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文献论文,财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298(2010)02-0114-12
在过去的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将收入和支出的权力转移给下级政府的趋势，这一趋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Sarkar，2000)[1]。理论界也就不乏财政分权的研究文献，其中对财政分权后果的研究，尤其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更是热点之一。有关财政分权，财政分权的后果，以及财政分权的决定因素这些理论研究是紧密联系的(Musgrave，1959[2]；Oates，2003[3])。从某种程度上讲，现有文献的研究范围主要是覆盖财政分权和下列因素的关系：财政稳定、公共部门规模、效率、地区间的竞争、民主、政府数量和经济增长(Granado，2003)[4]。而且，根据规范的公共财政理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安排主要涉及支出划分、收入划分和政府间转移支付三个部分，可见，财政分权本身所覆盖的范畴很广，文献收集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对其总结不能详其所有方面。因此，不可能对所有有关财政分权的文献进行综述，本文仅梳理出有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观点和经验研究结论，最后结合我国财政分权的实践，进行简要的评价并得出几点启示。
一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规范研究
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一直被作为实施财政分权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正如Oates(1993)[5]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有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未形成一致的理论框架，甚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都是非常模糊的。他就此正式提出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问题，也就是财政分权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
一般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财政分权程度普遍要低于发达国家。Oates(1985)[6]分析了43个国家的样本，结果显示：在18个工业化国家中，中央政府支出占全部支出的平均比重为65%，而25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平均比重为89%，它们的中央财政收入平均比重甚至超过了90%。Bahl和Nath(1986)[7]的研究发现也印证了这一财政分权现象。Wasylenko(1987)[8]甚至认为发达国家的分权度平均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倍。
（一）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由于财政分权理论是以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更有效率为研究的切入点的，所以，分权与增长之间的连接主要是通过分权对效率，也就是通过对消费者效率和生产者效率的影响实现的（Martinez-Vazquez和McNab，1998）[9]。Oates(1993)[5]也认为，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分权的经济基础。财政分权理论所涉及的“效率”主要是指消费者效率(consumer efficiency)或称分配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生产者效率(producer efficiency)或称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消费者效率是指支出政策更好地适应纳税人的偏好所带来的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于该效率的获得来自于对资源的最佳配置，故又被称为分配效率。生产者效率则是指以相同数量的支出生产数量更多或质量更高的产品，或者是相同数量的产品或服务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时所获得的额外收益（Martinez-Vazquez和McNab，2002）[10]。下面将从消费者效率和生产者效率两个角度入手，总结规范研究文献中有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观点。
就消费者效率而言，一般认为财政分权能够提高消费者效率。因为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也就更能激励他们提高效率（Bardhan和Mookherjee，1998）[11]。而且，由于辖区内的居民被赋予更多的决策权(Hirschman，1970[12]；Oates，1993[5])，或者居民可以通过辖区间的流动而获得更广的选择权(Tiebout，1956)[13]，所以，由地方政府分散提供公共产品能够更好地适应居民的偏好。不仅如此，赋予人们更多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和热情，会增加他们对政府的支持，最终促进民主的进步和社会的稳定。
理论上财政分权能够提高消费者效率，但在实践中，消费者效率本身是难以衡量的，也就无法通过经验分析来检验这一命题。特别是存在外部效应时，财政分权对消费者效率的影响就更加难以衡量了(Bird，1993)[14]。因为外部效应的存在会导致不同辖区间居民不一致的激励，因此不适合由各地方政府分散提供公共产品。而且，财政分权要发挥对消费者效率的作用需要满足一些假设条件，但这些条件在现实中是很难达到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能够获得多大的消费者效率不仅取决于各级政府所拥有的辖区内居民偏好等信息的多寡，还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想要或者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信息①。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通过财政分权获得的消费者效率是极小的（Bahl和Nath，1986[7]；Prud'homme，1995[15]；Bahl和Linn，1992[16]；Tanzi，1998[17])。Prud'homm(1995)[15]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去揭示不同辖区间偏好的差异性，而是如何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在各地区收入不平衡的情况下，分权造成贫困地区更加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而无从获得消费者效率(Rowland，2001[18]；Prud'homme，1995[16])。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及民主机制的不完善也限制了“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实现（Davoodi和Zou，1998[19]；Tanzi，2000[20]）。
就生产者效率而言，更多的文献是关注产出总量的提高而不是产出质量的提升。如果财政分权能够促使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更接近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话，就可以带来更大的生产者效率，必然会引起收入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Martinez-Vazquez和McNab，2003）[21]。Sewell(1995)[22]认为，这是因为许多国家有功能良好的地方政府，他们有更强烈的动机来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但是，这一观点却遭到Bahl和Nath(1986)[7]、Tanzi(1998[17]，2000[20])和Prud'homme(1995)[15]的反驳，他们认为，由于中央政府能够以更高的薪资和更好的职业前景来吸引更优秀的人才，使得中央政府的操作比起地方政府来更接近技术临界线。另外，中央政府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其提高生产效率。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只有很少的公共产品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而由中央政府提供，况且实际上所谓的规模经济要比理论预期少很多（Bird和Hartle，1972[23]；Oates，1972[3]；Eden和McMillan，1991[24]；Prud'homme，1995[10]；Sewell，1995[22]；McMillan，1995[25]）。甚至有经验研究表明，某些公共产品或服务在由地方政府提供时的成本更低（Campbell，Peterson和Brakarz，1991）[26]。
即使从各国分权的实践结果看，分权在一些国家取得成功，但却在一些国家失败，这可能是因为各国政府实行分权的目的不同导致的结果。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实施分权政策通常并不是为了获得效率，而是基于其它方面的考虑。在很多时候，中央政府乐于将赤字、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或政治压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却没有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在税收、举债或安排收支结构等方面的决策权，这种自上而下的分权②使得财政分权的效率不升反降（Arze和Martinez-Vazquez，2003[21]；Bird，Ebel和Wallich，1995[27]；Bird，1993[14]；Bird和Fiszbein，1998[28]；Shah，1998[29]）。更重要的是，由于制度上的约束，分权在理论上的效率往往在实践中被严重破坏(Tanzi，1998)[17]。地方政府往往没有能力形成现代的、透明的支出管理制度，而且其行政能力可能很弱，无力制定和执行计划。地方权限的规模（通常是政治因素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并不总是和实现分权潜在的效率要求相一致。显然，财政分权对消费者效率、生产者效率的影响在理论上没有形成定论，无法明确回答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1.财政分权、公共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Prud'homme(1995)[15]认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监督的财政分权可能导致资源在某些地区的集中，从而加大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差异，而集权化的公共部门则会通过将资源从相对发达的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来实现资源在地理上的均等化。反对意见则认为，在集权化的体制下可能会忽视某些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地区对公共产品更强烈的需求，反而加剧了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等化③。多数学者认为，公共资源配置在地理上的不均等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要取决于不均等的程度，一定程度内的不均等反而会对落后地区起到激励和示范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过大的差距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平衡。
2.财政分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经济增长
Bahl和Linn(1992)[16]，Bird和Wallich(1995)[27]及其他学者均认为，财政分权下，收支权力转移的过程可能会促进政府间的竞争，改进效率，加强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且，竞争还能够激励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使本地区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好的制度和政策的扩散又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资源和经济活动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也可能带来零和(zero-sum)甚至负和(negative-sum)的结局（Martinez-Vazquez和McNab，2002）[10]。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特征也可能导致竞争中的地方政府对该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Break，1967[30]；Strumph，1997[31])，阻碍经济增长。
3.财政分权、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可能使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变得复杂，提高了各地区间和上下级之间相互协调失败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阻碍财政改革和宏观经济调整的进行，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Prud'homme，1995[15]；Tanzi，1998)[17]。学者们普遍认为，机制设计不合理的财政分权会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最终导致经济衰退。Easterly(2000)[32]研究了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早期阿根廷和巴西的经济危机后发现，总体上该时期两国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是进步的，因此至少不能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分权政策，而应该是债务危机。Mclure(1995)[33]，Sewell(1995)[22]和Spahn(1997)[34]甚至认为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并没有有效的联系。
4.财政分权、腐败与经济增长
政府官员同“经济人”一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实现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偏离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不利于经济增长。对于这一观点理论界已形成共识。但是，财政分权与腐败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从近来的理论研究结果看，如果强调的是分权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或对政府官员的直接监督，则认为财政分权有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并减少腐败。Klitgaard(1988)[35]、Persson和Tabellini(2000)[36]认为，财政分权下，地方官员只在一定的区域内履行特定的职责，要对自己的行为直接负责，这使得对其业绩的评价和责任的追究相对容易。而且，由于居民拥有选举权并对本地官员的行为有着更直接和清楚的了解，这样，政党或地方官员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必然会增强责任感，减少腐败(Seabright，1996)[37]。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居民和资本而展开的竞争也会减少地方官员的寻租能力（Brennan和Buchanan，1980）[38]。但是，另有研究者认为，分权可能会滋生腐败，因为分权使中央政府的作用减弱或失效，缺乏对地方政府间分散的决策权进行监督和协调的权威。这样，就如垄断会导致垄断价格一样，地方政府可能抽取“超额”租金，助长了寻租行为（Schleifer和Vishny，1993[39]；Prud'homme，1995[15]；Treisman，2000[40]）。同时，较中央政府官员而言，地方官员的能力不足、薪金和职业前景有限，所以在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地方利益的压力时可能不理性。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由于地方政府机构里的腐败是根深蒂固的，公民必须支付贿赂才得以获取他们已经为此支付了税收的公共服务，所以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官员寻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Vito Tanzi，1994[41]，2000[20])。除此以外，还有学者认为，在探讨财政分权与政府官员腐败这个问题时，要注意区别财政分权对腐败的多层次影响(Carbonara，2000[42])，以及不同类型的财政分权对腐败的影响（Careaga和Weingast，2000[43]；Persson和Tabellini，2000[36])，特别是财政收入与支出权限的不同划分对腐败的影响是不同的（Raymond，Fisman和Roberta Gatti，2002[44]）。
二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理论界虽然非常关注财政分权的影响和应用④，但对财政分权效果进行量化研究还较少（Marinez-Vazquez和McNab，2003）[21]。在为数不多的有关财政分权效果的经验研究文献中，涉及最多的主题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缺乏一个正式的理论框架，使得研究者无法建立起一个有价值的模型，经验分析也没能够提供一种确定性的结论。
（一）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直接经验分析
1.经济增长对财政分权的影响
许多研究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分权是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的结果⑤。Roy Bahl和Johannes Linn(1992)[16]主张先有经济发展后有财政分权，一国只有在经济发展趋于成熟阶段才会产生分权的需求。Mullen(1980)[45]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研究分权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人均收入水平与财政分权度正相关，而这一研究结果与Giertz(1976)[46]的结论正相反。Oates(1972)[3]采用58个国家作为样本数据，发现人均GDP和财政集权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ommerchne(1977)[47]、Oates(1985)[6]、Bahl和Nath(1986)[7]、Wasylenko(1987)[8]和Panizza(1999)[48]印证了这一研究结果，即经济增长是财政分权的原因。Kee(1977)[49]利用64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检验得到相同的结果，但有趣的是，在其中的45个发展中国家里，人均GDP和财政分权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2.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分析可以追溯至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因为通常是以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或者是以中央政府支出增长率来衡量政府规模的，而它们可以代表集权度。Landau(1983)[50]、Aschauer(1989)[51]和Barro(1990)[52]研究发现，中央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人均收入增长率负相关。Ram(1989)[53]的发现却与之相反。近年来，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文献开始逐步增多，但是这些研究得到的结论却不尽相同。现将主要的相关文献及其研究结果归纳如表1所示。
在表1所列举的文献中，1-5篇是跨国研究，6-16篇是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17和18篇是对美国的相关研究。很显然，这些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直接经验分析没有得到确定性的一致结论。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内部，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结果都是不同的。而这个结果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调的判断是相吻合的（Oates，1993[5]；Cuess，Loehr和Martinez-Vazquez，1997[71]；Bahl，1999[72]）。因此，政策制定并不是一味地尽最大可能去增加分权度，而应该根据一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寻求分权的最佳状况。
（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间接经验分析
除了上述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直接经验分析外，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隐含的间接关系，即财政分权通过对中间变量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且，经验分析是否支持财政分权有可能通过对公共支出、地区间资源配置、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宏观经济稳定和政府治理等因素的影响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呢？
相关经验研究文献主要是通过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基本元素，即投入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来判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artinez-Vazquez和McNab，2002）[10]。许多研究发现，公共基础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作用(Aschauer，1989[51])；Easterly和Rebelo，1993[73]）。而Davoodi和Zou(1998)[19]的研究却表明，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原因，可以用分权下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来解释。他们认为，即使有最优的分权度，在错误的支出项目上的高投入也可能导致更低的经济增长率。同时，Davajaran，Swaroop和Zou(1996)[74]在研究公共支出结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的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公共支出的资本结构却对人均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他们推测，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就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过多地用于资本投入而牺牲了生产性支出水平。李涛和黄纯纯(2008)[75]考量分权、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经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以及财政分权显著地阻碍了经济增长，而其他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但遗憾的是，根据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搜索，财政分权是否作用于地区间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地区间资源的配置状态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经验分析的支持，也就无法证明财政分权能否通过影响公共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财政分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同样缺乏经验分析，只是基于理论上的分析。而且，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文献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也无法证明宏观经济不稳定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Fischer，1993)[76]。
财政分权与腐败关系的研究在理论上没有达成一致，Bardhan和Mookherjee(2000)[11]指出，各级政府的腐败倾向是因特定场景而有所变化的，理论上很难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确定性的关系，应当通过经验研究来评估。Huther和Shah(1998)[77]的经验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政府质量和民主的扩张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研究没能控制其它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等因素对腐败的影响，因此，其经验研究结论可能受干扰。Fisman和Gatti(2000)[78]则进一步引入更多的解释变量，涵盖主要的政治、经济因素，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分权化程度越高，政府越廉洁。Arikan(2000)[79]，Gurgur和Shah(2002)[80]，也通过经验研究证明，财政分权会使竞争性的地方政府数量增加，减少了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空间。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81]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我国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但是，Treisman(2000)[40]的经验分析却得出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结论。
这些间接经验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中间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无法直接得出财政分权是否可以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影响，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由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概念都较为广泛，许多变量都会对它们产生影响，所以，需要全面认识和系统研究三者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包括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中间变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彼消此长的相互作用和带来的后果。
三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述评与启发
（一）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方法：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财政分权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所覆盖的范围较广，财政分权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几乎涉及了除货币政策以外的所有政府政策问题（Grewal，Brennan和Mathews，1980）[82]。然而，财政分权的相关理论无法给出一个关于要不要分权以及如何分权的指导原则，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分析的结论也各不相同，乃至相互矛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缺乏一致的理论支持外，还可以从经验研究过程来探究其中的原因。
由于不同国家在具体国情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不同学者研究的立足点有所不同，对财政分权的认识和数据的提取，以及选取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就各不相同，这也许是他们得出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财政分权理论的国别比较研究就缺乏可比性。而且，即使是研究同一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不同的研究者也可能得出迥然相异的研究结论。因为财政分权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仅用单一的指标是很难全面衡量一国财政分权状况的，即便是使用多个指标也不能囊括财政分权的各个方面，只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或角度对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予以近似的反映。
因此，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应该撇开财政分权的利弊之争，更不能照搬国外已有的经验结论，而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以可靠的经验研究为基础，客观地判断我国财政分权的实施效果，检验财政分权是否与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相吻合。除此以外，财政分权还包涵有相当的民主涵义和一些管理方面的要求，所以在进行经验研究之余应结合规范研究，对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辅以一些定性的评估和说明，使得出的结论更能接近于现实，更为全面和客观地评价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效果。
（二）财政分权指标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影响财政分权决策的因素有很多，财政分权本身也是多维的，所以，很难给出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准定义。不同的学者对财政分权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和偏重，从而影响其对财政分权指标的选择。而财政分权程度的度量对经验检验十分重要，财政分权指标的非唯一性，可能会影响到经验分析的结论。
在目前的文献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在度量财政分权时一般只采用简单的收支份额度量财政分权。而事实上，对财政分权程度的衡量除了要考虑财政权力在各级政府之间的配置之外，还受到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体制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使两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有相同的收支份额，但收入来源或决策的自主权不同也会导致二者的财政权力并不对等，这一点对于跨国研究尤为重要。即使是对同一国进行研究，经验分析的结果也会受到财政分权指标选择的影响。应该说，有关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结论之所以不同，与财政分权指标的选取有较大的关联。Martinez-Vazquez和McNab(2002)[10]指出，当所使用的指标仅从一个角度来反映财政分权时，不论它有多详细或被多好地分解，都不能准确描述分权状况。因此，选取财政分权指标不仅要准确定义财政分权并给予恰当理解，对各种不同的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和总结之后，还应该从具体国情出发并结合具体的研究目的加以选择，使之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该国实际的分权程度。
（三）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建立模型
在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中，一般是根据Barro(1990)[52]或Solow(1956)[83]的理论建立回归模型的，但是，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是许多变量的函数。储蓄、投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法律法规和制度等许多因素都会对经济增长和效率产生影响。同时，财政分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若经验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则其样本可能包含了政策和体制等各方面的变化。Akai和Sakata(2002)[70]指出，如果所选择的样本恰好包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则更容易得出负面影响的结论。而且由于各国财政分权的发展轨迹也不尽相同，例如，工业化国家的分权在上世纪中叶达到顶峰，而后开始减弱，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呈现出不同的集权或分权发展方向⑥。但发展中国家仅在最近才开始分权改革，之前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政策(Oates，1993)[5]。尤其是在跨国研究中，要注意区分这些不同变化的影响。可见，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中，除了要保证样本跨度选择的有效性、多样性和充分性之外，还应将上述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控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Oates(1993)[5]指出，很难在模型中将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全部包括在模型之中。然而，如果将某些关键的变量排除在模型之外就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因此，为了确保经验研究的稳健性，就应该尽可能地在模型中反映各变量，尤其是经济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Levine和Renelt，1992）[84]。在研究我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同样要避免可能因计量模型识别有误而影响经验分析的结果。不过，虽然许多非经济因素对财政分权后果的影响非常关键，但如果这些因素难以量化，就不能在模型中得以反映。
（四）拓展我国相关研究的路径
在已有的文献中，有些直接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些探悉财政分权是如何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公共资源配置、地区政府间的竞争、宏观经济稳定和腐败等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在我国，少有文献是循着财政分权——中间变量——经济增长这一研究路径展开的，相关的经验研究也没有对财政分权是如何通过某个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进行检验。由于公共资源在地区之间配置不均等，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行政能力以及企业行为等因素都可能成为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覃志刚，2009）[85]，所以，我们不仅要揭示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要具体揭示财政支出分权的作用机理。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设计财政分权体制，而且可以为更好地利用财政分权来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相应的参考。
［收稿日期］2009-12-14
①Hayek(1945)认为，每个人在特定时空中都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但只有在信息拥有者利用信息作出独立决策或者在决策过程需要依赖他的参与的话，该信息才能发挥效用。所以，政府拥有信息并不能保证这些信息能够被用以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
②Bird(1980)将分权区分为自上而下(top down)的分权和自下而上(bottom up)的分权两种。他认为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的收益取决于中央政府预定的政策目的；而自下而上的财政分权通常强调的是政治价值和消费者效率。
③Prud'homme(1995)虽然没能直接证明经济增长会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但他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没有消除地区间的不平衡。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从长远看，美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很多（Barro和Sala-I-Martin，1992）。
④有关财政分权与其它一些政策目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Grote和Von Braun(2000)研究财政分权能否减少贫困；Treisman(2000)检验分权与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Melo(2000)研究财政分权对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影响。
⑤参见Wheare(1964)，Oates(1972，1990，1991)，Bahl和Linn(1992)，Prud'homme(1995)和Tanzi(1998，2000)。
⑥Wallich(1994)，Bird,Ebel和Wallich(1995)以及Marinez-Vazquez和Boex(2001)发现，苏联解体后分裂出的国家、中欧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重现分权政策；而欧共体成员国实现更为集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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