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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位学者曾指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仅研究课题的提出具有时代性，而且研究课题的解决也具有时代性。因此，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关键似乎并不在于一以贯之的“我注六经”，而在于不断翻新的“六经注我”。换言之，一个研究者不应一味因袭陈旧的研究课题，而应面向时代，从时代的走向上撷取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从而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允溢强烈的时代感和旺盛的理论活力。〔1〕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一种传统观念：有史无情是史官所长，有情无史乃诗家之风。于是，对于历史人物（其中当然包括古代作家、艺术家），古代的史学家记载的大多是他们的外在事迹，比如思想、学说、著述、政绩等等。而其丰富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历程，这本应是他们所有事迹的出发点，却恰恰被一般的史家所不介意而又常常成为无聊文人们拿来虚构和演绎故事的素材。在这样认识的局限下，那些波澜起伏的时代心潮，那些在各种各样物欲和意志支配下活动着、较量着的文士们，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心态变迁的历史似都不见了。其实，历史过程和发展及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而心理结构正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文人的创作则又是打开时代灵魂的心理学。基于这一点，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应是人类的心灵史。也许正是根据这一认识，几年前我曾提出“不妨把文学史作为心史来研究”的命题。当时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满足和承认文学是“人学”了。我们似应看到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和人的性格学，而一部文学发展史，从有机整体的观念来看，它是一部生动的、形象的、细腻的“心史”。因此，“发皇心曲”的作家灵魂的研究，细致入微的作家心态的分析，就会很自然地提到日程上来。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我们看到了文史界同仁对人类的心灵历史的越来越大的关注、对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潮的关注。这一转变，无疑是与国际文史学界对心态史、心智史的关注同步发生的。就笔者视界所及，就有罗家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1991年），幺书仪先生的《元代文人心态》（1993年），蔡翔先生的《此情谁诉》（1994年），董乃斌先生的《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1995年），袁济喜先生的《人海孤舟》（1995年），朱义禄先生的《逝去的启蒙》（1995年），张志忠先生的《迷茫的跋涉者》（1995年），张毅先生的《潇洒与敬畏》和刘武的《醉里看乾坤》（皆为1995年出版）。〔2〕他们自觉地向我们打开了洞悉历史深层奥秘的新窗口，由此，人们看到的是往昔岁月中各种人的动机、欲望、气质、性格、情愫、智慧、能力、处世观、生死观等精神状态，看到群体幻觉和重要历史人物和著名作家的各色心态。于是，知识分子〔3〕的研究视野开始真正拓展到内宇宙。这无疑是深化了对人的本体和人的实践的认识和感受。
二
我们企盼一部成功的文学史，不仅仅是从中看到文学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我们期望看到的是凝结在文学作品中反射出作家精神的主体运动，从而看到时代的灵魂、民族的灵魂。所以要审视历史运动，不能忘了窥探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历程。因此，文学研究者在审视文学发展历史时，必须伸进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中去，特别是伸进游移不定的心态中去，这样才能显出“不朽”的神韵来。
然而，我以为，作为心灵史的最细微处、最微妙处的心态的研究，似应有别于思想史和性格史的研究。如果说，思想性格、人格气质等等在成熟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心态则是一种精神流动体，它更受个人遭际、社会精神、时代思潮乃至政局的影响，而不断变动游移。进一步说，作家之间最深层最重要的差别是心灵和心态，而其他一切差别，都是更表层的.因此在我们认真观照作家的心态时，我们往往发现，它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所以，心态乃是“尚未”被规定的精神现象，它当然和思想、性格、密切联系，然而它总是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在观照一个作家或一个历史人物时，往往只看到链索的两端，即只看到心理过程的开端和结局。而对于整个链索，也即是整个过程，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几乎成了一种研究的制作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往往窒息了研究者的才智，挡住了研究者的视界。令人读来神旺的是近年出版的这十几种研究文人心态的新著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模式。他们在把握文人心态时，引起其无限兴趣的，恰恰是“过程”本身。他们注意并善于捕捉文人内心生活中多样的、迅速变化的心态，用敏锐的眼光，睿智的洞观力把握住文人内心生活依稀可以捉摸的那一瞬间，使“过程”丰富多采，并以细腻的、敏锐的、深刻的辩析力加以透视解剖，从而使“过程”显得具象化、明晰化。而读者跟着他们的观察得以心领神会，心悦诚服地认同他们对“过程”的理解。这种“过程”，就是注重心理运作的辩证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学术的思维方法越来越走向成熟——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
罗宗强先生著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在对作家心态变化的研究方面是出色的。作为“悲剧的典型”的嵇康，历来是人言言殊，特别是关于嵇康的被杀的原因更是莫衷一是。从江淹一直到后来的夏完淳都在嵇康的志向高洁上做文章，“于是猜想嵇康的心态是邀游尘埃之外，不与流俗为偶”。陈祚明则以为，嵇康的心态，主要是愤世嫉俗。而罗著则从《答难养生论》等文章中引发出，嵇康从内心深处不愿追求仕禄，不愿参预政争，是因为“他有着一种傲视世俗，以己为高洁、以世俗为污浊的心态”。至于他的被杀是由于嵇康“处处以已之执著高洁，显名教之伪饰。而伪饰，正是当时名教中人之一要害”。而嵇康的执著存在，对于伪饰的名教中人实在是一种太大的刺激，他为司马氏所不容，就成了必然的事。这种从思想、感情到心态去分析嵇康的被杀，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在幺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中，“发皇心曲”的研究，体现在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上。而心理分析中强调的又是人物心理的真实性，不去看重人物的完美性。在幺著中的赵孟钴，不仅仅是一声叹息，一曲哀歌，一腔愤懑，一缕飘忽的情绪，而是一个活跃的心灵在流动。不可排解的忧郁，执着却软弱的追求，深刻而复杂的悲剧情绪，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构成了赵孟钴的心路历程。正是作者把握住了赵孟钴感情变化和心态流动的微妙处，因而也就道出了一个心理研究的真谛：人并不止有一种面目。
研究者这些独特的精彩的发现，窃以为是得力于他们最感兴味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的真实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托尔斯泰的小说进行评论时说：
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情感和行动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4〕
以上诸作当然不是小说创作，但道理却有极相似之处，即他们的学术兴趣和操作程序的重点，显然是在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这就是对心灵的辩证分析的鲜明特点。
三
古代文学中的心态史研究，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士人在不同环境中所呈现的不同生命状态。士之所以为士，是因为士在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中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层、思考层，是一个智慧的阶层，有很大的智慧潜在力。他们在整体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着主角。然而，对于一切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是无法躲避的东西，几乎每一个真正想有所作为的文士都逃避不了政治给予的磨难。拿破仑就曾对歌德坦言：“政治，那是近代无法躲避的东西。”（《潇洒与敬畏》一书中所写的苏轼等人的从政悲剧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许正是士人的特殊生活地位，统治集团才不仅需要与文人对话，而且需要士所提供的帮助，于是就出现了“礼贤下士”的场面，士也会一跃而成为统治行列中的成员。这时，士由认识走向实践，由后台走向前台。士的认识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在社会诸条件下，最重要的恰是政治环境。然而文人一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不管何种形式），绝大多数的文人就会这样或那样成为悲剧命运的承担者。罗著中写的嵇康如此，阮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尽管他不以已之高洁，显世俗之污浊，而“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但精神悲剧无一日不在他的灵魂深处演出着。至于何晏则是送上门去，所谓“急于用事”，但时时感受到的也是政治斗争中的风险，日子何尝好过。这一切说明吹花开的是人主”，吹花落的权力也掌握在“人主”手里。在《元代文人心态》、《潇洒与敬畏》、《逝去的启蒙》等著作中所描述的的众多人物的行迹中，也几乎都可以挖掘出隐蔽在心灵深处的悲剧性潜流。董乃斌著《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以明晰简洁的笔触勾勒的陈蕃不就是坚决与宦官阉党斗争，于70岁高龄而惨遭毒手的吗？至于书中还提及的范滂最后也是隐于党锢之祸。本可逃生，却“不肯屈志，宁可取义……”。这些着墨不多的几位文士心灵，都有值得深思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内涵。
当然，这一切又绝非偶然。一方面是，我国的知识分子皆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甚 至从一定意义上看，一部知识分子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史；另一方面，如果从中国文人心态的深层结构来观照，文人多偏爱悲剧，或曰偏爱悲剧是文人的一大“审美特征”。借用尼采的一句话：悲剧乃是人生的最高艺术。不妨这样说，文人在肯定生命，连同从包含在生命中的痛苦与毁灭中生出的悲剧性，也作为一种“审美快感”给予认同。有人甚至说，爱好悲剧，几乎是古代文人的天性所至。
虽然如此，但由于个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那种忧患意识，那种因种种条件引起的心灵流程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恰逢乱世，那么，是高卧东山还是击楫中流？是混迹市朝还是采菊东篱？在进退出处际徘徊犹豫者，也属不少。如果正逢中原陆沉，王朝易祚，被征服的民族更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创伤，这一点在传统文化最忠诚的信守者——士阶层中反映得尤为突出。比如魏晋六朝、宋元明清各代，社会格局的变化，迫使他们必须做出新的人生选择：是归顺新朝，还是矢志守节？前者无疑要受到舆论和内心的谴责，后者将意味着终身的寂寞无为。便是幸遇盛世，又何尝没有种种违心的选择、痛苦的舍弃呢？在那种社会动荡不宁，或纲纪隳坏的年代里，文人很自然地将儒家的人生信守和道家的无为哲学、佛家的空寂观念糅合在一起，对人生进行超越现实的思考。张著中的苏轼的个案分析可能是最富典型意义的了。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深刻地分析人类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呈现的任何分裂的基础时，不厌其详地论证：
一个灵魂由于在社会解体的悲剧里扮演着角色，失去了创造性行动的机会……对于这个灵魂来说唯一还剩下的自由就是在主动和被动的取舍之中作一种选择。……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5〕这个溃败的灵魂，由于认识到不能控制环境，因而就屈服，于是就相信这个宇宙，包括它自己，完全受一个既非理性的又不能征服的权力所支配：这权力是两 面邪恶的女神，或者在“命运”的称呼下，求得它的恩佑；或者在“必然”的称呼下，忍受它的强制。〔6〕
如果我们用汤因比的话语与我们所分析的文人心态相比照，真有许多相像之处。无论是“动乱年代的选择”，还是“先天下之忧”与“全一己之愚”；无论“用世、弃世与玩世”，还是“维护本实的退避”；无论是“寻找新的精神归宿”，还是“心理的变态”，都使我们想到恩格斯在论及英国工人状况时所说的：他们的灵魂冲撞，是由于他们都几乎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体”。他们的一生往往是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地冲突，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地交融和统一，它形成一股巨大的情感冲击波，在轰撞着今人的灵魂。研究者由痛苦的反思转为对古代作家心灵的真实揭示；而读者则由心灵的真切感受转入痛苦的沉思。
士人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呈现的生命存在状态既然如此复杂而多采，那末，对他们的研究就应该运用多种方法，全方位的视角。除了关注士阶层心灵流动的共性外，每一个个体都有他特殊的属于他自己的心态发展衍化历程。这里，用一种双向性的交流和相互观照的路子，也许是可行的，即通过对文人的相对恒定和流动的心态观照写出时代的变迁对个人命运、精神历程的影响，又从个人的遭际和心灵历程的走向，反射出时代的变迁和转换。我们既需要宏观地纵目于作家所受规范的社会心灵总体，也要深入到作家的灵魂，通过作家的感情深处的一丝心绪、一点情愫，乃至一个发人深思的生活的细节和，心灵悸动作为突破口，去观照时代风尚与社会思潮。
书会才人乃是宋元时代的产物，而书会才人在元代的存在更是一个特殊现象。从心理上来说，浓重的自卑和强烈的自尊交织，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治国安邦”的庄严的社会责任感之后的文人最易产生的心理状态的两极。所以，书会才人所走的道路，既不是摧毁这个世界.幻想建立一个新世界，也不是投入这个世界。成为它的和谐的一分子，而是通过批判、讽刺、诅咒以及放浪形骸，来与这个世界对抗、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就发现，他们具有书生与平民的双重身分，性格上的两重性和看世界的两种视角。这种理论发现，对我们认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德辉、纪君祥等戏剧臣擘的创作和个性的的独特，都处大有启迪意义的。
至于《潇洒与敬畏》中对朱熹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的透视，更令人折服。与苏轼相似。朱熹习佛问道的时问较早，自言也曾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可是后来却“逃禅 归儒”。正是在政治失意、穷病交加、心力憔悴的党禁生活中，朱熹开始了《楚辞》集注的工作，而且一再在注解中申明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这实际上是在借屈原之魂魄表白自己的儒者心迹。然而更为复杂的是，朱熹在逃禅归儒后，却未忘却慕好禅仙修炼之术，这又是他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方法和途径。著者最后认为：“只不过儒者的道骨仙风常常隐藏在其灵魂深处，时隐时现，难以捉摸。”这是对朱熹精神世界切中肯綮的评蝮。
四
心态史的研究固然要注目于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不同士人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他们每个人的特殊的情感体验。然而要研究一个朝代和一个时期的作家的心态史，却应该看重选择对象的典型性。这就让我们想起了王瑶光生生前的一段言论，他认为文学史要求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最能体现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王先生十分看重现象与本质（规律）之间的“典型现象”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结论。
从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到抓住最能体现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这是说着容易做着难的一个极其艰苦的工作过程。它需要经过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做材料的分析、类比、筛选诸多工作，而这又是最烦琐而且常常难以轻易定夺的事情。当你分类时，你会发现有很多中间状态的现象存在；当你类比时，或许会失去价值准则：当你筛选时，你更会感到有那么多难以割舍的东西，这就需要具有历史的哲学的两重视力去观照色彩斑斓的社会的、文化的、生命的现象。
典型现象与典型人物的选择之所以重要，是因历史的表层都是一个个个案史。所以研究者的功力在于如何将个案构成和联系成一个朝代、一段历史的文人群体网络，通过对这网络的研究，就会发现这段历史中士人的群体命运，从而在总体上把握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脉搏。比如罗著对魏晋士人心态的考察，涉及的人物将近百人，而作为典型人物的则是十余人，然而只要你通读全书，就会立即发现十几个典型人物却构成了一个魏晋时代文人的群体网络，而作者正是对他笔下这些人物进行了一次哲学巡礼。在我看来，《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元代文人心态》、《人海孤舟》、《潇洒与敬畏》和《逝去的启蒙》都有这种特色。这种建构的特色，不仅能令读者感受到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而且还能逐步洞察到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特别是能注意到因社会的剧变而牵动着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伦理、道德等多种生活层面的文化冲突，并以此透视出人文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心态的游移，从而倾听到时代变化的脉动律。
古代作家心态史的研究.其方法应该是开放的、多种多样的。但是.窃以为将心比心，或曰以心会心是一个最普通而又实用的方式。这是因为对他人的理解来自对自己的理解。心理的洞察来自自我意识。研究者的功力应体现在，透过字里行间，穿透纸背去体验、把握当时文人的强悍的的脆弱，诚实与虚伪，愤激与孤独、爱与恨。只有善于抓住当时文人的内心矛盾，抓住他们的自我折磨.抓住他们的欲说还休，才能对心态流程的的真实轨迹加以把握。严格地说，“将心比心”是一种真切的内心体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它既能贴着自己的人物，逼真地描述出他们的心理流程，又始终与他们保持着根本的距离。上文所举诸例，都具有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描述以及含蓄语气的特点，都体现出传统文化中，“静观”的审视态度。他们既不想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心悖廖，也不与他们对象之心重合。在罗著、幺著、董著和张著中，即使对一些保持名节的有识之士，撰著者也没有忘记作为史家所应保持的冷静。所以说，研究者既多怀情情之心、抒怜惜之情，又具冷眼旁观之自觉，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心态史研究中所追求的史笔诗心的理想境界，
当然，心态史的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不可能代替一切文学与历史的研究。法国年鉴派的当代著名学者雅克·勒高夫在题为《年鉴运动及西方文学的回归》的讲话中说 ：
从前有人犯了用经济解释一切的错误，而今人有人犯着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的错误，必须把心态史维持在它所属的范畴之内。信然。〔作者附记〕本文不是对近年出版的古代作家心态史研究专著进行全面的述评，文中所引例证，只是根据行文之需要而作的引述。本文写作的直接目的，是渴望对古代作家的心态有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意见的不成熟和观点的浅薄是明显的，仅供同行讨论对话时参考之用。
侍者附记：本文不是对近年出版的古代作家心态只研究专著进行全面的述评，文中所引例证，只是根据行这需要而作的引述。本文写作的直接目的，是渴望对古代作家的心态有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意见的不成熟和观点的浅薄是明显的，仅供同行讨论对话时参考之用。
注释：
〔1〕参阅潘知常先生著《众妙之门》第5页所引。
〔2〕以上六种皆为许明主编《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所选。
〔3〕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文人、知识分子、士等称谓，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因此只凭行文的需要，而不作严格界定。
〔4〕《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5册，第161页。
〔5〕《历史研究》（中册）第236—2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
〔6〕《历史研究》（中册）第236—2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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