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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07)03-0078-06
吕思勉是20世纪中国的史学大家之一，他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当时的新史学建设。①吕氏旧学根底深厚，史著取材于普通文献，治学风格崇尚通博。②另一方面，吕思勉也积极汲取西学新知应用于史学研究，大凡阅其史著者皆可体察。王家范论吕思勉时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③可谓公允之论。目前有关吕思勉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主要局限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考察，鲜有从其他角度探讨吕思勉的史学成就。本文就吕思勉在中国货币史方面试作探讨，以窥吕氏风貌。
吕思勉早年向往旧时经济之学。④此种经济之学，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学问总括。彼时尚无学科分类概念，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读书人都应略知大概，目的在于经世。这是吕思勉幼年所立志向，亦是其一生问学治史之旨归。他曾说，研究学问的人，不能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书本里，要肩负社会改革之责，要为现实谋实用。他批评“向者士夫埋头钻研，几谓天下之事，尽于书籍之中，其号称读书，而实不能读书者无论矣；即真能读书者，其学问亦多在纸上，而不在空间。能为古人作忠臣，而不能为当世效实用”。⑤又说：“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不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⑥本乎此，他一生关注社会改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比如有文官考试方法改革、救济米荒对策、盐法改良与田赋征收、对平卖的建议、抗战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出路、战后民食问题、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整理土地和居住问题、根治贪污等问题。这些时论文字，充分体现了吕思勉的“经世致用”思想。
物价与货币是吕思勉早年就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自十九岁时始，“先生治史颇重视物价的变迁，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细心记录物价，可惜毁于抗战。⑦晚年吕思勉还说：“予年二十余，虏朝始大铸铜元，时卖买久以银论价，而工资犹多论钱，铜元既多，钱价日落，而工资不增，劳力者遂不可终日。予目击其状之惨，始有意作历代币价考，其所搜集，以正史为主，间亦以他书补之，报纸所载，听睹所及，附益焉者亦不少，未及属稿，倭寇入犯，积年笔记多藏小楼中，屋遭炸毁，亡失过半。”⑧甚至吕思勉首次参与学术论争的文章也是有关货币的。⑨缘于对下层民众的关怀，无论是读史札记，还是二部通史和四部断代史，货币与物价始终是吕思勉论述的重要内容，如断代史《魏晋南北朝史》就用了相当篇幅论述当时的物价，吕氏本人对这部分内容也甚是满意。⑩吕思勉平日就留意物价与货币史材料，札记有《汉时珠玉之价》、《汉人不重黄金》、《汉武以酷法行皮币》、《皮币》、《商贾以币变易积货逐利》、《盗摩钱质取镕》、《行钞奇谈，伪钞奇技》、《印子钱》、《论金银之用》、《续论金银之用》等。写札记是治史的重要方法，既是积累资料，也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吕思勉关于中国货币史全面系统的论述，主要是体现在《中国制度史》、《吕著中国通史》二书中的货币专题部分。《中国制度史》，是20世纪20年代吕思勉在沪江大学、光华大学授课讲义基础上撰就的，初名《国故纲要》、《国故新义》，曾改为《政治经济掌故讲义》，后经扩充，更名为《中国社会史》。(11)1985年出版时定名为《中国制度史》。全书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按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等分成十七个专题，作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和论述。(12)其中专题三就是《钱币》，这是吕思勉第一次系统论述从上古至民国的中国货币发展史。(13)40年代初，在光华等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吕思勉撰成《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分门别类、系统叙述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货币》是第十二篇。(14)与前者相比，《货币》部分对中国货币史的认识有所深化，论述更成熟、更具系统性；同时货币经济学理论深度也更高。由于吕思勉所撰中国货币史篇幅不大，所用材料都是出自正史，这让人很容易滑过论述中融通的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方法和涵泳的论断。但是吕氏的论述无论在理论、分析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皆有可论之处，不乏精彩。本文撮其要旨，加以论述。
第一，关于中国货币史，吕思勉有两个基本认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货币史的分期，《中国制度史·钱币》开篇云：
“吾国币制大略可分五期，自殷以前，盖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杂用，此为第一期。周代渐开金铜并用之端，至秦汉而大定，此为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黄金减少，乃代之以帛，此为第三期。及宋而纸币兴，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废，此为第四期。纸币既已极弊，铜钱又不足，用银乃乘之而起，肇于金之末造，盛于明，废纸币以后，以迄于今，此为第五期。”(15)
20世纪以来，中国货币通史不在其少。除少数从文化角度论述外，大多以王朝编年或编年结合币种结构。(16)从技术操作上来说，按王朝编年、编年结合币种分类以及从文化角度撰写中国货币史易于处理。但是，要对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历史进行分期实属不易，至少涉及两个问题——分期标准与如何准确分期。从深层内在逻辑来说，分期体现了论述者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悉程度、货币发展历史脉络的把握程度和对此发展史的理解力。吕思勉对中国货币史的分期依据是以每一时期的主导货币或说本位货币为标准，把中国货币发展史大致分作五期。这种分期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吕思勉自己的理解。他根据主导流通货币，把每一期主导货币的转换线索、兴衰过程、原因与利弊一一进行分析，如此则中国货币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明晰可见。
当然，吕思勉的中国货币发展五期说不无商榷余地。吕思勉认为第四期宋至明宣德年间主导货币是纸币，对此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傅筑夫就认为两宋是金属货币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起初是铜钱，后来是白银。傅筑夫还认为，“宋代货币经济的最大成就，是贵金属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从此中国的银本位制度遂完全确立，结束了长期以实物作货币的时代。”(17)金元明的纸币，都是流通一段时期后，很快贬值退出流通，白银起而代之成为流通货币。这一点就是吕思勉也认为白银真正成为货币是始自金代。(18)可能后来吕思勉也意识到五个分期存在问题，《吕著中国通史》中就不再提五个分期；但是对中国货币发展的脉络认识依旧如昔。但是无论如何，关于中国货币史的五期划分是吕思勉对中国货币发展进程的认识，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价值。
其次，吕思勉强调主导货币流通的普遍性与广泛性。这与他始终关怀下层人民的民生有莫大关系。吕思勉论述秦汉以往何以铜钱受民众欢迎成为主导货币，而珠玉不能成为主导货币时说：“古代的铜钱，尚且价格很贵，而非普通所能使用，何况珠玉金银等呢？这许多东西，何以会与铜钱并称为货币？这是因为货币之始，乃始用之于远方，而与贵族交易的。”(19)又说这是因为“珠玉金银等，价均太贵，不适宜于普通之用。只有铜，价格稍贱，而用途极广，是普通人所宝爱，而亦是其所能使用的。铜遂发达而成普通的货币，具有铸造的形式”。(20)因而只有铜币最适合充当寻常贸易之货币。(21)
中国传统社会本位货币，最终定格在白银而非黄金。对此吕思勉阐释说：“然金在当时，特以供王公贵人之用，不则富商大贾或资焉，与平民实绝无关系。”(22)他驳斥了一部分人关于中国“古代黄金是多的，后世却少了，而归咎与佛事的消耗”的误解。(23)吕思勉以数学的思维论证古代金并非真多于后世，不过是“以聚而见其多”，一旦散之广大的民间，“就自然不觉其多了”。(24)吕思勉又从金银比价角度论证了白银数量多于黄金，更易为普通民众获得而适合成为货币。(25)他进一步认为即使是白银对一般民众而言亦不是可广泛获得的货币，“……乡间资生，皆属实物，即有余畜，亦非银钱也。近代之民如此，况于古昔。”(26)他指出中国货币制度之所以不完善，就是在于中国疆域广大，各地习俗不同，而政府的控制力量无法统一，(27)法定货币难以普遍流通，因而存在货币形态多元化现象，因此他认为货币最宜举国一律。(28)强调主导货币流通的普遍性与广泛性，可以说是吕思勉“极具平民意识”(29)思想的体现之一。
第二，吕思勉分析中国货币史的两个经济学理论工具。其一是格雷欣法则。这是16世纪英国金融家格雷欣观察到的一个货币流通法则，现在被某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是货币理论的第一个经济法则，(30)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劣币驱逐良币”。20世纪的经济学家对此法则作了更为系统准确的表述：“如果政府以法律条款形式对自身价值各不相同的两到三种流通中介形式规定相同的名义价值，那么只要有可能，支付将总是以那种生产成本最低的中介进行，而且比较贵重的中介将从流通中消失。”(31)中国经济学界对此法则的理解是，“在复本位制下，一种货币排挤另一种货币的现象。认为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金银铸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通货，即所谓良币，必然会被熔化、收藏或输出，从而退出流通界；而实际价值较低的通货，即所谓劣币，反而充斥市场。”(32)事实上，通观古今中外货币史可以发现不仅本位制和复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下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是在单一铸币体系下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比如，在只有法定货币铜钱流通的货币体系下，私铸的劣质铜钱，在一定时期内会将政府铸造的精致铜钱驱逐出流通市场。
前辈经济史家中多有运用格雷欣法则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者，如傅筑夫对宋代钱荒原因的分析、(33)李剑农对明代钱钞关系的论述(34)等。经济史专家运用格雷欣法则分析货币问题不足为奇，但是吕思勉既非经济史专家，亦非货币史专家，却在20世纪初就对格雷欣法则运用自如，这多少有些令人惊讶他对西方经济学知识之掌握。在论述两汉多种货币并行流通时，吕思勉说：“但几种货币杂行于市，民必信其重者，而疑其轻者；信其铸造精良者，而疑其铸造粗恶者；这是无可如何之事。古代货币，虽有多种并行，然其价格，随其大小而不齐，则彼此不会互相驱逐。”(35)由此段论述可知，吕思勉对格雷欣法则理解的准确性，并且还十分清楚格雷欣法则中的一个隐含条件，即在多种金属货币并行流通情况下，各种货币之间存在一定的市场兑价。又如他在论述金朝钱钞并用时说：“既然钱钞并行，循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人民势必将现钱收藏，新铸的钱，转瞬即行匿迹。”按照格雷欣法则的理想结果是，“铜钱永无足时，纸币势必永远行使。”(36)事实上，金朝的纸币流通并非出现格雷欣法则的理想结果。这是因为格雷欣法则存在一个限制条件，越出条件限制则无法生效，即劣币变得没有信誉，人们就会宁可选择使用足额的货币；(37)或市场上流通着各种不兑现的纸币时，(38)就会出现良币反驱逐劣币现象。金朝政府无限发行纸币，造成纸币的大幅度贬值，败坏了钞币的信用制度，因此不会出现格雷欣法则的理想结果。后来明朝在钱钞问题亦如金朝。
吕思勉还认识到在同类金属货币流通情况下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情况。他在分析晚清铜元驱逐小平钱时指出，“此时铜钱之数，颇感不足。光绪二十七年，广东开铸铜元，因其名价远超于实价，获利颇多。于是各省竞铸铜元，以谋余利，物价为之暴腾。小平钱且为其驱逐以尽。民生大感困苦。”(39)这种情况就是在同类金属货币的条件下发生的，而非在复本位制的条件下出现的。由上可见，吕思勉对格雷欣法则理解地全面、深刻。
其二是货币数量理论。货币数量理论是一种重要的货币经济理论，在西方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史。最早可追溯到法国重商主义的让·波丹，他用货币数量变化解释十六世纪西欧物价变动。(40)此后洛克、坎蒂隆、休谟等分析了货币供应与货币价值、物价变动的关系。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则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经瑞典学派、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努力而大光其道。二战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将货币数量理论推至一个高度。
中国古代的货币数量理论虽未上升到经济学的高度形成西方式的现代货币经济数量理论，但也包含着丰富的货币数量思想学说。先秦时期，《管子》可以说是较早一部系统讨论货币的著作，其中已有大量篇幅分析了货币数量与商品量之间的关系。唐代陆贽在谈到货币与物价关系时，就明确提出了他的货币数量理论，他说：“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之情。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41)宋代以后，货币数量关系的议论最主要指向纸币与铜钱，如明代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说：“钞法阻滞，盖由散出太多，宜设法广敛之，民间钞少，将自通矣。”(42)又说：“钞多则轻，少则重。朝廷敛散适中，则自无弊。今民间钞不通，盖缘朝廷散出太多，宜为法敛之。”(43)
吕思勉在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史研究中，就已自觉注意运用货币数量分析，重视货币数量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但是吕思勉的货币数量分析法主要还是取自中国本土的货币思想资源，从而使此方面的论述具有朴素性。例如，吕思勉论述汉改秦钱时说：“汉初以为秦钱重难用，似乎是一个藉口。其实是藉发行轻货，以为筹款之策的。所以物价因之增长。”(44)并且含蓄批评汉代统治者昧于货币学理。这既是中国讨论货币问题的轻重思想，也暗合了西方早期经济学家洛克等人的货币数量论观点。在这里，货币数量分析法尚不十分清晰，但在货币私铸私销问题上的分析就非常清楚了。吕思勉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私销私铸现象是不可消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为钱之不足于用。社会经济，日有进步，交易必随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筹码必多。然铜系天产物，开矿又极劳费，其数不能骤赠。此系自然的原因。从人为方面论，历代亦从未注意于民间货币的足与不足，而为之设法调剂，所以货币常感不足于用。”(45)正是因为“货币之数，实在不足于用，交易之间，发生困难，就无论何等恶劣的货币，人民也要冒险使用”。(46)而且吕思勉还认为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杂用实物与外来货币、币制紊乱的原因之一也在于货币数量供应不足。在货币数量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私铸私销现象不可避免，而统治者“不明经济原理之害”，(47)仅凭强权政治是无济于事的。在吕思勉论述中国古代货币史的文字中还有不少是运用货币数量理论来分析的，不再一一枚举。
第三，吕思勉的理想货币制度。在对中国货币史进行了通贯周瞻性地论述后，吕思勉鲜明地提出自己理想的货币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大宗商业交易发达，适合零星贸易的铜钱已难当此任，银乘而起之。然中国人习惯铜钱，心理上对银总有所排斥。清朝实行“银为主币，铜币为辅”的货币制度，一般人民观念上不易接受。既然如此，吕思勉反问道：“为什么不找一种本无价值的东西，来做银圆的代表，而要找铜钱呢？铜的本身是有价值的，因而是有价格的，维持主辅币的比价，虽属可能，究竟费力。何不用一张纸，写明铜钱若干文，派他去充个代表，来得直接痛快呢？”(48)他认为纸币“较之用金银，实在合理得许多”，(49)并且还认为如果纸币行用顺利，则中国的货币进化就会早一千年。(50)
其实，吕思勉的理想货币制度，是在政府金准备的前提下以纸币为上币、合金硬币为辅币，二者并行流通。基于此种观念，他批判中国历史上专用铜币焉得不穷，安能不以金银济之，“斯时也，实当以纸币济铜钱之穷，不当以金银也。”(51)纸币的优点在于“可以变为轻赍”、“伸缩又极自由”、(52)“有轻赍之益，而无价格不齐之患”。(53)吕思勉又认为以纸币为主币，则必须注意“钞可以行钱，而不可以为钱”，原因是虚不敌实。辅币是价值愈小，愈便于用，则辅币用纸易败耳，殊不经济；(54)辅币必以一种金坚利久的金属货币为之，“以铜钱与纸币并行，实最合于理想。”(55)吕思勉进而主张：为了防止作伪，主币纸币“制必极精，务使奸人不能仿为，所以行不惜工之论也”；(56)辅币“用新造之合金”，其物为旧日所无，自无固有之价，民自视为银币之化身。(57)因为旧日无此物，故而“众所不贵，使用之数不待限而自有限”。(58)由此观之，吕思勉主张的理想货币制度正是今日大行世界的货币制度，即主币为纸币，辅币以合金为之。基于此种理想观念，吕思勉认为“国民政府树立法币制度，才替中国的货币，画了一个新纪元”。(59)
可以说，吕思勉在经济学方面具备相当高的理论修养，他关于中国货币史的论述丝毫不逊于研究中国货币史的学者。若无经济学方面知识的必要准备，吕思勉是不可能娴熟运用格雷欣法则与货币数量理论的，也不可能提出关于中国货币理想的货币制度的主张。这是吕思勉主动学习吸收西学新知和自觉提高自身理论修养的结果。
吕思勉认为，史学之研究必得借助于其他科学之辅助而益精。(60)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海通大开之际，中西交流广泛，西学以不可阻挡之势输入中国。吕思勉身浸其中，不免深受时代风气之影响。吕氏虽未能如王国维、陈寅恪诸人一样问学海外，但还是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大量的西学知识。吕思勉稍知人事时，就积极关注时世，阅读新报，“略知世界历史”，(61)深受康梁影响，(62)“兼读新旧之书”。(63)对于各种西方社会科学，如考古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方法，吕思勉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海纳百川般接受。(64)如考古学，吕氏读过韦尔利《考古发掘方法论》，他认为“锄头考古学，和史学大有关系”，(65)并在《中国民族史》中大量运用了考古材料，且自谓“此书考古处有可取”。(66)他研读过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也充分了解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见解。在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他认为对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他说：“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是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能揽其全。”(67)因此，吕思勉对斯宾塞《群学肄言》、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等社会学名著均有深入研究。
在论及经济学与史学的关系时，吕思勉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68)又认为“考求古代人民之生活状况，可借助于经济学是也”。(69)
目前对于吕思勉阅读过哪些经济学著作尚不甚清楚，只能略知大概。吕思勉早年曾于1912年至1914年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书，“所教者，除应用文字外，商业经济、商业地理因无人教，亦无教本，皆由予参考日文书教授。”(70)1920年左右，吕思勉对马克思学说已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在《沈游通信》中，他说：“马克思其圣矣乎？以其所言，推诸万事而皆准，匪独经济家也。”(71)47岁以后，读之稍多，并深膺其说。(72)此外，吕思勉对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亦有相当了解，曾就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历史撰文，“欧洲自希腊，已有忧人庶而地不足以容之者。……马尔萨斯之人口论，成于近世，实原于古昔也。”(73)吕氏能够指出马氏人口论之西方源流，可见其经济学知识水平决非一般。由于重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以吕思勉的史学论著理论色彩非常强烈，正如方德修在评论《吕著中国通史》时说的那样，“吕先生对于旧学很下过功夫，……便是对于社会科学各部门的修养，也在一些留学生之上，这，我们只要一翻他的《吕著中国通史》，即可明白他的讲解历史着重于文化，而言文化即处处以社会科学为根据，他承认经济是历史的基础……”(74)
必须指出的是，在吕思勉论述中国货币史的过程中也显露出他货币理论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他在货币价值论上的效用论认识，吕氏关于货币起源与本质的表述如下：
“货币之起源，本为量物价之尺。其时亦几于仅用为量物价之尺。无论何人，决无将尺度大量储藏的。因为除了度长短以外，其本身并无效用。”(75)
“货币之原始可知已矣。布帛泉刀，物之有用者也，所以与平民易也。珠玉黄金，可资玩好者也，所以与王公贵人易也。”(76)
“金银之用，为什么不如谷帛的普遍，须知价格的根源，生于价值，金银在现今，所以为大众所欢迎，是因其为交换之媒介，既广且久，大家对它，都有一种信心，拿出去，就什么东西可以换到。尤其是现今世界各国，虽然都已用纸，而仍多用金银为准备。金银换到货币最为容易，且有定价，自然为人所欢迎。这是货币制度替金银造出的价值，并不是金银本身自有价值。假使现在的货币，都不用金银做准备，人家看了金银，也不当他直接或间接的货币，而只当他货物。真要使用他的人，才觉得他有价值。如此，金银的价值必缩小；要他的人亦必减少；金银的用途，就将大狭了。……因为其为物，对于多数人是无价值。金银本身之用，不过制器具，供玩好，……”(77)
马克思主义货币经济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易，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其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价格尺度。据上引文字可见，吕思勉关于货币之起源与职能的表述，价值是价格的基础、商品包括货币本身价格是根源于商品价值的认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
但是，吕思勉又认为货币除了价格尺度外，本身并无效用。布帛泉刀珠玉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原因在于“布帛泉刀，物之有用者也，所以与平民易也。珠玉黄金，可资玩好者也，所以与王公贵人易也”。金银之所以成为货币，完全是“货币制度替金银造出的价值”。应该说，吕思勉对货币的这种认识中包含正确的因素，符合马克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论断。但他认为“并不是金银本身自有价值”，金银为物对多数人是无价值的，“金银本身之用，不过制器具，供玩好”。也就是说，决定价值的不是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而是商品的效用或使用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货币价值效用论。不同形态的商品之所以可以成为货币，不仅在于这些商品具有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有价值。价值凝结的是社会必要劳动。在西方经济学史上，货币效用论是早期重商主义时期部分经济学家所持的一种观点，如16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罗《论货币与贸易》中论述白银作为货币时，就说过“最初在物物交换中，白银作为一种金属和其他商品一样，因为当时具有的用处而有一定价值。”(78)这种货币价值效用论在中国经济学界曾一度遭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是一种庸俗的经济学说。
客观而言，20世纪初期吕思勉撰出如此系统深刻、精义迭出、具有较高货币经济学理论深度的中国货币小史，既与他谙熟中国古代货币经济思想、史料，可以得心应手运用有关；同时也与他积极学习运用西方货币经济学理论密不可分。但是，吕氏分析中国货币史的理论、方法与认识显示出他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基本属于古典经济学范畴，甚而还是重商主义时期的。这一点不难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处于过渡阶段。此一时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等数学作为分析工具被引入经济学领域。这一时期形成的现代货币经济理论流派都借助于数学分析工具，同时他们的货币经济理论传入中国在时间上也较晚。即使传入，不具备现代高等数学知识的吕思勉亦难掌握。以此之故，吕思勉的经济学知识包含着错误的成分自所难免，货币价值效用论就是明证。纵是如此，对于吕思勉来说，他能够自觉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货币史已是非常难能可贵。
注释：
①于吕思勉与新史学关系的论述，可参阅虞云国《论吕思勉的新史学》（载《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4期）、张耕华《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2003年第1期）等。
②张耕华《吕思勉与他的〈中国制度史〉》载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述》（四），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③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37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④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3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吕思勉《论国人读书力减退之原因》，上海《时事新报》， 1918年3月5日。
⑥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1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⑦李永圻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6-27页，上海书店1992年。
⑧李永圻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35页。
⑨按：《论货币与井田》，原名《致廖仲恺、未执信论公开信》，载1920年《建设杂志》第二卷第六期。
⑩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36页。
(11)张耕华，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简谱》，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2)关于吕思勉《中国制度史》成书情况、专题增损情况等，可详参张耕华《吕思勉与他的〈中国制度史〉》一文。
(13)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14)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5)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91页。
(16)比如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中国货币的通史著作有张家骧《中华币制史》、马社香《中国货币文化史》等；按王朝编年撰写者有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等；按编年结合币种撰写的货币史，有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等。
(17)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第七章关于两宋货币的论述，引文见第52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121页，“论金银之用”。
(19)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193-194页。
(20)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194页。
(21)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123页。
(22)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92页。
(2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00页。
(24)同上。
(2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01页。
(26)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133页，《续论金银之用》。
(27)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192页。
(28)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03页。
(29)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377页。
(30)［美］普雷斯曼著.陈海燕，李倩，陈亮译《五十位经济学家》，第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31)［英］希格斯主编《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词典》，转引自［英］约翰·F·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第26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32)刘鸿儒主编《经济大辞典》（金融卷），第1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33)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第511页。
(34)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108页，三联书店1957年。
(3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195页。
(36)同上，第197页。
(37)［英］约翰·F·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第 26页。
(38)刘鸿儒主编《经济大辞典》（金融卷），第15页。
(39)同上，第204页。
(40)胡代光、厉以宁主编《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41)［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四《赋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明仁宗实录》卷二上，“永乐二十二年九月癸酉”。
(43)《明仁宗实录》卷六下，“洪熙元年正月己丑”。
(44)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195页。
(4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196页。
(46)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04页。
(47)同上。
(48)同上，第199页。
(49)同上，第200页。
(50)同上，第199页。
(51)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127页。
(5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00页。
(53)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127页。
(54)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128页。
(5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03页。
(56)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132页。
(57)同上，第128页。
(58)同上，第132页。
(59)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05页。
(60)李永圻主编《吕思勉先生事辑编年》，第82页。
(61)李永圻主编《吕思勉先生事辑编年》，第9页。
(62)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第439页。
(63)同上，第435页。
(64)虞云国《论吕思勉的新史学》，《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4期，第18页。
(65)吕思勉《史学研究法》，吕思勉《史学四种》，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66)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第443页。
(67)吕思勉《史学研究法》，吕思勉《史学四种》，第39页。
(68)同上，第39-40页。
(69)李永圻主编《吕思勉先生事辑编年》，第82页。
(70)李永圻主编《吕思勉先生事辑编年》，第50页。
(71)吕思勉《沈游通信》（四），转引自《吕思勉先生事辑编年》第89页。
(72)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第440页。
(73)吕思勉《读马尔萨斯人口论》，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 （下），第51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74)方德修《与张东荪先生论历史的意义》，载《东南日报》， 1946年10月17日。
(75)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田赋征收实物问题》，第 348页。
(76)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124页。
(77)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198-199页。
(78)［英］约翰·罗《论货币与贸易》，第3页，商务印书馆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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