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焦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论的研究，向来有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的分别，既包括具体的充满诗之感性智慧的文学批评，也延伸到形而上之思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无论古今的文学批评研究与理论思考，都令人感到有一种日渐紧迫的“现代性”焦虑，这种潜在的焦虑不知不觉地控制着中国文论的研究走向，促成各种新话语的产生。若提要钩玄，其影响较大者有以下数端。
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中国文论的“失语症”
现代性的“现代”是一种时间尺度，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进步为标志。在现代化的多元文化社会里，尽管人文学者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以“述而不作”，发思古之幽情，但一味以古为尚和抱残守缺者，必将难成大器。纵观20世纪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凡在学界能引领风骚者，无一不是学通古今而在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通人。时至今日，身为现代学人而研究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如何打通古今应当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自觉。这也是“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较长时期被奉为圭臬的一个学理因素。具体到古文论研究领域，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是实现“今用”的途径之一，简单的做法是将古代文论里的某些概念范畴运用于文学概论的教学，比如用“天籁”、“意境”、“神韵”、“性灵”、“文气”等术语来谈诗论文。但由于古今文学观念的不同，一些传统的诗文评用语是很难直接用于现代文学批评的，于是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一再成为热门话题，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将古文论现代化，如同是给古人穿西装、打领带，给人不伦不类之感，谓“今用”并非古文论研究的唯一目的。而主张转化者强调，一味述古而不能通今，缺乏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会使古文论研究走入无用的死胡同，并非任何东西都有研究价值。即使古代真有“屠龙刀”，找到了于今也将无龙可屠。
古今之别的实质是中西之争，涉及“现代性”的价值尺度问题。较之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以科学、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体现的是三位一体的现代性的价值观。依康德之说，人类文化分为科学、文艺、道德三大领域，科学求真，文艺求美，道德求善，真、善、美是文化价值的基本范畴，也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以个性自由和“人”的解放为目标，要与传统专制社会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彻底决裂。这也决定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首先是要向西方学习，大学讲坛上的文学概论或文艺理论，要么是从日本与苏俄转手的西方诗学和马列文论，要么是直接从欧美国家翻译过来的各种学说，而我们能贡献给世界的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却很少。就中国的现代文论而言，从理论体系、著作框架到各种概念术语或范畴，十有八九源于西方美学。文论家们的“理论创新”，无非是引进借鉴西方不断翻新的思想学说，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于是遂有“失语症”之说。有学者认为这是“伪命题”，可它在文艺理论界引起的震荡却余波不绝，并衍生出要将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设想。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之说，以及现代文论的“失语”命题，实为中国文论研究“现代性”焦虑的两种体现。一是想从积极的方面顺应学术文化的现代化潮流，使传统学问也具有现代性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二是从消极的方面来寻找自己的不足，目的在于使民族的声音具有世界性，能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这不仅要打通古今，还要打通中西，但在当今的中国文论界，能同时做到两个打通的学者并不多，呈现出“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局面。提倡“现代转化”的文艺理论家，能让人折服的创新成果不多，自己检讨起来，难免就会有“失语”的忧虑；而以文献资料整理为基础的各种文论史专家的研究，虽取得比纯理论探讨要有成效的实绩，但与现实社会的时代思潮又总有一定的隔膜。作为学科主体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由于与各种文论史的专门化研究缺乏交流和互动，所以既不能对古文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也没有吸纳、消化西方文论的深厚文化底蕴，以至真正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一直可望而不可及，处于“在路上”的焦急期待之中。
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
“现代性”是可以作多种阐释的开放性的文化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涉及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文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方面的内容，提供了从整体上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文化视野。
中国的现代性思潮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开端，有人曾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社会启蒙思想发生的标志，可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其上溯到晚清，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据说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前都有一个想象过程，而晚清文学里就有对民族国家的大量想象。在清末民初的小说里专门有“爱国小说”一个类别，通俗的白话文学在晚清已成气候，这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著名的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要以民主共和的宪政代替王权主义，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新中国”，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这不仅是现代中国要解决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也是支持中国现代文学宏大叙事的一种基本的想象。对“新中国”的想象，作为一种社会现代性的中国经验，是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的悲壮感情相互激荡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塑造国家形象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
“现代性”是追求合理化的社会发展逻辑，它既表示不断进步的时间观念，也蕴涵着特定空间场所的生存体验，如城市里的商店招徕顾客的广告词：“逛一逛也是享受”。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公共空间，如商店、舞厅、酒吧等，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节奏，构成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文学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关于上海“摩登”(modern)都市生活的想象和体验，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活动、传播方式都有深刻的影响。上海的魅力就是城市的魅力，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上海在20世纪前半期曾是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和现代气息最浓郁的都市，许多著名作家都喜欢生活在那里，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学论争和艺术尝试也发源于那里。城市文学具有娱乐消费性质，并形成一套依靠报刊等现代印刷传媒的商业运行的文学制度，这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就已经表现得十分典型。当时的上海文学，除了用于启蒙的社会政治小说外，大量的是以娱乐消遣为主的通俗故事，流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本地或寓居上海的作家多为靠写作谋生的文化人，他们的作品要由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进行传播，于是形成了各种以同人刊物为核心的创作风格相近的文学社团。这种具“海派”文化性质的文学制度，虽在较长一个时期为国家的政治权力话语所排斥，但却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文学的自然生态，因此在20世纪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特别是全民皆商的90年代以来，它又以势不可挡的姿态现身文化市场。
自“五四”以后，中国作家的求真意识体现为在创作中强调“写实”，信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为文学要反映历史的真实，要为现实负责，主张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体现科学精神、采用科学方法。其对民主的追求融入革命的话语，即民主革命，重点在革命，而革命又要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由现代政党政治衍生出来的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作家的党派倾向很明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不乏党同伐异的权力话语之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二是把“人民性”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标准，以工农兵文学和人民文学为发展方向。谁能以“人民”的名誉说话，谁就站在了民主和道德的制高点——让人民当家做主和为人民服务。
但民主只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形式，本质是追求人的自由，而美是自由的象征，道德实践也只有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才是真正的善行。“五四”新文化的价值，还可以从提倡“个性自由”或“人的解放”的角度来认识，这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更具决定意义。郁达夫就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他以为“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就是“个性的表现”（《艺文私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这是非常到位的认识。文学是人学，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是传统中国人转化为现代中国人的根本标志，也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性文学发生的根据。当时流行这样一首殷夫翻译的小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它激动过许多革命青年的心。“五四”新文学的文化现代性主要体现为：把由西方传来的以个人独立为核心的“自由”奉为最高的人生价值，肯定个人的存在意义和尊严，主张个性自由，追求人的解放，使文学成为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的文学”。
就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而言，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对新中国的欢呼，对城市文学的肯定，对革命文学、人民文学的宣传，对人的文学的坚持，都属于“现代性”话语，体现了一种现代化的理论视野和叙述方式。其宏大的叙事让人振奋，可其本身所包含的矛盾现象和不同思想对峙的张力，亦使人隐约感到不安。
三、文艺现代性和审美“乌托邦”
深刻的焦虑来自“现代性”批判。文艺领域的“现代性”批判，除了以乌托邦式的浪漫审美理想批评由启蒙理性主导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制度弊端外，还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反思“现代性”的各个方面，包括文艺现代性的语言和形式，以及审美现代性的美感经验等。文艺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矛盾，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于是有两种现代性之说，即社会的世俗现代性与文艺的审美现代性。原因在于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理性至上与个性自由两种思想维度：一方面是对启蒙的追求，对进步的信仰，对工具理性的倚重；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要舒张人的感性需求和想象力，用文艺的审美方式摆脱物质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社会体制对思想的禁锢。
文艺领域的现代主义，强调艺术的自主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对抗工具理性在社会整合过程中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个性的压抑。作为自由表达精神的体现，现代主义文艺在题材上追求新奇、怪异和反常，在语言或形式上进行各种实验，试图颠覆传统的叙事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波特莱尔《恶之花》的翻译，李金发的印象主义诗歌，施蛰存等人的新感觉派作品，以及后来的先锋派诗歌和小说等，被公认为具有追求形式创新和自由表达的现代主义特点。这些具先锋性质的文艺创作，或用辞藻的色彩和声调的节奏造成较强的感观印象，或以刺激性的形象、晦涩的语言和神秘的象征调动人们的狂热情绪，或以“前卫”的姿势和高峰体验拒绝平庸。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鲁迅而言，他不仅是理性的启蒙主义者，也是信奉自由思想并用文学表达自由的伟大作家，他的散文诗、小说和杂文等，在语言的创新和文体形式的独特等方面都具有先锋性。作为现代文学经典的鲁迅作品，其形式的丰富多彩满足了自由表达个性的需要，其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则是理性自身的叛逆，一种文学家的感性生命对现实合理化制度的绝望和反抗，而这正是文艺现代性的体现。
从现代美学的发展来看，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或世俗现代性有纠偏和修正功能，它不仅指审美活动的自由性和非功利性，也包括美的批判性和美感的超越性。如康德强调审美判断是只涉及对象形式的主观的合目的性的感情愉悦，即“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6页）。他对“自由美”和审美“无功利性”的论述，奠定了现代艺术审美体验的核心理念。作为现代美学的开启者，康德把美学界定为研究人类情感及其表现形式的科学，使重视感性形式的现代美学与资本主义社会重功利的现代理性产生对峙，以至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对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对峙，源于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是建立在将人性视为由理性／感性二元结构所组成的理论预设之上的。故康德把审美置于科学认识与道德实践之间，以为艺术的感性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里是初步或低级的，最终要皈依人的道德意志即实践理性。而这正是尼采不满意康德的地方，他认为美在生命，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美。他说：“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322页）尼采放弃了从认识论的角度谈论艺术的审美价值，转而从生命本能的需求来说明艺术和美的存在意义，以为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或白日梦，悲剧是神思醉酡的生命之舞，人生的意义存在于日神式的对外在世界的梦幻观照和酒神式的内在激情体验里。
这种生命美学（或曰存在美学）是超越世俗的，“超人”有一种于痛苦中体验生命快乐的太人性的美，可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异化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具有拒绝平庸的世俗救赎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式的超人能使我们反思现代人的处境和生存状态，审美作为人类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在肯定个体现世生命活动的同时，以其形而上的超越性体验到存在的真理。他最推崇的一句诗是：“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诗·语言·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人是具有自己生存方式的存在物，“居住”即存在，“诗意”是一种美感，一种引导我们超越世俗而回归自己精神家园的生存体验。在“诗”与“思”的论说中，海德格尔强调“诗”绝非一个文化品种，而是一种聆听命运之声时的生命存在感受，它能消除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疏离。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在于使人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造成世俗社会人性的沉沦。人作为在大地上能言说的存在物，其“说”和“思”都是“此在”对于“存在”的独特感悟和体会，是一种心灵的响应和情感的共鸣，所以都具有“诗”的意味。世界建基于大地，而大地要通过世界展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物之存在的意义展示，是一个不断“去蔽”、“澄明”的过程，诗与思是意义的发现，是存在的澄明和美的体验，而工业社会的世俗现代化却使这种“诗意”日渐稀薄，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源自西方的审美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思想上的影响可举尼采为例，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田汉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都曾为尼采的超人哲学所吸引，又都撰文介绍过尼采，而且是把他当作文学家介绍的。如鲁迅在谈其《狂人日记》的写作时，特意引尼采的超人言论作说明，以为狂人虽有睥睨虫豸的气概，可其忧愤之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但审美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思想话语，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和审美理想，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还在于使优秀作品具有超越世俗的美感和诗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年普遍存在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叙事模式，将对恋爱自由的憧憬与革命斗争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是作家对政治与性爱的一种浪漫的理解，其带有小资情调的爱情描写，其实只是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超现实的审美乌托邦。在以乡土中国的情感记忆为基调的农村题材小说里，其带有生活气息而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景色描写，也是一种桃花源式的审美乌托邦。即使是城市文学，也要在时髦、刺激的都市生活的浮世绘里，写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下面有素朴的温馨感受，何况还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小城故事。美作为自由的象征，审美作为人生在世优雅的精神存在方式，往往带有若干理想化的成分。
诗与思的交融，源自中国的感性经验与西方理论思维的契合，构成中国文论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动力。“现代性”理论为社会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提供了强悍的合理化逻辑，但其自身的批判精神和内在矛盾，亦成为现代文化语境里一切思想焦虑的根源。当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对文学的诗性语言进行世俗性的解构，对文学经典的伟大精神加以“祛魅”之后，价值与意义的追寻似乎已成为多余，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也就面临着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的严峻考验了。
标签：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超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