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双及物构式二语习得中的语言变异现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习得论文,现象论文,语言论文,构式二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语言习得中的“语言变异”现象通常是指“说话人的语言表达系统由于社会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心理语言因素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王建勤主编，2009）。对于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社会语言学研究，后被引入语言习得理论。在中介语语法系统中，学习者在学习时常常会出现几种语言形式交互使用，表达相同意义的现象，这几种语言形式在中介语中或作为自由变体存在，或受到语境等因素的制约而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特征。本文将从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库藏类型学的角度对中介语中的部分语言变异现象进行解释。
我们以下列汉语中介语语料①中双及物构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的典型偏误作为本研究的出发点：
（1）*我还记得她多么认真、多么热心地
我们英语。（韩国）〈教〉
（2）*他们会在我迷失的时候，指条明路给我，希望能
。（澳大利亚）〈帮我度过每次人生的关卡〉
（3）*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听到的歌曲从各个方面
。（韩国）〈给人们很大的影响〉
这些双及物构式偏误在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有较强的共性，同时跟三类句法形式有关：与格标记、兼语结构和介词结构。例（1）跟与格标记“给”的使用环境有关。双及物动词在跟某些宾语搭配的时候不能在动词后附加“给”（如例（1）），而在另一些句法环境中，“给”则必须出现。对例（2）来说，本该用兼语构式却误用为双宾语，属于双宾语构式的泛化。例（3）是介词结构偏误，在应该使用双及物构式的情况下误用了介词结构。
上述偏误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双及物构式有关。本文从语言变异的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偏误形式都是双及物构式的变异形式。我们将“语言变异”定义为：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临时变动现象。既然中介语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那么标准的目的语形式也应成为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所研究的“变异形式”主要指中介语中可以自由交替使用的几种语言形式，即“非系统变异”，这些语言形式之间的交替一般不受语境等因素的控制，但是学习者母语背景等因素又对中介语变异形式的频率产生一定的影响。②这些变异形式既包括标准的目的语形式，本文称为“标准形式”；也包括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目的语形式的所谓“偏误”，本文称之“非标准形式”。当中介语系统无限接近标准形式时，便到达了第二语言习得的理想状态。对非标准形式来说，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的非标准形式在语义上可理解，但是语法上可接受度低；有的尽管可理解，但是会造成歧解；有的则不仅在语义上不可理解，在语法上也不合法。通过对包括双及物构式在内的几类汉语双及物构式变异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为汉语中介语中相关变异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解释。
选择双及物构式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双及物构式是一类具有跨语言共性的构式，“指的是一种论元结构，即由双及物（三价）动词构成的，由施事主语外带一个客体和一个与事的结构”（刘丹青，2001），不同语言在双及物构式的论元配位方式、标记模式和构式意义上有共性也有差异，双及物构式所表达的语义范畴也和其他构式有交集。因此，双及物在不同语言间以及相关构式之间发生互动的可能性非常大，变异形式就是这些互动在中介语中的表现。而上述偏误的发生与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类型有很大关系，不同变异形式之间的交替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中的相关语言形式之间的互动。
本文首先梳理了语言类型学对双及物构式的分类，通过专题测试分析了高级阶段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介语的双及物变异形式及其特点；最后，结合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库藏类型学的相关理论，对汉语双及物构式的变异空间和变异机制作出了相关理论说明。我们认为，中介语的发展是在变异形式的更替中实现的，变异现象是中介语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 基于双及物构式的语言类型
双及物构式的二语习得受到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双及物类型的影响。本文对双及物构式的分类主要基于语言类型学对双及物构式，尤其是双及物构式中论元的标记模式研究。双及物构式是一类具有跨语言共性的结构，其对应的事件结构是一个“转移”事件。该事件通常包含三个事件参与者：动作发出者、转移的目标和转移物，它们在构式中的语义角色分别对应于施事A（agent）、与事R（recipient）以及客体T（theme）。类型学对双及物的分类主要基于R、T以及单及物受事论元P（patient）的标记模式。Dryer（1986）就区分了主宾语（primary object）和次宾语（secondary object）两类宾语，并根据不同语言在标记宾语上的差别，区分了直接宾语语言（direct object languages）和主宾语语言（primary object languages）。前者指双及物间接宾语有特殊标记的语言，后者指双及物直接宾语有特殊标记的语言。在Dryer研究的基础上，Heine & K
nig（2010）基于大规模语料调查，依据与事论元和客体论元的语序和标记模式总结出了他们所调查的语言中双及物构式的几种基本类型，其中IOC（indirect-object construction）型双及物和DOC（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型双及物是世界语言中最普遍的两种双及物类型。前者指客体论元T跟与事论元R标记不同，而与单及物构式中受事论元P标记相同的标记类型，即只有与格标记和分别使用与格和宾格标记的双及物构式；后者指T、R和P的标记都相同的标记类型，即无与格标记和T、R有着相同标记的双及物构式。IOC相对于DOC来说，是无标记构式，在世界语言范围内是更普遍的双及物类型。（Harley，1995；刘丹青，2001）
基于不同语言所采用的双及物类型，Heine & Knig（2010）将世界语言划分为“IOC”、“IOC/DOC”、“DOC”等多种模式。IOC/DOC模式有英语、瑞典语、冰岛语、印尼语等语言；IOC模式则覆盖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语言以及日语、韩语等语言；DOC模式属于劣势分布，仅存于越南语、美洲和非洲的少部分语言中。从语言库藏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不同语言之间首先在语法形式的库藏（linguistic inventory）③上就有显著的差别。在一些语言中可以使用DOC构式来编码的语义内容在IOC型语言中只能通过IOC型构式来表达；对DOC型语言来说，IOC型双及物构式所传递的全部语义信息必须通过DOC构式进行重新编码，才能被母语者所理解。因此，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这种语际之间的形式转换给中介语变异形式的产生提供了空间，也提供了偏误发生的背景。所以，接下来的讨论主要基于这种对语言类型的分类。
对汉语来说，IOC和DOC这两种标记模式在汉语中都存在。“他给了我一本书”是典型的无标记DOC式，而汉语中同样有“他送了一本书给我”的句式，这里与事宾语“我”必须附加介词④“给”才合法。本文将“给”视为与格标记，这是典型的带与格标记的IOC式。因此，本文用“双宾语构式”来指称汉语中的DOC型双及物构式，指的是一个动词带两个宾语的结构，即VRT式；用“与格构式”来指称汉语中的IOC型双及物构式，即通过介词引出与事论元的三论元结构。汉语中与格标记主要由介词“给”来充当，与格构式在汉语中主要表现为带介词“给”的相关句式⑤，包括：“V给RT”、“VT给R”、“把TV给R”三个基本句式。
三 题测试：汉语双及物构式的变异形式
基于前文在语料库中发现的几类典型中介语偏误，为了更精确地考察这些非标准形式是否真正具有共性，以及它们在特定语义场景中的其他变异形式及其变异特点，我们以问卷形式设计了一项任务，要求被试对给定的句子进行判断正误并改错，从而测试不同的被试在同样的语境下会产出怎样的变异形式。所有的实验材料都是根据“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偏误实例改编而成，也加入了一些作者自编的例句以及填充句，共计20个题目，其中考察与格标记的共有4个题目，兼语结构共2个题目，介词结构共5个题目，其余问题均为填充句。⑥
参与任务的被试共有40名，为在北京高校留学并且学习汉语平均时间为4年的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⑦。根据其母语中双及物构式所属的类型共分两组，分别包括IOC和IOC/DOC两种语言类型的学习者各20名。其中，IOC型语言包括日语（7名）、韩语（7名）、哈萨克语（2名）、西班牙语（2名）、葡萄牙语（1名）、俄语（1名）；IOC/DOC型语言包括泰语（12名）、印尼语（4名）、英语（3名）、菲律宾语（1名）。
3.1 与与格标记相关的双及物变异形式
我们讨论的第一项是与与格标记相关的变异形式，所使用的实验句共有4个，分别是：⑧
（4）a.*小明问了三个问题给老师。
b.*警察罚给了刘先生200元钱。
c.*我还记得他非常认真、非常热心地教给我们汉语。
d.*父母要把所有的事情教孩子们。
以上四个句子在40份问卷中所出现的变异形式具体列表如下：⑨
实验句（4a）-（4d）所对应的变异形式数量分别是7、7、4、5。其中，对IOC和IOC/DOC两种类型的母语背景来说，（4b）、（4c）在变异形式的数量上反差较大，体现出学习者的母语对目的语在语言形式上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文详细讨论。就各个变异形式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这一类变异都与汉语的与格标记“给”相关，所以在语义上均是表“给予物有意识的转移”。只不过由于动词的不同，转移的方向有所差别。（4a）、（4c）、（4d）均是表“正向传递”的，（4b）则表“负向传递”义。题目中给出的句子都是非标准形式的双及物构式，但是学习者所产出的变异形式大部分都在几类双及物构式范围内，包括双宾语构式。例如（4a）包含了“VRT”，（4c）包括“VRT、V给RT、VT给R”，（4d）包括“VRT、把TV给R”。与格的变异形式包括介词结构“Prep+
+V+
”在前三题中均有一定数量的分布。可见，就双及物来说，除了双宾语和与格构式的几种句式，介词结构是最容易与双及物形成交替的变异形式。反观表“取得”义的（4b），尽管构式语义是“取得”，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被试（尤其是母语为IOC型语言的被试）会受到与格标记“给”的影响而将构式义错误地理解为“给予”而采用“V给RT”的形式。被试在表达“取得”义时，除了也会使用介词结构，还启用了比“给予”类更多的变异形式，如被动构式和连动构式等：
（5）刘先生被警察罚了200元钱。（日本IOC北京语言大学速成学院E班学习4年新HSK5级）
（6）警察罚了刘先生付200元钱。（日本IOC北京语言大学速成学院E班学习1年HSK7级）
由于“取得”的语义由与格或双宾语构式来包装这一形义匹配关系并不是所有语言都存在，因此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被试在面对陌生的形义关系时反而会撇开构式形式之间的联系，完全依照语义启动更广泛的形式手段。
3.2 与兼语构式相关的双及物变异形式
我们讨论的第二项是兼语构式，所用的实验句共有2个，分别是：
（7）a.*在我迷失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帮我每次人生的关卡。
b.同学们都称她为王老师。
以上两个句子在40份问卷中所出现的变异形式具体列表如下：
实验句（7a）、（7b）都有四个变异形式，双及物构式，尤其是双宾语构式是兼语构式最主要的一种变异形式：
（8）同学们都称她王老师。（哈萨克斯坦IOC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4年级学习4年HSK5级）
（9）*在我迷失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帮我每次人生的关卡。（泰国IOC/DOC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高级学习4年无HSK）（通过）
IOC和IOC/DOC这两种类型语言的差异对习得汉语兼语构式并不起显著作用。但是，兼语构式在语义上和双及物有交叠，都是“给予X一个抽象转移物Y”的语义结构，“Y”在第五题中表现为“度过人生关卡的帮助”，在（7b）中表现为“王老师这个名称”。所以（7a）甚至会出现“给XY”这样的典型双及物变异形式。此外，与兼语构式相关的变异形式还包括把字句、被字句、单及物构式等等。
3.3 与介词结构相关的双及物变异形式
我们讨论的第三项是双及物构式在汉语中介语中的另一类主要变异形式—介词结构。所有的实验句共有5个，分别是：
（10）
我根本不记得自己两三岁的时候，父母给我教了什么。
b.*流行歌曲从各个方面向人们给很大的影响。
c.*我逛完以后又去了一趟刚才给我卖一个钱包的商店。
d.*我能对孩子告诉为什么要学习。
一个人吸烟会给其他人不好的影响。
以上五个句子在40份问卷中所出现的变异形式具体列表如下：
实验句（10a）-（10e）在变异形式的数量上差别较大，分别有6、9、3、3、5个变异形式。上述五个题目在语义结构上都是表“给予”，共有的变异形式包括介词结构和双及物结构，并且双及物结构（“VRT式”和“V给RT式”）在数量上占优势：双及物变异形式（114例）总体上要高于介词结构（70例）。其中，IOC/DOC母语背景的双及物变异形式（61例）要略多于IOC型母语（53例），而介词结构方面IOC型母语的变异形式数量（39例）要多于IOC/DOC型母语（31例）。而其中第3题在母语类型上的反差特别大：在“卖给”这一构式中，IOC/DOC型母语的学习者较多使用双及物与格构式，而母语为IOC型的学习者则较多使用介词结构。这一数据表明，母语为IOC型语言的学习者在汉语中介语中表达“给予”义时更容易产出介词结构，而IOC/DOC型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双及物构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习者母语对中介语变异形式的影响。但是，无论从总体数量还是各个构式所对应的变异形式数量来看，双及物构式在表“给予”的事件结构中都是主要的语言形式。
3.4 其他
在我们收集到的数据中，还有一些变异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被试会过度扩大介词的语法功能，有一些非标准形式都是由介词误用为动词造成的。例如：
（11）*流行歌曲从各个方面
很大的影响。（韩国IOC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习65年无HSK）〈给人们〉（12）*一个人吸烟
。（印尼IOC/DOC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3年级学习3年HSK5级）〈给其他人带来不好的影响〉
以上两例把汉语中的高频介词“向”、“对”误用为动词而带上双宾语，介词作为动词的变异形式出现在中介语中。
二是被试有时会借用单及物构式来表达双及物的“给予”义。例如：
（13）*我逛完以后又去了一趟刚才
的商店。（印尼IOC/DOC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习6.5年HSK8级）〈卖给我钱包〉
例（13）使用了单及物构式“我卖钱包”来表示包含了三个事件参与者的双及物事件“商店卖给我一个钱包”。可见，当学习者在他们的语言库藏中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形式来包装语义内容时，就会采取删减语义信息的办法，使用结构较为简单的构式形式，形成变异形式。
四 汉语中介语双及物构式的变异特点
根据对上述三类变异形式的问卷测试和分析，在控制了学习者母语背景、规定了语义场景的前提下，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有关双及物构式的变异特点：
第一，同一语义范畴所对应的变异形式的数量是有限的，语义上有联系的构式会产生相似、甚至相同的变异形式。在专题测试所考察的三类变异形式中，共有两类语义范畴。第一类和第三类都表示“正向传递”义，由一个转移事件组成；第二类兼语构式包含两个事件：对对象X做某事，导致X产生某种结果。因此，第一类和第三类在变异形式的类型和数量上有很高的一致性，基本上在四种双及物构式和介词结构之间交替。第二类兼语构式虽然事件结构和其他两类有差异，但是语义仍有交叠，因此也会共享部分变异形式，例如双宾语构式便是三类中共有的变异形式。这些变异形式之所以数量有限，跟它们的源头有关。中介语出现的语言形式只有两个源头：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因此，中介语中具体的变异形式或者是学习者母语独有的语言形式，或者是目的语独有的语言形式，也可以是属于母语和目的语共性的部分。这样一来，语言形式库藏的限制使得变异形式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发生交替。
第二，不同类型的母语在其对应的中介语变异形式上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个性的一面。首先，应该看到IOC/DOC和IOC两种类型的语言在汉语中介语变异形式上所体现出的共性。这两种类型的语言在不同构式中都会使用相同的变异形式，例如“
X教Y”、“*向X给Y”、“*对X告诉Y”。甚至这些非标准形式在两组被试中产生的数量也相差无几。这至少能够说明，尽管被试的母语与目的语的近似程度不同，IOC/DOC语言所拥有的双及物形式手段与汉语更接近，但是有一部分变异形式是所有二语学习者共有的。不同类型的语言之所以会产生相同的变异形式，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变异形式的来源恰好属于语言共性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可能和二语学习中共有的认知模式有关系。其次，中介语变异形式在不同母语背景下体现的个性多少还是反映出母语类型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例率（token frequency）(11)上的差异。就第一、三类结构反映的双及物数据来看，IOC/DOC母语背景下的双宾语VRT式（89例）要多于IOC型母语背景下的VRT式（72例），而跟与格标记相关（包括介词及各种其他介词构式的变异形式）的变异形式数量在IOC型母语下（89例）要多于IOC/DOC型母语（75例）。汉语属于IOC/DOC型语言，因此如果母语中有DOC式，那么中介语中的DOC式数量将会高于母语中没有DOC式的IOC型语言；反之，如果学习者母语是一种格标记系统发达的语言，如日、韩语等典型的IOC型语言，所有论元必须带上相应的格标记，那么这种语言形式也会迁移到中介语中，致使变异形式多为带与格或介词标记的构式，如“V给RT”，甚至非标准与格形式“*给XVY”。以介词结构“给XVY”为例，学习者之所以容易用介词结构来表示“给予”义，是因为其母语中论元X必须有格标记以区分X和Y的语义角色，学习者很容易将这里的介词“给”分析为与格标记。这说明母语中是否存在某一构式形式的确可以影响同样的构式在中介语中的使用频率。此外，不同母语背景在具体构式上的变异形式也有差异。例如实验句（4b）和实验句（10c）所产出的变异形式就充分体现了母语类型的影响。实验句（4b）代表的“罚”类取得义双及物构式主要有两类变异形式：非标准形式“*罚给XY”和标准形式“罚了XY”。两类母语背景在这两个变异形式上的数量分布正好对立：IOC/DOC型语言以“罚了XY”（16例）为主，而IOC型语言则以“*罚给XY”（7例）为主。这个例子表明，即使与格标记在语义上与构式义冲突，IOC型母语的被试仍然倾向于在中介语中使用与格标记，“给”对IOC型语言的学习者来说，似乎已经是一个完全语法化了的标记，只有标记与事的功能，本身并不携带语义信息；而对于IOC/DOC型语言的学习者来说，“给”的语义并未完全虚化，仍然保留了其自身的“给予”义，所以大部分这一类母语的被试都能将“*罚给XY”改正。实验句（10c）则代表了“卖”类给予义双及物构式。相比采用R-V-T语序的介词结构“*给X卖Y”（7例），IOC/DOC型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语序近似DOC式的与格“卖给XY”（V-R-T）（10例），而IOC背景下的变异形式则正好相反，更容易使用介词结构（14例），相应的与格构式只有3例。上述对比表明，不同类型的语言在与格标记、语序上的差异都会造成中介语不同的变异形式。
第三，不同变异形式在显赫程度上有显著差别。刘丹青（2011、2012）在语言库藏类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显赫”（mighty）的概念。他提出，“一种语言手段的语法性或语法化程度越高、使用频率越高、能产性和强制性越大，其扩张力和适用域就越广，它就越有资格成为显赫库藏。”刘文对“显赫”的定义是跨构式的，一种显赫的语言手段通常可以扩张到不同的语义范畴。我们借用了“显赫”这一概念，用来说明同一语义范畴内部不同变异形式在能产性和扩张能力上的差异。我们统计了上述表“正向传递”义范畴的全部实验句，共计16个变异形式，其中3个在汉语形式库藏中不存在，明显是非标准形式。我们分母语类型统计了这16个变异形式在“正向传递”义范围内的型率（type frequency）和例率：
上表反映的是“正向传递”范畴下16个变异形式的例率和型率。数据表明，各个变异形式在出现频率上的确有很大差异。其中无标记双宾语构式VRT式无论在用例的数量还是覆盖的构式类型上都是最多的，在全部的9个实验句中有8个句子都出现了VRT式，说明其有极强的能产性和扩张能力。其次是介词结构“给RVT”、与格构式“V给RT”、介词结构“跟/向/对RVT”和与格构式“把TV给R”，而汉语与格构式的另一种形式“VT给R”则在测试中非常少见，仅有1例。因此，就包括“给予”和“称说”义在内的“正向传递”语义范畴来说，虽然不同母语类型的变异形式会有差异，但是与同一语义范畴的其他形式相比，VRT式对任何一种母语背景的被试来说，都是最显赫的形式手段。介词结构在汉语中也是一种非常显赫的形式手段，覆盖的语义范围非常广泛，因此才会在习得中出现过度泛化的问题。在上表中，尽管介词结构在例率上要比双宾语少很多，但是型率却很高，说明其在中介语中的构式扩展能力非常强。中介语与汉语本族语的重要差别在于，汉语本族语介词结构“给RVT”和“跟/向/对RVT”在“正向传递”的语义范畴内并没有中介语这么显赫。即是说，二语学习者常常会将目的语中的显赫形式进行语义上的过度扩展，使其成为大量非标准形式的来源之一。
中介语还有一些变异形式是汉语句法库藏中不存在的，例如“*对RT”、“*VT对R”、“*VRT给”。这些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我们推测，这些形式的构造一方面受到学习者母语的影响，可能来自母语的语言形式库藏，如“*VRT给”的变异形式来自韩语背景学习者，可能是被试受到了母语中格标记后置的语序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这些非常规的变异形式是学习者对目的语语言形式进行重新分析和类推的结果，如“*对RT”的形式很有可能就是学习者将介词“对”重新分析为动词所致。
当然，除了显赫形式和非常规的变异形式，更多的变异形式是借用了其他语义范畴内的语言形式。例如，单及物构式VT、VR、被字句“R被AVT”、连动式“V1RV2T”、动词拷贝式“VRV了”等形式手段通常都不能作为表“给予”义或“称说”义的手段，其中一部分构式在任何语言中都具有显赫性（如单及物构式），学习者一方面会将其他语义范畴内的显赫形式作语义上的过度扩展，另一方面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正确，会采取减损部分语义的策略，于是，便产出了这些变异形式。
五 汉语中介语双及物构式的变异空间和变异机制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学习者所使用的语言形式通常有两个来源：母语和目的语。这里的语言形式并不是指具体的成分序列，而是指抽象的句法角色（syntactic role）和句法关系（syntactic relation），因而不同语言间才具有可比性。中介语中的变异形式可以来自学习者母语中的语言形式库藏，也就是母语迁移；第二个来源，也是更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目的语的语言形式库藏。变异形式的交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语言形式库藏之间的互动。
首先，我们认为在中介语系统中存在一个“变异空间”，即变异形式有其特定的变化范围，并不是所有的库藏手段都能成为中介语的变异形式，变异形式的选择和组合必然有其内在规律可循，研究“变异空间”就是要找到变异形式的来源。我们认为，变异空间为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中某一语义范畴及其相关范畴的形式手段所框定，其产生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语言库藏的可及性(12)；二是变异形式的语义可分析性。第一点说的是变异形式必须是学习者语言形式库藏中可以并且相对容易被激活的部分，通常这些库藏来自学习者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中所学会的语言形式。一般来说，一个二语学习者使用的全部语言形式都不会超出其母语和目的语中所蕴藏的语言形式，由于对不同语言和构式的掌握程度不同，学习者或者较多依赖某一种语言，或者将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进行混搭；第二点是指学习者所产出的变异形式对学习者本人来说必须是可理解的，其语义可以通过分析得到，可以用规则进行解释，一旦学习者认为一种语言形式已经达到了可以用于表义的目的，他便会将该语言形式用于交际。有了这两个条件，中介语中变异形式的产生和来源便可以获得解释。
在变异空间所限定的全部语言形式库藏中，有一些形式容易成为变异形式，另一些形式在变异中不容易显现，这需要变异机制来调节。那些容易成为变异形式的语言形式通常都是学习者母语或者目的语中的显赫形式，变异形式通常满足语义可分析的特点，学习者所使用的语言形式都是他们认为语义明确的构造，变异形式一旦在使用中不能被理解，无法使交际顺利进行，该变异形式很快就会被其他形式取代。
变异空间和变异机制可以用来对一些变异形式的产生做出相应的说明。以与双及物相关的非标准形式为例，从变异空间和变异机制的角度来分析，有一些形式的泛化是由于某些形式手段的缺乏造成的。最典型的是汉语关系化手段的缺乏导致学习者过度使用了双及物构式：
（14）*他特别地指出，只要有中华血统的人就要了解学习《易经》，这是祖先
。（马来西亚IOC/DOC）〈遗留给我们的财产〉
例（14）本来应该用“的”字结构将“财产”变成关系从句的核心，但是学习者却错误使用了双及物构式。这样的变异是由于汉语“的”字结构在学习者语言形式库藏中的缺乏而导致其只能用形式上比较相近的双及物形式来替换，学习者也并未意识到两种形式在语义上的差别。类似的偏误还有兼语构式误代为双及物的例子。兼语构式在汉语库藏中并不显赫，其语义结构中有两个地位相同的事件，然而学习者很难在库藏中找到合适的结构包装这样的语义，因此只能使用语义上相近、地位上显赫的双及物构式。这一类问题都是非标准形式在显赫程度上超过了标准形式，甚至标准形式在学习者的语言形式库藏中根本不存在，于是只能用非标准形式来替代。
还有一些泛化问题是由于某些形式手段在目的语或学习者母语中过于显赫造成的。例如上文已经提到的介词结构“给RVT”、“跟/向/对RVT”、单及物构式VR、VT等，都是具有语言共性的显赫形式，因此才会在中介语中大量出现，甚至过度扩展到周边语义范畴内。汉语与格标记“给”是一个语义十分复杂的词，既可以单独做动词表示“给予”义，也可以用作介词引出与事论元，甚至经过语法化而成为助词：
（15）小敏被爸爸
打了一顿。
一种语言内部与双及物构式相关的多种形式之间往往存在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由语法化造成的，也可能来自共时的引申关系：
（16）我她买了一条围巾。
这里的介词“给”表示“向、替”，引出的是受益者论元，在语义上尽管不完全等同于与格标记“给”，但是却非常接近。像“给”这类显赫形式经常会扩散到其他语义范畴，由于它占据的语义空间较广，在特定语义框架下，当两种或几种语言形式在语义上相近时，学习者更容易采用显赫形式来进行表达。对第二语言习得来说，不同形式间显赫程度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形义关系匹配的难度。有的构式尽管包含“给”，但是并不是双及物构式，因此不能用来表“给予”义，如例（16）。学习者如果没有这一知识，单纯从形式入手学习双及物，便容易误将所有带有“给”的结构都用来表示“给予”义。
此外，在双及物构式的宾语偏误中，有一类偏误十分典型，即间接宾语R的遗漏：
（17）*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
，孩子受不了自杀了。（韩国IOC）〈给他们压力太重
（18）*那样的人一定要
。（韩国IOC）〈罚他们很多款〉
这里学习者用单及物构式VT来表示双及物语义。我们不能认为学习者缺乏表达双及物事件的形式手段，只能认为单及物构式在任何语言中都过于显赫，其辐射的语义范围相当广泛，因此非常容易渗透到其他语义中去。在例（17）、（18）中，即使与事论元并未出现，但是整个句子的语义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一类变异形式在中介语中反复出现。
变异形式在有限的变异空间内受到变异机制的调节，总是处在一种相互替换、相互竞争的状态中。标准形式如果在目的语中是非显赫形式，那么在中介语中很容易被其他显赫形式所取代，这些形式或者来自母语（如IOC型母语的学习者偏向使用介词结构），或者来自目的语中的其他语义范畴（如单及物构式）；标准形式如果在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中都是显赫形式，那么习得效果通常比较理想，例如双及物VRT式对IOC/DOC母语的学习者来说是一种显赫形式，其使用频率要高于IOC母语的学习者。非标准形式尽管是形义的错配，但是只要在语义上能够分析、被听话人所理解，就仍能作为一个变异形式存在于中介语中，直到那些标准形式在显赫程度上超过非标准形式，这些非标准形式才会慢慢淡出中介语系统；而那些在表义上不能被理解的形式则很快被剔除出中介语系统。随着变异形式的不断更替，中介语便会随着学习者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向目的语靠近。可以说，变异形式的更替是推动中介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六 结语
本文在语言类型学对双及物构式分类的基础上，基于二语学习者语言系统变异理论的基本理念和语言库藏类型学的相关理论，对汉语双及物构式在不同母语背景下的中介语现象进行了分析。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们将目的语的标准形式和非标准形式视作中介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异形式，认为它们在中介语中具有相同地位。如果单纯从使用的角度观察汉语学习者对构式的选择，我们发现标准形式和非标准形式都受到构式在学习者母语和汉语中显赫程度的控制，显赫形式更容易出现在中介语中。二语习得中的非标准形式有其特定来源和价值。与标准形式相同，非标准形式也来自目的语和母语的语言形式库藏，尤其是库藏中的显赫形式；非标准形式的价值在于，它是标准形式的替换形式，也是二语习得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产物。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与其说是偏误得到了纠正，不如说是非标准形式逐渐在交际中为相应的标准形式所替代，是两者的显赫性发生了置换。
通过对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中介语的研究，我们也发现了语言类型对变异形式选择的影响。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学习IOC/DOC型汉语双及物构式时，既有共性的一面，又体现出不同类型母语在中介语中的迁移。有一些语言库藏形式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如单及物构式，因此虽然学习者母语类型不同，仍会产出具有共性的变异形式；有一些语言库藏形式虽然共性不强，但是由于其在目的语以及和目的语属于同一类型的语言中格外显赫，因此在中介语中仍具有跨母语背景的共性，如汉语双宾语VRT式甚至可以扩展到兼语构式的语义范畴。如果学习者母语中有与目的语相同类型的构式，那么这种一致性会反映在中介语变异形式的频率上。当然，若学习者母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那么语言间的差异对变异形式的影响也是显著的，IOC/DOC型母语的学习者产出的双宾语构式要多于IOC型母语的学习者，IOC型母语学习者在与格构式和介词结构的使用频率上也要显著高于IOC/DOC型母语学习者。可见，语言类型上的分立，也会在中介语变异形式的数量和类型上有所体现。
中介语作为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系统（Selinker，1972），有其内在的构造规则和使用规则。变异形式作为中介语系统中的基本构造，不仅可以反映语言习得的动态过程，也体现出语言共性和个性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当然，语言变异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介语，变异理论也可以用于分析其他语言系统。从语言库藏的角度来看，一个语言系统中的每一个语义范畴都是由一系列变异形式组成的，各个变异形式在显赫程度上都有差别。从共时的角度看，不同变异形式的使用受到构式显赫程度的影响；从历时的角度看，不同变异形式的显赫性会发生更替，这种更替的后果可能是一种形式取代了另一种形式，也可能是二者在使用条件上发生了变化。语言变异现象是对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一种动态观察，也是包括中介语在内的语言系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
①本文中专题测试之外的全部语料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1.1版）。
②根据语言变异理论对“系统变异”和“非系统变异”的定义，“系统变异”指的是受到学习者心理语境、上下文语境和社会语境制约的变异形式，“非系统变异”则不受上述语境制约。本文所研究的变异形式尽管在出现频率和学习者母语背景上呈现相关性，但是并无明显的因果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将文中涉及的变异形式视为“非系统变异”较为恰当。
③“语言库藏”即一种语言中所具有的语言形式手段。库藏类型学“要关注一种语言的语法库藏中有些什么手段，这些手段的语法属性如何，会使语义得到怎样的表现、得到什么程度、什么性质的范畴化。”（刘丹青，2012）
④介词（adposition）属于一种典型的标记形式，词缀（affix）是另一种主要的论元标记形式。尽管有的学者并不承认介词作为与格标记的身份（Rappaport & Levin，2008），但是由于它们在论元结构和语义上与有形态变化的与格语言存在高度一致性，我们认为可以将to 一类介词看成一种特殊的与格标记。汉语也是如此。赵元任（1968）、朱德熙（1979）、袁毓林（1998）就已经认识到了汉语中的“给”与与格构式的密切联系。在语言类型学的背景下，考虑到它的句法位置总是紧贴与事之前，用于区分与事和客体，所以将其看成与格标记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汉语中的部分“给”字句也属于与格构式，其功能是标记与事论元R。
⑤本文参考了朱德熙（1979）对“给”字句的分析，朱文认为有四种与“给”相关的句式都能用来表示与汉语双及物构式相同的“给予”义：（1）A+V+R+T；（2）A+V+给R+T；（3）A+V+T+给R；（4）A+给R+V+T。本文认为（4）中R的语义角色与其他三类有所差别，因此并未纳入与格范围，而增加了“把TV给R”。
⑥本研究所使用的测试可视为一项预备研究（pilot study），实验材料仅侧重于少数几个典型构式，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双及物构式的全部变异形式。同时，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测试材料做了频次统计和描述性分析，得出了一些倾向性结论，要作出更精确的统计推断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统计检验和统计分析。
⑦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内部可能存在水平差异，这些差异在中介语中的反映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⑧文中句首带“*”者均为非标准形式，带“？”者表示可接受度较低的变异形式。
⑨受到测试题型的限制，本文所用的全部实验句及其相应的变异形式有共同的事件语义结构。
⑩Xposs在这里指代汉语领属结构。
（11）Goldberg（1995）和Croft & Cruse（2004）都提到型率（type frequency）和例率（token frequency）的差别，前者指的是一个具体实例在一个具体构式中使用的次数，后者指的是在一个具体构式中出现的不同的词的数量。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对我们分析语料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表4中，不同构式实际产出的全部用例即为该构式的例率；而型率则只考虑构式的有无，不考虑构式的出现频率。
（12）刘丹青（2011）指出，“语言库藏的可及性”即指语言形式在心理层面被激活的难度。可及性高的成分通常容易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