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乡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叶，当中国刚提出“城乡一体”时，国外已经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发达国家往往是在完成乡村城市化之后才开始城乡一体化(陈光庭，2002)，他们并无严重的城乡二元问题，这与亚洲国家城市化路径不大一样(McGee，1989)。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中国家由于政策的城市化偏向，城乡差距日益严重，制约了国家可持续发展。该现象也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Booke的二元结构概念和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954)都于此时提出，随后Ranis & Fei(1961；1964)对Lewis理论进行了完善。Lewis-Ranis-Fei模型认为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后，城乡工资才能逐渐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市场逐渐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与Lewis二元理论的契合使学界大量使用该理论探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蔡昉(2010)强调劳动力流动和刘易斯拐点的重要意义，它关系到中国何时能通过该转折点以至最终消除城乡差距。李实等(2014)则认为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陈宗胜等(2014)系统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的U型演变趋势，认为在农业总产出一定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过多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除了使用刘易斯二元理论进行分析外，Yang(1999)、黄泰岩(2001)、欧阳志刚(2014)等人分析了制度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Yang认为城市偏向制度提高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黄泰岩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并呈现制度变迁型的“倒U”趋向；欧阳志刚则验证了城乡一体化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其实，城乡二元问题在《资本论》中早有涉及，“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①，农民被强制剥夺生产资料，变成无产者流向资本主义农业或城市工业，农民从此只获得微薄的生存工资。当人们和Luxemburg(1968)一样以为原始的积累已经完成，积累已演变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时，一些学者，如M.Perelman和D.Harvey意识到积累过程中的掠夺行为仍持续进行。Harvey(2009，2010，2014)阐发了Arrighi的权利的领土和资本逻辑问题，资本主义以“剥夺性积累”“空间修复”等新的方式，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通过资本的对外转移和对内破坏性重建而得到缓解。 此外，还有学者从金融发展(张立军等，2006；Ping et al.，2011)、对外开放(李泉等，2014)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可否认，这些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都有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②。在各生产要素中，虽然劳动不能没有客体，但劳动主体主导了劳动过程，其成果也依赖于劳动主体的努力，主体具有能动的作用。从而，劳动主体的素质在决定分配时，起到了更为能动的作用。因此，从“人”的发展角度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显得更加有价值。 以往学者在该角度的研究主要是从城乡的人力资本差异进行考虑，检验人力资本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显著性。关于人力资本导致收入差距的研究可以追溯到R.Cantillon和A.Smith。Smith(1776)认为，“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熟练劳动工资与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Cantillon(1755)也有相似的补偿工资观点。这种补偿性工资差别直到J.Mincer和G.S.Becker才得到系统阐述。他们从个人教育培训差别的角度说明不同教育培训的成本需要由不同工资水平来补偿，从而建立了运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个人收入差距的微观理论。Mincer(1958)认为工人的工资差别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体现了一种机会均等与经济公平的原则，并推导出经典的工资挣得函数。Becker(1962)则利用供求均衡方法建立了新的个人收入分配模型，论证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的关系，以此解出最优投资额。 国内研究便是在Mincer、Becker等人理论引导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基本上认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但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一是相对独立状态的城乡对比。这方面研究一般认为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显著地造成了二者的收入差距(Yang，1999；蔡昉，2005；厉以宁，2011)。另一些研究则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其平均人力资本量的“门槛效应”使其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转折变化，从而产生了“倒U”型变化趋势(靳卫东，2011；李国璋等，2013；王振东等，2016)。此外，杨晓军(2013)和温涛等(2014)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效果，实证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增加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从城乡劳动者流动(人力资本外溢性)进行考察，其一般结论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得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贡献给城镇，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龙翠红等，2012；蔡武等，2013)。 由此看出，以往学者通常是利用Mincer工资方程来实证检验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程度。但人力资本理论没有说明“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增加”的机制。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已经有这方面的说明，即Smith的“补偿工资”思想，但它被Mincer等人作为一个前提使用，即人力资本理论学者都将其作为事先承认的事实建立相关模型。但该理论是从孤立的个人理性提出经济问题，忽略了“人”的社会关系。由于未将人的生产及分配放在一个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导致对收入差距的估计产生系统性偏差。为了将“人”落实到现实的基础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来定义城乡“人”的差异，进而用其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仅用人力资本概念来衡量人的发展水平有理论缺陷，而且也较少从更深层次探究人的发展的原因机制。而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表现，“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质“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③。在市场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当今中国，人们的“交互活动”典型地体现在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活动上。郑召利(2003)认为，对人之间交互活动问题的忽视，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在阐述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时，不仅存在明显的逻辑缺环，更为严重的是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所以，在中国现阶段必须要用交换来诠释人的发展。 二、理论分析 (一)中国城乡之间的交换与人的发展 1.中国城乡之间的交换。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④由此可见，人的交互作用目的在于使个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是使个人潜在的生产力联合以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程启智(2010)将人在三大形态中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依赖关系。刘奔(1996)认为第二阶段就是“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的私人交换”。现阶段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主体按照市场化运作，因此，必须从城乡之间的交换来考察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户籍制逐渐松动，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瓦解，强制的价格“剪刀差”逐渐弱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换。但中国城乡状况没有得到完全转变，城镇仍然是典型的劳动力资源缺乏而资本相对丰富的区域，而农村恰恰相反。这种二元结构，不仅造成了城乡之间由于社会分工带来的产品交换，即包括农村到城镇的农产品交换和城镇到农村的非农产品交换，而且由于要素的相对优势，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与其生产资料结合的要素交换。 2.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无疑应包括其一切方面的发展，但最根本的只能是人的本质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有三种说法：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虽然历史的前提是人的存在，身体机能必须运作。但是马克思认为，我们不能执迷于事先出现的事物，便认为它就是永恒范畴。为了满足需要，人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生产，并由于生产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这才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由于劳动的出现，人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人类的大脑，充实人的脑量，使人类大脑发育与动物显著地区别开来，出现了智慧和精神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能力，并依此建立更复杂和高级的社会关系，并且可以运用已经获得的劳动力和已经建立的生产关系满足进一步的需要，从而形成需要的逐渐上升的发展，而不是像动物一样简单地循环，这样才有了“劳动创造人类”的说法。所以，劳动是人的最终本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⑤。前者表现为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后者表现为人为了生产结成共同体，形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而建立的社会关系，即人的本质就是个体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因此，一个现实的人的劳动力是一种社会生产力，而非单个人的、孤立的劳动力。对于个人来说，个人劳动力虽可主观培养和控制，但此时只是潜在劳动力，其现实性在于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否则其培养的潜在劳动力最终只能不得其用，而失去了使其称之为劳动力的意义。从总体上看，建立怎样的社会关系是由现有的人的总和的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人是客观存在的，个人的生产力能否得到发挥，又必须看个人的劳动力能否契合当前的社会关系。 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规定人的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对于个人来说，既要求生产力的提高，又要求社会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即表现在能够融入或掌控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它包含人的本质两方面的发展，“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金建萍，2013)。 劳动力表现为体力和智力，而在社会关系方面则更复杂。社会三大形态，每一阶段都是对上一阶段否定性发展。每个阶段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表现在对现有的社会关系的适应和掌控上。在商品经济阶段，要求个人建立起“普遍”的社会关系，所谓“普遍”即个人要能将自己劳动取得“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形式。虽然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独立性鲜明，但他所生产供给的和所消费的都必须是社会能承认和提供的，即“供社会所需，需社会所供”的社会普遍标准化才是该阶段对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要求。其中，“供社会所需”是根本，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才是个人在社会上存活的根本要求；而“需社会所供”，是个人在社会上存活的必要保障。二者结合从而获得完整的“普遍性”。结合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实际，每个人逐渐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程健康(2011)认为中国经受几千年封建统治，且受计划经济影响，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存在“人的依赖”关系，所以社会关系的发展仍然是处于“物的依赖”不断完善和成熟阶段。对于社会关系发展要求就应遵循“普遍性”的衡量标准，即“供社会所需，需社会所供”，而现实的表现即由于供与需所导致的货币使用量。 3.中国城乡之间的交换对人的发展的相对影响。改革开放后，城乡阻隔逐渐消除，产品和要素所有者逐渐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交换。 (1)中国城乡间交换对人的劳动生产力的影响。要素交换对人的劳动生产力的影响：首先，城乡要素交换能形成大于原有隔阂下的生产力之和的社会生产力。如果城乡之间不进行要素交换，农村的农业生产只能以人力耕作的原始方式继续进行自然改造，以原始农业增长速度进行积累，且存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也因为缺乏劳动力而无法扩大再生产，更不用说生产转型。其次，农民进城务工，利用城市生产要素的知识外溢效应，农民从生产过程中接触到了城市生产组织的先进科技设备和生产管理技术，并将收入和知识带回农村。此外，资本也可以仿照“系统的殖民”⑥流入农村，在农村进行资本生产方式的复制，改变农村原始劳作模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产品交换对人的劳动生产力的影响：首先，产品交换能够强化分工，使得城乡发挥要素相对优势，城乡分别根据要素进行非农产品和农产品的专门化生产，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在城乡产品交换中，即农村对城镇非农产品的需求，能加深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从而促进城镇生产部门的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对应地，产品交换会导致公社内部自然分工的解体(罗文花，2008)。城市对农村农产品的需求使得农村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由于“设定交换价值”的作用而产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次，在城市运往农村的商品中，不乏农业生产机械设备、化肥、良种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吕洪波(2007)认为农户购买使用先进生产资料显著地提高了生产力和产量。 (2)中国城乡间交换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中国市场经济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在城乡间交换对社会关系影响的分析中，评价目标是社会关系的“普遍”性。 要素交换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影响：首先，城乡要素交换使原来“局限的城市动物”和“局限的农村动物”脱离了原来片面的孤立的境地。城乡由于生产要素的合作，形成社会性的生产，城乡间交换极大地扩展了城乡居民各自的生产关系(从原来农民之间的简单协作扩展出了雇佣关系等等)，从而从实质上扩展了社会关系。而扩展之表现就是城乡之间形成新的交换关系。其次，资本流入农村，复制城镇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实现农村一部分生产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在原有的农业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乡人口的社会关系。 产品交换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影响：首先，在城乡之间交换的当事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本身不过是城市非农产业和农村农业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是这种分工的产物。城乡之间由于社会分工导致的产品交换生成了城乡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并使他们“完全是相互依赖的”。 (3)对于相对影响程度的预估。根据分析，可以列出表1来总结城乡之间的交换分别对城乡人的发展的影响。
要素交换的相对影响：首先，要素交换对劳动力影响的“形成现实劳动生产力”不仅在内容对称，在程度上一般也是对称的，因为城乡的要素结合，形成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是社会性的，依存于城乡要素结合，落实到个人时则是平均化的。其次，要素交换对城乡各自的社会关系的扩展，也是不仅在内容对称，在程度上也是对称的。雇佣关系意味着资本所有者支付工资，劳动者获取工资，这是一个过程的两面。最后，由于劳动者的钟摆式迁徙和城市知识的外溢效应，使得劳动者在城市学到的生产经营知识经验带到农村，不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此外，资本也同样具有流动性，虽然近年来农村中的非农户投资增长并不明显，但终归还在递增，而资本的生产方式可能让农村摆脱小农经济，如建立工场手工业，这是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资本雇佣方式，复制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本文预估要素交换对于农村人的发展益处会相对多于城市人。 产品交换的相对影响：城乡之间的产品交换除了非农产品交换有一栏差别外，内容基本上一致，但在影响程度上是有差异的。首先，城乡之间的产品交换，买意味着卖，所以在产品交换中，对各自社会关系的影响基本是等价的。其次，在劳动力的影响上，农产品交换使城镇可专于非农产品生产，强化城镇内分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同时，农产品也会因此商品化，促进农村农产品生产商品化。但“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整个生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这种外来影响的强度，部分地取决于本地的生产要素——分工等等——已经发展的程度。”⑦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分工程度不高，仍以小农经济为主，此外商品化、产业化要求土地规模经营，但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索，规模经营任重道远。另外，中国农村的现实条件(如老龄化、农业收入较低等)让农民土地规模经营意愿低下(张忠明等，2008)，这些因素使农产品商品化、产业化并进一步促进分工并不容易。所以，本文预估农产品交换对于城市人口的发展会起更大的积极作用。最后，非农产品主要从城镇引入农村，与农产品一样，非农产品的引入也可以导致农村专注于农业生产，从而强化社会分工。同时，农村对非农产品的需求也能够促进城镇生产部门资本积累，从而提高生产能力。如图1所示，1993年以来，相对于城镇居民对非农产品的消费来说，农村人口只相当于前者的1/3左右(东部略高，中、西部略低)，对于城镇生产部门的影响作用并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农村人可以通过产品交换引入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种子、机械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所以本文估计，从非农产品交换中，农村人得益更多。
图1 农村居民非农产品支出占城镇居民非农产品支出比重 (二)人的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1.人力资本与人的本质力量。以往对人的差异导致收入差异的研究主要是使用舒尔茨等倡导的人力资本理论。但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无法全面现实地影响收入。人力资本含义在于经过一定的投入培养而形成人的能力积累。而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获得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⑧。因此，马克思明确提到现实中的劳动生产力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技能，还取决于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人力资本的概念忽视了人的能力所处于的社会关系，是忽略了社会关系的一种纯粹的、潜在的、孤立个人的劳动生产力。这种忽视，在Mincer和Becker的模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直接假设投入会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便先默认人力资本投资能带来更高收入，那还何需证明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向关系呢？潜在的生产力不能作为决定分配的依据，“因为产品的最终产出才是社会分配的真正开始”(孙咏梅，2003)。只有通过人与人的交互作用，融入或建立自己现实的社会关系，并在互相作用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能力，才能在现实中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生产力，这便是“人的本质力量”，才能更全面地决定一个人在社会总产品中的分配。 马克思强调，“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就是要“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⑨。在当今“以物为依赖”的社会，人的本质力量发展是劳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普遍性两方面统一的发展，使自己的劳动力可以被普遍接受，从而使劳动成果能得以交换，即建立起劳动者普遍的社会关系，从而得到收入。 2.城乡人的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需要放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进行分析，中国城乡居民在两方面相互关联着，一是要素交换，二是产品交换。 现阶段城乡的交互作用以市场为前提，这决定了城乡协同生产系统下的分配应按生产条件的分配来决定，即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从劳动生产力方面看，如果城乡劳动者在社会关系方面一致，则在社会关系的适应程度上相当。若一方优先对自己的知识技能进行培训或投资，那么将延缓这个人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其边际产出就会高于未培训或投资的一方，从而在生产中能够做出相对更大的贡献，要求对产品分配一个更大份额。从社会关系普遍性方面来看，当各自的孤立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大致相等时，拥有更加普遍的社会关系的一方，将更容易有效地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要素。若只看人力资本的差别，那就忽略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事实，“即使他们能够完成初等教育，但由于关系面的狭窄和接触面的限制，在农村，特别是在城市的就业竞争中，总会遇到较大的困难”(谭崇台，2009)。因此农村劳动者所拥有的“现实的”劳动力不及城镇劳动者标准化，而城镇人口拥有更普遍的社会关系，他们所供给的能在社会中更快地找到需求方。 产品交换使得城乡之间没有处于同一生产系统，而仅仅是由社会分工进行的产品交换，所以人的发展水平不仅通过在各自生产时表现出来的产出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城乡产品交换的价格条件来影响城乡收入。从劳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看，在双方的社会关系普遍性相当时，加强对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人，能够在生产中更加熟练，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优先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能在单位时间内产出更多产品。在价格粘滞时，优先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的一方可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提高收入。从社会关系方面的发展来看，由于中国城乡社会分工和历史二元问题，现阶段农产品市场属于买方垄断市场，而非完全竞争市场。在中国农产品市场中，比较典型的是买者是市场中介，而非最终需求方(杨继国，2003)。农产品供给者是千千万万的小农户，他们缺乏政府引导，在统购统销时期，面对的是政府垄断，非统购统销时期，面对的是中介买方垄断。由于农产品不易长期囤货，缺乏供给弹性，使得社会关系狭窄的农民更易受买方垄断势力的控制，而降低农产品出售价格，使得农产品价值无法得到完整实现。根据李澂(1993)测算，1978年至1990年，垄断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程度在10%以上。而人的社会关系发展，不论是地域的拓展还是质变的拓展，都使得内涵于农产品中的个人劳动更容易找到需求方，从而缓解现阶段买方垄断程度，使交换主体增收。 以上分析了人的发展水平如何从人的本质的两方面——劳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通过要素交换和产品交换渠道影响城乡收入。因此，本文预估，城乡人的相对发展水平与城乡的收入差距呈正向关系。 三、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中国1994年至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除去西藏、重庆)分东、中、西对理论机制进行检验，原始数据来自CEIC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软件使用Stata12.0。 (一)城乡之间的交换对人的相对发展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1.指标选择。因为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目前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变量选择上都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的评价标准进行挑选。 要素交换指标：要素交换主要源于农村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城市资本所有者，从而与城市资本结合，在数量上则表现在农村的转移人口以及与其结合的城镇资本上，因为农村劳动力和城镇资本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率的生产。所以劳动转移量和资本增加量是这一事实的两面，只取其一即可。因为资本数据不仅能反映与进入城市的劳动者的结合，还能反映流入农村的结合，本文选用资本数据代表城乡要素交换。由于市场经济建立以来，农民迁移导致城镇投资增加显著，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使用新增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并利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1994=100)进行折算，变量名称为
(单位：百万元)。 产品交换指标：城乡产品交换是由于各自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所导致的产品差异，农村主要生产农产品，城市生产非农产品，双方通过产品进行互补性交换。然而，数据库中无法获得每个省份城乡产品交换资料，但是可以做这样的描述，即城市消费的食品主要来源于农村，而农村消费的非食品主要来源于城市⑩。从而将城市的食品支出视为农村提供给城市的农产品，而将农村的非食品支出视为城市提供给乡村的非农产品，以这两个指标来描述城乡产品交换，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交换的变量名分别为food和non food，它们都是分别通过食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4=100)进行折算得到的实际值(单位：元)。 内部交换指标：虽然本文研究的是城乡之间的交换，但城乡内部交换也可能对主体资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主体的发展水平。但城乡内部的交换有不同特点，需要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由于小农经济特征显著，基本没有产品交换，而要素交换则主要体现为雇工，但这基于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大中型农用机械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规模经营的水平，因此用农村大中型机械耗能作为农村内部交换指标，变量名为
(单位：千千瓦)。而城市内部交换则由广泛地社会分工引起，而社会分工程度和全社会的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为了尽量剔除外来人口的影响，本文选用以资产价格指数折算的减去外来人口比例的城镇工业资产实际值(1994=100)进行衡量，变量名为
(单位：百万元)。 城乡人的发展水平的度量：本文认为人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和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为了实证，需要将上述二者分开进行衡量，既然分开，那这里的生产力维度，就是潜在生产力维度，可分为体力和智力。首先，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的教育发展问题成为人类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共同问题。其次，斯密认为，人们成年后的不同能力差别主要是后天通过分工而形成的习惯、风俗以及教育的结果。最后，近年来很多学者也采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力资本(潜在劳动生产力)的多少(李平等，2012；阚大学等，2013；刘榆等，2015)，所以本文从智力方面体现生产力差别。而且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人均文教支出实际值来衡量每年对城乡人的潜在生产力方面的培养，并用永续盘存法对城乡的潜在生产力进行衡量。算出各地区城乡人口潜在生产力之后，将城乡潜在生产力进行对比，得出城乡潜在生产力相对值，变量名为
。前文已说明，中国现阶段对于社会关系发展应遵循“普遍性”的衡量标准，即“供社会所需，需社会所供”。在第二阶段衡量社会关系发展的指标就是个人以货币形式进行的交易额，应用在城乡人口的相对发展上，即城乡各自人均的收入与支出总额之比，变量名为
。人的发展指标两方面构建完成之后，本文仿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方式，分潜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两个维度构建本文理论框架下的HDI，据此可以得出省级城乡的人类发展指数比值，变量名为HDI，
。 2.模型设定及指标描述。一般来说，经济体的个体效应与该经济体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将城乡一体化建设推向新高度，因此2002年前后经济主体表现可能会有差别。因此在只考虑横截面效应之后，再加入了时间分段变量iyear，以控制时间效应，进一步检验理论正确性。当年份≤2002时，iyear=1，当年份＞2002时，iyear=0。此外，人的发展水平本身具有“马太效应”，而且交换的机制效果也需延至后期，因此本节解释变量都用滞后一期进入计量检验，同时也可减轻内生性问题。本文建立如下检验模型(暂未加入时间控制变量)：
其中，i=1，…，n，表示截面个数；t=1，…，T，表示时间；
表示横截面固定效应；
表示随机误差项。各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值见表2。
3.回归结果。通过观察三个地域的时间效应显著性，东、西部地区都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而中部地区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回归结果看出，模型稳健性良好，各变量回归系数符号都未改变，除了东、西部要素交换在有些控制变量组合中不显著外，其余系数均显著。通过控制变量组合的选择，得到的最终模型(东部地区采用east_7，中部地区采用middle_3，西部地区采用west_8)的核心解释变量都是显著的。从最终模型结果可看出，三个地域城乡之间的交换对城乡人的本质的相对发展有显著影响。其中，要素交换变量系数值显著为负，说明城乡要素交换对城乡人的发展水平差距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城市的外溢性和要素的流动对农村人的发展有明显的相对促进作用。其次，产品交换中，农产品交换变量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城乡之间的农产品交换显著地拉大城乡之间人的发展水平差距。一般认为，农产品交换一方面对强化城镇分工和资本积累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另一方面对于农村的农产品商品化甚至产业化的效果则非常微弱，所以才导致了农产品交换对城市更有益处的结果；非农产品交换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非农产品交换对于农村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效果。总体来看，三个地区的检验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要素交换缩小城乡人的发展水平差距，而产品交换中的农产品交换拉大了城乡人的发展水平差距，非农产品交换则缩小了城乡人的发展水平的差距。
在要素交换方面，三个地域的城乡要素交换对城乡人的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作用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差别，即越发达的地域城乡要素交换的作用越微弱。本文认为这可能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前文已经阐明了要素交换的作用在于城镇对于农村的外溢性以及要素流动所带来的生产革命，东部地区的城乡要素交换早于中、西部地区且更发达，这使东部地区的外溢性逐渐减弱，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要素交换程度仍处于发展阶段，外溢性更为明显。二是东部地区由于发展较快，许多制造产业已经进行梯度迁移，甚至迁往东南亚或非洲地区，使农村劳动者更加无法适应东部地区城镇的资本生产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乡要素交换的积极作用。 在产品交换方面，农产品交换拉大城乡人的相对发展水平差距，但其程度上东部＜中部＜西部，即西部的农产品交换的恶化作用最强烈。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更加发达的东、中部来说，西部农民的分散性更加明显，小农生产性质更加强烈，使得农产品交换对于西部农村积极影响弱于东、中部。而非农产品交换的缩小差距作用也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这说明了东部相对于中、西部更为发达，而非农产品对差距的积极作用主要来源于农业对城镇农业生产资料的引进，而东部地区由于城镇明显比中、西部地区发达，使得东部农民无法通过发展农业更为有效地缩小城乡人的发展水平差距。 (二)人的发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城乡收入差距计算方法方面，通常有直接收入比和泰尔指数两种。前者较为简单，而后者能够测量分组之间的个体数量变动。城乡人口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的，所以在实证分析中采用泰尔指数进行衡量。 1.引入变量。由于人的发展只是城乡收入差距众多影响因素之一，不能仅仅关注城乡人口的相对发展水平，而应该将其他要素也列入检验模型中进行控制。所以将资本、土地也引入模型，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而其他的作为控制变量。 土地占有比：城乡土地由于用途限制，暂时无法自由流动，所以城乡土地仍然比较界限分明地为当地人的产出做贡献，所以本文预测城乡土地拥有量之比对城乡收入比有正向关系。本文城市土地用人均道路面积衡量，农村土地用人均耕地面积衡量，将二者相比得到城乡人均土地拥有量之比，变量名为land。 资本占有比：受限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城市主要为工业部门，和农村主要为农业部门的二元经济假设，采用人均的以流动人口比例扣除掉的工业资产价值总值代表城镇人口所拥有的人均资本量，而以人均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作为农村人口所拥有的资本量，由于农村的资本量采用的是原值数据，所以将城镇人口拥有的资产量进行以上年度为基年的价格调整，以减小价格变动的影响，二者相除得到城乡人均资本占有比，变量名为k。如果资本也能像土地一样界限分明，那城乡资产比跟城乡收入比应该正相关，但由于城乡要素交换，使城市资产会通过交换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复制等功能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资本占有比效果如何，有待实证检验。 财政自给率：该比率衡量了地方政府依靠自有收入为其支出融资的能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增强了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但也使得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由于在第二阶段社会以“物为基础”，GDP绩效指标成了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城市的工业化基础建成，将资金投入城市能获得更多更快的产出回报。所以中国式财政分权容易导致城镇化倾向，因为只有财政收入充足，地方政府才舍得拿出一部分预算对农村进行建设，所以财政的充裕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向的影响。本文使用本级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代替财政自给率，变量名为finance。 开放度：本文认为，开放度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应看开放所带来的产品和资本与农村劳动力的匹配性。如果开放引入的产业适合当地农村人口的劳动力程度，或者开放所导致的出口需求也是当地农村人口的劳动力所能生产，即当地人口能在这种开放的背景下建立起自己普遍的社会关系，那么就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若是引入的产业资本、科技含量过高，而中国技能劳动力在城乡分布不均，因此对外开放可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恶化作用。因此，理论上，开放度对于东、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梯度性。本文开放度使用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变量名为open。
图2 城乡人均收入地域标准差 中国经济发达程度和开放度由东向西逐步降低。其中，农村地区的地域梯度差别也一致，但是如图2所示，农村地域差别不及城镇(以人均收入衡量)。产业引进与输入的科技含量主要由一个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决定，因此，虽然引入的产业高新程度从东到西递减，但与农村劳动力的匹配度却从东到西递增。因此，本文预测中国三大地区的开放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一致，东部地区极有可能是正相关的，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开放度远不及东部地区，开放效果很可能不显著或者为负向的。 2.模型设定及指标描述。
其中，i=1，…，n，表示截面个数；t=1，…，T，表示时间；
表示横截面固定效应，
表示随机误差。一般来说，个体效应与个体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同时，考虑到不同年份间的效应可能不同，因此本文还加入时间效应再次进行检验。此外，收入可能具有“马太效应”，为了尽量减轻内生性问题，模型回归时进行Hausman-Wu检验和Davidson-MacKinon检验，若通过检验，则使用原有模型进行回归，如果未通过，则使用城乡人的相对发展水平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各个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3.回归结果。在计量结果的选取上，先根据H-W检验和D-M检验决定是否使用城乡人的相对发展水平滞后项进行回归。为保守起见，都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最后根据控制变量的组合情况，选择每个地域所采用的分析模型。通过以上步骤，东部地区采用east_5，中部地区采用middle_7，西部地区采用west_5。 核心的解释变量中，城乡人的相对发展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数，说明城乡人的发展水平差距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三个地区的城乡人的相对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东部＜中部＜西部。其次，城乡土地占有之比只在东部地区起到显著正向作用，这很有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相对于东部地区富余，使得农村土地的增加无法显著相对提高农民收入。最后，城乡居民相对资本拥有量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负，中部地区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城镇资本由于城乡之间交换的外溢作用可能使农村居民相对提高收入，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差距。中部地区城镇资本并未因为城乡之间交换而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反映出中部地区的城乡关系仍然是城市为发展中心，而农村只提供剩余劳动力的状态，资本生产要素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的城镇资本尚未对农村地区构成显著的影响，这种梯度性是与地区发展水平相关的，即资本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控制变量中，财政自给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各地财政收入越充裕，地方政府越愿意拨出预算来支持农村，从而相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开放度的作用呈现梯度效果，东部地区开放度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数，说明对外开放更多地引进了高科技含量产业，使农村居民受限于自身劳动力素质无法融入到这种社会关系，无法获得对外开放的好处，从而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降低了。而中部地区该指标不显著，西部地区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开放度与农村劳动力的匹配度从东到西递增。数据检验结果总体上验证了各要素的影响，说明城乡人的发展水平差距确实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
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发展水平是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更为完整的因素，它通过要素交换和产品交换(农产品交换和非农产品交换)两个途径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地，城乡人的发展水平的差别则是在城乡之间的交换中逐渐产生的。要素交换在城乡之间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作用相差无几，但是在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前提下，容易产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习与复制，使得要素交换对农村人的发展更加有利。产品交换中，农产品交换由于强化了城镇分工，促进其资本积累，但是对于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作用不大，所以农产品交换对城镇人的发展更有好处。非农产品的交换由于农村居民对非农产品的需求远不及城镇居民，所以并未显著促进城镇人的发展；由于非农产品中有一部分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从而显著提高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人的发展。因此，为了治理城乡收入差距，不仅要从增加财政收入和梯度性开放政策上下功夫，更要从根本的城乡之间的交换入手。 首先，统一城乡市场，因地制宜加强要素交换。在劳动力方面，东部地区要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根据地区特征引导农村人口转移，减少盲目流动状况，在中、西部地区则应该采取措施激励农村人口转移。户籍改革的重点是西部地区，要切实执行国务院在2014年颁布的意见，畅通城乡要素交换通道。此外，由于东部地区的城乡要素交换影响最小，这部分是由于城乡要素匹配度不够所致，因此，在东部要特别注意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培训。在资本方面，注重非农户投资城乡并举。除了让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与城市资本进行结合外，还可以让城市资本进入农村投资。 其次，有重点地完善城乡产品市场体系。农产品交换的问题在于农业商品化、产业化，而中国农业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问题不仅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还必须加强农村市场主体的培养，特别是西部地区。在实证检验中发现，农产品交换的恶化差距作用在西部地区显得最为强烈，所以在西部要特别重视农地改革和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非农产品交换则需要激励农民进一步增加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生产资料使用。中、西部地区的非农产品交换的积极作用较为明显，所以在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生产扶持力度，加大对新兴农业科技的引进。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⑦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页、第841页、第1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④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第210—211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页、第75页。 ⑩虽然很多食品都在城镇或者城郊加工再运往城乡销售，但究其原料来看，基本上源于农村。而且从全国城乡产品交换来看，改革开放至今，按照食品来衡量的城乡产品交换逐渐形成互补性的平衡，这和中国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实施效果预测是相符的，用食品来衡量城乡产品交换是有依据的，省级数据也同样验证了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
标签：收入差距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社会交换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三农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