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力行社的日本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力行社，这一20世纪30 年代国民党内之极端秘密政治团体， 在其1932—1938年存在期间确曾震撼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乃至海外。作为蒋介石黄埔军校毕业的“天子门生”，蒋介石耳提面命的“党中之党”，这一具备了特殊背景、特殊经历和特殊使命的群体，它在30年代对日本的认识，遂成为我们的兴趣所在。因篇幅所限，本文拟以力行社与日本关系的理论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得以悟察30年代中国政局中某些尚为人忽视的层面，进而深化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史和抗战史之研究。
一
或许是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出身，力行社提及日本时总喜欢以“三岛小国”、“区区三岛”这类或多或少带有蔑视意味的词语来描述东瀛“那样小小的一个国家”、“东亚一个蕞尔小国”、“一个极小的国家”。但偏偏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弹丸岛国，在明治维新数十年后便骤然称霸东亚进而傲视全球，这又使力行社成员不得不作冷静思索，探究其成功的秘诀。
据力行社看来，日本在教育、军事、民族意识等方面均有可观之处。日本普通教育的发达造就了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严格良好的军事教育更是最终影响了日本军人的素质。“良兵是良民的模范，良民是良兵的基础”。因此日本军人的常用兵人数虽少，但一旦需要便可全民皆兵，“每个青年都是最精壮的战士”（注：蔡孟坚：《与贺夫人谈贺衷寒先生生平——为君山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载《传记文学》（台北）第40卷第3期，1982年3月出版；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351、383页；下卷第92、352、363页；邓雪冰（邓文仪）：《青年·战争·革命》，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2月出版，第二部第37页；第一部第50、63、78 —79、96页；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与民族复兴运动》，台北1986年8月15日初版，第191页。）。而与此同时，日本对儿童灌输以“开拓侵略风尚”，使其按照一种模式成长，终在短期内培养出了其政府“理想中的人民”。对中日两国军费的比较研究，则可得出日本军费虽然不太高、但是筹划极为经济这一结论。这一现状终使其陆军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对外侵略扩张（注：吴赓恕上引书，第135—136页；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495—496页。）
明治维新后日本民众团结一致励精图治，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杰出领袖人物辈出。力行社多次强调，日本是最有组织的国家，有着极强的组织和极雄厚的力量，日本的教育界培育出了很好的民族意识。蒋坚忍甚至断言，三个联合起来的日本人可以冲破三百名中国人的防线，因为日本人虽然只有三人，“但是心是一条的，行动是一致的”，因此力量也是完整的、坚强的。同时，力行社的领袖认为伟大领袖对国家兴衰至关重要，以日本为例，其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就是这类人物，这位“一代人豪”能肩负起日本的危机，并使其走上强盛繁荣的道路（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79、92、97、204—206、352、363页；蒋坚忍：《民族复兴与中国革命》，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6月初版，第139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一部第85页，第二部第99页。）。
然而，日本的地理环境因素及国际因素使对外侵略扩张成为其与生俱备的属性，其政党政治也有天然的缺憾。力行社认为，日本地狭多山，可耕土地面积不满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七分之一，日本民众的生活因此非常的艰辛，同时也表明日本不能自给自足（注：吴赓恕上引书， 第14页；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77页。）。 日本政体虽然仍是欧美式的多党政治，但是由于日本现存政体出现于明治维新之后，历史颇为有限，各大政党的历史也因此短促，因此国内政局常有动摇之态，特别此时军人参政现象开始萌芽，早晚将走上独裁集权之路（注：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123、129页。）。因此日本的政治极不稳定，政党政治的前途甚堪忧虑，而这点对日本社会必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正威胁日本的生存，此时日本实际有100 万左右的失业大军（注：孙伯謇：《世界经济的前途》，载《前途》（上海）第1卷创刊号，1933年1月1日出版。）， 这自然也给日本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素以“大日本”自耀的日本高扬着“大亚洲主义”旗帜，一惯藐视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离现代军队的标准相差甚远；中国四万万民众不过是“一盘散沙”；中国社会是“十九世纪的生产，二十世纪的消费”；甚至日本在华活动的浪人也依仗其国家的“光荣”和力量，四处胡作非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的滕杰清晰地记得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日本民间对中国流行着一种看法：中国地方很好，但中国人不行；日本侵华是合理的。甚至有些日本军人公然发表对中国的作战计划。“济南惨案”的目击者蒋坚忍和曾留学日本陆军军校及明治大学的干国勋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怀有深切的同感（注：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111—112，120，124页；第184页；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5—86页；干国勋上引书， 第192页。）。基于上述因素，日本处心积虑武力侵占中国似乎已是顺理成章。在力行社看来，“田中奏折”这一计划“真不敢卒读，不忍卒读”。日本先利用军阀，再豢养满清遗族为走狗，复辅以经济侵略渗透；质言之，从前还是用一种“偷骗拐”式的方法，或凭借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进行蚕食，而时至“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便“图穷匕首见”了。“简单地说，日本是以中国领土丧失为其生存的利益；日本对于中国的进攻，是一毫不肯放松的。”（注：吴赓恕上引书，第65—66页；第130页；蒋坚忍上引书，第27页。）
二
力行社常用“排山倒海”一词来形容日本侵华的攻势，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从甲午之战到热河事件，“战事的失败，屈辱的投降，土地的割让，边境的占领，一切的一切都享受了”（注：孙伯謇：《为民族生存而战》，载《前途》（上海）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1日出版。）。中国军民乃至官方蒙受的种种屈辱真是罄竹难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预言终于成了“难堪的事实”（注：蒋坚忍上引书，“前言”部分、第1页；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41—46页； 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118—119、183页；下卷第530—531页。）！
在这一凌厉攻势下，中国政府、军队的表现又是何等的软弱、无能和无知！力行社大声疾呼：“我们不要自谕有二百万军队，自夸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假如再这样消沉衰弱下去，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的！”（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54，203页。）
在此危难时刻，力行社竭力倡言总结经验教训，卧薪尝胆以雪前仇。在力行社开出的当务之急的救亡图存的清单上，抗日准备、改造教育和繁荣农村首当其冲；统一、安定和建设必不可少；利用外资发展工商，推行货币改革和粮食统制，以充实国力和经济基础也很重要；领袖崇拜，改造现存官僚制度，整顿国民党，肃清贪污，完善民众组织则是政治改革的诸要素；提倡牺牲和尚武精神，振奋萎靡的精神，根除升官发财贪生怕死的卑劣心理同样时不我待；整顿军队，“安内”、“剿共”更是迫在眉睫。力行社的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救国方案固然可观，然而，他们有关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加强民众的军事训练和强化新闻宣传控制等方面的系统论述更令人深感兴趣。
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甚为薄弱，力行社惊叹，中国的汉奸、卖国贼实在太多了。力行社认为还有另一类汉奸、卖国贼同样可憎，这就是间接帮助敌人来灭亡中国的人，凡是作不负责任、不名誉事情的人均属此类。在消灭汉奸、卖国贼的同时更要铲除这些敌人灭亡中国的间接帮手，因为“作坏事就是卖国，作坏事就是卖国贼”。另外，那些口里高喊抗日救国的军官，只知克扣军饷而从不整顿军队，临战时一触即溃的就是汉奸；平时鱼肉百姓，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作战时粮饷困难的也是汉奸。总之，凡是对国家民族毫无帮助的都应视其为汉奸（注：蒋坚忍上引书，第94—96页；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39—40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一部第49、78页；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186、 209页；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新粤刊社1938年编印，第41页。 ）。
据力行社看来，中国在抵御外侮的战争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物质条件贫乏的同时精神上也出现了种种缺憾。中国的民族意识不及日本的民族意识，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这种强大的力量进攻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战争更是一场中日民族意识之战。蒋坚忍警告道：“如果你们没有民族的意识，将来都有做汉奸的可能！做卖国贼的危险！”为激励民众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贺衷寒特地引用日本名相大隈重信的话：“我们日本人要学欧美的文化，只须30年就学会了；但要学中国的文化，我们今后还要300年。”总之， 没有民族意识的民族必亡，相反，只有首先在精神上战胜日寇，才能最终挽救国家和民族，对此理念力行社是一清二楚的（注：蒋坚忍上引书，第65—66页；贺衷寒：《学与干》，第32页；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182—183页；下卷第378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二部第64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中国民众由于深受数千年来传统教育的影响，素来鄙视尚武精神，忽略体育锻炼。面对30年代日寇兵临城下的现实，力行社极力主张革故鼎新，提倡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要文武不分，多加注意军事训练，将军事知识输入民众的头脑中；要以现代军人为模范，肩负起复兴民族的历史使命；要向日本学习，将普通教育和军事教育结合起来（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203、205页；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382—383页。）。
令人尤感兴趣的是，除去像戴笠专门著有详细论述特工活动的著作《政治侦探》外，贺衷寒向政工人员提及了某些特工性质的训练，诸如保守秘密、确保联系等；邓文仪也向参加学生军训的年青人特别介绍了具有同样性质的侦探、射击和通讯等训练内容（注：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233页；邓雪冰：上引书，第44—46页。）。 力行社宣扬这类技术技能的训练旨在改善提高军队政工人员和学生的军事素质，因为这也属于抗日活动的范畴之中。
面对强寇深入国土，特别是面对屡战屡败的现状，力行社格外重视宣传和新闻控制。贺衷寒认为，宣传要有一定的原则，要把敌人和自己分清楚，“只有自己有理由，敌人完全没有理由”，宣传的意义也在于增加同情我们的力量，宣传意在使人感服，武力意在使人畏服，宣传和武力这二大武器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据贺衷寒看来，中国新闻界没有能够在救亡图存上发挥出积极的功能，可以说弊端丛生。首先，各地报纸经常“侵害”国家民族利益，记者往往和民众联合起来“对付政府”，最后酿成重大政治问题。其次，新闻界自以为是，结果却反被帝国主义得用还蒙在鼓中。反观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新闻界，力行社不禁大为赞赏。他们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所谓“现代进步国家”的政府于超级地位上对新闻界进行监督和指导，其效果颇佳。故而力行社呼吁，现在中国一切事业都在新兴过程中，而新闻界是一切事业的指导，“关系尤为重要”，应予大力整顿，以达舆论一律、思想统一的最终目标（注：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413—415、471—472、474—475页。）。
“知耻近乎勇”，力行社对国耻国难以及国内对日现状的全面揭示，旨在唤醒民众奋起抗争，从另一方面展现了其日本观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
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意欲独霸中国，则必将侵占其他列强在华数十年苦心经营的既得利益。这些同样不好惹的列强对日本这种狼子野心会容忍吗？他们对日益升级的中日冲突会袖手旁观吗？中日冲突会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产生何种程度的冲击呢？力行社对这一连串的问题详尽地阐释了自己的见解。
力行社认为，中日关系仅从“知己知彼”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日问题就是远东问题，也就是世界问题，只有将中日冲突放到世界性的背景中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判断（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8—9页；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第4页；蒋坚忍上引书， 第101页。）。 就诸列强对日本在华势力日益扩大之情形作出具体的反响而言，则有日本与美国、日本与英国、日本与国联、日本与法国、日本与德国以及日本与苏联等个案研究。自然，这里统称苏联为列强不过是沿用传统的称呼，其实际含义不容混淆。
在华之美日是对立的。日本认定美国是其唯一的大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蓝辛石井协定》的签定，日本在远东的地位日隆。其后1922年《九国公约》虽对日本有所制约，然日本独霸中国乃至远东的野心始终我行我素，对美国则更加心怀不满。从现实看，美日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争夺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市场。美国拥有巨大的过剩资本，今得产业落后的中国，自然认为是金融资本输出的绝妙区域。日本的野心恰恰是美国在中国建立霸权的障碍物。故而“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以第三国资格在国联中，在世界上一再向日本提出警告，特别对日本在东北的暴行更是持强烈反对态度，对中国进行精神和外交上的支持。1933年美国以“棉麦借款”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对此日本更是表现出了极度的嫉恨。这些都证明了上述的判断（注：蒋坚忍上引书， 第102，105页；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134—137页； 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45页。）。
在华之英日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起因是为了争夺中国和南洋地区的市场。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在中国市场的贸易额占第一位，由于大战的爆发，英国无暇东顺，于是日本乘虚而入，在中国和南洋市场上取代了英国的贸易霸主地位。从现实上看，由于利益的根本冲突，英日对华政策难以协调：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后，英日无论在华北、在长江流域、在南洋的经济利益冲突更是无法避免。另外，英国对日本夺取澳大利亚的野心始终怀有危惧感。故而英日在远东舞台上至少在今后30年中是“不能两立的”（注：蒋坚忍：上引书，第103—104页。）。
以欧美为背景的国际联盟和日本也是对立的。力行社认为国联不过是英法两国“很空洞”、“自身毫无实力”的“御用机关”。“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秉承欧美列强的旨意，多次开会责斥日本，并有“李顿调查团”之举，但又不免“二三其心”。1934年国联和中国进行技术合作，这对中国复兴自然是一大转机。眼看中国也要走上工业发展的道路，日本非常的嫉视和相当的恐惧，这便有了震惊世界的“天羽声明”。虽然在欧美列强强大压力下，日本被迫发表缓解性的声明，但是其敌视国联，实则敌视欧美列强之对华政策的态度则表露无遗（注：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54页，下卷第138—137页；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45页。）。
在华之法日关系颇有微妙之处。日本从根本上很愿意与法国进行联合，希望法国能对它有所帮助。但是由于法国实力有限，也由于法国在华权益较英美为少，因此它无法也不可能与英美的对华政策分道扬镳或分庭抗礼。即便心怀贰志，也由于其地位所限，它充其量只能扮演英美对华政策小伙伴的角色。
在华之德日关系则最为有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德关系并不密切，相比之下中德关系却曾拥有过某种意义上的“蜜月”。然而好景不长，30年代中期后随着德意日三国结盟的出现，中德日三国之间的关系便有了戏剧性的嬗变。这一嬗变可在唐纵日记中管窥蠡测。1936年7 月23日唐纵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武官的公开身份抵达柏林，不久中国国内便来电询问外界传闻甚多的日德同盟问题。对此问题中国使馆的官员特别是武官过去从未注意过，因此唐纵便开始研究起德苏关系。“七七事变”爆发后，戴笠和化名“江汉清”的军统局频繁与唐纵联系，嘱咐其注意德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8月间，德国舆论开始一边倒， 对中国心存恶意。唐纵遂要求国民政府注意在中国的德国顾问的任用问题。10月间，被迫“出国考察”的杨虎城将军在西班牙发表演说，意谓中西两国同为反法西斯国家。德国报纸立即别有用心地以《红色西班牙为中国之友，德国人非常惊骇！》为标题，大肆宣染中国的“赤化”问题。对此唐纵从其地位出发，认为这正是给日本人宣传之机会，“殊为可惜”（注：唐纵：上引书，第51—52、58、59—67页。）。时至1938年7月6日，26位在华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乘车从汉口前往香港，中德十年亲密关系从此便告结束（注：（德）费路（Roland Felber ）：《国民党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近期研究述评》，载《民国档案》（南京）1994年第1期。）。德国最终成了中国敌人日本侵略者的盟友。
在华之苏日是对立的。1906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曾被俄国民众引为奇耻大辱，十月革命时，日本又曾派重兵占据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些更是苏联政府和民众“永远不能忘怀的创痕”。从现实看，日本在苏联商业受到限制，“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利益更遭打击，即便苏联东部地区也大受威胁。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铺设的铁路无不是针对苏联的，这更使苏联坐立不安。虽然苏联基于其民族主义，与日本也有所谓“合作”之举，然而“九一八”事件使苏日在华之冲突愈演愈烈。在华之苏日对立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意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对抗。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的苏联视日本为天然敌手，而日本也始终视苏联为“洪水猛兽般”的赤色敌人。苏联著名的加伦将军曾一语中的地指出：“不容许帝国主义者半个脚趾踏进苏俄的国境，侵犯苏俄西伯利亚丝毫的煤矿和森林”。事实上，日本窥视苏联的野心均可以从日本军部的“北进计划”中得到印证（注：蒋坚忍上引书，第104页；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137—138页；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259页。）。
那么，中国当时的外交路线特别是中国未来的抗战外交路线应该如何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制定呢？力行社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力行社指出，中国外交路线或抗日外交路线一般公认有二条，即联合英美抗日的“太平洋路线”和联苏抗日的“莫斯科路线”。所谓“太平洋路线”颇为诱人，这种理论认为，对中日冲突最不能漠然处之，而且最有力量出来干涉的国家也只有英美两国。然而，当时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只能限于精神同情和有限的物质帮助，这是由于欧洲局势日趋紧张之故。中国对英国支持的希望不能过多，否则不免有所失望。和英国情形相似，当下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也只能局限于精神同情和有限的物质帮助，要想立即得到“军事上的深切帮助”是不可能的。
所谓“莫斯科路线”则应站在苏联自身的角度上才能看得清晰。苏联对中日冲突的策略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作壁上观式的避战，中策是别有用心地策动中日战争，下策是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苏联的总方针是盼望上策，运用中策，准备下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联苏时也必须相应注意四点：第一，联苏在一年半时间内不能收到实效；第二，联苏须有限度，绝不可因此失去英美的同情；第三，联苏要防止苏联趁火打劫，日本固然是白色帝国主义，但是苏联也有“侵略”中国的可能；第四，联苏必须不能以容共或停止剿共为条件。中国以积弱之国处于日苏两大国之间，这些国家都有实力，有国际背景，都有所谓的“好处”，但据力行社看来无论是联苏或亲日本质上都是“亡国之路”（注：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第17—32、78页。）。
即便对那些愿意帮助中国的“友邦”，力行社同样有所分析。他们认为，欧美各国“不辞跋涉”地帮助调停中日冲突，只是出于其自身的根本利益，要维持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地位，为了消解由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带来的“自身之恐慌也”（注：白瑜：《中国经济的前途》，载《前途》（上海）第1卷创刊号，1933年1月1 日出版。）。力行社多次以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为例警告国人，如果欧美列强要故伎重演，则“必遇日本之无顾忌启衅”，那么，在这种“事齐乎？事楚乎？”的两难困境中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呢？力行社断然提出，只有“充实国力苦挣苦扎”，这才是御侮救国的唯一工具。那种过于看重朋友的帮助，而忘记自己苦挣苦扎的心理是一种“亡国的心理”。“天助自助者”，只要相信自己，相信苦干，相信民族力量之充实，不存侥幸心理，“才可以争取民族的生存”（注：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第80—81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二部第56—57页。）。“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或许只能永远成为一则历史故事。
四
力行社的成员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战争的年代，中日战争势必扩大，由此还会引发太平洋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是对太平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望，对中国持久抗战研究便成为力行社日本观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已被日本埋下了，力行社对此大声疾呼。展望30年代上半叶的国际形势，经济战、外交战和军备战的烽火弥漫四方，而这些只不过是“大战前夜之准备战耳”！在这随时可能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实为祸水之源，它侵占中国东三省便可视其为这场世界大战的肇始。它更以东方霸主自居，正在有计划、有系统地做着向世界发出挑战的准备。据蒋坚忍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在太平洋爆发，而战争的焦点则在中国；日美冲突将最终引起战争，由于日美战争必牵入英国；更由于日英美战争，必牵入苏、法两国，以致扩大为全世界的战争。“火药线是早埋好了”。甚至蒋坚忍还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将先发制人对中国采取的五大步骤。邓文仪则认为日苏战争将成为不久将展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幕。但从美、苏国内种种情形和各国舆论分析，贺衷寒认为日本虽早已成为世界之公敌，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时发生”的可能性不太大，而这次未来的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则“更扩大更残酷”（注：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139—141页；蒋坚忍上引书，第1—2、21—22、104—109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一部第16页。）。
这场未来的世界大战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都是极为重要的。蒋坚忍认为，对中国这么一个没有力量抵抗外来侵略的国家来说，大战中可能有三种结果：第一，中国亡于日本；第二，英美等国战胜日本，中国在形式上虽还能存在，但实际上必做别国的奴隶。即便不亡于别国，也将毁灭于大战的炮火之中；第三，中国自身能奋起抗争，则无论谁胜谁败，中国在此次大战中反可取得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并且能完成一部分解放人类的工作。邓文仪同样指出，为了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荣誉， 中国必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并且作好打10年以上的战争的充分准备；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无可遁逃”地须做一主角；中国决不能有片刻的中立，如同欧洲战争中的比利时，而要成为一有力的战斗员（注：蒋坚忍上引书，第109页；邓雪冰上引书， 第一部第16—16、41、66—67页，第二部第119页。）。
为了迎接这场无法避免的世界大战，力行社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方略，诸如团结民心、激扬士气、肃清反侧、认清敌手、不再彷徨苟安、全国上下积极备战等，这里的备战自然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方面。在目前能得到的时间内，“做一分算一分”。因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决死求生”（注：邓雪冰上引书，第二部第119页；贺表寒：《一得集》，上卷第208页；蒋坚忍上引书， 第110页。）。
然而，就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抗战具体战略而言，力行社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滕杰在日本从事研究后认为，日本侵华战略是速战速决，日本军阀们认为只要数月的全面战争，中国便会被彻底征服。但是如果有一健全的党，健全的组织，便能有效地动员中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运用中国广大的空间与日本进行长期作战，“人众地大”这两大优点是日本没有想到的，而这或许就是中国在未来抗战中克敌制胜的秘诀（注：邓元忠上引书，第104—105页。）。
日本何以会陷于泥淖，中国何以会持久必胜，刘健群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这点正如刘健群在其《如何抗日救国》一书的封面上醒目注明的：“中国绝对不亡”，“持久抗战必胜”。刘健群认为，日本灭亡中国的上策是币原外交，即放弃军事进攻，而以政治和经济方式从中国掠取，让中国在同文同种感激知己的状态中“如羔羊一般也做了日本的附庸”；日本灭亡中国的中策是策动中苏战争，或参加中苏战争。大战后的中国必元气大伤，“绝对无法可以脱离日本的掌握”；日本灭亡中国的下策是长城战役结束后，以得胜之师径直扫荡华北，根本不必签署什么《塘沽协定》，而当时中国是毫无还手招架之力的。但是这三种策略、三个机会日本都自动丧失了，时至今日只能用苦战求胜的下策了。日本的政略全面失败了，战略也陷于重大错误，仅想凭借飞机大炮的威力，想要从战术的胜利来挽回战局是不可能的。而且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面对中国军队大规模的游击战，它那仅有的一点战术优势也会逐渐丧失殆尽。
反观我方，有利于中国的形势、好转的机会才刚开始。首先，灭亡别人的国家最低限度的三点日本人都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三点指：1.彻底消灭对方抗战的领导机关——政府；2.斩断对方与国际的关系；3.对占领区有适当的处理办法。其次，中国经济在抗战中有复兴的可能，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战争中也会发生变化。再次，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中国对外援固然不可太抱希望，但也不必过多的失望，因为可以断定没有一个国家会不留意远东问题，特别是英美等在华传统利益甚多的国家，“不怕他们不来，这只是迟早的问题”。
在确定中国不会亡国后，如何进行持久战，使战局有利我方而无益敌方便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刘健群对此提出了其基本思路的要点：一面作战一面准备，不怕失败的而怕气馁，不可推诿抱怨，不可怀疑造谣，不能使政治斗争的意识超过了民族斗争的意识，不要以国内的联合阵线为满足，等等。总之，只有彻底认清自己的前途算定敌人的命运，则“中国绝对不亡，持久抗战必胜”（注：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第52—74页。）。
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看，力行社在30年代的国内外便曾有过“抗日”的声誉，其对手日本侵略者对此更是确信无疑，战后海外史学界也已有过类似的定性（注：徐有威：《海内外对力行社的研究》，《民国春秋》（南京），1996年第5期。）。然而， 由于对力行社抗日活动全面细致的研究颇为罕见，以致终难定论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对力行社的普遍认识依旧难免“特务组织”之说。
似乎很难理解却又不难解释的是，3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抗日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就在国民党内也不乏其人。作为国民党内蒋介石最亲密的追随者，力行社固然应该严格遵循“安内攘外”的国策，亦步亦趋地执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策略。然而，就力行社而言，其拥蒋反共抗日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容并包的，是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具体而论，反共抗日是拥蒋的两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他们积极反共，被视为臭名远扬的“特务组织”，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抗日；他们听命于蒋介石国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根据各自的学识经历独立思考某些问题，得出某些结论，并做出某些很可能有悖“君命”的言行。更何况蒋介石的“安内攘外”国策也有其人所周知的演变过程。力行社的抗日行为甚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承认，毛泽东曾指出：“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是开始动摇了。”（注：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65页。）
力行社的日本观是力行社成员对日本社会亲眼目睹、对抗日活动亲身体验和对日本问题长期研究的结果，同时辅之以对中国社会的悟性和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同时代的其它日本观相比，力行社的日本观颇具鲜明的时代特征，至今读来仍甚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