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提供者论文,中国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在加强合作、积极应对危机以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在深入反思此次危机产生的根源。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华尔街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浅层次的技术层面的原因，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即美元供给过剩且没有约束，因此导致现行的“美元体制”难以为继；[1]另一派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技术高度进步条件下，忽视了对利用金融创新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监管，纵容了金融杠杆率在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之外过度扩张、膨胀，使得金融体系在资产价格下跌时变得极为脆弱，但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可以维系[2]。虽然两派的观点莫衷一是，但是它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出，“美元体制”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有重要的关联。长期以来，由于东亚各经济体①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外需拉动等特点，对美国市场形成了强烈的依赖，从而产生了价格稳定尤其是对美元名义汇率稳定的自发需要，导致它们在出口增长的同时外汇储备不断增多，最终形成对“美元体制”的支撑。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充当东亚地区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而“俘获”了东亚地区，使得东亚经济体成为“美元体制”最主要的受益者和依赖者，进而也自然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受害者。[3]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元体制”下东亚地区面临的诸多困境。东亚经济体解决这些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区域贸易转型，在区域内培育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摆脱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就现阶段东亚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日本和中国是最有潜力成为区域内市场提供者的国家，但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空间狭小、高龄化社会等因素，难以发挥相应的重要作用。相对而言，中国最有希望成为该地区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暴露出现阶段东亚经济体作为“美元体制”下的“贸易国家”②所面临的困境。理论和实践证明，东亚经济体必须通过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而逐步改变东亚经济体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在此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至关重要。鉴于中国所面临的“开放条件下崛起”的特殊背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区域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关系，因而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来实现，通过人民币“亚洲化”来实现国际化。目前，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途径实现人民币亚洲化的条件尚不成熟，人民币还不具备在东亚地区充当投资货币的能力，因此，中国货币当局决定在发挥人民币区域结算货币的功能上寻求突破。为此，中国经济学界开始积极探讨通过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来对冲或管理人民币大量流出境外的风险，并为贸易结算或投资提供有效的交易渠道。虽然中国已经在2008年底和2009年上半年相继推行了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试点工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成为区域结算货币不单单是一个政策引导的过程，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市场选择过程。随着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和中国在其中地位的逐步上升，中国已经发挥了东亚贸易集聚地和出口平台的作用，如果中国通过市场开放和扩大内需成为区域内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将增加东亚各经济体对人民币的实际市场需要，提高人民币的被接受程度，使其逐步发展成为区域内的结算货币。
因此，有必要对东亚区域新“三角贸易”[4]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入考察，分析中国在东亚地区作为市场提供者的现状和潜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未来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努力方向和发展战略。
二、东亚区域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的市场提供者地位
自英国霸权③确立以来，在贸易领域就一直存在着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其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其建立开始就是以全球性经济失衡为基础的，或者说它产生于全球经济失衡。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自美元霸权建立以来，全球性经济失衡不再独立地表现在贸易领域，而是同时表现在贸易和金融两个层面，使得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失衡比以往更为严重和持久。而东亚地区通过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资金双重循环体系在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中扮演了重要的支撑者的角色[5]。在此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充当了东亚地区部分生产过程的最终聚合地和资金循环的重要中介，为美元体制的运行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转型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贸易格局的变化将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将影响到“美元体制”的未来。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东亚贸易模式的发展和变化，进而考察中国在东亚区域贸易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东亚地区新“三角贸易”的形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国际分工体系向“产品内分工”转变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原有的贸易格局被打破，正在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4]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和日本是其他东亚经济体的主要出口市场，80年代后期伴随着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开始通过向东亚经济体的FDI将其作为向美国出口的“迂回生产基地”，这种从日本进口资本品、向美国出口制成品的“三角贸易”到1990年达到顶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其他东亚经济体对华出口迅速增加，对美、日出口出现下降趋势。如表1所示，截止到2007年，虽然日本和美国在东亚一些经济体(主要是东盟国家)的出口中仍然占据着较大份额，但是该份额在近十年来呈现明显的加速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中的比重均出现大幅上升，除东盟部分国家外，2007年中国在其他东亚经济体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地位更加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中国对美出口比重自90年代以来明显上升。在此过程中，东亚区域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东亚经济体正在由向美国出口最终制成品转变为向区域内低工资国家尤其是中国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由后者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并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6]
显然，东亚地区原有的“三角贸易”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以往东亚经济体从日本引进资金和进口资本品、产品主销美国，以对美贸易顺差弥补对日逆差的旧“三角”，逐步转向其他东亚经济体向中国出口资本品、由中国加工组装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最终制成品的新“三角”。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从区域内进口产品不断增多，而日本的区域内进口则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1)，这亦反映出中日两国在区域内贸易分工中地位的变化。
(二)中国在东亚区域贸易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区域贸易的发展变化始终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其中，中国在该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更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Bhattacharya等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关系。[7]结果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在世界市场中份额的扩张与一些亚洲国家世界市场份额的降低之间有数理上的关联性(这种情况在1994年以前并未出现)。虽然这种贸易中的替代效应并不一定意味着潜在的竞争关系，但是从表面上看亚洲国家在产品升级换代方面已经出现滞后现象。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针对中国对亚洲相关国家的“负面影响”做更深入地研究分析。
此后，国外学者对中国与亚洲国家在贸易尤其是在出口方面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基本上可以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归纳为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和“双刃剑”三种结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而言是一种积极因素。[8]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了中国出口增长对东亚其他经济体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增长对大多数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长表现出一定促进作用(尽管有时候影响不是很明显)，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出口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比两国间的汇率对一国的出口表现影响更大，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和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因为有共同的贸易伙伴国(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而成为利益共同体。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贸易增长对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存在“挤出效应”。[9]通过在引力模型中加入工具变量来测度中国出口的内在性质，结果发现在第三方市场上，中国的出口倾向于挤占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份额，但是中国产品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不太发达的亚洲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并不表现在资本市场上或者与亚洲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中。
与此同时，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构成竞争冲击力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出口平台和推动力，但是这种综合影响会因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异。[9]Roland-Holst通过全球预测模型全面分析了东亚贸易结构的发展趋势，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出口将超过东盟国家的总出口，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出口国；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东亚最大的贸易实体，其经济扩张将为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出口提供史无前例的市场机会。[10]中国将成为东亚最大的进口国，超过半数以上的进口将依赖于东亚其他经济体，韩国、日本和东盟将构成中国在东亚最重要的三大进口来源地，并将形成中国用对OECD国家的结构性贸易顺差弥补对其他东亚经济体数量大体相当的贸易逆差的格局。Ng考察了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认为自1979年以来中国大规模、快速的经济增长对整个东南亚区域内的经济体既是一种竞争力又是一种联盟推动力。他进一步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甚至包括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11]
国内学者针对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变化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做了相关研究。李晓、丁一兵、秦婷婷考察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贸易发展的状况，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原有的贸易格局，东亚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中国未来有可能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者。[4]韩民春、袁秀林从贸易的角度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收益及效应做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亚洲贸易模式的转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亚洲地区的贸易格局和由此形成的“亚洲美元本位制”，提高人民币在未来亚洲区域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2]
综上所述，虽然有关中国在东亚贸易格局变动中地位与作用的研究结论尚有一些分歧，但有一点可以基本上达成共识，即中国在东亚区域贸易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作为区域市场提供者的作用日益显现。在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的核心地位集中体现在与两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联性和互补性。一方面，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对区域外地区(主要指美国和欧盟)的最大贸易出口国。与日本出口份额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出口贸易份额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总出口份额中的急剧上升(升幅达近30％)。此外，在1990-2007年间，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市场已逐步由亚洲转向欧洲和北美洲(主要是美国和欧盟)，而日本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制成品出口总体而言则是从欧洲和北美洲转向亚洲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从其亚洲邻国的大量进口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从表2中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强度指数④逐渐提高，表明中国在东亚地区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日益成为该地区主要的出口市场，中国需求的增长对其出口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中国与东亚区域内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及其变化，反映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不断扩大和强化的区域分工格局和生产网络。其中，伴随着中国的贸易地位的迅速提升，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经济体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正因为如此，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增长拉动了东亚各经济体出口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快速恢复，并使得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增长率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华出口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同步变动的态势(见图1)。中国在东亚区域贸易格局中的这种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具有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巨大潜力。
数据来源：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图1 1992-2007年中国对美、日、欧出口增长率与东亚7新兴经济体对华出口增长率
此外，将于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下同)也为中国成为东亚市场提供者提供了新的契机。2002年11月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2010年前中国与东盟老六国之间绝大多数商品的关税将降为零，与东盟新四国的全面降税时间的最后期限在2015年。随着2003年“早期收获计划”正式实施，2004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双方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15日，在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双方又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这标志着CAFTA主要协议的谈判成功完成，CAFTA将如期在2010年全面建成。此举将更加有利于推动东盟对华贸易的发展，也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新的契机。Roland-Holst的研究表明，如果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亚洲区域内形成新的贸易区，将给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带来巨大收益；预计到2020年东盟国家的出口增长率将由1％变到16％。[10]在现有的贸易结构下，随着中国与东盟间贸易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东盟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将随之增强。相应的，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需求也将有所增加。正是在此背景下，2008年12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对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4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四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这些举措成为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关键一步。
三、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地评价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可行性和未来前景，本文建立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对中国在东亚其他经济体出口市场中的地位进行实证分析和预测，以期得出一种长期的变动趋势。我们通过分析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并辅之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将东亚地区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⑤。
(一)模型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在1985年后才初具规模，同时韩国和中国从1992年8月开始正式建交，因此我们把对日本和东盟五国的研究时段确定为1985-2007年，对韩国的研究时段为1992-2007年。考虑到中国1994年“汇改”使人民币大幅贬值造成的突发冲击会影响数据稳定性，因此将该年的数据剔除。样本数据均采用年度数据，其中韩国和东盟五国研究区间内的总出口及其对中国的出口额、所有样本国货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和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数据均来自亚洲发展银行数据库(ADB Central Statistical Database)，日本各年度的出口总额及其对中国的出口额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世界GDP、中国和研究样本国的GDP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Key Development Data & Statistics)。
(二)实证分析与基本结论
通过Eviews 4.0软件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得到结果为：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如果我们假设未来五年(2008-2012)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保持在7.5％和10％，且影响中国和研究国之间贸易量的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则通过估计方程中的传导系数可计算出至2012年研究国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变动情况(见表3)。
通过上面的分析和预测，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影响样本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比重的最重要变量，即中国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将随着经济稳步增长而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样本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比重的影响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它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同其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之间不存在很强的替代性，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补性。
第二，汇率变动对东亚经济体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对华出口比重的变动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说明韩国和日本对华出口更易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且人民币升值会促进它们对中国的出口；而东盟国家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对其出口比重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说明东盟五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较其他国家更小。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东亚的市场提供者地位。
第三，加入WTO对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日本对中国出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韩国对中国出口甚至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加入APEC对日本向中国的出口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东盟国家出口的影响不明显。这表明，不具针对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其成员国间贸易的影响不确定，既可能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可能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对组织内部贸易缺乏切实有效的促进和保障。因此，中国未来应该加强与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通过建立有针对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来促进中国同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发展。
四、从最终产品角度考察中国在东亚的市场提供者地位
通过分析和预测中国在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中的份额变动情况，我们只能从宏观贸易流量分析中国在东亚的市场提供者地位。而如果要考察中国吸纳本地区产品的真实能力，必须要深入考察其在东亚最终产品⑦出口方面能否扮演起市场提供者的角色，即对中国的内需能力进行考察。东亚地区内部最终产品市场的形成和扩大是促进该区域经济稳定增长和货币金融合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而且中国具备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的能力也将是人民币成为区域结算货币、进而实现区域化的重要条件。
表4反映的是东亚七个经济体对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占其最终产品总出口额比重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自1999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七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有大幅度下降的趋势，除在印度尼西亚有仅1.2％的升幅外，其余经济体的降幅均在6.5％以上，甚至降幅多达近20％(菲律宾)。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七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的份额呈缓慢上升趋势，涨幅最高的不足6.5％(新加坡)，其余涨幅均在3％以下。日本虽然在大部分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在东盟各国中的比重优势仍明显强于中国。需要指出的是，从最终产品出口比重的绝对值来考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很明显，除新加坡外，两国在其余六国最终产品出口中比重的差距均在15％以上，甚至达到36％(菲律宾)；中国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且差距主要集中在东盟国家。
显然，现阶段中国在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充当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更多的是在区域生产网络内扮演生产聚合地与出口平台的角色，此乃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贸易领域的集中体现。但是，鉴于美国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地位的不断下降，而且全球金融危机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的生活模式，势必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市场提供能力；日本由于自身的市场规模限制，且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亦难以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最终产品出口市场；而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各国最终产品出口中的比重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表明其具有成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潜力，同时中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持续、稳定的高经济增长率，决定了它是最具潜力成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国家。但是显然，成为区域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对于中国来说，远非朝夕之功，需要中国在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下，对经济结构、对外贸易模式进行重大调整，同时采取有利的措施积极扩大内需。
(一)关于中国贸易结构的考察
1.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贸易结构比较
中国和日本是对东亚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现阶段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相差并不大，但在贸易结构方面两者却差别很大。Okamoto的研究[13]表明，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贸易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呈现一种缓慢的变动态势，中国主要是进口中间产品，出口最终产品；而日本从1980年代以后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贸易结构，从组装生产型的贸易结构转变为整体生产型的贸易结构，即出口国内生产的零部件和资本品，进口产品则以加工品和消费品为主。如果重点考察最终产品在中国和日本进口贸易中比重的变化，到2008年中国和日本进口的最终产品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两者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日本的最终消费品进口比重仍远高于中国，是中国的近4倍。
目前，美国在东亚地区仍扮演着市场提供者的角色，这也是美元能够在东亚作为主要的“锚”货币的根本原因。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关键货币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能够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结构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结构一直很稳定，出口以加工品和零部件为主，进口则以消费品为主；而中国的贸易结构则刚好与美国相反，中国的消费品进口比重仅为4.7％(2008年)，大概相当于美国该比重的1/6，差距非常明显，这也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一种结构性贸易顺差，这种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状况十分类似。
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的这种贸易结构不利于其成为东亚地区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而这种贸易结构归根到底是由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和需求结构所造成的。
2.中国贸易结构的近期变动趋势
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会带来贸易结构的变化。近几年来，中国的贸易结构正在进行缓慢的调整。中间产品在中国进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相应的最终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也在降低。数据表明，中国正在逐步转变原有的加工贸易的生产模式，但是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和进一步的调整。在现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冲击的情况下，虽然依靠传统方式确保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从根本上讲，倘若中国不能充分利用这次危机对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必要的调整，中国将难以在作为区域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方面发挥重要影响，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作用的发挥亦将受到明显制约。因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次调整机会，引导有能力的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转变经营方向，逐步由简单加工贸易的生产模式转向高附加值的生产模式。
(二)关于中国内需潜力的考察
1.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消费水平比较
虽然中国的GDP近十年来保持了世界第一的高增长率，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同发达国家相比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比较1980年以来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人均GDP的水平和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很低且增长缓慢，反映出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尚处于较低的水平，从而限制了国内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这种国情也决定了中国要扩大内需必须首先保证国民收入(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消费支出结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三国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稳定且水平相当，而在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方面，中国则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2008年美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70.51％，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与此同时，在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消费率)方面，2008年日本和美国的消费率分别高达76.35％和87.24％，而同期中国的消费率仅为49.60％，且呈现与居民消费比重相同的下降趋势。中国消费率明显低于日本和美国的水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水平过低，因此未来要扩大内需的就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
2.中国消费结构的现状与扩大内需政策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差距，而且自1990年代以来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城乡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差距进一步导致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足城镇居民的1/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消费支出构成分布中，政府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几乎保持不变，而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分别呈现大幅上升和大幅下降趋势。自1990年起，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开始高于农村且差距逐步拉大。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峻并开始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城市反哺农村战略，将未来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在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党的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到2020年人均GDP要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即人均GDP由2000年的856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3 500美元；同时提出要重视“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争取到2020年将中产阶层的人口扩大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并基本消除贫困；大会上还重点明确了缩小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这两项政策目标。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总投资约4万亿元，其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积极拉动消费增长。必须指出的是，“三农”问题是中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调整消费结构和扩大内需的主要阻碍性因素。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及其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内需扩大的速度与规模。
(三)关于中国市场开放情况的考察
1.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开放度比较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近7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日本和美国不过30％左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对外贸易的贡献。由于中国的贸易结构本身不利于内需的发展，因此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同时反映的是本国的资源过多地被贸易伙伴国所消耗，这对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成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当前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和净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还比较低，因此未来的改革方向必须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内需(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降低外贸依存程度，逐步由贸易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转型过程将有利于中国从东亚出口平台逐步转变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
2.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最终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影响
在合理控制外贸依存度的基础上，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会对中国的贸易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有利于中国更快地成为东亚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以CAFTA为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结构极为相似(新加坡除外)，且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的同构性导致不可避免的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减免关税的有利条件基础上会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进而加剧这种竞争，从而迫使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同步调整，逐步走向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互补性产业内贸易的分工模式。[14]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分析。赖明勇、李镜池在Chingem模型(一个中国静态CGE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2010年中国全面减免东盟原六国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的长期影响，研究表明全面减免对东盟的关税有利于中国从东盟进出口数量的增长，其中进口数量增长2.85％，高于出口数量增长的1.41％，贸易顺差有减少的趋势；同时关税减免能促进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尤其对服务业)，但农业和制造业的一些部门会受到负面影响。[15]因此，CAFTA的建设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有重要的意义，这将有助于中国在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提升。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当今“美元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显现出东亚地区作为该体制的重要支撑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未来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要寻求区域内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二是加强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对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人民币成为区域结算货币是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重要一步，这不仅要求中国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并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进程，也要求中国积极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市场开放，努力成为东亚地区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一趋势是可能的，但将是一个艰巨的长期过程。
基于前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中国逐步成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平台。相应的，中国在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经济体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呈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将有能力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
第二，成为东亚地区的贸易结算货币是人民币区域化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成为该地区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的比重还很低，与美国有巨大的差距，甚至明显低于日本。因此，虽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是最有潜力成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国家，但是这远非朝夕之功，需要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特别是经济体制和各种制度等方面做出重大的调整或改革。
第三，通过比较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贸易结构、消费结构与开放程度，可以看出中国要成为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还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作为政策选择，中国未来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一是要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进而带动贸易结构的变化，逐步转向出口中间产品和进口最终产品的贸易模式；二是要在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国民收入水平差距，尤其应注重对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农业政策做出重大或根本性的改革，同时，还应通过减少国有企业对第三产业的垄断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措施，提高国民的消费倾向，努力扩大内需；三是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提高内需(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逐步由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东亚包括中国内地、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共十个经济体。
②所谓“贸易国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当然，也泛指那些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
③本文提到的“霸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即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含有任何褒义或贬义，只是表达或反映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
⑤东盟五国是指东盟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与中国贸易往来量相对较大的五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之所以只选择东盟中的五个经济体，一方面是因为这五个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具有代表性，2003年这五个经济体的进出口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93％，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东盟小经济体的经济数据不全。
⑥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于1995年1月同时加入了WTO，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WTO；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于1989年加入APEC，中国于1991年加入APEC。因此在选择虚拟变量时，日本和东盟五国以2001年和1991年为分界点选择两个虚拟变量，分析韩国时只以是否都加入WTO的时间即2001年为分界点选择一个虚拟变量。
⑦按照联合国数据司的分类标准，在BEC分类法下，贸易产品分为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三大类。其中，中间产品包括加工品和零部件；最终产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本文根据中国的贸易结构现状和其成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主要障碍，重点考察最终产品中的最终消费品。
标签：贸易结构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