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下）——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横向比较，还必须强调指出，不能把语音、词汇、语法割裂开来进行比较，而应该特别留心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表现的关系，例如有些变声、变韵或连读变调规则就与成词不成词有关，与词或词组的结构关系有关。有些方言在一定的语词中文读白读是不能变读的，所表示的意思可以相去甚远，例如厦门话“伤重”文读
：耗费大，白读
：太重，有些兼类词用作实词和用作虚词读音有异。虚词往往引起语音的弱化，因而造成本字难明，如果不追寻音变的轨迹，正本清源，考出本字，就很难把不同的方言放在同一平面上作比较。语音词汇语法本来就是纠合在一起的复杂系统，分科的研究只是暂时的剥离，应该随时注意其间的关联，切不可在分科之间筑墙挖沟。
3.2 纵向比较的重要课题
3.2.1 汉语方言语音的纵向比较对于方言研究和语音史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任何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历史的观点去透视都不是单纯的系统，而是叠置的系统，都有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成分的沉积。其中不但有历代共同语语音的成分也有古方言的成分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自身的创新。因此，方言语音与广韵系统的对应关系总是不整齐的，有的音类一分为几，有的音类合几为一。把这些对应汇总起来，拿古今语音演变史作为参照，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例如歌韵字北京音有读a（大他）的，这是汉唐音的残留，有读o、uo的，与宋代音相仿，还有开口字读uo，开合口都有读
的，则是后来的变异。中古的歌韵和北京话音类的对应，o、uo是常例，开口的uo和
是变例（条件变体），a是特例，也即例外现象。这是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特点和语音成分叠置整合的一种方式。叠置整合还有另一种方式——字音的异读。常见的字音异读有文白异读、别义异读、新旧异读。厦门话的养，文读
（～育之恩）近于中古音，白读
（头～：头胎）、
（～饲：赡养、饲养），声母ts是上古音余存（以母与邪母通谐），韵母i
是中古之后的变异，白读二音则是别义异读。顺着这两种整合方式，整理出古音或方音的各类对应和种种异读，对于方言语音系统就有了历史的透视，我们便可以把该方言放在整个汉语语音发展史上作历史的定位。所谓历史定位就是确认该方言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中何者为主、何者为次，有几种源流，主要定型于什么历史时期，后来又与哪些通语或方言有过交往和渗透。任何方言的形成都是多源流的，演变过程有通语的作用，有周边方言的影响，正是这众多的因素造成了方言语音的复杂性。为方言历史定位，应该采用这样的观点而不要为方言论辈分确定叔侄、父子的关系。
现实的方言语音是历代语音的叠置，从历史语音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历时音变的杂乱的投影。把诸多方言的不同层次的语音特点放在一个平面上考察，往往可以看到语音演变的历史过程。例如中古的入声字，从塞音韵尾说，先合并后消失，一般过程是-p、-t、-k→-t、-k→-k→-
、-
；从声调说，有首先消失促调保留阴阳入调类，而后再合并为一个入声调，再并入别调的；也有先阴阳合并保留促调而后再归入别调的。所有的这些过程都可以在现实的方言中找到一个个的“停靠站”。罗常培先生一再强调，“审音”应重于“考古”，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全国各主要方言的历史比较音韵做好了，一部汉语语音史就有了大体的眉目了。
3.2.2 汉语方言词汇的纵向比较也有个体、群体和整体之分。
个体的研究就是为方言词考求本字，即为方言词追溯古代汉语的源头，寻找用例，考察其语音形式和语义、语用的变异。“考本字”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为方言词确认书写形式，而在于拿方言词和古代汉语作比较，考察方言与不同历史时期古籍上所记录的用语的关系。汉代扬雄的《方言》所记录的词语不论是关内、齐鲁或是江东、南楚，至今还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一脉相承的用例（如睇，南楚用语，见于现代粤语和闽语潮汕话），隋唐时代的韵书所记录的见于现代方言的就更多了。“囝”，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囝”，至今犹然。可见，为方言词考本字是很重要的工作。群体的研究是方言词汇与某一断代词汇的比较。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展开。如从宋元典籍中提取一个常用词表，然后到几个主要方言区进行调查比较，一定可以发现各方言与宋元白话的不同关系。
就方言词汇的整体进行纵向比较，从方言方面说，可以考察方言词汇的另一种组成系统——历时系统。从历时的角度分类，任何方言都有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和借用词的类别。承传词是从古代汉语的某个时代传承下来，用法并无重大变化的语词。例加闽粤方言的行[,（走）]食[,（吃）]利[,（锋利）]惊[,（怕）]肥[,（胖）]面[,（脸）]无[,（没有）]。变异词是承传之中意义上有明显变异的词，例如粤语“夜”兼用作形容词“晚”（好夜），“烂”又指“破”（衫烂），“生”也指“鲜活”（生果、生鱼），“雪”也指“冰”（雪条、雪糕、雪柜），这是词义扩大、义项增多的变异。创新词是一定的地区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创造的方言词。例如吴语的溇、浜、泾、渎，闽语的垵、垅、坜、崎，粤语的涌（音冲）、塱、沥、漖，晋语区有塬、梁、峁等，都是为当地特有的地形所造的地理通名。“下饭菜”福州叫“配”，广州说“送”；“茄子”苏州说“落苏”、福州说“紫菜”，广州说“矮瓜”；也都属于方言的创新。所谓借用词包括好几个小类，数量最大的是向共同语借用的，有人称为“对音词”，少量的有早期从原住民语言中借用的，有人称为“底层词”，还有向外国语借用的“外来词”。每一种方言的方言词汇之中，这几种类别的词的数量及其在总词汇中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各不相同的，这也是方言特征的重要表现。例如闽粤方言传承词多；借用词中粤语有不少英语借词，闽南话则有马来语借词，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特点。从汉语史的角度说，把各个时期的常用基本词和各方言的基本词进行综合比较，便可以了解古今汉语的基本词汇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以往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多着重于疑难词语的考释，而忽略常用语的研究。事实上，汉语词汇史的最主要事实便是基本词汇的变动。弄清楚不同时期的基本词汇及其与各方言的基本词、特征词的关系，汉语词汇史的基本面貌也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3.2.3 汉语方言语法的纵向比较
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刚刚起步，历来研究语法史的学者又往往局限于文献资料，因而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的比较虽然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实际上并未真正展开。初步考虑可有以下重点课题：
首先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语词的生成方式和历史过程。上古汉语除了大量单音词之外，有许多“联绵字”，单音词的滋生则往往采取同音、近音派生近义词的方式。中古汉语双音合成词成为新词产生的主流，并且经久不衰。近代以来发展了许多语缀和虚化成分，也有不少实词逐渐转化为虚词。在南北方言中，联绵字、同源字也好，合成词也好，虚化成分也好，都有大量表现。通过综合比较一定可以更加具体地考察新词生成的构造规律。
关于各种虚成分的产生和发展，在各方言中是很不平衡的，名词的前缀后缀，形容词的中缀后缀，动词的体态标记，介词、助词、连词等的产生和发展，经历的过程，起作用的规律等等都可以从综合比较中得到真切的了解。
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道扬镳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然而彼此之间也并非没有关连。尤其是近百余年来，由于文化教育的普及，报纸、刊物的巨大影响，书面语对口语的反作用，在语法方面表现得很突出。与此同步的是，共同语语法对方言语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此外，现代书面语形成的初期，保存了不少早期语法手段，方言口语也是如此。因此，文言语法、现代书面语语法和普通话及方言语法的相互关系，不但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研究语法史所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四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新领域
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语言与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引起了语言学家的热心关注，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相继兴起。应该说，这是语言学的一大进步。语言是个多面体，它是思维表达和信息交流的符号系统，又是沟通思想，维持和发展社会联络的交换系统，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内部语言学”是应当存在的，联系其他社会现象来研究语言的“外部语言学”也不应被排斥。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联系历史文化研究方言同样是十分必要的。汉语方言都有漫长的历史，各个方言区都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有丰富的内容。以下试谈几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4.1 联系历史背景研究方言形成及其不同特点
方言的形成大多是由于社会的分裂，人民的迁徙，山川的阻隔或民族的融合。但是不同的方言则常常有不同的主因和独特的道路。只有经过对比研究才能把一般的规律和特殊的途径都揭示出来。例如，西南官话地处横断山脉，历来交通阻隔，内外交流不便，周围又有数十个少数民族杂居，但方言却没有太大差别，向少数民族借用的成分也并不太多，这是因为它是三百年内外从华中华南移民才形成的，这时汉语的发展已经呈整化趋势，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正是在官话基础上形成的。闽粤方言地处平原和丘陵，交通便利，少数民族不多见，却是内部分歧甚大，保留了不少“底层”词，这是因为它们都有千年以上历史，是北方汉人多次移民南下与本地古百越诸民族融合之后而形成的方言。由于与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相差甚远，所以共同语的普及和影响也较为有限。论历史，吴方言（北片）、湘方言、赣方言并未比闽粤方言形成得晚，何以又较之闽粤方言显得内部一致，而和共同语较为接近？这自然又与它们地处长江中下游与官话区的经济文化交往和人口交混十分频繁有直接的关系。又如同是基础方言，何以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华北各地的话（济南、郑州、青岛）与北京话都有明显差异，而东北三省的话反倒和北京话相去不远？这也是方言形成的历史所决定的。华北诸方言是千百年传下来的，而东北原是满族居住地，满人入关后，华北各地的人“下关东”充填之，这时北京音已经地位日高，正好可作为多方言区来人的共通语。至于许多方言岛的形成、方言过渡地带形成的双方言区或混合型方言，往往更有着很具体的历史原因。可见，联系历史背景考察方言的形成及特征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只要过细地比较，还是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的。
4.2 透过方言文化词研究地域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这主要是从两方面说的。在宏观方面，方言是许多地域文化现象的表达形式，例如谣谚、民间故事、传说、地方戏曲、说唱等；在微观方面，从许多文化词语可以考察出凝固其中的许多与地方文化相关的内容。所谓文化词语，又可分出若干具体的小类：
景观词：主要体现于地理通名和许多反映人文历史的地名。地理通名中有些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地形地貌的认识和称谓，山区关于各种山体的名称多，以各种林木名称命名的地名多，如客方言地区有山、岭、嶂、嵊、屻、岽等通名，杉岭、松树凹、林背等地名；沿海关于海域的各种通名多（湾、港、澳、岛、礁、沙、角、屿、鼻等）。还有一些是人工建筑设施的通名或地名，例如长江三角洲的渎、溇、浜、泾、汇、渚、堰、圩、荡，珠江三角洲的涌、
、氹、湴、沥多与河网地区的开发有关。关于人文景观的地名也是因地而异的，北京、西安等古都有不少古朝代传下来的与帝王京都有关的地名（皇城根、八王坟、石驸马大街），平原地区的许多姓氏地名（张家庄、赵家、李集）既然没有更多不同地貌，只好按照当年的“日中为市”和“聚姓而居”来为村落命名。广州的越秀山、黄花岗、流花湖、芳村、花地、荔湾湖记录了羊城人爱花种花的习俗，泉州的聚宝街、舶司库巷、车桥头、厂口、大隘门是宋元时代东方第一大港的昔日繁华所留下的印记。
风物词：各地都有一系列不同的与生产设施和生活方式有关的风物词，例如北方有名目繁多的面食品及制作过程、饮食习惯的名称（抻面、拉面、刀削面、烙饼、蒸馍、花卷儿、早点、打尖），南方则多与米制品有关的名称（米粉、米线、河粉、煲粥、炊饭、捞饭、米酒、米糕、米粿）。茶乡、酒乡、玉石之乡、火腿之乡也各有自己的常见专用词。黄土高坡住窑洞，沿海建石头房子，南方潮湿地造干栏式“吊脚楼”，城市里建楼中楼以充分利用空间，客家人建方形、圆形的围楼，于是关于居处、房舍便有各自的一整套名称和用语。此外，还有各地不同的农具、农时、农事、农作物，乃至农田的规格和计量方式、水利设施，辅助农业的养殖业、手工业、加工业、采集业、捕捞业等等，也有极其丰富多样的风物词。
习俗词：反映各种风俗习惯的语词虽然也有各方言大体一致的用语，在具体的细节上则有更多歧异的成分。例如人名（包括排行、字辈、外号）的命名习惯，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反映地域文化和时代色彩最为敏感，各地差异很大。四时习俗，从年节名称到过节的仪礼制度以及伴随的文化、体育活动、祭祖供神活动等用语和用品的名称也是十分繁多而又特殊的。婚丧喜庆也有许多繁文缛节，包括有关的委婉语、忌讳语、秘密语、行话，可谓层出不穷。此外，不同地方由于经济生活情况不同，谋职择业的取向和标准乃至对各种职业者的好恶褒贬也各有差异，例如和尚和道士和西教徒在有的地方带着几分神圣，有的方言却给了嘲弄式的称谓。教书先生和中医师在不同地方也往往有不同称谓或好恶色彩。
观念词：这是最深沉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词。关于体现道德标准的称谓和评价的词语各地都有很具体的而有特色的含义。例如好汉、好后生（官话）、呖仔、衰仔（粤语）、好囝、妥当侬、王道（福州话）、古意、古道、无人情狗（厦门话）就是这类例子。有些传统观念会产生一系列相关的用语。在孔夫子的故乡，关于邻居就有以下各种说法：邻舍家、邻墙儿、挨门儿、南屋家、西屋家、四邻八舍、老街四邻，对友好者则称仁哥、仁弟、仁兄弟，这都充分表现了儒家“德邻仁里”的道统，和城市里隔墙不相识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相适应的有关待客可以说“厚客、让客、伺接、敬奉、大敬意”，红白大事称为“办公事、红白公事、红公事”，则记录了乡邻协办红白大事的传统，说话“在理”则说“子曰儿”。在古越国的金华一带，称说空话不办实事的人为“伯嚭”。这都是很具典型意义的观念词。此外，各方言里还有大量俗谚更是直接体现了各方言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行为取向和是非标准。例如客家人恪守儒家的耕读文化，重农抑商，没有商品经济的思想，这类俗谚就很多：“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亲戚莫共财，共财莫往来”，“欠字压人头，债字受人责”，“街上买唔当田里扒”。
4.3 方言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
方言的文化类型就是对方言文化特征的归类。方言的文化特征就是地域文化所决定的方言的外部特征。这种方言外部的文化特征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4.3.1 首先，从区内众多方言点的关系看有向心型和离心型之别
向心型方言内部差异较少，其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方言成为权威性的方言，并对各地小方言施加影响，成为全区通行的代表方言。离心型方言区内小方言之间差异大，由于没有明显的经济文化中心，并未形成权威性、代表点方言。向心型方言往往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方言的代表点则常常是历史文化名城。因为区内经济文化交流多，方言间势必比较接近。整个粤方言是向心的，广州音成为粤语标准音，各地方言越来越受到它的巨大影响。闽语中闽东、闽南是向心的，福州、厦门（早期是泉州）是其代表方言。吴语中苏沪杭一带是向心的，早期代表点是苏州话，现在的上海话有更大的影响。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往往都形成过地方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如苏州的评弹、广州的粤剧、福州的闽剧、伬唱、评话，泉州的梨园戏、高甲戏，有的还有方言小说，如苏州《海上花》、《九尾龟》，粤语的“木鱼书”。代表点方言靠这些文艺形式的流传而扩大影响，也靠这些文艺加工更富于表现力，从而使全区的人更为喜闻乐见。离心型方言往往见于经济落后的农村，例如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桂北平话始终没有权威性的代表方言，徽州方言、闽北方言原来的府城（歙县、建瓯）衰落之后也各自为正，没有中心了。
4.3.2 其次，从古今演变的状况看有稳固型和变异型之别
稳固型方言形成之后，较少发生重大变化，传承古代词汇较多，语音系统较为稳定，各音类与中古音的对应比较整齐。变异型方言在形成之后往往多次受到外界的影响，包括不同时代的共同语和周边方言的影响，因而音类与古音的对应不太整齐，词汇的变异也较大。东南诸方言中，闽、粤、客是比较稳固的，保留古语词较多，例如行[,（走）]食[,（吃）]徛[,站立]鼎镬[,（锅）]衫[,（衣）]着[,（穿）]光[,（亮）]利[,（快）]转[,（回）]索[,（绳）]拭[,（擦）]寒[,（冷）]走[,（逃）]。阳声韵、入声韵三分的情况在不少地方还完整保留着。广韵系统的某些一、二等对立，三、四等对立在这些方言还多所反映。唐诗中“囝、郎罢”（顾况）的说法至今福州话还原封未动，陆游所云“歌豪不分”在大多闽语也还依然如故。从现存的福州话韵书《戚林八音》看，近三四百年间福州音系并无明显变动。相对而言，湘、赣、吴（北片）的变异就较大。不但语音系统与古音变异大，词汇上也受到了官话的巨大影响。当然，应该说各方言都在发生变化，只是变化的速度有快慢，变化的内容有多少，变化的方向有不同。广州话一面保留了“卒之，终须，姑勿论，于是乎”之类的古汉语词汇，一面又借用了许多英语词，这肯定是近百年间的急剧变化。福州话四百年间音类变化不大，但近百年间却生成了声变、韵变和调变的一整套新规则。湘、吴方言韵尾变得快，湘语普遍只有5个调类，上海话近百年间也调类骤减，但是这两种方言还保留着整套的全浊声母。
方言的演变是趋向保守还是趋向多变，不是取决于方言自身的结构特点，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闽粤方言稳固是因为距离官话地区遥远，历来又不习学官音，经济生活上走向海洋，到东南亚谋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近二百年来愈演愈烈。客家方言是东南方言中形成最迟的（大概形成于宋元），但是因为在进入闽粤赣地区时，平原地带已有早来人，客家人只能散居山间并且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因而方言意识强烈，多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训，从方言语音到方言词汇都较为保守。现代客家话普遍未形成轻声、变调、儿化等规律。湘赣方言所以变异较大，除了地理上与官话连片、经济交往频繁的因素之外，还有人口参杂的因素。明代“湖广填四川”之后，大量江西人充填到湖南，而江西北半省一千年间显然经过了多次人口的大规模变迁，大量地迁入和迁出。
4.3.3 第三，从方言与共同语及外方言接触的状况看，有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之别
强势方言在社会生活中十分活跃，运用广泛，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有阻力，和弱势方言相处时形成扩展的态势，在边界上往往会使外方言区的人兼通本方言。弱势方言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共同语的普及和强势方言的扩展都会使它缩小通行范围，减少使用人口。决定方言的强弱势的因素也不是方言本身而在于方言的外部：首先是方言区的地域大小和人口的多少。地盘大、人口多是强势的基础，其次是方言的文化类型，一般情况下总是向心型、稳固型方言才可能发展为强势方言。第三，是取决于方言区的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强势方言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上影响大。全国的方言中，看来最为强势的是粤方言了。本来它就是全方位使用的方言，不但通行于日常生活的口语，也可用来唱歌演戏拍电影，还可以用于上课、做报告。在香港，连大学讲台也可使用粤语，书刊上可以专用粤语写作。粤语区向来不甚热心推广普通话。在广东省内，广州话不但是粤语区的共通语，也是客家方言区和闽语区的共通语，至少在城镇和商业服务行业是如此。在香港虽然也有百万以上的人口以闽语或客家话为母语，但不论是老居民或新移民，一概都改口说粤语，最多只在家里使用母语。和粤语相比，客、闽方言都成了弱势方言。在广东省内，闽语区、客语区的人兼通粤语是常见的，粤语区的人极少学习客话和闽语。在弱势方言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湘南土语区，一般人都兼通西南官话，而且许多读音和词汇有时已经分不清何者是土语，何者是官话。在闽北地区，抗战期间不少福州人内迁在城镇落户，不少本地人从而兼通福州话。建国以来，随着外地干部教员入住和本地人外出，已经逐渐普及了普通话。青少年一代有的已经不能流利地使用本地话。这都是很典型的萎缩中的弱势方言。
五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必须注意的几种观点和方法
5.1 传统的汉语研究方法必须综合运用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是抛开已有的汉语研究方法另搞一套。传统的研究汉语方言的方法依然是比较研究的基础。例如方言语音系统的描写方法。方言语音与广韵系统的“历史比较音韵”，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词汇、语义与语法形式、语法意义的对比，为方言词考求本字的音韵论证和词义分析，这些方法都是行之有效，必须沿用的，而且应该综合应用以求对方言有个整体的系统的认识。所谓综合应用就是全面考察，做到平面描写与共时（与普通话）比较、历时（与古汉语）比较相结合。这三者之间不但不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是可以相互证论的。
5.2 加强系统的观念，着重考察大小系统及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任何方言和语言一样都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历来的研究都把语言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来研究，其实这三个系统之间并非并列的子系统，而是三个互为表里，互相牵连的有着相同外延的系统。语音系统应该是从所有的语词的语音形式中归纳出来的，应该包含多音连读时所有的音变规律乃至组词成句时的语调规则；语法结构规律应该管住所有语词的构造规则和组合规则。有些现象本身既包含着一定的语音规律，也是一种词汇现象和语法现象。例如“小称”有时伴随着变调或变韵、变声，有时依存于某个后缀；小称一般是可列举的，属于词汇现象；“小称”标记和规律总是体现着一定的语法意义。
在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的下位，又都包含着多层或多面的子系统。例如语音有音位——音节——连音组——语调群等层次，音位又有声、韵、调的子系统。词汇系统有词类系统、词义系统（义类系统、同义系统、反义系统）核心词和派生词构成的词族系统。语法系统则有语素——词——词组——句子的层级系统和实词——虚词、体词——谓词、单句——复句等分类系统。以往的研究中，语法方面的系统观念是比较明确的，语音、词汇方面则常常缺乏明确的系统观。在比较研究中尤其应该防止就局部的语言现象进行孤立、静止的比较，而应该把该语言现象放到一定的系统中进行考察和比较。这样的比较不但可以准确地展示方言的异同，也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个体方言的特征。
5.3 各种比较都应该从归纳类型开始
对于方言间的各种异同，首先必须归纳出不同的类型。尤其是群体的比较和整体的比较，区分异同的类型更为重要。不论是共时结构的比较或历时演变的比较，都有不同的类型。古全清、次清、全浊是三分还是两分，古入声调的有无，有一类或两类，古塞音韵尾是三分、合一或消失，塞擦音声母是一套或两套或三套，是强化韵头引起声母颚化或是强化韵尾而弱化韵头，有无连读音变，有无轻重音……诸如此类语音特征既可从共时系统区分类型，也可从历时角度区分层次。有些类型的差异是“排中”的，非此即彼，有的则是非此非彼的“中介”现象，语言的不同类型中此类现象特别多。例如实词和虚词之分，常常有不能截然分开的模糊界线。有的方言全浊声母逢塞擦音都清化了，浊擦音尚未清化。变调和轻声现象有时是带有规定性的，非变、非轻不可；有时则是可此可彼的。区分类型时对这种边界现象都应该十分重视，作出具体细致的描述。在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应该尽可能对于不同类型的现象作出解释，这才是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
5.4 有些比较必须注意作量化统计
共时的分类有时是应该以一定的数量为界线的，量是区分不同质的依据；历时的演变则往往是量变的积累引起质变的飞跃。这便是现代系统论十分重视计量研究的原因。研究语言时重视计量研究这是现代的汉语研究工作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方法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看来像不同方言有不同的声类、韵类，不同的音节总量都是很值得作比较的。方言特征词的比较就更需要计量标准了。“厝、骹1、鼎、侬”都是闽语的特征词，但不能因为某个方言这些词都有就非得认定为闽语不可，也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两处有变异就非得把它排除在闽语之外。如果有200条闽语特征词，经过10点20点方言的验证，然后定出一条线，比如说，凡是具有70%条目的特征词，便可定性为闽语，这种定量便可以直接为定性提供科学的根据。
5.5 方言的“外部”比较应适当采用史学、社会学的方法
关于方言间的文化特征的比较，难免要运用大量有关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资料，这就需要参照史料学的方法，鉴别史料的真伪，选择适当的版本，正确理解文献语言的含义。例如关于移民史的资料，不论是正史的记载，笔记的记录，还是谱牒的记传都有必要进行校订考证和审核。未经鉴别的史料有时比没有史料更为有害。关于双方言的调查，方言区人民掌握和使用普通话的情况的调查，关于老中青几代人口音和用语的差异的调查，都是社会语言学的课题，必须参照社会学的方法进行不同社会成员语言情况的调查统计，进行定量分析，才能得出定性的结论。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是在汉语方言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是汉语方言学的深入发展，也是汉语方言学为汉语语言学作出贡献的重要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也能提炼出现论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士元教授曾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希望，让我们重温他的一段话为本文作个总结。
“数十年来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使我们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语言材料。这些材料收集在方言调查报告、专著和学术刊物中。其中有些资料甚至被输入计算机，以便能够应用新技术进行数据库处理。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些丰富的资料该做些什么，怎么解释它们，以及怎样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最重要的内部联系，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少。在中国语言学的这个范围里，有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就是资料丰富而理论贫乏。……我们必须超越仅仅作为语言学理论消极的吸收者的角色，而应该成为主动的贡献者。中国的语言资料是如此丰富多彩，既有类型方面的广泛，又有历史时代的久远。我们处于一种特别优势的地位来做出这样的贡献。”（《汉语研究在海外·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