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新式小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小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0-2677（1999）01-0072-78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尽快培养应付洋务的人才，普遍关心外语学堂、技术学堂、军事学堂的兴办及其留学生的派遣，而普通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却甚为忽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潮的出现，才逐渐打破了这种局面。1878年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1882年改为梅溪书院，1902年改为梅溪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小学。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增高，发展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与洋务派不同，维新派十分重视小学教育。维新运动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兴学热潮。1895年～1899年间，全国共兴办学堂150多所，其中有不少是小学堂。 这些新式小学在办学形式、组织管理、课程、教材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一、关于兴办小学教育的种种议论
（一）早期改良派对近代小学的倡导
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潮产生和初步形成时期。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如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其中有的倡言小学教育。
1881年冬，马建忠建议设立培养水师人才的小学、大学院。要求按照西方的学校章程，在广州、福州、上海、天津等处设立水师小学，选取“十四、五岁身家清白”的幼童入学。另于水师衙门附近设水师大学院，收水师小学考试合格的学生入学，教以英文、几何、八线、审面、重、力、流、热、光、电以及天文舆图及格致诸学之浅近者（注：马建忠：《适可斋纪言》[M]，卷三。）。王韬在游历英、 法后写成了《漫游随录》，对西方教育有所介绍，“英人最重文字，童稚之年，入塾受业，至壮而经营四方；故虽贱工粗役，率多知书识字。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注：王韬：《漫游随笔·扶桑游记》[M]，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李圭在游历世界后写的《环游地球新录》记述了欧美教育的情况，“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近年来，各国女塾，无地无之。英国大书院，男女一律入学考试，德国女生八岁，例必入塾读书，否则罪其父母。”（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41。）极力主张中国应效法西方兴女学，让女子与男子有同等的受教育权。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郑观应提出广设学堂，学习“西学”的设想。他介绍了西方的学校体系：一是初学（即小学），收7岁至14岁儿童入学。粗习天算、地理、史志和外国语言文字； 二是中学；三是大学。他认为，中国“欲制胜于人”，必须研究西方教育，并以此为模式改革旧教育。他仿照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设想中国文、武学堂分为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注：郑观应：《考试》（下），见朱有澪：《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2。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认识到西方学校分为初、中、上三级制度的教育家。他认为，洋务派只重视学习西方造船制器的某些工业技术，那是“遗其体而求其为用”。按他对“西学”的理解，包括了西学的体和用的所有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科学技术。将如此广泛的西学内容与新式小学的教学相结合，并实行班级授课制度，这意味着近代科学技术将代替《四书》、《五经》以及古代的“蒙学教材”，班级教学制度将代替个别教学。
（二）维新人士关于兴办小学教育的倡议
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维新人士极力呼吁开办小学教育，成为戊戌时期教育改革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从理论上分析，大致有这样几点：
一是洋务运动的教训
小学基础教育落后，限制了中高等专科学校的发展。改良派从郑观应到梁启超大量援引了欧美先发展国民教育、初等教育，而后中等、高等教育的事例，针对洋务运动只注重高等专门教育的弊病，极力主张发展初等教育，甚至提出强迫教育的思想。受其影响，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教育家纷纷上奏要求添设小学，如李端棻奏，各省学堂请特派绅士督办等语。“现在京师大学堂业经专派管学大臣克日兴办，各省中学堂小学堂亦当一律设立，以为培养人才之本。惟事属创造，首贵得人，着各该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中选择品学兼优能孚众望人，派令管理各该学堂的一切事宜，仍随时禀承督抚认真办理。”（注：《上谕·各省设学堂》，见汤志钧：《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56。）
二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维新派人士认为办教育的目的在于“开民智”和培养“新民”，对于小学教育给予很大重视。康有为在他的重要著作《大同书》里，详细地描述了理想的教育制度，包括“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部分。他认为，小学院应注意儿童智力的培养，学习语言、修身、习算、地理、历史等各科知识，以使儿童掌握基本的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
三是古代小学教育的启示
中国的小学教育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对于中国近代小学教育既是遗产，其中陈旧、保守的成分又是沉重的包袱。近代教育家在论述小学教育问题时，往往吸收古代的小学教育材料及思想，作为滋养物，同时受言必“子曰”、“诗云”的经学思维模式的影响，因此，常资引古代材料以为依据，揭示了近代化与传统之间的不可分割。试举例说明之：
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言：
“吾国周时，国有大学、国学、小学等，乡有党庠、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诗书、礼乐、戈版、羽籥、言说、射御、书数、方名之繁，人自八岁至十五岁，皆入大小学。万国立学，莫我之先且备矣，后世不立学校，但设科举，是徒因其生而有之，非有以作而致之，故人才鲜少，不周于用也。”（注：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49。）可见，这些思想家往往以古代的小学教育建置作为立论的起点。
四是兴女学运动的影响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入侵，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加之维新派大力提倡兴女学，戒缠足等，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提倡新式女子教育，并投身到兴女学运动中，有助于小学教育的发展。创办于1897年夏秋之交的《女学报》发表了不少提倡女学，提倡男女平等、要求女子参政的论文，并且还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和学校情况，要求仿效资本主义国家，在全国城乡遍设女子小学、中学、大学。典型的言论如：
“遍开女塾，使为女子者，咸得广其学识，尽其才能。将中才者，可自谋生计，不必分男子之财。而智慧者且致力于格致，制造以为国家用。”（裘毓芳语）
五是改书院为学堂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把改书院为学堂当作改革封建旧教育和建立资产阶级新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具体做法是，变通书院章程，增设西学课程，仿照新式学校授课方式进行教学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日，清廷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其它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这是清末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重视小学教育的改革。
二、戊戌时期主要新式小学堂举要
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出现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兴学热潮，适应资产阶级的维新政治运动，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不仅有专门学堂，还有不少普通学堂，其中包括小学堂。
（一）上海三等公学
上海三等公学是由钟天纬在1896年创办的。钟天纬（1840年～1900年）毕生致力于改良教育事业，1896年创办上海三等公学。又设四小学于高昌乡，名棠荫、董威、湖海、平安小学，皆以新法教授，曾编《字义教科书》（又名《蒙学镜》）、《教授心法》。
三等公学堂所设公塾，分蒙馆、经馆二种，相当于外国的初、高等小学堂。蒙馆以识字明义为主，自8岁入塾至10岁为止，学制3年，必通字义而后读书，有3000个生字，900课书。经馆以读经书为正， 习西文为辅，由蒙馆期满学生选拔入馆，年龄自11岁至13岁为止，共3年， 务令中国四书五经无不贯串，史鉴舆地亦皆通晓，洋文亦已窥门径。此外，对教师的聘请，学生的招收，毕业升级，学校的管理等方面均作了具体的规定。如，关于聘请外籍教师，就规定，“洋文塾师须学贯中西，兼精算学、格致，曾由大学堂出身给过考凭者，方能应聘”（注：《小学堂总章程》，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29。）。
三等公学堂的教学活动，包括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在课程学习中，蒙馆与经馆有所区别。蒙馆以识字为第一义，除资秉鲁钝，随时黜退外，其余可造诸生，务令每日识20字，因为讲书为作文之根本，识字为讲书之根本，故以此为入手之关键。蒙馆学生已识一千余字，即可讲解文义浅近之书。已识二千余字，即可学做句子。蒙馆学生识字既多，必当日日课以写字，所有旧字每日轮流温习。初年一字，只讲一音一义，次年方添教异音异义。所讲之书，每日教习讲毕后，诸生即须还讲一次。
经馆虽以经书为重，而英文亦须重视。学生宜每礼拜课论一篇，凡作汉文论一篇，必将汉文译作洋文。加强语音练习，因为西人语言之间，抑扬高下，变化万端，若仅恃记诵，而不抓紧口语练习，则达不到培养目标。经馆应有一定数量的图书资料的保藏，使学生功课之余，可任意浏览，以旷心胸而长识见。学期（年）考试，必须中西两学俱优，方能首列。庶学生争自磨砺，中西并进，两无轩轻。教学中，教师应建立评估、考核制度，实施严厉的奖惩措施。
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每天放学，“应令诸生体操，在园中或散步数百，或拍球等戏；并宜取各种浅近之歌，教以讴唱，以瀹其性灵，舒其志气”（注：《小学堂功课章程》，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301。）。
上海三等公学的办学原因，钟天纬在《公塾原启》中有精要地阐释。他认为，自西学流播以来，国家开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而收效甚微，皆因国家提倡于上，而百姓不响应于下所造成的。“欲期国富兵强，人才辈出，则莫如令民间广设小学堂，使闾阎家自为学，人自读书，子弟胜衣，即勒令入塾，则于自强之道思过半矣。”（注：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97。）很显然，钟天纬创办上海三等公学，是为了开发民智，富国强兵，有着深沉民族忧患意识，散发出近代爱国主义的时代气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钟天纬还提出新式小学应在全国普遍开办，并且应当因地制宜，节约经费，“小学堂一乡一邑随处可设，或借庙宇，或赁公所，或并租赁民房，不必另造公塾，以省经费”（注：《小学堂总章程》，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98。）。
三等公学用新法教授，打破了旧时私塾教法，教学效果显著。钟天纬在《蒙学镜》序言中说：“中土不讲教法者逾二千年，故幼学晦而人才鲜也。”他认为当今兴学育才极大关键在“倡新教授法”。他撰写了《学堂宜用新法教授议》和《训蒙捷诀》两篇，呼吁用新法教授，即认字从儿童生活口头言语入手，能使“声入心通”，儿童既能认得，又有乐趣。解字也运用口头言语解释四书五经之字，为奔，走也；晨，早也；夕，晚也。这样教法符合儿童具体思维的特点。写字，根据汉字结构，学习西方讲拼法调音，先学笔画一撇一捺，然后拼成全字，从分析到综合，这也是掌握汉字的有效方法。默写和作文结合，不呆板地默所读的书，而是将口头言语的字串成语句，然后用几句连成一件事，让学生照默，这样训练，则是信札文字的根本，不呆板，又通俗文雅，学生觉得有话可写，不是生造八股文。钟天纬在三等公学运用新教授法，“每馆二十人，教一人，则十余人听之，若每人教两遍，合而计之，一如每人教四十遍。”班级授课，成效更为显著。三等公学实行新法教学，来学习的开始都抱观望态度，后来成效卓著，“负笈者日众”（注：钟天纬：《学堂宜用新法教授议·训蒙捷诀》，见朱有蹠：《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82～584。）。
（二）上海育材书塾
上海育材书塾1896年由王维泰创办。办学的缘由在于“国家崇尚实学，饬改各省书院章程，并设专科以鼓舞之”，而当时士人仍袭科举旧业，汩没才智。育材书塾中设蒙馆、经馆、西馆，以培养近代社会所需人才，“有被于自强大计”（注：《王氏育材书塾章程》，见朱有澪：《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00～601。）。
塾中课程，半日中学，半日西学，一切分班教约各法，由中西教师共同商妥而行。各塾虽分经蒙界限，遇有课程不尽，及规矩不周之处，各塾规定了“按年课程”、“按星期课程”、“按日课程”（注：朱有澪：《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04～607。）。对中、西学、 英文课程作了详尽而细致地安排，其中包括了比较广泛而丰富的教学内容，贯穿着循序渐进、动静搭配等教学原则。
1909年，育材书塾迁新校址，改名育才高等小学，扩充学额百人，后易名南洋中学。
（三）经正女学
资产阶级改良派兴办女学的主张，在国内得到了一些倾向维新人士的赞同，经元善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从1897年秋季起，经元善就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一道在上海筹办经正女学。这年10月，经元善、严倍厚、郑观应、康广仁、梁启超等联名公禀南洋大臣刘坤一，请求批准开办女学堂，获得了刘坤一“该绅等苦心孤诣创办女学堂，以为自强之图，具见关心时局，深堪嘉许”的褒奖。消息传出，寓沪客绅、国内名流、在华传教士、贤士哲女中“闻风嘉许者不乏其人”。年底，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创设女学堂启》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加以渲染和鼓动。1898年5月31日，经正女学开学，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女学终于在上海诞生。
经正女学的办学宗旨在1897年拟定的章程中规定“欲复三代妇学宏观，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注：《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J]， 载《时务报》（47册），1897（7）。）。 但女学堂开办时却提出了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宗旨，在《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中规定：“其教育宗旨，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注：《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J]，载《女学报》（9）。）其课程设置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经正女学课程分为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有《女孝经》、《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女四书》、《唐诗》、《古文》等；女红、绘事、医学，间日习之；每旬逢三、八日，则由教习试课论说西学功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针凿、琴学等。中文教学内容十分广泛，“塾中教授如《仪礼》、《诗》、《书》、《记载内则》、班氏《女训》、《女诫》及《女孝经》、《论语》、《闺范》等书，凡与女学相发明者，皆已搜访靡遗。”（注：《两江总督刘坤一片》，见《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28）[M]， 1898。）刘坤一还建议将“《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顺治十三年御制《内则衍义》十六卷，以孝、敬、教、礼、让、慈、勤、学八端为纲。子目中，如相夫、教子、佐忠、勉学、赞廉、重贤、敦仁、爱民、好学著书无不立为教条。”（注：《两江总督刘坤一片》，见《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28）[M]，1898。）目的是培养稍有文化、 有妇德而身体健康的贤妻良母。
经正女学的组织管理方面，规定教职员工全由女子担任，“凡塾中执事，上自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女，严别内外，自塾门以内，不准男子闯入，其司事人所居在门外，则僻一院，不得与堂内毗连。”（注：《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J]，载《女学报》（9）。）制定这种男女界限如此森严的塾规，很显然，是囿于旧传统。它对后来的女学堂影响很大，几乎成为一条纪律被各地女学遵守着。学堂招收8至15岁的少女入学，“必择良家闺秀”，凡奴婢、娼妓一概不收。 学生入学“须觅妥实保人”并填校方“保单”，写明籍贯、住址和学生父母以及照料学生的亲友，并要指定人员来领。学校还设计了“虎符”式的“对牌”，“半存在学生家中，请假验牌领回，次日到馆，仍将对牌取去。”（注：《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J]，载《女学报》（9）。）完全是一种监管奴隶式的方式。
经正女学与戊戌变法同生共灭，一共只存在两年四个月。尽管它办学的时间不长，本身还有许多封建思想的影响，但它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上海澄衷学堂
上海澄衷学堂初创于1900年，1901年正式开学，创办者为浙江镇海的叶澄衷。刘树屏《澄衷蒙学堂记》称：“镇海叶君澄衷，少孤贫，思卒读不果，旋以善治生闻于沪，高掌远蹠，声施烂然矣！独时时以未尝学问为大戚，乃专力创家塾，颜之曰：澄衷学堂。”“以课旅沪诸童之贫无力者。”（注：朱有蹠：《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829～831。）
学堂的课程在《澄衷蒙学堂按日课程表》中有详细规定，包括：讲字、读本、舆地、习算、作句、写字、时务、察课（注：朱有蹠：《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847～850。）。从所设课程来看， 除了传统的中学教学内容外，增添了西学的知识，体现了中西杂揉、新旧并存的特点。各门学科既有具体内容的安排，又有教学方法的指导，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联系《上海澄衷蒙学堂章程》关于“教习”任务的要求，“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教者了然于口，听者自了然于心，即或秉质不齐，亦宜循循善诱，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凡教读书，学生重在将书理讲说透澈，每日有一定功课，……其功课欠缺者，记过。”（注：朱有蹠：《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836。）可知，澄衷蒙学堂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良，在教学中渗透着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严格的要求、教学的巩固性、教育性教学等教学原理。但是，对学生的主动性及主体性有所忽略。
澄衷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版沈朵山编的《字课图说》，为当时小学堂所普遍采用，流传甚广。
除了上面所述的几所小学堂外，这一时期创建的一批新式小学中，比较著名的还有：1898年7月24日， 御史张承缨奏请于五城添立小学堂，光绪帝命孙家鼐酌核办理。同年，俞复、吴眺（即吴敬恒）、丁宝书、杜嗣程等在江苏无锡创办三等公学堂。1899年杭州知府林启在大方伯之圆通寺创办养正书塾，自兼塾正，聘陈黻辰为总教习。当时所设科目，为国文、小学、经学、修身、算学、历史、地理，后添格致、体操、英文、音乐等。同年，陆基等创办崇辨蒙学于苏州，并编有《启蒙图说》、《启蒙问答》等教科书。1900年，天津创立蒙养东塾。1901年，严复弟子熊元锷、熊育锡在南昌创办英文学塾，另据马勇著《梁漱溟评传》称：1899年，福建人陈
在北京创办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在这个学堂读书两年，既念英文，又念中文。“庚子事变”，学校被迫关门。1902年转入蒙养学堂，该学堂创办人彭翼仲，名诒孙，苏州人，体壮气豪，思想进步。学堂教以新知，启迪童蒙，施行男女同班，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又据文史资料记载，广东梅县女诗人叶璧华，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于1900年创办了梅县第一所女子学校“懿德女子小学”，校址设在原培风书院内，开办之初，招收女学生30多名，教学内容以诗文为主。懿德女校的开办，颇受封建卫道士们嘲讽和打击，但叶璧华对此置若罔闻，意志更加坚定（注：广东文史研究馆：《岭峤拾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159。）。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探讨了近代新式小学在中国兴起的有关问题，结合中国教育文化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带有启示性的结论。
第一，中国近代新式小学起步较晚。近代中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动地推入国际舞台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是一种应答性的反应，缺乏主动、积极与自觉探索精神以及本体内发的精神动因。洋务运动起步的“西化”努力，只是一种“防御”型的近代化历程，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收效甚微。近代教育的发展先着眼于技术型、应用型乃至语言、外交方面的人才，并非致力于国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掀起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意识到“民智、民力、民德”的问题，开启了近代新式小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而真正形成一种“气候”的则在戊戌维新这短暂的几年。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政治派别鼓动小学教育，与其说是建立新教育体制，还不如说终极的目标是救亡图存与维新政治。因此对新式小学的舆论宣传远胜于小学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探讨。
第二，近代教育体制发展中的“本末倒置”现象。中国近代教育是在对传统教育影响和西方教育认知的双重“过滤”和“选择”中艰难地推进并呈现自己的特点，不仅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同，而且与同属后进国家之列的日本和俄国大异其趣。比如，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先发展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再发展专门教育、高等教育的正常秩序不同，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是以语言学堂的出现为嚆矢的，接下去是军事技术学堂、各类实业学堂，然后再回过头来发展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既受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影响，更与近代中国人浮动、急切、焦虑乃至急功近利的复杂心态有关。
第三，近代新式小学教育是由下而上的方式起步的。近代新式小学的兴起，不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曾经做过的那样，首先由政府颁布有关的法令、法规、政策、制度，自上而下地推动近代改革的进程；而是先由舆论推动，由民间或某些地区自发地进行，经历一段不短的岁月，直到1904年1月才由国家颁布统一的《奏定蒙学堂章程》、 《奏定小学堂章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近代小学教育新的目标、课程、组织及方法，从此迈开了中国近代小学教育发展的新进程。
第四，近代新式小学产生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地域辽阔，山川地貌复杂，民族众多，各地情形极不相同。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地区差异和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大城市中设备、师资、教学质量有相当水平的少数学校，与广大城乡普遍存在的校舍简陋、师资匮乏、数学质量低下的学校形成鲜明的反差。从新式小学的兴起来看，其地域分布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其它如北京、天津的大城市以及开风气之先的岭南珠江三角洲。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传统小学——私塾、义学则大量存在，从教育目标到教育内容及方法，都仍然是传统、封建的，少数地区甚至在新设类似的教育机构，受到封建守旧人士的支持与欢迎。何止如此呢！20世纪头一个十年进行“新政”、“宪政”的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小学教育体制，改良私塾虽有相当大的成效，但是旧式私塾仍遍布国中，许多新式小学的“新”只是一种外表与装饰，而其中弥漫与浸透封建性的观念与精神之深厚，更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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