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内需新思路：转变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新思路论文,高收入论文,模式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556（2000）01—0001—05
研究我国目前的消费市场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消费，必须从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来考察，还必须从整个国际社会的大环境来考察。有人认为中国当前所出现的买方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未老先衰的一种表现，这种认识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们高得多，而他们在与我国相应的发展阶段时，并没有遇到象我国目前这么严重的消费不足的问题。这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健康因素，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整体方略上存在着某种失误。
一、我国当前市场疲软是再生产诸环节共同影响的结果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消费制约，是我国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上问题的积累。
首先，是生产结构不合理。由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导致大量的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使许多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使产品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的对接产生巨大的困难。对这一问题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在研究启动内需问题时，正确处理好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关系。
其次，是畸型的分配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分配政策，其策略期望是先富带动后富。但实施的结果是前一个目标基本达到了，而后一个却远远没有达到。这体现在：（1 ）先富的示范效应不明显；（2 ）对先富者进行收入调节的税收手段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使一部分人的财富积累超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迅速扩大；（3）由于社会再分配的机制不完善， 不能有效地解决分配不公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使许多低收入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分配不公产生的高收入家庭及其消费模式，就是本文研究的直接对象。
再次，是流通的低效率。高效的流通可以通过其正确的导向作用有效地引导消费，还可以通过降低流通成本，方便购买而促进消费，这是从有形商品流通的角度来说的。流通业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服务性，这种无形的产品在物质产品日益满足需要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取代有形产品而在消费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正如当前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是以其加工制造业的产值，而是以其第三产业的产值来衡量一样。而且，我国当前服务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制造业显得十分落后，所以大力发展无形产品行业，也是我国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思路。
第四，新的消费观念有待形成。在消费环节上，人们当前还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念，不能在收入与支出，当前的收入与当前的消费，未来的收入与未来的消费；当前的消费与未来的收入，未来的消费与当前的收入等问题上，作为一个成熟的消费者而作出合理或理性的决策。我国当前启动内需，不仅要解决居民的现期收入与现期需求相适应的问题，并且要处理好居民的现期收入与将来消费、将来收入与现期消费相适应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的合力的作用及积累，最终使我们面临着内需不足的经济难题。1997年爆发的亚州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加剧了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对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变寄过大的希望。日本学者长谷川庆太郎认为：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在21世纪，世界已不存在发生像20世纪那样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这正是形成物价全面长期下降的“通货紧缩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肯定，今后“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参考消息》1999年5月15日）。所以，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 只能寄希望于本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而这种健康运行，又需要处理好中国经济社会再生产过程诸环节的相互关系。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分配与消费两个环节的问题。
二、“收入与消费的断层假说”是非科学性的
有人假设我国当前存在着收入断层和消费断层，并以这种假设为前提来解释我国当前出现的市场疲软的经济原因。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其假设的前提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不仅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并且找不到实证的根据。一般地说，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不存在收入断层问题，也不存在消费断层问题。不管是收入方面还是消费支出方面，在统计上它总是呈连续的正态分布，而不会是一条不连续的曲线。不同的收入水平可以与不同的消费需求相对应。
从消费方面来说，把消费等级分为千元级、万元级、十万元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家用电器虽然大部分是千元左右或数千元的，但它也可以是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的。移动电话在过去可能是万元以上的，但今天它仅是千元左右就可以享用的。轿车有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但价格在三五万元的轿车也随处可见。住房的情况也是这样。
从收入方面来说，我们同样不能把各种不同的家庭收入分为千元级、万元级、十万元级。因为家庭收入高低的分布也是正态分布，没有断层。一般地说，中等收入家庭占绝大部分，低收入与高收入的家庭占的比重较小，所呈现的正态分布的图形就较陡峭。但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有时，由于分配制度上的原因，可以使收入差距拉大，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呈现的正态分布图形就是两头趋向于大，而中间趋向于小。这时所形成的正态分布图形就比较平缓。我国近年来也有这方面的明显趋势，但这也不能称之为收入断层。
由于这种假说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以这种假说为前提来解释人们的消费行为就显得十分荒谬了。并且这种观点也是根本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
根据消费者选择的无差异曲线模型，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消费者对其所要消费的各种产品的组合，可以有无数种。消费者从中选择一种他认为是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并不可能人为地将消费者的选择限制在只能消费哪一种价格水平或哪一种档次的消费品上。如下图所示：
在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他（或她）可能选择少数几种档次高的商品（奢移品）和一大批低档次的商品（生活必需品）的组合，也可以选择较多的高档次商品和少数低档次产品的组合。如以L1表示高收入家庭的无差异曲线，L2表示低收入家庭的无差异曲线。A 轴表示低档次的消费品，以B轴表示高档次消费品。对低收入家庭来说， 在收入水平相当的条件下，有人可以通过节衣缩食而购置一部轿车，即选择E 点的消费品组合；也有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更多的食品和服装，即中国人传统上认为的“丰衣足食”，但对轿车不产生消费的愿望，即选择G点的消费品组合。可见，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并不是都不能消费高档次的消费品的，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因为不存在缺衣少食的问题，可以选择尽可能多的高档次消费品，如他们最可能的选择是C 点的组合，而不是F点的组合。所以， 在研究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问题上，应注意到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和消费者选择的自主性这些重要的消费行为特点，不要因为受某些毫无根据的臆想的“断层”假设的束缚而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它们不具有经济学的制度解释能力。
三、我国高收入家庭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
高收入家庭的形成是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的结果。分析高收入家庭形成的原因，相对地说，首先是低收入家庭的比重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扶贫攻坚战，使许多地区和家庭迅速脱贫，但在20世纪末，还不可能实现消灭贫困的目标。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造成贫困的新的因素。如农村的各种不合法收费和摊派有增无减；乡镇企业近年来的发展遇到许多困难，增长率明显下滑；城镇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大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工人待业或下岗；离退休人员的生活费不能及时发放，医疗费难以报销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把一部分人重新推入贫困之中。对这部分人来说，正如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社会产品虽然还没有极大地丰富，但是相对于他们的购买力而言，社会产品又显得是过剩了。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些贫困的人群，才证实了相对过剩理论的正确性。所以国家必须把分配政策进行适当调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分配政策作出调整并产生效应之前，希望通过刺激这部分人口的消费来扩大内需的努力，是难以取得结果的。目前，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消费倾向已经超过了100%， 只能形成负储蓄。（张国华：论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及对策，财经研究，1999年第5期）。
表现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头是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收入向有商品经济头脑，有特殊天赋，有现代科学知识，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倾斜（一部分手中有某些特权的人也乘机“寻租”致富的情况又当别论），确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应该说，这一收入分配政策不管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过二十几年的阶段来说都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一政策的意义在于它适应了市场经济以产权和效益最大化作为人们经济行为的激励的要求，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经济的效率，根本克服传统体制中“共同贫困”、平均主义的消极作用。并且它更深一层的意义还在于使中国造就了一批能够真正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大规模商品经济活动，能够以自己所有的财产承担经营责任的中产阶段。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种个体私有经济与我国国有经济的权责不分，损公肥私，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现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所以，他们是新一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格的市场主体。
经济学上最一般的研究收入分配的工具是基尼系数。有人称，我国1995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5 （张国华：论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及对策，财经研究，1999第5期）， 大大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城镇居民情况看，最高收入户人均生活费收入1996年是最低收入户的3.91倍，而1997年则增加到4.22倍。（同上）。这种贫富不均，分配不公体现在不同家庭所拥有的有形物质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上，还体现在它们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上，也表现在储蓄的集中度上。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998年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势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3407.5亿元。20 %的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新增的储蓄占全部储蓄的42.27%，而20%的低收入家庭仅占4.76%。 （同上）。不考虑其他财富拥有的情况，只需从储蓄存款上，就可以反映巨大的收入与财富差距。现有规模的居民储蓄存款的绝大多数，是属于高收入家庭的金融资产，这应该成为我们扩大内需的主要购买力构成部分。但是，从1996年至今，中央银行已经连续七次降息，降息的幅度超过70%，1999年又征收利息税，但居民的储蓄存款却有增无减，这难道是利息工具在我国失灵了吗？
四、将高收入家庭的储蓄转变为现期消费，以启动内需
一般地说降息可以刺激需求，而对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说，应注意把降息后的银行存款引入现期的消费需求，而不是引入投资。一般来说，居民在银行存款，银行会把这些款贷给工商业经营者，社会整体上并不会产生某些资金闲置的问题（除非银行的资金贷不出去，出现所谓“烂头寸”，这在经济萧条时期是可能存在的）。而在我国当前，为什么必须迫使居民把存款用于消费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由谁来使用这些存款的问题。因为居民把钱存在银行，让银行贷出作为工商企业经营的资金，与将款从银行提出，用于消费开支，二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而不是增加对消费资料的需求。而增加的生产资料所生产的产品，最终还是要通过消费来消化。如果居民不将该笔资金用于购买消费资料，工商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不仅会使工商企业原来已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不出去而引起企业经营的困难，最终可能导致企业的倒闭，并且，由于企业的产品滞销，它们也就不会有贷款投资的需求，银行的款贷不出去，使国民经济整体出现疲软的结果。所以，不增加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就解不开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死结”，降息的政策效应也难以实现。
降息包括降低存款利息和贷款利息两个方面。前者可以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后者可以降低工商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会使商品的价格下降，进而又扩大了消费需求，最终形成降息的良性循环。
由于当前居民存款的绝大部分是高收入家庭的存款，这部分存款不仅占银行存款中的绝大多数，而且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闲钱”。一般地说，高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满足，并且由于对将来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而不象低收入家庭那样存款是为了防止将来出现的不测或作为养老的保证，所以刺激这部分的需求是较容易产生效果的。
据1999年6、7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对全市536 名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市民进行的一次相关调查的结果显示：越高收入的人受降息的影响越大，特别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在消费和投资上有强烈欲望的人在高收入者中分别占有两成多和三成半（投资的欲望比消费的欲望更强烈——本文作者按），但在中、低收入者中仅占近一成和一成半。在储蓄方面则以中低收入者的欲望最为强烈。在对原有储蓄资金的再安排方面，则是越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越倾向于会拿出原有的一部分储蓄作为他用。越低收入水平的家庭越不会动用原有的储蓄。中、低收入者则对原有存款的使用显得比较谨慎，转移的也只会是小笔储蓄资金（黄燕玲：亚太经济时报，1999，7，25）。由此可见， 引导高收入家庭将其银行存款变为现期的消费需求，还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对象，应是高收入家庭，而直接的目标，是这些家庭在银行中巨额的存款。只要将这些存款中的25%用于消费，就可以新产生约10000 亿元的需求，这无疑能够实现我国当前的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
根据国际的经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在物质生活资料上不存在短缺的情况下，高收入阶层会把更多的消费支出用于休闲与娱乐方面，如高尔夫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等。总之，有闲阶层成为富人俱乐部的成员，不仅享受了实际的休闲，并且得到一种显示身份的满足感。此外，一般家庭在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雇用家庭佣人，减轻主人的家务劳动负担。另外还有相当多的家庭户主还会把提高自身的学历和子女接受教育作为家庭消费的主要内容。还有相当多的家庭会在收入比较宽裕的时候全家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所有这些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方式，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都由国外逐渐引入我国，但是总的看来还不够普及。所以将来发展这些比较高尚的有情趣的消费方式，应是我国面向高收入家庭而采取的启动消费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中，很注重讲排场，很喜欢当别人的面“风光风光”。这不仅是有一种得到他人尊重的满足感，更主要的还是在经营自己的形象。所以对于某些高收入家庭来说，用于购置高档消费品，如宽畅豪华的住宅、名牌轿车或服装、首饰，以及用于人际交往的消费支出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还有一些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为了保值和增值。这在我国八十年代后期高通货膨胀时期曾经是一种普遍的购买动机。其实，与其说这是一种消费行为，还不如说是一种投资行为。出于这种动机的购买，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期，其购买对象可以是任何不动产，也可以是大件商品如汽车、大型家电、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而在通货膨胀率较低或者负通胀的情况下，其购买对象可能是邮票、古董、高档艺术品。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我国当前的房地产与轿车难以形成消费热点的现象。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迅速地开放或形成各种高档消费与高档服务的市场，与此同时，要提倡文明消费和健康消费，真正实现在刺激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时，保护良好的社会风气，使消费者得到高尚的精神享受。
五、催化高收入家庭消费模式的宏观政策选择
我国当前市场需求疲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所以在进行启动经济的政策选择时，应该把扩大内需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个政策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既有利于扩大内需，又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该政策组合就应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
人们在研究扩大内需问题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差距的问题上。这是我国目前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客观事实。社会主义不是搞共同贫困，但更不是搞收入差距扩大化，搞收入的两极分化。本文提出启动内需的重点在于启动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并不意味着认为可以进一步拉开不同家庭的消费水平，而只是承认目前已经形成的收入差距的状况，并提出在这种条件下有效地扩大内需的措施。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对此我们还必须在分配政策上进行必要的调整。
根据现有的财产分布情况，银行存款的大多数属于高收入家庭，并且这些存款不具有保障将来生活与养老的用途，所以也是比较具有现实消费的可能性存款。国家应采取政策，使这部分存款从将来的消费变成现在的消费。自1996年以来央行7次降息，又开征利息税， 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却仍高速增加，更说明这部分存款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是非急需的闲置资产。降息对刺激消费的效果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预期，恰恰相反，降息给人们发出的信号是通货紧缩，人们不存在货币贬值的担心。所以根据经济学的价格心理预期的规律，越降息人们越愿意保有存款，而提高利息时人们反而可能挤兑银行而发生抢购行为。所以要刺激这部分消费，在降息效应不大的情况下，应采取一些可以转变人们心理预期的政策。我们认为，催化高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也应该将国家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运用，充分发挥这两种政策工具的作用。
（一）正确运用消费特别税与个人收入所得税两种税收工具
我国设置消费特别税的目标是对收入差距进行调整，以起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之间进行再分配的作用。这一政策措施，在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升级较快的时期，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可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当前国家采取措施启动消费时，它会与当前的这一主要目标产生强烈的碰撞。比如，当前人们购置轿车的愿望不强烈，很多人考虑的是轿车买得起，用不起，因为汽油作为购车后的一项最主要的开支，对汽油征收消费特别税，会加重购车者的负担。再比如，对某些高档的化妆品和烟酒征收消费特别税，在目前其作用也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高收入家庭在这方面的消费欲望，使人们的生活用品的消费档次提高受到抑制。并且，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以往一些所谓的高档消费品，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目前已经成了一般的生活必需品了，对这些商品征收消费特别税，实际上起到的是抑制一般消费的作用。如当轿车进入一般家庭的时候，征收汽油的消费特别税，实际上就起不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了。
从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看，由于采取累进税率制度，对低收入者征低税或基本不征税，对高收入者征高税，且收入越高，个人所缴的税额越大，所以个人收入所得税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最高的税率可以达到60%以上，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最主要来源。而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基本上还处于初创阶段，相关的制度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征收管理工作十分困难，所以它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制定科学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并且加强征管实施，不管是目前还是将来，都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它对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两极分化问题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实施的结果将使国家有更大的财力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政府福利，从而提高他们的能力，解决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商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当然，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会弱化高收入家庭的投资动机，对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对当前的投资需求的增长会有影响，进而也会影响社会商品供给。这种消极作用是我们在进行这项政策选择时所应付出的代价。当前，我国把投资、内需和出口作为启动经济的三项主要措施，如果增加个人所得税，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可能抑制投资却能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评价二者从不同方向对启动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的大小，进而确定二者如何配合运用，两利取其大，两害取其小，在政策实施的方向和力度大小上进行综合考虑。但是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存在着不少重复投资，所以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条件下扩大内需，是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
（二）转变消费者的价格心理预期
为启动经济，我国所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二者的有机配合。货币政策主要是选择降低利率的手段，目前的效果不明显，所以政策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财政政策上，但也要有相应的必要的货币政策的配合。我国当前在财政政策上的另一个可行选择是通过扩大国家的财政支出，较大幅度地提高公务员和国家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通过扩大福利支出，增加贫困人口、离退休人员、失业下岗人员的收入，以增大他们的货币购买力。对这种政策效应的合乎逻辑的推理是：通过这种再分配的形式，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解决社会贫困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使社会的分配制度趋于公平。另一方面的政策效果是，由于扩大国家财政支出，在财政上将会扩大赤字，需要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而增发货币，又可能使本来的通货紧缩掉头向上，转向物价上升，使人们产生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价格预期将有力地刺激人们的购买动机和消费行为，这才会使那些在银行里有大量存款的高收入家庭把存款转变为现期消费。这是七次降息所期望达到却没有实现的效果。
这一政策的采取，实际上是一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运用。它在增加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同时，使高收入家庭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货币资产保值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收入的重新分配的作用。但是，实施这一政策组合，一定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既要防止诱发新的通货膨胀，又要使整个社会，特别是高收入家庭在心理上能承受，以免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收稿日期]1999—11—25
标签：银行存款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央行降息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论文; 通货紧缩论文; 扩大内需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 新思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