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无国界”说献疑
沈怀兴，宋闻兵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语言学无国界”说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语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尚未解决，谁也不能创建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学理论；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具有文化差异性。同时，此说经不起实践检验，如长期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不仅缺乏应有的积极意义，且影响了汉语研究的正常进行，阻碍了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因此，“语言学无国界”之说不可轻信。
关键词： 语言学；语言观；语言研究；文化差异性
一、引言
1898年，模仿西方传统语法写成的《马氏文通》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产生。①20世纪20年代末，语言符号系统论统辖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被引进，开始影响国内的汉语研究，后仿之者越来越多，还出现了逼真之作。
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革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命，建立起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到70年代末影响国内的汉语研究，80年代受其影响者增多。
八九十年间国内趋附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吕叔湘概括为“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并指出：“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1]
但是，吕叔湘的批评好像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志在反对转换生成语法而借认知科学与体验哲学之体出生的认知语言学，生下来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这说明认知语言学家也没有弄清楚语言究竟是什么。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国内现代语言学家踊跃模仿。所以继吕叔湘之后，张志公批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亦步亦趋，人家有什么，我们就跟着引进什么”。[2]545
记行和、列和为S，则6abc=S3+2(a3+b3+c3)-3S(a2+b2+c2)，对另外两行有类似的等式，三式相加得到：6(abc+def+ghi)=3S3+2P-3SQ，其中P是全部9个数的立方和，Q是平方和.同理6(adg+beh+cfi)=3S3+2P-3SQ.故(6)得证.
黄友义认为，外宣翻译需遵循“外宣三贴近”原则， 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 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黄友义，2004)。因此，为贴近受众，故宫解说词的英译有必要借鉴欧美博物馆解说词的文本特点和谋篇布局，与欧美博物馆的信息呈现方式、表述方式相接轨。其自然属性可借鉴欧美博物馆的数据罗列形式，以可视化的形式减少纯文字的枯燥感。而其文字摘要部分可关注文物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如增译历史背景，对文物的评述，馆长的推荐语等等。以故宫的象耳转心瓶的解说词英译为例，笔者将其改译如下。
张志公的批评照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分裂，有趋附其认知语法派研究范式研究汉语的，有趋附其认知语义学研究范式研究汉语的，有趋附其构式语法研究方式研究汉语的。于是潘文国指出：“离开了西方理论的术语，就不会说话了。”[3]257但是，好像也没有多少人理会这类批评。乘着“跟着转”的惯性忙活着，模仿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汉语者越来越多。
为什么屡遭批评“终不悔”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家认为语言学无国界，否则“跟着转”现象就不会于今尤甚。有百年“跟着转”的传统为背景，“语言学无国界”说赢得了很多信众。
语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决定语言研究能否进入科学轨道的首要问题，也是决定语言学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谁都无法创造出正确引导人们对不同类型的语言进行有效研究的“语言学原理”。不过，就是如此明显的一个道理，却一直没有引起各国语言学家的注意。否则国外就不会有人堂而皇之地将其书名之曰“普通语言学教程”，国内学者也不会那样迷信没有普遍意义的“语言学原理”，④更不会形成“跟着转”的百年传统。
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中用了约20 万字的篇幅概括讲述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给中国语文教育、学术研究、人才培养造成的危害。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语言学无国界”之说呢？
而今，“跟着转”为“语言学无国界”提供了立论支持，“语言学无国界”为“跟着转”提供了理论帮助，但是批评者也越来越多，批评越来越尖锐。因此，“跟着转”者及其批评者认识的矛盾是汉语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语言学无国界”说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一般学术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需要。因此，社会现实需要是一般学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换个角度看，如果一种学术理论在现实中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它的产生和发展就一定另有原因。并且，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永远支持它发展，因为随着人类认识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某种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才会形成并被用来支持某种学术理论的原因也会成为历史。因此，衡量一种学术理论正确与否，不仅要看它的理论依据如何，更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尤其看它是否在文化教育、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左小龙从车把上取下头盔，说：“姓倪？这姓真怪，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姓这个，假的吧，琼瑶小说看多了取的假名字吧，这世上有姓倪的吗……哦，倪萍。行，你就姓倪吧，哈哈，泥巴。”
“语言学无国界”由比附“科学无国界”而来，在现有文献中未见实证。但是“科学无国界”是就自然科学研究说的，③不包括人文科学研究。可以说，在没有搞清楚语言究竟是什么之前，在没有消除东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文化差异性之前，不能说语言学无国界。为什么呢？
大鼠首次ig半胱胺盐酸盐24 h后CO2吸入处死。打开腹腔，取出胃和十二指肠，10%甲醛固定2～5 min，沿胃大弯和十二指肠系膜对侧剪开，冲洗内容物，平铺在展板上，观察十二指肠损伤情况，拍照，图片记录。
（一）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语言学无国界”无从谈起
例如，学习完“立定跳远”后，基于此项运动随时随地都能练习的优势，学生在课后就能按照老师课堂上示范的“准备—腾空—收腹—落地”的顺序进行操练，在练习过程中有好多学生出现了动作不协调现象，如摆臂与蹬地不配合，落地点偏离正前方等，针对这些问题，老师不妨设计一节复习课，将正确的“立定跳远”示范动作再演示一遍，让学生对照自己的动作寻找错误的原因，学生因有了练习的体验，在老师再次动作演示时能清楚地看出自己动作的错误之处，及时模仿改正，快速地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
再说，语言观制约着语言学方法论。大家没有共同的语言观，就没有大致统一的语言研究方法。一部分语言研究者持有这样的语言观而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另一部分语言研究者持有那样的语言观而采用那样的研究方法，研究同一语言现象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哪一种结论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例如，同样面对某些双音词，如《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和1-7 版解释“联绵字/词”所列举的“仿佛”“伶俐”“阑干”“逍遥”“妯娌”“玛瑙”等6 个例词，信守语言符号系统论者遵循共时论用同型替代法对它们进行语素判断，统统把它们判为双音节的单纯词。但是，如果采用我们的语言观——语言是人与生活世界互动作用中产生的表情达意的音义符号，就不能用同型替代法进行语素判断，而必须对它们进行历史的考证，自然很容易发现它们无一例外统统是合成词。[4]73-84然它们到底是单纯词呢，还是合成词？
曾经有人采取折中的方法，说历史地看，它们是合成词，但是从现代汉语共时角度看，它们已经语素融合，都变成单纯词了。那么，怎么知道它们已经语素融合而变成单纯词啦？有人说，因为它们现在已经“囫囵一团”，不能拆开来讲了。那么，怎样证明它们囫囵一团了呢？于是他们就用同型替代法比划一番，却不料陷入方法决定论的泥沼，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在比划过程中暴露了同型替代法的局限性与施法者语文功夫欠缺情况下的主观臆断性。这样一来，其所谓“语素融合”说也就不攻自破了。至于其他什么“不可分训”啦，“结构退化”啦，等等，说到底统统是受语言符号系统论及共时论影响过深所致，它们均不能实证。实际上，现代语言学家眼里的“囫囵一团”“语素融合”“不可分训”“结构退化”之类，都是因为被其所持共时论障蔽了视线，束缚了手脚，中止了继续深入研究的想法，没有下意识地去考察相关双音词的造词情况、用词情况或用字标词情况，却依据“音义结合是任意的”这一臆说，臆造出任何语言中都不可能有的构词法，并且那么多。
既有的教训说明：要避免这类现象继续出现，一是要解放思想，努力摆脱不接地气的外来语言学思想理论的束缚，坚持独立思考，彻底更新语言观，不断完善研究方法，特别是注意论从史出，论从材料来；二是借鉴小学家的研究，学点辨通假、正讹误的本领，尽快提高语文水平，力求做到既能知道酱是咸的，醋是酸的，同时也能真正搞清楚酱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
再举个词汇研究的例子。《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发现，国内学者根据索绪尔“音义结合是任意的”之说及其共时论提出“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但是始终没有举出真正当其说的例词。究其致误原因，或未求本字，或未识其转喻或隐喻造词，或误就其转喻义或隐喻义辨结构。还发现现代语言学家为了证明“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而创造的“衍音”说、“分音”说、“双声造词”说、“叠韵造词”说、“增字构词”说、“增音造词”说、“衍声联绵构词”说、“语音关联造词”说、“异音联绵构词”说、“双声叠韵构词”说以及“语素融合”说等均系想当然。并且发现信守现代联绵字理论者将前人一些不相干的说法，如“缓读”说、“长言”说、“曼声”说、“謰语”说、“切脚语”说、“连语不可分训”说等拉来支持现代联绵字理论，形成了生拼硬凑、古今混杂的一个庞大的理论群，严重影响了汉语双音词研究、构词法研究和汉语史研究，同时混淆了现代语言学和传统语文学的根本区别。其姊妹篇《现代联绵字理论负面影响研究》重点考察了现代联绵字理论盛行七八十年以来在语文教学、汉语词汇研究、词典编纂释义等方面造成的危害。如此典型的例子，在国内现代语言学研究领域里并不少见，如叠音词、重叠词以及构词法研究领域里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其重要原因在于食洋不化而机械地“跟着转”，甘当西方语言学的附庸。这一类的例子看上去倒是蛮可以证明“语言学无国界”说，即任何非屈折语的语言研究者，只要教条地遵循西方语言学家基于印欧语研究建立起来的“语言学原理”做研究，都可能扭曲语言事实，得出不符合语言实际的结论，从而不仅影响语言学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在语文教学等方面造成危害。但是，好像没有人用这一类的事实证明“语言学无国界”之说。
12月4日，伊利股份突发公告称，董事会收到董秘胡利平所提交的书面辞职，引发外界关注。胡利平出生于1970年5月，蒙古族，大学本科，历任伊利股份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伊利股份2017年年报，胡利平2017年税前年薪为358.4万元，期末持股市值达20亿元。胡利平自2005年，由潘刚领导的伊利股份时代开始后，担任伊利董秘至今，在伊利管理层中位置重要。从2005年一直留到现在的伊利高管只有潘刚、刘春海、赵成霞、胡利平4人。
再来看语言学家们是怎样对待“语言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吧。这个问题看似妇孺皆知，所以一些名家只是随口给“语言”下个定义，概括交代一两句，殊不知没有那么简单。他们随口给“语言”下的定义，大致像临时圈下一块地开始种水稻，既不问这块地是否圈得住，也不看其水源情况，不考虑能不能种水稻。
也有人给“语言”下定义之后稍作论述，但是想象的成分大，缺乏必要的实证，结果与未作阐发者没有多大的差别，大致说来都是随便圈地，盲目种植。所以“语言”定义多得不计其数。如兹维金采夫一口气列举了不同学者给出的22种“语言”定义，[5]21-23就都是摸到大象的鼻子、尾巴、肚子等说的。又如潘文国分类评述的68种“语言”定义，[6]也只是众多“语言”定义中的一部分。其中部分定义，如语言符号系统论、语言工具论等，提出者虽然作了些阐述，但是无一经得起推敲，⑤反倒反映出它们都没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实质。由此说来，国际语言学界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语言究竟是什么。
至于一般语言研究者，大都没有自己的语言观，只是随波逐流。例如，国内坚持语言本体论做研究者大多信奉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论，但是我们在“基于语言观更新的汉语复音词疑难问题研究”上篇“语言究竟是什么”中用了十万字的篇幅对语言符号系统论进行考察分析，⑤发现它的理论基石（“音义结合是任意的”之说）及其三大理论支柱（语言层级装置论、语言基础关系论、语言子系统论）都靠不住。至于语言工具论，起初是把语言与言语混为一谈的情况下提出的，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又走了规定主义路线，以至于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现象十分常见，我们从1992年起，十年间在国内外期刊共发表了十几篇考察讨论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的文章，举了大量实例，这里不再重复。
既然各国语言学家都还没有搞清楚语言究竟是什么，我们就不能企望在现有条件下会有某种语言学理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希望在它的框架内研究不同类型的语言同样有效，更不敢贸然说“语言学无国界”。并且，张志公曾总结汉语语法研究百年史说：“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而产生的语法框架和语言学理论，从根本上同汉语不适应。”[7]但是，“跟着转”者忽视了这一现实，面对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西方学者把基于印欧语研究建立起来的语言学理论说成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不仅没有提出疑义，而且编进教材，一代一代鬼使神差地扮演着西方语言学之附庸的角色，所以其弊多利少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尽管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认识水平的限制，但是不管有多少理由，都说不上是一种审慎负责的态度。明乎此，还要坚持“语言学无国界”之说而继续“跟着转”的话，就只能说明习非成是之传统的可怕了。换个角度说，即使那些没有公开鼓吹语言学无国界的汉语研究者，只要有些责任意识，也应该对“跟着转”的现状与结果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同时考察社会上对“跟着转”的研究有什么反应，而不是高举“与国际语言学接轨”的大旗继续“跟着转”。
（二）东西方学者人文学科研究的文化差异性不支持“语言学无国界”说
只要承认东西方人文学科研究有其文化差异，就不能说语言学无国界。那么，东西方人文学科研究为什么有其文化差异性呢？其实，只要承认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只要承认学者无法摆脱母语文化观念影响做研究，就不会否定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具有文化差异性。因此，在不同的母语文化浸润中生活的学者研究某种社会文化现象，其结论往往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差别很大。例如，同时面对天、人之关系或预测人类社会之未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认知—表述差别就很大，无限多的认知—表述差别造成不同语言的巨大差别。但是，研究者容易带着母语文化墨镜放大人类语言的共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语言个性；[8]受不同母语文化浸润着的学者所见“语言共性”往往不同，所以照理说其结论不尽相同应该是大概率。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东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的文化差异性，也就不会认同“语言学无国界”说，不会跟着国外语言学理论转。至于百年来汉语研究常常得出看上去还算支持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结论，如教科书里讲的汉语词类、联绵词理论之类，那是跟着西方语言学理论转的结果，否则百年来的汉语研究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看似科学实非科学的样子。
可能为流量计内进入脏污，导致浮子抖动或卡顿，此时需对流量计进行清洗。对于金属材质的浮子，可按顺序将水、无水乙醇、丙酮、乙醚注入流量计内将赃物洗净，对于塑料材质浮子，则可用洗洁精、水、无水乙醚进行清洗。待管内溶剂干燥后再装回原来位置。
语言研究的文化差异性，虽然长期被忽视，但是它毕竟存在着，并且时常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以至于经常让研究者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有时甚至得出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结论。先不说曾经流行近百年的语言阶梯论是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偏见，就是被国内多数语言学家趋奉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也是产生于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土壤，受西方中心论“制导”而成。例如，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基本理论是在索绪尔对语言的看法和对印欧语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却径称“普通语言学”。如果索绪尔不是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的书也许名之曰“印欧语言学教程”，会稍稍好一些，为什么要名之曰“普通语言学教程”？他书里讲的语言现象有多大的普遍性，所讲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有没有普遍意义，可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国内套用他的理论研究汉语的教训间接证明了这一点。这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语言学研究的中西文化差异性。
本组试验选取的数据为水力梯度i=6条件下，3种土体在2种排水管壁面积条件下的试验结果(如图5所示)。图5显示：在土体类型、水力梯度一致的条件下，与排水管壁试样直径d=100 mm相比，排水管壁试样直径d=150 mm时稳定梯度比Gr值增长了3%～9%，稳定梯度比Gr值随着排水管壁面积增大而增大。
还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举汉语为例者不尽可靠，有的甚至很不可靠。例如，他说汉语是音义任意结合的典型，是最缺乏理据的语言，就说明他不懂汉语，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汉语词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的，包括那些被公认为双音单纯词的“联绵字∕词”在内。[9-10]然则不懂汉语的索绪尔举汉语例子与其他语言的例子一起来证明他所创建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后世学者误以为它有普遍意义，趋附于后，代代沿袭，却不料埋下了诸多隐患。
“跟着转”对国内语文教育的影响是长期的、负面的、巨大的。吕叔湘指出：“汉语是我们从小学会了的，他的文法条理已经不知不觉的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无须再学习了。”[16]5王力也说：“一切语法上的规律，对于本国人，至多只是‘习焉不察’的，并不是尚待学习的。”[17]7但是，张志公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曾经回忆说：“1954年初，中央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编写《汉语》和《文学》教科书。”[18]到1956年秋实施分科教学，但是只实践了三个学期，就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张先生还反复讲到这样做的弊病。[2，13]
三、“语言学无国界”可疑
“语言学无国界”这话，如果是站在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学科的角度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些学科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延伸，与作为人文学科的正统语言学关系不大。②在国内，“语言学无国界”之说用于正统语言学研究，大致可看作“跟着转”的一种包装。经它包装，“跟着转”看上去名正言顺了。那么，“语言学无国界”之说是否靠得住呢？
既然“跟着转”为“语言学无国界”说提供了立论支持，就不妨看看“跟着转”的研究在汉语文教学、人才培养、汉语语言学发展等方面的反映。如果“跟着转”在这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语言学无国界”之说就不是没有道理，否则就证明“语言学无国界”之说靠不住。
张志公逝世前曾经总结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情况说：“实事求是地说，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任何一部是真正汉语的汉语语法。从引进以后，又亦步亦趋，人家有什么，我们就跟着引进什么。”[2]545并且，在知名学者中，发表此类观点者很不少。像张世禄、[11]程雨民、[8]1杨自俭、[12]4潘文国[3]257等人也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而且他们大多为改变这种状态提出了个人看法。
（一）“跟着转”缺乏实践意义
那么，教授“跟着转”之所得的意义在哪里？张志公说：“有为数不少的参加语法讲习班之类，结果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因为他们发现，学了一阵子之后，除去知道了一些术语、解释之外，在运用语言上‘依然故我’。”[13]此后张先生反复讲现代语法学理论不适于指导汉语研究，学习现代汉语语法没有用，直到逝世前两年还说：“本来语言是很普通的东西，每个人从二三岁时就会说话，而学语法反而是越学越困难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用。”[2]544可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所研究的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汉语文课上教给学生的，就是张先生所谓“越学越困难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用”的东西，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又如曹志耘说：“我从事语言研究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还负责着一个语言研究所，但是我们研究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我也主持着一个学术期刊《语言教学与研究》，每年出版6 期，每期发表十几篇文章，该刊创刊30年了，已经发表2000 余篇，这些文章到底有多少人看？它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还担负着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但我能教他们些什么？”[14]试想：在一个“一派歌舞升平气象，处处都是成绩，年年都是进步”而且“语言学界是最不喜欢反思的，岂但自己不反思，而且反对别人反思”的学术环境里，[3]序言：5这种近似全盘否定的话，如果不是通过自我检讨的方式讲出来，其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⑦因此，作者这种煞费苦心的表述很是发人深思。例如，曹先生说不知道他和他所负责的语言研究所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那么其他单位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有什么用？他说自己主持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也不知道这些文章有什么价值，但在同类期刊中，该刊排名一直都是靠前的，那些排名其后者又会有多少人看？它们刊出的文章有什么价值？曹先生作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却为不知道拿什么教给研究生而困惑，凡致力于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几十年的人，这种困惑会不会都有一点，而且越来越明显，直到退休才算得到了解脱？
为进一步落实新发展理念，结合水十条、河长制以及平安西江、平安北江建设的实施要求，为提高水上搜救机构、专业救助和社会化救助力量的联动协作水平，提升水上人命救助、船舶救援和水域防污应急处置能力，11月15日上午，佛山市举行2018年佛山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习水上联合应急演习。佛山市政府高荣堂副秘书长等领导出席演练活动。
采用FRAP法，参照Bouayed等[18]的方法并做修改，向试管中加入5 mL TPTZ（用40 mmol/L HCl配制成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和0.5 mL 20 mmol/L FeCl3溶液混合均匀，于37 ℃水浴中水浴加热5 min后，加入0.5 mL待测液摇匀，继续37 ℃水浴10 min，取出静置至室温后于593 nm波长下测定吸光值。
聂仁发等指出：目前国内语言学科“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正面临边缘化”。[15]
就上引观点看，“跟着转”的研究缺乏现实意义，自身会“面临边缘化”。这就说明“语言学无国界”说不受实践支持，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另外，有些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做研究的学者后来改变了研究兴趣，如王力、张世禄50 岁以前都有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做研究的著作问世，但是越往后却越多地采用传统语文学的方法研究古汉语了。又如张志公、张寿康早年都采用外来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后来张志公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和语文教育研究，张寿康则主要从事文章学研究了。为什么呢？如果“跟着转”有用，他们为什么不继续早年的研究了？上述四位学者后来都有批评国内现代语言学研究“跟着转”的文字发表，都程度不同地看到了“跟着转”的危害，⑧也说明“语言学无国界”说可疑。
（二）“跟着转”后果明显
另外，索绪尔说汉语是音义任意结合的典型，是最缺乏理据的语言，也说明索绪尔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语言是什么。因为谁都可以通过音义任意结合的方式造一句“话”或者在一句话里改用一两个音义任意结合的“词”试一试，肯定很少有人听得懂，⑥其结果只能是言语交际失败。为什么呢？音义任意结合的“词”没有可验证性。然而，翻开乾嘉学人的著作，很难看到像索氏书中那类想当然。这也反映了语言文字之学研究的中西文化差异性。当然，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只能留待另文论析了。
不过，分科教学终止后，语法知识依旧是语文教学重点之一，所以语文教育者反对之声不断。到1997年，全国掀起语文教育大讨论，批评语法教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场大讨论持续了近十年，此后很少有人再提倡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此类事实，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一书中大多提到，并指出：“50年代搞了个‘暂拟系统’，后来被指责为‘不成熟’、‘不符合汉语实际’，但经过一番争论，80年代却搞出了个更不成熟、更不符合汉语实际，因而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更不受欢迎的‘试用提要’。”[3]189然则“跟着转”的成果实施于语文教学，最终失败，这就反映出“跟着转”的研究空有科学的假象。既然事实如此，就不能不让人对与“跟着转”密切相关的“语言学无国界”之说产生怀疑。
构建一个线上后台管理中心，建立非遗管理中心，内容包括：非遗资源数据库、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非遗传承人管理，建立非遗整合系统则是便于对非遗各项情况掌握并进行监管。
至于“跟着转”阻碍汉语学发展问题，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前面所引张志公、潘文国的相关论述中已有所反映，而且潘氏《危机下的中文》中有专章论述。[3]95-122再举个其他学者的例子。徐通锵说：“以印欧语理论为立脚点的结合恐怕难以解决汉语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自然要首推汉语词类的划分以及它们和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百年来虽然经过几次周期性的大论战，至今也没有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19]其实，只要“跟着转”，而又改变不了汉语作为孤立语的性质，不管再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也不管再有多少次大论战，都不能解决汉语词类问题，这就更让人怀疑“语言学无国界”之说的可信性了。
又如，近二三十年以来，国内现代语言学家越来越注意从细节上模仿西方语言学家的研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其文章中越来越多地塞进一些“统计数字表”，好像这样的东西越多，其文章就越有学术含金量。对于这种现象，论者褒贬不一。应该说，必要的时候适当地采用统计学的方法是一种补充，但是慎勿过。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带有假设性质的语言符号系统论的基础之上的。语言符号系统论并没有揭示语言的本质，所以只能靠肤泛而片面的共时论做一些削足适履的研究来勉强应付一下，尽管人们对于它的问题久已习焉不察。因此，一旦语言观发生变化，人们就会发现当前语言学文章中充斥着这样那样的统计表的现象恰恰暴露了现行语言观的肤浅性，同时也说明语言符号系统论统辖下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已经没落到靠刻舟求剑来勉强延续下去的惨境了。
至于“跟着转”的现代语言学是否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先看一个事实，即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现代语言学研究队伍，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却始终没有创建一个语言学流派。长期以来，大家都在强调理论创新，然而我们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到底为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哪些理论贡献？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语言学流派？这一事实，是否可以证明语言学无国界？但是美国为什么那么多语言学流派？为什么只有我们的现代语言学家跟在他们后面转，而不见人家跟在我们现代语言学家后面转？原来跟着转就只能孵化出“跟着转”，所以不能创建自己的语言学流派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跟着转”是否还在促进汉语社会进步中发挥了某种较大的积极作用，答案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既然它对汉语文教学、人才培养、汉语学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就不可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也就谈不上什么较大的积极作用。由此看来，“跟着转”不只是一种现象，“语言学无国界”也不只是一个口号；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
彭伟民从欧阳锋手中夺过手机，拨通自己的手机号码，再将未接电话号码保存下来，编辑姓名时想也没想地输入了两个字：畜生。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烟味和酒味。彭伟民趿着拖鞋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把手机扔给欧阳锋，极不耐烦地说：“今晚的表演到此为止，演戏的不累，看戏的乏了。不过这事情没完，别以为死皮赖脸地说声对不起就能了事，证据在我手里，你想赖都赖不掉！快滚！滚！”
四、余论
“跟着转”让一些年轻人对“语言学无国界”说深信不疑，“语言学无国界”说为“跟着转”拓宽了道路，因而近二十年来，“跟着转”又被说成“与国际语言学接轨”了。[20]
特朗普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战，直接原因在于中美贸易的失衡，而其深层目的则是为了试图重演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同时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拉票。
然而，“语言学无国界”之说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因为语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任何一位受母语文化陶冶的学者都不可能创造出适于不同语言研究的理论。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中西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文化差异性与“语言学无国界”是对立的。因此，只要承认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中西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具有文化差异性，②也就等于否定了“跟着转”，自然同时否定了“语言学无国界”说。特别当看到“跟着转”的后果以后，就更不该相信“语言学无国界”之说了。
不过，“跟着转”百年传统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所以在国内人文学科研究领域里普遍存在。[21]12但是，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学者找回了文化自信，于是开始反思百年来“跟着转”的问题。如哲学家张汝伦发表《邯郸学步，失其故步》论述“反向格义”的性质及其危害，[22]文学理论界新秀周景耀更是明确指出：“当前学界最亟须做的是转变观念，反思其重外遗内、趋附西方话语的研究理路，走出‘反向格义’的殖民牢笼，实现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的‘中国式’转换。”[23]语言学家杨自俭总结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后指出：“中国语言学百年历史证明，中断自己的传统、跟着外国的理论转是没有出路的。”[11]看来，“跟着转”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语言学无国界”说不可轻信。另外，看看百余年来“跟着转”的后果，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观点也不攻自破了。
注释：
① 文中的“现代语言学”，指趋附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学问，不包括土生土长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土生土长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原称“小学”，也可以谓之传统语文学，是国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国学的支柱。
② 也有现代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学是自然科学。果真如此，不仅“语言学无国界”之说可以成立，而且“跟着转”也不会受到那么多批评。但是，认为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者至今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他们忽视了语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忽视了语音形式不是语言的全部、研究方法不能决定研究内容之道理的存在；忽视了语言符号系统论与共时论的负面影响；忽视了“跟着转”的研究因为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被边缘化的事实。
③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自然界中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性质及运动形式，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性质及运动形式均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在东西方研究者眼里都是一样的，有定的；其产生与变化各有自己的规律，这就赋予自然科学研究以“刚性原则”，所以东西方学者研究同一对象往往会得出相同或相近的结论。严格说来，自然科学无国界。人文科学研究则不然。
④ 《现代汉语词典》在“原理”条下释曰：“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据此，现有的“语言学原理”著作没有哪部是当之无愧的。如1930年问世的国内第一本《语言学原理》，只是撮要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至今所能见到的以“普通语言学”“语言学概论”“语言学纲要”“语言学概要”命名的同类著作，其主要内容也都是介绍西方语言学家基于印欧语研究建立起的理论。提及汉语者，主要是给印欧语言学理论作注脚，而且往往曲解汉语事实以就“语言学原理”，也就是吕叔湘批评的“削足适履”。
⑤ 这是已成书稿“语言究竟是什么”第三章《现行语言观问题研究》的结论。这里姑且列出其各节研究内容，为上面的话做个说明，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第一节“语言符号系统论及相关问题”，讲了学界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理论的看法及相关问题、《“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疑议》及相关问题、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再认识；第二节“语言符号系统论的三个理论支柱问题探析”，讲了语言层级装置论问题、语言基础关系论问题、语言子系统论问题、语言符号系统论在我国语言学界流行的原因；第三节“语言工具论问题”，讲了《语言工具论问题探析》的基本观点、语言工具论影响下的汉语规范化研究、“语言工具”到底该怎么使用，下附《语言工具论问题探析》一文；第四节介绍了反思派对国内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反思与批评，并附《这样的语言学有“人味儿”》一文；第五节“余论”，在以上各节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更新语言观，完善语言研究方法，是开创汉语研究新局面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我们十几年以来从事学习与研究的一点心得。我们从在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2003年12月，澳门）宣读《语言观更新是21世纪汉语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至今，一直在做这项研究，做的项目中都贯穿了这一认识，发表的文章和出的书主要是在这一认识主导下写出的。
⑥ 例如，音义任意结合造一句“banpu manfa dati nilei gakai huju qiaxian”或用汉字记录为“版铺满发达替你累噶开忽局恰线”。大概少有人听得懂或看得懂。并且，谁都可以选择其他汉字或者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来记录这句“话”，结果都一样，即都不会有多少人理解这句音义任意结合的“话”。又如，在古书校勘记里多有“X 当为X”或“X 当为X 之误”字样，为什么呢？不正讹误就不容易正确理解。又如，古书校勘记里还不时出现“X，衍”字样，为什么“X”为衍文？多了“X”，就不能准确理解原话，甚至根本读不懂了。
⑦ 例如，直截了当地说出上引曹先生话试试看，如说“跟着转”的研究没有积极作用；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现代语言学文章，不知道那些文章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一个有良知的现代语言学家也不知道该教给研究生什么：看其下场怎样？回看潘文国2000年发表《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的遭遇，可能会对曹志耘的“自我检讨”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对“跟着转”的百年传统也会有更全面的认识。
⑧ 至于研究汉语修辞、语文教育、文章学等也不是完全自起炉灶，但是这些学科研究的积极意义是有的，不像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跟着转”那样利少弊多，其原因之一是它们都在较大程度上脱离了语言符号系统论的束缚，始终抓住“人”的因素做研究，而不像“跟着转”的研究那样主要是就符号论符号，基本上是在“语言符号系统”里兜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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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estion to “Borderless Linguistics”
SHEN Huai-xing,SONG Wen-b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Media,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borderless linguistics” lacks a solid theoretic foundation.No one can work out a universal linguistic theory that can apply to all occasions if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what language truly is stays unresolved.The humanities including language studies are culture-specific.What's more,the idea cannot stand the test of practice.If we always study Chinese by forcibly following the Western linguistic theories,it will not only meaningless but also hinder the normal advanc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y which harm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linguistic studies.That is why the idea of “borderless linguistics” must be dispelled.
Keywords: linguistics; view of language; linguistic studies; cultural difference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9）05-0057-08
收稿日期： 2019-0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语言观更新的汉语复音词疑难问题研究”（15AYY011）
第一作者简介： 沈怀兴（1954-），男，山东临沂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语言学理论。Email: shenhuaixing@nbu.edu.cn
（责任编辑 周 芬）
标签：语言学论文; 语言观论文; 语言研究论文; 文化差异性论文;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