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以为己”到“学以为人”
——读《新学记》
□林 颐
傅国涌一向关注中国近代史，尤其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近作《新学记》是他关于民国教育长期思考的结果。
作品以李弘祺著作《学以为己》入题，“学以为己”四个字就是理解传统教育的一把钥匙，或者就像罗庸《论为己之学》所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而现代教育多仿西洋，有国家目的在内，变成了“学以为人”。
翻译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许多方面仍然需要改进和提升。笔者只涉及了高职院校英汉互译课程的一些具体教学内容，作者希望文中的观点和建议能对参与这一课程教学的老师有所帮助，能对这一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发展有所借鉴。当然翻译学科的教学大纲、培养目标、教学研究方式、评价体系和师资培养等诸多方面都会影响到翻译人才的培养和质量。只有将这些因素有机结合，通盘分析并找到最优化的方式加以研究建设，才能最终提升翻译教学的成果，从而最终培养出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翻译人才。
从“学以为己”到“学以为人”，伴随19 世纪中下叶“西学东渐”的兴起。提倡“西学”，是为了培养新的人才，赶上西方，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冲突。康有为有言，八股取士使得知识分子不读秦汉以后的书籍，不研究世界各国的形势，没有能力应付不断变化的时局，不能做出富有现实意义的事务。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废除科举的呼声，推动清政府多次教育改革，在1905年终于下旨“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结束了长达千余年的中国科举制度。
傅国涌把受到现代教育影响的几代人，归纳为1870年代出生的“七零后”，继之以“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二零后”“三零后”排列。教育家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教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傅国涌列举了一个不完全的教育家的名单，这些人里有大学校长、中学校长，也有小学校长，他说，我们固然要关注那些知名度高、贡献很大的名校校长，同样也要注意那些默默奉献的“小先生”。
傅国涌之前就有“教育相遇论”，他说，一个人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在小学、中学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对于他一生影响深远。甚至校园里的一棵树、一朵花，老师的一堂课、一句话，都有可能在少年心中播下奇异的种子。在《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里，傅国涌以“摆事实”的形式尽力还原旧人旧事，在他看来，“讲道理”太过于苍白无力，事实本身已胜过一切雄辩。在《新学记》里，材料的罗列仍是主要方式，直观地表达带来直接的感受。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与他们的生命气质完全吻合。先生们的人格是怎样建立的呢？傅国涌强调了教育家的来源，也就是他们自身接受的教育，主要如下：1.旧学出身，比如孙诒让、蔡元培、张謇。2.留学出身，比如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3.教会出身，比如马相伯。4.国内新式学堂出身，比如张伯苓、王培孙。不同出身并不妨碍他们投身教育的共同愿望。比如，蔡元培曾受过十年私塾教育，并中过秀才和举人，深谙旧学之道，却绝不顽固保守，他所开创的北大的自由之风在今天依然骀荡。
左右首两个太太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时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纽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大氅最庄严大方。
现代教育兴起的标志之一，也包括现代课本的出现。新学，应该学什么呢？
1912年之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政体更新带来的变化，在国文课本内容上也相当明显。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将“公民道德教育”放在“五育”之首，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也就相应地担负起了部分公民教育的责任。
幼儿开蒙是传统，新教育同样重视。傅国涌历数各种蒙学自编教材的功用，介绍郭沫若、冰心等人在新式蒙学教科书中得到的收获。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系列，上海澄衷学堂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等都很好。其中反响最大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尤其是小学的这一套。好的教材都强调学以致用，发展学生蓬勃的个性，允许差异化的存在，而不是同质化的模式。傅国涌强调了知识生产中的上海优势，因为出版机构几乎都是上海的，这也说明了教育对于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人认识世界产生的影响。
由图5可见，稠化剂的稠化时间随反应时间增长而降低，在温度合理情况下说明反应时间有利于提高反应转化率，当反应达到5h以后，稠化剂在水溶液中粘度增加不明显，但此时稠化剂对应稠化时间超过5min，时间较长。因此，确定合成反应时间为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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