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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时代》杂志差点将深圳流水线上的女工作为年度人物，《经济学家》的年底双周刊的封面专题是《进步运动及其危险》，认为十八世纪初启蒙时期开始的进步运动已经竭尽全力。十八世纪的人们乐观地认为，企业可以带来繁荣，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必然带来情感的进步。但哥本哈根没有结论的争吵、融化的冰山、消失的森林，不断消磨对进步运动的乐观。
同样，管理也在进步吗？全球商学院近50年的大发展，培养出大量的管理精英，在各大公司占据了关键岗位。但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杰夫·伊梅尔特却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言：“我绝对讨厌专业管理的概念！”更有人将金融危机归结于华尔街的精英接受太多商学院的风险模型。而在2009年再版的《清教徒的礼品：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重振美国梦想》一书(Kenneth Hopper and William Hopper，The Puritan Gift: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idst Global Financial Chaos)则指出美国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原因在于其忘却了其管理文化的根源——清教徒的信仰。
信仰，这个时代还有信仰吗？
最近，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卡夫意欲收购英国的吉百利。吉百利的CEO托德·斯蒂茨称，他的公司有着突出的、信守原则的资本主义文化，其源自两世纪以前的教友会(Quaker)创始人的灵感，此后一直自我完善并自成体系。谁破坏这一传统，谁就会“冒摧毁吉百利成长的根本之险”。
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战略+商务》杂志(strategy+business)将《清教徒的礼品：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重振美国梦想》评为2009年关于领导力的最佳读物，《金融时报》也将该书评为十大年度商业读物，显示了产业界重温信仰对领导力的重要性，而放弃进步运动中人定胜天的狂妄。该书作者侯佩兄弟，哥哥肯尼思是美国企业中的一名工程师，弟弟威廉则是伦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在钱德勒、德鲁克等大师的鼓励下，他们几乎用了50年来完成这本书，考证各种史实，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清教徒的礼品
清教徒，是指最早一批移民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在十七世纪，他们试图在美洲的新英格兰陌生的国土上创建新的神的国。清教徒清楚地明白他们在新大陆的创业是来自神的呼唤，他们的创业与管理，是一件被冥冥之中的神所召唤、所使唤、所命令、所安排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既是每个个体天赋的职责和义务，也是感谢神的恩召的举动。为此，创业所赚取的金钱，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实现上帝安排的任务。本书高度评价清教徒的创业活动为美国建立一流管理文化的贡献，称赞这种信仰所形成的精神正成为美国管理对世界的贡献。
清教徒有4方面的特征，构筑起美国的管理力量：
第一，是建造“山顶之城”(as a Citty on a Hill)的使命感，这种感召形成美国人对未来特有的乐观主义。1611年，清教徒牧师约翰·温索洛普在横渡大西洋时在亚贝拉号船上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宣言，说：“这次目的，就是与神默契去完成建立‘山顶之城’的使命。……我们同主订立了公约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受命而来。主授命我们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如果主高兴听到我们的心声，让我们安全抵达我们的‘乐土’，那么主就批准了公约，授予了我们这一神圣使命……”。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顶之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里根非常喜欢这句话，将美国称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经常在他的演说中使用，以鼓励美国人民；而后续者，如曾竞选美国副总统的佩林，谷歌公司的创始人Larry Page与Sergey Brin都将它作为使命。
第二，是愿意躬身亲为的技师文化。清教徒到达新大陆后，任何作物的生长、物品的制造都要从零开始，这就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多种工作的多面手，放弃旧大陆的等级文化。这种躬身亲为的精神也反映在美国国父富兰克林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他不为参与起草美国宪法为荣，反倒强调自己从事的印刷业：
印刷业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
长眠于此，作蛆虫的食物。
像一本旧书皮，内容已经撕支，书面的印字和烫金也剥掉了
然而，他的工作本身绝不致泯灭，因为他深信它将重新出版，
经过美好的校正和修饰，
将成为更新更美的版本。
美国的清教徒对欧洲人轻视的手工劳作充满了热情，认为这些作品能作为对上帝的荣耀传承下去。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位CEO亲自修理自家的水管，他会很自豪地记载在自己的传记中，以显示自己是多纯的“美国人”。我到美国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美国风险投资钟爱车库里的创新。到了美国买房子时才发现，许多美国人的两车库、三车库大的房间，堆满了各种工具，有的美国人索性将其改造成工作坊或制作室，闲暇时间就自己打磨、制造各种器具，而让自己的爱车在外边风吹雨打。家居建材连锁超市家得宝卖得最火的也是各种器具，DIY杂志大行其道，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敢为、亲为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不像中国孩子对化学元素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却不会自己制造一张椅子。
侯佩兄弟认为，正是这种文化，使大规模制造能在美国脱颖而出，而不是在英国。当时，美国的熟练技工急缺，原材料的开采也少，为此，美国人特别崇尚“机器的机器”，像蒸汽机、车床，比学徒制培养了广泛技工的英国更快地使用这些现代制造业所需的母机，也使各种零部件能够互相通用，这样生产线的原型第一次在十九世纪罗斯威尔·李上校的兵工厂中得以出现，为几十年后的福特制打下基础。
第三，是清教徒相互协作的精神。这也是清教徒在建立殖民地时生存的关键。最早的清教徒培根说：“爱就是与社区绑定在一起”。这种精神至今延续，例如美国童子军是全国性组织，但也是社区的重要组织，它的口号就是“勇往直前，天天向上(onwards and upwards)”。但与中国的少先队不同，其管理不是由教育部直到学校进行垂直管理，而是一个水平型的组织，更靠家长的参与自主管理，活动包括野外露营，培养儿童在山野户外的生存能力，提高健康与耐力，学习急救和救生，培养骑士精神，提高爱国主义和公民权责等等。女童子军与男童子军更是相互独立、竞争的组织。美国人虽然有很强的个人主义，但参与社区活动的投入比中国高很多，这就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础。侯佩兄弟记录了一位英国钟表厂商1857年访问美国后的观感：“如果一位制造商想在美国发明一件新机器，其他人都会积极参与，发现错误，他就会帮助改正；而英国人正好相反”，这位钟表厂商最后把他的工厂从英国搬到美国。这种大规模的协作成为现代大规模制造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Linux、Facebook等社区协作文化的形成，可能与这种精神相关，而匿名的BBS论坛在美国就没有中国热乎。
第四，是清教徒的系统组织能力。牧师温索洛普提倡：“我们一起欢乐，一起悲哀，一起劳作，一起承担。”在清教徒建立早期的殖民地时，必须“众人如一”，用系统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劳作、垦荒、建造房屋与种植园。正如《华尔街日报》在感恩节号称一百年不变的社评（我总共看到三次）：当时的美洲大陆对这些清教徒来说，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而非今天的富足资源，美国人应该时常感恩这批乘“五月花号”登陆的先驱所遗留的奋斗精神。侯佩兄弟认为当时的英国也有着水力磨坊、蒸汽机与机床等系统，但美国人更善于系统化，结合创新技能、冒险精神、远见与营销能力，成为清教徒增长经济与财富的伟大引擎。
追寻“繁荣的伟大力量”
清教徒的这些伟大礼物，是罕见的创建组织和管理组织的能力源泉，对后世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正如侯佩兄弟指出的，它们对后来美国国父的政治创举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都有着巨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在文明世界边缘建立的13个自己改变命运的殖民地，已经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遥相呼应（本书中，新教徒与清教徒是同一类人），侯佩兄弟大胆地提出，美国清教徒的管理文化甚至成功地移植到了日本。在书的第十章里，侯佩兄弟列举了下列史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对日本进行了罗斯福新政一样的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自下而上的管理”(bottom-up management)，由此建立起日本式管理的开端，并把一个贫穷的、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送上世界第二富国的位置。例如三菱家族的领导人，至今保存着麦克阿瑟占领期间美国人翻译的管理文件；而丰田汽车公司的“精益生产”理念中的十四个原则，许多传承了清教徒的精神，例如建立质量管理的文化中一个原则是通过不断地反省与持续改善，以变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不教信仰课程的商学院可能不同意侯佩兄弟的历史发现。反过来，侯佩兄弟对商学院所教授的“专业管理”大加鞭挞。他们认为，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当利润和损益核算等占据了管理人的主要工作时，“蝗虫开始来了”。在商学院的兴起下，所谓的顾问专家和职业经理人代替了从技术或市场第一线开始提升的CEO，衡量绩效的标准从管理本身指向以所谓的股东价值（或金钱）为中心，这也正是社会学家出身的戴维斯所批评的“金融市场为轴心的后公司时代”（参见《IT经理世界》2009年8月20日总第274期）。而当经理人的薪酬与华尔街的股价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美国的管理已经彻底忘却了清教徒“山顶之城”的理想。
侯佩兄弟对美国管理80年代开始的堕落义愤填膺，与先锋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博格一样（参见“寻找资本主义的房角石”，《IT经理世界》2009年8月5日总第273期），猛烈抨击以股东价值为基础的金融资本主义倾向，认为长期资本、安然、雷曼兄弟等丑闻事件的发生，都预示着美国的管理已经脱离了清教徒的传统，才造成了金融危机。同样，明茨伯格在最近的《MIT期隆管理评论》上献言，应废弃高管期权。如果经理人纯粹是为了高薪才接受CEO的席位，他必然像安然、雷曼的CEO一样将公司带领到错误的方向。
侯佩兄弟的书虽然讨论的是管理的历史，但对中国的经理人一样有很好的借鉴。一个企业，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理想，或者建立不起自己的信仰，必然如行尸走肉、人亡政息。清教徒追求建立“山顶之城”的信仰，与韦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伦理是一致的，这与只谋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今天胡润的财富榜变成企业家的原罪榜，只说明中国的企业家如果只是一味利用特权、与政治权力勾结、进行不合理的投机，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必然也会导致今天美国金融危机一样的命运。
美国历史学尼尔·弗格森教授在哈佛大学讲授的课程名为“西方统治：世界强国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在过去500年间，西方获得相对于东方的优势来源于六大因素：资本主义企业、科学方法、基于财产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和政治体系、传统帝国主义、消费者社会，以及清教徒所代表的工作伦理。中国正在复制其中的大部分，但其中的最后一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改良或补充侯佩兄弟所说的“繁荣的伟大力量”吗？
无论如何，还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歌声会让冰冷消融。
当深圳流水线上的女工反映出文明的价值、流水线上的产品体现出信仰的力量时，我们将不用担心再有三聚氰胺的牛奶、含铅的玩具或者注水的肉，“中国制造”将真正提升为“中国创造”，而这个文明，也将因为信仰而更加美好，更加感谢管理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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