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省自治运动中的吴玉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联省论文,吴玉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2)05-0099-04
吴玉章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勇于探索、勇干实践，思想与时俱进的典范。为了追求真理，吴玉章在思想上多次吐故纳新，实现转变，20年代初吴玉章从投身联省自治运动到服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
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一位正在转变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吴玉章参加联省自治运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客观上，资产阶级联省自治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一定的进步倾向，为吴玉章再次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提供了机遇和舞台。
联省自治滥觞于清末的联邦论，在民国政治斗争中潜滋暗长，20年代初，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迅速演变为颇有影响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潮流。它的矛头直指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北洋军阀和割据称雄的地方军阀势力，旨在通过自决自治的方式，实行各省自治，然后联省为国，将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改造为复合制的联邦制，从而达到铲除北洋军阀，扫荡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构筑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目的。其理论形成了以联邦制为模式，以民治主义为核心，以自治自决为途径的完整的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一般民众厌乱思安、发展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良好愿望。
其次，20年代初，吴玉章的思想驳杂而矛盾。他既失望于山穷水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处于苦闷与彷徨之中，又钟情于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处于思考与探索之中，在新的探索中，一度对联省自治产生了认同。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迁、新旧交替的转型期，许多人士在思想上颇为复杂，吴玉章也不例外，他深深地感受到，以前的革命每况愈下，陷入困境，必须改弦更张，“从头作起”，然而，“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1](110)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吴玉章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早在1903年，吴玉章就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但是此时既缺乏客观条件，又囿于其阶级立场，社会主义思潮并未对他产生影响。1914年至1917年，吴玉章在法国又一次接触过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并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但吴玉章仍然是以资产阶级立场来审视它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纯学理的层面上。五四运动后，吴玉章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十分强烈，开始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但是，吴玉章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杂揉着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份。在联省自治期间，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还是模糊的、肤浅的。他虽然宣传社会主义，但认为它“不过改良社会政策”，甚至将它与儒家大同思想与农家神农学说混为一谈，牵强附会，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非甚新奇，吾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此类学说随处皆是，其主义皆与现在之新思潮极相吻合”[2](43)。此时的吴玉章并未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1920年春夏开始，联省自治运动愈演愈烈。就四川而言，1920年10月、11月，旅沪、京川人就在积极鼓吹，组织团体，川内自治呼声也不绝于耳，与省外川人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连四川军阀熊克武等人也深感“迩来新潮澎湃，自治声浪，渐增高涨，军、政、学、绅、商各界，以及议会中人，咸积极于自治之运动”[3]。为在南北夹缝中力求自保，12月中旬，熊克武、刘湘等人也打出了自治的幌子。在这种情形下，苦心探索新路的吴玉章由于尚未找到改造中国的灵丹妙药，对联省自治也就自然认同了。
在吴玉章看来，联省自治是解决四川时局的理想方案，它对外“可以脱南北漩涡”，“可以免客军蹂躏”，对内“可以肃清盗匪”，“可以整理庶政”，“可以改良经济”，“可以普及教育”，“可以振兴实业”，直至达到“地方分权，全民政治之实现”[2](44)，甚至认为它是“济世圣药，救急之良方”[2](40)。这就是吴玉章1920年12月投身于联省自治的思想基础。其实，参与联省自治的正在转变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乏其人，湖南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一批会员、湖北的董必武、施洋等人都是联省自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在运动中都引人注目。
二
1920年12月，吴玉章在重庆开始从事自治团体组建活动，被推为筹备处总务。在吴玉章周密的组织下，“全川自治联合会”于1921年4月1日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吴玉章被推为主席，并在会上作了报告，著名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和十二条纲领也是吴玉章拟定的。全川自治联合会由“各县法团或各乡村及团体之代表推出之代表所组织”[2](45)，四川各县均有代表，代表了四川政、学、绅、商各职业团体的利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四川资产阶级政治性组织。它也是四川众多自治团体中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团体。
但是，如同全国其它自治团体一样，全川自治联合会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缺乏民众基础的前提下，放弃武装斗争，企图以一纸省宪构筑联邦体制，实行民主宪政。所以几乎所有的自治团体所从事的活动不外是舆论宣传和督促制宪，着眼于自治运动的推动和省宪的制定，当运动一发起，就被地方军阀控制、操纵，这就充分暴露出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侥幸的心理状态。吴玉章的设想也是天真的，他认为：“我们联合会的宗旨是促成省宪，不能代替民选的省议会，我们大家已决议实行自治，起草省宪，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1](117)显然，对四川军阀控制下的省议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对全川自治联合会也觊觎已久，采取了分化与收买手段，并试图收买吴玉章，以利用自治联合会作为其民意机构，与熊克武控制下的省议会抗衡。虽然吴玉章坚决予以拒绝，但不少会员代表已被收买，全川自治联合会不得不解散，这样，四川声势最大的自治团体成立不到一月便烟消云散了。
由于吴玉章的声望和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的影响，后来熊克武等人炮制所谓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时，为了装点门面，聘请吴玉章为12名宪法起草委员之一。吴玉章参与了四川省宪的起草工作。
当然，四川军阀假借自治的目的在于内以息争，外以扩张，并不想实现所谓民主政治，虽然他们在1920年12月中旬宣布自治，但在连续2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实施自治的行动，倒是上演了新旧川军之战、川军援鄂之战、新川军内部第一、二军之战的闹剧。直到1923年1月熊克武基本控制四川局势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才于1月20日正式开会。经过1个月的闭门造车，吴玉章等人拟了《四川省宪法草案》、《第一届省议会议员选举法》等4个草案，这便是四川联省自治运动的唯一成果。也就在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大举入川，将势力范围伸向四川，四川军阀忙于招架，四川联省自治运动还未开始实施便不了了之。其实，联省自治运动的破产是难免的，即使没有直系军阀的扼杀，四川军阀也不会实施自治以作茧自缚。比如，实施自治以裁兵为先决条件，这是联省自治人士普遍的要求，但军阀既以军队为安身立命之本，岂会自卸武装？任鸿隽这位学者就曾赴四川游说，劝导军人裁兵，但“舌敝唇焦”，“积牍盈尺”，就是“没有人肯真心裁兵”。[4]裁兵行不通，自治也不可能推行，其结果可想而知。
三
在联省自治期间，吴玉章充当了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的同路人，其理论与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的主张并无二致。
在国家结构模式上，吴玉章主张自订省宪、国宪，“创立联省制度”，具有鲜明的联邦制价值取向；在自治内容上，他主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全方位的改革，如“实行职业的全民政治”，实行”男女平权，实行直接的普通选举”，“扫除司法弊害，实行切实的保障人权”，“废除现在军制，实行画一的编练民军”，“力谋教育普及，实行免费的强迫教育”等，也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揭橥的平民政治的方案，体现着资产阶级民治主义精神；在自治实行途径上，同样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众自决：“以为解决时局，必须由吾人自决自动，以人民公意谋人民幸福，群众之事当由群众共治，亦所谓群众自治”。[2](45-46)表现出与地方军阀、官僚假自治截然不同的立场，其进步意向也是不言而喻的。
同当时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所犯错误一样，其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决本质上还是改良，对地方军阀一样怀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如前所述，吴玉章组织起全川自治联合会，推动自治运动开展后，认为使命已经完成，把制定省宪、实行自治的任务交给了省议会。省宪草成后，至于如何保证其实施，吴玉章也只能天真地寄希望于所谓道德与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尚望诸公再接再励，养成人人有崇法守法之精神，由法治以进于德化，则川省永久和平可望，而全国之统一可期矣。”[5]在当时武人政治格局下，不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深入发动民众，推翻封建军阀专制，而以联省自治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无异于舍本逐末、痴人说梦，其失败的结局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与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不同的是，吴玉章在联省自治期间接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思想上正在发生转变。因此，吴玉章此时的思想中确实具有一些社会主义成份，如主张“打破强权，铲除阶级”，“力图发展实业，实行协社的平民银行”，“组织各种协社，实行经济的互相扶助”[2](46)等等，甚至较详细地介绍过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如前所述，其社会主义思想中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也溶入中国古代儒家大同思想和农家神农学说。吴玉章此时还不是一名科学社会主义者。
四
联省自治运动的失败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初吴玉章改造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再遭挫折。可幸的是，吴玉章从失败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和升华。
吴玉章对联省自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首先，他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铁的纪律的政党组织，临时结合的团体是不可靠，而军阀统治下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以实现的”。[6](1285)其次，他认识到：“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绝不能讲求改革，这就是说不革命不能建设新的社会”。[6](1301-1302)反思的结果使吴玉章既抛弃了改良的幻想，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废除政党、废除纪律的空想；既捐弃了联省自治方案，又捐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产生了“要求组织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1](118)的强烈愿望，从而向科学社会主义征途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联省自治运动结束后，吴玉章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一，吴玉章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1924年《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演讲中，吴玉章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认识到“法国大革命是第三阶级的人民的革命，是工商阶级的革命”，“于多数人民未见有什么好处”，[2](54)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吴玉章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最后的胜利终必归于劳动阶级，这是可断言的。”[2](58)表明其阶级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吴玉章还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区别：“以广义言，凡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思想和计划，只要是反对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都可叫做社会主义。……以狭义言，只有从经济上着手，主张把现行的资本私有、自由竞争制度改废，凡是生产消费都归社会全体共有共管，以谋社会全体的利益，这才叫社会主义。”[2](53)此外，吴玉章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暴力革命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规律等重要理论，都有详细而缜密的正确论述。
第二，吴玉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演说中，吴玉章已经比较熟练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历史现象。他从资本主义本质入手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世界大战“实在是这个资本帝国主义为总因”，“资本制度不去，世界战争不能消弭”[2](54-56)。在剖析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本性时也从经济动因入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时，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
在行动上，吴玉章也自觉地投身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1923年，吴玉章与杨闇公等人在成都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翌年4月又创办了成都杜会主义研究会。1925年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加入，并解散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如果说联省自治为吴玉章思想转变提供契机的话，那么，吴玉章自身优秀的思想素质和个性品质则是其辨明良莠、服膺真理的关键。吴玉章勇于探索，勇于实践，敢于否定旧我，造就新我。五四以前，他就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五四时期，更以“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2](29)的胸襟和胆略，积极研究社会主义，探索救国救民的真谛，这就是吴玉章成功转变的主观基础。[7]
吴玉章在联省自治运动失败后的思想转变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与参与联省自治的毛泽东、施洋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与其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他的世界观中因袭的包袱相对沉重，要实现新的转变与升华殊为不易。因此，吴玉章在联省自治中的转变具有极为深刻的内涵，它是我们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与确立中可资吸取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收稿日期：2002-04-15
标签：吴玉章论文; 联省自治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军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