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特解构美国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韦斯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梦算得上美国文明的一大特产。中国人沉浮几千年，训练出一种安命、认命、知天命和畏天命的现实感。所以当中国人说“人生如梦”时，指的是其虚幻，无非四大皆空。梦再好，终非真实，不如趁早觉悟。
相比之下，美国梦就具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一个要去努力看透的梦，而是一个要去努力实现的梦。美国梦是少年的梦、成功的梦，是梦想成真的许诺，能激发大胆热情的行动。美国梦已经存在很久了，至今还在延续，而且不限于美国。各国移民大都是做着美国梦踏上这片国土的，还有那些尚未到达但同样醉心于此的人们。
美国梦不是没有来由。从一开始，美国就是欧洲人梦想的产物。哥伦布正是梦想着找到西去亚洲的海上通道，才偶然发现了这块“新”大陆。从此，欧洲人梦想着在这块土地上掠夺财富，扩展疆域。英国的清教徒更梦想着在这贫瘠的荒原上建立起新的耶路撒冷——上帝在人间的王国。由于印第安人尚未建立国家，欧洲人不必宣战就可以把整个新大陆看作“无主土地”，无边无际，任其占据。无限的土地带来了无限的机会，多少在旧世界中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赤贫的欧洲农民到这里后不须奋斗太久便可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直到南北战争，西部还有无数的荒地在呼唤人们去定居开垦，《宅地法》规定的每户一百六十英亩赠地真是唾手可得。战后，大草原的无主土地养活了牛仔们从得克萨斯赶往北方的数以百万计的牛群。山区的金银还没挖完，地下的石油又冒了出来。机会一个个接踵而至，每次都煽起全国性的疯狂。当时，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块宝地上东奔西颠浮躁不安地寻找着机会，欧洲各国感到不满的人们全在谈论美国——那个牛奶和蜜糖的国度，蜂拥而入的移民潮很快挤满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城市。十九世纪末，那里已经出现大量惨不忍睹的贫民窟，但美国梦却还在继续。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美国梦的基础，但也少不了人类的智慧。《独立宣言》不仅宣布了人的“生而平等”，还将“追求幸福”视为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在旧大陆的封建等级制里，龙生龙，凤生凤，灰姑娘只是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在美国，白手起家的大亨多得是，今年还是个穷小子，明年没准就成了百万富翁。在一个尚未定型的国家的尚未定型的年代里，还有什么比机会更重要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想捷足先登，全凭敢想敢做，异想才能天开嘛。梦想于是成了一种美国人十分看重的能力和天赋。没有胆量梦想吗？你会得到鼓励的，不仅是《独立宣言》，畅销书、通俗小说也都会鼓励你，比比皆是的成功故事让你确信美国梦真的会心想事成。
什么事好像总会有个集大成者，成功故事也不例外。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出了个大名鼎鼎的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这个哈佛神学院毕业的牧师熟谙新教伦理， 也许是出于普渡众生的愿望，他开始给青年人写成功小说。他的第一部杰作名为《穷小子狄克》，发表于内战刚结束的一八六七年，获得了始料不及的巨大成功。把这本书称作文学实在不妥，现在只有在社会历史课中才会读到它。然而在当时，它却是人见人爱，充分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狄克是个擦皮鞋的小男孩，虽然贫困，却勤奋正派，颇知上进。更重要的是，他心眼好，还长着一张诚实的脸。好有好报，他频频得到好心人的照顾指点，树立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信念：“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贫穷不是一个人前进的阻力。”他一分一分地积累资本，用五美元在银行开了个户头，感觉自己像个资本家。他还积极地进行教育自救，认真读书识字。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他救了个落水的孩子，那孩子当然是富人的儿子。于是，狄克受到知恩必报的富人的提携，在公司里找了个差事，周薪高达十美元。在穷人花六分钱就可以吃顿晚饭的年代，这数目令人振奋。难怪他喜气洋洋，踌躇满志，自觉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感到眼前一片光明。这样的故事阿尔杰居然写了一百二三十本，销量近两千万册。考虑到美国的总人口在十九世纪内从未超过八千万，这可不算一个小数字。由于阿尔杰书中主人公的名字无关紧要，所以索性统称霍雷肖·阿尔杰英雄，他们成了“攀登社会阶梯”的同义词，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普通名词。韦斯特曾经说过，“阿尔杰之于美国，如同荷马之于希腊”。从内战后到一次大战，阿尔杰的书成了美国青少年的教科书，一代代的美国人读着阿尔杰，一代代的美国人做着成功梦。当然，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被这种故事说得信心十足的，斯蒂芬·克莱恩、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等都曾在小说中反其道而行之，“迷惘一代”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也都在写幻灭，但这些作家大都从个人幻灭的角度来写。揭示美国梦是一个大众迷梦，有可能导致可怕的大众幻灭，这是韦斯特的特殊贡献。
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1903—1940）是“迷惘一代”的最后一位天才，他是只夜莺，更形象地说，是只猫头鹰，因为他怪声怪气地唱着黑夜。韦斯特原名纳森·华伦斯坦·温斯坦，祖上是俄属立陶宛境内讲德语的犹太人。他们住在立陶宛的考夫诺，该地区的发展是十七世纪德国东扩的结果，居民十分之七是德国人，德国的实际影响远远超过俄国。那里的犹太人也不需要像在俄国其他地方那样集中居住，他们讲的是德语，接受的主要是德国文化，生活各方面都相当自由。他们一直自以为是德国人，直到后来俄国人告诉他们说应该是犹太人。韦斯特父母双方的家族是彼此合作的富有的建筑承包商。一八八○年以后，俄国加紧了对当地的控制，虽然大规模杀害犹太人的行动还未开始，但排犹的迹象已经出现。在忐忑不安的犹太人心目中，美国是最理想的福地。为了躲避兵役，韦斯特的伯父首先移居美国，随后两家人陆续来到纽约。十九世纪末，俄国和东欧的移民潮汹涌而至，像纽约这样的入关城市正在迅猛扩展，建筑业兴旺发达。韦期特的父亲迈克斯大显身手，很快发迹，实现了他的美国梦。他们住在自己建造的楼房里，让子女受最好的教育。他们不和犹太文化认同，却急于皈依美国文化，极力要使自己的子女成为体面的美国人。韦斯特还没长到十岁，父母就把霍雷肖·阿尔杰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他。
可惜阿尔杰的英雄没有成为韦斯特仿效的对象，倒成了他日后挖苦讽刺的对象。这个年轻的叛逆者对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美国梦不感兴趣，更愿意和欧洲文化认同。移民的后代从来不太清楚自己的过去，往往需要用想象来填补记忆上的空白，将家族的历史浪漫化。青年韦斯特为了表示对家乡的怀旧和自豪，曾把自己的名字写成纳撒尼尔·冯·华伦斯坦·温斯坦。在学校里，他喜欢与众不同，从不认真学习，成绩很少在及格线以上。他对事物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和嘲讽态度，总是敏感到其不规则不完美的缺陷一面。既然对学校的一套常规无法当真，韦斯特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只好靠涂改成绩单进了塔夫茨大学。一学期没完，韦斯特被劝退学，于是他设法转学去布朗大学。居然成事在天，塔夫茨还有个名字与他相仿的学生，学校转成绩时不知哪里出了毛病，那个人的好成绩竟然转到了韦斯特的名下。于是，韦斯特不仅上了布朗，还可以免修不少课程。在布朗，他像个打扮入时的少爷，却一点儿也不像未来的作家，他当年的同学觉得后来的韦斯特简直是个谜。到了毕业时，韦斯特只剩一门不及格了，这自然难不倒演技出色的他。韦斯特用真诚的悔悟感动了教授，不及格被改成了及格。总之，在一九二四年韦斯特确实是从布朗大学正式毕业了，让专程赶来出席毕业典礼的父母感到风光满面。
虽说韦斯特对上学漫不经心，弄虚作假，但却不能说明他没有受到教育，他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修文学名著得来的。韦斯特十三岁时就已经读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在大学里他更是密切注视着欧洲先锋派的发展，尤其着迷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他小时候喜欢画漫画，后来集中精力写小说。韦斯特在大师们的作品中校正了自己的文学品位，他的趣味是知识分子的、欧洲的、甚至是贵族化的，这反倒使他能从超脱的眼光来看待美国梦。例如同样是揭示美国梦，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多少是梦的一部分，是从这个梦的内部来看它的，并有一个醒悟的过程。韦斯特却不然，他一出手就居高临下，好像始终是个局外人，起码在作品中是这样。他看着芸芸众生好梦难成的苦难，用他那犀利的笔锋来揭穿这个梦的自欺欺人。
韦斯特一共写了四部中长篇和若干短篇，在他的主要作品中，梦幻是个逃不脱的主题。他的第一部小说《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动笔了，毕业后韦斯特带着它去巴黎，很想加入“流亡者”的行列，当个艺术家。可是讲究实际的韦斯特家族并不稀罕出个什么艺术家，几个月后就把他召回纽约，安排他在一家旅馆当夜班经理。工作之余，韦斯特隔着办公室的玻璃板，望着大堂里来往的旅客，把这本小书修改了无数次，前后长达六年，直到一九三一年才完成出版。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是韦斯特作品中最费解的一本，这主要是因为书中众多嘲弄的对象并不是读者所熟悉的。它滑稽模仿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文化乃至文风。其中光是涉及到的作家就不止一打，一个读者除非对这些作家的风格及语言都很熟悉，否则无法知道他在嘲讽什么，也就无法领悟其中妙处。韦斯特本人对这本书有两个评价：一，“这是一本非常专业化的书，是风格游戏。”二，“它是对写书的抗议。”韦斯特在书中像个惯于恶作剧的聪明孩子，对着西方文化放肆地做着鬼脸，然后洋洋得意地自我嘲笑。尽管如此，小说已经包含了韦斯特以后作品中的基本主题：宗教、艺术和性，而它们又都在“梦幻”的大框架中展现。韦斯特看到了所有这一切中梦般的虚幻之处，逐样加以否定。梦是跳跃、突兀、无理性的，其中显义和隐义重叠含混，该书的结构也有类似特点。
小说第一句话就把斯奈尔带到了特洛伊木马的前面，将他置于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背景之中。众所周知，古希腊是一块“久远的年代所神化了的土地”，而特洛伊木马又是古希腊文化的象征，它代表着人类豪迈的英雄时代。然而韦斯特对它的处理却颇为不恭，斯奈尔从木马的肛门进入它幽暗的肠道来开始他的旅程，还编了一首赞美其神奇圆形的歌曲，情绪高涨地边走边唱。韦斯特选择木马决非偶然，因为从两种意义上说，木马都象征着虚假。木马非马，是想象模仿的杰作。同时，特洛伊木马又是条诡计，是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欺骗。
在这西方文明源头的消化系统内，寄生着吸收其营养的各式人物——历史人物、文化人物、宗教人物，更多的则是那些想成为作家的人，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都在急切地寻找听众。斯奈尔在摆脱掉自称“希腊和罗马后嗣”的导游之后，立刻碰到了雅典法官马隆尼，法官喋喋不休地向他讲述了“圣普斯”的故事，这位圣徒乃是一只跳蚤，但它出身高贵，是从嵌在基督腋下的一个卵中孵化而出，像基督本人一样无玷成胎，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无性繁殖而成。它蒙受基督恩泽，完成宗教巨著。对基督它忠贞不渝，对死亡它嗤之以鼻，终于在殉难日这天以身殉主，成为基督教历史上的又一位烈士。基督教——西方文明的另一源头紧接着被嘲弄了。
随后被嘲讽的是艺术家和作家们，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凭空捏造，他们的作品全是自己梦幻的产物，还要硬塞给别人看。撰写犯罪日记的男孩基尔森声称他的写作是为了诱惑他的老师麦克基尼小姐与他睡觉，他的名字时而是《奥赛罗》中的伊阿古，时而是《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寓意再明显不过。至于那个叫比苟·达尔文的人，他在给情人的信中详尽地假想对方如果跟他去了巴黎将会如何惨死，想以此来摆脱一个自己不再需要的女人。基尔森坦白道：“我需要女人，我不能用金钱买到或强迫她们，只好为她们写诗。”比苟的逻辑也一样，只是目的正好相反。
浪漫主义的爱情在书中毫无地位，性也一样。在弗洛伊德一九二五年发表《梦的解析》之后，性就和梦连在一起，并且成了西方人不断关注的一个主题，思想家和艺术家对性作了各自不同的诠释——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的；情感的、享乐的、浪漫的；当然也缺不了宗教的、道德的、理性的。凡此种种，韦斯特在小说中几乎一个不漏地都涉及到了。最后，象征陈词滥调的麦克基尼小姐成了斯奈尔的性对象。斯奈尔在发表了一番有关性爱的夸张可笑的演说之后，终于以一次性高潮凯旋梦醒。当他“体内轰鸣作响的部队慢慢撤退”时，小说也随之告终，斯奈尔全部梦幻生活的结果和意义不过如此。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自始至终都是毫无顾忌的嘲讽，还时不时地出现不登大雅之堂的医学临床语汇，又大多和排泄有关。在韦斯特最初送出版社的书稿上，篇首的引言是：“凡艺术家吐出的均为艺术。”韦斯特对现代派作家大肆使用丑陋形象和脏字的现象想必是敏感的。反讽是艰巨的文学构思，处理稍有不妥，便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韦斯特花了六年的时间反复修改这本处女作，心机费尽，但结果可以说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由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等人的极力推荐，出版社才同意印了五百册，韦斯特自己承诺一百五十本。直到他去世前，手头还有存货。
一九二九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韦斯特和几个朋友聚会，一位报界的朋友带来了几封读者来信，是寄给她办的《苏珊·切斯特》专栏的。其中一封署名“宽肩膀”的信来自一个女读者，诉说她如何百般无奈地承受着对不幸婚姻的责任。韦斯特的灵感像触电似地一下被激发了，《伤心小姐》开始孕育。
其实，这类苦难对韦斯特来说并不新鲜，作为饭店经理，他已经看惯了失意无奈之辈。在他工作的饭店里，就曾有过半打人跳楼自杀。当时大萧条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美国梦从迷梦变成了噩梦，美国正经历着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衰退。发展过度的建筑业首当其冲，韦斯特家族是最早受害的一批。到一九三○年底，失业人数已达五六百万，街上到处可见乞讨的人们。饭店里那些潦倒落魄的顾客整天看着报纸，寻找招聘广告，靠做白日梦在生活，他们装模作样的表面掩饰不了内在的孤独、恐慌、沮丧和窘困。饭店里的每个人都成了韦斯特观察琢磨的对象，他想象着每个人的故事，他的好奇心甚至驱使他去私检一些顾客的信件，为的是弄清楚他们的表象与实际之间到底有多少差距。韦斯特对个人隐私并无特殊兴趣，对他来说，了解芸芸众生稳秘的内心生活是探究大众社会中大众心理的必须。他要写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摄影机拍不下来的灵魂的空虚和疾病。韦斯特笔下的人物从来不是个性化的，而是类型化的。他也从来不写大人物，只写小人物。
《伤心小姐》的进展很慢，几乎和大萧条的深化同步。当其中的片断于一九三二年在威廉斯主编的《接触》杂志上刊登时，大萧条也已进入最艰难的岁月，当时美国有二百万人在到处流浪。一九三三年小说一出版，立即受到爱德蒙德·威尔逊、马尔科姆·考利、菲茨杰拉德等许多名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美国作家写美国的最好作品之一。但不幸的是，由于出版社不久倒闭，债权人之一的印厂便将大量成书压着不发，作为抵押。评论虽好，书却供应不上。但无论如何，《伤心小姐》已经为韦斯特奠定了他一流小说家的地位。
《伤心小姐》始终是韦斯特最受欢迎的作品，读者无不为之动容。小说发表时，美国的失业大军已经升到一千五百万，美国神话受到了第一次严重打击，中产阶级迅速破落，亟待救济。身无分文的流民成了城市中的游牧部落，他们走投无路时宁可进监狱，不少人已经在谈论革命了。韦斯特这位先锋派艺术家的社会良心被唤醒，高妙的文字游戏显得那么无关和贫乏，他从自我中走出，文风大改，现在他的作品沉甸甸的，负载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小说主人公“伤心小姐”本是位男士，只因主持同名专栏而得此芳名。报纸开设《伤心小姐》专栏，原本不过是开个玩笑，但是孤苦无靠的读者却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认真对待它。他们在来信中诉说着对谁也难以启齿的尴尬和苦恼，这些人要求的不过是平常人的平常生活而已，但无一不是挣扎在绝望的边缘。他们的苦难实在太深太重，决非“伤心小姐”关于生活意义的高谈阔论所能招架的。这苦难是大萧条浓缩而成的一幕人间悲剧，但又超越了大萧条，属于全人类。
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代表了三种人生态度，蓓蒂代表着一种天真，也代表着一种麻木，她可以对这些苦难的来信置之不理，真心地以为淳朴的乡村风光能治好伤心小姐的城市病。施拉克代表着超越情感的智力，他不可能保持天真，但试图以一种冷眼烛世、甚至玩世不恭的态度来逃避痛苦。只有伤心小姐仍然怀着易受感动又想帮助的真诚，他的苦难是基督式的。伤心小姐可以说是一个滑稽模仿的基督，他看到了人类的苦难，想去拯救，却无以为计。他试着让自己变成石头，假装无动于衷，也屡屡失败。最后，他发烧在床，终于经历了一次宗教转变，达到和上帝的合一。正当他在新生的喜悦中伸出双手，准备去帮助一个难友时，不料却被来者的手枪击中，成了又一个以身殉道的基督。
人们生活在苦难中，他们无法解决矛盾，只好采取逃避。他们的避风港常常是廉价小说、色情画报和感伤电影，靠梦想来麻痹灵魂。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大都涉及人类的终极关怀：人生目的，信仰危机，因果报应。谁来回答这些问题呢？人的智慧不能胜任，只有转向耶稣，但耶稣也无法回答。“经济的成功就是道德的成功”，亨利·福特的这句名言还在耳边回响，现在经济的失败是否也就意味着道德的失败呢？美国梦只讲成功，不成功的人便一败涂地，生活完全失去意义，这该怪谁呢？
韦斯特一直希望摆脱饭店的工作，以写作为生。《伤心小姐》发表后两个月，他便试探着去了好莱坞，在哥伦比亚公司当编剧，但为时不长，工作完成后又回到东部。韦斯特从来不把写电影剧本当作目的，在他看来，写这些媚俗的脚本不过是赚钱的手段，为的只是积累剩余资本去写小说。同年他开始写第三本小说《难圆发财梦》，这本书写作时间最短，第二年就付梓出版，是韦斯特所有作品中政治色彩最浓的一部。
《难圆发财梦》中的人物事件大多有所隐喻，韦斯特凭着他的政治敏感，几乎把当时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流行思潮全都讽刺到了，尤其是赤色恐惧和排外。鉴于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美国民主人士也很担忧本国的右翼力量会利用经济崩溃作为契机，煽动本土法西斯。小说中的前任总统惠普尔先生是漫画式的柯立芝总统，柯立芝也生于佛蒙特，执政于经济繁荣的二十年代，一向被认为是美国价值的维护者，他支持大企业，声称“美国的事业就是实业”。而韦斯特对不受限制的大企业一直心怀忧虑，十分不满政客和传媒对这一危险的有意掩饰。和小说中的惠普尔一样，柯立芝卸任后也开了一家银行，银行在大萧条中也倒闭了。他的继任胡佛总统对经济衰退束手无策，请出柯立芝帮他竞选。但是面对一片混乱和贫困，美国梦已经失去了柯立芝当总统时的说服力，再没有人听他的布道了，听众报以一片嘘声。柯立芝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自觉“油干灯尽”，不久便怏怏谢世。小说中的惠普尔则顽强得多，他以美国价值为口号，和南方种族主义者相结合，组织皮衫党，将一切不幸归罪于国际资本主义、国际犹太人阴谋集团和国际共产主义这些互不相关的概念，操纵群众，煽动革命，终于卷土重来。这个结局是韦斯特的一次警告，因为他看到了法西斯的群众基础，他认为美国当时活跃的许多组织如三K党、银衫党等都带有法西斯的性质， 他们宁可要法西斯的所谓秩序，也不要共产党的革命。
当然，小说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完全颠倒霍雷肖·阿尔杰的成功故事来彻底解构美国梦。韦斯特套用的不仅有阿尔杰惯用的情节和构架，甚至还包括他的风格语言。莱缪尔·庇特金是个天真诚实的乡村少年，为了帮助寡母挽救自家的房子，在惠普尔先生的鼓励下，去纽约碰碰运气。尽管他具备一切阿尔杰英雄的好品质，却一再受人欺诈。他的诚实百折不回，永不开窍。他的天真勇敢、助人为乐也不过为别人提供了利用、惩罚和敲诈他的机会。柯立芝说过，“我们使自由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韦斯特则让惠普尔对这一权利作了如此解释：“美国公民生来就有这个权利，这是不可剥夺的，他们有权不受时间、报酬的限制出卖自己和子女的劳动。”可怜的小伙子先是丢了全部牙齿，然后是一只眼睛，再是一条腿，如此这般，终于被一步步肢解，沦为一个展示身体可移动部位的小丑。正如惠普尔在最后的演讲中所说，“牢狱是他得到的第一个回报；贫困是第二个；暴力是第三个；死亡是最后的一个。”莱缪尔在为民族党演讲时像林肯一样在剧场里被暗杀了，他成了烈士，成了惠普尔可以继续利用的工具、让人效法的榜样。其实，真正被肢解和谋杀的是莱缪尔的天真和虔诚，更是他笃信的美国梦。
惠普尔从一开始就教导莱缪尔：“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个国家特别袒护那些诚实、勤奋的人们，是绝不会让他们失败的。这不是看法问题，而是信念问题。如果有一天美国人失去了这种信念，这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莱缪尔的经历还能使人保持这种信念吗？
韦斯特一九三三年在好莱坞的短暂经历使他感到那是值得一写的地方。《难圆发财梦》发表后，他辞去了饭店的工作，来到好莱坞碰碰他自己的运气。足有半年之久，韦斯特根本找不到工作，住在破旧的公寓里，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全靠朋友的关照度日。后来他终于找到工作，先是在小制片厂当编剧，后来凭着他非同一般的想象天才，很快便掌握了好莱坞的妙诀，写了许多剧本，包括改编《伤心小姐》。他越编越得心应手，身价也随之提高，大制片公司纷纷邀聘他。他曾在三十六周内靠写剧本挣到一万二千六百美元，而他在一生中精心写的四本小说所得稿酬只有一千二百八十美元，真令他无限感慨。在商品化的大众社会中，艺术家必须面对谋生和艺术的选择。但是韦斯特初衷不改，仍然坚持他的小说创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韦斯特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了他最厚也是最后的一部小说《蝗灾之日》。此书首次交稿时名为《被欺骗者》，蓝登书屋马上接受了文稿，并表示要与韦斯特终生合作。许多评论家至今认为它是反映好莱坞的最优秀作品之一。
电影在二十年代还是新鲜玩意，但它一出世便迅速成为大众化的消遣，尤其到了三十年代，电影成了不能兑现的美国梦的最佳替代品，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周看一次电影。电影业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一枝独秀，发展成美国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对韦斯特来说，好莱坞能从多方面符合他创作的需要。好莱坞是一个大舞台，那里的一切都是人造的：背景是人造的，场面是人造的，演员的喜怒哀乐也都是人造的。好莱坞是个梦幻世界，更是个梦幻工厂，采用流水线批量制造梦幻，以满足大众的心理和感官需求，梦幻消费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梦幻生产。好莱坞以赢利为目的，电影公司的老板决不拍一部会开罪任何一类观众的电影。有时，他们选定一些浪漫迷人的片名，让编剧们挖空心思地编织出种种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来。难怪在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中，很少看到反映当时经济、政治、宗教、种族的内容，却尽是西部冒险和谈情说爱。
《蝗灾之日》是一部以好莱坞为背景的表达幻灭愤怒的作品。它的中心象征是主人公托德·哈凯特所作的大型油画《洛杉矶在燃烧》，而源自《圣经》的书名更使小说具有预言的性质。托德是布景设计师，韦斯特通过他这个画家的眼光来描写好莱坞，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演员，他们不仅是银幕舞台上的演员，也是人生舞台上的演员。对他们来说，台上台下已经很难区分。喜剧演员哈里一生忠于自己的艺术，却不得不挨家挨户推销自制光滑剂谋生，他一面推销，一面表演，真真假假，既取悦于顾客，又在自我欣赏。这位末流演员死后连棺材钱也没剩下，只好靠女儿费艾去卖身换来。费艾也是一个梦想着成为明星的末流演员，她最杰出的才能是白日做梦，能凭空编出无数的浪漫故事来满足自己的心理和经济需要。费艾当然还是个能集男人爱欲于一身的女人，但是她决不受制于男人，她具有了不起的生存能力，在任何风浪中能像一段软木那样漂浮于上，不被淹没。
生活在梦想中的还远不止这些演员，更可悲的是许许多多到加利福尼亚“来找死的人们”，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为的是能到这个“阳光和柑橘的地方”来过他们梦想的生活。但是他们盼到了什么呢？每天只是重复的虚假，虚假的重复，他们厌倦了，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愤怒，但他们又无法界定这种愤怒的道德深度，更无法将它引入积极的方向。他们烦躁不安，“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何默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在饭店工作了大半辈子，有了不少积蓄，现在因患肺病辞去了工作，到洛杉矶来休养。但有病的不仅是他的肺，更是他的灵魂，年复一年的单调生活已经使他麻木，虽然他还保持着善良和容忍，但已经失去表达自己的能力，甚至失去了一个需要表达的自己。只有他的双手还富于表情，它们像是独立于他的存在。何默不计较个人得失，帮助了费艾，还满足了她的一切要求，但还是被她遗弃了，他终于也绝望了，被彻底激怒而失控。在火星最后到来之日，这个平日里唯唯诺诺的小职员也成了乌合之众中的猛士，以可怕的暴力来发泄愤怒。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安抚，又可以毁灭。梦帮助人们逃避现实，起着安全阀的作用，但当压力过大安全阀失控时，其爆发力也更可观。
洛杉矶在燃烧。在历史上，这个真假难分的城市也确实不止一次地燃烧过。也许那里假的东西太多了，也许那里梦想太多，希望太多，于是平白无故地加大了梦想和现实间的距离，使人难以忍受。韦斯特使用蝗虫的形象是以最强烈的语言在作先知式的预言，在《圣经·出埃及记》中，摩西和亚伦遵照上帝旨意，对埃及连降十灾，逼迫法老放走以色列人。蝗灾是第八灾，耶和华让蝗虫随着东风刮到埃及，遮天蔽日，吃尽树木菜蔬，没留下一点儿青的。在《圣经·启示录》中，蝗虫的形象再一次出现，这次更为可怖。在约翰所见异象中，第五位天使吹号后，无底坑中便飞出无数蝗虫，声形如同战马上阵。它们受神的支配，不伤害草木，只像蝎子一样蜇人，伤害额上没有神记的人。但又不叫他们死，只叫他们受苦五个月，“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真的，还有什么比欲死不能更可怕呢？在人类的苦难史上，也许美国并不特殊，特殊的是美国梦许诺得太多了。如果只是个别人在梦中迷乱还不可怕，但是如果无数人都在沙滩上建立自己的梦想，一旦幻灭，引来的恶果将不堪设想。
韦斯特在西部曾积极参与当时蓬勃开展的反法西斯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包括援华救助工作，还曾因参加工人纠察队而被捕入狱。他也相当接近活跃于美国文坛的左翼作家，参加过左倾的作家组织。他妻子的亲属与共产党关系更为密切，受她影响，韦斯特去世前还在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但是，尽管他同情苦难的大众，也希望了解共产主义思想，他却无法使自己相信世上存在着任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苦难的妙方。教条主义的说教更使他难以忍受，他经常不得不中途离开会场去喝杯饮料，借以逃避那些他听不下去的套话。韦斯特在生活中可以去参与改革现实的活动，但在作品中他却做不到。他认为艺术家不是预言家，他在作品中只能揭发旧世界，难以建立新世界。他说过，“我不可能改变任何事物的进程，我只是想知道。”他也曾试图接受左翼的批评，在作品中增加一些正面的鼓励，但发现这样的内容无法和他以讽刺为基调的写作风格相协调。最后，他在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后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了存在的权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记住马克思那段著名的经常被引用的关于欧仁·苏和巴尔扎克的比较，好像是写在他的书信中。根据我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尽管苏更为积极，是更坚定的激进分子，巴尔扎克却自称保王派，然而巴尔扎克是更好的作家，甚至是个革命者。因为他把眼光集中于中产阶级，写出了伟大的真实，没有丝毫虚假承诺。仅仅是巴尔扎克作品中的高度真实就足以揭示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和弊病，以及它如何必将被摧毁。”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韦斯特对美国梦的揭露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并非智力游戏。
揭露梦的最大难处在于梦对人具有双重意义这一内在矛盾。人沉迷于梦固然有害，但人又需要梦，经常靠梦想来与苦难搏斗。将梦想兜底撕开，让人看透，还能给做梦的人留下什么呢？美国梦幻灭后又能以什么来取代呢？人生总得有个支撑点，有个希望和目标。正如《蝗灾之日》中所说，“要嘲笑对美和浪漫的追求是很难的，不管那追求的结果是多么乏味，甚至可怕。叹息是容易的。”韦斯特在解构美国梦时，他那无情揭露的背后却是满怀怜悯。悲天悯人是韦斯特真正的感人之处，也是他的成熟之处，是他作品所达到的最佳平衡。他嘲笑，却不蔑视，似乎只是在说，如果你不得不以梦代实，千万别毫无准备地去当梦想祭坛上的牺牲。
作为一个小说家，韦斯特对美国文学的贡献在于他以反讽的手法来揭示美国梦的虚幻，通过滑稽模仿人们熟悉的事物来凸显其荒诞的本质。丹尼尔·艾伦对此评论道：“这些东西让过去的自然主义作家来写，能写上五百页，还达不到这样好的效果。这就是当代作家为什么对韦斯特那么感兴趣并竭力模仿的原因。”当代读者已经习惯了六十年代风行西方文坛的黑色幽默，但是在三十年代的美国，像韦斯特这样写的作家却是凤毛麟角。毫无疑问，韦斯特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恐怕这和他的犹太背景也有一定关系。和卡夫卡一样，他也是一个来自德国之外的讲德语的犹太家庭，韦斯特可以算是美国文学中最早的犹太大作家。当时人们评论他和福克纳的不同时就说，福克纳也不存幻想，但他有一个深厚的南方的根，韦斯特却没有，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
正当韦斯特在经济上日趋好转，有望专心创作之时，他的生命却突然终止。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韦斯特和他新婚八个月的妻子在周末从墨西哥打猎归来。韦斯特开车从来不谨慎，这次也许因为听到好友菲茨杰拉德的死讯，他更是心不在焉。在匆匆赶回洛杉矶的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夫妇同时遇难，他们的新家还到处散落着尚未打开的装饰用品和包装好的圣诞礼物。
韦斯特生前寂寞，知音寥寥，他的天才只在少数评论家那里受到注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浪淘沙，他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尊崇。一九五七年，韦斯特四部小说的合订本出版，使他逐渐被广大读者所赏识，承认受他影响的著名作家不止一个两个。逝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文坛出现了又一次韦斯特热。凭着薄薄的四本中长篇，韦斯特正式进入美国文学经典的殿堂——《美国文库》出版了《韦斯特小说及其他》，全书八百余页，收入了他生前发表过的不同体裁的作品，还有近四百页未曾发表过的剧本、书信，成为目前最有权威的韦斯特集。编者萨克凡·伯克维奇指出，“韦斯特是一个关键性的作家，他同时代表了美国文学中幻思传统的高峰及其对这一传统的批判。他的作品是愤世嫉俗与悲天悯人的结合。”
《洛杉矶时报书评》最近连续发表长文，高度评价了韦斯特，称他为“预见历史的人”。乔纳逊·维奇的文中谈到，韦斯特由于写洛杉矶而和这个城市连在一起，随着洛杉矶对美国影响的日益扩大，韦斯特也就愈加重要。对发生在这片“阳光与柑橘”的土地上的“加州梦”，很少人能像韦斯特这样深刻地洞察到其中的严重缺陷。韦斯特能这样声誉日上就是因为他最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及其最近的表现形式——商业化、后现代等等。维奇在他新近发表的专著中还指出，韦斯特是一个不写左派题材的左派作家，他写的是商业化，写那个刚在形成的大众文化的美国。在这个新的消费社会中，主要角色不是激进的群众，而是一个个失望孤独的“大众人”，就像《蝗灾之日》中那些骚乱的群众，他们由于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中而失去了原先作为无产阶级所感到的历史使命。他们与其说抱有革命思想，不如说满怀嫉妒，愤愤不平。韦斯特如此超前的意识，大概也只能等历史来证实他的预见了。当然，像爱德蒙德·威尔逊这样敏锐的批评家，是不必等到今天才对此作出恰当评论的，他早就说过：“韦斯特留下了两本书，它们是完美的艺术品，胜过他那代人所产生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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