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子学思潮消亡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原因论文,秦子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子学思潮，激扬飞溅300年，迨秦统一中国，也便偃旗息鼓，嘎然消亡。究其原因，有 外在的环境原因，有内有在学术原因。分析其消亡原因，有助于对后一思潮即两汉经学思潮 缘起的认识，也有益于对学术思想发展规律的总结。
子学思潮何时消亡，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子学思潮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依然 存在，一直到两汉中期，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其间代表人物，如法家有李斯 、晁错，儒家有贾谊、董仲舒，游说之士有陆贾、蒯通，以及秦汉之际的黄老学派。另一种 看法则将子学后延到整个汉代，除了西汉时期的陆贾、贾谊、董仲舒诸学者，还包括东汉杨 雄、王充、荀悦、桓宽、王符等人，甚至魏晋南北朝的葛弘、颜之推等人，也入“诸子”之 列。《诸子集成刊行旨趣》这样言道：“以先秦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岂随世主一二人之好 恶而遽为消失哉！……故在汉魏六朝之际，诸子之遗风余韵，虽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尝 澌灭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内典输入我国，一部份深思之士，相率群趋，至是而诸 子之风，始告衰歇。”20世纪30年代，《诸子集成》这一套学术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基 础上编印问世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诸子”这一概念，在《诸子集成》的编者那里有了转移 。按传统说法，“诸子”即是指先秦诸子，如老子、邓析子、孔子、孟子、尹文子、庄子、 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等，“子”在这里已是一种在学术界既定俗成的称呼，既称人也称 其著述；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有原创性的特点，而为后人所研究或继承，这些学者的著述， 统称“子学”，又称“诸子学”。先秦诸子的遗风余韵，又岂仅汉魏六朝？迄至今日，先秦 诸子余韵仍然不绝如缕。正因为是遗风余韵，所以不能混同于诸子本身。
二是“诸子之风”究系何物？“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诸子思想历两千多年 而仍在，并为人们所学习和研究、批评，与诸子本身的著述活动是有严格区别的。我们讲的 诸 子时代或子学时代，是指诸子开展学术活动的那个时代；诸子之风，也就是那个特定时代的 学术风气。因此，“诸子之风”直至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始告衰歇”的说法，恐怕是难 以成立的。而西汉中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学术界而言，是一种新的学风的诞生； 经学的如火如荼，经学博士的寻章摘句，早已把各家树帜、百家争鸣的诸子风气彻底改变， 更何况后来的纬学，连经学的风气也被扭曲改变。在汉代经学兴起之前，还有一个学术界根 据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要寻找新的学术热点以及新的学术思潮酝酿阶段。因此，“诸子之 风”与“诸子遗风”，不能混作一谈，当有其明确的划分界限。
本文所谓的子学思潮，是一个包括学术流派、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学术风气等内容的发 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被称之为“子学思潮”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历史现象，在我国历史 上，只存在于先秦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子学思潮亦即先秦子学思潮。子学思潮在 秦统一中国之后即告终止，既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外在原因，更有学术本身的内在原因。举要 有三：
一、游学、养士土壤的消失
子学成为思潮，游学起着重要作用。孔子率领弟子游学列国，其中固然有向各国君王推销 自己的原因，也有宣扬本派学术思想，与同道中人切磋学问的原因。同时，“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也表明经常有远方的学者，慕名前来与孔子讨论学术问题 。 与孔子同时创办私学的另一位鲁国学者少正卯，因为讲学生动而使得孔子门下“三盈三虚” ，可见两人门徒多为流动性很大的游学之士。孟子也效仿其祖师孔子，经常带领学生四处游 学。荀子是赵国人，早年便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后来又游学于楚国，学成之后，重返稷下 学宫，连续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祭酒”，后来又游学于秦、赵、楚等国。这三位儒家队伍中 学术成就最大、培养学生最多最出众的大儒，均以游学著名于时。名家辩者，更具游学色彩 。惠施是宋国人，却跑到魏国，既做学问也做官，后来又游学楚国，与倚人黄缭讨论天地风 雨雷霆等自然科学问题。之后，还去了燕赵等国，最后虽然仍返宋国，与庄子交好，经常为 学 术讨论争执不休，但仍与“天下之辩者”保持密切联系，公开他的研究成果如“至大无外， 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等十个命题，与天下之辩者切磋；天下之辩者也纷纷 亮出自己的绝招，如“卵有毛”、“狗非犬”、“火不热”等一大批命题，“相与乐之”（ 《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同上），既说明他的学问博大，同时用车载来 衡量他拥有书籍之多，也反映了他做学问的方式亦即游学特点。另一名家人物公孙龙，其游 学经历虽无记载，但是从后人缀集的《迹府》一文中可以看到，当他在赵国平原君那里做门 客 时，一些游学之士也经常主动前往，与他讨论“白马为马”还是“白马非马”、“坚白石三 ”还是“坚白石二”、“臧二耳”还是“臧三耳”等名辩问题。游学风气最盛的时期，也正 是子学风潮的顶峰时期。游学的好处，一是打破了门户之见，学者可以不囿于一家一派，随 时随地向学有专长的人请教学问，增长知识；二是各家各派之间可以展开学术争鸣，孔子所 谓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语道出了游学中的这一好处；三是可以为自己的学术 思想寻找到最合适的“买主”，使“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成为现实。
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子学时期，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有一段游学的经历，或者是由老师率领 集体游学，或者是单独行动四处拜师问学。游学既然成为时尚，那么游历国家、地区的多寡 ，以及所游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下，包括师门名声的优劣大小，也便成为一个学 者在学术界中的地位高低的资本。而在事实上，广泛游学尤其是经常与不同地区的高水平的 学者进行对话，对于一个人的学术素养的培育、学术水准的提高，也确实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 例如，孔丘向老聃的讨教，惠施与庄周的论辩，公孙龙经常受到来自各地的主流学者的诘难 和辩论，荀卿长时间地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等，都是获益匪浅的学术经历。
游学之风的兴盛，与诸侯及其权臣的招贤养士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春秋时期，虽 然齐桓公首开招贤养士的记录，但是还未形成风气。至春秋末期，虽有孔子那样的私学创办 者热衷于游学，但诸侯养士的风气仍未形成。直至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的复杂多变，以及各诸侯国内部君主与权臣之间争权夺利的微妙关系，君主和权臣都开始意 识到招贤养士的重要：一方面利用他们的智慧作为应急时的谋术和外交中的帮手；另一方面 借重于他们的才华和思想在各国的影响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和政治地位。因为有利用价值， 所以他们对待应邀或慕名而来的学者尤其那些著名学者，礼仪周全，生活待遇优厚。除了具 有养士传统的齐国专设稷下学宫，让各家各派学者在那里招收门徒、切磋学问、著书立说外 ，还有赵、楚、魏等国的贵族公子，效法稷下学宫招贤养士，各有数千“门客”。
正是这批自愿出钱养士的贵族领袖，为战国时期活跃于学术界的诸子百家提供了相互学习 、研讨学术理论的机会。不仅如此，优裕的生活待遇和学术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招收门下 弟子、扩大学术队伍的机会和条件。在这些人才荟萃的养士中心，一些著名学者，如早期的 彭蒙、田骈、宋銒，后期的公孙龙、荀子等人，都以君王或权臣属下的“客卿”身份，招 收了大批门下弟子，在别人家里建立自己的私学。
《淮南子·道应训》有这样一则记载：“昔者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 ，龙不能与游。’有客衣褐带索而见曰：‘臣能呼。’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 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见燕王，至于河上， 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来。”
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公孙龙虽为平原君门下的“客卿”，但是并不妨碍他从游士中间 物色和收授门弟子，且门弟子人数之多，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中有无大嗓门者；收录弟子 时，还专门设有弟子入门资格审查的手续和办理登记手续的司职人员。
游学养士在战国末期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正象惠施等名辩之士说的那样：“日方中方睨” ，如日中天之时，也正是走下坡路的开始。以个人财富养士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 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都有养士三千的记 录，但是家财总有散尽的时候，权势与人生也总有终结的一天。
“四大公子”中，第一个终结养士的是孟尝君田文。田文是齐威王的孙子，齐宣王的侄子 。其父田婴，曾协同孙膑伐魏，斩杀庞涓，而成为相国，执政11年之久，受封于薛（今徐州 滕县）。官历三代的田婴，家累万金，富可敌国。受到威王、宣王两代明君在稷下学宫招贤 养士的影响，田文说服其父，倾其所有，招贤养士，“食客数千人”（《史记·孟尝君列传 》）。田文所养之士，与齐国在稷下学宫所养之士有很大不同。稷下学宫所养之士，以“文 学游说之士”为主，且设大夫之号，受大夫之称，其优秀者，更是“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 大 屋尊崇之”；他们的工作，是著书立说，“不任职而论国事”，规模虽大，亦仅“数百千人 ”（《史记·田完世家》）。田文所养之士，层次较低，凡有投奔者，来者不拒，一律平等， 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毕竟私家养士，数量又众，待遇不能与稷下学宫相比，以致有一位 名叫冯驩的学者，因“食无鱼”、“出无舆”而多次发牢骚。即便如此，田文尤有“邑入 不足以奉客”之感，不得不在薛地“出钱”（放债），用债息收入弥补不足。齐襄王时（大约 公元前270年左右），田文去世，数千游士，便也树倒猢狲散。
赵惠文王之弟平原君赵胜，也以私家养士著名于时，“宾客羡主者数千人”，著名者有毛 遂、公孙龙等。这些人不仅在平原君家里收授门徒、研讨学问，而且帮助平原君计谋政治， 处理战国时期特有的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等棘手问题。据各种史料记载，名家集大成者公孙 龙长期住在平原君家里，授徒、讲学，经常与来自各国的著名学者进行学术论辩。公元前25 1 年，即赵孝成王15年，平原君卒，失去了主人的数千游士，也便作鸟兽散。这一大批游士去 向如何，不得而知。此时的公孙龙，年近80岁，以后的数年光景如何度过，也无史料可考。
信陵君无忌，是魏昭王之子、魏安王之弟，也性好养士，“食客三千人”（《史记·信陵君 列传》）。公元前243年卒，后于平原君8年。
在“战国四公子”中，只有楚国春申君黄歇不是国君的直系亲属，而是依仗自己的“游学 博闻”而为楚顷襄王所用，并因其擅长于“辩”，而在国家遭受秦国严重打击之时出使秦国 ， 游说秦昭王，并设计帮助楚太子完从秦国虎口脱逃出来。楚太子完继承王位（考烈王），以“ 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史记·春申君列传》）。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也 在内部倾轧中被刺身亡。所养游士，一时失去倚靠，也便散去，以至已任兰陵令的荀卿，也 罢官在家，闭门著书。
至此，四公子皆死，数以万计的游士，又沦为散兵游勇。
在私人养士者中，除了“战国四公子”，还有一位养士数千的人物，曾集众人之力，完成 了一部流传后世的巨著。这个人就是秦国丞相吕不韦。吕不韦养士，晚于“四公子”，但是 数量规模，则与“四公子”相匹。吕不韦以秦乃强国而反不如齐、魏、赵、楚之人才众多， 引为羞愧。这位出身巨贾的丞相，也效法“四公子”，“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有感于“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 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步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 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以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完稿仅三年，吕 不韦被秦始皇所逼而饮鸩自尽。好不容易招揽到的一大批学者，只得曲终人散。战国末期的 私家养士风气，至此落下帷幕。
养士的土壤，当时只剩下一块，那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这块原本肥沃的土壤，在私人养 士降下帷幕时，也已经濒临消亡。学宫历经齐威王、齐宣王二世的苦心经营，盛况空前，但 是到了齐闵王时代，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是那些著名学者如宋銒、兒说、彭蒙、环渊、 田骈、慎到、尹文等人相继凋零，另一方面齐闵王独断专横、急功近利，不尊重稷下学宫中 的那些著书立说、传业授徒、不治而议政的学者；由不尊重又逐渐发展到不容忍。田骈被迫 离开稷下学宫，投奔薛地的孟尝君，就是一例。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唐子短陈（ 田）骈子于齐威王（闵王之误），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 车迎。”孟尝君虽然是“邑入不足以奉客”，不得不以放债生息支撑数千游士之生活，面对 大学者的投奔，还是尽其所能，款待田骈：“养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则乘牢车，驾良马。”优待之下，田骈向孟尝君诉说齐闵王治下的稷 下学宫生活状况：“臣之处于齐也，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造成 生活水准严重下降的原因，除了齐闵王对学者的轻视，另一原因是长期穷兵黩武导致国库空 虚。齐闵王的昏暴专横，以致孟尝君也感到恐惧，不得不前往魏国避难，最后导致魏、秦、 赵、燕等国联合伐齐，70余城仅存2城，燕国主帅乐毅挥师直入齐都临淄，“尽取其室，烧 其宗庙”（《史记·燕世家》）。稷下学宫，也便成为复巢之卵，宫空人散。燕军占领临淄长 达五年之久，直至田单复国，闵王之子襄王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家园，包括复兴稷下学宫， 招聘名流学者。赵国学者荀卿，正是在这时候应征来齐的。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不过，荀卿是一 位大思想家，入世意识很强烈，不甘心于光做学问不问政治。自持三为祭酒，他在发表政见 时一针见血，毫无顾忌，尤其与齐国政要交换看法时，实话实说，不留情面。例如，有一次 他向齐相进言：“夫主相者，胜人以势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己之私 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相国舍是而不为，察直为是世 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曷若 是而可以持国乎？”（《荀子·强国》）荀子不仅直言齐相治国失误，而且对当时齐国的君王 后混乱后宫、奸诈权臣搅乱朝廷、贪吏扰乱官制，以致贪利争斗成为社会风气，表示极度不 满。此时的齐王建，既无齐桓王赏识英才的慧眼，也无齐威王从谏如流的雅量，加上“态臣 ”的谗言，竟把一个千古难觅的贤才逼走，去投奔楚国的春申君。三次连任学宫祭酒的荀子 尚且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还有哪位腹有良谋的游士再敢“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一旦失 去荀子这位学术领袖，学术研究的质量同样也要大打折扣。在齐国被秦所灭之前的20多年时 间里，稷下学宫即便还勉强维持着残局，从学术角度而言，这最后一块养士的土壤，也已经 名存实亡。
游学养士土壤的消失，敲响了子学思潮衰亡的丧钟。
二、荀、韩文化政策取得主导地位
荀子是一位具有两重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战国末期最有思想的学者；他的学识， 已非儒家的“六艺”所能涵盖。他的精辟论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学、伦理 、逻辑等各个领域；一篇《正名》，就把儒家长期以来在逻辑学方面一直落后于名、墨两家 的局面彻底扭转过来。而这一切学术成就的取得，是与他通过游学活动广泛汲取各学派的思 想精华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他又对帝王统治之术极感兴趣，是一位热衷于法、术、势研究 且卓有成就的政治思想家。遗憾的是，他的政治生涯很不顺利，在战国末期想象空间极其丰 富的政治舞台上从未得意过。他对几乎所有的学术流派表示不满，甚至有着强烈的愤慨。《 非十二子》集中体现了他对学术界代表人物的态度，矛头所及，至于稷下学宫的老前辈如宋銒、慎到、田骈，以及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传人子思、孟子等人。他的批评，多有道理， 也不无偏见。在他看来，名家、墨家等诸子的主张，都是扰乱天下的奸言、邪说，这些学说 “其持之有据，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因而对于社会的危害性更甚于盗寇，“圣王 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荀子·非相》）。只有这样， 人民才会老老实实，“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荀子·正名》）。由于荀子是一位具有极高 学术素养的学者，因而他对名、墨、儒诸子的偏激的批评与谴责，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起 了很恶劣的影响作用。幸而当时的各国君主对于他的偏激意见并不当真付诸实施；幸而荀子 处身于诸侯纷争的战乱年代，任何一国的君主都不可能也不敢公开得罪各个学派和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的学者。所以，终其一生，也未见有哪一国的君主向学者尤其名辩学者大开杀戒。 连兰陵令也保不住的荀子，在其靠山春申君死后，也只好走那条“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 《 荀子·正名》）的无奈之路。荀子因此抱恨终身。
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荀子“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的遗愿终于成为现实。秦始皇制 定了一整套新的官制、法令，统一文字和语义，乃至替自己新创了“皇帝”这一称号，按秦 制统一度量衡，甚至衣冠、习俗也力求一致。这位始皇帝所希望的是从大臣到士民都须“壹 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的安定局面，并不需要儒、墨、名等各派学者道古论今，对现实政治说 三道四，更不需要游说之士对治理国家毫无实用价值的学术争鸣。统一天下的秦王朝，就其 历史而言，不仅从来就没有游学养士的传统，而且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极力反对游学养士的 诸侯国。
秦国地处西陲，游牧民族，建国甚晚，以后虽为强国，文化底气不足，历代秦王均为急功 近利之辈。最典型例子，是商鞅初见秦孝王时，秦孝王向商鞅说的一番话：“久远吾不能待 ，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业乎！”于是，商鞅见风使舵， 投其所好，放弃帝王之论，而制订了一套急功近利的耕战强国之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 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 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在鼓励耕战的同时，还焚烧了儒家的《诗》、《书》。在秦 王眼里，只有打仗扩大地盘最重要，只有耕织才是本业。至于其他方面，无论是“事末利” 的商业活动，还是喋喋不休的学术活动，非但不鼓励，而且要受到惩处，经商者的老婆孩子 要被收为官奴，治学的游士被宣布为“巧言虚道”、“烦言饰辞而无实用”的虫害而予以取 缔（《商君书·农战》）。这一重农战而禁学术的政策，在秦国持续了一百余年，直至商人出 身的吕不韦为相，才总算有所改变。可是好景不长，《吕氏春秋》编纂刚结束，吕不韦被逼 死，秦国的文化政策又回到原点。
然而，从稷下学宫以及“四大公子”为代表的私家养士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学者，并没有清 醒地意识到政治局势和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些有幸跻身于秦王朝 庙堂之上的学者，依然象当年在齐、赵、魏、楚等国的君主面前一样，无所顾忌地在秦始皇 面前议论朝政，不识时务地提出建议。例如，一位曾经在齐国稷下学宫从事过学术研究的学 者淳于越，对秦始皇不分封子弟而设立郡县的制度改革表示异议，直接当着秦始皇的面批评 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淳于越其实是一个幸运儿，在故国破碎之后还能跻身于大秦帝国的庙堂之内。数量众多的 游学之士，不能跻身于庙堂，便纷纷开办私学，授徒讲习。长期的游说与百家争鸣，使这些 学者养成了随心所欲直抒心意的习惯，往往以与新的法律令相左的观念教授门徒弟子；一听 说朝廷有新的法令颁布，便用本学派的理论、自己的观点议论评判。身入官府，口是心非； 一走出来，便街谈巷议。议论之中，不免流露出对先前的君王或旧主的怀念与敬意。当时， 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学术流派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很多，自然也是这些国破主亡而不得 不开办私学的游士聚会议论时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学术问题，又往往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涉及社会政治。
于是，300年前郑国乡校议政的情景，又在刚刚建立的大秦帝国时期重新上演。遗憾的是， 现在的学者所面对的是雄才大略、刚刚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他已经不象当年的郑国君主既有 国 内的礼崩乐坏、又有国外强敌环视尤其齐、楚夹缝中谋生的忧虑，而可以专心一意对付这些 在他看来并无实用而只能逞口舌之利的书呆子了。同时，他们直接面对的丞相李斯，也已经 不同于当年那位宽宏大量、愿意听听不同政见的子产。
李斯奉行的文化政策是：“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荀子虽然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十几 年 前就已经去世，但是他有两位衣钵传人韩非和李斯。作为儒家集大成者的荀子，培养出来的 这两位得意弟子，竟是法家铁腕人物。韩非以法家特有的功用主义眼光，认为所有学术争鸣 都是无用之辩。这位在名辩研究方面发现了“为名不可两立”这一被后人称之为“矛盾律” 而在学术上具有卓越贡献的学者，由于深受荀子对各家学说的偏激评判的影响，过分强调学 术研究的实用性，而将名、墨两家的“坚白、无厚之辩”与君王的“宪令之法”对立起来， 并运用他刚发现的“不可两立”这一思维规律，把正常的学术争鸣看作是对法令的妨碍，苦 劝统治者禁止百家争鸣。继荀子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这一主张之后，韩非更具体地规 划着圣王一统天下之后对付各派学者的办法：“禁其言，息其说，破其群，散其党”（《韩 非子·五蠹》）。
担任秦相的李斯，自知才学不如师兄韩非，害怕韩非为秦王重用，逼迫韩非自杀。然而， 他非常赞赏韩非扼杀子学思潮的荒谬计划。当齐国辩士淳于越对秦始皇的废分封建郡县的政 改措施提出异议时，李斯以为向学术界发起总攻击的时机终于来临，韩非关于禁言、息说、 破群、散党的计划可以付诸实施，遂上书秦始皇：“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 ，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辩白黑 而 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 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舆成乎下，禁之便， 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 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史记·李斯列传》）
于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场大悲剧就这样上演了。追根溯源，秦始皇、李斯只能算是这场 学 术灾难的执行者，荀子、韩非才是制造这场学术灾难的主脑人物。秦始皇、李丞相焚书坑儒 这一血淋淋的事实，终于使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被诸侯、权臣尊为师友、奉为上宾的学者们醒 悟：现在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已有300年历史的私学，顷 刻解散；百家著作，尅日烧毁；后生学子，“以吏为师”。
荀子、韩非拟订的文化政策，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激荡了300年之久的子学思潮，受到了“ 壹于道法”这一文化政策的有力阻挡。
三、子学本身的缺陷
子学思潮发展到了战国末期，本身的缺陷也日渐显露出来。
首先是学术理论方面的缺陷。毋容置疑，先秦诸子是我国历史上最具有智慧的学术群体； 他 们的学术思想，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最有价值的理论瑰宝；原创性是这些学术理论的最大特 点。以后各历史时期的此起彼伏的学术思潮，都与这些学术思想密切相关。我们引为自豪的 优秀传统文化，便是这些原创性学术成果的繁衍和发展；每一个文化亮点，都可以从这 些富有智慧的学术思想中找到原型。“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千百年来，在儒生眼里，先秦子学便是做学问的源头；读懂了先秦子 学，也就获得了做学问的活水。但是，先秦子学也并非完美无缺。诸子学说，各有所长，也 各有所短。荀子被废去兰陵令以后，杜门著书，对先秦子学进行了系统分析，批判的矛头， 直指各家要害。虽然不无偏激之辞，但大多一语中的。正是那些缺陷，造成了各学派内部的 意见分歧，乃至学术队伍的分裂，影响了子学思潮继续深化发展。
儒、墨、名、道、法等5家，是子学的主流学派，其中儒、墨两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被公 认为“显学”。就是这两家显学，到了战国中后期，因学术分歧，已经“儒分为八，墨离为 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显学》）。在儒家的8个支流中，子 思、孟轲一脉影响最大，以阐述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五行论，是思、孟学说的得意 之笔，理论核心，并以此作为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人。然而，被后人视为集儒家大成的荀子 却很鄙视这个五行论，认为子思、孟轲这些人志大才疏，所创“五行”学说，“甚僻违而无 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将孔子的学说引入了歧途，是儒家 的罪人。对于孟轲哲学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的基础“性善”说，荀子更作了针锋相对的批 判，提出了“性恶”说。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必有一假。由于性 善、性恶一时之间难分胜负，被视为儒家正宗的思孟学说的权威性受到了致命一击；荀子的 学说，同样由于性善论与性恶论之间胜负未分而存疑。儒家学派，因为这一场最具杀伤力的 内部分歧而黯然失色。
墨家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对与手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科技概念的定义分析，以及与 宣传本派学说相关的论辩原则、规律的研究，即以《小取》为其最高成就的“墨辩”理论。 墨家之所以成为显学，则是凭“节用”、“非乐”、“兼爱”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伦理 方面的学说。墨子的这一系列思想，代表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愿望。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制度 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节用”、“非乐”的观念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兼爱” 包括“非攻”的主张，更是难以在诸侯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战国中、后期成为现实。“节 用”、“非乐”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兼爱”、“非攻”成为一纸空谈。面对政局动荡、 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的现实，墨家中专业辩说的学者，又亮出“杀盗非杀人”的命题，以维护 “周爱人然后为人爱”的兼爱学说。然而，墨子这一套“生不歌、死不服”的非乐、节用“ 法式”，以及“以裘褐为衣，以跂蹺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的 生活标准，只能使人敬而远之，很难在实践中推广，以致少年贫困、一向很推崇墨子的庄子 也叹息：“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同上）因此，墨子死后，墨家队伍便出现分裂。据 《韩非子·显学》记述，主要分裂为3派：“自墨子之死后，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邓陵氏之墨”。据《庄子·天下》所述，后墨分裂原因在学术见解的不同：“相里勤之 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 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可见，除了能否坚持墨子表率的 非乐、节用“法式”，纯学术性的“坚白同异”之争引起队伍分裂，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兼具儒、法两家思想的荀子，对墨家学说中尤其是“非乐”、“节用”的主张作了详细的 分析，明确认为：“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贪 ”（《荀子·富国》）。他说，这不是有意诋毁墨子，而是按照“节用”、“非乐”学说必然 得出的结论。
正因为墨家在社会政治伦理方面的学说存在着诸多不适合社会发展的缺陷，而纯学术性的 坚白同异之辞等名辩理论又难以为现实政治服务，所以到了战国末期，尤其秦统一天下以后 ，墨家学说便再也不能获得越来越贴近政治、讲求实用的学者所信奉和追求。战国初、中期 的显学，便成为无人问津的绝学。
与儒、墨两大显学相比，名家与道家在学术研讨方面也算热烈，但是学派内部的意见分歧 ，似乎并不严重，更没有互相攻击而导致队伍分裂的情况。虽然冯友兰先生将名家内部分为 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并以此自诩。但是在事实 上，惠施与公孙龙既讲“合同异”也讲“离坚白”，惠施与公孙龙也非同时人。名家内部， 承前启后，至公孙龙集大成而著《名实论》、《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指 物论》，将“正名实”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然而，后期名家尤其公孙龙的正名实理论，学术 性极强，非一般学者所能理解。《指物论》不足300字，即使到了今天，解释者甚众，却没 有两个人的理解是一致的，更无一人敢说完全理解。如果对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没有 透彻理解，又怎能理解公孙龙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又怎能明白“天下之所无”的指 是一种有？正确的理论，往往因为精深而曲高和寡，甚至被世人误解为诡辩。名家最精湛的 思想，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却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享受的。《指物论》不能被人理解， 《白马论》不能被人接受，属于情理之中。因此，历史发展到战国末期，正宗的名家理论不 能被人理解和接受而后继无人，导致子学思潮中的一支生力军偃旗息鼓。
法家在子学思潮中特立独行，少与其他学派交流渗透。韩非劝告统治者的一句话，道尽底 蕴：“不听学者之言”（《韩非子·显学》）。而法家的领袖人物，又往往因卷入政治太深而 下 场悲惨，不利于这一学术队伍的壮大。商鞅的结局，颇有典型意义。他以一名外籍学者的身 份，介入秦国政治；以其重视耕战的实用主义和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律法制度，使地处边 陲的秦国很快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 商君列传》）。然而，秦王朝的下一任继承者秦惠王并不感念他给秦国带来了兵强国富的好 处，却只记住了商鞅执法给他带来过羞辱。商鞅走投无路，最后落得一个被秦惠王杀死之后 再车裂尸身的悲惨结局。韩非以其成熟的法家思想，本可以做一个先秦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 家，然而捷足先登的师弟李斯把他害死。法家学说，本来就是只讲实用不作争鸣的。尽管秦 始皇、李斯君臣乃至以后2000年的封建统治者，一直把荀、韩思想作为统治的圭臬，却总要 以孔、孟那套仁、义、礼、智、信装饰门面。这正应了韩非的一句话：“夫物待饰而后行者 ，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由于法家学说不必争、不可鸣，有荀、韩之学足够， 所以，迨秦统一，法家学派也便自行消亡。
300年前，因缘凑合，子学思潮勃兴；300年后，因消缘尽，子学思潮曲终人散。先前，总 为子学思潮嘎然消亡愤愤不平，把秦始皇、李斯君臣焚书坑儒视为子学思潮消亡的主要原因 而目为罪魁祸首，恨不能让子学思潮再兴盛下去。现在细细想来，这一看法殊为不妥。有生 便有死，有兴必有亡。子学思潮的消亡，本属历史的必然。它的退出，为后一个学术思潮的 酝酿和兴起腾出了位置。倘若子学思潮长盛不衰，知识分子固然过足了争鸣的瘾，然漫长的 七 雄争霸，岂不害苦了天下苍生！从这层意义上说，子学思潮经历了300年之久而退去，并非坏 事。300年时间，不算短了。该结果的已经结了果，不能结果的再延长时间也不会有结果。
曲终人散。逝去的子学思潮，为后辈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在许多 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我们至今还没有逾越。
标签：荀子论文; 儒家论文; 秦始皇论文; 公孙龙论文; 稷下学宫论文; 齐国君主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吕氏春秋论文; 韩非论文; 史记论文; 孔子论文; 齐国论文; 游学论文; 法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