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软实力：历史的形成与现实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实力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3)05-0065-05
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在十年内完成了市场一体化、马约生效(欧盟成立)、货币联盟、东扩、制宪(里斯本条约)等大事，由此欧盟软实力一度被欧洲内外看好，特别随着欧盟和欧元的诞生，欧洲式道路或称为欧盟模式被一度视为一种道路成功的典范。但是，随着2009年一场欧洲债务危机的到来，欧盟软实力曾有的光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让欧洲人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有了些许动摇，甚至有些言论一度上升到欧元乃至欧盟存亡的高度，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欧盟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引来庆祝和鄙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笔者认为：欧盟软实力作为并非单一国家行为体的一种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形成于欧洲一体化过程之中，并对一体化有着推动作用，无论其未来结果如何，都值得进行深入、持续的研究。
一、欧盟软实力的形成
关于欧盟软实力的形成及内容，有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价值观层面。二次大战结束后，从煤钢共同体到欧共体再到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是因追求欧洲和平而生，又以和平方式追求发展，所以，和平被视为欧盟的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不仅反映在对内发展上，也反映在对外关系上。欧盟长期坚持以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长期坚持通过“软力量”(如人道援助、经济援助、教育援助)而非“硬力量”(即军事手段)来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为欧盟核心的法、德，其启蒙思想、社会民主传统和思潮在欧洲联合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欧盟的主流价值标准，冷战后中东欧国家转型中这些传统也被认同和接受。所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也被视为欧盟的核心价值，福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之上。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引入的“社会市场经济”概念正是这种价值的体现。“欧盟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倡导者和领先者”[1]，绿色理念乃至绿色意识形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盟范围内形成的新的文化观念。到了21世纪，这种理念已经上升为欧盟发展的核心理念，《欧洲2020战略》把可持续性增长作为三大核心目标之一(其他两项目标为智能增长和包容性增长)。
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建设。有理性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强调规则制定，强调制度建设，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是规则制定的过程。对此，欧洲有学者非常得意于“治理”概念的提出及其在欧盟的实现。他们认为，“治理是习俗、程序、习惯、机构、社会团体的总和”[2]，因为“使用‘治理’概念有助于解释欧洲建设的活力”[3]。欧盟强调制度设计，强调治理，也就有了超前设计的内容，这为引领欧洲一体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也因过于超前或不均衡让发展陷入欧债危机的尴尬局面。有历史学者这样概括欧盟制度层面的软实力：“产生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折中混合的立法，以及‘欧共体’和它的后身欧盟似蟹行般的制度延伸，这是规范社会交往和国际关系方面特征明显的‘欧洲式’道路。”[4]
关于对欧盟软实力的评价。欧盟国家的一些学者偏重于价值观评价，民主、平等、自由、福利社会被视为这些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欧盟也因此被这些学者视为“价值共同体”[5]，称福利国家是一种典范。而有些欧洲学者则强调欧盟的“既有法规”，认为这是欧盟的“核心成就”[5]，有的还主张将欧盟的国际身份定义为“规范性强权”，即用规则、价值观及观念规范世界政治与经济[2]。更为引人关注的是，有欧洲梦色彩的学者已经并不限于欧盟治理的概念，还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表现出他们对欧盟软实力的自信和优越感。与欧洲学者有所不同，中国学者对欧盟软实力的认定和评价更多地偏重于制度建设和欧盟治理，特别是和区域一体化有关的制度建设以及如何提升欧盟软实力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影响力等方面。
软实力关键不是在“软”，而在实力。站在欧盟形成发展的历史高度来思考欧盟软实力，可以认为，欧盟软实力是在主权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不断互动的相互融合中形成的，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也就是说，欧盟软实力是以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继承和集成。从价值观层面上看，欧盟的价值观对改变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面貌是有深刻影响的。尤尔根哈·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等学者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驯服方面，欧洲在社会正义所建立的标准，必将成为未来政治努力的标杆。”[5]对此表述，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西方的傲慢和自以为是，而是对战后欧洲社会发展的一种比较客观的肯定。战后出现的瑞典模式、德国模式都是产生广泛影响的模式，其中就蕴含了欧盟倡导的价值观。从制度层面上看，通过从《罗马条约》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再到《里斯本条约》等，以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欧洲一体化的水平一步一步推向更高，从长时期能保持和平和战后经济繁荣的角度看，欧盟的制度创新改变了欧洲的面貌。欧洲著名学者甚至把欧盟的“不依赖于平衡”、“不强调主权”、“不强调内政和外交之分”的变化称之为后现代世界特征，并认为欧洲的后现代性带来的最大益处就是安全性[6]。欧盟的制度创新和国家间治理水平的确是走在西方国家前列的。
为什么在欧盟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软实力？从价值观层面上来讲，可以归结为是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的传承，欧盟的价值观可以说是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一脉相承。欧盟不以谋求均势或霸权的传统的硬实力方式实现了长期的和平和繁荣[6]。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逐渐成为潮流，欧盟的制度建设之路值得借鉴。这条道路，一方面因冷战促成，西欧国家认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抵制来自苏联的压力。这是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主观因素在欧盟软实力形成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战后思想与舆论氛围的根本性变化。二战结束后，欧洲各界开始重新思考，最大的思想变化就是对欧洲联合的深层次思考，引发了现代欧洲观念的变革。从战后初期的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的讨论到“后现代世界”概念直至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欧洲观念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另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在战后的西欧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包括重建和改善民主制度、完善福利制度、引进计划和支持计划的观念、建设社会市场等，而“历史上不光彩的理念，像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就被扬弃了”[7]。
第二，反思精神的推动。二战结束后，欧洲对战争的反思可谓是痛定思痛。正如人们所知，丘吉尔1946年9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发表了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因在演讲中提出“欧洲合众国”而被公认为是推动“欧洲统一”从理想变为现实的最重要的一篇演讲。同样从文化角度作出反思还有知识分子。种种反思深刻之处在于，和平的希望不仅要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上，更要建立在一种机制上。
第三，主动积极推动欧洲联合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智慧。煤钢共同体是欧洲走向联合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待这个历史事件，可以说，这第一步充满了想象力。在法、德尚未和解、联邦方式统一欧洲几无可能的背景下，法国主动提出为和平而控制基础工业部门，走向煤钢联合体，并且谨慎而巧妙地推出舒曼计划。舒曼计划出台之后，欧洲联合自强道路虽然曲折但每隔若干年就会有大的发展，也因此强化了其核心特征，即“主权国家和超国家机制的共存与互动”[7]。每向前发展一步，都意味着主权转让领域的扩大或加深，因为各国发展水平不同，如何实现主权转让就成为一种智慧的博弈，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视野、持久准确的政治智慧，让谈判结果上升为合法性，逐步演化成制度层面的软实力。对这个过程，研究欧盟的学者认为其体现了欧洲人的理性精神，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欧盟是欧洲精英设计出来的复杂政治体[8]。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有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在关键时刻总有关键人物的政治信念和智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这种政治智慧用在主权的和平转让上，是一种创新。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其中的精英设计是缺乏民主的表现，是“民主赤字”。
二、欧盟软实力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应对
当前，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欧盟的发展陷入困境。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欧洲一体化能走到欧盟这一步，是各种驱动因素推动的结果，其发展方向不会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悲观。战后几十年形成的欧洲观念、欧洲认同、联邦思想、社会民主主义仍是主流，和平作为核心价值观更是没有动摇，特别是欧盟领导人和德、法等主要欧盟国家对欧盟的信念没有发生动摇。欧盟软实力在危机面前，如何积极应对？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分析，此次危机让欧盟治理的良好形象受到损伤，欧盟正力图挽回。
第一，从被热捧(高度认同)到被质疑、再到被治理。欧盟治理曾被认为得到高度认可，这种依据规则的治理已经成为欧洲的一种“天性”[9]。同时，这种治理因多机构、多层次、多角色参与的特点在进入21世纪后受到批评。特别是欧盟宪法被否定之后，批评之声更是尖锐，认为欧盟治理导致“过多的规则束缚了手脚”，因机构过多、层次过于复杂而“缺乏协调”，“中央权力和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造成无休止的管辖冲突”[10]。在欧元区欧债危机爆发后，批评的矛头更是直指治理结构的设计缺陷，被指因缺乏关键的制度来确保金融稳定，比如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和财政联盟。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评价或许说到了欧债危机发生的要害，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因为涉及财政主权，其难度恐怕是难以逾越的。问题还是出在治理上，因为按照各方当时出台的保障措施，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均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相关各方通过了以此为重要内容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可是，这个公约被法、德两国公然带头违犯，希腊、葡萄牙、意大利更是明目张胆地违犯。违犯后没有相应的惩处，于是违犯愈演愈烈，《稳定与增长公约》难以承受欧盟区经济的低速发展和福利水准刚性不变之重，超国家的治理难以适应欧元区主权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读，上层建筑没有适应经济基础。由于这种治理的弱化而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局，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介入治理欧债危机，被国内学者称之为“被治理”[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来被认为是治理全球经济尤其是治理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国际经济制度。如今，治理到欧盟头上，说明其自身治理能力的削弱。
第二，从自我欣赏到自我反思再到逆境中谋求治理改革。欧洲精英们对欧盟治理一度很是自信，甚至是自我欣赏。欧盟委员会于2001年7月发表了《欧盟治理白皮书》，被解读为对所谓欧盟“民主赤字”的一个回应。白皮书特别提到欧盟善治是迈向全球善治的第一步[11]。一场欧债危机让已经充满问题的欧盟治理陷入困境。但是，这场危机“在欧元区，它被证明是集体反思的分水岭。它激发了自我改革”[12]。此次反思可以说是欧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思，反思更多地立足如何改革，如何向前推进。欧盟领导人和欧元区核心国家领导人都表达了改革的意愿，如德国就提出，在欧元区更深的政治联盟的条件下，促进货币和财政的同盟。改革还是从欧元区治理开始，除了推出金融稳定工具(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等救援机制外，欧盟还在2010年10月通过了经济治理改革方案，决定强化财政纪律、新建宏观经济风险监测机制、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以及建立永久性危机应对机制。欧盟治理改革是危机推动型的改革，虽然前途不明朗，但是，欧洲联合之路显示，每在关键时刻，欧洲领导人往往会发挥主动性，促使欧洲联合再上台阶。在此次危机面前，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为首的主流派表现出对欧洲联合的信念。以往在众多对欧洲一体化的质疑中，常有学者批评欧盟当前问题的根子在欧洲或者法、德领导人有太多的抱负和野心，但是事实上，没有对欧洲建设的信念就没有欧盟的今天，没有信念才更有害于欧洲。正像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于尔根·斯塔克所说：“如今欧盟面前雄心勃勃的任务，不仅仅是一个空想的议程。”[12]
其次，从价值观层面分析，“福利”、“民主”面临再认识和充实。
第一，福利之所以是作为价值观层面来提出，是因为福利被赋予太多的价值内涵。(1)福利是人人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意识深入人心，不容侵犯，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权。(2)福利代表了“一种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文化”[1]，是一种意识形态。战后，在西欧和北欧国家，福利被视为均贫富的公正平等的概念。(3)福利是欧盟倡导的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在欧盟层面，《里斯本条约》正式引入“社会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强调，表明欧盟仍然更看重社会公平。(4)福利是欧盟倡导包容性增长的体现。“欧盟2020战略”提出了三大核心目标，包容性增长是其中之一，这种增长旨在提高就业水平，加大技能培训投入，实现劳动力市场、培训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更具凝聚力的社会[1]。欧债危机爆发后，有一种直白的说法就是：欧债危机都是福利惹的祸。其实，一些欧盟国家早就面临着福利改革问题，但是福利作为一种权利，改革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会难以进行下去；再有，欧盟确立了统一的欧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但是，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于是，一个国家财政出问题，让另一个国家提供援助，就会被视为对这个国家民众福利的一种侵害。在经济全球化而不是福利全球化的时代，福利对趋利的资本再也不具吸引力，资本正在流向福利还不具太多内涵的国家。
第二，民主面临新问题。按照历史的发展演变，在欧洲，民主首先是价值形态的观念，然后才是制度，二战后西欧国家才真正完成了民主化的改革，而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共体和欧盟，也就必然存在着如何建设民主制度的问题。欧盟的做法是移植民族国家的民主政体。比如，欧盟的机构框架有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盟法院、欧盟审计院。于是，在民主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主权国家面临的问题，一个是超主权机构的欧盟面临的问题。
主权国家面临的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下，无论是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为了讨好选民，对福利有太多的承诺而把债务推到了很高，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透支机制已经形成，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债务窟窿越来越大，以致即便在民主制度下的纠错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此次欧债危机后，引发了对欧洲民主的种种质疑，可谓战后历史上少有。国外有学者承认欧洲的“民主体制的确存在缺陷”[13]。国内有学者认为欧债危机让社会民主主义遭遇尴尬，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因欧债危机而进退两难。国内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家布坎南(J.Buchanan)和瓦格纳(R.Wagner)曾提出的现代社会中“民主诱发赤字”这一经济规律，在四十多年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得到了验证[14]。也有国内学者指出，欧债危机充分暴露了欧洲民主的一大不足，即政治家过分讨好“民意”，可能导致“福利超载”[15]。当然，也有国内学者反对将欧债危机和民主挂钩，给出的理由是北欧国家、德国是高福利的国家，也是民主国家，却没有出现大问题[16]。尽管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民主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遭遇，对欧洲民主国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是，应该看到，经过战后几十年的民主实践，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相对成熟，民主观念也深入人心，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国家的民主的确面临一个如何既保障公平又不失效率的问题，否则，极端主义、右翼势力在民主制下也会赢得部分人心。
超主权机构的欧盟面临的问题。自丹麦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法国和荷兰在公民表决中都否定了欧盟宪法条约，特别是爱尔兰再次否决了一个重要的欧洲一体化条约——《里斯本条约》之后，“民主赤字”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并被关注，即欧洲精英对欧洲一体化的设计和民意相差巨大，关于“民主赤字”的问题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问题。欧盟曾引以为傲的民主治理，看似一种多层次的管理，共存于民族国家和和超主权国家的互动中，但民族国家的民主治理仍然是主要的治理，欧洲民主治理仍然从属于民族国家治理。民族国家的民主仍具有刚性的制度性特征，而欧盟层面的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能走多远取决的因素很多，关键是欧洲公民能否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因为欧洲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欧洲命运共同体不具备一个有宪法基础的“公民国家”的特征[7]，在这样前提下，欧洲一体化的精英路线如何走下去，将是未来面临的问题。有必要说的是，精英路线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追求的是民主、人权、和平价值，也即软实力，符合欧洲的客观实际，不能简单地否定，只是要调整，要更接近民众，赢得更多的欧洲认同。
综上所述，欧盟软实力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在多样化的政治文明中，欧盟软实力是其中的一种，欧盟软实力无论是价值观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体现了一种继承与创新，且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它是欧洲长期的历史反思、文明底蕴、多元社会的结果[17]。欧盟虽然因债务危机而使其软实力受到影响，但是，这种消极影响不是伤筋动骨的。欧盟软实力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欧洲联合的信念、反思精神、谈判智慧、制度设计的想象力，都发挥过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对此，要有公正的评价。从欧盟的未来发展来看，欧盟治理的制度建设还不能完全拒绝精英路线，只是要更尊重民意，更多考虑客观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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