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的学术立场与政治个性
李振宏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开封 475001)
[摘要] 桓谭从古文经的学术立场出发，引申出对谶纬符命之学的思想批判，并以此选择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从他与王莽的合作到分裂，以至利用《新论》对王莽进行批判，他在东汉前期对光武帝“天下事以图谶决之”的公然反对，都可以看出他是从古文经立场和对谶纬符命之学的否定出发的，学术立场决定了他的政治个性。在和同时代其他经学大家刘歆、贾逵等人的比较中，桓谭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和持守，显得特别突出。在皇权专制时代，能不屈服于专制君主的淫威，始终如一地坚守学术立场，是桓谭最可宝贵的品格。
[关键词] 桓谭；刘歆；王莽；贾逵；古文经；今文经；谶纬
一、桓谭研究的新视角
桓谭是两汉之际具有思想独立之人格尊严的重要学者，也是一个实践儒家“学而优则仕”理念在不同政治生态中为官从政的士大夫官吏，其人生道路很具有中国古代学人的典范性意义。以往学界的桓谭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桓谭思想研究，诸如桓谭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人才思想等；在哲学思想范畴中，又主要是讨论其思想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倾向，以及桓谭思想的批判性特征。二是关于桓谭的人际关系研究，主要研究桓谭与王莽、刘歆、扬雄等人的社会交往或思想交流，也有集中讨论桓谭对王充思想的影响问题。三是研究桓谭的生卒年代问题。四是关于桓谭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注]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钟肇鹏、周桂钿著：《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第4章，《具有独立性格的思想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董俊彦：《桓谭研究》，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孙少华：《桓谭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玉璟：《关于桓谭思想的几个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苏诚鉴：《桓谭与王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姜书阁：《杨雄、桓谭、王充间的思想承传关系》，《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周桂钿：《“千石之官”和“猗顿之才”——王充论杨雄、桓谭》，《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徐京：《论桓谭的哲学思想》，《阜阳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曲利丽：《“知大体”——桓谭对王莽新政的反思》，《励耘学刊(文学卷)》，2011年辑刊；余洁平：《经验与理性的双重变奏——桓谭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余洁平：《从王充论桓谭看二人的思想渊源关系》，《淮北煤师院学报》，2000年第2期；姜亮夫、陶秋英：《桓谭疑年的讨论》，《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鲍格洛、陶秋英：《再谈桓谭的年代》，《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臧知非：《桓谭生卒年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曹道衡：《桓谭生卒年问题志疑》，《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张子侠：《桓谭生卒年驳议》，《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韩晖：《桓谭生年质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杨晓君：《两汉之际政治转折与桓谭历史命运》(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6年。 。这些研究廓清了桓谭研究中的许多事实性问题，诸如他的人生经历、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学术个性等等；但是，桓谭研究仍然有可以开发的余地，围绕桓谭的思考还可以更加引向深入。
以往的研究都是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范畴中所提出的问题，但在传统的学术视野之外，思想史研究可不可以提出新的问题，获得新的观察视角，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呢？笔者思考，所谓思想史，无非就是思想家的思想的传延，是思想家的思想的历史(当然这是就所谓传统的精英思想史而言的，不是那种把所有社会性的思想都包括进来的广义的思想史)。而思想家，又无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展开其思想的，而其思想也都是对现实政治环境或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或回答；思想家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于是，思想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他在特定政治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则都是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思想家的思想无疑都是有个性的、政治的、社会的原因的。如此说来，考察思想家的人格、个性及其和现实社会、政治的关系，是不是可以构成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的观察角度呢？
特别是儒家学者，他们既秉承先辈“学而优则仕”的遗训，有着深深的恋政情结；又要和君王、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所谓以道事君，这是一个并不好把握的立身原则。特别是在秦汉大一统、皇权实现了高度集权统治之后，士大夫官吏在立身做人与皇权的威压之间选择人生道路，既坚持思想的独立性，学术的纯洁性，又能服务于皇权，在与皇权并不冲突的政治生态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很艰辛的仕途之路。于是，不同的人格修养，就展示出不同的人生选择。有为仕途而牺牲学术的纯洁、一味迎合皇权的例子，也有坚持学术立场而不惜罢官甚至献出生命的例子，研究学者仕途、思想家从政的各种案例，应该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特殊角度。
从那以后我再没听过老太太去催婚，倒是经常跑我们几个这里来唠叨：“有好的就给她介绍……万一将来她真要在飞机上生了，你们一定别管她的死活，把孩子给我抢下来……”
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确立的问题意识是，从桓谭这个典型个案(有着漫长仕宦生涯的思想家)出发，探索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思想者的政治选择，即学者与皇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本文要讨论的是桓谭的学术个性和政治人格，以及他的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要研究桓谭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中，是怎样做人的。在这个意义上，刘峨的《〈后汉书〉中的桓谭人物形象分析》，与本文的主旨比较接近，但又确有不同。刘峨探讨的是桓谭的一般人格，他得到的结论是，桓谭“才能出众、特立独行，是一位深谋远虑、识见超群的智者，能够在乱世风云中助人助己成功‘避祸保身’。他执着坚韧、秉持操守，旗帜鲜明地批判反对谶纬神学，尽显一代‘儒宗’风范，只可惜生不逢时，一生命运坎坷、索寞不遇，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人物。”[注] 刘峨：《〈后汉书〉中的桓谭人物形象分析》，《宜春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刘峨的问题意识仍然是落实在桓谭个人的个性和命运，而本文的立意则在于透过桓谭的学术个性和政治立场，以探索思想者和皇权的关系，考察古代读书人如何在皇权政治的挤压下，从学术立场出发，去选择明确的政治立场，以获得学术与政治关系认识的历史启迪。思想者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从学术出发去选择政治态度，构成本文桓谭研究的特殊视角。
二、桓谭的学术立场：坚持古文经学，批判谶纬符命
学术界对桓谭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已经有过很多研究，本文不想涉及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只是从学术立场的角度指出两点，即他对古文经的坚守和致力于对谶纬符命说的批判。这是桓谭学术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指出这些并不是什么新见，而是学界有共识的看法，只是从本文的问题意识出发，我们必须对之有所论证。
(一)桓谭的古文经学立场
从哀帝时期刘歆为古文经争立博士官开始，经今古文之争就正式拉开了序幕，并成为当时主流学术界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学术是非之中，桓谭选择了古文经的学术立场。古文经的主要典籍是《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尤其是《左氏春秋》，引起的关注最多。善治《左氏春秋》是桓谭古文经立场的标志。
《后汉书·桓谭传》一开始就交待了桓谭的古文经学立场：“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注]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5页。 尤好古学，范晔给桓谭学术立场以一个明确鉴定。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立场的鉴定问题，而是在范晔看来，这个尤好古学，是桓谭一生所有重大问题的出发点，所以，在为其立传时，必须要首先给予交待。
在冷鲜肉品的贮藏过程中，细菌的繁殖及蛋白质的分解是造成肉品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因此菌落总数和挥发性盐基氮的含量是反映肉鲜度的重要指标。
桓谭的古文经学立场，在其论著《新论》中，也有诸多反映。《新论·正经》篇说：
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十八篇。古帙《礼记》有五十六卷。古《论语》二十一卷，与齐鲁文异音六百四十馀字。古《孝经》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馀字。盖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也。[注] ②⑤⑥ 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39、22、18页。
青海云杉(Picea crassifolia kom)是祁连山东端林区建群树种，分布面积132806.8hm2，占林区乔木的69.67%，对维护林区及周边林区生态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可燃物、气象条件和火源是森林火灾“三大要素”，在有火源的条件下，森林可燃物能否燃烧、燃烧速度快慢是当地气象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1]。研究气象因子与祁连山保护区东端青海云杉林火险等级之间的相关性，揭示气象因子与青海云杉林火险等级之间的规律，可为有效防范森林火灾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对科学预防森林火灾，保护祁连山青海云杉林和整个祁连山林区生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百馀年，鲁人穀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②
这部小说把那一段历史作为表现内容，把路线的形成过程作为描写主线，就深入到抗日战争的骨子里去了。小说的题目是《共赴国难》，关键在“共赴”二字上。写了策略上的交流、商讨、演变，就使原来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分散状态扭成一股绳，真正变成了一种合力，使“共赴”二字得到了有力的表现。
桓谭对《古文尚书》《古论语》《古孝经》都评价很高，说它们是“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是谓精华荟萃之书。特别是《左传》，他认为如果没有《左传》，《春秋》经义便不能知晓，即使圣贤之人，离开《左传》而闭门苦思，十年也读不出《春秋》之义。正是他特别推崇古文，所以才会经常和当世的古文经学大家刘歆、扬雄，一起辨析古文经义。直到后汉初期，他结交的学人，如杜兴、尹敏等，也都是古文经的大家。桓谭的古文经学立场是无须多辩的。
(二)从古文经立场走向谶纬符命批判
重要的是，桓谭从古文经的立场出发，走上批判谶纬符命之学的道路，并最终由于对谶纬的坚决反对，而在政治上与王莽、刘秀等最高统治者决裂。
其三，兼顾诊断性与前瞻性，改进传统方法的事后性。基于价值管理的高校绩效评估方法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融诊断性评估和前瞻性评估为一体。过去的教育评估注重诊断性评估(或者说终结性评估)，即重在了解现实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而以价值为导向的教育评估方法，不仅可以进行现状诊断评估，还可以进行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性评估”。高校绩效评估的结果可能出现三种价值状态，无论是哪一种评估结果在分析其功能和成本的基础上都会给出高校当前运行状态的诊断，这种结果代表了高校过去或者当前的价值水平。另外，该方法可对高校未来的发展状态给出相应的预测性评估，对不同绩效水平不同价值运行状态的高校，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
其实，桓谭最后的悲剧性命运，也是由于他对古文经不言谶纬符命学术立场的坚守。面对痴迷于谶纬之说的汉光武以图谶抉择灵台选址的垂询，桓谭果断地回答：“臣不读谶。”且在醉心于图谶之学的光武帝面前，公然批判“谶之非经”，否定谶纬之说的合理性，以不惜牺牲生命为代价坚守古文经的学术立场，捍卫古文经学术思想上的纯洁性。《后汉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是惊心动魄的：
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④
此次事件的结果，光武帝虽免去了桓谭的杀头之罪，却也仍将其贬为六安郡丞，桓谭就死在赴六安任职的路上。《后汉书》本传说“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果若此，桓谭是因为被光武帝的贬职、打压，郁闷不乐而患病死亡，那么，判断他是为自己的学术立场而献身则并不过分。
证明桓谭是古文经立场，并且对谶纬符命之学持批判态度，这在学术界没有分歧。问题是，如何证明其对谶纬符命之学的批判，是从古文经出发的呢？古文经就真的不言谶纬符命吗？经今古文文献的考察是困难的事情，现在的古文经也已经在后汉经历过整理和改定，原貌不宜判明；但大致判断古文经不讲谶纬之言，和今文经在这方面存在重大区别，则是可以肯定的。
夫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戒遏绝其端，其命在天也。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以自诖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⑤
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⑥
桓谭认为，自然界的灾异变化，历代皆有，自古已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怪异或神异。只要当政者能够积极应对，修德善政，就可以减少灾害的损失。灾异所造成的重大危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祸，君主失政，大臣奸邪，不去厉行拯救人民的职责，才加重了人民的灾难。至于那些谶纬之说，则根本不能有合理的解释。所谓谶出河图洛书，也只是有些朕兆，并不能有明确的解说。后人则把它附会到圣人孔子身上，完全是无稽之谈。
坚守古文经立场而批判谶纬符命、灾异神学，在《新论》里也多有反映。桓谭说：
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别，在近代以来的经学史上，言之者颇多，并见仁见智。但较为普遍或者有共识的看法是，今文经讲谶纬，而古文经则反对谶纬符命之学，斥其为虚妄妖言。李学勤先生曾说：“汉代的纬学实际是经学的一部分，在考察汉代经学的时候，如果摒弃纬学，便无法窥见经学的全貌。近人讲汉代经学史，每每于董仲舒以下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话可说，就是这个缘故。”[注] 李学勤：《〈纬书集成〉序》，安居香山等著：《纬书集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西汉董仲舒之后，就是今文经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李先生判断这个时代经学(指今文经)的一般形态，就是谶纬符命之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昭帝时今文经学大师眭弘的腐儒悲剧。《汉书·眭弘传》载：
正是这种符命图谶的乌烟瘴气，严重伤害了桓谭的学术情感，造成了他对王莽的极度反感。
昭帝元风三年正月，山东泰山、莱芜等地出现了大石自立、枯木复生、虫食树叶成文字等怪异现象，眭弘以《春秋》之意推断将会发生王者易姓禅代、匹夫为天子的大事，于是上疏说，根据他先师董仲舒的理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现在出现了警示汉帝传国的朕兆，昭帝应该传旨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让新君“以承顺天命”。像眭弘这样以天人感应为理论指导，以自然界的异常现象附会、解释《春秋》经义，以言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做法，就是典型的纬学家言。值得注意的是，眭弘则把这个典型的纬学家言，挂在了先师董仲舒的名下。不过，这个眭弘是真的有点过于迂腐了。董仲舒所阐发的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学说，是要为帝王论证其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服务的。当然，如果遇到了极度昏庸之君，他们也会拿这种理论来警示一下帝王，显示一下他们的影响力。今文经学就是要充分利用其解释经义的便利来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的经世理论，与帝王的专制权力之间是要保持一种张力的，主要功能是为帝王的专制统治张目。至于警示帝王的一面，则是不能轻易运用的，那只能是发挥一下读书人的想象力罢了。而这个眭弘看到一些自然界的诡异迹象就当真了，还以为他们的理论真是什么不易之论呢，就真诚地发挥了一通要昭帝退位让贤的宏论，结果引来杀身之祸。
班固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赞语中说：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③
班固胪列的这一连串名字，都是今文经学之大师。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而这正是谶纬之学的基本特征。
桓谭对谶纬符命之学持批判态度，从文献看是非常明确的。《后汉书》载：“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注] ④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第956、961页。 这就是说，在王莽造势称帝、符命图谶最盛之时，作为王莽佐命之臣的桓谭，却并不配合，没有取容媚上，没有和王莽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坚持了自己清醒的古文经立场。
学术界关于今文经和谶纬符命之说的关系，有很多讨论。有人将谶纬符命之学直接视为是今文经学[注] 这方面很有典型性的论述是李建国的《谶纬与经学训诂》一文，该文写道：董仲舒援用“刑名”“霸王道”“阴阳五行”“五德终始说”入经学，用《春秋》中有关灾异的记载附会经文，把传统儒学改造成阴阳五行化的新儒学……今文经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摒弃了董学中的理性因素，而扩展了董学中的唯心迷信成分：一变而为“三统说”——天道循环论，以此论证汉承周制继有天下的合理性：再变而为“灾异谴告说”，以阴阳五行说来整理灾异现象，使之系统化、神秘化，借以箴谏人主；三变而为谶纬，用天降符命来证明君权神授的合理性。在今文经学谶纬化的过程中，其转关人物是王莽，而讲谶纬推到极致的则是光武帝刘秀。该文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有些认为不能将二者简单地划等号，认为汉代的经学形态，应该分为今文经、古文经和谶纬，三者有联系但并不能等同。但无论如何，人们都承认今文经言谶，今文经学和谶纬有着天然的联系，甚至有人专门论述谶纬起源于今文经学[注] 参看郑杰文：《齐派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的初步考察》，《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就笔者的看法说，今文经学不可等同于谶纬符命之学，但今文经有浓重的谶纬色彩。今文经的主要学术特征是微言大义，而当他们阐发经书旨意的时候，往往就是用谶纬的演说方法，董仲舒的春秋学即是如此。所以，说重言谶纬符命是今文经学的一大特色是基本可靠的。
和今文经截然不同的是，古文经不言谶纬符命，并批判其荒诞不经。钱穆曾说：“其时光武尚图谶，今学经师几乎无勿言图谶者。图谶之于后汉，抑犹阴阳灾异之于先汉也。惟古学家不言谶。”[注]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47页。 其言甚是。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著名的古文经学者，都是不言谶纬的，并且不惜冒得罪帝王之风险，而持守这样的学术立场。东汉初与桓谭同时代的古文经大家，郑兴、尹敏等，都是很鲜明的例证。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说：“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郑兴精通《左传》《周礼》，但他却从不言谶，不相信谶纬符命之说。该传中记载：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注]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1223页。
光武帝行郊祀大礼，欲以谶言决断，问询于郑兴。郑兴说不懂谶，光武大怒，斥其非议谶学，郑兴不便直言自己的学术立场，不敢在刘秀面前批判谶纬之学，则辩称自己没有读过谶纬之书，并不是有所非议。郑兴最终因为“不善谶”而没有得到重用。
郊纳镇作为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水秧村是郊纳镇的贫困村，距县城40公里，离镇政府12公里，平均海拔1 100米左右，全村国土面积13.68平方公里，其中有林地面积10 000亩(天然灌木林占36%以上)，荒山荒坡1 368亩，有耕地面积7 604.57亩。全村326户1 842人，其中有227户629人享受农村低保，2017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29户539人，贫困发生率较高，为29.26%。水秧村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林下养鸡条件，但由于当地农户缺乏林下养鸡技术，养殖过程中鸡只死亡率高，影响了农户养鸡的积极性，林下养鸡大多是小规模散养，养殖数量少，养殖方式落后，养殖效益低。
关于尹敏，《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但从尹敏与光武帝的一段对话可知，他也是不言谶纬之人。不过他比起桓谭和郑兴来，在做人上更为圆滑一些。该传载：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滞。[注]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58页。
尹敏治古文经，光武帝却要他去“校图谶”之书，在不能拒绝的情况下，便在校阅图谶时表现出一种戏弄图谶的态度。他遇到一处阙文，需要增补，便拿自己说事补了一段“谶言”：“君无口，为汉辅。”后来光武帝看到他补的“谶言”颇感奇怪，召问其事，尹敏解释说，君无口，自是应验臣下，是为“尹”；为汉辅，当是辅佐陛下。这是臣下斗胆模仿谶语，卖弄一下，不料被陛下识破。尹敏这是对谶纬之学虚妄荒诞属性的戏弄，他借此暗示刘秀，所谓谶纬只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尹敏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危险的，他既戏弄了谶纬这种皇家内学的神圣性，又冒欺君之罪的风险。幸好光武帝没有和他计较，没有将其治罪，但尹敏的仕途也就至此滞塞。
《后汉书·杜林传》中，古文经学家杜林对其弟子卫宏、徐巡的一段话，也颇能说明古文经学家不言图谶的立场：
2.2症状消退时间 研究组各症状消退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注] 《后汉书》，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937页。
杜林所言古文“不合时务”，指的是古文经不言图谶，不能迎合光武帝以图谶治天下的时代潮流。
借此郑兴、尹敏、杜林之例，我们来简单说明古文家的确是不言谶纬的，这是古文经学的基本立场。桓谭对于从王莽到刘秀两汉之际盛行的谶纬符命之学的批判，的确是源自于他的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这个问题不必要论证，学界是认可的。需要辨明的是，以往学界的确也质疑过桓谭的古文学家的这一立场，需要给予辩驳。
(三)关于对桓谭学术个性的质疑
问题之一，《后汉书》桓谭本传中“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这段话可信性的质疑。
明清以来，不断有学者对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们怀疑汉新禅代之际，在一般士大夫对王莽褒称美德、作符命以求容媚的恶风浊浪中，桓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记载的可信性，说范晔对桓谭有意回护，有曲笔之嫌。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后汉书》条说：
正确选择有机农作物种植品种是对有机农业植物的重要保护措施之一。在选择有机农作物品种时，需选择健康、精良的种子进行种植，以降低害虫的侵害，保证有机农业植物的产量。筛选种子时，先剔除不均匀、不饱满以及坏掉的种子，保留优质种子，然后将种子置于烈日下晾晒，对种子表层的病菌进行消除。晾晒过程中，要保持地面干燥，避免种子受潮，且晾晒时间要充足，不能暴晒，避免损坏种子。种子晾晒完成后，用杀菌水对种子进行消毒，确保种子在生长过程中具备更强的抗虫害能力，从而提高有机农作物的产量。
按《前汉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为讳之尔。光武终不用谭，当自有说。[注]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后汉书》条。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2-1443页。
今人苏诚鉴先生，也持此说，不复赘引[注] 苏诚鉴：《桓谭与王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
当然也有人为桓谭辩护，认为桓谭大节无亏，范书也不存在曲讳的问题。如钟兆鹏说：
他们对范书的指摘……根据是很不充分的，唯一的道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以汉王朝为正统，王莽是篡弑。因之凡在王莽当政时期为官的如桓谭、扬雄之流都是投靠“伪政权”的“附逆”之辈……桓谭虽在王莽朝服官，并受封爵，但两人的思想并不相同，用现代的话来说，服官受爵是在王莽下面工作，这属于工作关系。至于上符命、歌颂功德以邀幸取宠，则关系到思想人品问题。这本是两回事，未容混为一谈。[注] 钟兆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第9页。
对于合并结核病的患者，需密切监测药物不良反应并注意药物间相互作用，必要时调整抗病毒或抗结核药物的剂量，必要时进行血药浓度监测。
以笔者之见，钟兆鹏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认为范晔曲笔，一般是这样推论的：范晔《后汉书》的相关记载，源于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后汉纪》载此事曰：“王莽居摄篡弑之间，天下诸儒莫不竞褒称德美，做符命以求容媚，谭独嘿然无言，官止乐大夫。”[注] 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第四，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5页。 后人怀疑袁宏是不敢得罪东晋权臣桓温，对其族姓祖人有所曲讳，而范晔也照样因袭过来。仔细想来，袁宏的时代，已经距离桓谭近三百年，他有必要再去避讳吗？范晔又晚了袁宏近百年，更是远离桓氏家族，怕是更没有避讳的必要。如果说范晔不辨真伪，简单照抄袁宏，恐怕更是小看了范晔的著述。总之，以此怀疑范晔曲笔的理由很不充分。况且从桓谭一生经历的基本事实看，他没有过主动宣扬图谶的表现，并且是在王莽称帝权势正盛之时脱离了王莽集团，之后的《新论》对王莽又有系统彻底的批判，在在都能证明，他不违心地去服膺王莽是基本可信的。特别是他后来能够有勇气在光武帝面前宁折不弯、直触逆鳞，那么，对待王莽这个曾经是同僚的篡逆之君，他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
问题之二，据《汉书·翟方进传》载，居摄二年，王莽“乃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立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此事成为后人质疑桓谭学术立场的重要依据，认为桓谭仕王莽至诚，对王莽靠符命之言篡逆持赞成态度，非袁宏、范晔所言“谭独自守，默然无言”。
此事的原委是这样的。据《汉书·王莽传》载，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举兵反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传檄郡国：“(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天下响应者众。王莽恐惧，“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注]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87页。 。这个时候的桓谭，任职谏大夫，王莽差遣其颁行谕告，他是不能不去执行的，是职务所在，这就是钟肇鹏讲的“属于工作关系”，桓谭没有理由拒绝，也不能拒绝。而且，这篇谕告的内容主要是解释王莽居摄之意，特别是说明王莽之摄位还是要“反政孺子”，在这样的谕告中，不可能宣扬符命谶言之类有益于王莽篡位的东西。所以，这样的内容并不违背桓谭的古文经学术立场。《后汉书》写桓谭在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人人竞言符命、“以求容媚”的舆论喧哗中保持沉默，“独自守，默然无言”，是在他执行颁行谕告之后，两者并不矛盾。前者是职务行为，并不涉及学术立场；而后者，则是从学术立场出发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
总括上述，桓谭的学术立场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古文经的立场。从古文经出发，再引申到对谶纬符命的批判。桓谭用他的一生来坚守这样的学术立场，并由此出发去判断政治是非，选择政治站队，表达政治个性。
三、古文经立场决定了桓谭与王莽、刘秀的离合关系
与王莽、刘秀的关系，是桓谭研究中常被人关注的基本问题，特别是与王莽的关系，在王莽上升过程中桓谭的助力，经常被人诟病。所以，对桓谭与此两人的关系，需要有个基本的认识。
(一)桓谭与王莽的离合关系，根源于桓谭的学术立场
桓谭曾经是王莽取代汉家天下的追随者。但是，桓谭的初心是怎样的？他为什么会选择支持王莽？20世纪80年代，苏诚鉴先生的文章说：“桓谭与王莽关系相当密切，在学术思想上有共通之处，是王莽代汉，实行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之一。”苏先生判断王莽、刘歆、扬雄、桓谭是当时由共同的学术立场而走到一起的志同道合之人。“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四个人的共同学术趋向都在于儒家古文经学，这是他们政治事业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注] ③ 苏诚鉴：《桓谭与王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桓谭所以和王莽走到一起，最后成为王莽建立新朝的功臣之一，其主要思想基础，就在于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共同性。王莽最初是以一个“被服儒生”的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在他做安汉公辅佐平帝期间，“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注]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69页。 。增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博士。这些举措，使桓谭看到了在王莽这里复兴古文经的希望。桓谭最终走入王莽集团，原因应在于此。
进入王莽集团的核心圈子之后，当然是要为王莽做事的。期间，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在居摄二年，以谏议大夫身份，为王莽班告《大诰》于天下，此事前文已经有所辩驳，不再赘述。在完成此次颁告天下的事情之后，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相当于西汉20等爵制的第19级高爵关内侯，算是获得了王莽的奖赏。以此事为界，之前的桓谭与王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是王莽有所倚重的同僚或臣属。此事之后，随着王莽正式创建新朝，他们之间也由同僚一变而为君臣。
在王莽窃取政权的道路上，桓谭的确是有所助力，也可以说是有功之臣。但是，桓谭毕竟是一个学者，并没有因为王莽的器重而走入政治漩涡，更没有转化为一个没有独立思想和信仰的政客，而是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并以自己的学术立场去决定其政治选择。所以，当他看到王莽的实际作为已经背离了古文经学的原则，特别是王莽大肆制造谶纬符命而使他难以容忍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王莽治下的仕途，选择对王莽政治的回避和疏离。
传统观点认为，王莽改制、篡汉，主要是利用古文经为理论武器，其制度设计是出自《周礼》。而实际上，王莽的篡汉和改制，得益于今文经居多，今文经才是他最重要的理论武器。20世纪90年代初，主治三礼的杨天宇先生撰写《王莽用古文经篡汉改制说质疑》一文，专门辨析这个问题。杨先生认为，王莽篡汉所利用的几项基本理论：汉运中衰，当让国传贤、易姓受命说；汉为尧后，当火德之运说；阴阳灾异和符命谶记之说等，都来自今文经学。王莽改制的几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井田制(或曰王田制)，六筦(管)令，关于币制改革，官制与封爵制度的改革等，都依托于今文家言。所以，杨天宇先生得出结论说：“王莽改制凡援据经义者，或用今文经传，或用古文经传，或杂用今古文经传，而主要还是依据的今文经传。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王莽并非纯用古文经改制，更非仅据《周礼》，所谓王莽用古文经篡汉、改制之说，其实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注] 杨天宇：《王莽用古文经篡汉改制说质疑》，《齐鲁学刊》，1990年第2期。
未及一年，再有符命出现。居摄三年时，梓潼人哀章，见王莽居摄，制作符命大有玄机，便制作一个铜柜，内置两检，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检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后来听到齐井、石牛之事，更是受到鼓舞，便衣黄衣，持铜柜到高庙敬献。《汉书·王莽传》载曰：
首先，王莽依赖图谶符命谋取政权，与桓谭的学术立场严重冲突。
王莽其人有多重身份，除了以儒者形象在读书人中赢得尊重之外，他主要的还是一个政治家。而政治家是没有坚定的学术信仰的，他是要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行事的。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王莽一步一步几乎都是靠图谶惑众而登上皇帝宝座的。
王莽获安汉公之赐，靠的是“白雉之瑞”：
始，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诏尚书具其事。[注] ②③④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46、4078-4079、4093-4094、4095页。
王莽窃“居摄”之位，靠的是“丹书著石”“与周公异世同符”。元始五年(5)十二月平帝崩，王莽选宣帝玄孙、不满二岁的广戚侯子婴继承帝位。于是，很快就有图谶现世：
是月，前
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听许。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诏曰：“……君年幼稚，必有寄托而居摄焉……安汉公莽辅政三世，比遭际会，安光汉室，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②
王莽一步步靠制作图谶而窃取最高权力的过程，桓谭都亲身经历了。王莽的作为必定是一再锤击桓谭反对谶纬之学的学术理念，考验桓谭的容忍度和承受力。图谶最盛之时，恰是在桓谭帮王莽班告天下之后。这时，王莽扫清了最终攫取最高权力的政治障碍，距离真皇帝的宝座越来越近，于是各种符命祥瑞都蜂拥而来，人们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居摄三年，接连出了几起重大的符命事件。
托尔斯泰的“成功”是因为他守规矩(照顾了某些流行的理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成功”是因为他不守规矩，即以“我想要的绝对正确性对抗全世界的我理解”。 罗扎诺夫说：
先是广饶侯刘京上书说，当年七月奇骏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晚上几次梦到有人告诉他，摄皇帝当为真皇帝，如若不信，此亭中当有新井为证。辛当第二天一早巡查，果然应验。这是直接制造王莽应该当皇帝的舆论。接着是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言巴郡石牛，太保属臧鸿献扶风雍石文，王莽皆欣然迎受，并制造了在未央宫前殿的灵异场景：“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因此而逼宫太皇太后，将其摄皇帝改为“假皇帝”：“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如周公故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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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④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注] ③ 《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3-3154、3194-3195页。
从桓谭《新论》中对王莽的批判，也可以看出来他疏离王莽的原因，的确是在于王莽对卜筮、鬼神、符命之类东西的过度玩弄。他说：
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为卜筮维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及难作兵起，无权策以自救解，乃驰之南郊告祷，摶心言冤，号兴流涕，叩头请命，幸天哀助之也。当兵入宫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可谓蔽惑至甚矣。[注] 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5-16页。
桓谭描述王莽逃命之时还“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言其“蔽惑至甚”，言语之间，透露出他对王莽这一套做法的极其蔑视。“道不同，不相为谋”，王莽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桓谭的学术信仰，在基本的原则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选择走开。
其次，王莽在篡汉和改制实践中，大量采纳或依据今文经学，背离了桓谭要坚守的古文经立场。
苏诚鉴先生明确指出了桓谭最后摆脱王莽集团的事实。他说：“迹象表明，桓谭与王莽集团之间虽有学术上趣向一致的方面，同时也有思想上的本质分歧；而且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王莽在取得政权后的一意孤行和政策措施上的脱离实际，桓谭已经逐渐摆脱了这个统治集团。走上置身事外以至隐退的道路，成了类似‘同路人’的角色。”③但是，他没有详细探讨桓谭与王莽集团决裂的具体原因。以笔者之见，桓谭与王莽集团的分离，主要还是根源于王莽集团背弃了他们当初的学术立场，在基本思想理念上发生了分歧。
桓谭的理想是弘扬古文经，而王莽出于政治目的，大肆袭用今文经，这与桓谭的初衷严重相左，使桓谭大为失望，他作为一个矢志于学术追求、真理追求的人，对这种状况是无法容忍的。按照常理，在早期即因为学术投缘而与王莽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桓谭，在王莽称帝之后，是可以跻身权力中心，获得高官厚禄的，但桓谭由于对王莽所作所为之不屑，并没有去阿谀奉承，只满足于被授予掌乐大夫，做个一般性的官职，类似大隐隐于朝的状况。也有人研究，桓谭最后选择了退隐。桓谭的《新论》确曾谈到他从长安回到家乡沛地，“此安静自存也”。苏诚鉴先生说：“他的生平事迹中曾经有过一段退隐时期，尚很少为人所知……安静自存就是他当时退出王莽集团、归隐故乡的立身处世方针。”[注] 苏诚鉴：《桓谭与王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3) 从刚度上看，角钢钢肢厚度、修复性替换角钢、以及破坏模式的不同均会影响刚度。角钢钢肢越厚初始转动刚度越大，修复性替换角钢相比同尺同材节点初始刚度较小，但仍比较薄弱角钢的初始转动刚度大。梁刚度较小时节点的初始转动刚度也会受影响。通过替换角钢的方式后，后期刚度退化较其他节点缓慢。
(二)从古文经立场出发，桓谭对汉光武帝采取不合作态度
桓谭与新兴的东汉王朝的关系，依然取决于王朝政策与他的学术立场的关系。在刘秀政权建立时，桓谭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其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早已成熟到不可能改变的地步。他的学术立场，在经历了王莽时期的长时期考验之后，也更加笃定坚毅，他不可能为了任何具体利益而改变自己。所以，在东汉初期，他与王朝的关系，其实主动权是在皇权政府或者说光武帝刘秀一边。
大概是由于桓谭有过与王莽合作的经历，刘秀最初并没有利用桓谭的意愿。建武二年，光武帝向大司空宋弘问通博之士，宋弘举荐了桓谭，光武拜桓谭为议郎、给事中。桓谭就职后上《陈时政所宜疏》，谈到了“任辅佐”“申法令”等诸多时政问题，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桓谭说：
（2）HACCP管理。2000年开始，日本开始对输日蔬菜实行HACCP管理。为更好应对国际竞争环境，并提升我国出口食品的良好形象及品质，国内速冻蔬菜公司实行HACCP必定是大势所趋。HACCP的创建与实行要在GMP与SSOP的前提下实行。因此，当前国内速冻蔬菜公司实行计划首先是创建GMP与SSOP形式，对厂房条件、厂房设备、生产机械、卫生工具、组织结构等加以规范和严格的卫生检测，优化加工方法；其次，建立出食品的HACCP方案模式，从原料检验、半成品至成品的微生物、药物残留、金属检测等流程为CCP，展开检测分析和纠偏验证。
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注]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上》，第957页。
桓谭借楚庄王和叔孙敖的对话，表达了君臣相互对待的君臣观。士大夫离开君王就无从富贵，而君王离开士大夫也无从安存，其思想还停留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君臣相互对待的相对自由或平等的时代。特别是他让楚庄王说“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毋宁说是对皇权的公然挑战。这个桓谭实在是太书生气了。光武帝会让出他的绝对皇权，让你一个丞相去和诸大臣共定国是、掌管天下吗？当时，光武帝对桓谭的这个《陈时政所宜疏》没有直接表态，没有理睬或指责，但肯定是心生不快。
桓谭的第二次上书，是建武七年，上《抑谶重赏疏》[注] 孙少华《桓谭年谱》把桓谭的此次上书系于建武七年，本文采纳。见该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287页。 。《后汉书》桓谭本传载曰：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注] ④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上》，第959-960、961页。
和王莽一样，刘秀也是靠谶言符命登上帝王宝座的。所以，刘秀的喜好谶纬，比王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桓谭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还是要去违逆圣鳞。他教训刘秀，谶记之言，“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为什么如此执迷不悟呢？真正的学者是纯粹的，他不考虑学术、真理之外的其他因素，他不会曲意逢迎，不会阿谀圣上，桓谭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次上书之后，“帝省奏，愈不悦”。一个“愈”字证实了我们前边的判断，说明桓谭的前一次上疏提出的“共定国是”，的确使刘秀不快；同时，也说明这次的上疏更加重了刘秀对他的不满。于是，更严重的后果就产生了。
这就是前文讨论过的桓谭面对光武帝直言“臣不读谶”而被逐出京师事件。我们所以说这次事件是作为“帝省奏，愈不悦”的严重后果而发生，是判断这次“臣不读谶”事件，完全是光武帝有意导演的结果，是一个险恶的“阳谋”。
前文我们已经从分析桓谭学术立场的角度征引过“臣不读谶”那段文献，它在《东观汉记》《后汉纪》中都有记载，并略有文字差异，为着分析的需要，我们将这三处文献按照写作时代之先后依次胪列，并做简要分析。
桓谭讥讪图谶，有诏会议灵台所处，上谓桓谭曰：“天下事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黙然良久，曰：“臣不读谶。”上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上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复转迁，出为六安郡丞。之官，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注]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页。
是岁，起明堂、辟雍、灵台。初议灵台位，上问议郎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黙然良久，曰：“臣不读谶。”上问其故，谭复言谶之非。上大怒曰：“桓谭非圣人，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解。谭以屡不合旨，出为六安太守丞，失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注] 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第八，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155-156页。
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④
这三段记载大同小异，基本一致，袁宏和范晔的记载可能也都来源于刘珍的《东观汉纪》，其一致性是可以理解的。所不同的是，《东观汉纪》中光武的问话多出“天下事”三个字，强调了光武帝崇尚谶纬的坚定性。后两种文献袭自前者却删去了这三个字，其用意可能是为着文字的简练，但却失去了对光武帝崇尚谶纬的深度刻画。而且，《后汉纪》说“是岁起明堂、辟雍、灵台”，非为灵台一事，所以，光武帝说“天下事”都以谶决断是符合语言逻辑的。天下事都以谶决断，比起仅仅是灵台的选址决断以谶，更能刺激桓谭古文经的立场。
三处记载的另一个差异，是《东观汉纪》和《后汉书》在“上问其故”之后的桓谭答辩，都说桓谭“极言谶之非经”，比《后汉纪》多出一个“极”字，这个差异也并不简单。一个“极”字，把桓谭学术立场的坚定性，桓谭在帝王威严面前的毫不退让，及其辩驳的激烈程度等等，都呈现出来了。
还有一个差异，是《后汉纪》说“谭以屡不合旨，出为六安太守丞”，比另两种文献多出一句“谭以屡不合旨”，把桓谭被贬的原因不仅仅归结为这一次对光武帝的冒犯。将其与之前的几次上书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桓谭学术立场的一贯性。
判断光武帝设计了这一事件，并不是要给光武帝强加一个“阳谋”的罪名。桓谭反对谶纬的一贯立场，光武帝是知道的，或者说是极其厌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去向桓谭征求“以谶决之”的意见，不是逼着桓谭表达反对意见吗？不是有故意找茬的嫌疑吗？就是要设一个套，在遭到预料之中的反对之后，再给桓谭一个非议经书和违逆圣上的罪名。光武知道桓谭的立场，桓谭也知道皇权的不可能让步，这就被逼到了一个无法逃避的圈套之中。这不是阳谋又是什么呢？明明知道是陷阱还要跳进去，在桓谭来说，这已经涉及到他的底线，他无可选择，只能舍生取义了。只是，他的勇气、胆略、捍卫学术思想的纯洁性，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仔细体味，无论是刘珍、袁宏还是范晔，这段文字都是写得很好的，把桓谭的坚定、果敢、勇气和胆略，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光武帝明明知道桓谭坚守古文经不言谶的立场，还要逼着桓谭回答“以谶决之”的问题，就是要考验桓谭的气节和勇气。以桓谭的智慧和他七十年的人生阅历，他完全明白光武之问的阴险和用意，知道这一回答将是一次生死决断。“默然良久”四个字，写出了他面临生死考验时内心深处的痛苦挣扎。他最后以无比坚定的语气回答的“臣不读谶”四个字，不是一般性的事实陈述，而仿佛有万钧之力！面对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专制君王，他决定不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当光武继续追问时，他又“极言谶之非经”，可以想见，这个“极言”即是把他对谶纬之学的一贯看法，毫无畏惧地反复强调，把他在给光武的《抑谶重赏疏》中所言“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的伪学术本质反复陈述，驳得光武无言以对，只能恼羞成怒。一个文弱书生，在专制皇权面前，如果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人格，就只能牺牲其政治前程甚至生命。
以上通过桓谭与王莽、刘秀离合关系的分析，旨在说明，桓谭是从学术立场出发去塑造自己的政治个性的。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如何处理与皇权的关系，主要是以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为转移的。如果政治走向与其学术方向相一致，他是愿意积极投身政治，助推这种政治的发展的；而一旦政治趋向与其学术立场相矛盾，则毫不犹豫地站在政治的对立面，而保持学术的纯洁性和立场的坚定性。这是正直的读书人和士大夫官吏的正确选择，是古代士人学术人格的积极表现。
四、桓谭与刘歆、贾逵之比较
桓谭坚守思想独立的学者人格，在当时是卓尔不群的。和他一起参与王莽集团的一些古文经学大家，大都没有能够像桓谭这样保持独立的思想品格，甚至留下历史污点。如果把桓谭和他同时代的古文经大师相比较，则更能突出其在学术立场方面的纯洁性和坚定性。
(一)桓谭与刘歆的比较
刘歆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古文经学大家，长桓谭二十余岁。《汉书》本传载：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
刘歆好古学，尤重《左氏春秋》，其《移太常博士书》，可谓是古文经的政治宣言。说刘歆是古文经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刘歆在辅佐王莽的过程中，却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走向了古文经的反面。和桓谭相比，刘歆在几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1.没有保持纯正的古文经立场，没有明确的学术坚守，往往为着政治的需要而背弃学术信仰。
刘歆的学术背景是今文经，《汉书·楚元王传》云：“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当代学术界对刘歆的学术背景也是很清楚的。有学者写道：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即认为《河图》乃伏羲八卦，《洛书》为禹治水所赐洪范九畴，《五行志》并指《尚书·洪范》所述九畴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汉儒又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构筑起以其所谓河图洛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系……今文学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导，比傅演说《春秋》灾异及《洪范》征应而成所谓天人之学。虽然今文阴阳五行之学的开创者为董仲舒，但刘向、歆父子则继起为中坚，二人俱治《春秋》及《洪范》五行。《汉书·五行志》集汉代今文学五行说大成，其中载刘向、歆父子推演灾异一百八十二事，言论二百二十六则，为《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夏侯胜、京房诸人所不及。[注] 葛志毅：《河洛谶纬与刘歆》，《文史哲》，2008年第3期。
刘歆的学术源自其父，与父亲刘向共治今文，且以此显名。其转向古文经是在领校秘书遇到《春秋左氏传》之后。《汉书》刘歆本传曰：“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河平(前28—前25)中，刘歆25岁左右，但不能判断他领校秘书之初就遇到了《左氏春秋》。可以明确判断他改变今文经立场而张扬《左氏春秋》的事件，是他公开提出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博士，并作《移太常博士书》。此事发生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此时的刘歆已经45岁左右。而这个年龄的人，他早先的学术背景、深厚的今文经学基础，使他的学术转向不可能做到完全彻底，他所建立起来的古文经学信念，也不可能多么纯净。
刘歆以古文名家并成为古文经旗手的标志性事件，是他受命而做《移太常博士书》。这篇历史性文献对今文经的批判，最要害的就是下边这段话：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注]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70页。
刘歆所批判的今文经学之蔽，主要是解经之烦琐、只知严守师说而不能服务于现实政治之需要，抱残守缺而不追求情实或真理。这样的批判似乎并没有触及今文经最本质的学术特征。钱穆曾总结经今古文之差异说：“今学务趋时，古学贵求真。”[注]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47页。 其实，这个“务趋时”也正是前引班固的看法。正是今文经学的这个“务趋时”的特征，使它衍生出谶纬符命之学，毫无底线地发挥为皇权合法性辩护的强大功能。刘歆所以不察，根子在于他倡言古文经，其目的也在于要服务于皇权，他的骨子里也是要利用古文经走向仕途或政治的。像今文经的重谶纬，他不仅没有批判，而且他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强调古文经的政治功能的时候，也肯定其有征验之效：“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所以，当刘歆举起古文经的大旗的时候，他的学术以求真的信念是不强烈的。他的《移太常博士书》对今文经的批判，说穿了只不过是为古文经争取正统的政治地位，而非是纯正的学术之争。
刘歆从今文经而转向古文经，更多的是政治立场的转移。他没有继承古文经求真的学术理念，没有坚持古文经反对图谶符命的学术立场，并且在走向政治漩涡之后，本身也像今文学家一样，去利用谶纬符命之说，甚至王莽代汉之际兴起的谶纬符命思潮，与他的推波助澜也有内在的联系。
元始三年(3)，刘歆参与王莽之女封后之事，就利用了符命。
三年春，诏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公莽女……又诏光禄大夫刘歆等杂定婚礼。[注]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355页。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诏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杂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封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注]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4051-4052页。
太师光、大司徒宫、大司空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积，以礼杂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注]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六，《汉纪》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39-1140页。
根据诏书，这次王莽嫁女的主事者应是刘歆。他通过卜筮，获得“逢吉”之兆，确定婚礼的日期和程序。其运用符命之学的痕迹非常明显。此事的时间是元始三年，是在他《移太常博士书》将近10年之后，在古文经大师的名头下，仍然实践今文经学的理念，运用谶纬符命之学来决断行事。
在刘歆头脑中，今文经学关于阴阳五行、五德终始那一套思想观念，谶纬符命之学的深深影响，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东西，甚至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危急的关头，还是相信这一套东西，并最终死在这一虚幻的理论上。
2.由学者而官僚，失去学者的独立性品格，使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刘歆本来是一个非常纯正的学者。河平三年，受成帝诏协助其父“领校秘书”，整理国家图书；哀帝时，负责总校天下群书，在其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这一时期的刘歆，虽然也官至中垒校尉，跻身高层官僚行列，但其知事在于总领五经，部次群书，并未摆脱纯粹的学术事业。哀帝时，他借领校秘书的机会进言，极力主张把《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学官，终于挑起和今文家的论战，最后写下著名的《移太常博士书》。这一切，都还在学术的范围内，他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学界领袖的身份。
但是，自从平帝元始元年王莽封安汉公专权开始，刘歆走进王莽集团的核心圈子，其学者的身份及其学术事业的性质，就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职任上，刘歆被接连升任羲和、京兆尹等关键性职位，其学术也相应地被赋予意识形态使命，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刘歆的作为也只是利用其学术才华，为王莽的一步步问鼎皇权制造舆论，成了王莽夺取最高权力的御用工具。
元始三年帮王莽策划平帝纳采王莽女之事，刘歆等“杂定婚礼”；
元始四年帮王莽谋划了“起明堂、辟雍、灵台……网罗天下异能之士”，捞取政治资本、蛊惑学人之心的文化事件；
同年，刘歆又起草“群臣奏议”，称颂王莽功德，请求朝廷给王莽加“九锡”封赏；
居摄三年，王莽母亲死，此时身为假皇帝的王莽按礼必须取宁守孝，但这将严重影响王莽的政治权力，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刘歆的学问又派上了用场。他与78名博士诸生经过反复琢磨，终于为之制定出一套奇特的服丧礼仪，解决了王莽的难题。
诸如以上这些事件的策划或奏议、封赏策文，史载并不署名操刀着笔之人，但学者分析，这都出自刘歆的手笔。如孟祥才先生就作出过这样的判断：自从刘歆进了王莽集团的核心圈子之后，“以王莽名义提出的那些奏议，十之八九出自刘歆之手，文教礼乐方面的建议也大都由刘歆提出。那些不具体具名的‘群臣奏议’‘奏言’之类的文件，一般也由刘歆炮制”。“不用说，那一篇对王莽极尽阿谀之能事的封赏策文，又是刘歆的杰作。”[注] 孟祥才：《角色错位的悲剧——评刘歆》，《齐鲁学刊》，1997年第2期。
元始年间，刘歆做了一件对王莽代汉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大事，那就是撰著了《三统历谱》。此时刘歆，“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注]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72页。 ，替王莽掌管意识形态。《三统历谱》是刘歆留下的重要著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体现了他的充分的历史主动性的。
《三统历谱》又名《世经》[注] 参阅杨向奎：《论刘歆与班固》，见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153页。 ，是刘歆为王莽代汉制造历史合法性论据而重新整理的一个古史系统，保留在《汉书·律历志下》。这个古史系统按五德相生说编排，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而帝尧和刘汉都是火德，所以“汉家尧后”，这是汉朝立国的合法性。但是，在刘歆的时代，汉王朝似乎遇到了合法性危机。自从昭帝时起，一股呼吁易姓改命的思潮涌起，现在的任务似乎是需要寻找新的受命之人。而这个代汉而起的新的受命之人又会是谁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刘歆瞩目的受命之人是王莽。而王莽是帝舜的后裔，如果要王莽受命，接替刘家的火德，按照传统的五德终始理论是行不通的。帝舜是土德，按照五行相胜，火德之后是水德，作为帝舜后裔的王莽是排不上的。于是，要为王莽代汉寻找合法性，就必须改造传统的五德终始说，改变五行的顺序。传统的五行顺序是土、木、金、火、水，土和火挨不上顺序，所以，刘歆要调整顺序，要使土随在火之后。于是，刘歆的五德终始说中五行的顺序则变成了木、火、土、金、水。这样王莽就可以和刘姓之火德搭上了。但是，矛盾仍然存在，传统的理论是五行相胜，胜火者水，王莽还是不能接替汉家的火德，怎么办？刘歆就干脆连这个理论的基本逻辑也改变过来，把原来的五行相胜改成五行相生，于是，火生土，火德之后当然就是土德了，王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受命有“德”了。
刘歆为王莽攫取最高权力真是绞尽了脑汁。因为制造一个王莽顺利登上皇帝宝座的理论，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应该是在他编造《三统历谱》之前，王莽的家谱统系已经编造好了，已是一个不能改变的认知。《汉书·元后传》开头即说：
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注] 《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4013页。
和王莽同道多年的刘歆，自然是知道这些的。他要为王莽代汉制造合理性的解说，必须围绕王莽是“虞舜之后”这个王莽早已编造好的族谱来设计。另外，在他之前，关于刘氏的谱系也已经有所认知，“汉家尧后”的说法，已经出现在昭帝时期眭弘的奏章里。刘氏为唐尧的后裔，王莽为帝舜的后裔，这两个相连的位置已经确定，要编造一个谱系，使之完全适合于这个顺序，实在是有太大的难度。
传统的五德终始、五行相胜理论，按照《文选注》的说法：“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到秦代刚好排满一个完整的“五德”。现在要重新编排，并同时满足“汉家尧后”的既定认知，汉为火德，尧也必须是火德；代汉者王氏是虞舜之后，要改变五行相胜为五行相生，虞舜就必须是土德。为了王莽代汉，在原来的虞土之前必须增加唐尧这个“火德”。而且更大的难度是，有了唐火、虞土，怎么让他们以“五德”为周期，循环到汉代又刚刚合适呢？唐火之前能够构成循环，之后也能构成完整的周期，实属非易。最后折腾的结果是，刘歆大大拉长了传统的古史体系，在虞土之前尽量增加朝代，最后编织出了三个终始的循环；并且将汉之前的“秦朝”抹去。按《世经》所载：
武王 《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
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注] ③ 《汉书》，卷二十一下，《律历志下》，第1015页。
在武王的木德和汉高祖的火德之间没有了秦的位置。最后，刘歆《世经》中排列出的王朝循环是：
太昊木德→炎帝火德→黄帝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
帝喾木德→唐帝火德→虞帝土德→伯禹金德→成汤水德→
武王木德→汉高祖皇帝火德
一位专门研究三统历的学者评价说：
刘歆作为王莽的童年好友，篡汉同谋，又是满腹经伦的一代学者，深知王莽的心理和需要，因之，他编制三统历投其所好，巧言三代更替，五胜相乘，大谈后圣复前圣，为王莽新朝制造社会舆论和理论依据，起到他人不能代替的政治作用。仅此一件事，就可以知道，王莽称赞他:“厥功茂焉”，视为心腹，结为亲家，奉为国师，封为嘉新公，绝不是偶然的。[注] 饶尚宽：《刘歆三统历评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为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去改造以前的学说，在虞土之前增加七个王朝，并且硬生生抹去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秦朝，刘歆编著的这个《三统历谱》还能被看成是学术著作吗？一个学者走到这样的地步不是很可悲吗？
3.直接参与政客集团的政治权力争夺，并因此丧命。
读书入仕是儒家提倡的士人正途，刘歆和桓谭都是走入仕途的读书人，但他们的仕途轨迹却有很大差异。桓谭是凭着自己的学术追求，不因为政治而牺牲自己的学术立场，反倒本着学术立场去决定其政治态度。合则做，不合则弃，其表现正如前述。和桓谭不同，刘歆的入仕，则是没有学术立场的坚守，并逐渐成了纯粹的政客，在官场越陷越深。
前已谈及，刘歆在王莽被封安汉公实际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官运腾达，便抛弃学术，或者拿他的学术去为王莽一步步篡权服务，让学术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特别是在王莽新朝时期，他更是走入权力核心，被封为国师：“辅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注]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第4100页。 刘歆成为四位辅国大臣之一。不仅如此，他的子女也都陷入政治漩涡。大儿子刘叠封伊休侯，二儿子刘棻封隆威侯，三儿子刘泳封伐虏候，女儿刘愔纳为太子夫人。相对于险恶的政治来说，刘歆是全家沦陷。结果也正是这样。王莽当皇帝的第二年，刘歆的两个儿子刘棻、刘泳就因为甄丰、甄寻父子的谋叛案而丢了性命；十年后，女儿刘愔也因为太子王临被王莽治罪而自杀身亡。在刘歆自己出事之前，就已经有两儿一女死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
读书人一旦踏入官场，失去自己的独立个性，其后的生命旅途就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了。刘歆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落得两朝叛臣的历史结局。在两儿一女死在王莽手下之后，他与王莽的决裂就势在必然，问题只在于机会。《汉书·王莽传下》载：
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军精兵，涉领宫卫，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灭矣！”……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注]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84页。
王涉的分析使刘歆感觉到了成事的希望，加上“刘氏当复兴”的谶语，更增强了刘歆的信心。于是，他同意和王涉、董忠一起发动政变。但刘歆相信占星术，推算太白星出现的日期对起事有利，便说服王涉、董忠等待时机。正是刘歆这一决定，错过了时机，后来有人告密，政变流产，刘歆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桓谭坚守学术立场，不迎合政治权力，虽不见用，死在被贬的路上，终是因病而死，还算是死善其终；刘歆处心积虑地为政治效命而不惜扭曲学术，失去学术信仰，最后被政治所吞噬，一家人死于非命。学人无德，岂不悲乎！
(二)桓谭与贾逵的比较
贾逵是东汉早期以学闻名的古文经大师，但是，比起桓谭，他却是一个只知权变而不惜牺牲学术的大德有亏之人。贾逵致力于古文经地位的提升，竭力为古文经张目，但他的手段则是为迎合帝王的口味来改造古文经，通过向皇权献媚的途径来实现抬高古文经的目的，而最终伤害了学术的纯洁性，也使自己失去独立的学术人格。
建初元年，贾逵秉承章帝的旨意，上疏阐发“《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指已经立于学官的《公羊》和《穀梁》)”的道理。贾逵的上疏中说：
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注]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1236-1237页。
贾逵首先强调《左传》所讲，“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若与《公羊》相较，“《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认为《左传》的思想特质在于“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这是直接地讨帝王之欢心。其次，贾逵分析，在光武时期《左传》立于学官而又被废置的原因[注] 光武朝曾经立《左传》博士，但后来又被废置，此事《后汉书·陈元传》有详细叙述。 ，主要是因为当时所选的博士官李封等人“不晓图谶”，不能适应皇权的需要，而并不是《左传》本身不讲图谶。最后，贾逵说，《左传》里面不仅有图谶，而且正是《左传》讲的图谶，才最能为当今的政治服务，真正能为刘氏王朝找到合法性根据，即“《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贾逵知道章帝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所以每一条都讲到了章帝的心窝里。
其实贾逵所谓的《左传》有“汉家尧后”之明文，实际是对《左传》的歪曲性理解，是他强加给《左传》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多有关注，贾逵所言的“汉家尧后”之明文，分别见于《文公十三年》关于晋人士会族人的叙述；《襄公二十四年》士会之孙范宣子关于自己先祖的叙述；《昭公二十九年》蔡墨在回答魏献子问题时，关于陶唐氏衰落之后，其后代传延情况的描述。分析这三处记载，的确可以抽绎出一条刘氏先祖的系谱：陶唐氏(尧)→御龙氏(刘累)→豕韦氏→唐杜氏→范氏→刘氏。这就把刘氏和唐尧联系起来了，“汉家尧后”之谶藉此而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学界有不少讨论，杨权的《“汉家尧后”说考论》一文在考察了上述情况后说：
《左传》中的上述记载，是关于刘氏先世情况的原始材料，谶纬中的“汉家尧后”说即由此脱胎而来。有人可能会问：《左传》怎会有这样的材料？对此曹道衡先生这样解释道：“因为古人对姓氏之起源，常常有各种说法，有时不免巧合。”这个理由似乎还不能很使人信服。其实，由于崇圣观念的作用，在血缘上攀附某一圣王，在先秦时代是习见的现象。《左传》并不止追溯了刘氏与尧的血缘关系，也追溯了别的姓氏与圣王的血缘关系。例如哀公九年传便说炎帝是姜姓之祖，昭公七年传说孔子是“圣人之后”。翻开《国语》，同样可以见到许多追尊古圣为“祖”的材料。[注] 杨权：《“汉家尧后”说考论》，《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杨权之说甚是。不仅在先秦时期，即使在今天的家谱编纂、姓氏研究中，攀附古之圣贤、名人而续之，还不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吗？范宣子讲自己的先祖，追溯到陶唐氏、夏之御龙氏，炫耀他是圣人之后，其私心是可以理解的。这绝不是什么谶言，不是为什么后世之刘邦做皇帝而制造图谶。而贾逵一定要把这些文字说成是“汉家尧后”之谶，是预示了后世的汉家天下，实在是过分解读。不是前人留下什么预言，而是贾逵太有心机。他要拿图谶说事，向皇帝谄媚，以求其古文经的私利。为了给自己崇尚的古文经争地位，不惜把淳朴的古文学泼上谶纬的污水，实在违背了学者的道德和良心。
为了争立博士官，就不惜自污，特别是自污其学，这是失去了学术道德之底线。面对政治权力，学术怎么能如此下贱？在这方面，和桓谭相比，贾逵之作为，就有点下作了。学术自有其追求真理的本职，它要求真、求善，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天性。儒者先祖提倡学而优则仕，并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道德底线地入仕做官。儒者先祖在这方面也是讲得很清楚的。
《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先进》：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
《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如何为政治服务，孔子也是讲得很清楚、很原则的。首先是要维护道，以道事君，以道从政，而不能曲道而从君，更不能为了官奉利禄而丧失学术立场。在这方面，桓谭做到了。《东观汉记》记载：
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毁訾，故中道而废。[注] 吴树平校注：《东观汉纪校注》，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2页。
桓谭治古文，尤好《左传》，却反对把《左传》立为学官，为什么呢？自从哀帝时期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开始，古文经的一切努力，包括上边所言贾逵的扭曲《左传》以迎合帝王，不都是为了给《左传》争得一个官学的地位吗？这是多少年来古文经学者的最高期待。但桓谭、卫宏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卫宏也是纯正的古文经大家，善《毛诗》《古文尚书》，曾做《毛诗序》传世。桓谭、卫宏反对《左传》立为学官，应该是对当时政局中弥漫的图谶之风不满。当时的状况，以《后汉书·张衡传》中的话说：“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如果《左传》立为学官，势必被这种谶纬符命之学所玷污，甚至被改造，失去古文经淳朴、实事求是之学风。一种学术一旦被政治所利用，则必然丧失学术的属性。贾逵他们为古文经争地位，实际上争的是功名利禄，都是学术之外的东西。学术附庸于政治，并非学术之幸。桓谭、卫宏反对立《左传》为学官，就是在捍卫学术的纯洁性。相对于他们，贾逵其人，就真的太不堪了。无怪乎范晔评论他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注]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1241页。 桓谭为了学术而不惜放弃功名利禄而与政治决裂。贾逵为了向政治靠拢，而不惜曲说逢迎，扭曲学术而“附会文致。范晔给他一个差评并不过分。
六、余论
诚如刘泽华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是王权主义社会。特别是秦汉大一统集权统治建立之后，皇权意志、国家权力支配社会成为中国历史最顽强的特征。读书入仕的思想家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求生存，而中国读书人又有着特别突出的恋政情结，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皇权政治捆绑在一起。于是，如何处理思想与皇权的关系，始终是古代思想家从政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皇权政治的特点是思想专制，帝王个人的特点是拥有绝对权力。思想家的特点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追求真理，崇尚自由，并对自己的学术追求怀有特殊情感。皇权专制与思想家各自的特点，使思想家入仕为宦和皇权政治结合时，总是埋藏着潜在的冲突。思想的特点是自由的，是个性化的，能够天然地与皇权政治保持一致只有极小的概率，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是专制，是帝王一人之政治，帝王意志之政治，思想家的主张能够和帝王的随意性相耦合几乎没有可能。于是，冲突总是无可避免。在这种冲突中，由于皇权的绝对性、权威性和神圣性，需要作出牺牲的总是入仕为官的思想家们，无论牺牲的方式如何，牺牲总是无可避免。
袁宏《后汉纪》在叙述光武帝看了桓谭的上疏而“愈不悦”之后，发了一通议论：
桓谭以疏贱之质，屡干人主之情，不亦难乎！尝试言之，夫天下之所难，[难]于干人主之心，一曰性有逆顺，二曰虑有异同，三曰情有好恶，四曰事有隐显，五曰用有屈伸，六曰谋有内外，七曰智有长短，八曰意有兴废。夫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同之则欣，异之则骇；好之则亲，恶之则疏；过之欲隐，善之欲显；屈者多耻，伸者多怒；语伏在内，志散在外；所长必矜，所短必
；爱之欲兴，憎之欲废；此皆人君非必天下之正也。人臣所以干人君者，必天下之正也。然而八者之间，祸福不同，可不察也夫！……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无间，故可以观矣。五霸、秦、汉其道参差，君臣之际，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不干其心者，将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虽可以济一时之务，去夫高尚之道，岂不远哉！[注] 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第四，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65-66页。
袁宏这通议论是为桓谭而发，也是为皇权专制制度下普遍性的为官之难而发，可谓心有所感。不光是刘秀，所有的帝王不都是如此吗？在皇权专制时代，帝王是历史的轴心，你必须围绕他转，必须按他的意志行事。虽然“人臣所以干人君者，必天下之正”，就如桓谭疏请光武帝远离谶纬，无疑是忠告，但以谶治国是光武帝的选择，是人主之心，作为人臣之桓谭是不能干预的。的确如袁宏所言：“天下之难，[难]于干人主之心。”自秦汉以来，“君臣之际，使人瞿然”，为官者时刻都是以一种惊恐之心来侍奉帝王。无论你再好的主张，也必须“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顺着帝王的意志和心情去表达，去上疏奏言。皇权专制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帝王无论多么昏庸，在理论上他都是圣明的，都始终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
思想家做官的确是很难的事情，调和思想自由与专制的矛盾几乎没有可能。最好的解决途径是专制者变得开明和包容，但开明和包容又不符合专制的本性，所以，作出牺牲的只能是思想者一方。思想者要和皇权抗衡，通常情况下，仅仅是抵挡功名利禄之诱惑就很不容易。帝制时代，利出一孔，一切资源都掌控在专制者手中，不能要求所有的思想家做官都能做到清心寡欲，不因为利禄而向皇权屈服，因为功名利禄而牺牲思想的权利是为官者的大多数。即使有些人可以不在意功名，自甘于寂寞和清贫，也还是无法避免和皇权的冲突。就像桓谭，他是可以不做官的，在王莽时期就曾经退隐，离开官场。但是，当刘秀施展阳谋，明明知道他反对图谶，还要故意以“天下事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而逼问的时候，桓谭该怎么办呢？这就不是要不要功名利禄，而是要不要坚持“道”的纯洁性、违逆圣上意志而获杀身之祸的问题了。这个时候的思想家，如果从道德良心和学术立场出发，就需要坚守和勇气！坚守的道理没有人不懂，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从来都不乏求道的热情，也无不知晓坚守的道理，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一个懂得这个道理的人都能够做到在任何情况下的坚守！因为，违逆皇权的坚守，是要冒付出生命代价的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守的才是真正的坚守，这种坚守需要的就是勇气！历代都不缺乏头脑清醒的人，如对于刘秀的迷恋于谶纬，所有的古文大家大抵都是不赞成的，但却都没有采取和桓谭一样与皇权正面冲突的方式。郑兴以“臣于书有所未学”来搪塞，并不面对刘秀而直言“谶之非经”；尹敏面对刘秀令其校阅图谶的无理安排，也只能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陈元更是押上身家性命而为《左传》争立博士[注] 《后汉书·陈元传》载，陈元在为《左传》争立博士的诣阙上疏中说：“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而不顾当时整个朝廷所弥漫的谶纬之风(此与桓谭反对把《左传》立为学官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在当时谶纬符命之学的强大潮流中，在与皇权相违逆的危险处境中，桓谭做到了真正的坚守。桓谭区别于他人的最鲜明之处，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勇气！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仍然能做到坚守，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可宝贵的品格。
HUAN Tan ’s Academic Stance and Political Personality
LI Zhenho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n the Old Text Confucian Classics，HUAN Tan made a criticism of the theology on the basis of prophecy，interpretation，images and tokens，and showed his choice on politics.He cooperated at first but ruptured with WANG Mang，and he criticized WANG Mang in his Xin Lun (New Comment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25-220)，HUAN Tan publicly objected to the Emperor Guangwu’s concept that ‘all events can be predicted by the prophecy，interpretation，and image and token reading’.All he did originated from his academic perspect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 theology on the basis of prophecy，interpretation，images and tokens.The academic stance decided his political personalities.Compared with other scholars of his times such as LIU Xin and JIA Kui,HUAN Tan pursued and persisted the academic truth，which was rare at that time.In the age dominated by imperial right，HUAN Tan kept his academic stance unremittedly even under the powers of the autocrat，which proves his worshipful personality.
Keywords ：HUAN Tan；LIU Xin；WANG Mang；JIA Kui；the Old Text Confucian Classics；the New Text Confucian Classics；the theology on the basis of prophecy，interpretation，images and tokens
[中图分类号] K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9)02-0111-18
[收稿日期] 2018-09-15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刘伟 )
标签：桓谭论文; 刘歆论文; 王莽论文; 贾逵论文; 古文经论文; 今文经论文; 谶纬论文;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