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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05—0059—04
追求和谐是人类各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构建和谐社会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一般而言，人们认为这一任务是“在我国对内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对外勇敢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出现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1] 事实上，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还际遇着一个与人类以往任何时代绝然不同的背景，那就是人类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这一事实，既表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紧迫性，也表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复杂性、艰巨性。
一、风险社会已经来临
20世纪晚期，西方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卢曼(N.Luhmann)、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贝克(Ulrich Beck)、道格拉斯(Mary Douglass)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作为当今西方学术巨擘的哈贝马斯也在其《后民族结构》一书中基本同意了这一判断。那么，人类为什么会进入风险社会？什么是风险社会呢？
一言以蔽之，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导致的后果。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的分析，现代性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目前人类已经进入高度(high)现代性或激进(radicalized)现代性时期。不同于以往时代，高度现代性有着独特的动力机制：时空分离机制、抽离化(脱域)机制和制度反思性机制。
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在时空中以运动的方式存在。所谓时空分离机制是指人们活动的时间、空间都逐渐虚化(empty)，脱去了特定的场景，并以不受任何这类场景制约的方式获得重组。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了。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是使时空分离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时空分离机制改变了人们生活时空的原初状态，不仅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而且使得以往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特殊历史成为标准化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人们普遍地经验到了全球化。时空的变化是人们活动方式变化的根本表现，吉登斯也因此把时空分离机制看成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和全球扩张的首要的“极端动力机制。”
吉登斯指出，“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超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 (P18)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包括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来实现的。所谓象征标志，就是相互交流的媒介，通过它们，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可以在多元场景中实现相互交换，而不必考虑各自的特殊品质及所处的特定场景，货币是最典型的例证。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如网络、各种柜员机)和专业队伍(如律师、建筑师、医生等)所组成的体系。专家系统通过把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从具体情景中分离出来，并为超越时空的联系提供预期保障的方式，去推进社会系统的时-空延伸，将我们生活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编织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中去。脱域既意味着交往的丰富、扩展，也意味着人的受制约性和风险的扩展。
制度反思性源于作为人类活动特征的意识的反思性，但又不同于意识的反思性。在高度现代性阶段，反思性已经成为社会的一般性的存在维度，制度反思性机制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人们的社会活动敏感地依据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着自我修正。制度反思性通过知识爆炸和信息不断的快速更新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例如在现代性早期阶段，人们设想社会和自然环境将日益臣服于理性秩序。但生活在高度现代性所生成的世界里，人们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它不仅仅在于发生了多少持续的深刻的变迁过程，而且在于这种变迁并不总是依从于人类的期望或人类的控制。”[3] (P30)对于自然力理性(providential reason)的广泛怀疑已经成为高度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因而导致当代社会生活的极端不确定性还在随社会反思性的全球化而增强。
高度现代性的种种机制的结果是在人们之间形成了高度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即时性。现代性的高度流动性使得各种关系呈现出暂时、偶在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4] (P275)。二是整体性。现代性及其全球化使得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关系主体高度强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不能置身于外。人们已经深味到海明威的那句名言：如果有丧钟敲响，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三是非线性。各种复杂的关系组成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效果对初值有着敏感的依赖，极易出现混沌现象。任何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确定的，而是不可预知的，有可能导致一种“蝴蝶效应”。
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丰富的联系与交往，个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都与整个世界(自然、社会、人的统一)的存在状态紧密相连。这些都可以看成是现代性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赐福。但同时这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参量。“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5] (P18)“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6] (P15)乌里希·贝克形象地说，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他不无夸张却又发人深省地认为，“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基本上，人们不再关心获得‘好的’东西，而是关心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6] (P20、56)贝克甚至把风险社会与以往的阶级社会进行主题对比，认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6] (P57)静思中国近年发生的非典、禽流感、吉林石化爆炸导致的污染等事件，我们似乎察觉到了一些端倪。
风险社会的来临意味着未来不确定性的极度增长，意味着人类生存境况在悄然发生深刻的改变，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面对。
二、风险社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风险社会的来临，既表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紧迫性，又表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复杂性、艰巨性。一定的秩序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秩序是事物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关系状态，这种规则所束缚的主要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人们藉此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获得的是整个系统的功能——协同彼此的行动，分享自然和社会的稀有资源，以保障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秩序的功能在于保障一种可预见的确定性的存在。哈耶克曾经指出，“所谓‘秩序’，我们将一以贯之地意指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7] (P54)而“社会活动的有序性展现于如下的事实之中，即个人能够执行一项一以贯之的行动计划，然而，这种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其原因是他几乎在执行此一计划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预期其他的社会成员作出一定的贡献。”[8] (P199)问题在于，风险社会的来临就意味着人们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的极度增长。换言之，风险社会比以往任何社会更容易走向无序，这种无序又助长了风险！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秩序，需要一种良好的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就在于构建一种新的秩序，一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良好秩序。
风险不仅意味着秩序的可贵，而且意味着获得和维续一种秩序的难度、成本增大。风险社会使得追求秩序的人们往往进退维谷，因为建构的力量有可能以放大的方式走向反面，转化为一种解构的力量。而且这一切从根本上是不能简单地用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来加以标识的。在风险社会保证一般的秩序化尚且如此不易，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就更难、更艰巨了。
(一)关于“各尽其能”。社会成员各尽其能，社会才充满活力。但是，要达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各尽其能，起码要考虑到如下几个因素：(1)社会的每个成员愿意各尽其能；(2)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能保障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各尽其能；(3)各尽其能一定产生正向的积极效应，也就是说，每个成员各尽其能行动的结果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我们权且相信通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使社会成员愿意各尽其能，也相信社会通过一定的努力能建立一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制度以保证成员各尽其能的机会。但是，正如哈耶克所言，知识的分立状况使得每个人都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unavoidable ignorance)状态。这样，人人“各尽其能”却并不知道“各尽其能”的社会结果将如何；同样，即使是政府也不可能掌握全部知识来进行精密的分配、预测。换言之，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之和，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导致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在风险社会，由于即时效应、整体效应，特别是非线性的混沌效应的存在，个体和社会的行动后果都具有很高的不可预测性。风险社会中的各尽其能使社会这个复杂的巨系统更加复杂化，使不确定性更加增强。甚至可以说，在风险社会中各尽所能多少有点像一场结局难料的赌博。
(二)关于“各得其所”。社会成员各得其所，社会才安定有序。人们需要秩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需要明确自己在世界中的坐标，获得一种本体的安全，也就是“得其所”而有“家园”的感觉。可是在风险社会中，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所”在何处了。社会的变动性的急剧增强，加上创新的主动追求，反思性的调整，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换位置。职业、职位、单位一劳永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流动的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的即时效应使得“流离失所”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人们永远在“所”与“所”之间的路上。更为深刻的是，风险社会的风险性、急剧变动性、多样性、不确定性使得个人的经历不断为不可逆料的外在事件的冲击所吞没、粉碎和颠覆，而且是如此之频繁和即时。时空经验的断裂(抽离化)最终使得自己无法获得自身经历连续性的感受。散乱、没有焦点、快速变换的时空感觉摧毁了自我的多角色转换机制，这就导致所谓的形形色色的自我认同危机。精神分裂、人格分裂只是自我认同危机的极端表现，而更普遍地表现为一种职业枯竭与生存焦虑。一个自我认同出现危机的人很难厘清自己的“所在”与“想在”。
(三)关于“和谐相处”。和谐一定是某种关系的和谐，各种关系归结起来主要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等方面。只有各种关系和谐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各种关系的核心与根本是利益矛盾，人们和谐相处的根本在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利益关系有赖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和“诚信友爱”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其核心的问题是要保障：一是把利益冲突降到最低，达致共赢；二是共赢的模式是稳定和可重复的，也就是说和谐应该是可持续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共赢只是一种宏观的理想，在具体的博弈中总是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都有可能引爆为剧烈的冲突；另一方面，即使是共赢，也是滞后的效应与预期，而风险社会的来临为这种预期的兑现蒙上了阴影。特别重要的是，面对一个天、地、人的巨复杂系统，要保证其复杂的关系能产生和谐的效应，实在太难，因为系统任何一个要素的扰动都可能敏感地造成和谐的破缺。套用一句话，获得某个方面、某种关系的和谐并不难，难的是全方面、整个系统的和谐；获得某个瞬间、阶段的和谐并不难，难的是将这种和谐持续下去。事实上，和谐是动态的，但也是异常脆弱的。
三、在风险中追求和谐
风险社会的来临确实为构建和谐社会造成了很多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风险社会追求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徒劳的。风险是反思性的，“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6] (P19)哈贝马斯也指出，现代社会在利用自然资源和传统资源上都遇到了极限，但“如果现代社会认识到了这种状况的存在，并积极作出反映，那它就具有了‘反思性’。”[9] (P203)风险一旦被反思和监控，就有了规避、利用、减小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不能从整体上消除所有风险。因此，在风险社会，我们依然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空间，只是不再是以前理解的那种可能。来自制度性反思的风险意识必然意味着“在现代化风险中，空间和时间上分离的东西，实质上同时也是客观上，以因果关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关责任的社会和法律的语境。”“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作为一种目标出现了。”[6] (P27、56)这也就是说，对于越来越是内生性的风险和不和谐，我们除了改变自己之外没有别的根本办法。为了充分洞察、自觉创造、倍加珍惜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笔者以为，如下方面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
(一)树立忧患意识。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要反对盲目乐观和消极悲观两种极端的态度，既要满怀豪情地投入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也要冷静洞察和充分估计在风险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要求真务实，不搞大跃进，不开空头支票，不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很高。我们要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勉励自己，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支撑自己，在注定有着无限风险的社会中尽可能地使之和谐化，并尽可能使和谐持续化。
(二)健全反思机制。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充斥反思机制的社会，但风险社会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线性思维，形成复杂性的思维，并贯彻到反思机制之中，如履薄冰地进行社会反思监控，不断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其中，特别强调风险社会中的政府、组织和个人都要锻炼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我们面对的世界是无限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即使是生活、工作中某一具体的事情也可能牵涉到在场与不在场相互交织的方方面面，千头万绪，而且这些头绪之间以及我们的决定与决定的影响之间可能都有着非线性的关系。面对这种情况，选择逃避并不是最佳的办法，而应该有意识地锻炼自己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理性、默会和经验的统合，是风险社会最为紧要的能力。
(三)重建诚信基础。现代社会是在普遍主义的信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诚信是现代性体制延展的基础。只有诚信才能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复杂性，进而有效规避风险。正如吉登斯说的，“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准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是依赖于信任(trust)。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2] (P23)诚信也是自我认同精致化的保障。虚伪和猜疑在交往中只会导致矛盾的加剧，导致更为复杂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无论是对于整个人类还是每个个体来说都是危险的和不明智的。海德格尔也启示我们，摆脱异化和沉沦就在于听从良心的呼唤，本真地存在。
(四)重视专家系统建设。在形成风险社会的机制性动力中，抽象系统中的专家系统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由于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和现代社会日益精细的分工，民众把信任赋予专家系统，希望借助专家获得对效益的预期和对风险的规避。问题在于：首先，专家系统本身也是有限理性的，专家并不能全面预见风险，尤其是衍生的外部性风险。其次，专家系统总是从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彼此拥有不同的“范式”或行事规矩，不同的专家系统对同一问题解答也往往是彼此矛盾的，个体往往辗转于众多专家系统的选择之中无法保持一致性和连续性，人们无所适从的判断疲劳会增加生存的焦虑。再次，现代的专家都不是多面手，但是很多专家并不能很好地确定自己的位置，倾向于越界，超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去裁定、干预甚至设计，形成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现象，认识不到自己的有限理性，是为“致命的自负”，其结果必然是让社会和大众承担其制造的风险。最后，专家系统人文关怀的态度与能力不够。一方面是社会上重理工、轻人文，尤其是轻视文史哲；另一方面，专家们的价值中立态度，使得无数无论是人文专家、还是社科专家、理工专家在许多事关人类、集体重大决策时缺场。一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专家没有灵魂”。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构建和谐社会，专家系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需要呼唤专家系统“灵魂”的回归。
无论是树立忧患意识、健全反思机制，还是重建诚信基础、重视专家系统建设，我们都会发现，哲学社会科学在其中应该、而且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我们对风险与和谐的关系进行的反思只是所谓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表现而已。现代性的反思性乃是社会活动依据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自我修正的那种敏感性。一如吉登斯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在风险中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也应该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