突”以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为纽带，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塔利班等国际恐怖组织沆瀣一气，内外呼应，形成一个国际恐怖网络。某些西方国家也将“东突”恐怖主义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一张主牌，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甚至纵容、支持“东突”势力，为其提供舆论、资金、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极大地破坏了国际反恐合作，使得“东突”恐怖主义难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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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是国际公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打击恐怖主义既是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人类共同安全的需要。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潮泛滥，是对和平与发展的严峻考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需要凝聚共识。恐怖主义不分国界，也没有好坏之分，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26]面对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人类荣辱与共、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推动构建针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以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
反恐怖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外整合是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原则。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和反恐怖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内外兼修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格为领导小组，颁布了《国家安全法》与《反恐怖法》，为整合内外、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机遇。
四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模式的变化：从“统治”到“治理”
从国际经验上看，反恐主要有三种模式：战争模式，主要靠军事力量进行打击；司法模式，主要将恐怖主义作为暴力犯罪而给予严惩；治理模式，主要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风险而标本兼治。在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支配下，反恐怖主要采取以控制为特征的军事、司法模式，体现了“统治”的思想。但是，这两种模式可以迅速治标，但难以治本，而且容易产生“越反越恐”的正反馈效应。
比较而言，21世纪的恐怖主义与20世纪的恐怖主义具有不同的特点。随着人类向后工业社会的转轨，紧密耦合的社会相对恐怖袭击更加具有脆弱性，恐怖主义更加具有灵活性、适应性，难以预测和控制。治理以其治本性、综合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特点，为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式。在中国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构建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模式以取代“统治”模式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受全球化的影响，“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表现出新的变化，令传统的统治模式不堪重负，甚至难以为继。
第一，组织的松散性。以九一一事件为分界线，恐怖主义可以被分为有着等级制色彩的旧恐怖主义和有着网络组织特征的新恐怖主义。人类进入21世纪后，恐怖主义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自觉地进行跨国性的活动的趋势”。“最初的基地组织显然是个结构严整的精英组织，但它以一种‘去中心化’的运动方式运作，其中的每个孤立小组，都被设计成可以在没有任何支援或支持的情况下独立行动。它也不需要恐怖主义基地。”[27]
一般来说，网络组织有三种形式：链条网络（chain network）、星状网络（star network）和全渠道网络（all-channel network）。[28]链条网络的特征是：人、货物和信息沿着一条线流动，但必须经过一个个中间环节。一旦中间某一节点出现问题，流动就会出现中止。在星状网络中，一组行为体围绕中心节点。不同行为体沟通与协调必须经过中心节点。如果中心节点遭到破坏，网络才可能瘫痪。全渠道网络有无数个小团体构成，是合作网络。即便某一二个节点遭受破坏，整个网络的运行也不会终止。今天的世界范围的恐怖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全渠道网络。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恐怖组织，比起政府、军队、警察之类的等级制组织，更加具有灵活性、响应性和适应性。
“东突”恐怖组织越来越体现出网络化、松散化、扁平化的特点，许多恐怖活动采取家庭团伙作案，甚至“孤狼”行动的形式，行动灵活、诡异、多变，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强。他们可以随时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自由组合，相互协作。恐怖组织虽然看起来很散，但“形散神不散”，而贯穿其中的“神”就是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
“东突”恐怖组织实现了去等级化，有节点、无中心，抗毁伤能力极强，“斩首行动”、擒贼擒王的战术无济于事。恐怖袭击的具体实施者并不知晓行动组织、策划的全过程。尤其是，自杀性袭击者实施行动后死无对证，反恐部门很难做到抓获一人、顺藤摸瓜、打掉团伙。常言道，“大敌无形”，面对网络化、分散化的恐怖组织，等级化组织如军队和警察时常会觉得力不从心，大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
第二，思想的激进化。在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由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极端思想的传播渠道更顺畅，成本更低廉。恐怖主义与一般刑事犯罪的区别是受意识形态、即极端思想的驱动。尽管恐怖组织是分散化、无中心、多节点的，但它却能够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进行有效的整合。此外，受意识形态的驱使，恐怖分子表现出“视死如归”，经常采取自杀式袭击，甘愿献身“圣战”，充当“人体炸弹”。在一些国家，许多少年儿童因接受极端思想“洗脑”而被恐怖组织操控。还有，有些女性蜕变成为嗜血的恐怖分子，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可以规避侦查和打击的能力，给反恐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中国，“东突”通过经文学校、地下讲经点、茶会、麦西来甫[29]等形式传播极端的伊斯兰宗教思想，并对组织成员进行“洗脑”，开展激进化教育，实施精神控制。在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东突”将灭绝人性的暴力恐怖行为“神圣化”，宣扬为“圣战”，为其滥杀无辜的暴行寻找“合理”借口、开脱道德责任。一些人甚至通过互联网收看暴恐音视频后，产生自我激进化的过程，进而发动“独狼”恐怖袭击。在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反恐的巅峰对决。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不除，再有效的兴边富民政策也可能被歪曲为“资源剥夺”等行为。所以，中国在新疆地区开展“去极端化”行动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釜底抽薪之举。
第三，活动的虚拟化。拜后工业化进程和全球化所赐，网络空间成为反恐的另一全新的主战场。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高度依赖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交通、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而这些复杂的设施因互联网技术而变得越发相互依赖，一旦其中的一个环节受到或大或小的扰动，例如恐怖分子发动的网络攻击，其负面影响就有可能在整个社会迅速地放大、升级、互动，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全社会的整体性崩溃。因此，1997年，美国加州情报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伯林·科林（Berlin Colin）提出“网络恐怖主义”（cyberterrorism）一词，提出：网络恐怖主义是“网络与恐怖主义结合的产物”，[30]是恐怖组织借助互联网开展恐怖活动。我们在关注现实恐怖主义的同时，决不能忽略“互联网上的恐怖主义”（terrorism on Internet）。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在传统杂交过程和变异基础上进行优化。我们对杂交生成的四个子代个体的适应度进行重新排序，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两个个体进入下一代种群，同时在变异过程中也进行人工选择，变异前后的两个个体选择出适应度高的进入下一代群体。人工选择会使种群总体的进化向着适应度不断提高的方向进行，尽可能保证群体中的优势不会在变异过程中淘汰掉，使群体优秀基因能够遗传下去，整个遗传算法的收敛速度得到提高。
“东突”不仅注重在网上传播“圣战”思想，而且经常使用网络进行沟通、联络、策划、指挥，在虚拟世界招募、动员公众，煽动其支持、从事暴恐活动，筹集恐怖资金，传授恐怖行动的方法，策划、指挥、遥控恐怖行动，达到“网上培训、网下行动”的效果。由于因特网具有匿名性，恐怖分子在虚拟空间的活动方式更隐蔽，成本与风险大为降低。恐怖分子经常通过电子汇款、网上贵金属交易、在线捐赠与售物等方式，募集资金，花样不断翻新，令政府监管非常困难。例如，“基地”组织曾经发明了“星球爆炸”法：“将一大笔资金分成许多小额资金使之流向分布在全世界的许多银行的账号，最后，这些小额资金又流向两三家银行。恐怖组织还可以将美元换成宝石或黄金，将宝石或黄金运到某个地方，然后在目的地卖掉”，[31]变现为恐怖活动资金。因而，中国反恐必须同时谋求网上与网下两个主战场的主动权，既重视现实空间的治理，又关注网络空间的治理，使网上与网下的反恐行动相互促动。
第四，联系的全球化。在工业社会，恐怖主义的活动虽然也可能超出民族国家的疆界，但主要还是被限定在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内部，且恐怖组织的沟通、联络、协调、流动的成本相对较高。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恐怖组织因为意识形态的共通性和相似性，它们借助互联网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国际恐怖势力以意识形态蔓延带动恐怖组织网络的扩张，实现“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彼此之间相互支持、配合。
“东突”以极端的意识形态为纽带，与国际恐怖组织内外勾连，成为全球恐怖网络上的节点。他们以西亚为大本营，以中亚为桥头堡，以南亚为训练基地，以欧美为协调指挥中心，将以国内为主要战场。恐怖组织效仿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时常采取在境外策划指挥培训、境内作案的恐怖主义活动方式；恐怖分子经常跨境流动作案，活动范围难以框定，具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和规避侦查与打击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瞬息万变的国际反恐形势对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更能产生重大的动态影响。
第五，安全风险的流动性。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流动性或液态化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风险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在这个液态的现代世界，危险和恐惧同样是液态的——或者说，是不是更像气态的呢？它们流动、渗透、泄漏、渗出……还没有发明出阻挡它们的墙壁，虽然很多人想要建造这样的墙。”[32]这样，在工业社会形成的以控制为手段对风险进行控制成本极高，也不能完全奏效。
人类是伴随着对九一一事件的惊惧与反思走进21世纪的。在九一一事件中，19名恐怖分子出人意料地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和国防部五角大楼。这预示着，人类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全新的国家安全与风险挑战将成为“新常态”。这些安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预测、不可控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人为性、非对称性等特征。
迈向后工业化进程中，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越来越突出，威胁着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他提出，“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22]表现了应对风险的系统性思维。这就要求我们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站在系统的高度审时度势，超越地域空间或部门职能的局限。笔者以反恐为例对此进行分析和论证。之所以选取反恐问题，原因是：其一，国家安全问题林林总总，选取一个具体的问题更加具有说服力。其二，反恐怖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习近平说：“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全、人民幸福的斗争。”[23]中国的恐怖威胁主要来自于“东突”势力，他们绑架了特定的民族与宗教，是一个棘手的国家安全问题。其三，从演变历史来看，“东突”恐怖主义的生成有着一个明显的逻辑线条：民族分裂——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恐怖主义。而这一系列演变又都受国内外因素耦合的共同作用的影响。
(2) 第二层时间服务：FEP A和FEP B作为 NTP服务的服务器端来提供时间服务，应用服务器A和应用服务器B作为NTP服务客户端来同步两台前置机的时间。
恐怖袭击的时间、地点和对象选择具有随机性。恐怖主义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袭击的目标是制造恐怖氛围。“恐惧最令人恐慌之时，是在它弥漫开来、呈分散之势时，这时的恐惧模糊不清、无依无支、自由飘荡，谁也不知它从何而来又当如何处置；恐惧莫名其妙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所害怕的威胁似乎随处可窥见，却又无处得见。‘恐惧’是我们给予这种不确定性的名号，我们以之称呼我们的无知。”[33]这种不确定性及随之而来的恐慌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带来致命的冲击。
在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国家面临的风险是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通常是点状分布、具有弥散性的特征，超越了公权力行使者的预测和认知。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不仅能降低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更能形成应对风险的无缝隙网络。而工业社会形成的“统治”思维实质上体现了基于特定范畴的控制，无法提供应对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需的灵活性、响应性和适应性能力，因为控制的前提是精确的预测以及控制对象的非流动性。而今天的国家安全风险则不具备这些条件。
本刊讯 作为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系列活动之一，由西安凯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创，陕西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教工委、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电影《大漠驼铃》新闻发布会前不久在西安举行。据悉，该影片已成功入选2018年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将于2019年3月在我国和哈萨克斯坦正式开拍，并于2019年9月10日进行公映。
五 构建内外整合型治理模式：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东突”恐怖主义绑架了特定的民族与宗教。正如习近平所说：“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36]基于这个认识，在国内团结各族人民、在国际上整合各国力量共同治理“东突”恐怖主义，具有强大的道义基础。
当前，从国内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叠加、耦合、互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国际看，中国正在向世界舞台中央迈进，国际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外因素的交织、互动，有可能会使反恐形势更加扑朔迷离。因此，治理“东突”恐怖主义，对于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内外两个维度：“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37]国家安全既需要内部治理，也需要外部治理。中国治理“东突”恐怖主义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统筹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关系：内部治理即国家治理，外部治理即全球治理。
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性和手段的多样化。习近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38]国家是一个政治权力系统，包括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国家治理语境中的治理与西方语汇中治理的原初意义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作为国家共同体的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国家的整体性、综合性治理，主要活动发生在中国国家主权范围之内，它强调执政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在主权范围之外，中国强调推动全球治理。1992年，瑞典前首相马茨·卡尔森（Mats Karlsson）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他们坚信，冷战的结束为建立一个合作、安全、公正的世界提供了契机。1995年，该委员会根据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格罗·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等人的建议，在广泛征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议的基础上，以15种语言，出版了题为《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bourhood）的报告，主张改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包括国家、社会、市场、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类行为主体为了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带来的挑战，通过协商合作、共担风险和责任，有效管理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实践活动。”[39]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网络袭击、恐怖主义、重大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情等风险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地位和担当。
“东突”恐怖主义不仅威胁中国的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也威胁国际安全、全球安全。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加强党组织的协调作用，提升综合反恐实力。“东突”恐怖活动以分裂国家为导向，威胁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综合性反恐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综合性反恐能力是一种巧实力，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硬实力主要包括对“东突”恐怖主义的军事打击能力（即军事硬实力）和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推动能力（即经济硬实力）；软实力主要是包括提升新疆各民族公众对于国家认同度的能力以及去极端化的能力。
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对“东突”恐怖主义进行社会治理也至关重要。中共十八大指出，中国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格局。社会治理应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和出发点，致力于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公共安全，以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和有序。社会治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二是社会的自我治理。它们所要达到的效果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一起形成应对“东突”恐怖主义的无缝隙网络，进而以反恐网络应对恐怖网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以下措施十分重要：
第一，在防范恐怖主义方面，社会治理对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特别是去激进化或曰去极端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借鉴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去激进化的经验，中国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加强网络舆论的监管与引导，防止宗教极端思想在清真寺、监狱、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虚拟空间的传播，在保护合法宗教权利、吸纳各民族公众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协同治理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此外，培育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扶危解困、化解矛盾中的作用，也可以遏制恐怖主义的传播与蔓延。
第二，在涉恐情报信息方面，社会治理有助于在第一时间发现恐怖主义的蛛丝马迹。公众的生产、生活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恐怖活动的各种线索；如果社会公众具有足够的反恐意识和责任担当，就会及时举报，将暴恐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互联网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可以监控、发现宗教极端思想言论和恐怖主义活动的迹象，能够为反恐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所以，政府与企业之间应该建立重要的伙伴关系。
第三，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社会治理也可以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公众可以积极开展自救与互救，减少恐怖袭击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公众可以参与、支持政府的反恐行动，给恐怖分子布下天罗地网。通常，社会动员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中保持的一项制度优势。中国反恐要遵循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开展社会动员，打造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反恐体系。共建，就是指共同构建反恐体系；共治，就是指共同治理恐怖风险与祸患；共享，就是指共同享受反恐收益与成果。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40]反恐社会动员既是群众路线在反恐怖斗争中的体现，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家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和“为了人民、又依靠人民”的必然要求。
然而，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单位制社会的解构，大量的“单位人”被还原为社会人。此外，公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不能做到一呼百应，甚至可能百呼不应，因此，反恐社会动员应该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反恐网络，重心下移，将反恐责任落实到村委会、居委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实现多方协调联动，共同反恐；二是明确涉恐信息举报的公民责任，鼓励公众及时发现并举报恐怖事件的线索，对参与反恐有功者给予表彰、奖励，对伤亡者予以抚恤；三是建立征用补偿制度，反恐部门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征用单位或个人财产，但要对征用进行补偿，以维系征用的可持续性。此外，反恐毕竟是高风险的活动。全社会参与的形式、内容应该根据技能、角色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另外，政府、学校、社区、家庭要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反恐教育，使其学习、掌握必备的反恐知识与技能。只有这样，社会力量才能安全、有序、有效地参与到反恐中来。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的世界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高度的相互连接性。第二，高度的复杂性。第三，高度的不确定性。例如，交通、通信、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相关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高技术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动脉”，起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此外，关键基础设施让全球化的世界“因网而联”，每一个基础设施都是现实与虚拟的链条与节点，将整个世界形成一张复杂的网络。“非线性动力与复杂性使得危机难以被探查。由于复杂系统不能被简单化地加以理解，人们很难给发生在系统中的多个活动与过程定性。日益增强的脆弱性没有得到关注，聚焦微小扰动本身的努力是无效的，但依旧在继续，系统因此催化了潜在的危机，只一个微小的‘触发因素’就足以启动一个毁灭性的升级过程，并可能会在整个系统快速蔓延。危机可能源于（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但它们快速地通过全球网络产生滚雪球效应，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一路上积累破坏性潜力。”[41]反恐要构建一张全球治理网络，加强国际合作，这是利己利人的明智之举。
目前，全球治理的国际行为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确，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的经济活动超越了民族国家地理空间的局限。相应地，政治调控空间也产生了“非本土化”的诉求。而且，国际社会又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推动全球治理的呼声日高。
“全球治理”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这些都是尚未达成一致的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片面强调全球治理对民族国家主权的超越性，这使得全球治理有可能会变成贯彻西方发达国家意图、粗暴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工具，其主要意图是实现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扩张，使经济全球化变为资本的世界化。玛丽-克劳德·斯墨茨（Marie-Claude Pietragalla）批评说：“全球治理无视那些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赤裸裸的统治现象以及因国际社会中某些部分的不可治理性而引发的种种问题，完全从效益的角度出发来处理争议、解决问题，其结果是很有可能使市场成为全球层次上唯一起作用并影响一切相互作用的社会子系统的调节者，从而使全球治理成为一种披着理想主义（外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扩张工具。”[42]在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从利己主义出发，采取双重标准，造成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与全球反恐碎片化的矛盾。
“中国政府在1952年时表示要‘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的立场。50年代，中国政府将苏联提出的关于全人类利益的外交思想称为‘国际主义’，把美国提出的全人类利益的说法称为‘世界主义’。由于当时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所以中国坚决地明确地反对世界主义的观点。”[43]中国之所以不接受美国世界主义的提法，是因为美国以世界主义为名，将美国的普世主义价值观推广到全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试图将全球化变成资本世界化，美国甚至试图将全球化变成“美国化”，这是难以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的。
面对影响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问题，中国所主张的全球治理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基础，各国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全球公共问题，塑造一个公正、合理、和谐、美好的世界。面对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人类荣辱与共、相互依存，形成了真正的安全命运共同体。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世界必须推动构建没有责任赤字和能力赤字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44]恐怖主义威胁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国际反恐合作体系由各国共建，反恐的安全收益由全人类所共享。当然，相对于全球治理，社会治理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开展，所以可由全社会“共治”。而全球治理需要尊重他国主权，所以必须“共商”。
六 结语
对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案例研究表明，在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关注具体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工作要统筹安全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实现其间的良性互动：国家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全球治理为国家治理提供有利条件，促进国家治理的顺利进行。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中国构建内外整合型国家安全治理模式，必须实现国内、国外两张治理网的融合。这既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也有助于维护国际安全与全球安全；既有助于对内建设平安中国、造福于中国，也有助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人类，是一项创新性的共赢之举。所以，中国国家安全治理要打破内外鸿沟，探索“全政府”“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共治模式。
在工业社会中，作为对外安全的国家安全与作为对内安全的公共安全二者彼此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鲜有交集和融合。在国家机构设置上，内外区隔十分明显。例如，公安主要负责国内的公共安全，外交、军事等部门负责国家安全并围绕外部威胁而开展专门业务。这种画地为牢式的国家安全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需要。在国内学术研究领域，国家安全成了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地”，很少为公共管理或行政管理等其他学科所涉猎，形成排他性的“圈子”，切分出学术与经济利益的“井田”。
反之，纵观国外的安全研究，各学科之间的融通顺畅。例如，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GMU），安全政策研究覆盖的领域包括国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以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被提到政府日程上来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系统性、整体性的角度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打破、抛开受利益与偏见驱使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让国家安全学真正成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学问。毕竟，人类在向后工业社会急速地迈进着。拿着工业社会的“旧船票”，我们能登上后工业社会的“客船”吗？
[1] 黄纯艳：《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0页。
[2] 赵汀阳：《从国家、国际到世界：三种政治的问题变化》，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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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德]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杨祖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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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5-07/ 07/content_1941161.htm。
[1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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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敏：《生成的逻辑——系统科学“整体论”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页。
[2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
[24] 钟民和主编：《一个真实的新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2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hina/xlxw/2017-10-18/doc-ifymviyp2209236.shtml。
[2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62页。
[27]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吴莉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28]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The Advent of Netwar,” Rand Monograph Report, https:// www.aclu.org/files/fbimappingfoia/20111110/ACLURM001570.pdf.
[29] 麦西来甫，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是维吾尔人民集取乐、品行教育、聚餐为一体的民间娱乐活动。
[30] 胡文祥：《反恐技术方略》，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
[31] 杨洁勉等：《国际反恐合作：超越地缘政治的思考》，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2]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谷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33]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谷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3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6/ 12/content_2055871.htm。
[3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页。
[3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38]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 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317.html。
[39] 杨雪冬、王浩：《全球治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4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版，第203页。
[41] Arjen Boi, Paul’t Hart, Eric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The Politics of Crisis Management: Public Leadership under Press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
[42] 转引自王杰等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43]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4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17-10-18/doc-ifymyyxw3516456.shtml。
Integr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Conc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China’s Combat against East Turkistan Terrorist Forces
WANG Hongwei
[Abstract]National security is a dynamic and evolving concept. In the modern sense, it originates from nation-states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This concept is centered on nation-states and can be very broadly characterized by the emphasis on external security. At present, China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post-industrial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have been featured by a high degree of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with a blurred boundary between domestic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is a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concept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hen China is becoming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is concept is a pluralistic, multi-layered, structural and holistic one tha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security with external security, homeland security with people’s security, traditional security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evelopment issues with security issues, China’s own security with common security.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combating East Turkistan terrorist forces will present a new prospe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Now that East Turkistan terrorist forc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takes on such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loose organization, ideological radicalization, virtualization of activities, global linkage, risk motilities and behavioral uncertainties, China’s anti-terrorism mode, facing such new challenges, should transform itself from “control” to “governance”. By coordinating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should construct an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integrated governance model and realize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terrorism governance and global terrorism governance.
[Keywords]national security,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verlook, East Turkistan terrorist forces, state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Author]WANG Hongwei, Ph.D.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作者简介】王宏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邮编：100872）。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3.004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9）03-0070-26
【收稿日期：2018-09-14】
【修回日期：2018-11-2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关键基础设施系统性危机应急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2BGL109），201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京津冀跨域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中的社会动员协调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JGA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齐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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