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者论文,服务业论文,制造业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5—0036—09
一、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化的新跨越阶段，我国“十一五”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① 不是说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到了极限要反过来纠偏，也不是说可以撇开原有的工业基础去寻求新的产业发展空间，而是适应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提升外向型经济层次和水平、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转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区域增长效率的战略性考虑。
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特别是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基于FDI进行加工贸易。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纷纷把一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其技术经济特征是对资源的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由此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这种基于FDI进行加工贸易的初始阶段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产生两个基本结果：第一，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专注于产业价值链中增值较大的研发和品牌运营环节，而把对资源消耗和占用较大的生产加工放在发展中国家，使其自身的资源消耗和占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其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进一步集约化；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吸收FDI的过程中使本国经济得到了增长，取得了一定的税收、外汇、土地使用费和增加了就业，但是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它承担了高密集的资源消耗和占用环节，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的低附加值特征使其国民所得可能陷入低工资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进一步粗放化。这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所呈现的新特征。我们认为，打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恶性循环的关键，从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互动关系的角度看，就是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技术水准和附加值，实现产业链向高端的攀升，而这又取决于这些国家中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十一五”计划期间，结构调整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线。对制造业结构调整优化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最起码包括以下内容：以进一步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制造业内部的分工来提高制造效率；基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加大对制造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和市场营销投入的强度，全面实施自主创新和自创品牌战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和集聚度，调整优化制造业布局，发展产业集群；提升外向型经济层次和水平，吸引国际先进制造业等等。本文将主要从这四个角度，结合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情况，探讨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以制造业为基础，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
近代的工业革命过程中，生产者服务业只是制造企业的内生性部门，主要表现为它们隶属于制造企业的某些职能机构。这些职能机构给制造过程提供具有生产性质的服务投入，这种服务性质的投入品是企业自己“生产制造”，而不是从外部的独立厂商那里“购买”。从性质上看，这些服务投入无论是自制还是购买，都是企业成本的一个软性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制造企业自己“生产制造”服务性质的投入品，是世界工业革命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美国企业史学家Chandler在总结欧美先进工业国家大企业发展的历程时指出，近代的工业革命所体现的大规模生产推动了大规模的营销和物流，企业必须自行掌握这些功能才能适应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活动。[1] 同时，由于竞争的加剧，运用先进知识进行研究开发以发展新产品的活动，也逐步从兴趣导向的个体创新活动，整合为企业的一个群体行为和制度化的部门。因此早年的先进企业在研发、生产和营销上，是一体化于企业内部的几个重要部门，研发—生产—营销这个序列也是企业必须遵守的基本活动流程。
研发—生产—营销这个一体化序列的分离现象，虽然在二战以后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大规模的群体特征，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才显现出来。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促进了跨国企业按比较利益原则，不仅在国内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的战略配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供应链的“外包”。就企业内部的制造和服务的关系看，这种产业的战略配置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专注于产业链中创造价值的高端活动，把与技术活动和市场活动等有关的服务业牢牢抓在手中，而把缺乏比较优势的制造活动转移出去，或进行外包和国际外包，自己则逐步成为从事服务增值为主的专业化服务厂商，最典型的是美国GE公司。二是在某些高技术的产业中，为了控制技术的泄密，或专注于系统的集成，或集中精力做深做精产品，而把某些服务过程外包，如全球性的软件外包。这些活动促进了中间投入品厂商的独立，催生了中间投入服务业的兴起；而“国际外包”趋势又拉动了其他国家相对低端的制造业和某些高强度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中间服务业的发展。
从微观上看，基于成本—效率因素的考虑，应该是制造商强化专业化分工、把生产者服务业外包或者外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企业从外部专业市场购买生产者服务，往往比其在内部直接提供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服务投入品外部化之后，企业可以减少其在工资、福利和资本方面的支出；服务外部化也是企业组织扁平化、收缩活动范围以集中于它更具效率的核心业务的需要；服务外部化可以利用生产者服务业企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来实现大规模的成本节约和稳定地提高服务品质；有的还可以把相关的成本风险转移给独立的生产者服务企业承担；也有的是出于互补性约束的考虑，亦即企业内部有时缺乏所必需的金融资源，并且／或者它们缺乏所要求的效率或者质量水平下所必需的金融资源，这种资源有时必须通过外部来更好地供给。
与当今工业化国家先进企业把内部服务逐步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不一致的情况是，我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普遍追寻自成体系、自力更生、自我服务的“大而全、小而全”发展模式。这种自我服务的产业链模式，一方面由于专业化程度不高，既难以使制造业做深、做精和做强，也难以使服务业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质；另一方面也由于试图市场化的服务厂商缺少来自制造业的需求基础支撑，制约了生产者服务业的独立和市场化的外化发展。由此造成两难选择：一方面，制造企业对现有的外部服务高度不满意，仍然满足于或被迫继续自我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服务企业因现实市场需求不足难以成长，但社会确实又存在对高品质服务的潜在需求。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部于2004年8月对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10个主要城市进行了调查，发现长三角制造企业使用外部服务的比例只有44％，它们不使用外部服务的主要原因包括：由企业自身提供服务的效率和素质更好；独立的服务公司收费昂贵。从企业的类别来看，民营企业对使用外部服务的态度比国有企业更为开放，而且使用和选择外部服务也比外资企业灵活。长三角地区制造企业对服务企业的服务满意度偏低，其中上海是37％，其他长三角城市是27％，中小型生产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对现有服务企业提供者不满意的比例，比大型生产企业高一倍以上。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服务的专业水准不够和收费不透明。与此同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普遍认为，在选择服务公司时，服务的专业水准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它们愿意付出较高的价格来获得高质量的服务。②
在工业化过程中，独立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的情况，反过来又会进一步要求制造企业通过建立内部化服务体系来降低投入成本和提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波特曾经提出一个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现象，就是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希望通过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工业化的载体，而在经济发达国家，企业集团的这种功能则越来越小。我对此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不够强大的前提下，外部生产者服务业因外部市场需求不足而难以独立生存。在外部生产者服务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政府往往寄希望于国内的大型企业集团的管理总部在其内部为所属企业自我提供所需要的生产者服务，如融资、工程技术、管理咨询和法律等；而在市场发达国家，因为外部生产者服务的体系已经基本健全，企业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各种价格更低、质量更佳的中间投入性服务，因而就可以集中精力从事自己的专业化活动。
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方面，制造业是现代生产者服务发展的基础，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能离开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另一方面，制造业内部的分工深化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外生化，是一个相互决定的内生化过程，推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要从制造业体制改革、推进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和主业与副业的分离，深化制造业分工和发展独立的现代生产者服务入手。因此，生产者服务业脱胎于制造业，基于制造业的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竞争程度的加强，它会从制造业当中逐渐垂直分离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并且会像Chandler所说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者服务占经济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制造业是生产者服务的生身父母。[2]
现在有人认为，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与制造业分离而独立推进。他们所举的例子就是某些城市国家或者城市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等，认为它们并没有很强的制造业基础，但是却是现代生产者服务高度发达的区域。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应该说，新加坡、香港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区域分工的基础上的。由于现代服务业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技术知识高度敏感，因此企业往往将其配置在高度发达的城市，这样既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世界性城市的生产要素，也可以发挥这些城市对周边地区制造业的辐射功能，较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往往集中配置和转移了大量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集群起着降低制造成本和对现代服务业产生强大需求的作用。这种协同性定位的态势，在珠三角地区表现为香港和其周边地区的关系，在长三角地区，则表现为上海与江苏、浙江的关系，这恰好说明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较强的相互依赖，尽管它们在空间上可能是有一定的分离倾向。
三、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程度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生产者服务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而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结论已为各种实证研究所证实。罗马大学的Paolo以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为样本， 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专业化的决定问题。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制造业的国内专业化（用生产者服务业的大买家这一指标衡量）对生产者服务出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ICT（信息通讯技术）的支出对生产者服务出口也具有明显的正效应。[3]
从理论上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这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效应，是与该产业的投入中包含有大量的密集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其产出中含有更多的难以竞争和模仿以及持续创造价值的要素有关。加拿大学者格鲁伯和沃克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4]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资本深化过程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有生产的迂回性和专业化的增强。而生产者服务业的成长与发展，无疑是这一观点的现代版例证，因为它本身就是生产迂回性增强与专业化分工深入的重要内容，同时它又伴随着现代新型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深化，而且这一深化过程本身还带有专业化增强的特征。
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机理，在当代经济发展中主要表现为其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APS）发展的作用和重要性。APS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 它对于制造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APS 所体现的各种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隐含性知识，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以及用其所制造的轻重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第二，APS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生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第三，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上海国际家用纺织品产业园的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生产者服务是制造业竞争力的“心脏”和“脑袋”的生动案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是中国家用纺织业的现状。我国家用纺织企业虽有近4000家，产销量世界第一，但至今没有一个被世界家纺市场认知的品牌，产品多为模仿跟风，处在市场中低端，廉价低档几乎成了中国家纺产品的代名词。实现中国家纺业的腾飞，必须建立面对国际需求的生产服务体系。位于杨浦区平凉路、宁国路口的家用纺织产业园，目前建筑面积4 万平方米，2004年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2005年将再翻一番。它能够能给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行业信息发布、产品展示、创新服务、检验检测、咨询培训、低息融资等共12项。园区还组织国际贸易洽谈和国际产业研讨会，该公共服务平台如同给家纺企业安装了一对“腾飞的翅膀”和一个“聪明的脑子”，带领家纺产业群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低端走向高端。该园区组织上海纺织科研院所，会合纺织专业院校东华大学，并引进了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园区里有设计大师工作室、产品展示区、纺织品检测中心，企业定期可以得到权威的国际产业信息，科研院所和专业院校也组成智囊团为园区企业创新产品提供服务。园区的创新活力已充分显现。在园区“全国家用纺织品设计大赛”现场，家纺企业开始摆脱接单生产的传统模式，推出了几百种参赛作品，功能化、时尚化、个性化、装饰化、系列化成为家纺新品的追求目标，从工艺到图案都融入了独特的“中国元素”。
现代生产者服务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密集型特征决定了人才是其发展的生命线。由此引申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政府若要加快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解决人才方面的瓶颈约束。针对中国目前在此方面的客观实际，一方面，要利用国际化机遇，建立起人才引进、开发和共享的国际通道，以缓解当前关键性生产者服务人才紧缺的状况；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国内教育培训与人才开发方面的配套，其中包括职业培训与教育等，从而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职业技能。
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加速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
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具有良好的软硬基础设施条件，全球化使其成为跨国企业指挥和控制全球产业运作的节点和中心。一方面，跨国企业的这种微观选址策略造就了城市功能的变化，带动了生产者服务业在特定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世界性城市的集中和集聚（一个城市中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占GDP的比例，是反映该城市是否世界性城市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城市中现代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和集聚，极大地降低了服务对象的交易成本，优化了企业的发展环境，由此又带动了城市周边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非常有意义的是，城市商务成本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市制造业转移和生产者服务业集聚这一趋势。商务成本一般包括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前者如不动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由于要素的稀缺性，它们往往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后者主要指制度、政策、文化、习惯等给企业经营所带来的成本，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它们往往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城市要素成本的提高，会使对成本比较敏感的制造业不断从城市中转移出去。能够在城市中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只有那些对成本不敏感而对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敏感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又促使城市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但是，城市商务成本上升与城市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无法圆满地解释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和新发展的制造业，为什么也必然会围绕城市周边地区呈集聚形态配置。我觉得这可能要联系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考察。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协同定位的特征，即它们在空间上相互接近。Hansen指出，生产者服务业与区域生产率差异的关系，可以用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紧密的地理位置关系来解释。[5] Klaesson也认为，中间投入品产业原则上是解释最终产业集聚和集中的惟一因素。[6] 至于为什么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要相互接近，典型的理由是位于城市的企业管理总部要随时实现对分散经营的产业的掌握和控制。另外，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从服务供应商那儿取得服务的成本也会提高，如开会和频繁接触的旅行时间等。中间服务生产中最耗费的要素是维持“供应商—客户”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成本。因此，服务供应商会从接近制造商客户群的较短距离（即可达性程度高）中受益，同时制造企业也会从短距离的服务供应商那儿受益。
Martin等人的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区位是制造业区位的函数，反之亦然。其道理也在于它们之间是“供应商—客户”关系。[7] 制造企业从短距离的生产者服务那里获得益处，因而，基于时间的“可达性”是解释二者协同定位的重要变量。接近生产者服务业这一因素可以解释制造业的区位，但是，接近制造业并不是一个在统计上可以解释生产者服务业区位的显著因素，原因是生产者服务经常又是其他服务业生产的投入。有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接近生产者服务业的弹性，要小于非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接近生产者服务业的弹性。这种在西方国家得到实证检验的经济理论，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如我们发现，在地理位置上越是接近上海这个现代服务业中心，这些年来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势头就越猛，如苏南地区和浙江北部，尤其是苏州的昆山地区；上海作为服务业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其生产者服务业越发展，周边地区制造业也越能受益，其集聚和集中的程度就越高。据计算，上海生产者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工业的贡献是：上海生产者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三省市工业增长0.918个百分点。[8] 当然，目前上海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程度和水平与香港等国际性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扩散效应远远不够。如香港的服务业，在CEPA之后，已经大面积地扩散到中国整个沿海地区，而上海的服务业因受制于某些客观的条件，特别是体制性条件，其辐射半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的影响还主要是在长三角范围内。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特征告诉我们，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过程中：第一，在某些有条件的地区，要以城市为中心和依托，建立专门为制造业集群服务或吸引制造业集群形成的城市商务服务区，以形成都市经济圈和强化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第二，我们必须在已有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内部或者附近，按照政府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为主的原则尽快建立起各种为其服务的公共平台，以降低制造业集群的交易成本，优化投资环境；第三，在各种高技术园区，或者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集群内部或者附近，要建立各种为其服务的研发平台以及法律、工程、融资、信息、咨询、物流和政策支撑体系，以增加其知识含量和产业竞争力；第四，要贯彻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定位的生产力配置原则，避免制造业和服务业单一发展的孤立格局。
五、发展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必然带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依据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和现实发展的势头，乐观地断言未来这一地区将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甚至断言有可能成为继英、美、日之后的“世界第四轮新的国际制造基地”，可能还需要增加若干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我们除了必须充分发挥这一地区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外，还必须通过发展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以降低交易成本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加工增值率较低的事实，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世界制造基地或制造中心，充其量只能说是世界的加工“车间”。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不仅优秀而且便宜，土地资源价格低廉，因此物质转换成本在全世界都具有竞争优势，全球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在形成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广阔的市场容量。这些年来，我国的制造业产出的增长一直位居世界前列，按此势头判断，21世纪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竞争体系中，我国还缺少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说，在我国，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交易成本还很高，如第三方物流不够发达，金融保险业制度创新落后，技术工程服务不到位，法律和产权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水平不够高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本土企业效率和跨国公司先进制造业的投资选择和运作策略。
从经济理论来看，不同的产业发展，对制度的依赖也有所不同。发展高端的生产者服务业，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和优化高端制造业的制度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制度创新。这是因为，一般的制造业对制度要求不敏感，而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对制度的要求比较敏感。对普通的制造过程来说，所依赖的技术知识基本上都是属于显性的、可编码的和可学习的，而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则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非常严格，很多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企业运用长期积累的各种隐含性知识。跨国企业出于利益考虑，决不会把其花费了巨额投资的技术和诀窍，或者容易被模仿的制造技术，贸然转移到一个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严格、对模仿行为处置不严厉的国家和地区。因此，猖獗的盗版和对知识产权的肆意模仿都会增大跨国企业先进制造业的进入风险和成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目前，进入中国的FDI企业，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属于一般的制造业，即使是所谓的高技术企业，也只是高技术产业中密集地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低端部分，真正的高技术企业是少而又少。
另一方面，我国本土的制造业企业，由于受短期行为和盈利的驱动，往往热衷于模仿和价格战。其中的恶性循环链是：制度不合理——企业行为短期化——热衷于模仿而缺少自主创新能力——规模取胜——价格战——盈利能力被消耗——缺少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进一步模仿……。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链的关键，是要从源头建立各种鼓励企业长期行为的制度，包括在企业内部建立长远的利益代表者机制，以长远利益对待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这不仅是出于吸引高端制造业FDI企业的需要，也是基于激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占领产业链高端的现实战略考虑。
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高端的生产者服务业匹配，反之，开放和引进高端的生产者服务业，也有利于引进高端制造业的FDI。德国学者Horst等人构建了一个生产者服务业FDI模型，来说明生产者服务业FDI具有明显追随下游制造业FDI的倾向。他们运用美国1976—1995年在25个东道国投资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相关假设，结果发现：除了政府政策和文化壁垒之外，生产者服务企业进入外国市场可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进入障碍。[9] 本土制造企业和外国其他企业一般会选择自己熟悉的或与自己有长期业务关系的服务企业，而不会贸然选择自己不熟悉的新进入的国外的服务企业。例如，据调查，长三角地区制造企业使用本地服务公司的比例非常高，其中上海市是77％，长三角其他城市是68％，尤其是一些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的服务业，如国内的物流运输、法律事务等，更是依赖于本地的服务业。外资服务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一些需要与总公司协调的业务，如保险审计（有些甚至直接由总公司安排），或者需要由良好的国际网络的业务，如国际性的物流运输、全球的市场推广销售广告等③。
因此，当FDI的服务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时，往往会首先选择本国的FDI制造企业集聚的国家和地区，或与自己有长期业务关系的供应链企业，这种信息优势来源于早已相互熟悉了的透明化的服务价格和品质稳定的服务效率。这种信息壁垒的存在，对我们在实践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生产者服务业FDI 趋向于追随下游产业的FDI进行配置。
中国在进一步的工业化和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通过引进外资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来吸收高端的制造业FDI，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本土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育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经济开放中使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化而不被外资所主导，也才能使经济运行不受制于外国资本。目前，跨国公司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其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与其全球战略、全球的服务配套体系及企业组织制度结合起来，即把我国低的制造成本与其自身所创造的低的交易成本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现在各个行业的跨国公司都在进行全球布局。零售批发、家电业、汽车业、化工业、机械电子等布局，有些可能接近完成，有些布局则正在进行中。如果我们不能尽早通过加快发展本土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来降低本土企业的交易成本，当跨国公司全面“进攻”高端服务业时，我国的本土企业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难以抵挡。届时我国的全球制造业基地的灵魂和脑袋，将可能不是由本土企业起主导作用，而是由跨国公司所左右。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出现的局面。
六、结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制造业本身来讨论，而必须联系它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关系来研究。只有从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高度来推进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政策才是切实可行的。就制造业自身来谈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只能是丢失现代制造业发展的灵魂，失去制造业发展的目标。
现代制造业所发展依赖的科学技术、专有知识诀窍和人力资本均来自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其独立的中间投入。以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思路来加速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可以从多方面改善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效率。这是因为，脱胎于制造业母体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降低服务业投入成本和提高投入品质的同时，也有利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制造业的知识主体和构成要素，是其心脏、脑袋和起飞的翅膀；制造业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效应，有利于我国产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和集群的升级，吸收国外先进制造业或独立发展本土高技术产业，其前提是要对外资开放高端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或者积极发展本土性高级生产者服务业。
收稿日期：2006—05—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05JJD7900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6AJL005），2005年第五批江苏省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研究（BR2005025）
注释：
① 生产者服务业在我国也称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指在商品或其他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企业为企业提供的中间服务，是为进一步生产或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企业所提供的中间性服务投入。生产性服务业一般包括：金融保险服务、现代物流服务、信息服务、研发服务、产品设计、工程技术服务、工业装备服务、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仓储运输服务、营销服务、市场调查、人力资源配置、会展、工业房地产和教育培训服务等门类。
② 此次调查的对象包括上海、江苏省（南京、苏州、昆山、无锡）和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的3000家制造企业，成功收回了316份问卷，并对20多家制造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访谈。http:// www.cfs.com.cn/ zfzq/ content/html/20050127/content002001002_1000937295.html.2006—06—25.
③ 此次调查的对象包括上海、江苏省（南京、苏州、昆山、无锡）和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的3000家制造企业，成功收回了316份问卷，并对20多家制造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访谈。http:// www.cfs.com.cn/ zfzq/ content/html/20050127/content002001002_1000937295.html.2006—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