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夏鼐手记(引王国维语自勉)
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注：夏鼐先生是本人 最为景仰的考古学者，为了行文的简洁，以下均直称“夏鼐”，其他诸位考古学界的先 生，除本文第一次提及时称“先生”以外，均直称其名，夏鼐在给罗宗真教授的信中曾 经说过，学术论文不是衙门公文，不必冠以职称等头衔，见罗宗真.夏鼐先生的一封书 信——纪念夏鼐先生逝世十周年.中国文物报，1995-06-18(3).)。本文试图对夏鼐的求 学生涯、学术贡献与治学方法作一番探讨。我的想法，就如一位考古学家所言：“一定 要学他们的治学方法，并不要模仿他们的咳嗽的声音，这样去走自己的路。”(注：杨 泓.引导我走上考古研究道路的三位老师.文物天地，1986，(5)：2～5.)
一、夏鼐的求学生涯
夏鼐先生字作铭，浙江省温州市人，1910年2月7日出身于一个经营丝绸的商人家庭。 少年时先后就读于有名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附属小学和初中部。高中转至 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1930年夏，夏鼐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转入清 华大学历史系。
1934年，夏鼐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他以清华大学“历年之冠”的优 异成绩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的奖学金(庚款)(注：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月涵)先 生给夏鼐的回信中曾说：“你去考试成绩为历年之冠”，见徐贤修.悼念旷世的考古历 史学家夏鼐.台湾：传记文学，1986，49(4).)。按照当时校方的规定，出国以前必须进 行一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夏鼐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189 6～1979年)的安排下，参加了河南安阳西北岗商代王墓群的发掘。工作是在梁启超次子 、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博士(1904年～1954年)的主持下进行的，夏鼐的任务主要是清理 小型墓葬。对田野考古一无所知的夏鼐很快就进入角色，他敏锐的领悟力当时就给梁思 永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4年9月，夏鼐抵达伦敦大学(注：本文关于夏鼐留学英伦的材料多引自EDWARD FIELD，WANG TAO.Xia Nai:the London connection.Orientions.1997，28(6).译文见 拙著(笔名：书玉).夏鼐先生的英伦之缘.文物天地，1998，(6)：6～10.)。他先是在科 特奥德艺术研究所学习，指导老师为著名考古学家叶慈教授(Percebal·Yetts，1878年 ～1957年)，叶慈当时在该研究所讲授中国美术与考古课程。一年后，夏鼐转入埃及学 系，攻读埃及考古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该系曾培养过许多学术大家，现代日本考古学 的奠基人滨田耕作(1881年～1938年)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与夏鼐一起在伦敦大学学习考 古的，还有另一位中国学生，她就是后来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燏。
夏鼐的指导老师是秉承了埃及学系优良学风的格兰威尔教授(Stephen·Glanville，18 90年～1977年)。1936年，夏鼐被指派到著名考古学家惠勒教授(Mortimer Wheeler，18 90年～1977年)的手下，参加英格兰坦彻斯特地区梅登堡(Maiden Castle)遗址的发掘， 这也是他首次在国外参加的田野考古发掘。惠勒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先用 探沟试掘，然后进行网格式的布方，以探方为单位进行发掘，通过保留的探方壁和关键 柱来显示地层堆积状况。这次田野实习对夏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后来将这一套方法 带回到中国，直到今天，这套方法在中国仍被广泛地应用。
1937年至1939年，夏鼐先后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的考古发 掘，并发表了有关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学术论文。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夏鼐颇得校方 的赏识，他是该校第一个获得玛利奖学金的学生。夏鼐的表现，可以从1938年6月30日 格兰威尔教授写给学院院长的一封封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埃及学还一无所知。但他以 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所必须具备的古代埃及语 知识，这与他很快就适应了考古学是一样的。……从他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考古经历来 看，我有足够的证据相信他对不同类型的遗址的发掘技能都融会贯通、一点即通。我坚 信，一旦他回到中国，他就会成为蜚声考古学界的学者。……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 、勤奋的和值得信赖的学生。
1941年，夏鼐获得伦敦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因二战的影响，学位证书1946年补授)；1 941年，夏鼐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工作一年以后，辗转归国，成为“中国受过最为优秀训 练的考古学者”。
1941～1949年，夏鼐先后供职于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参加了四川彭山豆芽房、寨子山汉代崖墓的发掘，后来又随西北科学考察团参加了甘肃 敦煌、武威、兰州以及青海等地古代遗址和墓葬的调查发掘。1948年，夏鼐晋升为历史 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年青的夏鼐侧身于傅斯年、李济、梁思永、高去寻等知名学者中， 他的学识与才华日益显露出来。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出国考察，受命代 行所务的竟是年仅37岁的夏鼐。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夏鼐没有随所去台湾，而是退居故 乡温州。
从上述夏鼐的求学生涯中，可以看出他作过几次重要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是在1931年，夏鼐从燕京大学历史系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众所周知，解 放前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以文史研究著称的高等学府。夏鼐从燕京大学转入清华 大学，似乎对他个人的发展更为有利。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 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注：转引自方克立编著.名师荟萃——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简介(一)，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梅 贻琦曾以教务长的身份接替吴宓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工作，而梁启超、王国维、 章太炎、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史学大师都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供职或授课，他 们共同营造了清华良好的史学气氛和治学传统。清华园内与夏鼐交游的吴晗、罗尔纲、 梁方仲等都是史学界崭露头角的才子，他们曾共同组织了“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注 ：王世民.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 .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40～47.)。夏鼐注重史实、严于考据的中国学风应该就是 在清华大学就读时熏陶出来的。
第二次选择是在1934年，夏鼐考取了赴美公费留学的考古学部门，夏鼐在学术上的发 展由近代史转向考古学。夏鼐在清华就读时的学习兴趣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曾发表过 《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等论文，他的学士毕业论文是《太平天国前后长江流域各省 之田赋问题》(注：据徐贤修先生的回忆，评委们对夏鼐学士毕业论文的评价是很高的 ，校外评委、北京大学的傅孟真(傅斯年)教授的评价是“取材丰富，组织严谨”。见徐 贤修.悼念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夏鼐.台湾：传记文学，1986，49(4).)。夏鼐从中国近 现代史转向考古学，主要是受了殷墟考古发掘的影响。1928年以来，李济博士、梁思永 博士等主持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取得了巨大成果，他们找到了殷商晚期的都城遗址，发 掘出商王的宫庙遗址，清理了商王的陵墓，而此前王国维等学者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 的研究，排出了商王的世系。这一切，使传说中的商代变成了信史，考古学在中国学术 界的地位和影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件事也深深地吸引了夏鼐，并最终使夏鼐的志 向从中国近现代史转向了考古学(注：夏鼐夫人李季君在《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一文中 曾这么说过：“从1928年起，著名的李济博士领导的在河南安阳的挖掘工作取得了成果 ，肯定了商朝的存在。这使国内外学者们相信了中国的考古学存在着很大的潜力。这件 事也深深地吸引了夏鼐。”见中国妇女，(英文版)1982，(7).)。夏鼐甚至听从李济、 梁思永的劝告，没有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而是去了英国伦敦大学(注：EDWARD FIELD ，WANG TAO。Xia Nai:the London connection一文称：“李济和梁思永都曾受业于哈 佛大学的狄克逊(Roland·B·Dixon)教授，由于狄克逊已于1934年病故，李、梁转而把 英国的伦敦大学选定为中国考古学者的培养地。年青有为的留学生吴金鼎的学成归国坚 定了李济、梁思永送夏鼐赴伦敦大学深造的决心”(载Orentions，1997，28(6).译文见 ：夏鼐先生的英伦之缘.文物天地，1998，(6)：6～10.)。
第三次选择是在1936年，夏鼐从伦敦大学科特奥德艺术研究所转入埃及学系。作为一 个中国留学生，却转攻埃及学，在当时人看来，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实际上，夏鼐转向 埃及考古学有三个原因。首先，埃及是近代考古学发端地。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和法国人 商博良(J·F·Champollion)对已经死亡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成为学术史上有 名的大事件。立志学习考古学的夏鼐，当然会受到埃及学的感染。其次，夏鼐本人留学 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近代考古学田野考古发掘的方法与理论，而“伦敦大学考古部分最好 的要算‘埃及学’”，这也使得“夏鼐大约决计学埃及学”了(注：这是曾昭燏致 傅斯年信中的话，信的影印件见王汎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 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95.信的末尾所署日期为“六月十九日”，汪 涛先生认为当为1936年的6月19日，见汪涛.对“夏鼐先生的英伦之缘”一文的几点补充 .文物天地，2000，(4)：40～44.)。最后，伦敦大学埃及学系由于其创始人皮特里(
Flinder·Perrie)教授的巨大学术成就早已闻名遐迩，他在当时以其严谨科学的方法和 卓有成效的考释成果而著称于世，夏鼐转攻埃及学，显然也是慕皮特里教授之名而作出 的决定。
第四次选择是在1941年，夏鼐从埃及学转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夏鼐在伦敦大学的博 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古代埃及的珠子》(古代珠子的研究之于埃及学，犹如古陶瓷之于 我国宋元考古学，故皮特里教授等学者把古埃及珠子的研究列为埃及学的关键课题)。 此后，夏鼐曾赴埃及，在开罗博物馆工作了一年时间。在此前后，夏鼐还发表过有关埃 及学的学术论文。1941年，夏鼐辗转回国，将留学所得贯彻到中国考古学发掘与研究中 。夏鼐留学英伦的收获是巨大的：他从皮特里、格兰威尔等教授那里秉承了严谨务实的 优良学风，从惠勒教授那里学到了近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他在英国梅登堡遗址、 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巴勒斯坦杜韦尔等遗址的发掘经历成为他以后一生的宝贵财富，这 些遗址的发掘不仅使他掌握了娴熟的发掘技巧，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为这位学 贯中西的学术大师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夏鼐的学术贡献
在夏鼐的学术生涯里，涉猎面既广且深。王仲殊(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中国考古 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12.文又见 考古，1985，(8)：678～685.王仲殊，王世民.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安志敏(注：安志敏.为考古工作而献身的人—— 沉痛悼念夏鼐同志.中原文物，1985，(3)：1～2.)、樋口隆康(注：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之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 985：118～126.)、王世民(注：王世民.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 —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40～47.王仲殊，王世民.夏 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杨泓(注： 杨泓.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 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15～30.)、刘庆柱(注：刘庆柱.夏鼐先生在中西 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 安：三秦出版社，1987：31～39.)、周星(注：周星.夏鼐先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史前 研究，1985，(4)：1～5.)等先生已有专文介绍夏鼐的学术成就。大多数学者将夏鼐的 学术贡献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史前考古、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实际上夏鼐的学术成 就远不止如此。限于篇幅，本文仅择要介绍如下：
(一)史前考古
“他尤为特长的领域，如同国外考古学的评价和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正是史前考古学 ”(注：周星.夏鼐先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史前研究，1985，(4)：1～5.)。齐家文化的 年代改订、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确立和碳十四测年法的引入与研究应用，可以看 作是夏鼐在史前考古方面最主要的学术贡献。
1945年，夏鼐在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中，从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 甘肃仰韶文化(今称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片，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的年 代要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瑞典人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的错误论断。夏鼐 的发掘成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分期说和中国文明西来 说，“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 束了。”(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8)：678～685.)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它既是考古学者对发掘资 料进行分析研究的总结，又是考古学者们对考古资料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夏 鼐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三个条件(注：参见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考古，1959，(4)：169～172.)，并将这些命名原则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马家窑 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被国内外公认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就是 夏鼐提出并得到公认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确定，事实上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 古学走向成熟。
1946年，美国科学家利比(W·F·Libby)公布了自己用碳十四测年法来测定古代遗物的 年代的研究成果。利比由于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60年诺贝尔奖。这项研究成果对于考 古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以往考古学者发掘出古代的遗迹遗物后，如果没有 纪年材料，只能确定它们在时代上的相对早晚关系，而对于它们的绝对年代却无从知晓 。当国内许多人还不知道碳十四为何物的时候，1955年夏鼐已撰文介绍这一原子能研究 最新成果。他从中科院物理所要来已被打成右派的仇士华、蔡莲珍这一对年青夫妇，开 始着手建立我国第一所碳十四实验室。仇士华、蔡莲珍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 建成了我国第一所碳十四实验室。1966年3月，他们用碳十四法测定了第一批考古样品 的年代数据。
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运用碳十四年代数据 ，全面系统地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诸文化的编年体系和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 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国史前考古年代学的基础。该文一经发表，立刻在国内外学术界引 起巨大反响，引用率之高是罕见的。夏鼐关于史前文化的编年学研究，是中国新石器时 代考古学的重大收获之一。
(二)科技史
夏鼐在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贡献，杨泓先生已有专文论述(注：杨泓.夏鼐先生对中国科 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 版社，1987：15～30.)。藁城商代铁刃铜钺的鉴定以及西晋周处墓“铝片”的鉴定(注 ：关于藁城铁刃铜钺和西晋周处墓铝片的鉴定，许多学者曾作过介绍。可参见杨泓.夏 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 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15～30.)，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专著《考古学和科技 史》、《汉代的玉器和丝绸》以及论文《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从宣化辽墓 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 我国古代的蚕、桑、丝、绸的历史》、《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 伯数码幻方》等论文都是有名的力作。他在1984年发表的《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 一文里，综述了我国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他将这些发现归纳为：(一)天文和历法 ；(二)数学和度量衡；(三)地学；(四)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五)纺织、陶瓷和冶金； (六)医学和药物学；(七)农业科学。在这七个方面，夏鼐都有涉猎，并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果。
(三)中西交通史
夏鼐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就，刘庆柱先生已有专文论述(注：刘庆柱.夏鼐先 生在中西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 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31～39.)。夏鼐总结了汉代丝绸(绮、锦、刺绣)的 特点，并对汉代织机作了复原研究。夏鼐认为，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丝绸吸收了“波斯 锦”等西亚纺织品的技术，但西亚各国传统的纺织技术最初却是仿造中国的平纹组织， 以后才发展为斜纹组织。总之，中国“在纺织技术上有许多创造发明，在织物图案上也 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些成就经过‘丝路’传到西方，促进了西方在纺织技术上的 发展，后来我们还吸收了西方发展技术上的优点，也采用了一些美术图案，这使我国的 丝织物更臻完美。”(注：语见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夏鼐研究过的外国货币包括波斯萨珊朝银币、拜占廷金币、阿拉伯金币、威尼斯银币 以及西域铸造的“外国字铭文的铜饼(或铅饼)”、“汉佉二体钱”等。夏鼐对这些货 币的国别、铸造年代、铸造地点(包括仿造地点)、流通的历史背景、埋葬的年代和用途 一一进行了精彩的考证。如西安唐墓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夏鼐准确考证出其铸造地 点在大马士革，铸造时间分别为公元702年、718年～719年、746年～747年，它们是我 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奥梅雅王朝的金币，也是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铸币，还是目 前所知的唐代遗留下来的唯一的中阿交通的实物证据。至于我国境内发现最多的外国货 币——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对1974年以前所发现的33批、1174枚银币作了系统研究， 对其铸造年代、铸造地点以及与中西交通史有关的问题一一作了仔细探讨。他在这一领 域里的学术成就，使国内外学术界感叹对这些外国古币的研究，“大约除他之外没有人 可以胜任”(注：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之 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8～126.)
夏鼐对这些货币的研究不仅限于此，他的着眼点在于对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 洲的陆、海路交通线进行探讨。如他通过对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研究，认为“ 第四世纪末到第六世纪时，尤其是第五世纪中(包括卑路斯在位的年代)，西宁是在中西 交通的通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地位的重要在当时决不下于河西走廊 ”(注：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1)：103～108.文又 见夏鼐.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29～134.)。这一科学结论对探索古 代中西交通路线有着重大意义。
1963年，夏鼐发表《作为古代中非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亲身的 考古经历，历数埃及、苏丹、南非、刚果等地出土的中国古瓷，勾勒出古代中非之间贸 易交流的路线与规模，使人们认识到古代中非海上交通不只限北非和中非，甚至还远及 于南非和西非沿海地区。
1974年，夏鼐的《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引起国 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来信索要此文抽印本的人员络绎不绝，伊朗驻华使馆更是一下 索要了二十多份(注：夏麦陵.夏鼐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启迪.人物，1986，(2).)。夏鼐的 学术出访也总是备受出访国的关注。1963年，夏鼐随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据历史 学家刘大年先生的回忆，“那时中国学者讲演，听众一般都很踊跃。唯独夏鼐同志的讲 演，虽然内容专门，会场却是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的。”(注：刘大年.华罗庚、夏鼐两同 志回想记.光明日报，1985-07-07(3).)
夏鼐还对其他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作了研究。如萨珊朝金银器、汉文婆罗钵文合 体的唐苏晾妻马氏墓志、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扬州拉丁文墓碑等。
三、夏鼐的治学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丰硕的学术成就与良好的治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夏 鼐的治学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一)以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考古学研究。
新中国的考古学与旧金石学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它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它不惴惴 于某一历史遗物的考证，而着眼于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夏 鼐就曾说过，“新的考古学不是玩古董，新的考古发掘不是刨墓挖宝”，他并以前苏联 考古学家对乌克兰的黎波里文化遗址的发掘为例子，指出考古学家对该遗址的发掘，“ 并不是为了挖取几片彩陶或几把石刀，他们是将整个废墟开掘出来，研究当时的物质文 化的全貌。”(注：夏鼐.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文物参考资料，1951，(5)：72～75 .)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所下的定义最能说明这一点：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 科学(注：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86：1～21.)。
关于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夏鼐说：
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 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 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 规律的理论基础(注：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86：1～21.)。
从上述考古学的定义与研究目标来看，新中国的考古学已经从旧金石学脱胎换骨，建 国以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与此是密切相关的。
(二)注重田野考古实践，同时又吸取了传统史学和旧金石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派在史学研究方面也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他 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力图作到“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 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注：语见潘次耕为其兄潘力田《国史考异》所作的“序 ”(《遂初堂集》卷六)，转引自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下).北京：商务印 书馆，1999.)他们在校勘史籍、订正史实、拾遗补阙、编纂类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注：“实事求是”是梁启超对乾嘉学派史学精神的总的评介，他将乾嘉学派的史学成 就归纳为四点，即所谓的“校勘前史文句之讹舛”、“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 “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省览”。见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 绩(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0.)。“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 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它。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 应该做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注：梁启超.清代 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
今天看来，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固然有许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优 良传统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因为更多地涉及了古代文献，自然 应该吸取传统史学的优点。而史前考古学虽然并无文献可供征用，但讲求客观、严谨务 实的作法与传统史学的治史精神并无二致。现下有些国内外的新派考古学家，以批判中 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为名，将中国古代文献一概指斥为不可信，实在是不可取的。事实 上，就像甲骨文之于商代考古学、象形文字之于埃及考古学、契形文字之于两河流域考 古学、多种“死亡文字”之于中亚考古学的研究一样，“文字和历史的内容”从来就是 世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夏鼐留学英伦时，就曾奉劝曾昭燏“专从事于‘文 字’和‘历史’的研求，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 (注：语见曾昭燏致傅斯年的信(《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214～215)。)
夏鼐就读过的清华大学，有着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等史学大师培育出来的良好史 学传统和研究氛围。沐浴于其中的夏鼐，自然深得其味。夏鼐公开发表的史学论文，是 以考证见长的，选题宽广而有气魄，上起秦汉，下迄明清(注：如《秦代官制考》、《 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汉武帝征和年号考》等，参见夏鼐先生论著目录.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3 ～24.)。至于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可以从史学界对他所著《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的 评价中窥见一斑：
中华书局的《中外交通史丛刊》中有一本他校注的《真腊风土记》。我起初以为整理 古籍的工作，他进行起来未必也和考古发掘同样地得心应手，当我收到他的赠书细读之 后，不禁深为他的精深勤奋所感动。他的校注工作决不比任何一位专业古籍整理者逊色 ，从质量上来说，他的这本校注在众多的古籍校注本中，是出类拔萃的，它代表了我们 当前这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我拜读之余，除由衷的敬佩之外，还深为自己的不学和懈怠 而惭愧。(注：吴德铎.求是、踏实、朴实——纪念夏鼐同志.文汇报，1987-06-23(3).)
夏鼐对旧金石学的看法，与时下很多人对金石学不屑一顾的态度迥然不同。他认为应 该充分重视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成就，同时又要摒弃旧金石学惴惴于字词考证的作法。19 44年，夏鼐随西北科学考察团赴陇右考古，“虽以发掘工作为主，而对于碑碣吉金，亦 如留意焉。”(注：夏鼐.“陇右金石录”补正.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 民出版社，1986.)夏鼐在阅读了甘肃临洮人张鸿维的《陇右金石录》一书以后，即作“ 补正”一篇，所录金石材料，上起汉代，下迄明朝。宋·赵明诚作《金石录》，已感叹 西晋石刻之少见。夏鼐“补正”中提及的“晋泰始十一年乐生碑”(与阎文儒在敦煌大 方盘城掘得)，便是殊为难得的晋碑材料。夏鼐在这篇“补正”中所作的考证也很精彩 ，比如，张氏《陇右金石录》以“寿昌县印”为晋代遗物，夏鼐据《太平寰宇记》和《 元和郡县图志》认为，寿昌本汉之龙勒县，北魏正光三年和唐武德二年两度改名寿昌， 所以此印最早不能早于北魏，也有可能为唐代遗物，但绝非晋代县印。至于文提及的“ 金城县主墓志”和“慕容曦光墓志”，后来夏鼐专门写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 》一文，在考释金城县主、慕容曦光两方墓志的基础上，结合早年出土的慕容氏墓志， 参以两《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资治通鉴》等文献材料，用年表的形式 对吐谷浑晚期历史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夏鼐对古代玉器的研究方法对历史考古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认为 ，古代文献中关于瑞玉(六瑞)的记载，大多是汉儒的理想化思想，与考古发掘的实际有 很大差异，如《尔雅》所记璧、瑗、环的“肉”、“好”比例，就与考古发掘的实物不 符。有鉴于此，他建议，在编写考古报告和进行考古学研究中，应摒弃文献中一些理想 化记载的束缚，从实物出发，这就使古玉研究从旧礼学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为中国古代 玉器的研究指出一条新的途径(注：参见王仲殊，王世民.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 师治学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夏鼐很注重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结合。作为历史科学分支的考古学，其学科特点就 在于它注重用地下出土实物资料而不是单纯依靠文献来研究历史问题。中国文明区别于 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从古至 今连续不断的，它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流传至今。正因如此，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它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用来帮助解读考古材料的信息。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工作者 ，如果没有一定的文献基础是不行的。夏鼐曾经说过：文献与考古材料，犹鸟之双翼、 车之双轮，二者不可偏废(注：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10)：931～935.)。夏 鼐本人关于历史时期考古的文章莫不是文献与考古材料进行结合的典范。
在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结合中，夏鼐尤重田野考古实践。1950年，担任考古所副所长不 到一个月的夏鼐，便组织发掘队到河南辉县进行建所以来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从这年 的12月到次年的1月，夏鼐先生亲自手执小铲，在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冰 雪严寒中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 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和好评。”(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中国考古学研究 ——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12.文又见考古，1 985，(8)：678～685.)
中国田野考古的操作方法，应该说就是夏鼐从惠勒教授那里学成并引入中国、不断加 以完善形成的。惠勒的《田野考古》(Archaeology from Earth)是蜚声国际考古学界的 名著。关于夏鼐向国内年轻考古学者传授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情况，我们不妨把《夏鼐 先生传略》中的一段话摘引如下：
在各处的调查发掘中，他把田野考古的方法传授给年轻的助手们，指示他们严格划分 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辨认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在成皋县青 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继红烧土和白灰面等居住遗迹的发现之后，他亲手从土层 中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辩认出来的柱子洞，使得助手们懂得发掘居住址的难度更在发掘 一般墓葬之上。夏先生对大家说，考古工作者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 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他告诫大家不要有“挖宝思想”。他 经常说，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器，但居住址的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包含着珍 贵随葬品的墓葬。先生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田野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 会认土、找边、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大家的 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遇到星期天，他带头用毛笔蘸墨在每一块陶 片上书写出土坑位和层次的编号。夏鼐先生的这种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 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 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12.文又见考古，1985，(8)：678～6 85.)。
(三)注重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夏鼐在将碳十四测年法引入中国以及运用碳十四测年数据对我国新石器文化编年进行 研究方面的贡献，是考古界人所共知的。不仅如此，在夏鼐的计划和部署下，考古研究 所还在实验室里开展化学分析、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和热释光测定年代等项工作，都取 得了不少成果。
夏鼐本人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熟悉程度，我们可以举一则材料来加以说明：考古研究所 陈志达先生在撰写《殷墟妇好墓》时，曾受到夏鼐的指点。陈志达至今仍保存一页夏鼐 批改过的稿纸，密密麻麻，是用铅笔书写的。批改的内容是对报告中关于玉器呈色的两 处修改。一处是将原报告中“铁化物”改为“铁的氧化物”；一处是在“某些黑色可能 是含有铬”之下，加了“但铬的呈色作用更主要的是使呈翠绿色”，之后，他在稿纸左 边批了一段话，指出这一段“似乎讲得不够清楚，铁有氧化铁和氧化亚铁。锰与硅化合 可呈现紫色。铬的呈色作用更为主要的是使呈翠绿色”。这段话之外，还注明可参阅19 50年出版的一本外文书的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注：见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光明 日报，1985-09-07日至30日.文物工作，1985，(6).)。
特别要提及的是，夏鼐还安排将考古发掘所得的样品送给有关的科研机构进行测试， 解决了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许多重大问题。钱三强、周仁、柯俊、席泽宗等都是夏鼐在 科技界的学术知己。仇士华、蔡莲珍就是夏鼐找钱三强从中科院物理所调入考古所的， 而藁城商代铁刃铜钺(陨铁)则是送交北京钢铁学院柯俊教授鉴定的。又如，解放前的古 陶瓷研究，带有很浓重的古董行色彩。在夏鼐的联系和安排下，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 仁教授等对古陶瓷的制瓷工艺、胎釉原料的配方成分等进行了分析测试，夏鼐自己也利 用海外陶瓷材料进行中西交流方面的研究，这就使古陶瓷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进展(注：夏鼐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 ，1963，(1)：17～19.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5)：6～9.)。
(四)注重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关注国外学术研究的新进展。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翻译家冯承钧先生曾经说过，“研究一国之文化，应旁考与其国 历史有关系诸民族的事迹，缘历史种族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输也。因文化之互相灌输， 所以一国的历史，可以补他国的不足”(注：冯承钧.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译序.转 引自邬国义.马可·波罗行纪“前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不少有见地的 学者，都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夏鼐即是其中卓越一员。他的 《真腊风土记校注》正是研究十三世纪柬埔寨历史的补白之作(柬埔寨国内已找不到关 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本土文献)，可以说是“以一国的历史，补他国的不足”的典范之 作。
夏鼐曾以王国维的话自勉：“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 而不在一孔之陋儒。”(注：1998年，王世民先生在整理夏鼐文稿时，在夏鼐《考古学 论文集》扉页背面上，发现了夏鼐用毛笔书写的一段话，全文如下：“王国维少年时曾 说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 决也。”(《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原载《静庵文集·续集》)纵观 夏鼐的学术生涯，正是以这种“兼通世界学术”为毕生追求的，他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 杰出贡献，正是这种追求的体现(注：夏鼐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就，参见刘庆柱.夏鼐 先生在中西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 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31～39.)
夏鼐古文献功底深厚扎实，同时由于他曾留学英伦(前后长达六年之久)，所以他又精 通英文，另外他还粗通法文，也略懂日语。良好的语言基础，加上天纵其才的禀赋与中 西学术先驱们的熏陶，夏鼐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如日本著名学 者樋口隆康所言：“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 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 注：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之附录.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118～126.)
夏鼐对诸如A·U·Pope的《Survey of Persian Art》(《波斯艺术综述》，1938年伦 敦版)、J·De·Morgan的《Mannel de Numistique Orientale》(《东方古钱大系》，1 936年巴黎版)、J·Walker的《A Catalogue of the Arab-Sassanian Coins》(《阿拉 伯-萨珊式古币目录》，1941年伦敦版)和P·D·Whitting的《Byzantine Coins》(《拜 占廷钱币》，1973年伦敦版)等西方学者的学术名著非常熟谙，所以他对中西交通史的 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对中国考古材料的透彻理解和对国际学术成果的充分吸收的基础上 的。
夏鼐对国外学术动态的关注，我们举一个例子即可略见一斑。1973年，P·D·
Whitting博士的名著《拜占廷钱币》在英国和瑞典出版(注：P·D·WHITTIN.Byzantine Coins.London:Barrie & Jenkins Ltd.1973.Fribourg(Swizerland):Office du Lirre ,1973.)。考古所图书室在夏鼐的安排下，于1975年9月15日以人民币45.83元的价格购 入此书。1977年8月至1984年7月间，夏鼐曾三次借阅此书(注：考古所图书室进书情况 ：在《拜占廷金币》一书封底有铅笔记录的进书情况：“75.9.15.45.83，图进”。夏 鼐借阅此书的时间分别是：1977年8月24日～1977年9月16日；1983年2月5日～1983年2月8日；1984年7月6日～1984年7月15日。见考古所图书室借书卡(《拜占廷金币》一书 封三)。)。1998年，王世民先生曾对夏鼐的文稿进行整理，在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的 《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页边发现密密麻麻的修订、补充，其中有很 多内容都参考了Whitting博士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直接就是用英文批注的。
著名科技史专家席泽宗先生曾在《光明日报》1977年8月17日版发表《科技史上的中外 交流》(与邢润川合作)一文，文中有涉及考古的内容，为了慎重，席泽宗曾将此文送请 夏鼐校阅，我们不妨把校阅的一部分内容抄示如下(注：见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光明日报，1985-09-07日至30日.文物工作，1985，(6).)：
原文夏注
应改为西亚，不是中亚，
小麦起源于中亚 现下一般认为起源于叙
利亚北部及其附近
现下所发现的水稻，中
国的较印度的为早，而
水稻起源于印度 野生稻则两国皆有，故
一般不再认为中国水稻
起源于印度星期记日制度则 古埃及一周为十天，与
一直可追溯到古 中国一旬相当，七日星
埃及
期一般以为始于希似莱
大秦是指罗马帝国的东
大秦即罗马帝国 部亚洲地区(叙利亚一带
)……并不指整个帝国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原文中提到一位印度财政部小职员，曾在物理学上作出过重要贡 献，但生卒年月仅写“(C·V·Ranman 1888——)”，夏鼐的旁注是“拉曼已于1970年1 1月21日去世”。
四、夏鼐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
20世纪以来，主导中国考古学的学者可以分为三批：西方学者、欧美留学生和新中国 培养的学者。第一批学者主导中国考古学的时间大体从20世纪初至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 止，主要代表人物为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等(注：斯坦因曾三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 进行地理测量和考古调查，1900年5月～1901年7月，考察天山南道；1906年4月～1908 年11月考察丹丹乌里克、米兰、楼兰、敦煌石窟等；1913～1916年前半程与第二次考察 路线相同，后半程考察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居延烽燧遗址、黑城遗址、高昌古城、唐 代北庭都护府等遗址，其中对敦煌藏经洞文书的劫掠成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 。伯希和于1906年8月～1908年5月在我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在库车附 近的杜勒杜尔和苏巴什盗掘了佛寺遗址，并继斯坦因之后，对敦煌藏经洞文书进行劫掠 ，攫取了敦煌写卷的精华部分数千卷。斯坦因与伯希和在新疆等地的考古活动无疑是带 有文化侵略性质的，令人愤慨，但他们自己在西域考古上的学术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 他们对历史时期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近代考古学的内涵与方 法，这是在探讨中国考古学史时应予注意的。关于安特生，安志敏、陈星灿等国内学者 已有较为公允的评断，见安志敏.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安特生”条.4.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8.陈星灿.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为纪念 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华夏考古，1991，(4)：39～49和1992，(1)：83～95.)。 第二批学者主导中国考古学的时间大体从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至1985年夏鼐去世止，主 要代表人物为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第三批学者主 导中国考古学的时期从1985年至今，主要代表人物是建国前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毕 业的新中国大学生，他们主要是夏鼐、苏秉琦等先生培养的学生，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 始，他们便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主力军，但直至1985年以前，他们似乎还不能被认为是 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从1950年考古所成立至1985年夏鼐去世，中国考古学是在夏鼐的领导和影响下不断向 前发展的。1950年夏，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周恩来总 理任命郑振铎先生为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郑振铎当时主要职务是文化部文物 事业管理局局长，梁思永则长期卧病，夏鼐承担了考古研究所主要的业务领导工作。19 54年长期卧病的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去世。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此后， 尹达先生接任所长直至1962年。自1958年至1962年尹达一直是以历史所所长的身份兼任 考古所所长之职，其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历史所的工作上，而且在外兼职过多，加上身体 衰弱，不能经常来所主持所务。所以，考古所的主要业务工作，仍由夏鼐负责。
自1962年春接替尹达担任考古所所长，至1982年，夏鼐担任考古所所长之职长达20年 。1982年夏，夏鼐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辞去了考古所所长之职，接受了 名誉所长的职位。
1950年至1985年，除去“文革”的几年，中国考古学的决策主要是在夏鼐的领导下进 行的，夏鼐对中国考古学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夏鼐的主持或指导下进行的，如偃师二里头、郑州 商城、辉县琉璃阁、安阳殷墟、周原、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两京、满城汉 墓、明代定陵等遗址墓葬的发掘莫不如此。
(二)夏鼐本人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关于考古学的目的和研究任 务、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关于铭刻学的诸问题、关于田野考古发掘 方法、对国外考古学理论的介绍等等。这些都说明夏鼐是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灵魂人 物。
(三)新中国考古学者的培养也是在夏鼐的主持下进行的，1952年至1955年，在夏鼐、 裴文中、向达、郭宝钧、苏秉琦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 (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956 年冬，在夏鼐的领导下，考古研究所内部也举办了一次训练班)。从第一届开始，夏鼐 每次都亲临实习现场，讲授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的方法。四届训练班的学员成为以后一段 时期内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1956年至1958年夏鼐任领队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在取得 重大发掘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作为培养新中国考古学者重要基地 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也是在向达、夏鼐、苏秉琦等人的主持下创立的。
(四)领导了中国考古学会的工作。1979年，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夏鼐被一致 推举为理事长，他在这一职位上连任至1985年去世。从第二届开始，每次考古学年会都 “规定一至二个主题”，以求集中。每次年会开过之后，都出版一册论文集。1983年的 第四次年会还决定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编辑《中国考古学年鉴》。在夏鼐及继任者苏秉琦 的领导下，中国考古学会在促进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在文物保护方面功不可没。1983年，文化部成立国家文物委员会，夏鼐被任命为 主任委员。此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制定过程中，夏鼐也付出很大心血 ，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和国家文物委员会的成立在保护 文化遗产、规范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夏鼐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六)规范考古编辑工作，规范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体例。他曾亲自担任《考古学报》 、《考古》(《考古通讯》)的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学专刊， 除他亲自主编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外，其他如《洛阳烧沟汉墓》、 《西安半坡》、《沣西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等都经过他的仔细审阅和修改。标志着新中国考古学成就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也是夏鼐主编的。殷周金文的集大成之作《殷周金文 集成》也是在夏鼐的筹划和指导下进行编辑的(注：据王世民介绍，《殷周金文集成》 的编辑工作受到夏鼐的悉心指导，全体编辑一致公推夏鼐为主编，但夏鼐以自己不是古 文字学者而固辞，结果是如此辉煌巨著，竟然没有主编!)。
夏鼐审阅过的文稿，据卢兆荫先生介绍，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三千到四千万字以上(注 ：见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光明日报，1985-09-07日至30日.文物工作，1985，(6) .)。夏鼐审稿是非常仔细认真的，大到学术观点的审订，小到标点符号错别字，他都不 会放过。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切身体会(注：参阅楼宇栋.无私才能献身——忆良师 夏鼐先生.中国文物报，1986-07-11(2).)。正因为夏鼐以身作则，考古编辑部培养了一 个高素质的编辑班子，1995年，《考古》杂志荣膺全国优秀和社科理论期刊奖。
正因为夏鼐等考古学者的严谨学风和求实精神，考古学术刊物和田野发掘报告即使在 “左”倾思想统治学术界的时期，也还是基本上坚持了实事求是、客观报道实物资料的 原则，这一点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注：如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就是这样评价中 国考古学术刊物和发掘报告的：“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发 掘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经纬分明，彼此之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 ”。张光直的评价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见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 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10～30.)。
(七)夏鼐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内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在国内接待过 来自美国、前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秘鲁、墨西哥、澳大利 亚、新西兰、朝鲜、日本、缅甸、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埃及 等国的学者和代表团。他也曾应邀出访美国、日本、泰国、巴基斯坦、伊朗、希腊、意 大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瑞典、秘鲁、墨西哥等许多 国家。夏鼐在学术交流中，对内介绍国际学术进展，对外宣传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他本 人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称誉，“从一九七四年起，先后被授予英国学术 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 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等称号 ，成为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注：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沉痛悼念夏鼐同志.考古，1985，(8)：675～6 77.)
总之，无论从学术成就、学科建设、培养后学还是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来看，夏鼐先 生都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学术泰斗，他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思想是中国 考古学史上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