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经济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05)02-0104-06
《食货》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学术刊物。尽管存在时间短暂，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尤其是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食货》的评价，只有在全面掌握相关史实的前提下，将其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史学自身发展的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才能切恰。目前有关《食货》的研究渐次增多，但相关史实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和认识。本文试对《食货》在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史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作一些史实的清理，以利于对《食货》的深入研究。
一、引政论入学术
1934年12月，陶希圣因不满社会史论战的种种流弊，创办《食货》，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专门研究。把论战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由政争引入学术研究的正轨，是陶希圣创办《食货》的目标之一。正如陶希圣后来所说：“民国二十四年（应为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要把这个研究，从政争扭转到史学”（注：陶希圣：《社会史讨论会献言》，《第一届历史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2年，第4页。）。
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蔚然兴起。但“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他们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以历史研究为政争手段，宣传各自的现实政治主张。“所以这一个战斗的后台指挥者，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而为着各阶级的畸左畸右，形成许多不同的意见”（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王礼锡、陆晶清编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见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民国丛书》第2编第79《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一、二》。）。论战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实质上更多地只是一种政论，而较少学术的内涵，“有不少文章只是为了参加热闹的论战而写，实际上没有对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过程作深入的钻研，因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注：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62页。）。而当时的论战者又往往因于政见，排斥异议。等而下之者，口出污言，肆意谩骂，移学术批评为人身攻击，完全失却了学术研究的精神，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注：陶希圣：《汉儒的僵尸出祟》，王礼锡、陆晶清：《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见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民国丛书》第2编第80《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三、四》。）。因此，尽管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盛极一时，研究者众多，但成效甚微。大多数人的研究不但贡献少，反成为一种政治的干扰，使论战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从发轫时便偏离了学术发展的大道。顾颉刚即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者除郭沫若、陶希圣两派外，余者不但大多贡献甚少，甚至反使这一研究步入了歧途。“郭陶两派以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人数更多，但有贡献的却甚少，他们不但少有贡献，有的人甚至于反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入了歧途”。（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在学院化的三十年代，这种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感甚至歧视。“不幸的是，这门学问一开始便和社会革命搞在一起，革命口号往往是危言耸听，过分夸大的。因而它惹起经院派学人的反感与歧视。”（注：唐德刚译：《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而当时以考据相尚的所谓“京朝派”文史学家更是视之为畏途：“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当时学生群众中是辨论的“一种兴趣”，但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有鉴于此，陶希圣创办《食货》时，便决意摒弃政论，在《〈食货半月刊〉宣言》中即明确宣告：“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注：《〈食货半月刊〉宣言》，《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1934年11月14日。）《食货》刊行后期，政局动荡，人心浮动，学术环境每况愈下，陶希圣又重申不作政论、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则：“我们再向社会里声明一句话：本刊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本刊的范围，只限于纯粹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文，更注重史料的收集。所谓社会经济史者，就是历代的农业、工业、商业、财政、币制这一类的记载。所谓历代，就是上古、殷、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本刊虽也载民国以来的经济史，但截至本期为止，还没有实际发表过近二十五年的论文。实际发表的，都是百年以前的史实。无论怎样的推敲，总与现实的政治没有多大条（关）联。本刊是没有理由与别的政治宣传品一样的看待的。主编者及投稿人虽不免在别的出版物上发表政论，但是本刊并不刊载任何政论”（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在刊行的两年多中，《食货》摒弃政论，在研究上注重材料、讲求方法，并不像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趋时，研究领域也较论战时期大大拓展了，不少文章有一定深度，颇具学术价值，一些研究更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里具有开创意义。所以后来顾颉刚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在不可埋没”（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二、倡导史料收集
社会史论战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严重流弊是滥用理论，轻视材料。正如时人所说：“这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最大的毛病，在乎只知瞎引外国的方法与结论，而并不顾及本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史料”。（注：杜若遗：《介绍〈食货半月刊〉》，《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亲历社会史论战的陶希圣认为：“这门学问的研究，第一步止是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第二步是中国社会史内容的充实。如今走到第二步的时候，我们觉得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是主要的工作。”（注：《〈食货半月刊〉宣言》，《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1934年11月14日。）因此陶希圣创办《食货》，把史料搜集作为办刊的主要任务。“《食货》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注：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陶希圣附注），《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但陶希圣并不反对理论方法，只是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能够把握中国历史上社会现象的内部关系的方法。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并没有明显的整齐的摆在陈列室里面，还须大家去搜求”（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1期，1934年12月。）。《食货》即有不少介绍理论方法的文章。陶希圣“主编《食货半月刊》，讲求方法，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生产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注：陶希圣：《夏虫语冰录》法令月刊社1980年版，第344页。）。为搜集史料，陶希圣在《食货》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倡议，即搜读地方志，从中找寻经济社会史料。民国以来，地方志的史学价值已日益引起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利用方志史料研究往昔和当时的社会，这在民国也成为一种风尚了”（注：傅振伦著、陈怡整理：《傅振伦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但在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方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利用。正如陶希圣所说：“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热衷在学界联络组织的顾颉刚，治史兴趣与领域均非经济社会史，但似乎洞察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史领域的这一不足。顾颉刚治史比较重视方志，其创办的《禹贡》，即发表有诸多研究方志学的论文。对于《食货》，顾颉刚一开始便襄赞有加。据陶希圣称，顾颉刚是《食货》“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并且“《食货》这个名称便是他提出来的”（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食货》创刊后，顾颉刚即致信陶希圣，提议从地方志中里找寻经济史料（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顾颉刚的这一提议与陶希圣创刊《食货》时提出的“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1期，1934年12月。）的思路正相一致，引起了陶希圣的高度重视。陶希圣认为顾颉刚的提议是一个切要的工作，于是在《食货》第1卷第2期发出了经济社会史研究者共同搜读方志的倡议。在倡议中，陶希圣提出搜读地方志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在大都市史初步作过后，再选择别种类的方志；“第二个原则是分工的办法”。分工最好以本省人读本省方志的方式进行，这是由于容易启发兴趣，也是由于本省人对本省的地方情形知道的多些。（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同期，《食货》还刊载了鞠清远的《地方志的读法》一文。鞠清远是陶希圣门下弟子，治史观念与方法深受陶希圣影响。在文中鞠清远对如何搜读地方志提出了自己颇为详细的看法。（注：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随后，《食货》又刊发了瞿兑之《读方志琐记》一文，该文是瞿兑之往年读方志时所作记录之一，辑有户口、实业、赋税、医药、宗祠等经济社会史方面的史料（注：瞿兑之：《读方志琐记》，《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食货》刊载瞿兑之的文章，不无树立范例之意。瞿兑之是民国时的方志学名家，从二十年代即开始注意从方志里收集史料，至此已历十余年之久，收获颇丰。“端居读史，见有关制度风俗者，辄随笔记录之。积十余年寒暑，遂充箱箧”。（注：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题语》，见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后来，瞿兑之将其所收集的材料整理、结辑成《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出版，嘉惠学林。陶希圣对瞿兑之从地方志中收集史料的工作评价颇高：“在搜集材料的努力中，我佩服瞿兑之先生。他有很大的计画搜集地方志中的材料。他有很多的条目，可以供我们的研究的运用。他于今把宝贵的材料，一集一集的发表出来，可以算是中国社会史界的福音。”（注：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陶（希圣）序》甲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食货》搜读地方志的倡议，一方面是着眼于史料搜集，一方面则是着眼于陶希圣提出的“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应该说，这种研究取径对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是相当有意义的。1944年，傅衣凌对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没能取得令人满意进展的原因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我常想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一个道理，有一部分当由于史料的贫困。这所谓史料的贫困，不是劝大家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见的材料，不够完全广博。因此，尽管大家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注：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傅衣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30年代曾在《食货》发表文章与译稿。其治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非常重视与善于利用地方志。他的这一学术见解的形成“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与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注：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见候建新编：《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页。），具有深远的学术眼光，也洞烛了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固疾深弊。《食货》提倡收读地方志的研究取向，与傅衣凌所说的“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自然有着很大差距，但其努力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所需着力进行的。
三、培植学界新进
“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诸流竞起，但以学术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言，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仍然居于主流的地位，其次则《食货》派的社会经济史学也很快激起了波澜。”（注：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74页。）《食货》创刊后很快引起社会与学界的关注，成为流行一时的刊物。与北平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很快刊出介绍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学术通讯，认为，“这种‘食货’运动是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上的一个新的动向”（注：长江：《陶希圣与〈食货〉》，《北平晨报》，1935年1月18日。）。《文化建设》杂志也发表了介绍《食货》的文章。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食货》“指示着此后应走的途径”（注：杜若遗：《介绍〈食货半月刊〉》，《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食货》本是受《禹贡》启发而创办，但不久其声名即直追《禹贡》，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据钱穆后来回忆称，当时《食货》与《禹贡》“两杂志皆风行一时”，影响所及，以至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想敦请钱穆出面，创办一份名为“《通典》”的杂志，以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注：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0页。）。而在销量上，与《禹贡》相较，《食货》实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据陶希圣称，《食货》开始每期只印行两千份，但《创刊号》发行后一星期，便又被迫又再版一千份，到第1卷五、六期，印行数已达四千份。（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3卷第1期，1935年12月。）而《禹贡》初期每期印五百份，后来每期才增加到一千五百份。（注：《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期合刊，1937年4月。）
《食货》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尤大。当时的大厦大学出有《历史社会史论文索引》，该杂志对《食货》中刊载的论文几无篇不索引，“《食货》在大厦为最风行的读物”。（注：梁园东：《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之诸问题》，《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时为青年学子的唐德刚后来即称：“当时个人史学思想，就颇受30年代‘社会史论战’和《食货》杂志的影响。”（注：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三（唐德刚序）》，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陶希圣在北大任教，同时又兼课于清华等校。在其直接影响、导引与帮助下，一批青年学子开始走上了研治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学术道路，其中不乏何兹全、全汉昇、杨联陞等后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位为“第一线”、“第一流”的史学名家。何兹全后来回忆说：“我在北大时，影响我最大的是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我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主要是受他的影响。”（注：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全汉昇在北大求学时，生活一度陷于困境，陶希圣鼓励其投稿《食货》，并为其出版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助其完成学业（注：全汉昇：《回首来时路》，见《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8年版，第489页。）。时在清华经济系就读的杨联陞也颇因陶希圣与《食货》的影响，转向经济史的研究：“陶（希圣）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注：杨联陞：《打像为誓小考》，见《纪念陈寅恪先生八十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页。）；北大学生沈巨尘、曾謇、武仙卿、北师大学生鞠清远、燕京大学学生连士升等一众青年才俊，也皆受业问学于陶希圣，并在陶希圣的直接影响下，多以中国经济社会史为治史志趣。这些青年学子大多在《食货》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也因此开始在当时的史学界崭露头角。后来，沈巨尘、曾謇、武仙卿、鞠清远、何兹全等人又和陶希圣形成较紧密的工作关系，成为陶希圣的“亲兵”；陶希圣对这些“亲兵”也颇为倚重，曾言要以他们而“创始一个学派”（注：何兹全、郭良玉：《三论一谈》，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这些年轻学者在陶希圣的指导与带动下，合作共进。当时研究，成绩已相当不错，尤其是1935年9月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创办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之后，其成绩更是引人侧目。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本为该院为开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一课程而特设，其重要工作之一是进行唐宋以来经济社会史史料的收集。“搜集的史料，将分题分类编为长编以供经济史家的利用”（注：《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度》，国立北京大学1935年出版，第237页。）。该室成立后，陶希圣召集鞠清远、连士升、沈巨尘、武仙卿等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先收集唐代经济史料。经过一年努力，所收史料裒然成集，并被辑成《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共八册，交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由于不久抗战爆发。这八册实际印就的只有《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唐代之交通》三种。唐代经济史料收集告一段落后，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又开始从事宋以后经济史料的收集。这些年轻学者利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收集的史料，撰写论文、著作，成绩斐然。其中才华出众的鞠清远的成绩最为突出。鞠清远利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同人收集的资料，先是与陶希圣合作完成了《唐代经济史》，后又出版了《刘晏评传》、《唐代财政史》两部个人专著，这对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青年学者来，实属难能。
四、交流与合作
加强交流与合作是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宗旨之一。“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1期，1934年12月。）。30年代初期，国内史学界从事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有四股力量（注：参见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第22卷3期，2002年5月。），除《食货》外，一为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一为在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杂志撰稿的一批学者。他们不但在研究动机与研究取径上有所不同，彼此之间也缺乏交流，更少有合作，甚至还曾出现过“对着干”的现象（注：如吕振羽在中国大学政治系教《中国政治思想史》，其目的之一便是要与在北大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陶希圣对着干。见江明著：《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载《文献》1980年，第4辑。）。
《食货》创刊后，陶希圣以《食货》为媒介，积极联络，谋求合作。吕振羽对陶希圣向有批评，但陶希圣认为吕振羽是“方法与技术兼有修养的人”，因此在《食货》上公开表示希望吕振羽能为《食货》撰稿。（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而吕振羽对《食货》的工作也很热心，在看了陶希圣的文章后，即致信陶希圣，建议《食货》注意收集世界史资料。《食货》创办不久，陶希圣即向《现代史学》的主编、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啸江征询史料收集的方法。陈啸江致信陶希圣，介绍了自己二十五文化史料搜集法（注：陈啸江：《二十五史文化史料搜集法》，《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936年4月，陶希圣又给陈啸江写信，说明“‘道不同相为谋’之必要”，希望陈啸江能在《食货》撰文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并得陈啸江回函应承。（注：附录一（《学术通信》）：《现代史学》第3卷第1期，1936年5月。）与陈啸江关系密切、常为《现代史学》撰稿的傅衣凌及王兴瑞等人均在《食货》上发表文章、译稿。同年，陶希圣又给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梁方仲写信，约其为《食货》撰稿，《食货》上有两篇翻译日本人的关于明代的经济史的论文，在发表前曾送梁方仲校对（注：见中山大学档案馆馆藏《梁方仲档案》。），《食货》还计划刊载即将由梁方仲主持翻译的清水泰次的关于明代田土田赋的研究论文。（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3卷第4期，1936年1月。）。据陶希圣称，从第4卷第1期起，《食货》上发表的明代经济史论文译稿，均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同人校正过（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4卷第1期，1936年6月。）。1935年夏，时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主任的魏特夫以太平洋学会研究员的名义，从美国来到北京进行研究，陶希圣与其进行了一年的合作。魏特夫委托陶希圣主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替其搜辑辽金经济社会史料。当时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成员有鞠清远、连士升、武仙卿等人，他们替魏特夫做了大批的卡片。“七七事变”以后，魏特夫将这些卡片带回美国（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7页。）。后来，魏特夫又在冯家昇的襄助下编写《辽代社会史》。这部书以二人合写的名义，用英文于一九四九年出版（注：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2页。）。
30年代，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人日益增多，但中国经济社会史界的信息交流却仍显得相当滞碍。陶希圣在编辑《食货》时，即发现这一问题。“在收文稿的当儿，我发现想做中国经济通史的人多，想做专题研究的人少。原因是研究的人并不能得到经济通史的知识，又不知道那些问题有人做过，那些问题还没人做过”。（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3期，1935年1月。）为此，陶希圣决定进行编制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的工作。这一工作赖籍群力，进展顺利。《食货》刊载的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刊物所载有的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同时陶希圣又通过《食货》来“尽力沟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人们的消息”（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6期，1935年2月。）《编辑的话》是《食货》每期必有的栏目。陶希圣通过《编辑的话》，对《食货》的大多数作者进行了简单介绍，包括作者的单位、正在研究的题目以及研究的方法等等；同时发表个人学术见解、发布史学消息。由此可大致了解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为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陶希圣又积极筹建组织食货学会。本来陶希圣在创办《食货》的同时便宣布发起食货学会。陶希圣为食货学会的实际组建进行了不断的努力。到1936年9月，陶希圣对正式组建食货学会已有明确计划，即确定会员会籍，徵收会费，召开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依法立案，并准备即行着手（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4卷第7期，1936年9月。）。此外，陶希圣又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方显廷两度交换意见，想联络国内致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几个文化机关、团体及个人，发起一个大的学会。陶希圣不无希望地表示“倘使大的学会的发起，能成事实，那便有划时代的成效了”（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4卷第11期，1936年11月。）。可惜不久抗战爆发，一切皆成泡影。尽管与陶希圣通信表示加入食货学会的人已在所不少，其中还有铃木俊等日本学者，但食货学会实际上始终只是名存而实无，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会最终没有在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出现。
注释：
① 《食货》1934年12月创刊，为半月刊，1937年7月停刊。1971年，陶希圣在台北将《食货》复刊，为月刊。本文《食货》皆指《食货》半月刊。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皆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或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它们可以相互替换使用（参见：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载《河北学刊》第22卷第3期，2002年5月），本文使用这些名词时，概念上都依同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