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联盟与日本金融自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金融论文,社会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后，作为后发展国家的日本依靠抑制性金融体制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发展型国家的标杆。然而对于抑制性金融体制的“路径依赖”造成日本金融市场一直相当封闭，在金融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处处可见政府的影子，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迫于国际社会压力，1984年5月，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开始了金融体制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利率自由化和金融业务自由化。但是，日本金融自由化不仅在时间进程上没有与利率自由化同步，而且持续时间较长，进展不大。从改革的内容看，金融改革仅局限在解除利率限制和业务领域限制这两个方面，而没有消除其金融体制中存在的种种融资体制、银行体制、监管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可见，虽然日本做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举措，然而这种自由化的实际进程并非是平稳过程，而是具有相当的时间滞后性、进程缓慢性和内容不彻底性。
我们认为，日本金融市场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是国际化的压力需要一定的传导机制——国内结构和国内政治才能最终反映到国家政策之中。不同的国内结构在面对同样的国际压力时会有不同的反应，即使国际力量最终在国内结构变迁中扮演关键性作用，但是在初始进入国内政治时，仍然要在既定的国内结构框架下活动[1]。所以为了探究日本金融自由化迟滞性和有限性的内在原因，本文将从国内政治角度找寻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动因。
一、日本金融体制特征及竞争力
日本金融体制是以战时金融结构的变化和金融制度改革为出发点，在战后改革中引进美国模式，并经过修改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于1955年前后形成。该体制的特点是强有力的主观判断的金融行政、主银行体制及间接金融[2]。金融行政的主要内容是实施种种严格的管制，大藏省对于金融机构有绝对统治权。主银行制度是指企业与银行之间建立密切的资金和人事关系，企业选定一家银行作为主银行，银行持有该企业股份并参与企业管理，若干以同一家为主银行的企业形成企业集团，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则主银行会采取相应措施救助。主银行制度使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交叉持股的体制。间接金融体制以银行为中心，在保证企业充足的资金供给的同时，却极大地抑止了证券股票市场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发展。主银行制度以及间接金融在造就了银行体系绝对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将银行与相关企业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金融抑制严重阻碍了日本金融市场的发育，为产业政策服务的金融业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也就难有竞争力。即使是在金融业达到顶点的时候，日本经济并没有被视为是一个金融业巨头。实际上，日本的金融部门被证明是最缺乏竞争力的部门。日本许多金融机构热衷于向海外扩张，但是，不同于能够转变产品以适应或调整国际产品质量和价格的日本汽车业或电子业，绝大多数日本金融机构仍然以服务于在海外的日本客户为主，并且不顾利润地扩张市场份额，却不能够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并运用更新的信息技术。处于长期保护之下的日本金融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多数金融机构存在诸如以高成本存款支持经营规模，资产质量低、经营效益不佳，盲目追求多元经营等情况。日本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不良债权状况十分严重，不良债权数额之大，涉及金融机构之广，在世界金融史上可谓史无前例。
二、社会联盟与日本金融自由化
在了解日本独特的金融体制和金融业的竞争状态后，我们深入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体制运作中寻找金融自由化迟滞、缓慢和有限性的根源。日本政治经济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政界、官界和财界的密切社会联盟关系，这种关系被学者冠以“密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之称。在金融业中，这种政官财三角同盟关系同样存在。
(一)日本金融业政官财的关系
1.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间的关系
金融管理机构对金融业采取袋鼠温室式“护航政策”。在间接金融以及主银行体制下，日本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如果有几家银行倒闭，所产生的信用紧缩很有可能会摧毁整个日本经济，造成经济危机。因此，日本大藏省一直采取“护航保驾”，由政府指导银行界业务，当一家银行出现危机时，大藏省出面劝说势力强大的银行进行救助。但是这种护送船团行政其实导致了金融机构体质的脆弱化，削弱了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所适从，也滋长了金融机构经营者的侥幸心理和不负责任的经营作风，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生存和参与竞争的根基。金融管理机构对于金融业的长期过分保护是造成日本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另外，日本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业之间还存在着制度化的人员联系。一种是联系专员，即各个银行设立一个或一系列职位，这种职位雇员的首要职能就是与大藏省主要官僚保持稳定的面对面接触和联系。这种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联系，确保了大藏省有效实施行政指导，避免行业内过度竞争，同时各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这种稳定的途径及时获取充分而有效的信息。另一种是大藏省高级官僚退休后到金融机构任职，也被称为“下凡”。从大藏省的角度来看，这些退休官僚到金融机构任职是保持大藏省权威性的重要方式。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各银行中的专员有助于传达政府规制意图，但是不能提供管理技巧，而高级官僚的“下凡”则可以满足金融机构在管理技巧方面的需求[3](61-84)。
2.政党政治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政党政治与金融机构同样存在制度化的联系方式——经团联(Fed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经团联对政府的行政指导及国会意愿的动员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在政治立场上一向是比较支持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内存在一个强大的“金融族”(Finance Tribe)维护金融业界的利益，四大银行旗下的企业在选举中大力出钱支持自民党议员。这种紧密的政商关系也是四大银行体系为何在不良债权高筑的同时仍然能够屹立不摇的重要原因。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经团联等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所影响的族议员对政府所实施的管制缓和进行了一连串的抵抗[4]。其实从选举的角度来看，日本的金融业并不是自民党十分重要的票田。日本实行多成员选区的选举体系，因为金融机构不像农村选区和选民一样集中，金融机构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选票分散，不易组织，所以金融业对于自民党选举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资金支持上。金融业为长期处于一党优位的自民党提供了巨额政治资金。而自民党为回报金融界的资金支持，一直对金融业实施保护。
3.政党政治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关系
日本执政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关系，这种相互支持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原大藏省官员作为自民党议员进入议会。虽然日本法律禁止官僚参加任何政党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政治中立，但实际上，自民党和大藏省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通过原大藏省高级官僚进入自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如此，在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方面，自民党与大藏省之间的分歧是很小的。其次大藏省与自民党联系是通过婚姻关系实现的。最后体现在大藏省官僚在议会和内阁中担任职务。总之，大藏省与自民党和议会的关系提供给大藏省感知政治气候的途径，也提供了一个有力影响政治议程的方式，大藏省可以在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影响政策建构[3](41-60)。金融官僚机构与政党政治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为金融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二)日本金融业政官财的互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政党政治、官僚机构与金融业三方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网，政党为稳定和扩大自己的支持基础，获得大量政治资金；官僚机构为保存原有行政权力；金融利益集团为免受世界金融市场的打击而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总体上倾向于保护日本金融业，使在世界市场上相对缺乏竞争力的金融业最大限度免受开放的金融市场的打击。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自民党越来越难以保持其原来总括性(Catchall)的支持基础，于是，自民党从总括性的支持基础转向增加对于其核心选民(Core Constituents)的支持和依赖，这些核心选民绝大多数在被保护的产业和部门并且被许诺在开放的市场之下受到更多保护。在经济上缺乏竞争力的组织、部门、公司等在维持这种封闭性的经济体系过程中发展了强有力的广泛制度根基和利益网络。结果，所有的日本大银行，保险公司和经纪人公司仍然保持在国内封闭市场、固定利润、政府规制以及卡特尔的保护性体制之下，形成了“嵌入性的重商主义”(Embedded Mercantilism)。在这种嵌入性重商主义之下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支持者发展了既定的制度化的倾向于保护国内市场的利益网络。选举对手和保守政策的批评都不可能对封闭的金融资本市场和保护主义构成威胁[5]。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日本经济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政策金融，政策金融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产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金融手段。日本的官僚机构同样不愿见到更多的经济开放。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势必会大大弱化政府政策金融，弱化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一旦日本实现大规模金融自由化，政府就会失去保护国内弱势产业的重要工具，同时也会将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日本金融业置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下，这对于整个日本经济无疑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在政策金融和间接金融的体制下，金融机构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人为低利率政策使资金出借人——银行处于绝对有利地位。金融机构仅因其握有资金分配大权，就可以提出利益分配要求。也就是说，资金分配权限带来了准地租(rent)，金融机构即便不发挥现代经济学所认为的金融机构应具备的信息生产和风险管理等根本功能，仅靠这一准地租就能生存下去。护送船团行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效果，即行政当局给予金融机构的资金分配权限，就能确保其安然运行[6]。这种护送船团行政导致了金融机构体质的脆弱化，风险意识的丧失和竞争能力的匮乏，于是脆弱的金融业只有通过政党和官僚的通道获取持续保护。
随着金融业准地租的消失，为保障所有金融机构继续生存，除导入直接补助金已别无良策。而导入直接补助金现实上又行不通，要维持护送船团行政就只能拖延金融自由化，以避免准地租的迅速消失[6]。其结果就是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经济领域的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寻求答案，而要挖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动因。日本在经济赶超时期，利用政策金融扶植重要产业，这种政策金融造成两种后果：其一，金融业一直处于受保护的地位，金融业利益集团异常强大；其二，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弱化。在迫于国际社会压力而进行的金融国际化自由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政党政治、金融管理机构和金融业之间的三角同盟关系，为金融业构筑了一个保护层，而这样一个保护层的存在是日本金融自由化滞后、缓慢和有限的根本原因。如此看来，日本实行的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官财同盟关系，打掉金融业的保护层，日本将不会实现彻底的金融自由化，日本的金融业也无法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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