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公和时势——论《史记》对武帝时政的委曲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委曲论文,时势论文,时政论文,武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4-0111-09
以前的学者，无论是国内国外，要谈谈司马迁的思想，都比较喜欢提出他对儒家和黄老的意见，或者分析他对孔子、伍子胥、屈原等人的评价。譬如王明信和俞樟华在他们的《司马迁思想研究》一书的“《屈原列传》讨论”、“司马迁与孔子”、“司马迁与道家”的几章①，或者像Stephen Durrant“The Frustration of the Second Confucius”(《第二位孔子的失望》)在他的The Cloudy Mirror：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混浊的镜子：司马迁作品里的精神紧张和意见分歧》)所提出的。②还有像清代李晚芳(约1691-约1767)在《读书管见》中曰：“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盖屈原获罪被放，司马亦获罪被刑。”③
笔者在最近二十年把《史记》翻成英文的过程里，对这些题目颇感兴趣。但是本人去年参加一小群学者修订重写牛津大学的《世界古代史学史》一书的计划，才注意到太史公对他当时政策的看法。笔者的责任是要撰写“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部分。因此，我开始再一次研读《史记》里关于汉武帝时代的资料，越读越觉得这个题目值得再考虑。
太史公一生都处于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平常要查明太史公对任何皇帝的评价，只要研读关于那位皇帝的本纪。可惜，《孝武帝本纪》早就不见了。④目前的《孝武帝本纪》就是后人用《封禅书》抄录过来的文章。不过，我们可以在本纪之外找到太史公对汉武帝的意见。比方说，在《史记·平准书》里司马迁很明显地表示他以为刘彻开始当皇帝，国家的一切运转良好。《平准书》曰：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⑤
实在说，太史公此段没有提到政治人物或者政策，他只是形容汉武帝即位初的国力。因为《平准书》没有提出当时朝廷的情况，我们也没有一篇可靠的《孝武帝本纪》可以参考，要调查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政策的看法，只好看看《史记》里面司马迁当代大臣的列传。
学者已经指出司马迁怎么用《史记·张丞相列传》描写汉代初年的政策。在这篇列传里，司马迁撰写汉朝早年的五位丞相的传记，从张苍到申屠嘉。⑥虽然《张丞相列传》没有《史记》的标准结构，学者还是认为这个列传是太史公自己撰写的，是让读者更了解司马迁对最初几位汉代皇帝看法的一卷。在《张丞相列传》最后几句话里，司马迁简单地形容继申屠嘉当丞相的几位。他说：
景帝时开封侯陶青(公元前155—公元前150任)、桃侯刘舍(公元前147—公元前143任)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⑦
这段话后有“太史公曰”赞，也有后人补充的下文，比较仔细地谈到武帝以后的几位丞相。下文给读者介绍的第一句话就是：
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且纪征和以来。
但是这个补充的部分不完全可靠，梁玉绳(1745-1819)《史记志疑》案：
此下皆后人妄续，孝武在位五十四年，丞相十二人，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和车千秋，而公孙贺已上十人见史公本书，其所未及者刘，车二相耳，何云多甚莫录哉！
梁玉绳的说法非常有道理。⑧本人是1943年生的，从那年一直到现在敝国有了12个总统。⑨每一个总统都影响了当代历史。如果笔者想撰写美国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的话，非注重那12位总统不可。虽然本人一定没有太史公良史执笔的才能，两方面的情况还是类似的。
按照《史记》全部年代顺序的结构，列传中先写汉代以前的人(从卷六十一的伯夷列传到卷八十八的蒙恬列传)。然后形容汉代初年的政治和军队人员，从张耳、陈余(卷八十九)至季布，栾布(卷一百)。然后记载孝文、景帝时的名人，从袁盎(卷一百一)到吴王濞(卷一百六)，以及《魏其武安侯列传》(卷一百七)才继续描写武帝时代人。窦婴、田蚡两人，就是汉武帝初年的两位丞相。但是除了窦、田列传以外，汉武帝十二位丞相，只有石庆(卷一百三)和公孙弘(卷一百一十二)有传记。从田蚡公元前135年在丞相之任去世了以后，一直到石庆(公元前112年)，有四位丞相——薛泽(在任公元前131—公元前124)、李蔡(公元前121—公元前118)、庄青翟(公元前118—公元前115)和赵周(公元前115—公元前112)——在《史记》列传里都没有传记。⑩这三十年(公元前131—公元前112)也是司马迁成熟的时代。司马全家从龙门搬到茂陵(公元前127左右)，他第一次当官(作郎，公元前121左右)，配合他父亲和皇帝游巡天下。这些事情都在这三十年之内。如此，难道司马迁没有仔细地分析这些高官的履历吗？
司马父子两人都佩服孔子撰述历史的成就。司马谈在临终前鼓励司马迁效仿孔子的工作，劝他儿子说：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11)
但是“继《春秋》”的意思是什么？司马迁自己在《匈奴列传》的“太史公曰”中有一个很明显的解释。“太史公曰”：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2)
《史记》没有那四位汉武帝一朝丞相的传记，也是因为司马迁是“继《春秋》”，是用“忌讳之辞”。太史公认为在汉武帝朝廷之内，丞相常常没有权威和影响，他们虽然有可用事的官位，如《张丞相列传》云：“……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着于当世者。”代替汉武帝时候丞相传记，司马迁撰写朝廷真正有权威的人，像《酷吏列传》中的张汤。为了介绍张汤，司马迁用了一个小故事。我们知道司马迁喜欢在《史记》里用故事。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在《法言》批评太史公说：“孔子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3)虽然笔者也认为司马迁“爱奇”，但是也想提出太史公在某一个人传记的开端用轶事来描绘一个人的特性也是他撰写历史技巧之一。张汤传记的头一段话是一个好的例子：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14)
读这个轶事可以让人想到另外类似的《史记》列传里介绍人的小片段(introduction)，就是《李斯列传》：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15)
这个写法，可以算是“忌讳之辞”。太史公一方面介绍张汤，一方面把这两个有名的严肃的大官并置在读者心里。由此，太史公先让他描写的人在开篇的逸事里自己表达他们的个性，然后，在列传之中，再比较直接地评价那个人的性格。《张汤列传》可以再一次算是好的例子。我们以上看到司马迁用轶事来开始他的传记。然后这个列传叙述张汤当官的初年和他跟赵禹的交情。等到从老鼠盗肉的故事有一点距离，太史公才直接批评张汤说：
(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16)
提到张汤“始为小吏”的情况，也呼应开头“狱鼠堂下”的故事。(17)
除了漏掉一个人的传记或者用“忌讳之辞”，司马迁也采用“隐而章”之方法。(18)如此，太史公要批评某一个人，就把批评那个人的话放在他的传记之外。譬如说，司马迁没有在《外戚世家》说武帝前几年对于朝政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是武帝外祖母窦皇后和母亲王皇后，但在《窦婴列传》中这种意图表现得很明显。虽然窦皇后原来帮亲戚窦婴升为丞相(公元前140)，但是她很快觉得窦婴支持的儒学威胁了黄老的地位。因此
及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19)
许昌自己没有传。司马迁好像认为他就是窦皇后的傀儡。那位已经目盲了好久的老太太窦皇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去世后，王皇后很快显示出她的权威：
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20)
田蚡就是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灌夫因为醉酒，侮辱了田蚡，窦婴为了保护灌夫，请见皇帝。汉武帝听了窦婴的话，觉得有道理，但是，他还是劝窦婴去东宫庭跟王皇后“辩之”。然后，窦婴也在朝廷批评了田蚡。汉武帝听了大臣辩论窦婴、田蚡两人的看法后，还不能决定谁是谁非。此时太史公让读者入宫偷听武帝和王皇后的对话：
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21)
在《武其武安侯列传》中，“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22)
窦婴和田蚡，虽然“以外戚重”，太史公还是赞美他们的长处。窦婴“喜宾客”。太史公觉得要推行好政策的人应该多有宾客，也应该推举有能力的客人。所以他赞美“田叔……义不忘贤”，为了“明主之美以救过”(23)，钦佩张释之、冯唐“言古贤人，增主之明”。(24)韩安国也有这样的性格：
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25)
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26)
司马迁也认为推荐贤者需要有名主。虽然他没有批评汉武帝任用贤人的能力，但是用冯唐警告孝文帝的几句话来暗中谏劝武帝：
(冯)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27)
其实，司马迁用大将军卫青的话解释汉武帝的看法：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28)
汉武帝把窦婴和田蚡的推荐混在一起可能是因为两人“以外戚重”。
再说，有所谓“深刻”的官人，像张汤，是由田蚡的关系授权。(29)张汤自己推荐人的惯例是：
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闻)[闲]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30)
结果田蚡在元光四年(公元前131)死了以后，汉武帝没有按照惯例挑选御史大夫拜为丞相。那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蚡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31)。韩安国受伤有多严重不能确定。但是安国“病免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岁余，徙为卫尉。”(32)其实，汉武帝不用韩安国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如司马迁在前文曾经有所暗示：四五年前(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或者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匈奴来请和亲。汉武帝让大臣议论。有燕人大行王恢建议“兴兵击之。”韩安国反对说：
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33)
然后，“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这个“多附安国”的“多附”两字表示也有一些不同意的大臣。因为第二年汉伏兵于马邑袭击单于，所以武帝很可能也不完全赞成韩安国的建议。无论如何，元光五年(公元前130)为相的就是一个背景比较不明的诸侯薛泽。(34)从马邑事件以后，可以说二十几岁的汉武帝开始自己主政。武帝即位之初是被他祖母和母亲所影响的。连他的头两个丞相也和她们有关。那个时代首要是注重国内或者是宫内的问题。元光五年后，匈奴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上以胡寇为意。”(35)在这个情况之下，司马迁在《匈奴列传》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对武帝采纳谄佞之臣制定的匈奴政策提出批评：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36)
太史公在《史记》里再次强调选择有能力的贤人的重要性：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从公元前135年一直到公元前119年有几次大规模的发兵攻击匈奴。一方面，汉武帝让卫、霍二人屡建战功，很受重用。另一方面，“务谄纳其说”的人也突出了。张汤的经历又可以代表这个方向：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
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37)
这段亦显示张汤的权威，证明他被汉武帝宠任的程度。司马迁以为当代对匈奴的政策是错的，但是他自己不敢直接表达这个看法。太史公把想说的话放在几个《史记》里人物的口中，像一位博士叫狄山认为：“中国以空虚，遗民大困贫”(38)，又如主父偃引《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39)，还是用太史公自己的话形容秦代攻击匈奴的结果：“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40)
因此，汉武帝在位，时已变易：从“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到“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没人敢推荐贤人，推荐的人都是被用事者推荐的。汉武帝初期的窦婴很慷慨：他把皇帝赐给他的黄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人家者”(41)。董仲舒也是相似的。他“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42)。相反，杜周十几年后“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43)同时王温舒“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44)。田蚡“胜贪”，连韩安国也“贪嗜于财”(45)。
给汉武帝作官的不只是有贪心，也多不大度。(46)张汤又可以当例子：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却，已而为御史中丞，恚，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纵迹安起？”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47)
虽然太史公不常责备李广，他还是提出李将军报复性的行为：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48)
减宣是同样的人：
(减宣)中废。为右扶风，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杀信，吏卒格信时，射中上林苑门，宣下吏诋罪，以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49)
这段最后两字“任用”也揭露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一直到张汤元鼎二年(公元前115)自杀，酷吏深刻的用事。
在《太史公书》中要找到宽容的人，必须转到政府以外的游侠：
(郭)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50)
太史公用这样的手法来反衬武帝时官员的恶劣品质。有这类行为的人，最后会为众人所不耻，像窦婴，田蚡，灌夫“众庶不载，竟被恶言”(51)。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武帝第七个丞相赵周“有罪，罢”。那年御史大夫是以前的太子太傅石庆。石家兄弟皆“驯行孝谨”(52)，注重礼节。石庆入官汉朝军队：
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予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儿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53)
因此，太史公只给汉武帝四个丞相撰写传记，是为了让人了解前面提到的补《张丞相列传》的那句话：“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含有深意。如果太史公没有为其他丞相列传，他用什么代替他们形容汉武帝在位之年，表明自己对武帝时政的看法呢？看看《史记》目录，窦婴田蚡的《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以后有《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代表应该做丞相的一位，《李广列传·第四十九》描写武帝不能任用在对匈奴作战中有功的将军。《匈奴列传·第五十》包括匈奴历史和太史公自己对匈奴问题的看法。《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从另外的视角来叙述两位“以外戚重”的将军跟匈奴战争。第五十二卷，《平津侯主父列传》是给第三位汉武帝丞相公孙弘的传记。(54)但是，公孙弘自己承认“奉职不称”(55)。主父偃的传记强调了当代匈奴政策的缺点。《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因为没有汉代循例的例子，所以间接的可以算是强调汉武帝和“酷吏”的关系。考虑司马迁在这些列传描写大臣名将的不少短处以后，可以更容易地了解他为什么决定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太史公认为在贪官酷吏横行官场的时代，游侠们如一阵春风悦人耳目：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6)
比方说，鲁朱家“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
牛。”(57)太史公通过把游侠与当时的贪官酷吏对比，深切感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58)
临时的结论
这篇小论文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些关于司马迁对当代政策的看法，同时要再考虑太史公是用什么撰写技巧表达这些看法。从上面提出的例证可以看到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年轻的时候(公元前140—公元前131)受到外戚影响太大。虽然有贤良的丞相(窦婴)，但是因为窦丞相丢了窦太后之宠信，反对皇帝自己的匈奴政策，也反对皇帝母亲的弟弟田蚡，所以武帝不让他用事。然后(公元前131-119)汉武帝为了攻击匈奴，用了“酷吏”推进他自己的政策。同时让卫青和霍去病取得权威的地位。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去世，汉武帝在鼎湖生病了。方士发根给汉武帝介绍一个从上郡来的巫师。那个巫师的确能治愈武帝的病。因此，从那年后，皇帝不断依靠官场之外的方士和巫师。武帝越注意这类人的建议，越不想听取朝廷内贤人的谏言。结果，后来选择的丞相大部分是政治利益集团以外的人。石庆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原来是太子太傅，当了丞相几年后，情况已经变为“事不关决于丞相”。因此，汉武帝依靠桑弘羊和儿宽这类人。桑弘羊给汉武帝“抑天下物，名曰‘平准’”(59)，让皇帝积极攻击匈奴政策有一个经济的基础。司马迁为了表达他对“平准”的看法，采用委曲的方法形容战国时代李克等人政策的结果：
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60)
儿宽虽然被司马迁认为是“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但是“口不能发明”，“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61)
由此，虽然司马迁撰写的《武帝本纪》没有传下来，太史公还是很明显地批评他同时代的官人和政策。像张守节(公元730年左右)在他的《史记正义·匈奴列传》注曰：“言尧虽圣贤，不能独理，得禹而九州岛安宁。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而务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故太史公引禹圣成其太平，以攻当代之罪。”(62)这是否就是所谓孔子“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王允称《史记》为“谤书”(63)，裴松之(372-451)早就反对这个说法曰：“史迁纪传，博有奇于世……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书’之有乎？”(64)太史公一方面认为汉武帝不信任他的丞相或者御史大夫的建议和指教，使王朝濒临大祸。另一方面司马迁很可能觉得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意见。虽然太史公了解不能让“九州安宁”，但是还有机会保护像李陵的“贤将”。司马迁亲自经历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政策。因此，太史公发愤修改和补充他的史书。最后，太史公虽然了解“不满武帝穷兵匈奴事”，他还是“特不敢深论，而托言择将相，其旨微矣”(65)。如此，司马迁最后还是可能报复汉武《报任安书》，帝给予他的“最下腐刑”(66)。如太史公引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67)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只是粗浅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请大家多多指教。
注释：
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Albany：SUNY Press，1995，pp.1—27.
③卷二(引杨燕起等：《史记集评》，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④虽然我们不知道原来的《孝武帝本纪》有怎样的内容和文法，但是可能太史公在彼文里提出一些关于汉武帝时丞相的资料，因此，他觉得不需要给那些丞相专门撰写传记。
⑤《史记》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20页。
⑥笔者在《中国文学》已经谈到《史记·第三十六列传·张丞相列传》是司马迁所写不完全的可能性—"Tales of the Chancellor(s):The Grand Scribe's Unfinished Business," CLEAR 25 (2003):99—117.
⑦《史记·张丞相列传》卷九十六，第2685页。
⑧实在说，《史记·田叔列传》末曰：“时左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提到的左相就是刘屈氂。
⑨罗斯福路，Harry Truman (1946-1952),Dwight D.Eisenhower (1952-1960),John F.Kennedy (1960-1963),Lyndon B.Johnson (1963-1968),Richard M.Nixon (1968-1975),Gerald Ford (1975-1976),Jimmy Carter (1976-1980),Ronald Reagan (1980-1988),George Bush (1988-1992),Bill Clinton (1992-2000),George W.Bush (2000-2008).
⑩许昌，公元前139—公元前135年任丞相，也没有传。
(11)《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296页。参考《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史记》卷一百一十七，第3073页)
(12)《史记》卷一百十，第2919页。
(13)《法言·君子篇》，四库全书本，9.4b.
(14)《史记》卷一百二十二，第3137页。
(15)《史记》卷八十七，第2539页。
(16)《史记》卷一百二十二，第3138页。
(17)太史公最后对张汤的评论放在《平准书》：“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史记》卷三十，第1434页)
(18)这是苏洵的说法；参考苏洵：《史论中》，《嘉佑集》，9.3b，四库全书本。
(19)(20)《史记》卷一百七，第2843页。
(21)《史记》卷一百七，第2851—2852页。
(22)《史记》卷一百七，第2856页。另见“建元中(公元前140—135)，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史记》卷一百八，第2860页)
(23)《史记》卷一百四，第2783页。
(24)《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316页。
(25)《史记·韩长孺列传》卷一百八，第2863页。
(26)《史记》卷一百八，第2865页。
(27)《史记》卷一百二，第2757页。
(28)《史记》卷一百一十一，第2946页。
(29)《史记》：“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卷一百二十二，第3138页)
(30)《史记》卷一百二十二，第3139页。
(31)(32)《史记》卷一百八，第2863页。
(33)《史记》卷一百八，第2861页。
(34)《史记》中说薛泽是广平侯(卷十八，第885页)
(35)《史记》卷一百七，第2858页。
(36)《史记》卷一百十，第2919页。
(37)《史记》卷一百二十二，第3140页。
(38)他建议说：“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官闲，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然后汉武帝问张汤他的看法，汤就说：“此愚儒，无知。”(卷一百二十二，第3141页)
(39)《史记》卷一百一十二，第2955页。
(40)《史记》卷一百一十二，第2958页。
(41)《史记》卷一百七，第2840页。
(42)《史记》卷一百二十一，第3128页。
(43)《史记》卷一百二十二，第3154页。
(44)《史记》卷一百二十二，第3150页。
(45)《史记》卷四十九，第1978页；卷一百八，第2863页。
(46)韩安国是个例外，太史公用一则轶事表明：有一个人侮辱韩安国：“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史记》卷一百八，第2859页)
(47)《史记》卷一百二十二，第3141页。
(48)《史记》卷一百九，第2871页。
(49)《史记》卷一百二十二，第3152页。
(50)《史记》卷一百二十四，第3185页。
(51)《史记》卷一百七，第2856页。
(52)《史记》卷一百三，第2764页。
(53)《史记》卷一百三，第2767页。
(54)虽然石庆(公元前111-公元前103)也有传记。
(55)《史记》卷一百一十二，第2952页。公孙弘也太喜欢反射皇帝的意见：“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史记》卷一百一十二，第2950页)
(56)《史记》卷一百二十四，第3181页。
(57)《史记》卷一百二十四，第3184页。
(58)《史记》卷一百二十四，第3182页。
(59)《史记》卷三十，第1441页。
(60)《史记》卷三十，第1442页。司马迁赞成的经济观点可以在他描写桑弘羊的陪衬者卜式的行为、思想和话语看出来(参看卜式传记，《史记·平准书》，卷三十，第1431—1440页)。
(61)《史记》卷三十，第1442页。
(62)《史记》卷一百十，第2920页。注7。
(63)《后汉书·蔡邕列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64)《三国志》卷六注。
(65)引茅坤在《史记抄》卷75的话(参考杨燕起等：《史记集评》，第561页)。
(66)《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第2732页。
(67)《史记》卷一百二十四，第3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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