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并阐述了其内涵，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与两大理论成果
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与理论成果的研究曾提出各种学术观点，如“两次飞跃、两大成果”说，“两次飞跃、三大成果”说，“三次飞跃，三大成果”说，“两次飞跃、四大成果”说，等等。笔者认为，党的十七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整合起来，由此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只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是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概括，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又先后作了进一步阐述。其中，第一次飞跃找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次飞跃已经完成，这是没有疑义的。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其中包括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完成三大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但飞跃却没有成功。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则是这个理论的创立者。现在关键问题在于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没有完成，是否存在飞跃过程的若干个小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会有若干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形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1](P314) 毛泽东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时代在不断发展、实践在不断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进程时刻都在不断产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呈现出一个个阶段性特征。历史过程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反映在思想观点上，相应地产生理论发展的阶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长期过程也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其中，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取得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之所以说它是第一个，是因为第二次飞跃也还没有最终完成。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第二次飞跃和所取得理论成果的表述来看，报告首次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概括出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的12个理论观点，并指出这些观点仅仅是“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仅仅是“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2](P57) 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在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条原则的同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把这篇大文章作好。”[3](P1430) 党的十四大用“邓小平同志”命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新概括了9个方面内容，并且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4](P10) 在这里，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仍然使用的是“初步”这个状语，这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完全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问题，因而“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4](P13)。另一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5](P23) 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6](P51) 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将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化而将继续呈现若干阶段性的发展。
总的来看，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恰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带有阶段性的特征。尽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取得了众多的理论成果，但是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第二次理论飞跃已经完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随着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创新成果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他们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之所以能够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代表一个理论发展阶段，因为这个理论体系，是在同一个基本国情、时代背景和理论主题下形成的。其一，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国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伸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约100年时间。三大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都是立足于这一共同的基本国情。其二，面临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时代背景。三大理论成果都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三，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其四，共同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理论内容，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理论等。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既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又具有共性，相互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那就是十七大报告所提炼和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整体，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与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
我们党过去曾经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概括过这一理论体系最初创立时的成果，但邓小平理论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在党的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之后，江泽民又提出：“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将不断地产生丰富的新鲜经验。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善于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通过总结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5](P2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我们党继提出邓小平理论之后近年来从“丰富的新鲜经验”中所“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认识和评价，并不是低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是给予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有的学者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时，笼统地断言毛泽东思想包括在这个体系之中或不包括在这个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地判断是不科学的。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整体关系，需要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归纳为六个基本组成部分：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是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四是关于政策和策略；五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六是关于党的建设。此外，还包括贯穿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六个基本组成部分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又可以划分为四类，他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关系。
第一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这些是已成为历史的理论，或者说完成其历史使命并在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功，如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些理论从具体的内容来说，由于他们的理论主题、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全不同，因而他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不存在着理论观点上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是，这些理论能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提供某些历史的启发，他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存在的政策和策略，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这一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因为这类理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类组成部分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政策、策略，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任务提出和制定的。比如，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而制定的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同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和策略；又比如，抗战胜利后，针对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另一方面玩弄“和平”手段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提出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策略；还比如，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区，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再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对地主和富农、恶霸地主和非恶霸地主要有所区别，严禁乱打乱杀的斗争策略，等等。由于时代和具体任务的变化，这些内容对当前改革开放已经不再适用。第二种情况，毛泽东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大部分原理，则仍然具有当代价值，这需要做精细的分析、甄别工作。比如，在政策和策略方面提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等；在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方面提出，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的国防技术思想等；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等；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这些内容具有普遍意义，在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第三类，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这一类理论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联系最为密切。建国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虽曾有过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这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渊源。关于这一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本文第三部分另做专题阐述。
第四类，“方法理论”[7](P665)，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8](P779)，它不仅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阐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时，首先强调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东西”[9](P45)，“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0](P382)。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基础，更为根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9](P126)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10](P9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相通的，其共通之处就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活的灵魂”。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11](P645)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考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不同阶段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而从理论源流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又是一脉相承的源与流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所反复强调：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10](P369)，又要讲一些“老祖宗”没有讲过且符合“老祖宗”基本原则的“新话”。毛泽东思想就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不能丢的“老祖宗”之一，他强调指出：“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9](P29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毛泽东提供的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一脉相承的关系。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P300) 邓小平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三、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伟大奠基者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尚可成立，但是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始于毛”。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毛泽东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之分。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这样的分割吗？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的评价问题。
在如何看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问题上，有的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是照搬苏联模式。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建国以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但我们还应当看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有其自己的独创。邓小平曾结合建国后的历史较为详细地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所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等，这些方面“也与苏联不同”。[9](P23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从中国实践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这些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是很明确的。毛泽东领导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都带有中国特色，他在探索中提出和总结的一系列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率先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看，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承接、延伸、扩展和进一步深化。
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要引以为戒”[12](P23)，克服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开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期间，毛泽东从理论上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2](P64) 他还提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3](P143)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这一时期探索的代表性成果的集中体现。在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后，毛泽东带头开始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毛泽东在探索中深感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4](P109) 这些是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但是总体上没有成功。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10](P261) 尽管如此，这些前期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应当承认，尽管现在我们面临的时代和现实环境与毛泽东时代有着显著不同，但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些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和总结，有些则是老问题有了新的变化，需要重新加以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最主要就是指接着完成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未竟之业。
其次，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和系统化。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出了至今看来仍然富有启发价值的思想。比如，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整体构思，其中包括：建立独立、完整、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我们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度，而没有照搬苏维埃制和两院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中央政府统一施政的单一制，而没有学习苏联的联邦制；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实行一党制；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民族自决。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总方针；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等等。在社会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利益调节问题上，提出要“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统筹兼顾方法。如果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毛泽东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和谐社会。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部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相比而言，相对还是只占较小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比较零碎、不完整的或者认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思想观点，变成为完整的、高层次的理论体系。比如，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5](259) 但他只是在读书时随感而发，以后没有再深入研究。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完成后针对单一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弊端，曾提出允许发展一些私营企业，“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2](P170) 可以允许国内的和华侨的资本家投资雇工办厂，等等。但这些仅仅是针对个别特殊问题来说的，还没有当作普遍性的问题来探索，所以在提出以后并没有完全坚持下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把这些宝贵的、零碎的、不完整的思想观点加以深化并作为重要政策确立下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比较完整的、高层次的理论形态。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纠正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或扭曲认识，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
邓小平曾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0](P63) 但是，“认识不是完全清醒”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搞清楚，应当说还是搞清楚了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比如关于所有制问题，关于国家政权问题，关于工人阶级政党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清楚和清醒的。而有些是非问题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通过解放思想给予重新认识而搞清楚了。比如，在60年代调整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改革措施，被当作背离社会主义而遭到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内容。又比如，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破除或者限制，事实证明这正反映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还比如，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过去把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和社会主义的异己，在实践中坚持搞计划经济，现在则破除了这种错误观念，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0](P148)，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比如，公有制问题，过去超越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追求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现在则破除了这种观念，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如果仅从文字表达上看，毛泽东思想的确没有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述，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有不完善、不全面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符合人的认识规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过：人的认识总要受到限制，“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1](P294) 四、五十年前，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方面的矛盾尚未表现出来或表现不充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方面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我们全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也就不可能充分认识，我们理所当然不能要求毛泽东在几十年前的认识同今天我们党的认识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太完善，就把他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之所以没有在文字表述上直接体现毛泽东思想，一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因此，如果不加具体分析地从整体上把毛泽东思想完全纳入这个体系，显然从内容上看是不适当的，从文字表述技术上看也是不科学的；二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还不完善、不系统，经过继承、发展和提升后，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不成为单独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考虑到上述这两个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单独列出。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单独列出，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思想没有当代价值。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方向问题，提出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思想和预见，对于我们排除种种干扰、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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