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前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年间论文,前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即从1927年7月到1937年7月，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矛盾、集团矛盾、政权矛盾、党派矛盾和民族矛盾纷至沓来，交织在一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转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对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与把握，直接牵涉到对十年间国共两党功过的评价，实质上也涉及到对抗日战争的科学界定。我们认为，在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大致经过了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是由以张作霖等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的矛盾转换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与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派的矛盾；第二次是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派的矛盾转换为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矛盾；第三次是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换为以日本侵略者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直接决定着社会矛盾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一
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北京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与全国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为北京政府与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对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过去的矛盾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引起了新的矛盾。在诸矛盾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与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北京政府的矛盾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采取屠杀政策，使国共两党由朋友而变为仇敌。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曾一度在南方数省中比较尖锐激烈。但在全国范围内，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比较弱小、工农运动被扼杀、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处在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暂时还处于低潮时期，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构不成重要威胁。尽管国民党集团，自“四·一二”政变后，无时不想扑灭共产党，屠杀革命群众，把“清共”与“北伐”作为国民党的两大要事，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每当谈及二者的关系时，都把“清共”作为北伐的前提，而把北伐作为各项工作的归宿。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清党一举，在党为恢复固有之重心，在革命为巩固北伐之基础。……清党以后，本党之努力，完全集中于北伐之完成。”[①]所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
1927年夏天，在中国出现了宁、汉、京三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在三方中，宁、汉在北伐上有着共同的利害，同时对北京政府处于对立状态，他们始终把“北伐”统一作为最主要任务。宁汉合流后，更是全力以赴，“从速完成北伐”。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指出，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来，本党“一切努力之集中点，尤在促进北伐，统一全国”[③]。作为矛盾另一方面的北京政府，也始终把南京政府作为主要对手。1927年6月，张作霖表示要“力挽颓波，迅除巨患”[④]。张作霖集合北洋军阀全部兵力，向国民革命军反扑。宁、汉双方正是在“南讨共贼，北伐奉鲁”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在北伐过程中，尽管曾发生过“李唐战争”，汪精卫和张发奎、李济深等也曾在广州另组政府，但这些矛盾都通过自身调解而得到解决。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⑤]这个团结说明，新军阀各派在反对北洋军阀上利害是一致的。他们与北洋军阀的对立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已经失去革命意义，已不带有国共合作时的北伐战争的人民革命性质，但是南京政府与北京政府的矛盾是第一次北伐时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与北京政府矛盾的继续和转化；而南京政府的第二次北伐，则是乘第一次北伐胜利进军的余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第二次北伐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客观上看，北伐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当时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
全国“统一”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转化。为了反对北京政府，新军阀各派曾结成暂时的团结，但在“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⑥]蒋介石要消灭各派地方军阀，由来已久。在北伐中，他就大造舆论，并做好了军事准备。蒋介石利用“北伐”的声威，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然后以编遣名义，削弱地方势力派的权力，把矛头直接指向各地新军阀。各地势力派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和蒋介石中央集团的矛盾尖锐激化了。从1929年起，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蒋张、蒋石、蒋唐等近十次大的军阀战争，直至演成各派反蒋力量的大联合，爆发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通过考察军阀混战的历史可以看出：从时间上说，近两年来，新军阀混战几乎没有间断，尤其是1929年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战争，甚至几次战争互相交错，重复进行；从空间上说，每次战争都要涉及十数省乃至全国；从战争的规模看，参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动辄十万数十万，中原大战则多达100万以上；从矛盾的性质看，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各派都把对方看成是最大的危险和最主要的敌人，都以消灭对方作为主要任务。我们认为，由新军阀混战双方构成的矛盾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⑦]。
在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都已经认识到军阀混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依据创立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革命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时，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有三种复杂情况，各个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是其中之一。
应该说，此时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尖锐激化起来。只是暂时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或者说，与新军阀内部的矛盾和混战比较还居于次要位置。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⑧]1929年以后，革命力量得到了初步发展。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武装割据局面。但是，就全国来说，革命力量发展极不平衡。南方强于北方，尤其集中在湘鄂赣闽皖几省边界山区；各个根据地建立早晚不一，大部分地区还不固定，仍然处于游击状态；就敌我力量来说，革命力量总体绝对数量还比较弱小。红军尽管已近10万，但分处在全国各地，最大的一支不过两万人。这不仅少于整个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而且小于任何一个地方军阀力量。所以，革命力量暂时还不是国民党统治的主要威胁。当然，在新军阀混战期间，各省地方军阀和民团并没有放弃对各个根据地的进攻。蒋介石也曾命令各省军阀部队组织过“两省会剿”或“三省会剿”，由于各地军阀矛盾重重，各怀异志，使所谓的历次会剿均未能奏效。就连当时担任会剿的军阀也哀叹，“迭饬各军会剿，类皆空雷无雨”[⑨]。南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无如张、唐、阎、冯各军阀先后背叛，中央为镇压反动、实现统一起见，所有国军各部队，大半调赴前方，遂予赤匪以绝好机会”[⑩]，“国民政府对于剿匪，从前因为注全力于削平军阀，限于事实，不能从早扑灭，……从前因为把匪的力量估计过低了，所以常常受着暗算，不免有小的损失”(11)。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原大战结束前，工农武装割据乘军阀混战之机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蒋介石忙于同阎、冯等决战，仍然没有把剿共作为他的最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大众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间的矛盾，还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
连年军阀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使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社会矛盾发生着新的转化。中国共产党内第二次“左”倾路线的推行，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而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则成为矛盾转化的转折点。中原大战结束后，第一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成为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在中原大战的刺激下，形成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他们不顾革命力量的暂时弱小，命令全部红军离开根据地，向着中心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的敌人进攻，致使革命力量过早地裸露在正在决战的各派军阀面前，加速了全国政治形势的转化。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成为社会矛盾转化的转折点。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全国哗然。首先是新闻舆论为之一变。在此以前，各大报纸每天均以整版篇幅和重要位置报道中原大战的战况及各派政治活动，“剿匪”仅占一点点版面，甚至没有。7月28日，各大报刊纷纷以重要位置、醒目标题报告了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消息和发表评论，称之为“长沙事变”。此后报道和评论共产党发展情况占居了各报的重要位置和很大篇幅。《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共产党占省会，今为第一次，昔日可认为地方癣疥之疾者，今后乃成政治上严重问题。如何派兵进剿，末也。如何防患未来，本也”。(12)
帝国主义国家也大为震惊。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为防卫起见，于两三日内拟将向南方政府提出劝告。……或者联合各国，劝告双方当事者，暂息干戈，共同从事于讨伐共产党。”东京消息说：“日本与列强一致，或将向中国劝告，立时停止内战，共同应付共产党。”(13)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认为“共产主义传遍中国，直如野火燎原，外国人颇受驱逐之威胁”。(14)外国侵略者还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舰队，对红三军团进行武力威胁。
正在激战中的各派军阀，为了争取帝国主义和国内舆论的支持，争相发表通电或宣言，表示立即讨伐共产党。正在北平召开的各派反蒋扩大会议于7月31日发表“灭共驱蒋宣言”，指出：“诚以共匪为全国人民最大之患，亦全体军人共同之敌，不能不绝其根株，俾勿滋蔓。……望我全国民众一致奋起，速拯湘鄂赣三省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扑灭共匪，勿使燎原；并速驱除纵共殃民之蒋中正，勿使凭借兵柄重祸党国。”(15)并立即决定，分派李宗仁、冯玉祥等出兵武汉等地，堵剿红军。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为剿除匪共告农人书》。国民党中执会发出通告，要求扩大宣传共产党的“罪恶”，使各地民众团体均以严厉对付共产党为唯一职责。并任命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对红三军团实行围攻。国民党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国人对于赤匪共起注意者，亦自长沙被陷始。”(16)只是各派军阀一时还很难停止敌对行动，把军事重点放在剿共上。
中国共产党也把长沙占领作为时局的转折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认为：“长沙的占领，开辟了中国革命高涨之中的新时期，他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17)红一方面军前委也曾指出：“长沙占领与继续的严重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这不但使中国革命形势有广大的转变，同样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18)
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前，南京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剿共”的准备。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政府从政治上、军事上和舆论宣传上都把“剿共”做为最主要的任务。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告全国父老书》中说：“就目前为我国同胞最感切要而为国家所需求者言之，则以下列五者实为刻不容缓之图。”其第一条就是“肃清匪共”。他说：“今军事敉平，自当以清除匪共，安定地方为亟。”(19)在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确定铲共剿匪与军事善后为施政急务”。会议认为，“过去半年以来，各地共党土匪之披猖，实为人民切肤痛苦之所在”，“匪共之祸不除，人民咸逃死之不遑，社会秩序将成迅速崩颓，而贻举国以莫可收拾之大患。”该会通过的中央“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中指出，“关于铲共剿匪，中央应视为最要急务，党、政、军、民务以全力切实协作，期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办理完竣。”(20)对此，当时报刊大力鼓吹，说“督剿匪共”是“四中全会后的唯一急务”(21)。
以中原大战结束和国民党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为标志，国共两党代表的两个不同阶级、党派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新军阀内部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7月，国民党蒋介石连续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针锋相对，被迫展开了反“围剿”的斗争。这种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成为此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矛盾的最集中表现。
国民党蒋介石原以为由中央政府负责组织大规模军事围剿，可以在短时间把红军肃清，没想到围剿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连连失败，而红军发展越来越快。国民党组织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感到了巨大的威胁。1931年夏天，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举行会议，把“剿共”作为国民党的长期主要任务和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1931年5月2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通过《全国一致消弭共祸案》、《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准备提交国民会议第四次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政府之特别报告案”。(22)1931年5月举行的国民会议第四次大会，“剿共”成为其最主要议程。5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向大会作《剿灭赤匪报告》，听取何应钦关于《剿灭赤匪报告说明》；5月14日，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5月16日，会议通过《国民会议宣言》，其中第四节为“扑灭赤匪”。在国民党历史上象国民会议第四次大会对“剿共”这样重视的历史事件并不多见，足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剿共之重视程度和剿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在讲了所谓“赤匪毒害”、“赤匪罪恶”、“剿匪情形”和“赤匪之来源”(23)之后得出结论，“赤匪之得扑灭与否，实中国今后人民生死、民族存亡所系之关键，而决非仅设一部分人民或一政治团体之细故。政府既下剿灭赤匪之决心，自必无间始终以求其贯彻。惟吾全国国民党究宜如何群策群力、协助政府、排除万难，以完成此安定社会、巩固统一和平之任务，则不得不有望于国民会议予以确切详尽之方针矣。”(24)国民大会对该报告作出决议，“认为扑灭赤匪之责任与工作，实有赖全国国民与政府共同努力之必要。盖赤匪之为祸，诚如国民政府剿匪报告之所言，不特足以倾覆吾国之政制。而且足以破坏吾国之社会，断绝吾民之生计，消灭吾国之人口，危害吾民族之生存，此一全国国民共同之大患，必须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破除之，决不可如过去所持之心理，以为仅仅依赖国军之进剿，或仅仅责望当时省政府局部之努力，即可扑灭之而有余也。国民政府既已始终自矢其贯彻剿灭赤匪之决心，各省军、警、行政长官自亦不容懈怠其防匪剿匪之责；而吾国民全体尤必周知赤匪之毒害与罪恶，人人以消弭赤祸、肃清匪类之责自任，从而予中央与地方军政当局以最大之协力与赞助，夫然后始足以解救目前被匪蹂躏压迫之民众，消灭中国民族前途之大患。大会认为国民政府剿匪之报告中，提出希冀全国国民协助扑灭赤匪之要求，其理由至为翔实严正。本会于此，谨以一致之可决，赞同其议。今本此旨，确定全国人民协助政府扑灭赤匪之任务，并为之阐明其义，以为今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之准则焉。”(25)大会还通过《国民会议限期肃清赤匪案》，对“剿共”的具体办法做了规定。5月16日发表的《国民会议宣言》中认为，“赤匪”“其罪恶盖十百倍于军阀，凶狠残暴，罄竹难书”，并进一步号召：“我国国民，须知赤匪之祸，为我民族百世之患，应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人人以扑灭赤匪为己任，切实奉行本会议扑灭赤匪决议，然后赤祸可除，国基可固。”(26)
在30年代初期，南京政府刚击败北京政府，而以国民政府的面貌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全国人民对其真实面目根本不了解，尤其是通过中原大战击败各派地方军阀，全国得以“统一”，全国人民暂时得以安宁。此时，南京政府又经国民大会通过决议，把“剿灭赤匪”作为全国紧急之要务，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了巨大影响。正象历史资料、文艺作品等反映，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白区、红区水火不相容，国军、红军视为仇敌，互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所以，学术界皆认为此时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矛盾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论断。
此时，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将胡汉民扣留于汤山，引发了蒋介石与其它反动派的矛盾。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提出“剿共”、“讨蒋”的两大任务。尽管宁粤双方对峙，但这种对峙的情形与中原大战前的情形大不一样了。他们不是把消灭对方作为目的，而是要联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且双方都以是否“剿共”和“剿共”是否有力来要挟。他们不是把消灭对方作为最重要任务，而是把“剿共”放在各项活动最首要的位置。广州《国民政府慰劳剿共将士通电》中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共匪杀人放火，其罪恶实过于黄巢、张献忠，我剿共诸将士力取凶残，救民涂炭，关系党国前途，至深且巨。国民政府于讨蒋进行之际，对于剿共诸将士之任务，决不稍忽。数月以来，因蒋中正之纵容共匪，致我剿共诸将士久滞行间，国民政府尤深系念。此后关于后方接济及诸道应援，必倍加注意，必不使我剿共诸将士功亏一篑。愿以最后之努力，博最大之成功，扫荡狂寇，奠安生民，有厚望焉。”(27)尽管通电中也声称“剿共必讨蒋，讨蒋必剿共，乃为事势所必然”。然而，他们又说，“国府固以讨蒋为职志者，然本诸以建设求统一之旨，决不轻用兵力，……至对于剿共，国府必努力从事，对于各路剿共将士之接济，应当积极负责，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28)孰轻孰重，不言而喻，这是由广州“非常会议”各派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蒋介石对广州“非常会议”也采取了以政治手段为主的策略，以便腾出手来进行“剿共”。早在“非常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就致电何应钦“指示赣南剿匪部队应照常围剿勿因粤局变动致功亏一篑”，指示说：“粤局如变，赣南剿匪部队仍须照常围剿，勿应（因）此功亏一篑。并令各部务于十日内占领宁都，击溃赤匪之主力，则两粤叛军心为胆寒，或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即使其向北出兵，则粤军必不敢出境攻赣，只有桂军攻湘。如我军能于十日内击溃赤匪，则桂军尚不能过衡州也。万一粤军同南雄压迫，我军亦应镇定暂勿顾虑，先一心向前击灭赤匪也。”(29)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以便集中力量进攻红军，于6月13日召开三届五中全会。全会发表《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和《对各级党部训令》，进一步申明剿共的既定国策。重申“赤匪既为吾民族之大患，自非集全国一致之力量以扑灭之不可。本党秉承总理遗教，并受国民会议委托之重，靖难剿匪，自属责无旁贷”，表示要“群策群力，咸以扫此妖孽为急务。”(30)并“确定方略，授权于国民政府，切实督剿”(31)。而对广州非常会议则不予理采。6月20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剿共”。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7月1日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于7月23日在南昌发表《剿匪宣言》，表示他“剿匪”的决心。为了进一步缓和与广东“非常会议”派的矛盾，蒋介石于9月1日发表《呼吁巩固统一俾得全力剿匪救灾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中正矢志秉心，始终不渝，除剿灭赤匪，安定社会外，决不愿国境之内，再启战祸，此固已迭次宣言在前矣。……是以对于两广叛变，虽时越三月，而隐忍迁就，终不忍加遗一矢，重兴战端，耿耿此心，不计其他，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其唯一之使命。”(32)通过宁、粤双方的态度可以看出，“剿共”是宁粤双方共同的任务，而且是最主要的任务，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已高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他们在某一时期也可能激化，但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相比则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
上述事实和资料是史学界所熟知的，而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史学界较传统的观点。关键问题在于，正在国共两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矛盾突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这是史学界几年来争论的热点。这一问题直接牵涉到抗日战争的开端问题。我们重复上述事实，在于提醒主张“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的学者注意“九一八”事变前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在如此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面前，中日民族矛盾会不会立时就取代阶级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需要不需要一个过程，需不需要从量上来把握，即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的量变到部分的质变。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质量互变的基本原理，我们研究社会矛盾发展变化时，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关于这种变化，史学界有两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一种是主张“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开端说的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一种是主张其它学说的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恰当的。如是说，就无法解释“九一八”事变后到华北事变前，国共两党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无法说明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的正确性与根据地发展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了，突出了。由于这一变化，刺激了国内矛盾的变化。形成了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随着民族矛盾的产生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和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同步增长；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继续上升，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并开始下降，但此时，民族矛盾的份量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只有到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使国内矛盾大幅度下降，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和国内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爆发及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成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最重要标志。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自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奉行其大陆政策，企图灭亡中国，霸占全世界。“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从中华民族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突出出来。但是，由于事变发生在东北地区，事态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国内社会矛盾的地位，特别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二者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为敌手。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松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作出一些统一御侮的姿态，以便谋求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在上海抗战的紧张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也表示过抵抗。但是，他们很快就通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同日本侵略者达成妥协，腾出手来继续进行剿共的内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暂时放松了对红军的围剿，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正在逐步改变着全国政治力量的比重和态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试图趁机“消灭国民党武力，夺取中心城市”。(33)这一错误举措，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极大恐慌，激化了阶级矛盾。
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正统政府和统治者，是中国的代表和象征。尽管全国上下对其“安内攘外”政策骂声不断，但又很难接受共产党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的暴动政策。在“剿共”与“反蒋”之间，他们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这使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似乎有了更大的市场，并且延续多年不变。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更加尖锐，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以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抗日”口号为标志，社会主要矛盾开始了新的转化。但是，到西安事变前，民族矛盾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日矛盾中，日本帝国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中日矛盾的发展。矛盾的发展取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规模、范围和深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比较隐秘的方式”，“日本帝国主义鉴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领东北四省，曾经引起了全中国反日的怒潮”，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便改变了侵略方式，变直接军事侵略或占领为间接军事侵略和占领，采用收买汉奸卖国贼、组织伪政府和地方自治以达到其实际占领与控制之目的。而这些侵略和占领都得到了南京政府的默许或承认，大多都是通过和南京政府签订协定而实现的。中日之间本来已经很深的民族矛盾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使人们很难断定其虚实真假，从而淡化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气氛，延缓了抗日进程。
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暴露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本质和卖国罪行。“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一爱国运动的被镇压，就把南京政府置于矛盾的焦点上，从而激化了国内矛盾。中国共产党具体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并继续实行“反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从国民党五大开始，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了某种变化。蒋介石也有抗日的表示。南京政府在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中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一些无理要求。
对于国民党的这一变化，国内外给以极大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欢迎，并率先对自己的政策作了极大调整，放弃了“反蒋抗日”的方针而采取“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相对下降，而南京政府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骤然上升；“杀蒋”还是“放蒋”成为矛盾的焦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蒋介石答应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停止了，南京与西安的对立消除了，国内矛盾极大地缓和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抗战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最主要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标志。“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12)“七七”事变后，中日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下才能解决。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尖锐激烈的阶级对立下产生和发展着的民族矛盾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发展的快慢是以阶级矛盾的变化为条件的。这是矛盾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结以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为标志，即以蒋介石南京政府答应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为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国民党也起到过一定作用。
注释：
①《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重要决议及宣言汇编》中册，第258页。
② ⑦《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25～27页。
③ (15) (20) (22) (27) (28) (30) (31)《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
④《北洋政府公报》，1926年6月19日。
⑤ ⑥ 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47、51页。
⑨《卢新铭电》，油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
⑩ (23) (24) (25) (26) (29)（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49、347、352—353、356、364、370页。
(11)《中国农村崩溃的研究》第50页。
(12)《大公报》1930年7月31日。
(13)《大公报》1930年8月2日。
(14)《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16)《关于红军攻克长沙之经过情形》，油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
(17)《六大以来》上册，第95页。
(18)《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19)《蒋发表和平统一文》，《国闻周报》第7卷第41期。
(21)《民国日报》1930年12月29日。
(3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29页。
(3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9页。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阶级矛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战争力量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蒋介石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剿匪论文; 北伐论文; 国民党论文; 九·一八事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