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史学论文,成就论文,风格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1-0131-08
如何形成和增强中国史学的民族风格，是关系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推进当代中国 史学达到新的高度，无疑应当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大力学习外国优秀史学成果等作 艰苦的努力。与此同时，还应当在如何形成浓厚的民族风格上大力探索和创新。事实上 ，20世纪一批出色史家正是在探索史学民族风格的道路上勇于创造，相继做出了宝贵的 贡献。以往我们回顾20世纪史学，主要关注于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进步，而对于史家在 形成独特民族风格方面的努力却未曾着手进行系统、深入的总结。本文试图对此作举要 式的论述，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仁研究的兴趣，共同从中获得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 气派的历史学的有益的启迪。
一、世纪之初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的探索
20世纪初年，对推进史学近代化最有贡献的人物是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三人，也 恰恰是他们在撰著或构思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在内容上确立了以叙述社会进化、人群活 动、国家民族盛衰发展的因果关系为目标，而在史书形式上吸收、发扬传统史学的长处 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因而成为20世纪探索史学民族风格的最初尝试。
夏曾佑于1902年—1904年著成《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以近代进化论和因果律为指导，把几千年中国历史系统地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 近古之世三大时代，又有再细分为八个阶段，对于政治、军事、制度、生产、民族、社 会风俗、学术文化各项，作了主线清楚而又切实饱满的论述，如对远古时代，即运用西 方新学理，论述由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递次演进。当时，它一经问世，便使 读者“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胸”。其原因，则在于与书中进步的观 点和内容相配合，有比较恰当而新颖的编撰形式。
《中国古代史》在编撰上的特点，是借鉴于当时刚刚传入的外国史书分章叙述的方法 ，同时吸收了中国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二者糅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全书按篇、 章、节叙述，同时又含以大事为纲的特点。著者说，文字虽繁，以关乎皇室、关乎民族 、关乎社会风俗三者为纲，属于此三项的大事则详。为了实现此“以大事为纲”的意图 ，在编撰方法上，他便将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篇、明其前因后果、起迄自如、不拘常格的 特点，糅合到从外国学来的分章节叙述的形式上。试以书中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 极盛时代(秦汉)”为例。这一章前五十节中，绝大多数是按事件设立节目的。其中有专 设一节叙述一事的，如“文帝黄老之治”、“景帝名法之治”、“武帝儒术之治”、“ 光武中兴”、“汉第一次通西域”、“汉第二次通西域”、“汉第三次通西域”；若一 节容纳不下一个事件，则分上下两节叙述，如“天下叛秦”、“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 ”、“楚汉相争”、“高祖之政”等即是；还有用连续六节叙述一事的，如“汉外戚之 祸”(一至六)、“宦官外戚之冲突”(一至六)即是。
夏曾佑尝试的体裁形式，反映了历史编撰的一种新趋势。而这种体裁形式在本世纪初 出现和流行，有着极深刻的原因。一则，由于历史家学习了西方的新理论，着重要说明 历史的进化和因果关系，自然也要借鉴外国新的编撰方法；二则，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已 提出突破旧的编撰形式的要求。早在18世纪末，章学诚就主张用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去弥 补纪传体的缺陷，以利于反映历史的大势。纪事本末体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它具有因 事命篇、灵活变化的优点，就成为本世纪初史学家学习西方、从事体裁创新的基础。在 大胆向外国学习有用东西的同时，又对本国原有形式加以改造和发展，吸收别人之长与 发扬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就是夏曾佑体裁创新上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
约略在同一时期或稍后，章太炎与梁启超撰著《中国通史》的计划，他们对编纂体裁 的设计恰好形成大体相近的思路，要用一种新的综合体裁来撰写历史，以此代表了20世 纪探索史学民族形式的一种重要趋势。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探索，与18世纪末章学诚提出 的改革史书编撰的主张前后呼应。章学诚总结了历史编撰的源流得失，提出了具有远见 卓识的主张。他认为，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本有“范围千古、牢笼百家”，“体圆用 神”的优点，可是，后期的修史者却墨守陈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其结果是，所编成 的“正史”弊病百出，“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 。”(注：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 -6页。)此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因而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太炎于1900年计划写作《中国通史》，其著述宗旨有二：一是为了“扬榷大纲，令 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注：章太炎：《訄书 ·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9- 330、329页。)前者要求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同时要写出历史演进的主线；后者提倡历 史著作应对民众产生教育鼓舞作用，以激励士气。这些都与史学近代化的时代潮流相合 拍。观点、内容变了，必然要求有新的编撰形式与之相适应。章太炎设想在纪传体的基 础上，发展为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体裁相互配合的形式。其《中国通史略例》 明白指出，章学诚主张的兼采纪事本末的方法是“大势所趋”，并且加以发展。他所列 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 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渺末也。会稽章 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 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 之曰‘记’。”(注：章太炎：《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 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9-330、329页。)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 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注：章太炎：《章太炎来简 》，《新民丛报》1902年8月4日。)他是这样重视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认为这样做 为史书编撰解决了难题，这清楚地说明了章太炎的设想与章学诚的主张前后继承的关系 。这十篇“记”要叙述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诸如秦的统一、唐代 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民族斗争、中外关系等等，这样来显示历史演进的大势。目录中 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实则同是记人，差 别只在“考纪”专记帝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者来源于“本纪”和“列 传”，但舍弃了“本纪”作为全书大纲的作用。“表”是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 材料，来源自明。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 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注：章太炎：《訄书·哀 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9-330 页。)可见他在总体上吸取了纪传体综合的优点，而形成典、记等五体互相配合的编撰 体制。
梁启超是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他是理论的倡导者，同时又是出色的实践 者，故被称为“影响最广泛的史林泰斗”。(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史 学新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他所撰《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 及其《补编》，是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梁氏洞悉传统史书体裁的源流发展，对于 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得失优绌尤有精到的见解，在编撰实践上，他极富创新精神，力 图为反映历史演进的真相提供合理的载体。其进行中的《中国通史》(未完成)的体裁设 计即充分显示出对历史编撰的创造才能。此项计划酝酿于1901-1902年，后因卷入政治 漩涡而搁置多年，至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注：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59页。)现存部分文稿， 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他所建构的体裁，见于他19 18年致陈叔通信中所言，分明是以“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个部分 互相配合。(注：梁启超致陈叔通信，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1页。)
拿梁启超的“四体”与章太炎之“五体”相比较，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梁设想中之“ 年表”即章之“表”；梁之“载记”，等于章之“记”；梁之“志略”，同于章之“典 ”；梁之“传志”，则包括了章之“考纪”、“别录”二项。而从总的原则和体制说两 人的设想相当一致。在吸收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二者的优点以尝试创造新综合体这一点 上，两人各自通过努力达到了共同的结论。有创新意义的是设置“载记”的作用，以承 担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的任务。以《春秋载记》为例，此篇共有六章， 先在总叙中说明各章内容安排和撰写意图，说：“先分述数大国国势梗概，次总述霸业 消长，与各国交互错综之关系，次述文物制度之迹象，各分节目而时缀以论列，藉以揽 知大势云尔。其宜专纪者，则归诸列传也。”(注：梁启超：《春秋载记》，《饮冰室 合集》专集之四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以下各章的写法是，既叙述史实， 又结合评论历史事件或论述一个阶段的趋势。各个时期的“载记”联接起来，就是从纵 的方面叙述历史演进的主线，与章太炎的十篇“记”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比较系统。 再者，梁启超设想的体系是明确地以“载记”为主干，其他“年表”、“志略”、“传 志”都与之相配合。这样安排也比章太炎前进了一大步。从总体上说，梁氏设计的“四 体”是吸收纪传体之长处，又用近代的眼光进行重大改造。就“载记”的设置言，则是 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发展。梁启超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既能看到纪事本末体的优点， 又能看到其不足。他说：“纪事本末体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 之极轨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 华书局，1989年，第20页。)又说：“纪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过去的纪事 本末体，有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纪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 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他的“载记”就把范围扩 大，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他用了纪事本末的方法而加以发展，不但跟 袁枢的书相比大为不同，对照章学诚所曾设想过的办法也有了很大改进。
尽管章太炎拟议中的《中国通史》未正式撰写，梁启超的《中国通史》也只写出部分 文稿而远未完成，但是，他们对于新的综合体裁的尝试，对于20世纪的历史编撰的发展 趋势却有深刻的意义，他们的努力反映出近代史家已有更科学的观点和更开阔的视野， 要求史著既能写出历史演进大势，又能再现社会各方面的情状。至20世纪末叶，罗尔纲 以“叙述”、“纪”、“传记”、“志”、“表”五体配合撰成《太平天国史》，白寿 彝先生创立“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体配合撰写《中国通史》，更 把新综合体大大向前推进，谱写出20世纪史学的重要篇章。
二、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张荫麟的探索
20世纪30-40年代，史学科学化继续获得多方面的进展，与此同时，在创造历史编撰的 民族风格上也继续有所收获。在以进化论和因果律为指导的实证史家中，我们可以吕思 勉和张荫麟为例证。
吕思勉所著《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共18章，下编共35章。尽管此书系按 章论列，似与一般章节体史书相同，实际上它又明显地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典志体和纪 事本末体的特点。上编各章的题目是：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 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显然，这是 借鉴于典志的特点而来的新创造。下编各章中列有：古代的开化，夏殷西周的事迹，春 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秦朝治天下的政策，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汉武帝的内 政外交，前汉的衰亡，新室的兴亡，等；此则是糅合纪事本末体“以事命篇”、“不拘 成格”、“起迄自如”的特点而加以发展。吕氏所著的断代史，体裁形式也有类似的浓 厚的民族风格。如，《先秦史》(1947)第五章至第九章，标题分别是：开辟传说；三皇 事迹；五帝事迹；夏殷西周世迹；春秋战国事迹。章之下所列节目之标题，则有“炎黄 之争”、“禹治水”、“尧舜禅让”、“夏殷兴亡”等，大多也是以事立目。第十至第 十五章，分别为：民族疆域；社会组织；农工商业；衣食住行；政治制度；宗教学术。 显然也是吸收了典志体的特点并加以改造而成。总之，吕思勉在体裁运用上有两项明显 的意图，一是借鉴、改造纪事本末体，以反映历史演进的大势，一是借鉴改造典志体， 以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和典章制度的各个方面。从形式上看他对体裁的运用跟章太炎、 梁启超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异，但他这两项指导思想与章、梁二人却又有互相贯通之处。
张荫麟所著《中国史纲》之所以能成为享誉中外的名著，除因他具有高明的史识，对 历史的运动和联系有深邃的眼光之外，还应归功于著者对史书体裁有创造性的、灵活的 运用，和在历史的文字表述上发扬了传统史家文史兼通的传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故 从史著的民族形式这一意义讲，张著《中国史纲》是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成功之作， 尽管其篇幅只有16万字。
张荫麟富有创造精神，在史著的结构和风格上有明确的追求，不愿落入俗套，力辟新 境。自云：“作者写此书时所悬鹄的如下：(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 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 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 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 的性格，兼顾并详。”(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他要着重叙述的是对历史发展最有重要影响的事项，即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想的 成就，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对这些要做到重点突出，内容上要予以透彻的分析，表 述上则采用说故事的形式。总之，他的史著要写成富有思想性，生动的，能深入读者脑 际，产生感奋力量并有独特风格的书，避免刻板乏味。
匠心独运、惨淡经营的结果，在体裁形式上，张荫麟做到了把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篇、 便于写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优点，融汇到流行的章节体之中；并且，在必要时， 又吸收了典志体以及传记体的优点。如，第一章，“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共分四节 ，分别为：“商代文化”，“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周朝的兴起”，“周族与外 族”。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共分九节，分别为：“封建帝国”，“奴隶”， “庶民”，“都邑与商业”，“家庭”，“士”，“宗教”，“卿大夫”，“封建组织 的崩溃”。又如，第八章，“秦汉之际”，共分五节，分别为：“陈胜的起灭”，“项 羽在关中”，“楚汉之战及其结局”。这些节目的大部分，明显地是按事设立，以突出 重大事件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让读者能明确掌握各“大事”的原因、经过、结局和影 响。其中有关周代奴隶、庶民、都邑、商业等，又糅合了典志体的特点。同时，著者对 其十分重视的学术思想的成就，也采取按事立目的办法。如，第四章，“孔子及其时世 ”，其中分别设有：“孔子的先世及孔子的人格”，“孔子与其时世”，“孔子与政治 ”，“孔子与教育”，“孔子的晚年”。第六章，“战国时代的思潮”，共有六节，分 别为：“新知识阶级的兴起”，“墨子”，“墨子与墨家”，“孟子许行与周官”，“ 杨朱庄周惠施老子”，“邹衍荀卿韩非”。历史是事件和人物构成的，学术思想也是人 创造的，吸收纪事本末体、典志体以至传记体的特点，糅合到章节体之中，对于历史编 撰来说，实在是必然的和可行的。
在文字表述上，张荫麟有极高的才华和技巧，他把对历史的深刻观察和透彻分析，都 融合到生动的叙述之中，因而一扫有的历史书叙述刻板、枯燥乏味的弊病，极具吸引力 和感染力。书中这样叙述孔子的人格：
他们所遇到的是怎样一位先生呢?这位先生衣冠总是整齐而合宜的；他的视盼，和蔼中 带有严肃；他的举止，恭敬却又辩才无碍，间或点缀以轻微的诙谐。他所喜欢的性格是 “刚毅木讷”，他所痛恶的是“巧言令色”。他永远是宁静舒适的。他一点也不骄矜； 凡有所长的他都向请教。便是他和别人一起唱歌，别人若唱的好，他必请再唱一遍，然 后自己和着。他的广博而深厚的同情到处流露。无论待怎样不称意的人，他总要“亲者 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
从精炼的叙述中，鲜明地刻画出孔子这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好学不倦、多才多艺， 和他谦和、刚毅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性格、修养。
再者，书中叙述汉武帝改变汉初“无为”方针而实行“有为”政治的历史选择：
窦氏之死，给汉朝历史划一新阶段。她所镇抑着的几支历史暗流，等她死后，便一齐 迸涌，构成卷括时代的新潮。自她死后，在学术界里，黄老退位，儒家的正统确立；政 府从率旧无为变而发奋兴作，从对人民消极放任变而为积极干涉。这些暂且按下不表。 现在要注意的是汉廷的对外政策从软弱变而为强硬。她死后的次年，武帝便派重兵去屯 北边；是年考试公卿荐举“贤良”，所发的问题之一，便是“周之成康……德及鸟兽， 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氐、羌徕服。……呜呼，何施而臻此欤?”次年，便向匈奴 寻衅，使人诈降诱单于入塞，同时在马邑伏兵三十万骑，要把单于和他的主力一举聚歼 。这阴谋没有成功，但一场狠斗从此开始。
书中作为重点叙述的大事，实际上是社会变动、政策转变和一系列军事行动、民族关 系错综变化的聚焦，在质朴优美的叙述中，透露出著者对社会进程复杂原因和事件前因 后果及对后世深远影响的深刻观察，隐含着历史家对民族命运兴衰所寄予的关切和激情 。诚如鲁宾所评价的：“在张荫麟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历史是鲜明的，容易了解的，对 现代读者是亲切的。同时书中没有一点庸俗化的地方，也没有因简述一些问题而使论述 降低到非专家水平，更没有否认别人的成果。”(注：张荫麟：《中国史纲·本书说明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20世纪30-40年代起由成长壮大到获得蓬勃发展，逐步成为中国 史学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实践中遵循着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的方向前进，同时他们又自觉地承担把祖国优秀文化发扬光大的历史任务，继 承、发展传统史学的有用形式和语言表达手法，呕心沥血地使自己的史著具有为中国老 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范文澜和翦伯赞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范文澜所著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是一部潜心研究多年、反复修订而成的巨著，是2 0世纪史坛上光彩耀目的“成一家之言”的名作。范文澜继承并大大发扬司马迁以来中 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撰成一部具有科学性，洋溢着时代气息，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 史的成功的史著，同时在推进史学的民族化形式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范文澜对祖国文 化有极深厚的素养，又精心研究过《文心雕龙》，对于文章作法和修辞技巧有高度的造 诣；他在延安生活了多年，对于毛泽东所总结的科学的、进步的内容和民族化的形式这 一新文化的方向有深刻的感受，并且自觉地出色地实行。
范文澜的史著有鲜明的观点和浓厚的理论色彩，是以对大量史实的准确把握和深入考 辨为基础而升华出来的，全书蕴涵着丰富知识、消化了大量史料；而在章节结构和内容 层次上又做到细针密线、妥善安排，因而章法分明、组织严密、布局合理。这显然是对 传统史学重视体裁、体例运用的继承和发展。范著的章节结构从内容到标题，都是苦心 经营、设计的，既能鲜明地揭示出历史演进的特点，又布局合理匀称，前后连贯照应。 如第二编“汉族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的成立到经济基地扩展大帝国的出现——秦汉 至隋统一”，共六章，秦朝西汉各一章，标题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 国家成立时期——秦”；国家统一巩固后对外扩展时期——西汉”。不把东汉和三国分 开，而合设一章，为“继续向外发展并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期——东汉三国”。三国以后 的历史更加复杂纷繁，书中不采取一般按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分述这样的格局， 而是分设“短期统一与黄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坏时期——西晋十六国”，“长江流域经济 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南朝”，“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时期——北朝”，作为此篇之后 三章。这样的布局和标题，确更能从政治、经济、统一规模及曲折、民族关系几个主要 方面，揭示出各个时期或朝代历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同时， 也使长期分裂纷杂的一段历史，显得不那么乱了。
书中各个章节，都是精心构撰，文字简练，内容丰富，法度谨严。我们特以二节来说 明。第一编第四章(东周)第五节“各族的斗争与融合”，分为三大层次。首先叙述“中 国”、“夏”、“诸夏”、“华族”、“裔”和“夷”等名称的由来，和经过华族与居 住在中国内部及四方的种族斗争，华夏文化扩大、各族不断融合的趋势。其次，叙述中 原地区华族与其他族杂居的情况，以及南、东、北、西四方少数族的分布及其活动。再 次，叙述华族凭藉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终于融合了四方诸族。最后得出结论，“东 周时期华族逐渐巩固了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为秦汉统一作初步的准备”。全节不足 2500字，却包括了详审的材料，清楚地论述了各族如何分布，如何斗争和融合，甚至详 及戎、狄与华族各国互相攻伐的次数，而且有深刻的分析，辩证地揭示出华夷关系不同 层面的意义和中国各族逐步融合的趋势。单独来读，完全称得上是一篇兼具思想性与学 术性，内容丰富而又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优秀论文。再如，第二编第一节“西汉政治 概况”。首先论述汉高祖刘邦执行与民休息的方针。著者提出中心论点：“有非凡政治 才能的汉高帝，在位七年，做着一件大事，那就是为与民休息准备各种条件。”以下每 一项，“建立制度”，“招集官僚”，“压抑商贾”，“对匈奴和亲”，项项都归结到 有利于人民休息。然后更进一层叙述汉高帝又致力于战争的善后措施，包括封文武功臣 ，对从军吏卒赐爵，劝告流民回乡务农，对因饥饿穷困卖身为奴者释免为庶民等，从而 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满意。又进而叙述刘邦“政治上的大成功”——消灭异姓王，分封 同姓王(当时朝廷力量不足，需要同姓王的支持)，迁徙豪强。最后归结说：“汉高帝在 位七年规定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给盛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此为本节第一大段落， 纲举目张，内容详赡而组织严密，层层深入，前后呼照。以此为基础，然后展开对西汉 政治的发展和衰落的前、中、后三个时期的论述。
在历史的文字表述上，范文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史著的语言，既有厚重的 历史感，又具隽永、优美、活泼、洗炼的特色。他写汉武帝，说：“汉武帝凭藉前期所 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才大略的特性与在位五十四年的 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 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 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 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 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 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 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 版社，1964年，第39页。)态度鲜明地、集中地、准确地对汉武帝的贡献和这一时期的 历史地位作出评价，气势豪迈，评价准确，力透纸背。他称唐太宗是取得“空前成功的 皇帝”，深刻而生动地分析唐太宗的政治性格和出现“贞观之治”的原因：“隋朝是唐 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 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 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利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 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 建皇帝的根本原因。”(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 ，第93-94页。)“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徵在谏臣中尤为突出。魏徵敢于据理力 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 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侮辱我 。’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 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直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徵的直谏 ，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徵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 忍气接受谏诤。”(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96、108、116页。)对武 则天，书中称她是“刚强机智的政治家”，“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 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又引《颜氏家训 》中所载邺下有专由妇人主持门户的鲜卑遗风，来论述武则天称帝的社会习俗背景，更 别具情趣：“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 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 社会习俗有关联的。……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 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96、108、116页。)他分析唐太宗因骄侈 心的滋长，代替了前期的求治心，而成为唐朝由治安转向危亡的关键：“唐玄宗在开元 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 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 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筋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 元时期才达到了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 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 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 第96、108、116页。)更是以精辟、生动的语言，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
书中论述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精彩的语句也随处可见。他评价孔子和老子学说对于中 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巨大意义：“儒道两家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种重要学说。儒 家是一条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一条暗流，它 阐明驾驭臣民的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秦汉以后历朝君主，凡善于表面用儒，里面 用道，所谓杂用王霸之道的国常兴盛，不善用的国常衰亡。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 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和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 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 民出版社，1955年，第276页。)确实鞭辟入里，发人深思。写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和李贺 的不同风格：“李贺想像力不亚于李白，不过李白满脑子神仙，神仙是最快乐最自由的 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诗充满着飘飘凌云气的快乐情绪。李贺却相反，他既不信天地间有 神仙，承认死的不可避免。他在死的方面运用想像力，犹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样获得 成功，不过长生与死亡意趣大不相同，二人的意境就大异了。”“李贺佳句大抵从实地 考察中得来，又加以锤炼功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摄影师选择最适当的地点，摄 取全部胜地的精华。”(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696-697页 。)真切而传神。他论述唐晚期及五代文苑一片衰败萧索，但此时却产生了新体的词， “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注：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662页。)生动贴切，令人赞赏。范文澜 形象地譬喻优美的历史表述对于吸引读者、广泛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韩愈所说的文 以载道，是经验之谈。一辆破车子载着大道理，别人会拒绝它走进自己的眼睛里。”( 注：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79年，第217页。)范文澜的史著教育了几代人，他的通史著作和近代史著作长 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除了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内容之外，语言优美生动、极具吸引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翦伯赞的史学著作，在文字表述上也很有特色。1942年11月，他在重庆撰写《中国史 纲》第一册(即《先秦史》)即将脱稿时，郭沫若曾致函，请他写完之后带着稿子“到赖 家桥来为我们朗读”，历史著作而能拿来朗诵，就因其文字生动。仅举二例。《先秦史 》书中描述原始社会由采集经济向采集狩猎经济过渡时的生活：
据考古学家的报告，在周口店洞穴中，发现了大批古生物的化石，如披毛犀、毛象、 剑齿虎、驯鹿、水牛、野马、野猪、灵猫、水獭及貂之属。在宁夏东部的遗址中，发现 了披毛犀、鬣狗、鸵鸟、野马等的化石。这些古生物的发现，就指明了狩猎在当时人类 生活中，已经占领了很重要的地位。并且，我们由此可以想像燧人氏时代的人群，已经 再不是拘束于内海周围之可怜的采集者，而已变为英勇的猎人。他们拿着鹿角制成的匕 首，或是有柄的投枪，在蒙古高原，在河北平原，在鄂尔多斯，在陕甘北部，到处展开 了“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到处的森林都烧起了熊熊大火，到 处的猎人都发出了雄壮的呼声，于是在胜利的呼号中，大批的野兽被抬进了洞穴。同时 ，在内海的周围，在易水流域，在萨拉乌苏河，在黄河的沿岸，都布满了捞鱼的人群。 此外，在这一带的山坡和原野也有成群的女子，进行采集。现在，在原始人的菜单上， 已经不仅是球根、果实和螺蛤之类，而是添上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山珍海味了。(注：翦 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1-32页。)
再如，《秦汉史》(又称《中国史纲》第二册)中写农民起义军包围长安、王莽面临灭 亡的情景：
火势延烧得更大，已经烧进了皇宫。王莽的妃嫔和新选入宫的一百二十名淑女东逃西 窜，群呼：“当奈何!”这时，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穿着一件深青而发赤的衣服，带着 皇帝的“玺”，手里拿着“虞帝匕首”，前面摆着一个“威斗”，傍边有一位天文郎替 他转动斗柄，他就随着斗柄所指的方向而坐。为了替自己壮胆，他自言自语说：“天生 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注：翦伯赞：《先秦史》，第31-32页。)说话的时候，声音 很微弱，因为他已经三日不食了。(注：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328页。)
说明翦伯赞在40年AI写作成的这两部史著，在观点上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法上是搜 集了丰富的史料(包括考古资料)，忠实地对史料分析，并力求语言的优美、形象，其出 色的段落宛如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作为他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的理论概 括，至60年代初，他主编《中国史纲要》时，便向编写组提出如下要求：“文章要写得 生动一些。但我们不是写诗歌，可以全凭感情，也不是写剧本，可以虚构(写历史剧也 不能随便虚构，历史剧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也必须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的) 。我们是写历史教科书，既要生动，又要准确、严肃。”“文章要剪裁，删除繁芜无用 的辞句。句子要锤炼，去掉不必要的字眼。不论是文章的剪裁或句子的锤炼，都不要为 了美词而害意。”(注：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 961年12月22日。)编写组贯彻了他的这些要求，语言上做到准确而流畅，得到了普遍的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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