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际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结构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整个国际贸易的过程都是伴随着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品的消失。对于贸易总量扩张问题，传统贸易理论从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都在强调现有产品的扩张（即集约边际）是贸易扩张的唯一来源。在新贸易理论中，Krugman（1979）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引入了产品差异的概念，研究认为在水平分布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产品，并且消费者对产品种类都有各自的偏好，在如此需求偏好下，只要产品不完全替代，消费者甚至会不惜更高的成本来购买外国的产品，从而大大削弱了贸易壁垒对双边贸易的阻碍作用，因此出口国可以通过出口更多种产品来促进外贸的发展。自此，新贸易理论为后来提出产品种类的出口扩张（即扩展边际）是贸易利得的另一个渠道的新结论奠定了基础。在近年来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中，Melitz（2003）等人开创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研究，他们通过研究企业进入市场前后的动态变化，成功地将一国贸易总量的增长分解为两种增长模式，即集约边际的增长模式（the intensive margin）和扩展边际的增长模式（the extensive margin），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一国的出口扩张的途径是沿着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而实现的。Evenett and Venables（2002）实证发现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1970—1997年）的外贸增长有2/3是沿着集约边际的方向增长，因此出现了贫困增长的问题。这说明如果按照集约边际的增长模式，出口扩张只是现有产品在单一方向上进行数量的增加，激增的贸易总量会恶化贸易条件，从而带来经济的波动，甚至还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Houthakker and Magee（1969）在估计众多发达国家在进出口方面关于收入和价格的需求弹性时，发现日本的情况很引人注意，即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相当快，但并没有伴随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现象。后来Krugman（1989）给出了最合理的解释，如果经济增长是沿着产品种类不断扩展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出口扩张将会迎合有产品种类偏好的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不会恶化贸易条件。所以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如果按照扩展边际的增长模式，不仅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而且出口种类也不断增加，甚至还会带来产品附加值的不断增加，促进了产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样的增长模式就会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另外，从Melitz（2003）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出口产品，因此，构成贸易扩展边际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出口企业数量的变化。Helpman et al.（2008）、Bernard et al.（2006）等人分别扩展了Melitz模型，发现出口产品的种类和贸易伙伴的个数也构成了贸易的扩展边际，大大丰富了扩展边际的内涵。
为了优化各国在贸易扩张过程中的二元边际结构，一些学者还侧重探讨影响二元边际结构的诸多因素。Andersson（2007）考察发现市场熟悉度对出口的扩展边际有显著的影响作用。Feenstra and Kee（2007）表明美国的关税自由化增加了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的出口产品的种类。Manova（2008）发现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出口大量的产品（即集约边际），也会出口更多的产品种类并拥有更多的贸易伙伴（即扩展边际）。Chaney（2008）研究出替代弹性对二元边际的效应是相反的。高替代弹性使集约边际对贸易壁垒的变化更敏感，但却使扩展边际对贸易壁垒的变化不敏感。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展边际中，产地多样化要比产品多样化作用更明显。因此，除了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来降低贸易成本以外，加强同北半球国家的贸易关系对提升扩展边际有积极的影响。
丰富的国外文献为我们理解二元边际结构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但国内关于中国出口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的研究文献则相对缺乏。钱学峰（2008，2010）实证描述了中国在多边层面和双边层面上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扩展边际在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很小，并且分析了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规模、工人生产率水平等因素。杨春艳、孔庆峰（2011）研究得出中国在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方面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从而导致中国对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容易呈现波动性增长。
但是，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很少涉及中国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结构中的质量特征，本文为了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融合Armington模型、Krugman模型和产品质量差异模型，以2000—2005年中国28个省市的海关数据为对象，从多边层次和双边层次上分别讨论中国出口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侧重讨论了中国在出口扩张中的产品总体质量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了质量这个重要的产品属性对优化二元边际结构的作用机制，这为研究我国二元边际结构的相关文献做了一个有益的重要补充。本文接下来的行文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理论模型，第三节是实证研究，第四节讨论实证结论和政策涵义。
二、理论研究
我们在研究贸易理论时会发现一个不辨的事实，即大国在绝对数量上比小国出口得多，但是一些理论在分析和预测大国是如何实现这一点时有不同的结论。比如Armington（1969）地区差异模型充分强调了集约边际，即一个国家在规模大小上是另一个国家的两倍的话，则其现有产品的出口总量也是它的两倍，同时出口价格也会越低，没有考虑出口产品种类的情况。Krugman（1980，1981）模型强调了扩展边际，即从一个国家的规模大小上讲，如果它是另一个国家的两倍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将生产并出口的产品种类也将是它的两倍。Flam and Helpman（1987）的产品质量差异模型强调了产品质量，认为如果技术改进的过程发生在规模较大的国家，那么这类国家将会生产和出口更多高质量的产品。这三个理论虽然结论差别很大，但为研究出口结构提供了三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即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和产品质量。本文的研究就是利用上述理论揭示三种可能的外贸增长方式：（1）出口更多的某种产品；（2）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3）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据此，本文试图解答如下令人疑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当一个经济体规模越大时，它会越倾向于选择哪种增长方式？一个大的经济体从长远来看应如何选择最优的发展路径？我国目前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增长方式是否合适以及未来优化的路径选择又该如何设计？
（一）二元边际结构的界定
在分析中国出口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时，我们需要明确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定义。在现有文献里，集约边际均指企业现有的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数量上的增加。但是关于扩展边际，现有文献没有统一的界定。例如Hummels and Klenow（2005）强调的扩展边际是指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
鉴于本研究采用的是HS-8位的贸易数据，从产品总量的角度来界定二元边际比较合适，即将贸易总量
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IM）和扩展的贸易边际（EM），也就是集约维度上的价值总量和扩展维度上的产品种类的价值总量。本文采用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类似的方法，将集约边际具体界定为：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继续出口到过去已经出口过的市场（老产品老市场）。同时，扩展边际被定义为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出口到新市场（老产品新市场）与过去没有出口的产品出口到新市场（新产品新市场）之和，设定如下：
（二）理论模型
为了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讨论Armington模型、Krugman模型以及产品质量差异模型，本文假设一个普遍的情形，即m国的消费者从J个国家购买N种产品，力求如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且满足约束条件：
1.Armington模型 
2.Krugman模型
3.产品质量差异模型
Flam & Helpman（1987）关于产品垂直分布现象的研究结果显示，质量是决定同种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反过来说，对于同种产品而言，产品数量越多，价格越高，则说明该种产品的质量就越高，附加值在不断提高，为以上两个模型深入解释价格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本文尝试把质量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到Armington模型和Krugman模型中，探讨修正后的两个模型是否会得到一致的结论，进而弥补理论上的一些缺陷。
（1）用质量修正后的Armington模型
且约束条件并不发生改变。最后，可得与经质量修正后的Armington模型相同的式（15）和以下三个结论：
可见，在Krugman（1980，1981）模型所得结论的基础上，经过质量修正后的Krugman模型得到的式（22）的结论恰好弥补了Krugman（1980，1981）模型中的理论缺陷，即表明产品的质量是决定产品价格的重要结论。式（23）恰好是一个体现各类产品的整体质量状况的式子，因为等式右边的
是反映各种产品垂直维度上（仅限于每类产品下的某种产品）的质量状况，
是反映各类产品（即category，指某大类产品）水平维度上（指每类产品下的各种产品，即variety）的质量状况，所以，
以“加和”的形式来反映某类产品的整体质量状况，在数值上可用等式左边的经价格调整后的产品数量值来具体体现，该数值越大则其反映的该类产品的质量状况就越好。
三、实证研究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以2000—2005年HS-8位的海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计量模型来研究中国出口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其中，海关数据报告了出口商品的税号名称、单价、数量、企业编码、企业名称，企业地址、收发货地、起运国或目的国、口岸海关、贸易方式、运输方式、中转国等内容。另外，本文还运用了各省市2000—2005年的人均GDP和劳动力的数据。由于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外贸增长出现了异常波动性，充分暴露了外贸增长过程中结构的不合理性，为此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来重点考察我国出口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的特征以及扩张过程中伴随的价格现象和质量状况。
（一）考察我国各省市出口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
根据二元边际的定义，本文运用各省市的年贸易总量分别计算出各省市2000—2005年的二元边际
和
，然后根据Armington模型和Krugman模型的研究结论，建立以下的模型③：
运用各省的人均收入、就业水平、和值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可得表1。
为了探讨中国的二元边际结构的特征，本文考察人均GDP和劳动力水平对IM、EM的影响。由表1知，
，而且显著，说明我国的集约边际与人均GDP和劳动力均成正比。由于各省的规模大小由劳动力数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同时测度，它表明我国省份的规模越大，集约边际的效应就越大。这与Armington模型预测的方向基本一致，因为Armington模型预测的结论是。
同时，
，而且显著，说明我国的扩展边际与人均GDP和劳动力均成反比，即我国省份的规模越大，扩展边际的效应反而越小。这与Krugman模型预测的结果恰好相反，因为Krugman模型预测的结论是
⑤。扩展边际重点研究的是我国各省份出口的产品种类的扩展，即新增产品的贸易量和老产品开拓新市场的贸易量在总贸易量上所占的份额。根据各省二元边际的计算结果，这个份额相对集约边际所占的份额要小；同时，上述计量结果表明扩展边际在贸易大省中也不太明显，这些都说明了我国的二元边际结构还不太合理。目前我国各省在出口扩张中仍然以集约边际为主，出口的产品主要以现有产品为主，而且计算结果表明集约边际的效应日渐增强。
（二）考察我国各省市出口贸易扩张中伴随的价格现象和各类产品的质量状况
前述文献均预测了研究贸易扩张过程中所伴随的出口产品的价格趋势和总量变化情况。本研究也尝试运用我国的各省市的贸易数据来考察我国各省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变化情况以及各类产品的出口总量情况。
借鉴Hummels and Klenow（2005）考察美国贸易总量的二元边际结构的研究方法，本文也将在双边层次上去分析我国各省市出口到主要贸易伙伴国⑥的各类产品⑦的总体特征。建立计量模型：
表2报告了计量结果。由表2可知，我国在双边层次上出口的各类产品的价格水平和产品数量都与各省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中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都很显著，这一点与Krugman理论关于产品价格的现象的解释相吻合，产品价格不会随着地区规模越大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劳动力对出口各类产品总量的影响相对比较显著，即我国各省拥有的劳动力越多，其出口产品数量无论是从多边层次还是双边层次来看都是增加的，并且也很显著。综上所述，本文发现我国各省市拥有的劳动力越多，其生产的产品数量将越多，这符合了Armington模型关于这部分的论断；同时各省市规模越大，但产品的价格水平并不会降低，这为Krugman理论关于这部分的预测提供了计量依据。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发现表1、表2的结论均不绝对符合以上给定理论关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以及价格方面的预测。Armington模型忽略了扩展边际，也就意味着忽略了构成贸易强国半数以上由扩展边际构成的那部分贸易量。在只研究集约边际的情况下，Armington预测出了以较低的价格出口更多的某种产品。这与我们的计量结果不相符，因为规模较大的省份并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口更多的产品。Krugman模型则以扩展边际为显著特征，但我国的实证结果却不符合该理论中的地区规模大小与出口的产品种类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这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成熟程度有关，但是却符合Krugman关于价格水平趋势的预测。
那么如何解释我国的二元边际以集约边际为显著特征的前提下，各类产品的价格水平随着省市的规模增大而增大这种价格现象呢？因此在产品质量差异模型的指导下，本文用质量分别修正Armington模型和Kru gman模型，发现产品质量是影响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另外，修正过程中推导出了一个反映各类产品的整体质量状况的可量化指标——“质量指数”
，因此本研究将引入这个指数衡量我国各省市出口到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各类产品的质量状况，考察质量在二元边际效应中的影响。根据σ指产品需求的替代弹性Hummels和Klenow（2001）的研究文献，σ分别取值1、4、7⑧。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下页表3报告了计量结果。由表3可知，我国各省市的人均GDP和劳动力对这个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我国各省市的规模越大，该指标的值就越大，说明其出口的各类产品质量越高，这必然提升了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因此很好地解释上述价格现象。
为此，本文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考察该质量指数对我国的二元边际结构的影响，为将来我国二元边际结构优化的政策设计提供重要的计量依据。
表4报告了计量结果。由表4可知质量指数对我国二元边际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即对集约边际影响为负，对扩展边际影响为正。这说明要优化我国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可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多样化来增强我国的扩展边际效应，同时削弱集约边际效应，来改变我国出口二元边际结构以集约边际为主的现状。
然而，如何从根本上提高产品的质量状况？在用质量修正Armington模型和Krugman模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质量的提升是与生产过程中用于提升质量的那部分生产率水平来决定的，即“质量生产率”Z，这个值越大，那么产品质量Q将随之提高，所以加大技术投入，注重产品的品质，提高有效生产率，就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和贸易条件的改善。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融合了Armington模型、Krugman模型和产品质量差异模型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建立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各省市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关于我国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符合Armington模型预测的结论，但是Krugman模型和质量差异模型对伴随的价格现象的解释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其一，集约边际与人均GDP和劳动力均成正比。这表明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我国省份的规模越大，集约边际效应就越明显，这与Armington模型预测的方向基本一致。这说明我国的二元边际结构有待优化，应尽快努力实现由集约边际向扩展边际的转化。其二，我国的二元边际结构虽然以集约边际为显著特征，但是其伴随的价格现象符合Krugman模型对价格现象的观察。为了寻其缘由，本文结合质量差异模型，结果发现质量是影响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在本文的计量结果中，各省市的人均GDP和劳动力对产品质量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各省市的规模越大，出口的产品质量越高，产品价格水平也越高。这就合理地解释了我围出口贸易在各省市以集约边际为主、但产品的价格却随着地区规模增大而上升这一独特的现象。其三，本文发现质量指数对我国二元边际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即对集约边际影响为负，对扩展边际影响为正。这说明要优化我国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可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多样化来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二元边际结构。
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来看，在目前以集约边际为显著特征的发展阶段上，我国出口企业应该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市场战略，而不仅仅将目光盯在产品数量的规模上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美日欧等传统出口市场，应注重产品的多元化，增加扩展边际中“新产品新市场”在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同时选择“远走他乡”，将更多的老产品销往新市场，增加扩展边际中“老产品新市场”在贸易总量的比重，不仅可以改善贸易结构，也可以提高贸易利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也应该鼓励企业进入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发达国家市场或者发展中国家市场，大力开发新兴市场。与此同时，出口企业要深入实施以质取胜的发展战略，增加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和科技含量，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这将有利于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格优势向质量优势的战略转化，进一步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为优化我国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提供发展契机。
①参看Hummels和Klenow（2001）研究中定义的两个生产率指数之一：“process productivity”，在本研究中被称为“过程生产率”。
②参看Hummels和Klenow（2001）研究中定义的两个生产率指数之一：“quality productivity”，在本研究中被称为“质量生产率”。
③传统的Armington模型和Krugman模型考虑的都是国家情形，二元边际也是基于国家层面的数据来进行测算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非常有限，因而二元边际的国别差异较为突出。而我们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各省份对于贸易国的出口情形，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是自由流动的，因而二元边际的省际差异不可忽略地会受到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影响。但我们在研究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时，采用的是各省份年度登记的就业人数，就业情况相对稳定，一定程度减轻了劳动力跨省流动尤其是短期流动所带来的影响。
④
指的是就业总人数，
所描述的人均GDP指的是就业的人均产出，而不是统计数据中的人均GDP（包括了非就业的人口数）。但是，理论模型对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时往往忽略了这一部分人口数的统计。我们研究的计量部分是基于理论推导的关系来进行测算的，实现理论与实证的相互印证和高度一致。
⑤Krugman模型假设各产品品种质量相同，仅存在种类差异，因而外国消费者在追求消费多样化时促进了该国产品出口品种的增加，而不是单一品种数量的增加。所以，Krugman模型考虑得更多的是扩展边际而不是集约边际（Hummels and Klenow，2002）。
⑥主要贸易国选择的是中国的三大主要贸易伙伴，分别是美国、日本和欧盟（含27个国家）。
⑦我国关于产品大类的划分可能受出口产品的细分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能生产的种类数为V=NI，V指产品种类总个数，I指产品大类，N指属于某大类下的产品种类个数。由于只有大类数I能观察到，但当数据越细分时，大类I的数量就不易被观察到，因此在这里本文为了简化问题，将出口产品按行业分为九大类，即食品工业、化学工业、纺织缝纫及皮革工业、森林工业、造纸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文教艺术用品工业。
⑧Hummels和Klenow（2001）的研究中，σ=4是一个中间值。为了使讨论更全面，研究中又选取一个较小值和较大值，故σ又分别取值为1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