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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读了7月19日《环球时报》 “国际论坛”版丁言先生的《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任何人都会对中国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诚信大国”现在变得比“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西方世界”更彰明较著地搞假冒伪劣而感到痛心，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 “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这就像一个运动健将身上长了一颗毒瘤，如果不治瘤，运动健将就会垮下来。
儒家文化不是当前中国社会缺诚信的根源
我绝对赞成丁言文章追究病根、对症下药的精神。他说：“我们真的应该担心，中国的传统‘礼仪’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仍然能有活力。”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推翻，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儒家伦理最讲诚信
丁言说：“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要从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伦理中去寻找。”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一位印度朋友喜欢说：“英国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把诚实当作政策而不是建立起诚实的品德，这种文明一无所取。”
一看到“信”这个字，就会意识到“人言为信”。古时候邮政不发达，“口信为凭”成为传统风俗习惯。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 （对不熟悉的生人表示信任）是君子的品德。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社会文明的立足点是个“信”字，西方社会文明的立足点是个“疑”字。正因为“疑”，所以要有书面的凭据。西方接洽生意一定要签合同，这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19世纪末，四川自流井一位巨富到上海去买机器，卖方要跟他签合同，他大吃一惊说：“你到四川走到哪儿只要说出我的名字人家就会给你钱，你怎么这样不相信我说的话呀！”
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是
丁言说：“西方当然也有欺诈，但从本质上来说，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这是一种很肤浅的看法。
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美国作者约翰·帕金斯2004年出版的新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透露美国实际上是个无恶不作的以大公司、银行和政府勾结起来的“公司王国”，暗中到国外去搞暗杀、腐蚀领袖、颠覆政权。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话又得说回来，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果领导政策不断修改，在人民心中就会失信。“信”的孪生兄弟是“义”与“廉”，“诈”的孪生兄弟是“利”与“贪”。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作为礼仪之邦就绝对不能搞利欲熏心的短期行为，不管它的目的是为国家还是为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