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性别论文,精神分析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6－0090－07
性别差异一直是精神分析理论关注的问题。然而，女性主义的出现带来精神分析理论与女性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学派都试图从不同方面对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提出批评。面对浩如烟海的女性主义文献，本文试图通过对三位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相关理论的研究，呈现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并借此分析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和哲学在“性别差异”问题上的融会贯通，从人的道德与心理动态发展中阐述女性主义关于“性别差异”的哲学话语。
霍尔奈的困境
20世纪的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尔奈（Karen Horney）被称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第一位代表，她以一本《女性心理学》扭转弗洛伊德时代对于女性心理发展的解释，使当代精神分析学出现了颇具历史意义的女性主义转向①。在她之前，传统心理学对于性别差异和女性心理的解释总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兜圈子，弗洛伊德曾把女性的心理比喻成一块“黑暗的大陆”，这原因多半出自他无法把自己从研究男性那里得出的数据准确地应用到女性身上。在解释女性的心理发展时，他坚持一种“解剖即命运”的生物决定论，认为女性不能像男性那样解决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她们没有“阉割恐惧”和“阉割焦虑”，所以无法发展起强大的“超我”，她们的心理发展明显落后于男性，易于表现出情绪化倾向，缺乏正义感，不愿意接受生活的要求。20世纪的其他著名心理学家，如皮亚杰、埃里克森和柯尔伯格等人也持有相似的看法，皮亚杰曾经通过对儿童游戏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同男孩相比，女孩的道德观念差了许多。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这些理论无疑都在倡导心理学意义上的“性别本质论”②。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霍尔奈便开始在临床精神分析实践中纠正弗洛伊德的观点，发展自己的“性别差异”理论。首先，她试图批评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发展的“本质论”看法，认为精神分析能解脱手脚被绑的人类，给予他新臂膀和新腿，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被认为是生而俱有的东西仅仅代表着成长中的阻碍，这一阻碍是可以去掉的。在霍尔奈看来，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幼年的神经质（Neurosis），这是驱除和治疗成年神经质的核心。其次，霍尔奈也揭露了弗洛伊德等人的“男性价值取向”。她认为精神分析是由一个男性天才创造的，几乎所有发展其思想的人都是男性。他们应更容易发展男性心理学并更多地理解男性的发展而不是女性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任何一个时代，有权威的一方总要创造一种合适的意识形态支配被统治的一方，由于人类的文明是男性的文明，国家、法律、道德、宗教以及科学都是男性创造的，连人们用来评判男女天性的标准也并非是中立的，其实质也都是男性的。再次，霍尔奈也看到女性在面对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时所产生的困境。在整个社会和文明从里到外都以中立、客观、真理的面目呈现出男性文明时，女性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她在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性的文明，以男性愿望所要求的方式看待自己，适应自己的“天性”，顺从了男性思想的暗示。另一方面，女性自身利益和需求又不断地与这种“天性”和方式冲突，而女性为了迎合男性、文化和社会又故意对自身利益和需求视而不见，继续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显而易见这种做法会带来女性内心激烈的冲突。
事实上，霍尔奈所做的工作是希望剥离男权社会对女性心理的概括，剥离女性本身受这一社会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发展起来的对于自我“天性”的认识，获得一幅真正的女性精神发展的图画。然而，在她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中，却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她无法剥离文化在女性心理形成过程中的角色，由于文化的影响，她也无法确认哪些心理特征是女性纯天然的特征，这一困惑使她在1935年宣布放弃对于女性心理的研究，把对于“女性本质”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在她后期的著作中，霍尔奈并没有再度探讨这一问题，而是更积极地研究文化对于人类心理的影响，认为神经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化因素导致的，来源于人际关系的障碍，并最终成为强调文化决定作用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者。
克莱因的生物学贡献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也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先驱者③，因为她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接受拉康的“语言学转向”之前，便为女性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思想体系。
克莱因对于精神分析的独特贡献体现在她在20世纪20至6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她相信存在一种类似于人性的东西，心理发展的任务是对于我们内在的天赋进行组织和整合。一些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克莱因的理论，证明其观点的女性主义本质。例如在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里奇蒙（Sarah Richmond）看来，尽管克莱因从弗洛伊德理论出发，但她在某种程度上更正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男性中心倾向，真正地反映出她作为一位女性和母亲的看法；她把婴儿与母亲的关系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来强调，削弱了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占居首要地位的阴茎妒忌成分；她的“对象关系”理论强调一种或多种被内在化的人际关系逐步地构成自我的核心，为个体认同的“关系说”提供了一种能够被实证化的途径；她关于道德意识基础的假设促进了道德起源于熟悉关系的解释，同时她关于在婴儿发展中母亲角色的说明也为母亲劳动的价值提供了说明④。因而，即便克莱因同弗洛伊德一道相信“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具有“心理方面的结果”，但她的“解剖学”却是女性的。
克莱因强调母亲在婴儿心理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她认为研究早期的心理发展必须理解婴儿与其最早的照顾者——母亲的关系，母亲不仅影响婴儿的心理整合程度，也影响他们道德感的发展。婴儿在生命的第一年里，要经历从偏执狂——精神分裂状况，再到抑郁症状况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母婴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婴儿对于母亲幻想（phantasm）的变化，具体说来是从“部分对象”到“整个对象”的转变。关于幻想概念，克莱因学派有着不同的看法，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sacs）把它定义为“最初的精神方面的推论以及本能的心理呈现”。同样，幻想也具有超越本能和为其辩护的功能，并可以扮演愿望实现的角色⑤。“部分对象”体现出婴儿最初的对象关系特征，此时，他们只能最低限度地把自己同对象分开，这一部分对象通常是身体的一部分，例如母亲的乳房，这关乎他被喂养的体验，这种身体体验不仅关系到人类的本能，也为最初的精神作用发生模式提供解释。婴儿早期具有无法整合的自我，围绕着肠胃的饥饱，他们的本能呈现出分裂状态：力比多与进攻性，爱与恨。在幻想中，婴儿根据自己吃奶的欲望能否被满足来把母亲的乳房区分成两种：好乳房和坏乳房。他的力比多冲动寻求着能让他产生吃奶快感的好乳房，而其进攻性指向使他吃奶欲望受挫的坏乳房。婴儿用诸如吮吸自己拇指的行为唤起吃奶的幻想，但实际上的饥肠辘辘却给婴儿带来被迫害的恐惧，这让他不断地向“坏对象”发动进攻，这种进攻由于担心来自部分对象的报复而不断地重复，导致战火和恐惧的不断升级，克莱因把这看成是典型的偏执狂——精神分裂状况。
在克莱因看来，婴儿主要有两种幻想机制：内射和投射（introjection and projection）。前者表现为婴儿幻想通过把对象安置在体内来占有它，后者表现为幻想着把对象驱逐出体外。这些幻想是基于婴儿的身体体验形成的：内射相当于吃，投射相当于大小便和呕吐⑥。婴儿的向外投射通常是针对另一个人，把他认同为自我的一个部分，目的是摆脱它，或者通过把他固定住以便侵入和控制他。然而，这些幻想最终不仅让他产生困惑和受骗感，也导致他在现实中的思维失控。依据克莱因的说明，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婴儿能够正常发展，便会以抑郁症状况取代偏执狂——精神分裂状况，这种取代同样是在幻想中达到的，来自于对好对象的安全内化，此时的幻想又有一个新角色，成为心理发展的载体。这类不断重复的内射和投射改变了婴儿对于什么是“限制”和延伸自己心理发展事物的意识，而且在这种发展中，他们的内在现实也不断地修正自己对于外在现实的知觉。
在这一过程中，婴儿也在自我中逐步建立起好的“整个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接受的照顾。被爱和被照顾的体验增强了婴儿对于自爱情感的信心，减少了他对于仇恨对象的恐惧；在幻想中，他逐渐地相信被爱的对象可能安全地被保留在自己的体内。而且，随着他的内在世界变得不那么危险，他也越发地不需要求助于投射或者投射性的身份证明，也更能够容忍进攻性，更完整地认识到自己的“心理现实”，对外部现实也有了更为准确的知觉。在抑郁症状况中，婴儿也逐渐意识到“好”和“坏”乳房是一个东西，作为自己满足或挫折的来源是一个“完整”的对象。正像内射的满足大体上相当于婴儿所接受的照顾一样，他的内在对象的“好”也大体上相当于母亲的好。当婴儿学会认识自己的母亲时，他的认知成就便与向完整对象关系的转变吻合起来。这一“完整对象”在两方面是“完整的”：它包括多种而非一种特性，它是一个身体而非一个部位的完整。这种对于完整对象的认识，对于婴儿的心理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照顾和她的分离一道被内在化了。在婴儿的内在世界中，始终与这一“内在母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在意识到“完整对象”之后，婴儿又会出现新的焦虑，因为他担心自己已给所爱的对象造成伤害，并继而产生补偿性冲动。在克莱因看来，这种冲动在心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使许多创造性成就得以象征性完成的潜意识欲望。我们一生都要与潜意识幻想的难熬的感情进行格斗，与构成这种压抑状态的感觉格斗。我们内在的关系状态驱使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状态由符号表达出来并加以修饰，同时，向外投射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觉。所谓的精神健全并不需要幻想，但要求有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在这里，婴儿期对于我们有帮助的人没有被过分扭曲地呈现出来，他们的命令也可以顺畅地转化为符号形式。
克莱因也强调，人生而俱有妒嫉感，依据个体强弱不同，这是一种体现死亡本能的破坏性冲动。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妒嫉指向阴茎。弗洛伊德认为，当女孩发现自己缺少阴茎后便会作出妒嫉反应，这种嫉妒构成女孩性别身份的基本要素。克莱因则强调，妒嫉的目标首先是母亲的乳房，其次才是阴茎，妒嫉是所有人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任何照顾子女的方式都无法消除这种妒嫉心。
因而，依据克莱因的上述理论，母亲在婴儿的精神发展中占居重要地位，在向抑郁症状态转化中，婴儿内化的正是母亲的照顾，如果发展是正常，母亲从两种不同的途径为孩子建立起自我：其一是为他的心理整合提供所需要的体验，使得一种根本无法统一的自我成为可能；其二是为婴儿提供可供内射的完整对象关系，并构成婴儿人格核心的样板式内在人物。此外，抑郁症状态丰富的情感体验也成为人们一生中的情感激励，即便在长大成人后，我们在生活中仍在继续表达着与自己母亲的内在关系⑦。克莱因还基于母婴关系，从人的妒嫉、进攻性和挫折等情感体验，从偏执狂——精神分裂状况的暴力和恐怖幻想，以及抑郁症状态的内疚和焦虑，害怕伤害自己所爱对象等情绪反应说明人类道德感的来源及其心理基础，并把这一过程看成婴儿道德自我及其性别认同的发展过程。
伊丽格瑞的后现代解构
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颇受拉康的影响。拉康在1926－1980年间的著作试图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重新解释，并在这种解释中突出语言在心理和潜意识构成中的重要地位。他主要采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解释弗洛伊德的理论，把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社会的先在结构，指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仅具有符号意义，而不是现实关系中的生理欲望。这种观点使他在说明主体和性别形成的过程中抛弃了“解剖即命运”的生物决定论，阐述了语言和社会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当代女性主义心理学家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是拉康的学生⑧，她在精神分析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中分析“性别差异”，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伊丽格瑞批评弗洛伊德和拉康式精神分析理论的父权制性质，认为它们把菲勒斯的偏见当成普遍真理，并不承认母亲的社会秩序。伊丽格瑞的批评直指拉康理论的基石——菲勒斯的主导地位，指出他在镜像时期把身体想像为男性的，他的镜子只看到女性身体的一种缺少，而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他需要一面能够看到女性内部的理论和话语之镜。
其次，伊丽格瑞结合精神分析和语言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来说明女性欲望和性别差异。她相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女性的欲望始终是被扭曲的，因为它一直是以男性的参数来评说的，“缺少”、“萎缩”和“阴茎妒忌”便是女性的命运。女性把自己的身体出卖给不属于自己的欲望，使自己处于众所周知的依附状态。她绝不会说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或不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的欲望已经被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主宰逻辑掩盖了。而且，女人向来是男人的使用价值，是男人之间的交换价值，所以是货物，是由工人、商人和消费者等“主体”根据自己的工作和需要、欲望来定价之物品的看护者。伊丽格瑞认为这种状态并非是常态，也不应当是常态。当女性开始纠正欲望的扭曲，恣意地展开自己欲望的翅膀时，那种腾飞的欲望便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伊丽格瑞揭示出女性欲望的几个特征：其一，女性的欲望是多元的。例如女性并非只有一种性，她确实有许多种性，她的性征其实是多元的。其二，女性的欲望是不可言说的。对于理性和逻辑而言，女性在表达自己欲望时的不可理喻、心气浮躁、变幻莫测和东拉西扯近乎于疯话，然而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聆听她，才能听见处于不断的编织过程中的另一种意义，既能不停地拥抱词语，同时也能抛开它们，使之避免成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诱使女性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使她通过重复以澄清意义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她们已经不在人们可以惊吓她们的这个话语机器里了。她们已折回自身，而“在她们自身里面”意味着在沉默的、多样的、弥散的触觉中。其三，女性的欲望存在于零与无限之间。女性对什么都有欲望，对什么也都没有欲望。人们往往把女性的欲望理解为一种永不满足的饥渴，以为女性会以这种欲望把人囫囵吞掉，其实，她们什么都欲求，也什么都不欲求。其四，女性的欲望与他者的欲望是浑然一体的。他者是女性的一部分，但她不会占有他者，只是不停地把自身与他者对换，但却无法辨别出是自身的还是他者的欲望。女性的这种欲望方式，使她获得无限增长的快感。
伊丽格瑞还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研究性别差异。她的早期著作主要讨论心理语言学，她根据语言使用的正常特征——造句法结构以及不同的失语形式来解释精神错乱现象。在研究工作中，她逐渐地认识到，人的身份一部分是基于人们在面对面交流中的自我定位确立起来的，男女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存在着差异：1.男性更可能呈现出语言中主体的地位，把自己描述成话语或者行为的主体，女性更可能抹杀自己，把优先权让给男性；2.由女性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Ⅰ并不必然表明一种女性身份；3.女性习惯于作为男性自我表达的载体，她们在语言中的自我表达或多或少是缺乏的；4.女性更可能从事对话，而男性在与世界和对象发生关系过程中显示出特权，女性则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显示出特权；5.女性在讲话时并不比男人有更多的情感和主体性，她们的话语可能消除自己主体性的表达；6.女性不像男性那样抽象，更愿意联系情境思考和讲话。伊丽格瑞分析说，这些语言表达差异的原因在于男女之间的语言交流是在父权制已经确立起来的符号体系内进行的，男性占居主体地位，女性所获得的身份或者是“有缺陷的”，或者是被“阉割了的”男性身份。这种语言上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是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差异，因此，语言结构的改变也意味着社会文化的变革。
再次，伊丽格瑞也在其颇具影响的《性别差异伦理学》中从哲学和伦理学角度考察性别差异，阐述女性解放和两性之间理想的伦理关系。在伊丽格瑞看来，现有的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都无法为性别差异提供基础，因而，“为了性别差异工作能够开展起来，需要有一场思想和伦理学上的革命。我们需要重新解释围绕着主体与话语、主体与世界、主体与宇宙、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一切”⑨。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始于这样一种方式，即主体总是作为男人，以男性的方式被书写的，即便这个主体宣称自己是普遍的或者中性的时候也是如此。伊丽格瑞还从时空概念入手说明性别差异问题，认为以往女性作为母亲仅仅是男性的住所（place），母亲——女性仅仅提供一个信封和容器的服务，所以女性要重新考虑住所的概念，这一方面是为了走向新的差异时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激情伦理学（an ethics of the passions）。“我们需要改变形式、物质、间隔与局限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从未以一种允许两个不同性别的相爱主体之间关系的方式来思考的问题。”⑩ 为了使相爱的男女之间作为主体建立起性别差异伦理学，伊丽格瑞主张我们回到笛卡尔的第一激情：惊讶（wonder）。这是一种相当于第一时间的激情，在这种状态下，男女好似第一次见面，无论两者之间有多大的相似性，都不能把一方还原成另一方。所以伊丽格瑞实际上主张男女在不能相互还原的第一时间里，在互为一个独立完整主体的状况下寻求性别差异的自由空间。
简要结论
从临床心理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增强性的心理治疗形式，它可以加速个人的发展，使他们从生活中的不满意或者痛苦的方式中解脱出来。在追求这一目标过程中，患者与精神分析学家紧密配合，认真关注以往与现在、身与心、以及幻想的与现实的个人体验、人际关系体验之间的交互作用，这是一种深层的、能够启动一个人转变过程的解释说明。从哲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则是一种身体理论和把握人们精神世界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一种语言描述精神的结构和灵魂的深度，以及主体、身份、性别、自我和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事实上，精神分析的探索必须基于一种领悟和设置才得以进行，但这一设置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精神分析学家的临床实践，而在这些实践中，不同的精神分析学家在解释人的内部世界时，侧重点和理论方向都有所差异。因而，当女性主义浪潮带来当代哲学思维革命时，必须深入到精神分析领域研究“性别差异”，换句话说，精神分析对于女性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必须从批评弗洛伊德等人“解剖即命运”的观点出发探讨女性的主体地位和性别身份的发展，以女性为主体阐述“性别差异”的话语，从人的自我和道德的动态发展中解释和追求性别平等的目标，探讨女性的心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
本文讨论的三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呈现出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其大致线索为：从霍尔奈开始，精神分析学出现了女性主义的转向，她强调摒弃以往心理学以男性视角说明女性、以男性标准度量女性心理发展的做法，从女性的角度理解她们的生理构造和成长方式，而且不应当以这些构造和方式与男性的差异为借口把女性置于劣于男性的地位。然而，由于她试图在人类社会寻找到一片真空，探讨不受任何文化的污染的、纯粹的“女性本质”，最终才无奈地放弃这一研究。尽管她后期没有继续从事女性本质的研究，但她对于人类心理文化本质的研究无疑地启发了后来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同样，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领域，克莱因创立对象关系理论，为精神分析由驱力结构模式向关系结构模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她对儿童心理结构和精神病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在女性主义阵营内，她的理论多少遭受到冷遇，其主要原因在于她把自己看成弗洛伊德的弟子，并且依旧按照生物学的轨迹进行研究，这在许多坚持社会性别（Gender）、反对“解剖即命运”的“生物决定论”的女性主义学者那里是无法理解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克莱因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奠定了生物学基础，她对于“性别差异”的贡献是独特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精神分析学提供了女性主义基础；其二在精神分析领域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生物学证据，使女性主义对于性别的想像有可能纳入到当代心理学科学体系中去；其三，克莱因还更早地加入到女性主义队伍中来阐释人类尤其是女性的道德和心理发展，这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后来的学者更为集中地研究“关系”在人类道德心理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卡罗尔·吉利根的“关怀伦理学”强调道德发展中不同的模式——关怀模式，而萨拉·拉迪克则说明母亲在养育子女的关系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母性思考，并试图把它应用到解决当代各种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中去。本文讨论的第三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伊丽格瑞也对“性别差异”进行了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探讨，但她试图摆脱父权制传统，突出母亲的社会秩序，以女性为体验的主体论述女性的欲望，说明女性解放和两性之间理想的伦理关系，这些贡献也把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研究纳入到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中来，为其合法地位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本文讨论的三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也与西方哲学思想史上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模式大体吻合。或许由于性别与种族繁衍之间的关联，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史上就不乏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大体说来，这些探讨可以分为三种模式：生物学模式，语言学和符号学模式，以及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模式。有时这三者也交叉在一起。例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解剖便是命运”的观点便是生物学模式的集中体现，后现代哲学家则突出语言和社会文化在主体和性别生成中的意义，对于性别差异多半采取语言学和符号学模式的探讨。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对于性别差异进行了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模式的探讨，例如福柯认为，从纯粹陈述的意义上说，性别并不存在，因为它总是被置于历史文化之中，后者也总是以各种方式对性别进行构造，而且这些方式总是与不同的家庭模式联系在一起。因而，哲学的任务是揭示这些历史文化形式，说明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把性别建构成某种令人产生欲望的东西。又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从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上探讨性别差异，更为关注阶级和种族问题，把女性解放纳入到社会和人类解放中来。就本文讨论的三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而言，霍尔奈的探讨相当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模式的探讨，克莱因的探讨相当于生物学模式的探讨，伊丽格瑞的探讨相当于语言学和符号学模式的探讨。这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性别差异”的探讨也与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相应探讨的对应关系，不仅表明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传统与当代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亦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和哲学可以在“性别差异”问题上融会贯通，一并在人的心理与道德发展中，动态地解释主体、性别认同和两性关系的形成，分析阻碍女性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意识形态偏见，为缓解和消除两性，尤其是女性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而进行不懈地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同所有文化理论一样，精神分析的理论设置、假设性和概念化只是通向真理和客观的工具与方法，而不是真理或客观本身。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目标并不是“不可错性”，而是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与其他哲学理论一道追求一个更为公正、更为和谐、更为理想的人类社会。
收稿日期：2009－05－10
注释：
① 卡伦·霍尔奈（Karen Horney,1885－1952）的主要著作有《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人格》（1937年）、《精神分析新法》（1939年）、《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年）、《神经质与人的发展》（1950年）和《女性心理学》（1967年）。其中《女性心理学》收集的是她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所写的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论文。
② 这一理论相信男女两性都具有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不可改变的本质属性，例如相信女性的本质属性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感性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关怀的和有教养的，而男性的本质属性是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攻击性的或者自私的，这些本质属性对于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限定。
③ 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生于维也纳，主要贡献是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以及对象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的发展，后者是关于心理动力取向的人格发展理论，主张人类行为的动力源自“对象的寻求”（object seeking），即人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而非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快乐的寻求”。克莱因与女性主义有着复杂的联系，一些人把她看成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先驱，另一些人则对她的观点进行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克莱因在西方心理学领域影响巨大，研究其思想的文献也浩如烟海，本文主要借鉴和分析萨拉·里奇蒙的研究，大体描述克莱因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的贡献（参见Sarah Richmond,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Using Melanie Klein,in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ed.,Feminism in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68-86）。克莱因的著作主要有四卷本：《爱，内疚和补偿及其他著作1921－1945》、《儿童精神分析》、《嫉妒与感恩》和《一个儿童分析的叙事》。
④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ed.,Feminism in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71-72.
⑤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ed.,Feminism in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74.
⑥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ed.,Feminism in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73.
⑦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ed.,Feminism in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75-79.
⑧ 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1932-），为比利时女性主义哲学家，著述颇丰，主要有《他者女性的窥镜》（1974年）、《非一之性》（1977年）、《海德格尔对于空气的遗忘》（1983年）、《性别谱系学》（1987年）、《始于两人之间的民主》（1994年）、《二人行》（1997年）、《东方与西方之间》（1999年）、《爱的途径》（2002年）以及《分享世界》（2008年）等。
⑨ Luce Irigaray,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6.
⑩ Luce Irigaray,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