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博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不断冲击着旧有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在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包含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在内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无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但文化实力也是其显著标志。在国际关系转换中，作为“软国力”的文化实力的作用不断上升，影响日益加强。
文化的特性
1.文化的涵义。关于文化的内涵，学者众说不一，据统计至少有160多种说法。英国人类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义的民族学而言，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和凯利认为，文化是历史创造的生存形式系统，既包含显性形式，又包含隐性形式，并具有为整个群体或在一定时期为其某个特定部分所共享的倾向；德国的雅斯贝尔斯则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形式，其支柱是精神训诫，即思想能力，其范围包括系统的知识，其主要内容是对曾经存在的东西的形态关注，对具有强制性有效洞察的知识，对事物的认识，对词语的通晓；还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根本属性是人的创造性，人类的创造和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物质的创造及其产品还是精神的创造及其产品，都属于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有人参与的活动就可之为文化。（注：于春松：《现代化与文化选择》，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总之，从广义上说，文化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文化则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成机构，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观点、思想及其相应的制度。但无论从那种角度看，文化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过程。本文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探析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文化与文明。不少人视文明与文化为同义词，但更多的人认为，文化包含着文明，文明在一定条件下再造文化，文明是文化发展到更高水平的产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不会停滞不前。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实现电讯化，电子媒介、互联网络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国际社会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通空前快捷，成为人类文明的最新象征。历史表明，“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注：《人民日报》，2000年3月7日。）世纪之交，信息革命的浪潮和网络文化的发展，跨越地域疆界的限制，冲破国家民族的藩篱，不受时空障碍的束缚，以其特有的强大威力推动当代社会的进步，将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当代文化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和强烈。
3.文化的多样性。地球上居住着60亿人口，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一种各具传统和特点的文化的存在、繁衍及发展，表明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欧洲的爱琴海沿岸、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形成了各放异彩的文字、建筑、绘画、宗教、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使文明的发展高峰迭起，连绵不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将当代文化归纳为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且不论此划分是否科学，但也表明亨廷顿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化的多样性。
4.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取向。一切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念，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把本民族的文化奉为最完美的文化，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其突出表现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国家视自己的文明为当代最优秀的文明，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是普遍适用的，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强大的文化载体，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可贵，不是因为它的普遍性，而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可见，在亨氏看来，把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强加于非西方社会，也是行不通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欧洲的众多学者持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相比较而共存的，各种文化存在差异，各具所长，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跨文化相对主义既承认世界上文化的多样化，又强调不同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取向。当代有关文化的理论繁多，但无论是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还是跨文化相对主义，无论是文化普遍价值论还是文化国际主义，都离不开文化的价值观念这一核心问题。
文化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几种模式
近年来，文化因素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劳伦斯·哈里森于1992年出版的《谁昌盛？文化价值如何塑造经济与政治成就》；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托马斯·索威尔于1994年出版的《种族与文化：一种世界观点》；弗朗西斯·福山于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等。此类著作将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归纳为五种模式。（注：本文所述文化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几种模式是参考《文化与国际关系》有关资料归纳的。该文系美国学者迈克尔·马查尔1996年在《华盛顿季刊》发表的一篇评论。模式之五和之六的观点是笔者自己的看法。）
1.文化是对国家成就具有广泛作用的决定因素。文化在为人类生活提供精神、道德和经济条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任何成就都离不开文化因素。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劳伦斯·哈里森在《谁昌盛？文化价值如何塑造经济和政治成就》一书中指出，正是文化价值和观念的作用，使不同的种族群体产生不同的现象，如拉丁美洲持续的不稳定和不公正、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奇迹、日本取得的成就等。托马斯·索威尔在《种族与文化：一种世界观点》一书中也认为，种族、部落和文化差异对当今时代产生了重要作用，因为每一特定的人群通常按其特定的方式来处理其生活中的经济和社会需要。民族文化与民族成就之间的基本联系表明文化对国家成就的重要性，在决定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命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2.文化是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有人把文化比作认识的过滤器，认为领导人看问题、作决定总是通过不同文化的棱镜进行的。因此，文化在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决策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不同的国家、人民及其领导人都受其文化差异的影响，这种差异反映了其价值观、利益、习惯及愿望的不同。如果不能正确评价这些差异，就会导致错误的观念、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判断。显然，文化体系与国际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伊恩·约翰斯顿在1995年指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因此，文化发挥着每个国家在国际关系的海洋中航行的“导航仪”作用。文化观念强烈地影响着国家领导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无论是个人或领导集体，在制定政策过程中，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文化对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3.文化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设计师。有人把文化比作社会经济的设计师。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或称社会信任。他认为，国家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受到普遍的文化特性的制约。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在起作用的表现，也是一种经济成功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差异，必然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程度。因此，文化决定着社会的信任程度，文化影响着合作机构的性质，文化为社会、经济等结构和组织提供了支配性的蓝图，因而对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和前途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4.文化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数。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强调，在冷战后的新世界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是经济因素。人类今后的重大分裂和冲突的根源将是文化因素。全球的主要冲突将会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发生。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的政治。他甚至断言，如果下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话，将是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多数学者不赞成“文明冲突论”把文化视为国际关系中的支配框架、国家行为的主要基础、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的观点，但在文化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数这一点上存有共识。
5.文化是国际关系的推进器。阿诺德·汤因比早在1934年就指出，在文明历史的兴衰过程中，有一种强劲的统一与和谐的倾向。1948年他又进一步阐述了文化的特性和社会结构中不同文明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在工业化时代达到了高峰。1946年，哲学家诺恩罗普在《东西方的会合》一书中认为，东方和西方可以会合，因为双方正在讨论同样的事物，也在表述不同的、但又互补的事物。他还预言，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将会兴起，这是东西方统一的一大独特成就。1983年，欧内斯特·格尔纳总结了工业化社会的某些特征，提出了文化融合论，认为工业化的结果是“一种基本和谐的工业文化的全球统一体”。文化融合论者认为，社会结构千差万别，但一切先进经济的基本特征却有相对的一致性，都具有共同的机构，例如中央银行、财政部、各类研究中心、各种层次的学校以及军事组织等成千上万的相应机构，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证明了这一点。世界文化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量，并为国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重要基础。
当代文化博奕中的主要焦点
当今世界，在各种文化的博奕中，西方文明占据着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影响。某些西方国家凭借其实力优势，推行强权政治，为其战略目标服务。其具体表现是：
1.假借人权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西方文明成为西方政客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其中最具普遍价值的就是人权。他们把“人权外交”视为“精良武器”，视为“自由民主国家为扩大影响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优势。”（注：张宏毅主编：《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颐指气使，一再发难，受指责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国家仿效的灯塔，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是其他社会学习的榜样。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西方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可见，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甚至进而颠覆别国政权，才是西方“人权外交”的实质。推行“人权外交”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的斗争，将更趋长期化、复杂化和尖锐化。
2.控制国际机构推行霸权主义。西方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机构，以代表西方价值观，为西方利益服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目前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都是以西方文明的特性建立的，并处在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中。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坦率承认，美国控制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用“世界大家庭”来代替“自由世界”，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把体现西方利益的决定当成世界大家庭的愿望向世界提出来。“西方实际上正使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管理世界，其做法是保持西方的优势，维护西方的利益，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千方百计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概念”。（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联合国的人权活动经常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严重干扰，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人权标准为普遍原则，竭力使联合国以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联合国所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常常大权旁落，蜕变成某些西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工具。
3.采取军事手段激化民族矛盾。近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动用军事手段推行新干涉主义，使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博奕不断激化。去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暴行正是在西方“文明”旗号下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典型实例，同时表明美国已将其“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国际关系理念付诸实施。新干涉主义的基本理论，一是人权高于主权；二是推行全球“民主化”；三是扩展民主不受国界限制。据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按照自己的“文明”标准对被认定为侵害人权的国家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北约动用当代最先进的军事手段野蛮轰炸南联盟正是在“制止民族清洗”的借口下进行的。美国提出的“北约新概念”，也表明美正进一步使北约成为其谋求霸权的军事工具。当代国际关系准则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成果，是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文明国家必须恪守的准则。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侵犯，赤裸裸地践踏了国际关系准则。
4.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在文化力与商品力紧密融合的新的国际形势下，仅仅依靠武力把西方文明强加于人的做法已很难奏效。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一切精神产品都已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重点是，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传播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十分注重文化产品的配套生产和广泛输出，力求使之成为加强接触、灌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异常活跃。高科技的运用，使西方的文化产品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西方国家大力加强和扩大意识形态的产业，如电影、电视、广播以及激光唱盘、传真机、互联网等产业，并以优越的条件和先进的手段提高产品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卫星传送技术的发展，使西方文化的渗透力明显强化，来势凶猛，无孔不入。西方国家还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力图在发展中国家打破限制，开放市场，使西方文化产品的输出与扩张畅通无阻。美国记者登克莱顿·琼斯曾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西方文化冲击着东方》一文中称，在亚洲各地，贸易、技术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已经和冷战后形成的思想、人员和大众文化的大量流入相结合，亚洲人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转变。自身社会价值观念在被削弱的过程中异化，已使亚洲人感到不安，但却正是西方人所希望达到的社会效果。
5.竞争人才资源保持竞争优势。以文化为焦点的软国力竞争，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新的世纪里，全球范围的文化碰撞不可避免，文化竞争更趋激烈。这一软国力较量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博奕，其结果取决于各国人才资源的多少。民族素质提高和优秀人才的培育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因此，人才资源的争夺是软国力竞争的重点之一。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斗争的最终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35页。）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充分利用其文化强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育精英，网罗人才，为其自身发展和战略目标服务。在新的世纪里，各种文化的交汇将空前广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势必更加频繁，西方国家对人才资源的争夺将愈演愈烈。
6.面对各种挑战加紧文化扩张。西方文明是在其社会历史演化中逐步发展，不断提高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但并非一概照搬照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就是在吸取西方文明优秀部分的同时，立足本国国情，弘扬传统文化而强盛起来的。当然，各种文明在交汇时也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碰撞，众多非西方国家在文化建设中，抵制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消极、颓废、不符国情的成份，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一向“以我为中心”的西方视这种挑战为威胁，于是“威胁论”、“冲突论”应运而生。事实上，“文明的冲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的碰撞比以往更加频繁和激烈，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向其他国家强行传输西方文化，进行文化扩张，推行文化霸权，引起了这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和抵制。而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保持文化传统的抗争又被西方国家贴上了“民族主义”标签，打入另册加以讨伐，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恶性发展。亨廷顿为使西方文明在全球发挥主导作用，提出了9条对策，其中特别强调欧洲和北美要加强合作，加紧控制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机构，鼓励非西方国家参加这些机构。他认为，应把“北约组织”的基本目标定为“保卫和维护西方文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主要责任就是“保护和促进他们共同拥有珍贵而又独特的文明中的利益、价值观和文化”等。
世界格局变化中的文化因素
在人类社会跨入新千年之际，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世界形势变化多端。美国正加紧实施单极称霸世界的图谋，同时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依然在不断发展。各大国正在根据自身利益和所处环境制定和调整发展战略，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都是其战略考虑的基本因素。在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文化力量的运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不同文化的矛盾运动对国际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双重作用。
1.文化交流的共性逐步强化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利益的共同点与日俱增，经济发展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各大国都在谋取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近年来，中、美、俄、日、欧盟相继调整战略，致力于建立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增进彼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往，特别是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定期互访、热线开通更有助于增进了解，化解矛盾，加强合作。在大国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文化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的相互融合，促进了大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政治对话的增加。近年来，尽管大国之间分歧与矛盾此起彼伏，有时甚至出现激烈的摩擦和冲突，但最终还是通过对话、协商，彼此达成一定妥协，各方进行正常合作。当代国际关系演进的新模式的深层根源正是文化这种软力量在发生作用。国际格局的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实质上是利益的再分配。从这一意义上说，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促进了大国之间的互利相依关系，增强了彼此谋求利益共同点的可能性。
2.文化特性的差异不断引发大国之间的固有矛盾。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各有积极因素和消极成份，不同文化的交汇产生摩擦与碰撞不可避免，文化差异是引发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之一。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也呈现了文化交汇的运动轨迹。各种国际力量的组合与分化都受其文化制约。美、日、中、俄、欧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为适应形势变化、确保自身利益，在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的过程中，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延伸到国际关系上就会产生摩擦，引发冲突。中美两国文化差异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反映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对立，折射出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不断发难，目的是迫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美国的目标是要鼓励中国内部的“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以促使“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注：刘连第等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东西方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差异在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的关系上起着明显作用，大国关系中出现的对立和冲突正是不同文化差异的反映，但达成的谅解与妥协也是不同文化求同的结果，因此也不能夸大文化差异引发国家冲突的频率、程度和规模。文化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演进过程的积累，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受制于生产方式的演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共同利益的增加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兼容并蓄，融合的趋势有所增强，冲突的强度相对减弱。此外，在同一文化范畴的国家之间也会因存在着文化差异而导致矛盾和冲突。西方世界同源异流，并非铁板一块。西方国家虽然价值取向基本一致，发展水平接近，但也因各自利益不同，而在对待内部问题时出现分歧，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态度各异。因此，西方世界的文化差异同样会影响彼此关系，也必然经历冲突与磨合的演变过程。
3.民族和宗教因素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日益凸显。在当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复杂过程中，民族和宗教因素的影响明显加大，国际社会的许多热点问题大多与此有关。冷战结束后，因民族习俗及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形成的矛盾和引发争端有所增加，无论在科索沃还是在车臣，都可以看到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对立。同时，一些地区性的局部冲突还常常发生在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之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索马里、卢旺达、东帝汶等国的种族仇杀也是近年来的突出现象。此类国内冲突往往导致由美国主导、西方参与的国际干预。而干预的程度及手段又都取决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和战略考虑。但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只能使民族纠纷和宗教矛盾引发国内冲突进一步国际化和复杂化，并加重当地人民的苦难，损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造成西方内部的矛盾。事实证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靠外部武力干预根本解决不了，只会加剧矛盾，留下长期隐患。”（注：江泽民主席会见欧盟特使、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时的讲话，《新华每日电讯》1999年6月9日。）当然在特定条件下，尊重当事国的意愿，经过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决定，对某些发端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国内冲突进行公正的国际干预，可能有助于矛盾的解决。
4.中国对外关系的文化因素。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总的战略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注：《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风云突变。在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注：《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这是从中国人民的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出发，根据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而作出的重要决策。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邓小平制定的战略方针仍然是中国今后必须长期遵循的。
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的制定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力量，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从文化传统看，中国历来强调“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天下为公”，追求和谐的“天人合一”处世观。回顾150多年来的历史，贫穷落后的中国，长期遭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欺凌，中国人民为了摆脱苦难，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浴血斗争。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中国深深懂得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与宝贵，最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地位。
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方针还取决于其社会性质。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给中华文化注入了崭新的内涵，人们的认识方式、思维习惯、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文化特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升华。中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视其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不仅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努力广采博纳外国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得到充分的贯彻。尽管在文化力的较量中，我们还处于弱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价值的力量正在变得更加强大。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中国正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中国在发展自身力量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以文化力为焦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将愈显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的兴衰还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十分强调坚持自己的特色。尽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和复杂的斗争，但始终不脱离自己的国情和文化根基，这也是融合西方文化精化、摒弃西方文化糟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新文化的再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对其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已明确载入宪法，这就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了中国不会对外侵略和扩张。尽管世界还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当今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359、360页。）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强行推行西方民主制度。这与中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是对立的。因此，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而且长期存在。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那样做的话，“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359、360页。）今天的世界，各种力量正在分化与组合，国际关系仍将变化和调整。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将在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不懈斗争中，和各国一道继续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总之，在新世纪里，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世界的主流，也会不断为文化博奕提供交流融合的新条件和共同发展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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