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心路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81/.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7-0063-11
六 扶助农工背后的利益之争
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无疑是导致他与共产党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虽然出现了回潮的现象，但北伐军北上所过之境，包括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所过之江西、福建等省，工农运动仍旧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其实颇为矛盾。
应当了解的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并不是要不要坚持“扶助农工”政策。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是高唱“扶助农工”的，并且反复宣传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是先总理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注：蒋介石1927年以后经常在讲演中谈到“扶助农工”的问题。他始终强调这是绝不能稍有变动的孙总理“三个政策”（反帝、联俄、扶助农工）或“四个政策”（反帝、反军阀、联俄、扶助农工）之一。参见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2月29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42](p129,216)。问题是，蒋对究竟应当扶助什么样的农工，以及应当如何扶助农工取得自身的利益，却与共产党人有认识上的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农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操之在谁，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适宜，即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43](p514-515,522-523)。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蒋介石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比较积极。即使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仍在关心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不仅对留苏的邓文仪搜集的俄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颇为看重，而且与鲍罗廷不止一次深入探讨过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11][43]。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第一军的指挥官们“异口同声地肯定农民给广州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相信“没有农民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蒋对农民运动也更加重视。他一面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起草土地法[34]，一面公开发布命令，“通令我党军全体将校士卒，今后无论在何地方，对于农民利益，须与保护；农民运动，须与扶持，务使我国民政府治内之农民，能得优裕生活，能成有主义有组织之民众”[44](p202)。12月上旬，当国民党开中央政治会议时，他也是“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正是在蒋介石的提议下，会议明确主张北伐期间要着重解决农民问题：政治上要强调“农工群众是国民革命的重力军”，强调“求国民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农民生活”；行动上要“速制定土地总法，减轻农民负担”；要“清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无反革命派”；总之要号召“革命的群众准备与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战”，要让民众了解：“为革命而非忍主义目前之痛苦，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11][32]（1926年11月19日二版）进入1927年之后，他也同样再三说明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农民”，强调革命军前赴后继，“都是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求解放而牺牲”。因此，他不仅不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而且表示“很盼望农民同志，有自觉的精神，快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作革命的后盾”。[45](p108)
对农民运动如此，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自然也不可能有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即使在北伐开始后，广东以外的共产党人一度也仍旧能够感受到蒋对工人运动是同情的。湖南区委书记对此就有过说明，称：蒋“到安源时，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上抄下来的”。因此他甚至认为，“蒋之实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46](p297)
当然，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远不如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里面最受人争议的，就是蒋下令在北伐期间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但第一，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蒋并非始作俑者。1924年孙中山准备北伐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任工人部长的廖仲恺也曾不顾共产党人的抗议，采取了坚决禁止罢工的做法。第二，基于战争形势的特殊要求，对后方工运略加限制，策略上也未必不妥。在这一点上，其实连俄国人也有过大致相同的意见。当北伐军逐渐推进到英国势力范围所在的长江流域之际，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就明确建议：国民党应当改变过去革命党的一些习惯，做全面执政的准备，为此，目前应当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好好理顺国际关系”[47](p570)。言外之意，如果能够结束持续一年多的省港罢工，缓和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将有利于避免在军事上遭遇英国人的干涉。
蒋介石之所以在北伐伊始就特意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实际上，蒋对广州工运确实久有不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他担任广州卫戍司令期间，他就已经发现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捕人，几乎有成为第二政府之可能，对执政者颇具威胁。“三二○”事件当天其士兵先行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的住地，就反映出当时身为广州卫戍司令的蒋对这支治外武装存在着某种戒备的心理。二是广州的工人，一派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影响之下，一派由保守的广州总工会指挥，还有一派则是受到国民党右翼的影响，联合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周围。三派工会每每为党派所利用，工人们常常因为意见相左而剑拔弩张，直至大打出手。每逢重大事件或节日，当局就不得不预为戒备，甚至动用军队以震慑。而就在蒋北上前夕，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人与总工会的工人也还是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双方街头械斗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周时间，一些工人被打死打伤。蒋虽亲自出面调停，亦未见成效。[11];[35]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相当敏感和戒备。在提议限制后方工人罢工自由之后，他又进一步从统一治权、稳定人心的角度开始限制工人纠察队“私擅逮捕”[48](p425)。后来又注意到占领区内工人群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进而产生种种扣货、没收、阻运、封厂，和捉店主、厂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之类的越轨行动，转而劝说劳资双方应急谋妥协，要求商人体谅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资水平，要求工友接受政府调解，不要歧视商人[49]。
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政治上必须要依照三民主义之精神，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以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大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如何能够既使工人得利，又使商人、厂主保有财产，不失去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呢？一向对广州工人运动抱有成见的李济深等人，1926年12月在广州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布试行了一个罢工法，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这个罢工法限制了工会的某些自由，如规定未经政府许可不得自行成立工会，工会不得滥捕工人、商人或侵犯他人身体；罢工之际不得自行没收商店、工厂之商品及器物；不得封锁工厂或妨害商人自行作业；不得携带武器或拽棒等示威游行；不得以武力或他种胁迫手段募集会员。但它同时也顾及到工人的一些权益，对店主或厂主加以约束，如规定商人或厂主不得组织自卫工会，以期破坏工会；不得无故解雇店员、工人；不得禁止其店员或工人参加工会运动；不得收买部分工人及不良分子对抗工人；可加入工会，享有选举权和发言权，但不能有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关闭工厂必须提前一月通知工人，若突然关闭或解雇，须发给薪资两月；遇有店员或工人罢工时，可以自行作业，惟不得临时雇用店员、工人，以破坏罢工；要求加薪罢工解决之际，应照新商妥之赁银率补发罢工期内之工资，如此等等。[32]（1926年12月31日二版）
在这种时候，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只要是意在保护商人厂主，都是难以得到共产党人的赞同的。随着北伐的胜利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1月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开始提出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使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主张为造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应当准备没收外国在华大企业，进而将铁路、交通及土地收归国有等等[50](p670-673,676-678)。这一决议使得原先对过多损害社会富裕阶层利益的做法感到担心的共产党人，大大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但是，要想让大批早已习惯于上下尊卑的旧秩序的工人、农民都起来造有钱人的反，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最大限度地把“真正”的工人、农民动员起来，以便深入革命，鲍罗廷等人明确提出了“矫枉过正”的观点，强调革命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工农运动发展迅速，懂得理论和政策的党员干部人数极其有限，以致各地工农运动兴起之际，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做“革命先锋”的现象（注：转见（长沙）《大公报》1927年2月22日七版。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即明显地受到鲍罗廷这一思想的影响。见《战士》第35-36期合刊，1927年4月。）。不计后果，过去要求，甚至罔顾法纪，随意侵害人身及财产的现象，自然会大量出现。
仅以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为例。其店员工会成立伊始，即通过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1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之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计各项收益，店员们要求的收入增长实不止10倍。[51]
之所以会出现这许多过分要求，明显与其会员素质较差和成份复杂有关。据当地妇女解放协会报称，1926年年底，该会会员为宣传民众，排练新剧。该县洋货绸缎布疋罢工店员多人得知后欲强入二女师排练场内，为学校职员婉言劝阻后，竟“在校门照墙上涂写打倒二女师、男女不平等、男子睡上女子睡下及污辱妇女等种种龌龊不堪之语，并图画男女生殖器种种龌龊不堪入目之图。被本校职员李同志瞥见，将店员责备。彼等复纠合罢工店员七八十人，将李同志捉去随拖随打，众拳交加，声言捆绑游街。拖至七姑庙门首，将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殴一顿。演剧会员闻讯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险”。[52]仅此一例既可看出这个店员工会中确有一些具有痞子流氓风气之人。对于这一事实，即使共产党方面其实也不否认，只不过他们的评价是说，这是一些“无知店员”所为罢了[53]。
一方基于战争、财政等种种需要意图适度保护工商，一方不惜用矫枉过正来拓展自身革命基础，蒋介石等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双方各种矛盾的交集，这时已日渐浮出水面来了。
七 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
不过，坦率地说，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的冲突，更多地还并不是表现在对工农运动的不同态度上面。至少在蒋介石的各种言辞记录当中，其责难共产党人的原因，主要还是怀疑共产党人暗中挑动民众制造倒蒋风潮。他显然不了解，中共中央这时曾一再叮嘱各地党部，要设法维系与蒋的关系，包括迎汪，也“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如蒋坚不让步，也可以实行“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的策略以为妥协。[54](p371)问题是，无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怎样向蒋许诺保证，多数基层组织还是把迎汪同倒蒋混为一谈。甚至在1926年11月间，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打倒蒋介石”的呼声。
蒋介石注意到的最早的反蒋鼓动，是11月上旬末发生在武昌的一次军民集会上的事。当时场内的工人有意当着蒋做校长的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学生的面，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双方因此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江西九江，让蒋大为恼火。只是由于武汉在唐生智的实际控制之下，唐对蒋原本就不大服气，因此他才没有马上把这件事与共产党人的挑动联系到一起去。可是就在他电告分校学生，遇有工友幼稚时，“只能以理喻之，切不可与之争斗”[55](p413)的话说过不过10天之后，他竟再度得到消息说，就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当中也出现类似武昌工友那样的言论。这一消息对蒋刺激之大，使他“不胜愤慨”到“暴躁怨恨形诸口舌”，就连他自己在怒气发泄之后都不能不深觉反应过激。而他之所以如此暴怒，恰恰是因为他强烈地怀疑：“从中CP或有作用”[11]。
如果说对武汉工人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反蒋言论，还只能怀疑是共产党挑唆的话，那么，随着鲍罗廷借迁都之争公然恶语相向，却让蒋砸实了自己的猜测。
把党政中心从广州北迁的问题，是随着汉口占领后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蒋9月上旬考虑到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实际控制权却落在湘军领袖唐生智手中，“非有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故建议谭延闿等先行来汉“主持一切”[30](p.677)。此议虽未能得到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的赞同，11月中旬却因鲍罗廷改变主意，致使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于26日正式同意了迁都武汉的方针。很快，鲍罗廷就于12月10日率领部分国民党党政领导人先行抵达了武昌。
鲍罗廷一行动身不久，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就于12月5日宣布停止办公，也开始分批北上。鉴于这种情况，鲍罗廷于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即13日马上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提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此一提议当即得到通过，会议并决定以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的主席。[37]（1926年12月17日二版）注意到蒋介石身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袖，蒋委托战时暂行代理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静江，因此也被排除在了“最高职权”之外，蒋再度处于可能任人摆布的地位，不难了解他对此会产生怎样一种感想。
蒋最初对这种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挑战，内心尚未十分了然。因此，他开始虽有不满，但并没有公开反对。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发现同意联席会议可以代行最高职权，势必等于重新让苏联顾问说了算。即使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形态，一旦它通过决议推翻二届二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军政体制，“三二○”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据此，蒋不得不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执行委员路过南昌北上武汉之际，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最高权力机关暂时设置于他直接掌控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37]（1927年1月8日二版）
蒋介石对联席会议的抵制态度使鲍罗廷进退维谷。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最初都不同意蒋的迁都建议，原因就是担心刚刚可以乘蒋北上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万一把它迁到军事占领区去，又会落入到蒋的直接掌控之中。即使是后来鲍罗廷注意到蒋无法在武汉亲政，因而改变了态度，中共中央也一直固执地表示怀疑。如今若向蒋妥协，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鲍罗廷不仅将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等于拱手把中央权力送到蒋介石手上去。鲍罗廷早就设想北伐军到武汉后，可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逼蒋交权。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上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接管“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如今在北伐期间军政权力已经相当分散的情况下，竟因自己一个算计错误而导致蒋轻易地重掌党政大权，鲍罗廷对此难以善罢甘休。
鲍罗廷首先致电莫斯科，声称在迁都问题上不能对蒋妥协，否则不仅会大大加强蒋的独裁地位，而且难免会被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看成是广州软弱的表现，进而导致对方转入攻势，自己也将会因此而无法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留任，非辞职不可。莫斯科回电反对鲍罗廷因为任何理由离开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它也赞同鲍罗廷的担心，但同时仍建议鲍罗廷应亲赴南昌劝蒋，争取妥协解决争端。[56](p66)
既然莫斯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鲍罗廷遂横下一条心，不惜把自己推上第一线，与蒋介石摊牌。其意在利用国民党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并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离开蒋介石，使蒋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据此，在1月12日欢迎蒋介石一行的宴会上，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军人摧残党权、欺压CP和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进而指名道姓地对蒋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那里可以放过你！”[57](p280)
“三二○”事件就是因为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过于忽视了蒋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蒋成功地通过这一事件打击了俄国人的威信，并限制了顾问们的权力之后，鲍罗廷却再蹈复辙，自己出面来向蒋的自尊心挑战，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于理解。鲍罗廷这时的杀手锏，多半有三个，一是在武汉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掌握着蒋所需的大笔军费；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如谭延闿、何香凝等亦不愿随蒋破裂；三是唐生智等相当一批北伐将领已在武汉方面领导之下。而与此同时，鲍罗廷同样相信各地工农运动正在广泛兴起，它势必会对国民党及其北伐军形成强大的牵制作用，各地赞成迎汪的国民党人声势日渐浩大，必然会对蒋介石造成极大的压力。正因为如此，鲍罗廷虽然事后也曾一度忐忑不安，担心自己的做法过于唐兀和冒险，会太过损伤蒋的自尊心，暗托宋子文等对蒋表示歉意，甚至声言今后愿与蒋一同随军行动，“不问中央事”[58]（卷六，1927年2月6日条），但他却并没有停止推动剥夺蒋党政权力的斗争。
蒋介石刚一离开武汉，武汉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就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恢复党权运动，不仅高唱“打倒张静江”，挤走同情蒋的十一军军长、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推动蒋之行营主任、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以及孙科等人公开撰文，影射抨击蒋搞个人独裁，而且为根本消除蒋对党政的控制权，更决定抓住左派占优势的情势，于3月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重定党政军领导体制。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在中国，不仅政权要靠枪杆子来敢得和维系，而且社会上的所谓阶级分化也远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不要说中间阶层所占人口比例极大，就是共产党人最为重视的工人群众，政治上也与广州工人的情况不相上下，通常处于分散的甚至是分裂的状态，很多工人不仅不能为共产党人所掌握，甚至可能站到相反的立场上去。换句话来说，蒋介石未必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于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这时不仅可以得到相当部分军人的支持，而且也同样会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共产党人相抗衡。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蒋介石的军队所经过的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社会中上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拥蒋热情。在这些地区，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员通常都影响着相当一批工人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党部，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造成了很大的恐慌。蒋介石到来后，为抗拒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往往会借助于本地倒戈的军事领袖，或选派政治上区别于激进派的亲信，另立党政机关，以控制地方。由于这些人明显地倾向于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因而自然会受到习惯于旧体制、旧秩序而恐惧激进革命的社会中上阶层的欢迎。对于这些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共产党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会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能够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共产党人的工会组织相对抗。对此，蒋介石也并非一无所知。但已经习惯于用强力解决问题的他，也并不反对部下出于他所认为的革命的目的而采取非常手段。结果，就出现了诸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这时在蒋的总部中所看到的那些让他备感吃惊的情景：蒋对其亲信支持、指使拥蒋的工人、店员，甚至是青红帮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领导的各地国民党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甚至大打出手，造成流血冲突等，常常是睁一眼闭一眼，时而默许，时而干脆就是变相鼓励[59]。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开始不择手段地来与跨党的共产党人争夺地方和群众，是与他所感受到的权力失落的威胁程度有密切关系的。直到1927年3月之前，一直跟着蒋工作的郭沫若虽然对蒋在个别地方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处置手法心存疑问，却并未发现蒋有明显异常的表现。但在3月上旬之后，当蒋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紧接着武汉又召开了旨在削弱其权力的二届三中全会，郭沫若才意外地发现蒋开始大踏步地转向了极端。很明显，蒋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而产生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实在是太大了。他深信，如果这个时候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他所占有的那些省区，转眼间就会落到武汉中央的手掌心去。而丢掉这些地区，他连讨价还价的资本可能都没有了。如果他最终不得不向武汉中央臣服，不要说此前的一切可能功亏一篑，就连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可能因之而结束了。困兽犹斗，有过“三二○”经验的蒋介石当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还在1927年2月下旬，即在蒋还没有下决心动手之前，他其实就已经不断地公开放话了。当时，他仅仅是受了鲍罗廷言语威胁的刺激。他公开警告说：不要试图让我走开，“总理在生的时候，我无论对那一个同志，或者有一句话与我不对，或者有一点得罪了我，我马上就要跑开”。“现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开的时候”，“中国革命根芽从此就要断绝了！”谁也不要想让我放弃责任，因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60](p124-125)注意到这种情况，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坚持取消和限制蒋的权力（注：这些决议包括废除主席制和军校校长制，军委实行主席团制，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及军长须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等。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316-317,321-324页。），其后果应当是可想而知的。
八 “四一二”：血腥的开端
蒋介石打算与共产党人翻脸，当始于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3月3日，即蒋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意外发现谭延闿、何香凝、陈公博等均已动摇，决心去武汉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即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际，蒋内心就已经充满了恐惧与恼怒。表面上，他只能表示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背后却忿忿然曰：“见人面目，受人气焰，羞辱情况，令人难堪！”[58]（1927年3月3日条）一连数日，蒋心境恶劣异常，因而曾连电前敌总指挥何应钦：“谓共产派在武汉破坏军事更烈，非克复南京自立基础，决难立足。”[10](p310-311)此电表明，蒋确是在过去所据以号令全党的二届广州中央及政府脱离其掌控之后，开始暗中考虑与武汉分庭抗礼，号立中央的可能性的。
另立中央，蒋必须握有足以号召全国的政治资本。在他看来，能否顺利拿下上海和南京这两大中心城市至为关键。因此，在上海、南京未夺取之前，蒋的态度仍旧犹豫不决，即使是对武汉中央的二届三中全会也没有敢于公开指责和否认。何应钦、蒋伯诚、顾祝同、潘宜之、杨虎等蒋之重要部属早就对共产党强烈不满，“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谈起来“多激昂唏嘘”。但这时将领们多次对蒋提起此一不满，蒋却时而愤而应和，时而痛加训斥，让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何应钦就明确讲：对党务问题，非蒋自己拿定主张始有办法，他人都不敢十分表示自己的主张，因为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10](p310)但夺取南京刚有眉目，张静江就明白告诉邵元冲、蔡元培等人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10](p312)
1927年3月24日，张静江、邵元冲、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等同车去上海，随即赴龙华前敌总指挥部与白崇禧、潘宜之、黄郛、吴稚晖、李石曾等见面，“共商应付党务事宜”。而就在张静江等从从杭州动身前往上海的前天，刚刚被占领的南京城就发生了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大批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领下的国民革命军官兵，从上午8时开始，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直至午后5时才逐渐停止。因各国驻在南京的海军官兵人数甚少，无法与抢劫者正面冲突，因此停在长江上的美、英军舰遂从下午3时左右开始炮击南京，直至抢劫行动被制止才罢休。蒋得到消息后，马上于25日中午从上海赶到南京，急匆匆部署追查之后，便于次日又赶回上海。虽然，在公开场合蒋并没有把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人的阴谋，但内心怀疑其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关系。（注：蒋26、27、29日对各报记者谈话称，抢劫及射击外人者，实“为着国民军制服、制帽之北兵所为”，与国民革命军无关。蒋介石：《对〈申报〉记者谈话》（1927年3月26日）；《对上海中外各报记者谈话》（1927年3月27日）；《对日本〈日日新闻〉记者谈话》（1927年3月29日）。）[42](p193,195,197)[58]（卷六，1927年3月25,27日条）因此，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即27日，蒋就急忙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蒋梦麟、邵元冲、马叙伦等一并邀入总部行营，秘密“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并显然倾向于吴稚晖的主张。吴的主张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其证据则根据数星期前陈独秀对稚晖之谈话，谓共产党二十年内必可实行共产，又去年双十节共产党在湖北秘发之传单阴谋破坏国民党者以为证，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注：另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藏档2-6.1/6号，有所谓“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录”，日期为1927年3月28日。到会委员为“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查邵元冲当日之日记可知，本日古应芬并未出席，据记“介石谓湘芹（即古应芬）处已去电促其即来”。29日并记：“程颂云、古湘芹、何敬之等皆来共商”。且据邵元冲27、28、29三天日记内容亦可了解，这次会议参加者身份复杂，有监察委员身份者初仅四人，最后一天才加入古应芬。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第一号会议录”，显系日后所编。）[10](p313-314)
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与共产党确已形同水火，再难相容。这里面除了他相信武汉中央种种做法的背后其实都是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在起作用以外，他更担心的，还是共产党人随时可能采取行动冲击租界，引发外国干涉。北伐公开宣示的政治目标是反帝，而反帝的最直观的效果就是取消列强各国在中国的特权并收回租界。1927年1月北伐军胜利夺取湖北和江西后，直接导致的一个群众性自发反帝的行动，就是攻击并占据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蒋介石本人在1926年双十节时也曾发表过一个《敬告全国民众》书，雄心勃勃地宣告：北伐之使命，就是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内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对外代表国家利益，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并取消租界，进而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61]。来到上海后，对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陈兵列舰，耀武扬威，身为军人的他也十分厌恶。他到上海后曾多次对中外记者表示：“现在租界情况，实予人以难堪。”“外舰外兵一日不撤，中国人民的愤激就一日不能消灭。”[62](p192,195,205)但是，蒋并不赞成武汉、九江夺取租界的做法。注意到汉浔事件后英、美、日、法各国政府全力保护其在上海利益的态度，把军事胜利视为一切之首的蒋介石，在对列强问题上不得不表现得格外小心谨慎，极力与列强各国政府的代表周旋应付，避免造成外力干涉的严重局面。而当他考虑到与武汉分庭抗礼和清除党内之共产党人之后，他就更是不能不关心失去苏援后，能否取得各国列强的同情与承认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蒋当然不能提出租界问题，甚至还要公开声明确保各国租界的安全，以取信于各国政府[38](p347-355)。
这时的上海，谣言蜂起。特别是各个外国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九江以及其他国民革命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他们对于两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生怕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会重现汉口、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鉴于自己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这时也显得相当振奋，反复强调：我们党“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因此力主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说“要在群众中宣传CP，或用公开代表形式，或指定同志在群众会议时故意问CP是什么，借此宣传CP”。[63](p338,348,369,374)既然要夺取领导权，上海共产党人自然要指挥总工会四处冲击国民党右派组织，并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结果，弄得“街市上共产党呼声很高”，人人都在打听CP，“很想晓得内幕”。3月22日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初到上海时，对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态度还好，还同意各工会的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对共产党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但第二天听到各方反映之后，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八十度，扬言“将设法根本消灭武汉风潮之再现于上海”。次日白“请市党部等吃饭，独不请CP”，且马上就有种种传说，称市政府为CP所组织，蒋介石亦坚决反对。[64](p368-369,372,375,385)
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在准备夺取上海之初，中共上海区委没有马上收回租界的打算。它曾明令“罢工工人不准打外国人，不准捣毁机器”；并要求工人纠察队切实“维持一切治安，禁止流氓、土匪乘机骚扰与抢劫”。包括对店员问题，也曾再三强调“现在广州、汉口已经闹坏了，这个问题很复杂”，一定要与商人接洽，“注意条件，不要太高”，避免闹出乱子。上海总工会甚至有声明给英国巡捕房总巡先生，以安其心。[65](p404)但3月24日以后，共产党方面的态度却有了明显的改变。当天，总工会下达了复工令，外资厂主却拒绝工人复工，租界巡捕因此武装阻止工人进入租界，致使一些想要复工的工人与巡捕房发生了对峙和冲突。一时间总工会将要攻击巡捕房，或工人纠察队将要猛扑租界的谣传四起。面对这种情况，基于武汉、九江的经验，上海中共领导人内部已经开始提出了尽快收回租界的设想。除少数人强调还要避免发生冲突以外，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是主张对外国资本家下最后通牒，对租界亦不能示弱，对方越界筑路，我可自由拆除铁丝网，准备做收回租界的总罢工[64](p386)。
工人方面的反应马上就引起了蒋介石一方的高度警觉。25日，当外国记者据此询问东路军前线总指挥白崇禧时，白公开强硬地表示，工人一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他并且当即下令将与闸北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的闸北驻军薛岳部调开，而调刘峙部接防，以便对设在那里的上海总工会严加防备。这种情况又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弹。他们又是开群众大会，又是派人质问白崇禧，坚决反对调离薛岳。同时还通过市政府致函租界工部局，强硬提出限期三日内“正式表示不复阻止复工”，否则将再行总同盟罢工，此后发生一切问题概由工部局负责[66](p405)。不仅如此，他们还严厉批评有同志怕被人说是CP，说这是纯粹软弱卖党的心理，要求所有党员必须公开宣传这次革命是在CP领导下，大开门户，吸收党员，三个月要征收5万党员，准备“公开取政”，“包办革命”[67](p398,400)。
中共中央显然支持态度强硬的对抗态度。陈独秀在上海特委会上直截了当地鼓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服从革命的力量。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已经与党军勾结在一起了，“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即“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64](p389)
这时上海总工会属下的工人纠察队其实只有两三千人，“党群众化五万”，受其影响组织的工人约25万，占上海工人总数之比并不大。但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更高度重视这支武装。因为它是共产党人控制工人运动，进而控制上海的关键所在。上海区委明确讲：“上海工人［有］有力武装，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与一切行动都有保障，同时CP也跟随有力。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68](p397,399,401,406)26日，上海共产党人得到消息，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军队所杀，南昌、九江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市党部均被捣毁和解散，因而情绪更加激愤。上海区委正式决定：目前最主要策略就是：“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他们确信：“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伟大。”[68](p406-409)
这边蒋介石磨刀霍霍，那边共产党血脉贲张，双方流血冲突已不可避免。然而，正在这时，中共上海区委收到了莫斯科27日的来电。来电提出：“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中共中央复电申诉，联共（布）政治局28日又再度来电，强硬表示：“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69](p168-169)据此，陈独秀不得不稍加变通。在收到电报当天，他函告中共上海区委，要求他们“表面上要绥和反蒋反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对总同盟罢工，也“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70](p428)。有陈独秀的指示，上海区委决定于第二天，即29日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举行临时市政府就职典礼时邀请蒋介石出席，以示缓和，并观察蒋之态度。
29日，蒋介石没有出席这场典礼。他不仅不出席，而且致函临时市政府，要求其“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71](p196)。蒋公开否认已经得到武汉中央明令认可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不仅表明了决心与武汉中央抗衡的态度，而且预示着双方冲突已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因此再电莫斯科，强调准备抵抗的必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仍旧坚不同意。它一方面致电在武汉的鲍罗廷，要求他考虑“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的可能性；一方面电示上海中共中央称：“(1)在群众中展开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69](p168-169)
恰在这时，汪精卫意外地从国外回到上海，从而使得尚未下定最后决心的蒋介石一度放慢了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据邵元冲日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因“精卫以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故仍拟约彼等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之云”。[10](p315)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蒋为表示不偏不倚，并为自己留有余地，于3日公开发表了一则通电，声称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72](p209)但就在第二天，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第一二师的同学们说：有人要我承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我们身为党员，对于本党中央的决议案当然要承认，但也不能盲目。因为本党是有监察委员的，若监察出会议手续不合，或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无效。“监察委员的特权，我们不能抹杀的”。[73](p216)蒋的这番讲话当然是有备而发的。因为就在蒋介石发表通电的头一天晚上，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已经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之共产党人“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注：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号会议录》（1927年4月2日），台北党史会藏档，2-6.1/6。（注：此件档案与党史会所藏历次监委会，包括二届三次会议第一、三号等之形式明显不同。历次监委会会议录均为内容简单之“议事录”，并无速记录，独此件吴敬恒一人之发言为速记，并另附各项文件。故其真实性令人怀疑。此件是否为事后补录补编，尚待查考。））。
对于吴稚晖等人2日晚的秘密会议及议案，汪精卫并不知情。3日上午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一同往孙中山故居与汪会晤。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断然之处置，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汪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提出解决良策。汪当即提出三项暂时应急之法，即“1、共同负责通告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执行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者，在汪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制裁”。对此，蒋介石等人均认为可以接受，故“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37]（1927年4月9日二版）；[10](p315-316)
基于三项应急办法，汪精卫于会后马上找到了陈独秀，转达了蒋介石等人要求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提议。陈独秀在百般解释之后，为澄清事实，力辟谣言，当即起草了一份声明书，并力劝汪精卫联名发表。这份由汪、陈合署的宣言4月5日即公开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宣言声称，无论是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冲入租界、打倒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这类说法，都纯属谣传。国共两党将仍本孙总理的联共政策，亲密合作。[74]
汪精卫与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并未达到劝说共产党人暂停一切活动的初衷，反而让蒋“不胜惊异”，因为汪陈宣言中不仅丝毫没有提到要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问题，而且汪居然代表国民党保证没有制裁共产党的任何意图。这些无疑与蒋汪等商定的暂时应急办法大相迳庭。[58]（卷六，1927年4月5日条）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又有训令要蒋“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并威胁蒋若一意孤行，定将免职除名，决不姑息云云。注意到武汉中央公开宣布决定迁都南京[13](p908-910,925)，蒋再也沉不住气了。因为，武汉中央如果真的迅速动身迁来南京，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蒋都将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甚至今天听命于蒋的各路将军，到时候也难免会首鼠两端。何况汪陈宣言已经证明汪的承诺绝不可靠。考虑到这一危险的后果，蒋自然不能照3日所定方针，等汪劝说武汉诸位来宁开会了。在发现汪不打招呼悄悄遁迹之后，蒋随即公开发表了与汪精卫的谈话要点，以防汪巧言惑众。之后，蒋于9日一早转赴南京，表面上是遵从武汉训令，实则双管齐下，准备照江西等地的办法用强力来夺取南京和上海的党政权力。
9日中午，拥护武汉中央的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相继被蒋派组织所捣毁，其工作人员非打即捉[75]。与此同时，蒋下令查封了直接受武汉邓演达领导的上海总政治部机关，指责其“假借名义，潜植反动势力，妨碍北伐进行，甚至嗾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76](p223)。三天后，即4月12日，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在蒋密令下，以制止械斗为名，再度成功利用青红帮做前锋，在一天之内顺利地缴了纠察队在各处的武装。等到次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时，白崇禧等干脆下令军队开枪。失去了武装工人凭借的上海共产党人，已然成为蒋的俎上肉了。
时至于此，蒋介石不能不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了。4月15日，他正式草拟签发了《清党布告》，宣布了与共产党决裂的决定。布告称：“照得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证据，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在所在各地将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以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大会处分等因。”[42](p225)蒋随即电令各军师长，立即拘捕“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及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五等以及在师团连各党代表及政治部指导员之跨党分子”。此后，被公开指名通缉的共产党人更达到近200人之多，鲍罗廷、陈独秀等首当其冲。[77]
当然，这里的所说“和平待遇”，不过是对外的一种说辞而已。对强力政治之运用已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蒋介石，既然将共产党人目为“叛乱”分子，自然也就不会在意下面的人用什么方法去“待遇”了。当有部属来电说明“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时，蒋一纸“叛徒严惩”的批复，便轻易地开启了对政治对手的血腥杀伐之门[78]。
【收稿日期】200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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