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古代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成果显著，专著和论文数量较为可观。总体来看，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题讨论较多，学科前沿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第二，史家和史著研究依然占据史学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尤以司马迁和《史记》、班固和《汉书》以及乾嘉史学为热点；第三，经史关系和民族史学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史学批评受到重视，中外史学比较、中外史学交流呈发展之势；第四，两汉史学和明清史学继续得到关注，隋唐史学和宋元史学的研究有待加强。
一、学术会议和著作
9月7日至8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前沿理论”研讨会，本次会议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现状和趋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以及当代史学的使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历史·史学·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所涉及的论题包括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价值论以及古今中外史学界的相关论述等，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年度的研究专著，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方面，张文生《史学要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就史学理论中主要的理论及方法进行了论述，包括史学理论的内容和性质、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分为十五章，详细论述了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和史学思考的各个方面。王振红《中国古典史学的求真精神研究》(黄山书社)论述了中国古典史学求真精神的内容体现及其产生的思想背景，分析了《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的求真精神，并与西方古典史学的求真精神进行了比较。廉敏《明代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明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情况做了系统研究，展示了明人在历史运动、中国古代社会演变和历史认识方法三个方面提出的丰富而有价值的理论认识。
通史、断代史学研究方面，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以朝代为分期，探究了中国史学从起源、成立、发展到鼎盛的发展线索和基本脉络。许殿才《秦汉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对秦汉史学著作、史学理论和史学功用的分析，展示了秦汉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揭示了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阐明了秦汉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史家和史著探讨方面，刘延苗《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发了对史学概念、史学认识论及史学义例、史义、史德诸问题的哲学思考，具体讨论了章学诚对历史学是什么、历史事实如何构成、历史认识成果如何有效表达以及历史学家自身需要注意哪些修养等问题的认识。
二、学术前沿和专题讨论
《学术月刊》第1期推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四位专家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的专题讨论。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探讨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任务和内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以及划分中国史学的不同阶段。罗炳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寻找新的增长点，深入和完善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指出，要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史，重视民间史学和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认为，有必要对两千年来中国史学的国际传播与交流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这可以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领域。
《史学月刊》第8期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约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瞿林东《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指出，当今中国史学史学界应拓宽研究视野和撰述内容，注重少数民族史学、中国的外国史学研究和中外比较史学的研究；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与中外史学比较》认为，进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应当把握中西两大史学脉系，促进整个史学史学术研究体系的更新；胡逢祥《关于改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之我见》指出要关注史学的运行制度、史学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结合史学实践、加强学术史内涵；杨艳秋《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史发展趋势的思考》认为不仅要进一步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也要重视学科的基础建设，立足于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进行中外史学比较，以世界的眼光探索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让世界了解中国史学，还要注意史学视阈与哲学视阈的联系，并建立史学史专科方法论；王记录《回归与变革：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学科发展趋向》主张中国史学史要回归到研究本身和学科理论建设的本身，进行研究旨趣、理论研究和编纂方式的变革；李振宏《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的思考》提出，应该改变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思路，加强理论问题的探讨。
《史学史研究》第3期约请了四位专业研究者就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问题进行讨论。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从《周易》的通变、《尚书》的疏通知远谈到了司马迁、范晔、魏徵、杜佑和司马光等史家的通识意识；李珍《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指出了中国民族史观的表现形式、复杂性和多样性；罗炳良《炎黄文化传统与辽夏金元历史认同观念》提到了后世为前代皇朝修史、同源共祖和天下一家等历史认同观念；徐国利《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发展及其特征》论述了中国古代国家观中的国家起源论的发展阶段及多元并生、兼收并蓄的特征。
《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刊布了3月1日杂志编委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的发言辑要，有虞和平《近年来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彭卫《近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观感》、张越《略议中国史学史研究现状》、马宝珠《在史学价值实现中学界、媒体的互动与影响》以及王和《对杂志的两点建议》。以上学者围绕当前国内值得关注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以及史学的社会需求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其中张越谈到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现状，他认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历史学发展动态，找到合适的学术增长点，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走向至关重要。
《苏州大学学报》第3期特约乔治忠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栏主持人，对中国官方史学情况进行了专门探讨。乔治忠、孔永红《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探究了中国官私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东汉官私史学互动格局的确立过程与意义；王嘉川《唐朝官修正史问题论析》介绍了唐高祖和唐太宗时期官修正史的表现和意义；杨艳秋《明世宗朝官修〈明伦大典〉述论》以《明伦大典》为主，论述了政治与官方史学的联系；侯德仁《清朝官修西北边疆史地著作的学术成就》介绍了《西域图志》、战事方略、《新疆图志》等著作的纂修及其学术特点和价值。
《学习与探索》第8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栏对经史关系进行了讨论。汪高鑫《〈周易〉与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指出，《周易》启发了传统史学的通变、鉴戒思想；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及其特点》谈到了魏晋南北朝经史分途、史学独立发展的表现，并分析了经学对史学影响的地域差异；邓锐《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认为宋代《春秋》影响了宋代史学的正统观、夷夏观等历史观念和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王记录《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清代经史关系的嬗变与转向》从清初经世致用风气、乾嘉史学考证、晚清今文经学三个方面探讨了清代经史关系。
《求是学刊》第2期约请了一组正史民族史撰述专题文章，包括汪高鑫《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许殿才《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吴凤霞《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汪增相《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学者们认为，各时期正史民族史的撰述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整合、发展和定型的过程。
《求是学刊》第6期约请学者就“中外史学及其比较研究”进行了笔谈。蒋重跃《〈老子〉：道的历史性》认为，中国学者用于理解“道”的西方“基始”等概念强调的是内涵的横向构成要素和方式，而《老子》的“道”强调的是“道”纵向变化的历史性。易宁《古代中国的通史与西方的普世史观念》指出，中国史家重视历史在纵向时间上的变化与横向空间内容之间的联系，西方史家则重视从一个不变的基点认识历史的变化。另外，陈姝君《中西古典史学中天人观的异同——以班固、李维为例》(《求索》5期)指出班固与李维在天人二元论相似性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差异，并从地理环境、政治和文化层面探究了这种差异的原因。
中外史学交流。张井梅《中国史学的西渐及其回应》(《历史教学问题》5期)介绍了中国史学在法国的传播及其回应情况，指出了我国史学对欧洲的影响。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4期)叙述了中国史书在东亚的流布情况以及古代日、韩、越对中国史馆制度和史书体裁的模仿特点，指出中国史学对周边国家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李晓航《朱舜水史学思想及其对日本史学发展的影响》(《北方论丛》2期)认为，朱舜水大义名分和尊史求真的史学思想影响了《大日本史》的编撰和朱子学派、水户学派的史学发展，进而影响了日本江户前期的史学进程。崔岩《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与中华传统史学》(《西北师大学报》4期)认为，《高丽史》在修史模式、体例编排、撰作主旨和历史观念等方面深受中华传统史学的影响，反映了十四、十五世纪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情况。
传统史学与史学批评。周一平《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政治标准》(《探索与争鸣》1期)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及史学批评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基础上，有一系列政治标准，并谈到了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关系。刘开军《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天津社会科学》2期)认为，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阎静《在史学批评中认识史学——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学习与探索》2期)根据先秦、秦汉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具体内容，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包括对史家素养及职责，史学社会功用、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这三方面的认识。张金梅《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燕山大学学报》2期)认为，《春秋》之正名包括正一切名字、定名分、寓褒贬三个层次的含义，由此演变而来的，“名教”作为史学批评价值标准，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幾，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
传统史学与中国文化。瞿林东《中国史学与文化建设》(《华夏文化》2期)和《史学修养与文化自觉——同非历史专业的青年学生谈读史》(《学习与探索》2期)分别强调了史学对于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的重要性和史学修养对增强人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谢贵安《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5期)和《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1期)分别叙述了史学在儒学思想贯彻上的特点、意义和缺点，以及作为特殊体裁的实录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承传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瞿林东《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天津社会科学》1期)指出中国史学史应加强理论研究，拓宽研究对象，探索新的研究路向。乔治忠《论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更新——课程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体验》(《廊坊师范学院学报》1期)认为中国史学史要明确学科任务和研究内容，探讨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不断更新知识体系。张宇《近10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综述》(《河南社会科学》11期)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自2001年以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尤以天人关系、君主论、史学批评和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表现得最为明显。钱茂伟《近十年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回顾与思考》(《宁波大学学报》5期)指出，近十年的史学概论编纂出现中国化、入门化和素质化三大趋势，在此基础上应当抽象出新颖的适合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史学通论体系。
三、断代研究
先秦时期。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涉及不多。王青《“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孔子史学观念的一个悖论》(《天津社会科学》2期)认为“春秋笔法”在于“取义”，“书法不隐”在于“求真”，孔子“修《春秋》”，取“义”而不失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文廷海、谭锐《义经而体史： 〈春秋〉经、史学性质之争的再检讨》(《求索》4期)对《春秋》的发生史、《春秋》经学的发生史、《春秋》经学和史学性质之争等问题作了新的检论，指出《春秋》具有“义经而体史”的性质。王灿《先秦视阈下的〈尚书〉历史思想》(《理论月刊》10期)指出，《尚书》的历史思想，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中国特色和先秦文化印记，在中国历史思想史上具有肇始之功。夏继先《〈左传〉梦境记载的史官文化特色》(《中南大学学报》2期)认为，《左传》的梦境记载是巫史文化交错时代的必然结果，它的记述方式及特色与史官文化、史官意识密不可分。
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史研究成果颇丰，研究热点集中在对司马迁史学思想、《史记》和《汉书》的探讨方面。
司马迁史学思想探究。胡鹏程《司马迁史学理论的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体系的核心价值是探究历史的因果关系、发挥史鉴经世致用的作用。汪高鑫《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郑州大学学报》3期)指出，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李夏《二重证据管窥司马迁史学思想》(《岭南文史》1期)从分析《史记》体例和考察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两个角度论述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赵琪《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史学集刊》3期)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常”与“通古今之变”的“变”紧密结合，是其“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史记》研究。李开元《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史学集刊》4期)提出了“3+N”的历史世界的认识框架，指出今本《秦始皇本纪》是由四篇不同作者的独立文章拼凑而成的。吴原元《百年来美国学者的〈史记〉研究述略》(《史学集刊》4期)梳理了百年来美国学者从文本、史学、文学和哲学视角研究《史记》的具体状况，评说了他们在研究《史记》时提出的新见解。李洲良《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求是学刊》5期)认为，《史记》中的论赞“太史公曰”标志着《史记》完成了从经学意义上的“春秋笔法”向史学意义上的“史迁笔法”的跨越。
《汉书》研究。陈其泰《〈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学术研究》2期)和《〈汉书〉：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人文杂志》4期)指出《汉书》在肯定西汉功业和突出记载民族间友好历史事件等方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分析了《汉书》在历史编纂和记载内容上继往开来的作用。王子今、乔松林《〈汉书〉的海洋纪事》(《史学史研究》4期)认为《汉书》是中国史学论著中较早较充分地重视海洋纪事的典籍，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海洋的认识以及海洋开发的历史。戴晋新《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史学史研究》1期)爬梳了《汉书》中有关史学史的论述，指出了班固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的特点与意义。刘家和《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3期)用历史事实证明了《汉书》的通史精神，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体现的史学连续性传统和时代精神。
其他史著探究。赵争《〈史记〉与〈战国策〉关系新论》(《史学月刊》12期)指出，《史记》和《战国策》之间的关系并非以往所认为的相互袭取采割的情形，而当是各有所据，只是其所据材料多“同源异流”。许殿才、毛英萍《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考》(《安徽史学》3期)介绍了陆贾以史论结合为特色的著述，认为《楚汉春秋》和《新语》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影响。郑先兴《论〈淮南子〉的史学思想》(《南都学坛》2期)论述了《淮南子》中的“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史学论、“万物固以自然”的历史观和“执一而应万”的历史认识论等史学思想。
综合性探讨。胡大雷《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期)指出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而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实录”。王健《两汉史学：传统文化的不竭渊薮》(《光明日报》6月28日)以语汇、掌故和文化母题为例，对两汉史学做了考察。何悦驰《儒家思想对两汉史学发展的影响——从〈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入手》(《黑龙江史志》15期)从《史记》和《汉书》对相同史实和史料的取舍方面比较了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观念上的不同，探讨了两汉儒家思想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张宗品《略论东汉史学之转向》(《中华文史论丛》1期)通过考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条附益文献的相关背景和东汉的修史群体，探究了东汉修史制度转变的历史动因和史学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史研究呈现出关注点广泛、综合研究和分项研究并行的格局。马艳辉《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东北师大学报》2期)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论的形式和内容，指出史论所探讨的问题体现了与政治兴亡、民族关系、门阀观念相关的时代特点。湛雅《门阀政治与东晋史学》(《赤峰学院学报》7期)指出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和史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卢鹏程《高允与北魏前期史学》(《衡水学院学报》6期)介绍了高允的生平及其两次参与国史修撰的经历，指出高允对史家直书品质的坚守为北魏前期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石静《两晋对〈春秋〉史学性质的重新审视》(《东岳论丛》1期)认为，在经史分离、史学独立的两晋，在出土《纪年》的影响下，《春秋》的史学性质开始得到学者的积极肯定，史学家纷纷模仿《左传》以著史。
《三国志》和《汉晋春秋》研究。张旭辉《陈寿〈三国志〉的史识与史德》(《成都大学学报》1期)依据《三国志》的相关内容，从史识、史德两方面推理论证，认为不应怀疑陈寿的治史之功，应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地位。黄尚明《〈汉晋春秋〉的写作背景、史学思想及其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3期)指出习凿齿的著书动机是抑制桓温的觊觎皇位之心，认为此书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余鹏飞《论〈汉晋春秋〉的历史价值》(《湖北文理学院学报》9期)认为，《汉晋春秋》的史学价值在于直书信史、确立“晋越魏继汉”的正统史观和选材语言三个方面。
《后汉纪》和《后汉书》研究。杨俊光《浅论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史学思想之异同》(《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期)指出了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在撰述旨趣、史论与史识、历史编纂思想、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以及对佛教的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牟发松《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6期)讨论了《〈党锢传〉序》书写的三则谣言，揭示了范晔所理解的党锢事件的背景及成因。辛德勇《〈后汉书〉对研究西汉以前政区地理的史料价值及相关文献学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认为后世地理志记述各个政区范围之内的前代行政设置、重要地名、旧址遗迹等历史地理要素，都是沿承《续汉书·郡国志》开创的这一体例。
隋唐五代时期。学界对唐代史学与政治、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探讨。史政关系方面，董文武、张艳华《从〈北齐书〉看作者李百药的历史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6期)总结了《北齐书》阐述的君权神授观、皇朝德运观、历史盛衰观，探讨了唐初政治与史学的密切关系。文史关系方面，郝润华、王福元《史官及史学影响下的唐代古文运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期)从唐代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文以明道思想和崇真尚质文风三个方面，分析了古文运动与中唐史官及史学的密切关系。
刘知幾和《史通》是研究热点。赵海旺《〈史通〉：外篇言事、内篇言理的著述体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史通》具有外篇重例证、内篇重理论分析的差异。刘治立《〈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1期)指出，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且刘知幾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刘海波发表了《近十年来〈史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史研究动态》6期)。
张峰《〈五代史志〉与典制体通史的纂修》(《人文杂志》1期)论述了汉唐间“正史”书志的发展历程，以及《五代史志》的编纂成就，指出《五代史志》的修撰实践为杜佑纂修《通典》开辟了道路，推动了“正史”书志向典制体通史的过渡。
宋辽金元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和对《新唐书·艺文志》的考察这两个方面。
宋代的史学思想受到关注。孙旭红《北宋〈春秋〉学与史学》(《南通大学学报》2期)认为，北宋《春秋》学对史学功能、史家撰史思想、史学体裁和范围等都产生了影响。李峰《论北宋中期的史学思潮及其实践》(《史学史研究》2期)和《试论北宋中期的历史考据之风》(《兰台世界》21期)论述了北宋中期的疑史之风和学者们重视考辨史实的风气。韦春喜《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山东大学学报》3期)和《南宋理学史学观与史论诗》(《文史哲》6期)认为，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反映了史学从政治性史学向社会文化史学的性质转变。
《新唐书·艺文志》是另一个关注点。李晓菊《论〈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起居注类“诏令一家”的设立》(《档案学通讯》4期)认为，《新唐书·艺文志》在史部起居注类附设“诏令一家”使“诏令”最终成为史部的组成部分，这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周日蓉《唐代科举与史籍的编撰、流传——以〈新唐书·艺文志〉为考察中心》(《重庆交通大学学报》4期)指出，唐代将史学纳入到科举考试的范围，产生了一些专门探讨科举制度及服务考试的书籍，扩大了史籍的范围。
宋代地方志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近年来该方面研究较少。陆敏珍《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期)分析了宋代地方志由图而志的转变，定位了宋代地方志体例的完型及其以地方为书写单位的特征。
此外，葛焕礼《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正》(《文史哲》2期)通过分析纪事本末体的确立过程，对其创始说进行了辨正，认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当归于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高叶青《范祖禹与〈资治通鉴〉》(《兰台世界》18期)叙述了范祖禹编修《通鉴》的原因及其在编纂过程中的贡献。黄惠运《庐陵史学特征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贵州文史丛刊》4期)概述了庐陵史学家群体及其史学思想，归纳了庐陵史学的特征和成就。
明清时期。明代史学研究在成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专题的开拓，如对孤本史料、史学普及和史官建置的探究等。官方史学、明遗民修史和乾嘉史学则继续成为清代史学研究的重点。
明代史学探讨。王传奇《论明初“训诫”史学及其产生的心理原因》(《湖北社会科学》11期)认为，明初“训诫”史学兴起的原因与明初两任帝王强烈地猜疑各级臣民的心理有密切关系。左桂秋《科举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山东社会科学》7期)分析了明代纲鉴史书的特点，认为纲鉴史书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了其史学普及功用。陈彦超《明代史官探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5期)介绍了明代史官的建置和职责。屈宁、王曼《明中后期历史编纂思想领域的新进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3期)指出，明中后期史家在史学功用、史家素养、撰史方法等历史编纂思想领域的见识，对后世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明清史籍研究。乔治忠《日藏孤本〈勋贤祠志〉及相关史事》(《浙江学刊》6期)介绍了勋贤祠的历史，指出孤本《勋贤祠志》反映出重修后的勋贤祠，仅作为祭祀祠堂，而放弃了书院的体制。童杰《郑若曾〈筹海图编〉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期)认为《筹海图编》包含丰富的明代海防史、中日交通史、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资料，体现了郑若曾的海防战略思想，具有宝贵的史学价值。刘德州《明末清初关于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及考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6期)分类考察了明末清初的建文史籍，并梳理了当时学者考辨建文史伪书的学术现象。乔治忠、孔永红《清代普及性史籍〈鉴撮〉析论》(《史学史研究》4期)介绍了《鉴撮》的内容主旨和特色，认为研讨《鉴撮》可为今天撰写历史普及之作提供借鉴。杜高鹏《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黑龙江史志》2期)考证了清人所作《后汉书》补表的著作及特点，指出清代《后汉书》补表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明清之宋史研究。吴漫《明代宋史撰述兴起的学术因缘探究》(《甘肃社会科学》3期)和《明人宋史著述考论》(《南都学坛》5期)指出，明代宋史撰述的兴起主要有明人的正统观、不满元修《宋史》和经世致用三方面的背景因素，分析了明人的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等方面的成就。高远《清代学术笔记考证〈宋史〉的成就》(《珞珈史苑》3月31日)认为，以学术笔记的形式考证《宋史》是“清代宋史学”的必然现象，介绍了清人对《宋史》本纪、列传、诸志及语言文字的考证。
清代官私史学探讨。王记录《论清初史学》(《淮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介绍了清初史学的特点，如经世价值的凸显、私家修史的繁盛和官方史学秩序的建立等，并探讨了其主流特征。屈宁、王曼《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文杂志》5期)认为，在明史纂修领域，清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体现为官修《明史》对私家史学的导向作用，有见识的史家参与修官史，并以私修的方式纠补官修的弊端。崔军伟《清代官修纪传体国史史料价值探微》(《史学史研究》3期)指出，清修纪传体国史是清代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的总结，是民国初年所修《清史稿》的重要史源，并可校补《清史稿》的舛误。向燕南《清统治者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编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6期)从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编纂的角度，揭示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
明遗民史学探究。段晓亮《略论钱谦益对明代史学的认识》(《史学史研究》2期)论述了钱谦益对明代“三史”失实和治史风气的批评，进而介绍了其对郑晓和王世贞的效仿和批评。杨绪敏《论黄宗羲对康熙朝官修〈明史〉的贡献》(《江苏社会科学》2期)提到了黄宗羲对清朝官修《明史》的灵活态度，如提供修史资料等，对官修《明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年度杨绪敏还发表了《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学习与探索》5期)、《论吴炎、潘柽章与〈明史记〉的纂修》(《史学史研究》2期)、《论钱谦益与明史的修撰与考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期)和《张岱〈石匮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缺失》(《徐州工程学院学报》4期)等文章，对明遗民修史的原因、过程、修史特点以及史书价值等进行了探讨。
清代实录纂修研究。谢贵安《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期)介绍了《清实录》纂修的史料储备制度，整体考察了《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其流向过程。他的《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4期)叙述了翁心存在实录馆的工作经历，以及《翁心存日记》对实录馆的运作状态、实录馆臣的活动和实录进呈与赏赐的记载情况。
清代民族史学。刘凤强《继承与嬗变：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简论》(《史学史研究》3期)介绍了清代藏族史书的编纂旨趣、编纂方法及其弘扬佛教与追求真实有机统一的编纂思想。赵梅春《〈先祖言教〉的史学价值探析》(《青海民族研究》1期)指出，藏文史书《先祖言教》记述了黄河南蒙古迁徙、发展、变化的历程，为研究河南蒙古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乾嘉史学。金久红、罗炳良和杨志芳《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光明日报》1月5日)认为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体现在好著书不如多读书、考误订疑和力戒妄言三个方面。刘玲《乾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表达方式》(《史学史研究》1期)认为，清乾嘉考据学家们通过对稽古、通经、明道、救世的治学路径的积极探寻，以及标榜“汉学”的尊汉崇汉的政治情怀，迂回地表达出他们对“经世致用”的深邃诉求。刘开军《历史批判与现实关怀：清代中期史学家的风俗论》(《史学史研究》1期)从风俗对朝代兴衰的正反作用、移风易俗以及风俗的特点三个方面介绍了乾嘉史学家的风俗论。罗炳良《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探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6期)总结了乾嘉学派崔述以经证史的用证方法、经传分离的演绎方法、正本清源的溯源方法和区别古今比较法等历史考证方法。
戴震、章学诚和赵翼是乾嘉史学研究的关注点。徐道彬《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安徽史学》2期)对章学诚的“戴震不解史学”论及其相关问题做了具体剖析，肯定了戴震在揭示《春秋》史法义例、考论方志宗谱史料以及推广历史考证学等方面的成就。陈其泰《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河北学刊》1期)和《章学诚：“道”的探索与历史编纂的革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期)分析了章氏对“道”与社会实践、“道”与客观趋势以及“道”与事功三个层面的探索。廖晓晴《章学诚“史意”说考辨》(《文史哲》4期)结合章氏有关“史意”概念的论述与其史志理论及其修志实践，对“史意”说进行了综合考察。陈结林《章学诚方志学管窥》(《池州学院学报》2期)对章氏“志乃史体”、“志立三书”、设立“志科”等方志学理论进行了探讨。孙邦金《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1期)阐述了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认为赵翼的历史哲学思想反映了乾嘉学派对史学“道德解放”的诉求。白兴华《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赵翼史学的新定位》(《高校理论战线》12期)认为赵翼治史与乾嘉考据史学为同道，属于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
浙东学派。钱志熙《论浙东学派的谱系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位置——从解读章学诚〈浙东学术〉入手》(《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从分析章氏《浙东学术》谱系入手，梳理了宋至明清之际浙东学术发展的基本进程，揭示了中国近世学术独立的思想史背景。顾志兴、吴昊《试论浙东学术与浙东藏书关系》(《浙江学刊》3期)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例，论述了浙东史学派的学术研究和藏书楼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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