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高等教育场域与科研评估制度(RAE)，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科研论文,制度论文,RA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0)03-0059-06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度过的，为此他特别关注教育问题，以教育为主题的书至少写了5本。布迪厄1981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曾解释到，教育场域——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一样——在他的研究中处于根本地位。[1]对于高等教育场域来说，它有着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不同的惯习，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科研评估制度（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在引入英国高等教育场域之后，引起了该场域中的行为主体如大学、学系与学术人员的位置关系的较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的场域理论对英国高等教育场域进行分析，尤其关注惯习的变化和科研评估制度的影响，希望能为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场域
场域(field)不仅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2]场域这一概念和分析单位来自布迪厄早年的人类学研究，指的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旨在以关系为立足点分析指定对象的框架与结构。
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3]在布迪厄看来，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就是由这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每个场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逻辑和运行空间，行动者依靠各自的惯习在场域中展开争斗和较量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本。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差异化了的社会中所特有的社会小宇宙，而教育机构就像同属于一个引力场的天体，由此及彼远距离地相互作用。[4]
如何认识和把握既高度分化又连为一体的社会大场域呢？既反对“个体主义方法论”也不赞成“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布迪厄采取了从“中间入手”（即从场域入手）的策略。[5]布迪厄强调：“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6]布迪厄研究了许多场域，如美学场域、法律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每个场域都以一个市场为纽带，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起来，例如，艺术这个场域包括画家、艺术品购买商、批评家、博物馆的管理者等等。[7]
布迪厄十分强调“场域”的三个基本特征，即独立性、关系性、斗争性。[8]独立性是指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游戏规则。关系性是指场域不是一个可见的物质实体系统，而是一个由各种客观关系形成的系统。斗争性是指由于资本分配的不均，分布于场域空间中不同位置的各种力量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与利益，而不断地展开竞争活动。
马维娜的研究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具体运用于学校场域，并尽力捕捉其主要精髓：场域是关系的网络；场域是共时与历时的交融；场域是重新形塑的中介；场域的动力机制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资本、惯习三者相互关联；场域理论最终指向反思社会学与实践理论。[9]
二、英国高等教育场域
马维娜对学校场域作了如下定义：学校中各种复杂矛盾的多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多元关系的网络，是有形与无形的整体集合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10]借鉴马维娜对学校场域的定义，我们尝试将英国高等教育场域定义为：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各种复杂矛盾的多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多元关系的网络，是有形与无形的整体集合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它是由“各种客观关系如教学资源、组织体制等组成的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它有自身的存在条件和运行机制”，[11]并对参与其中的个体或团体——大学、学系和学术人员等产生自主的约束力。
英国高等教育场域具有场域的三个基本特征，即独立性、关系性、斗争性。首先，英国高等教育场域的独立性表现在：它具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12]当然，高等教育场域还受到政治和经济等场域的影响。其次，英国高等教育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成的，其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例如，科研评估制度(RAE)与大学、学系和学术人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再者，英国高等教育场域充满着竞争，各所大学、学系、学术人员之间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竞争。正常的竞争有助于维持场域的活动，促进场域的发展。
场域(field)与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等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布迪厄认为，资本概念必须与场域概念联系起来，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有效，[13]一种资本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就难以存在和发挥功能。资本既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用以竞争的手段，又是争斗的对象、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资本概念是与场域概念相依共存的，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规定性。场域内存在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布迪厄把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后来，他又补充了象征资本。[14]同时，行动者依靠各自的惯习在场域中展开争斗和较量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本。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何谓“惯习”呢？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15]它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16]包括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17]是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的主观性；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18]惯习与场域的互动关系是：一方面，惯习是场域赖以发生功效的条件，另一方面，惯习也是场域作用的一个结果，这就是说，场域也会塑造行动者的惯习，特别是由于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以及随之而来他在场域中所处的特定位置——一般说来，拥有的资本越多，就越可能在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反之亦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他的位置感，也就是建构他的观物方式或基本立场。[19]
三、英国高等教育场域的框架分析
（一）英国高等教育场域与惯习
布迪厄认为，一个社会是由许多亚场域(subfield)构成的，不同的亚场域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的亚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各种亚场域的惯习之间是难以直接通约的，A场域的惯习不能简单地搬到B场域，反之亦然。在布迪厄看来，惯习具有场域性，惯习只有在产生它的场域中发挥“如鱼得水”的作用。[20]高等教育场域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属于不同的场域，它们拥有不同的惯习，其间的位置关系、资源配置、力量组合、动力机制大相径庭，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完全套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中的策略是行不通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端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席卷了世界各地，这一场改革的核心目标是“降低公共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治理效率，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塑造经济型的政府”。[21]虽然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各国推行以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帮助发达国家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和政府危机，8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持续增长时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校正了传统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弊端，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22]对新公共管理的典型批评是：它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23]在高等教育场域，新公共管理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实行新的拨款方式；建立外部质量保证体制。[24]引入这些体制是为了实现双重目标：加强政府对由其资助的大学活动的控制，使大学建立满足委托人需求的体制。新公共管理措施集中于对研究进行评估，是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性变化之一。
英国是新公共管理的发源地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输出者。在不同时期，英国将不同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引入公共服务的改革中，中央对这些改革领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有学者预测，新公共管理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征是：1)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这包括激励高等教育机构为学生和研究资金进行竞争，政府的作用是推进高等教育更加面向市场，政策重心是多样化、选择，而不是一体化、计划，鼓励私营部门进入市场，建立公共部门的失败退出机制；2)形成教学经费和研究合同的实际价格，并以此为基础在市场上进行采购；3)强化对弹性预算的限制，注重财政控制和效率，扭转财政赤字，使投资物有所值；4)学生缴费上学，视学生为消费者，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5)在研究和教学领域都制定详尽的外部绩效测定和检测规则，构建审计和核查体系；6)把资金集中于最好的高等教育机构（资源供给方面的激励）；7)教育部及其所属机构企图通过设立清晰的目标和签订绩效合同来垂直控制教育系统；8)加强了校长的作用，非管理人员来自于商界，高级管理者由选举变为任命，减少高等教育机构治理中教师和行业工会的代表，削弱地方政府的影响；9)加强和明晰了高层学术人员例如副校长和学系主任的管理作用，不断贯彻“管理要管”的原则；10)教师绩效和私营部门风格的人力资源管理产生的相关费用不断增加。[25]
1986年，英国科研评估制度出台，它涉及到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诸多权力主体，例如大学、学系和学术人员等。这表明，随着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政府加强了经费分配的选择性，高等教育拨款机制日益体现出了市场化的倾向。[26]而且，大学和学系的运作正如约翰斯通(Johnston)所说的那样，越来越像办企业，需要评估“市场风险”了。大学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无异。[27]泰德·特普尔(Ted Tapper)和布莱恩·萨特(Brian Salter)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希望英国高等教育采用新的治理方式的广泛的政治需求。[28]英国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由拨款委员会向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模式转变，可以看作是一种采用“新公共管理”治理方式的尝试。科研评估是在官僚化的精心控制下进行的，其实施机制巧妙地契合了“新公共管理”的原则。
英国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是大学一向崇尚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反对政府的外来干涉和市场的直接左右。但是，受新公共管理思想影响而出台的科研评估制度，加剧了高等教育场域的竞争，使得大学的自主权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加强和明晰了高层管理者例如校长、副校长和学系主任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管理重心的上移，造成了大学和学系的管理与学术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英国大学的相关行动者对于政府通过拨款这根指挥棒对大学进行干预具有天生的排斥心理，然而，由于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是根据科研评估成绩分配研究拨款的，所以如果想获得拨款，就必须接受评估。于是，英国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就受到政治、经济场域的较大影响。
（二）英国科研评估制度的实施
在英国高等教育场域中，不同的大学不仅在场域中“占据着各自不同的位置，而且还会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它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斗争）”。[29]同样，同一所大学的不同学系与学术人员也在大学场域中占据着各自不同的位置，而且也会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于谁能够强加一种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本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30]其中最为有利的“王牌”就是成绩。在英国高等教育场域，英国大学和学系在科研评估中的评级和排名，决定的正是不同大学、不同学系和学术人员在场域中位置占据的多少与高低。因为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各种位置关系对高身份者的依赖明显高于低身份者，而且场域中低身份者对场域中的位置关系、对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英国高等教育场域中“将低身份者变为无身份者的剥夺的赋予常常轻而易举”。[31]
英国大学的科研评估(RAE)实行了23年，是英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对学术机构影响最大的制度之一。[32]英国科研评估制度对于具有崇尚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惯习的英国高等教育场域来说，在普遍提高大学的科研质量之余，也使得在历史、地理位置、传统学科优势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各所大学获得的资源（主要是财政资源）差异很大。同时，各大学为了应对科研评估，取得更高的研究评级，纷纷采取了相应措施，包括更加注重评估战略，裁撤、合并在评估中成绩不佳的学系，[33]例如与1996年科研评估相比，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提交的评估学科数目从56个减少到48个，总数减少了8个，其中除了生物化学是因为学科名称变更外，其余7个被取消的学科都是在1996年的评估中成绩不佳的学科（研究评级从2级到4级不等）；把战略重心放在努力吸引卓越的研究者，并用晋升的手段留住国际知名学者，而不是内化质量提高体制上。[34]而且，大学的主要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成立了研究管理部门，改变了管理结构及方式（包括研究规划和资源分配机制）；学系等部门加强了研究管理工作。大学研究管理的重点因研究历史、能力和使命而不同。[35]有证据表明，各大学在管理方面针对选择性拨款模式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研究成绩的差异。罗孚(H.Rolfe)的研究发现，研究型大学通常把战略重心放在提高质量上，这是他们赢得声誉的基石；而新大学则总是把重心放在增加收入上，这是其维持基本活动的保障。[36]
为了提高科研评估成绩，英国大学的学系除了加强研究管理工作之外，还纷纷采取了其他种种策略。例如，在1996年科研评估(RAE)中，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化学系(Department of Chemistry)的评级是3a级，但是在2001年评估中其科研评级却上升到了5级，这表明华威大学化学系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了。那么，华威大学化学系到底采取了什么战略举措呢？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华威大学化学系在1996年科研评估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内部调整，制定了新的发展策略：1)把发展的重点集中在优势和新兴化学研究领域，例如投入了30名成员从事质谱学研究；2)开展跨学科研究，并争取得到大学的直接支持，例如，在学校的支持下，2001年化学系联合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工程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系成立了科学计算中心(the Centre for Scientific Computing)。
另外，科研评估对不同的研究者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它对中等水平研究者的影响更大，虽然他们的研究质量提高了，但是在目标选择上却出现了风险规避趋势。风险规避行为可能造成学科的保守性而且使研究者竭力远离跨学科研究。但是，卓越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照兴趣工作，在选择研究目标时受到的影响较小。[37]
K.J.摩根(K·J·Morgan)2004年的研究发现，在2001年科研评估中，英格兰各所大学的学科评级差别很大。科研拨款和研究合同拨款是这样分配的：老大学（old universities，即1992年前成立的大学）占94%（牛津、剑桥、伦敦大学联盟占35%），新大学（new universities，即1992年及以后成立的大学）占6%。[38]那么，造成高等教育场域中不同大学在科研评估中的研究评级差别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名牌大学的学科优势之外，斯蒂芬·夏普(Stephen Sharp)和西蒙·科尔曼(Simon Coleman)认为，英国大学类型和是否拥有科研评估小组成员对学科评级产生了较大影响，是造成学科评级差异显著的重要因素，老大学比新大学的评级平均高1.28分，拥有评估小组成员的比没有评估小组成员的评级高0.92分。[39]事实表明，英国的科研评估明显偏向历史悠久、蜚声海内外的名牌大学。无论从科研评估小组的人员构成和科研评估中获得的研究质量评级，还是从高等教育基金会获得的科研拨款以及从研究委员会争取到的合同和项目经费来看，一流大学群体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在英国大学的研究质量不断提高、研究评级上升很快、但经费增长幅度比较缓慢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对卓越者的资助，拨款机构不断提高获得拨款的基准，甚至不惜“拆东墙补西墙”，把原本应该给予新大学的研究拨款划拨给了名牌大学。[40]
由此可见，英国大学、学系为了改善各自在场域中的“位置”，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展开了“竞争”，而它们提高研究评级的策略主要是加强研究管理工作和注重科研评估战略等。同时，由于不同的学术人员拥有不同类型和数量的“资本”，所以他们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占据的位置也并不相同，因而对于科研评估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受到科研评估制度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另外，因为英国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各种位置关系”对一流大学（“高身份者”）的依赖明显高于新大学（“低身份者”），例如科研评估小组的成员主要来自于一流大学，而且新大学对“场域中的位置关系、对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把原本应该给予新大学的研究拨款划拨给一流大学即“将低身份者变为无身份者的剥夺的赋予”就“常常轻而易举”了。当然，这也是一流大学资本占有优势的体现，同时也再生产了高等教育场域中不平等的各种资本以及位置关系。
四、采用场域视角的意义与不足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潜力和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其一，“场域—惯习”论为认识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二，“场域—惯习”论为应用关系论思维分析社会提供了操作性的范例。其三，“场域—惯习”论所主张的“双重存在观”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人类社会。其四，“场域—惯习”论内含的“地方性知识”观念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社会场域的差异性。[41]应用场域理论来研究英国科研评估制度，开辟了英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视角，深化了我们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认识。
当前，中国社会由于分化尚不充分，除政治场域（权力场域）外，其他各种场域往往未必成形，[42]而且中国高等教育场域与英国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惯习与各种客观关系网络也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所阐述的英国高等教育场域对于中国来说难免带有理论上的超前建构色彩。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使用高等教育场域这一范畴时应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应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一范畴，避免在教育研究中随意拿场域范畴到处贴标签。[43]
［收稿日期］2009-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