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的教育主张及参与创建山西大学堂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西论文,学堂论文,李提摩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3-0092-07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年来华，先后辗转山东、满洲、山西，布道传教，赈济灾民。1890年7月，受李鸿章之邀，出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经赫德的推荐，任同文书会（后改广学会）的督办（总干事），主持《万国公报》25年。1902年，协助处理山西教案，开办山西大学堂，被聘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往来于上海、太原之间。1916年，由于健康原因，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
李提摩太在中国活动的45年，正是西方势力大肆侵入中国，晚清社会被迫开埠，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期间，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所保障的治外法权，广泛深入中国社会生活，极力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积极影响中国政治变革，中西文化出现了碰撞、冲突、融合、互动的情势，中国社会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提摩太热切参与其中，在传教布道的同时，先后参与赈灾、办报、办学，并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投身教育，斡旋外交，抨击革命，与当时的中国上层官员和重要人物交往甚密。[1]光绪太傅翁同龢称他为“豪杰也”[2]，康有为也公开承认“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3]。李提摩太“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4]。其言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提摩太在华的活动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主要是传教和办学。尤其热心于办学和发展现代教育，并在当时之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在外国传教士兴学活动中“以李提摩太成绩最为显著”[5]，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则是借处理“山西教案”之机参与创办山西大学堂，他是通过对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进而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草创和中国近代化发挥了促进作用的一个典型代表。[6]
一、李提摩太对晚清中国教育状况的认知和批判
西方传教士来华之最初目的，就是想以基督教教义来影响和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即以西方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他们的宗教努力在中国屡屡碰壁，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知，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推介，在客观上为中国人认识现代西方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注入了新风，对推动中国社会变迁转型产生了很大影响。和其他晚清来华传教士一样，李提摩太是在在华传教的过程中接触和认识中国的社会的，由宗教而政治，由宗教及社会，由传播福音、培养信徒到关注民生、关注教育。在晚清的教育变革中，他与国内的有识之士一道形成了推动晚清中国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纵而观之，李提摩太对晚清中国教育状况的认知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和培养目标、教育内容、科举考试选才等几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和培养目标的批判
清季以来，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已是千疮百孔、衰微破败的景象。传教士来华后，以强大的西方列强为后盾，以西方的价值体系为圭臬，以西方近代教育为参照，把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进行比较，对中国传统教育猛烈抨击。在封建中国，“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无数儒生父母一生的期许。来华传教士敏锐地观察到这种价值取向：“中国人笃信教育……因为受教育是通向由政府给予荣誉与金钱的正统之路，而且它也是使得驰骋于年青人头脑中的狂热野心得以最后实现的一种方式。”[7]美国传教士何天爵也认为，“西方人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做官，而所有那些东方的莘莘学子孜孜砣砣，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生职业”。[8]读书人除了功名利禄，别无所求。李提摩太针对这种情况，强调教育的目的：“它将不只像现在的目的那样，使读书人能去做官，而是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在男子和女子中间造就更多的有本领的人”[9]。应该说，晚清时期，中国教育仍然为传统教育观念所左右，因而来华传教士否定“学而优则仕”等言论，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旧观念形成极大冲击，也使将培养仕宦之才作为学校教育惟一目标的思想产生动摇，而造就掌握各种新知识、新技术的专门人才，事实上成为此后各类新式教育机构创办的基本动因和追求目标[10]，这无疑具有开风气的积极作用。
2.对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的批评
中国的学校教育历史悠久，但统观晚清教育之状况，仍然是“学生们在接受着与十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所经历的一模一样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学方法都没有丝毫的变化，没有哪个学校会为此召开校务会，并做出决定认为哪些教科书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而代之以现代的书籍和新式的教学法。甚至还没有哪一个人提出过这样指导性的建议”。[11]教学内容陈旧落后、空疏无用，致使学校教育在培养人才、传承文明、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由强转弱。中国传统教育内容之弊端，早被西方来华传教士所察觉：“今所教者不过词章之学，于德行道艺全不讲求，无怪廉能之士寡，而经济之才疏。上不以为教，故下不以为学也。”[12]，中国虽面临“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但这种状况鲜有改变。李提摩太对此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矫夸大之辞以自文饰，动曰事非先圣昔贤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记载，学者不得过而问焉”，全然不知“泰西之轮楫旁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顾学校之书，祗知述古，自囿方隅，不能通博五洲近达时务为可惜耳”[13]。中国传统教育历来排斥实学，轻视实践。“加、减、乘、除以及小数的运用，这都是每个中国人每天必需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没有人教。”[14]李提摩太认为，中国之读书人读的是从前的古书，作的是无用的八股文章，既不学习最新的知识，又不观察今日民情国事，为官之才从何而来？“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识时通变之才而用之，其于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15]李提摩太主张教育内容要中西兼容并包，他把中国之旧学和西方之新学之关系比作单轮车和双轮车，认为“单轮之车，未尝不可以行远。然改为双轮，牵以骏马，不尤稳而尤速乎？”因此，他认为，“中国旧学阅数千年，决不可废。今既与万国来往，则各国通行之新学亦不可不知。增之则大益，不增则大损”。[16]
3.对科举考试选才的抨击
正如当代著名学者罗志田所言，科举制本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17]但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选官和考试制度在清季却病入膏肓，不仅竞争激烈，而且非常残酷，得之则荣，失之则辱，成功者和落榜者悲喜两重天，命运截然相反。加之考试内容单一而又一成不变，使得学子无学，根本难以应对新的局势。李提摩太虽然没有完全否认科举取士的“意美法良”，但科举考试的目的、内容和形式却多有诟病。他认为，中国人读书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而所学内容空疏无用，且与时代脱节，“专讲一门，其道太隘”，同时，科举考试“题目不广，只讲本国之事，不知各国治平之法”[18]。亦如花之安所说，整个社会“惟科目则为正途，人皆趋于八股，不暇及于他学”，致使士人“坐而一言不能起而行”，“病国病民，非八股为甚”[19]，八股文只是求得功名的工具或阶梯，根本不能经国治天下。同时，李提摩太认为，科举考试“三年一科，取士太寡”，致使“学者既少，人才益稀”，导致“今日中西交涉，隐受巨亏”。[20]
二、李提摩太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倡导和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
李提摩太在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大力推介和倡导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积极为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出谋划策。
1.富国必先立教
李提摩太在中国基层社会传教的实践，使他较直接地了解到中国教育的实际，较多地关注中国教育之状况，并强调教育在国家兴衰发展中的作用。1884年在山西进行传教、赈灾期间，李提摩太给山西地方大员上书《富晋新规》，特别强调学校教育不仅是山西由贫致富的首要之途，也是今日中国的第一要政和急务。他说，“兹揆中国要图，第一莫先于教。”“且西国西教日兴，中国如再迟十年不教，虽欲立教，恐百年亦有所不及，益知教之所系大且急也。”[21]甲午战败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对中国强国之路的反思，“教育兴国论”再次勃兴。1895年5月，李提摩太指出：“中国若不即日更改学校之制，士子但读古书，但知我为首出之大国，素著盛名，彼他国兼远出我下，微特不知他国之善己也，终必并其本国之善而亦失之。”[22]为此，他详考欧美各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把泰西英法德美俄诸国的强盛归因于教育事业的发达，“盖因好学而得，识见既高，才力自大故也”。“若中国欲胜各国，亦必立普书院，一时虽难齐备，而创始不可缓也”。1889年3月，李提摩太亲自考察了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亚洲的日本，撰写了《新学》一文，介绍西国学校的大略，并酌定中国学校的新章。他通过比较军事与教育的作用，强调教育在一个国家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盖国家有事之秋赖兵法，承平之日赖学校。而兵法或百年不用，学校实不可一日无之。”一人不学则无术，一国不立学校，“何能敌他国之博”。他特别批评国家投资办学是劳民伤财的错误观念，指出国家应大力投资兴办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他说：“或谓朝廷每岁费数千万银设立学校，岂非伤财害民之事与？曰：非也，此母钱也，他日之所进比今日之所出多也，此其效，观西方之德国，东方之日本国可见。”[23]
2.开设新学堂，建立新学制
从理论上讲，学校重在育才，科举重在选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科举社会中，二者却混为一体，学校沦为科举的预备场，科举成为学生的最后归宿，这样的结果是学校培养不出人才，科举也选拔不出人才。李提摩太在他的《新学八章》中，详细具体地描绘了他所设想的中国新式学制：“一、国家必须先设一教育新部，以专责成。令其于各省要处皆设立新学。二、朝廷宜特赐新部专权于各省，免得督抚升迁调换之际，于新学有碍。三、设立新学，除现在各学费用之外，至少须先发银一百万，嗣后再随时酌补。四、朝廷宜饬新部督劝各省绅商富户，令量力捐输银两，以补朝廷发款之不足。”[24]同时，他又强调“应请国家增立广学部，将报馆、译书、书院、科目四者，兼有学部总揽其成，庶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25]“俾知新学为当务之急，实力讲求，亦设立新学部”。[26]李提摩太指出，西方各国教育人才的方式总计有三种，学校、新闻报馆、书籍馆（图书馆）等，即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可分为初学、中学和上学三个阶段。初学以7至15岁左右为度，以粗通本国语言文字和数学以及地理、历史为目的，个别聪颖的人可选学他国语言文字；初学期满后，升入中学，以15至21岁上下为度，主要课程有道书、史书、志书、交涉学、算学、格物学（物理）、化学、电学、重学（力学）、医学、制造学、全体功用书（生理学）、动植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画学、音乐学、农学、商学、体操学等。中学期满后，升入上学（大学），以21至26岁上下为度，所学内容与中学相同，但较之更深，并以培养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为目标。他通过介绍英、法、德、俄、美、日以及印度等国的学校数量、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学校每年活动经费等内容，概述了外国教育发展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分别按照上述7国的升学率、投资率计算出中国学校教育应该发展的状况，[27]使中国人读后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外学校教育之间的差距。李提摩太针对中国的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与时代脱节的问题，主张在教学中加入《新学》的内容。他在《新学》中详细地解释了“新学”的含义，并把新学的内涵概括为“横、竖、普、专”。所谓“横”即不仅学习本国的学问，更要掌握其他国家的先进知识，“我国所重之要学学之，即各国所重之要学亦学之”；所谓“竖”即要选择性学习，不能囫囵吞枣，所有知识一概学之，各国学问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各国重要学问之中有当损益者，应知选择”；所谓“普”，强调“学无不兼包并举”，从知识门类的角度，告诉人们声、光、化、电各门学问都要掌握；所谓“专”者，精通一科或一业，“专精一学，而能因事比类出新解至理，于所学之中莫不惊其奇而说其异”。
3.改革科举制度
李提摩太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读书入仕”教育目的存在偏颇，主张加以改革，“将不只像现在的目的那样，使读书人能去做官，而是要在社会的各阶层中，在男人和女人中间造就更多的有本领的人”。他主张要“广学”、“博学”、“实学”和“专学”，学习对社会实践有指导作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如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矿学、格致之学、光学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要求广学博闻，考究一切实学；对于个人来说，他主张“各按所志，专务一门，始各明其理，各精其业，方免多不胜读，而蹈涉猎不精之弊”。[28]针对科举考试中的弊端，李提摩太主张对传统科举制进行改革，将“西学”列为考试科目。他在1894年提出科举考试中应增设“泰西史学、格致学、富国学”，1895年，他在《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提出“凡学院考取生童，主考总裁取中举人、进士必就西史命题条对，如生童考经古及乡、会试第三，策问之类必其洞晰无遗，始克题名各榜。”1896年，他在《新政策》再次表明自己对科举考试改革的态度，认为“中国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废也”，但科举考试“题目不广，只讲本国之事，不知各国治平之法”，且“三年一科，取士太寡，专讲一门，其道太隘”，致使“学者既少，人才益稀”。针对这一现象，李提摩太提出在科考中增设中西一科，取消三年一科的限制，“每年每府，取进中西学秀才约百人；每年每省，中式中西学举人约百人，每年中式中西学进士约百人；每年，殿试钦定点中西学翰林十人”。这样，“济济多才，方驾大地矣”。1892年，他提议创设一种新的考试制度，“逢科场之时，除中国科场以外，由广学会人另设西学书院。随科招集，应考各人情愿自到书院考试者，将西国治民四大善政别作一考。初考之时，由西人考取。俟中国人明白后，再由华人自考”[29]。总之，李提摩太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是十分暧昧的，既赞赏科举制度的内在价值，又要求增加西学内容；既鼓吹开办新学校，又提倡保留旧功名。这就注定了李提摩太科举制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
4.鼓励留学教育
李提摩太多次提出要鼓励中国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各国情况。1895年，李提摩太发表《新政策》，认为“今日中西交涉，隐受巨亏”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朝野不通西方各国之情，因此，他主张“宗室近支王公，须选派十人分往各国游学。京师各大员及十八省督抚之子弟应各派遣出洋，读书数年，周知外事。中国京外正途人员，如翰林等官应派通古今识大体者百人，出洋分门学习”[30]。“如中国翻然变计，欲广新学，宜特简派亲王游历五洲，遍览各国风俗政事，俾知新学为当务之急，……从此渐推渐广，人材辈出，为国宣劳，为海疆保障，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又何难架出西人之上哉！”[31]让国人感同身受中国在教育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可以直接影响新式教育制度的制定，这一建议，对于晚清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三、李提摩太参与创办山西大学堂的实践及其影响
在中国创建近代大学是李提摩太几十年孜孜以求的夙愿，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特别是经费的限制，终究没能如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晋省仇教情绪高涨，大批传教士和教民被杀，教堂被毁，酿成震惊中外的“山西教案”，致使联军压境，并勒索白银225万两。危局之下，李鸿章向清政府建议由李提摩太出面斡旋和解决“山西教案”问题，并电请“李氏来京协助解决山西教案，……希望找到一个除用兵山西外的赔偿办法。”[32]历史就此赋予李提摩太一个难得的机遇，1902年，在李提摩太动议下，清政府同意用“山西教案”的部分赔款创建一所大学堂，并由李提摩太任学堂总理，至此，他终于实现了创办近代大学的梦想，这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利用“庚款”创办山西大学堂，开拓了近代赔款使用的新渠道
辛丑事变后，李提摩太因“曾在晋省多年”，“办事公允”，“为人正直”，“对晋省关心”[33]，被邀来山西解决教案及商务问题。1901年5月29日，李提摩太提出解决“山西教案”的《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交付李鸿章。此章程共七条，其第三条称：“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稗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34]。李鸿章对此建议极表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延聘教习、安排课程、管理经费等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同时，又电告晋抚岑春煊遵照办理。1901年11月，《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签字，双方就“山西教案”赔款及使用办法达成一致。《合同》对大学堂办学经费、校舍建设、事务管理、学生选拔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合同签署后，晋抚岑春煊于同年12月依照合同规定交付李提摩太中西大学堂经费银10万两，李提摩太收款后即在上海聘请教习、购买仪器设备，并在上海筹办大学堂译书院，开始为中西大学堂开学做各种准备。
1902年，在李提摩太的倡议下，将先期创建的山西大学堂与中西大学堂“归并办理”，分设中斋和西斋，6月7日，双方签署《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取代原《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并进一步规定了经费之用度。“前订合同所指定晋省筹出之司库平纹银五十万两，今作为大学堂西学专斋经费，请李提摩太代为经理，以十年为期。自光绪二十七年付款之日起，扣足十年，即为期满。如未届十年，五十万款项用尽，亦即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倘已届十年期满，无论款项有无余剩，均即交由晋省官绅经理，足以符原议。”“西学专斋经费，除光绪二十七年付过银十万两，光绪二十八年再付银十万两为开办经费，下余三十万两，于光绪二十九年起，每年付银五万两。至光绪三十四年一律结清，均在晋省交付。至付款之期，以华历六月付一半，十二月付一半，不误支用。”“此合同限期内，所有西学专斋总分各教习、委员司事薪水、饭撰，夫役工食，及建造屋宇，购置图书、仪器、器具、笔墨、纸张，并译书一切费用，统归西学专斋经费项下动用，按年造册，交由总理督办详呈巡抚核销。至西学专斋总理督办各员应支薪水，由中学专斋筹给，不在西学专斋经费内动支。”[35]
可以说，山西大学堂的创办，是在清政府改造传统书院、创办新学堂的大趋势下建立的，但又离不开“山西教案”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发生和解决。既是奉诏行事的结果，又与李提摩太以及发生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山西教案”的处理密切相关。[36]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巨额赔款悉数饱入列强囊中的惯例下，李提摩太在斡旋和处置“山西教案”之前前后后，将晋省赔付英国赔款用于创建大学堂，希望对山西文化之提高、经济之发展有所裨益，此举亦是鸦片战争以来尚为少见之作为。[37]
2.较早地开展分科教育，使山西大学堂避免了后期学堂改制的周折
按照李提摩太的说法，开办山西大学堂的目的在于“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考究中西有用之学”，以“为开启民智联合中西起见”。因此，他在山西大学堂开办之初就提出西学专斋实行分科教学，设文学、法律学、格致学、工程学、医学5科，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按照学生注册先后、学习程度、学业基础之差别实行分班、分教室上课，形成了独特的山西大学堂“一校两制”的办学模式。1903年，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规范了大学专门分科，即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以及经学科，并明确提出了大学堂的设置标准：“以上八科大学，在京师大学堂务须全设，若将来外省有设立大学堂者可不必限定全设，惟至少须置三科以符学制。”全国各省在壬寅年朝廷颁发“兴学诏”后书院改学堂风潮中创建的一大批大学堂，均因不符合学制要求而改为高等学堂，或者停办，独有山西大学堂因为有传教士的介入，亦因较早地契合了大学堂标准而得以保全。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成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三所官办大学，三所大学各以其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和教育实践开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先河，亦直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在创建初期建设和发展的特点。[38]
3.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借鉴西方模式，使山西大学堂较早地步入了现代教育的路径
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开办之初就采用英式新法，分预科、专科两级，预科学制三年，专科学制四年，专科分法律、工程、采矿、冶金等四科。课程分设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学、矿学、格致、法律、世界史、西洋史、英文、图画、地理、博物等，并开设了体育课。教学主要靠外籍教习讲授，讲课采用的是英语。西斋分班进行教学，上课有定时，每周36小时，每天上、下午各3个小时，星期日休息。
1904年8月，山西大学堂侯家巷新校址建成，中西两斋师生全部迁入，并开始在此上课、办公及食宿。在西斋的影响下，中学专斋亦大力推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学专斋高等科改为一、二两类，第一类以文科为主，第二类以理科为主，课程增设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体操等新学科新课程，旧有课程除保留经学外则一律取消。这样，中西两斋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就趋于一致。随后，为适应新课程之需求，中学专斋又陆续增聘各科教习。同时，在课时配置及作息时间上亦进行了相应调整，规定每周上课24课时，每日上、下午各两课时，星期日休息。这样，中西两斋渐趋融合，奠定了清末民初学堂学科专业发展的基本格局及其办学特色。
山西大学堂使用的教材也多取英文。李提摩太由西斋的经费中每年拨出白银1万两，在上海专门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山西大学堂西斋预科、中斋高等科以及山西和国内其他地方的师范学堂、中学堂翻译教学所急需的教材。从1902到1908年，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先后译书23种，不但解决了山西大学堂的教学困难，而且提供全国的高等学堂使用。其中高等学堂用书大多译自英文。
此外，山西大学堂还派出大批学生留学。由于山西大学堂特殊的背景，成批向国外派出留学生，特别是向英国派出留学生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1904年和1905年，先后两批派出赴日留学生60人，1904到1910年间，先后派出36人直赴英国留学。
四、余论
检视晚清中外教育之互动，可以发现，一方面，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开始发生变化，基本趋向是教会学校不再把培养神职人员作为惟一目的，“不仅要培养传教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员等等”[39]，与此相适应，教会学校中世俗课程比重增加；另一方面，国内的教育政策也发生重大转向，其显著的特点是除旧与布新相辅而行，改革传统教育与推进新式教育同时并举[40]，同时，各式学校亦兼习中学、西学，延聘西师，鼓励出国游学等。
这种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碰撞、冲突、融合、互动的情势，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传教士及其在华活动，提供了一个参照。正如袁伟时教授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中评价来华传教士时指出的：“他们是传教士，当然要宣讲耶稣，但他们活动的重点是针对中国富强和治国的需要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对实行宗法专制制度的晚清来说，这是一种启蒙性质的活动”[41]。孙燕京亦说：“李提摩太孜孜以求的是播撒上帝的福音，但他的传教事业却几乎乏善可陈，反而在世俗事务中取得世人的认同，甚至成为中国改革先驱的思想资源；他自西而东趸来的宗教没给中国社会留下多少痕迹，而那些夹带来的科学却给后世中国带来了长远影响；他没能引导中国人走向上帝天国，却给了中国人以科学的现代启迪从而使中国迈上复兴的康庄大道”[42]。“可以有把握地说，传教士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而办教育的”，但由此“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同时打开满足求知欲的道路”[43]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注意到，虽然李提摩太在宣传和推进现代西式教育的过程中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办学的效果还是差强人意。山西大学堂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应该是在1912年收回教育主权之后。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成了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殖民力量。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甚微，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英国传教士不同于美国传教士和福音派传教士，很少有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更倾心于做基层民众的福音传播工作。载入高等教育史册的英国人只有浸礼派传教士李提摩太，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知识阶层频繁活动，利用英国分享的‘庚子赔款’，于1901年创建了山西大学。毫无疑问，这所大学在建立之初清晰地留下了英国烙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很快地摆脱了这种影响，完全中国化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印记已所剩无几。1902年和1903年颁布的钦定章程中含有高等教育的有关条文，这些条文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山西大学模式的影响，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44]虽然，许氏所言有失偏颇，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李提摩太兴教办学的动机不纯，最终是为了服务传教事业，创办山西大学堂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二是缺乏丰富的办学经验，李提摩太来华之前，只在中小学工作过，并没有在大学工作的经历，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也是不完整的。三是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结合不够，在办学过程中，照搬西方模式比较生硬，继承传统也考虑不够。四是精力投入不足，李提摩太名为山西大学堂西斋经理，但长期远居上海，主要精力用在了办理广学会事务上。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李提摩太在华教育活动的缺憾。
收稿日期：201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