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性经济发展与亚洲直接资本投资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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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的经济互补发展与直接资本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地区论文,资本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洲地区的经济互补发展机制

以下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亚洲地区(注:本文所指的亚洲地区指亚洲主要的17个国家(或地区),即: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和中国、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发展到以互补经济关系带动相互经济发展的历史经过。60年代以后,亚洲地区的许多国家与地区相继地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处于所谓“雁行经济发展形态”。过去的亚洲曾经是“贫困”、“经济落后”的代名词,但现在却发展成为被称为“发展的亚洲”、“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推动亚洲地区如此迅速经济发展的经济动力波澜是从美国、日本等旧的经济增长中心推向周边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NIES(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注: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过去曾被称为NICs(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1988年起改称为NIES。),然后又推向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此外,中国与越南(注:越南在1995年7月28 日的第二十八次东盟外长会议(在文莱召开)上被接纳成为第七个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员国。)等国也实施了经济改革与经济开放政策,取代与发展、追赶经济先行发展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从而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一种经济结构的连锁转变状态。

英国《经济学家》1995年6月24 日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亚洲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的论文,该论文将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划分为日本、韩国的“东北亚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和“东南亚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并预测今后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主要采取“东南亚经济发展模式”。所谓“东北亚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指以由政府通过银行中介疏通投资资金流动的这种间接资金融通方式为主,外来的直接资本投资为次,韩国虽然设立了出口加工区,直接引进直接资本投资,但韩国政府却主要推行依靠借入借款和引进技术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在东盟国家见到,这些国家没有根据什么产业政策来引进外资投资,而是采取从一开始便积极地引进外资投资,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直到实施金融自由化、培育股票市场等直接资金融通的方式。为此,“东南亚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摆脱国内储蓄的制约和贷入资金所带来的债务支付危机,能够通过比较自由的经济活动来提高经济增长率。推行经济改革与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中国和越南也采用了“东南亚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为外资开放本国经济使本国经济发展与外部动力结合起来,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

新目前亚洲的现状来考察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差距,这种差距乃是由于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产业分工和围绕产品生产形成了互补关系所导致的。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的工资差距、天然资源利用率差距形成了利润率的差距,民间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促使了资本的活动移动,这仍然是亚洲地区区域内扩大投资与贸易活动的主要原因。

在亚洲地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前后开始便致力于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从欧美各国进口设备和引进技术。从其后约一百年日本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发展的历史看,首先是从外国引进但无力加以消化,从而经历了一个投资资金无法回收的非经济时期;接着便经历了引进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出现技术上的二重结构和两极分化时期。其后,又经历了两种技术开始联结,引进技术对传统技术发生影响,从而出现有效进行技术消化的时期,最后到达国产技术的开发、发展乃至达到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时期。

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发展迅速开展的今日,较迟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或地区),通过积极引进直接资本投资挤进过去日本所曾经经历过的各种发展经济阶段,而且呈现出各种复杂的样相。引进技术的领域是与传统产业部门无关的,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部门同时并存的状态。因此,在不具有先进国家的产业状况、加上市场竞争作用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引进如始申克隆所指出的能够产生“后发性效益”(注:“后发性效益”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A ·Gerschenkron)从19世纪的欧洲世界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所得出的结论,意指周边国家从中心国家接受由中心国家所开发的最新技术所积累的资本,作为“后发性效益”以促进其工业化。即后发国家如果引进先进国家花了较高的费用和较长时间所开发的先进技术便可以超越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去追赶先进国家,可以缩短时间进行急速的工业化。但如果不考虑原来的本国传统技术,单纯去追求先进技术,就不能实现技术的飞越,而会发生技术消化不良症,不能发挥引进技术的效果。(请参看《历史透视的经济后发性效益》,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的有效技术,这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发展中国家过份追求迅速的经济发展,在技术引进方面便会倾向超越本国的现状去照搬先进国家的技术。这样便往往会产生技术消化不良症;此外,引进的技术越先进便越发可能产生引进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技术两极分化的现象。在这种技术两级分化的状况下,引进的先进技术难以成为普及的技术。不考虑引进技术和本国传统产业的联连性,这种技术引进还会导致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对外依赖。为了避免这种倾向,发展中国家必需根据产业政策探讨引进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技术,并结合整备本国的接受与容纳引进技术的条件。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的转变

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持续保持高经济增长,同样地,一个国家的产业部门也必然要逐步地发生变化。首先,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劳动密集型的纤维纺织工业居于发展的比较优势地位,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这种比较优势地位一般地就会依次地向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等产业部门转移。就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看,先从初级产品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转移,接着又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制品转移。亚洲地区许多国家(或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随着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技术进步等国内生产要素的积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从输入资本与技术逐步取得经济发展,进而转变为资本与技术的输出国(或地区)。近年来,在亚洲地区区域内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连锁转变的现象。

在亚洲地区起着经济发展先驱作用的日本,由于无法通过关税保护本国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产业,便通过直接资本投资和技术转移这一途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产业,从而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日本培育发展起来的完整工业体系,是依靠美国作为其工业制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扩大发展起来的,在80年代前半期美国里根政府的扩大内需和保持美元高比值政策的形势下,美国陷入于对日本的巨额贸易收支逆差的困境之中。

为此,美国修改了保持美元高比值的倾向,试图迫使日元与马克升值来恢复美国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能力。即在1985年9 月于纽约广场酒店召开的西方五大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会议上,取得了协议,为了纠正各国间的贸易不平衡和稳定汇率而调整国际经济政策,从而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这次首脑会议调整了国际汇率政策,促使日本企业改变了它们的企业国际经营战略,为了对付迅速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形势,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扩大了对外直接资本投资,也在亚洲地区实行了这种国际企业经营战略转变。日本在亚洲地区进行直接资本投资的特点是,首先投向NIES (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 接着转向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又从ASEAN国家转向中国、越南;近年来的特点则是,特别增大了对中国的投资,此外,除了大企业的投资外,中小企业的投资也有了急剧的增长。

作为对付日元升值的具体对策,日本企业转向生产高增值产品和从事多元化企业经营。同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显然又针对亚洲地区各国(或地区)之间的低廉劳动力等投资环境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了逐步转移投资方向的战略。已经在亚洲地区建立了生产基地的企业,便在当地调整生产体制和进行生产成本核算,或者转向生产增值更高的产品项目或者转移生产基地。

日本企业的这种转变企业经营战略的行动对亚洲地区基地产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或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亚洲地区,由于卷入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影响之中,工业化进程有了加速,成为了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机制的一个契机。

在日元升值的形势下,日本从亚洲地区进口的工业产品进口额不断趋于大幅度增长,首先来自亚洲地区 NIES 的工业产品进口额增长率从1986年的37.2%提高到1987年的59.7%、1988年的46.4%,其后基本上逐年增长6.8%,仍保持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日本来自中国的工业产品进口在1987年以后也有很高的增长率,日本从亚洲地区增大工业产品的进口加速了亚洲各国(或地区)的工业化,并提高了它们的出口能力,对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近年来,亚洲地区NIES取得了活跃的经济发展,并继日本之后进入到资本供应国(或地区)的行列,并将经济发展的动力扩大波及到东盟国家、中国和越南。亚洲地区国家(或地区)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建立起了互补经济关系,并在一部分地区起到了形成经济交流与经济合作的集合体,这种现象实际上已可以称之为“局部地区经济区”或“区域经济圈”。以这种’区域经济圈”为中心,把周边地区笼卷进来,活跃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目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今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仍然将是很乐观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日本自己建立起来的完整工业体系中,作为基础产业根基的基础技术领域也由于日元升值成本上涨和高学历社会出现而难以为继,不得不将基础技术的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其转移的方向首先是亚洲NIES,其后由于这些地区的成本也逐渐上涨而又转移到ASEAN。此外, 日本的中间技术领域也由于难以在日本国内进行生产而不得不转移到亚洲NIES,部分地则转移到ASEAN。由于中国的基础技术领域比较广阔,为此, 日本与亚洲地区NIES也将一些基础技术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

这样一来,目前便形成了日本在先进技术领域、亚洲NIES在中间技术领域、ASEAN在中间技术和基础技术领域、 中国和越南在基础技术领域分别持有比较优势地位,从而在生产分工方面出现了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但是,这种产业分工状况并不是固定的,各个国家(地区)相继发挥其活跃的经济结构转变能力,将会出现后进国家(地区)赶上先进国家(地区)的现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引进外资直接资本投资将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和不同的地位变化。在发展中国家中已可以看到有这种现象出现。先进国家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飞地经济”,进行与当地产业毫无关联的产品生产,并将这些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因此,今后日本要在亚洲地区确保其比较优位,就必需更加努力地开发先进技术,并在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发挥协调的作用。

顺便提一下,1993年亚洲地区在一些工业制品的世界产量中占有如下的比重:收录音机,99.8%(其中日本占2.3%);磁带录音机,85.4%(34.8%);空调器85.8%(37.4%);电子炉67.1%(4.5%);汽车32%(23.1%);等。其后,亚洲地区在这些产品的世界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又有所增大,但日本所占的相应比重却有所缩小。从1992年到1994年期间,日本企业在亚洲地区的产值增长了41%,在其销售对象中,亚洲地区(日本除外)占68 %。 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逐年提高,1994年彩色电视机占72%、收录音机和电冰箱占42—43%、汽车占三分之一、汽车机件占22—23%,等。

三、从“日本模式”到“东南亚模式”

处于上述状况下的亚洲经济增长今后将会如何进展呢?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低开发阶段,首先在早期它们是进口工业制品,接着是进行目的在于使原来进口的工业制品在国内生产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接着进行面向出口工业化,按这样的顺序发展的。NIES从60年代开始便较早采取了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政策,但由于资本类产品的自给能力薄弱,必须从先进国家进口资本类产品,通过进口机器设备,进行资本投资,在国内生产、供应过去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工业产品,并逐步地转变为面向出口生产。在80年代前半期,亚洲地区NIES经历了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亚洲NIES的主要资本投资来源过去是美国,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也积极地发挥了成为亚洲NIES的主要资本投资供应来源的作用。

此外,亚洲NIES工业制品的出口市场一直是美国,但1985年9 月西方五大国首脑会议协议后,欧美先进国家加强要求日本扩大内需,日本也向亚洲NIES工业制品开放了日本市场。80年代中期,台湾工业制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比重高于西德,同样地,韩国工业制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比重则高于法国,香港则高于意大利。当时,亚洲NIES所采取的面向出口工业化生产模式可以说正是日本的模式。特别是韩国更是日本模式的典型翻版,为了保持产业政策等传统的政府机构主导型,采取了完全排除官员行政干预的方式。

日本不断扩大市场开放,特别是在1993年以后日元进一步升值的形势下,日本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韩国企业与台湾企业的产品便较大规模地进入了日本市场;但是,亚洲NIES的国家、地区历来在技术与市场方面便和美国持有很密切的关系,而日本与这些国家、地区则在资本投资方面有较深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市场前景并不明朗,为此,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日趋孤立,日本迫切需要改善这种状况。

最近,亚洲地区NIES已经开始从日本模式中摆脱出来。它们在推行对外经济开放中积极引进外资资本投资与技术,在国际社会结构不断转变过程中,日本模式对它们的影响便越来越减弱了。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模式对引进外资与外国直接资本投资不持积极态度,为此不适用于以亚洲新市场为中心主导型的经济运营模式。80年代后半期以后,亚洲地区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在“经济自由化的多米诺反应”的过程中,上述的“东南亚模式”便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亚洲地区的净资金流入在进入90年代以后便迅速地不断趋于增大。在发展中国直接资本投资和证券投资不断趋于扩大的形势中,亚洲地区在80年代中期以前由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官方贷款占有很大的比重,但80年代后半期以后,直接资本投资不断有着明显的增长,进入90年代以后证券投资也趋于迅速增长。

具体地说,1980年民间银行借款占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外来资金流入量的62.2%的比重,但是到了80年代后半期,此项比重便大幅度地下降了,1986—89年期间年平均仅占1.3%。但是进入90 年代以后,此项比重又再度增大,1990—93年期间年平均占有15%的比重。另一方面,直接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在1980年不过只占10.3%,80年代后半期期间年平均占51.7%,1990—93年期间年平均占44.9%。此外,证券投资所占的比重在1980年为2.1%,80年代下半期期间年平均占 11.4%,1990—93年期间年平均占22.9%(注:日本经济企画厅,《年成七年版,世界经济白皮书》(平成七年,12月版),第210页。 (平成七年为公元1995年。)。

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水平因国(地区)而异,为此外国资本的流入数量、形态也有所不同。经济比东盟国家先行发展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在80年代后半期除了直接资本投资之外的其他资本流动形态已经成为出超。但是到了90年代初,证券投资的流入量有所增加,为此又再次成为资金入超状态。东盟国家在80年代以后一直保持资本入超状态,特别是在80年代末期以后,直接资本投资有持续增加趋势。此外,1993年证券投资额急剧增加。中国在80年后半期以后,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化,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为此外来资金大量流入,1995年的实际直接资本投资达375.2亿美元,比1994 年增长11.1%,此外,证券投资也趋于增大;此外,1995年底中国的债务余额达1065.9亿美元。

亚洲地区的外国直接资本投资额在1985年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资本投资总额111亿美元的28%,1990年上升到占总额267亿美元的42%,1994年又上升到占总额779亿美元的55 %(注:这里所谓的亚洲地区各国指韩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蒙古。数字指这些国家的合计数。)。进入90年代以后,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与东盟国家由于土地价格与工资水平高涨,直接资本投资流入额便趋于疲软、而中国与越南的流入额却趋于增大,特别是来自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与东盟国家的直接资本投资也趋于大幅度增长。

就整个世界的直接资本投资动向看,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直接资本投资比重趋于下降,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资本投资比重则趋于增大,1980—84年期间年平均仅占有20.7%的比重,1990—94年期间年平均便占有33.8%的比重;而其直接资本投资流入额在从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期间内约增大 6 倍。 其中流向亚洲地区的直接资本投资额在1985年为31亿美元,1990年为111亿美元,1994年为420亿美元,有着显著的增长;在1985—1994年这10年期间内,流向亚洲地区的直接资本投资额的增长率也超过整个发展中国家同类增长率13倍。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资本投资更加不断地集中于亚洲地区。

80年代后半期流向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直接资本投资额不断增大,其次自80年代末期以后流向东盟国家的直接资本投资也出现有不断增大的趋势,但进入90年代以后,流向这两个地区的直接资本投资便出现有减少的趋势,而流向中国的直接资本投资则以1992年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注:邓小平先生从1992年1月18日到2月2 日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所谓“南巡讲话”,以此为契机中国进入了全面加速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并提出了除已通过引进外资投资取得了迅速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外,并努力发展沿江(沿河流)、沿边(沿边境)的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三沿政策”。“南巡讲话”的详细内容通过中共中央1992年第四号文件在党内传达。(见香港《大公报》,1992年6月13日)为契机而有急剧的增长。 中国的外来投资从1991年的协议投资件数12978件、协议投资额119.8亿美元,实际投资额43.7亿美元增大到1992年的48764件、581.24亿美元和110.08亿美元;1993年又分别增大到83437件、1114.35亿美元、275.14 亿美元;但是到了1994年由于受到中国实施金融紧缩政策的影响等原因,外来投资增长率开始有所疲软,分别下降到47549件、826.8 亿美元和337.67亿美元;1995年的协议投资件数减少到37011件, 但协议投资额则增大到912.82亿美元,实际投资额增大到375.21亿美元,平均一件投资案例的投资额也趋于增大(注: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资料。)。

流向东盟地区的直接资本投资额在1994年以后又再度恢复了增长趋势,这是由于东盟各国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所致。印度尼西亚在1993年6月以后三次大幅度放宽外资独资企业(外资控股100%的企业)的设立条件和国内销售比率的限制。马来西亚决定分阶段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从原来的34%先降低到1995年的30%。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之一,韩国为了促进技术引进于1993年11月又增强了外资投资优惠政策。

为此,亚洲地区外来资本投资的动向的特征为:投资对象国(或地区)逐步地出现转变,美国和日本等先进国家在70年代中期大规模向经济有较顺利发展和社会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进行资本投资,其后在80年代以后便转向东盟地区,90年代以后再转向中国和越南。随着率先实现工业化的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产业结构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加上受到80年代后半期汇率上升的影响,需要向外寻求低廉劳动力市场而不断地增加对东盟地区、中国、越南的投资。

根据日本大藏省的投资申报数字(注:日本的对外直接资本投资统计包括了取得证券、贷款、设立分公司和扩大分公司等范围的汇款。申招数字按年度计算,年度指日本的财政年度(从4月1日到翌年3月31日)。),日本的对外直接资本投资从1989 年度(指日本的财政年度, 从1989年4月1日—1990年3月31日)达到峰值(675.4亿美元)以后趋于减少,1992年度减至341.38亿美元。但是1993年度则比1992年度增长 5.5%,达到360.25亿美元,1994年度又比1993年增长14%,达到410.51亿美元。投资件数则从1993年度的3488件大幅度地减少到1994年度的2478件,但这是与日本大藏省放宽投资申报条件有关,即不需要申报的投资额限额从过去的“相当于30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相当于1 亿日元以下”。

日本对亚洲地区的资本投资无论是投向制造业部门或投向非制造业部门的投资额均有大幅度的增长。1994年度日本对亚洲地区的直接资本投资额比1993年度增长46.1%,达到96.99亿美元, 在其对全世界海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93年度的5.2%提高到1994年度的23.6%, 在经过了十一年之后于1994年度超过了日本对欧洲的投资比重(15.2%),仅次于对北美的投资比重(42.2%)而居于第二位。如果仅从1994年制造工业部门的投资情况看,那么日本对亚洲地区的投资比率增大到37.6%,在经过了十四年之后,于1994年度超过了对北美地区的投资比重(34.6%),而居于第一位。

总之,亚洲地区区域内的以企业主体为中心的自由经济活动已经出现了跨国、跨地区的相互依赖经济关系,经济先行发展国家(或地区)将其已经相对处于劣位的产业部门或其一部分向经济后进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从而出现了相互促进了彼此间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景象。在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总出口额当中,区域内出口所占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26.2%增大到1994年的38.5%, 而同类的进口比重也已从26.3%增大到37.1%。(请参看第一表)

过去亚洲地区的贸易根据古典的贸易理论系以“产业间的分工”为主,换言之,是建立在垂直产业分工的基础上的贸易结构。如上所述,近年来由于世界资本与技术不断地大量流入亚洲地区,此外,亚洲地区区域内相互间也出现了活跃的资本移动,水平产业分工的工业化有了明显的进展。结果,亚洲地区开始成为世界的工业生产据点之一,其生产规模也已在世界工业生产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开头流入亚洲地区的直接资本投资是为了追求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建立面向先进国家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生产基地。其后,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出现了活跃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即:各国、各地区根据生产同一产业部门产品的各自相对优位而进行“产业内部的产业分工”,从而出现了相互间进行“产业内部的贸易”。

产业内部的贸易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根据各自的相互优位特化进行同一产品的某一生产工序,即相互间出口工业产品与部件的“一种工业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间的产业分工与贸易形态”。另一种形态是,亚洲地区各国、各地区在同一产业部门的制造技术、产品质量、用途、设计等方面进行不同种类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分工,相互间出口“不同工业产品的产业分工与贸易形态”。

特别明显的例证便是电气机器部门,其产品的种类繁多、工序也多,是一种很容易进行专业化生产的产业部门,在这类工业部门中,无论是不同生产工序间的产业分工或者是不同类别产品间的产业分工都是屡见不鲜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与生产工序多半倾向于集中在东盟国家与中国;而在钢铁工业部门,一些需要高技术的产品,如无缝钢管则由日本进行专业化生产,而技术水平较低的钢条、钢板则在其他国家生产,这便是同一工业部门不同类别产品的产业分工的一个明显例证(注:详况请参看,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白皮书(总论),平成年版》,平成七年,5月,第251—264页。(平成七年为公元1995年)。)。

表1 亚洲地区进出品贸易的贸易方向结构比重(单位:%)

贸易方向 贸 易 方 向 (国 别、地 区 别)

年份亚 洲

日 本

北 美

欧洲共同体 其 他 合 计

(出口贸易)

1980

23.119.821.3 15.1 20.7

100.0

1985

26.216.930.9 10.8 15.2 100.00

1990

32.914.625.2 14.7 12.6

100.0

1994

38.512.624.0 13.1 11.8

100.0

(进口贸易)

1980

22.222.8 -10.9

- 100.0

1985

26.322.815.1 10.9 24.9

100.0

1990

32.620.414.8 11.6 20.6

100.0

1994

37.120.812.8 11.5 17.8

100.0

注:(1 )本表的亚洲地区指包括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中国等9个国家与地区。

(2)北美指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三个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年鉴》,各有关年份版。

四、中国的外资直接资本投资发展趋势

中国于1979年7月颁布了《合资法》,但合资企业、 合作企业和外资独资企业(外资100%控股的企业)等所谓“三资企业”到1995 年底为止的直接资本投资累计数额为:协议投资件数259264件、协议投资额3961.12亿美元,实际投资额1348.67亿美元。在对中国进行资本投资的投资来源国别与地区别中, 居首位的是港澳资本, 其协议投资件数为157664件(占60%的比重)、协议投资额2415.59亿美元(占61.)、实际投资额805.47亿美元(占59.7%); 第二位的是台湾资本, 分别为31849件(12.3%)、294.62亿美元(7.4%)、115.85亿美元(8.6 %);第三位的是美国资本,19731件(7.6%)、282.58亿美元(7.1 %)、108.52亿美元(8%);第四位的是日本资本,13260件(5.1 %)、212.61亿美元(5.4%)、105.06亿美元(7.8%)。

香港、台湾等华人、华人经营的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在投资总件数方面占73.1%、在协议投资总额中占68.4 %, 在实际投资总额中占68.3%,均占有压倒的比重。此外,韩国、新加坡、泰国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达到相当大的数额;特别是新加坡在仅1995年一年便有1279件的投资件数、86.66亿美元的协议投资额、18.51亿美元的实际投资额。截至1995 年底为止, 新加坡对中国大陆的累计投资额达:协议投资件数5846件(占2.3%)、协议投资额(173.06亿美元、占4.4%)、实际投资额39.23亿美元(2.9%)。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外来直接资本投资的特征有:(1 )对中国大陆所鼓励投资的部门,如社会基础设施的整备、能源开发、交通运输等部门的投资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在从1990年起到1993 年期间有所迅速增大的不动产业部门的投资有所抑制;(3 )对制造工业部门的投资仍有顺畅的增长;(4 )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一些国际跨国公司的投资也不断趋于增加;(5 )平均一件投资件数的投资规模逐年趋于增大,从1993年的133万美元(指协议投资额)增大到1994年的174万美元,1995年的247万美元。

在中国大陆开始开工、开始营业的外资企业截至1995年底为止已超过10万家,在这些外资企业就业的职工人数达1400万人。这些外资企业的营业状况大部分良好,营业额逐年有所增大、产品出口额急剧增加。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布的数字,1995年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比1994年增长25.3%,达1098.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808.2亿美元的39.1%;其中出口额为468.8亿美元(比1994的增长35%,占31.5%),进口额629.4亿美元(增长18.9%、占47.6%)。1994 年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额在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中占有的比重为28.7%;为此,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贡献度确实不断有所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建设工厂所用的机器设备、器材和生产产品所用的原材料的进口额显然也占有相当大的数额。

此外,外资企业的经营也并不全是顺利的,在1994年4 月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的“全国外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会议”上,有7500家外资企业因在过去十四年期间内经营违法而被吊销投资批准或取消营业权,占三资企业协议投资家数的4.3%, 其理由有:外资方面没有按合同协议提供应份的资金;国内企业利用外资出资成为冒牌的三资企业,非法享受外资投资优惠待遇;外资方面将劣质设备按高价进口;有违法经营行为;等。自1990年以来,新开业的三资企业每年均有40%左右的亏损面,1992年达到42.5%的相当高的比率。

三资企业经营不顺利的原因,既有外资方面的原因,也有不少是中国方面的原因,例如一部分地区只追求引进外资投资案例数目的增加而不重视引进外资投资的质量;漠视国家的产业政策,盲目追求扩大引进外资;此外,随着制订和实施政策与法规;各个地方竟相扩大投资优惠条件;甚至让外资投资企业登记投资于国家限制外资投资的领域(如赌赙业)。就外资方面看,他们选择对中国这一仅占世界陆地面积7 %却拥有世界人口21%具有庞大消费市场潜能并且拥有大量比较低廉劳动力的地区进行投资是很自然的,但是投资之后,不少外资企业便发现中国市场并未对外资企业充分开放、原材料的采购有一定的困难、原材料的价格水平与质量、劳动力的确保供应与劳动力质量等情况缺乏了解与思想准备,从而感到不满和要求中国方面加以改善的情况屡有出现。此外,外资企业对中国由于领导人更动引起的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有关设立合资企业的手续规定不明确、条条块块的行政管理导致管理重复与手续繁琐、要求合资企业自行外汇平衡、社会基础设施(电力、供水、交通运输、港湾、通讯设施,等)不整备,等也有不满意之处。

此外,中国方面还存在有以下这样的一些问题:投资合移人不懂或不习惯于按国际惯例办事,现金偿付能力低、已经协定的事可以轻易推翻、难以取得必要的情报与信息因而透明度很低、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与出口的比重难以预先估定、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同导致认识上的差距、价值观的差距……等。尽管如此,但应该承认,中国的投资环境确实逐年有所改善、有所整备。

为此,在今后亚洲地区的互补的经济关系、产业结构体系中、在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无疑地是会起到很重大的作用的。

(摘译自日本世界经济研究协会,《世界经济评论》,1996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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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经济发展与亚洲直接资本投资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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