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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经济来说，整个90年代是低迷与危机的时代。前所未有的萎缩和动荡，即将伴随着日本经济走完20世纪最后的历程。对此，日本媒体早有所论，有的把以山一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倒闭称之为“经济原子弹爆炸案”，有的把日本经济比作一艘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尚未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亚洲金融形势依旧严峻、全球股市动荡不定的背景下，日本的经济走势关系重大，影响全局。本文拟就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政府的对策及经济发展前景作一分析。
结构性体制性危机
日本经济是以接踵不断的危机迈入90年代的。以1990年1 月股价暴跌为起点，日本经济开始进入衰退时期，1993年10月跌至谷底，此后开始趋向恢复。在经过1995和1996年的低速发展之后，又于1997年初陷入停滞与危机的局面。日本股市暴跌，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急剧下滑，许多企业和金融机构频频告急乃至倒闭，1997年以－0.8 %的增长率创造了战后以来日本经济负增长的新纪录。1998年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以来最深重的危机。
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曾在战后创造过经济奇迹的日本，如今陷入了如此深重的经济危机，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复杂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滞后、经济结构僵硬、经济决策失误的必然结果。
（一）泡沫经济的后遗症。日本经济的持续不景气，是以泡沫经济的破灭为导点的。泡沫经济的破灭，对日本经济形成了致命的打击。首先，日本“住专”首当其冲，受害最大。在日本七家“住专”总额10万亿日元的贷款中，不良资产总额就高达95626亿日元，直接损失62700亿日元。作为非金融机构的“住专”插足金融市场，背上如此沉重的金融包袱，无疑严重干扰了日本的金融市场。其次，以日本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也难逃厄运。在泡沫经济最兴盛的1990年，日本地价总额为2365万亿日元，到1998年6月，还不到100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 仅地价一项就有1000多万亿日元的资产付之东流。此间日本银行由于涉足房地产市场，不良债权也高达数万亿日元。再次，日元信誉下滑，国际投资者对日本市场缺乏信心，大量外资开始回流美国，给日本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采取对策进行清算。1997年度的《经济白皮书》曾经指出：“泡沫经济的清算高潮已经过去。”（注：《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7月17日晚刊。 ）但政府的这一判断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泡沫经济时期开始出现的银行不良债权急剧增加，成为困扰金融市场的顽症。由于采取紧缩政策，日本国民的消费心态疲软，消费欲望低迷，内需萎缩。这正是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主因。因此，1998年《经济白皮书》承认，日本经济并没有从泡沫的后遗症中摆脱出来。
（二）政府政策的失误。消除不良债权和扩大国内需求，应是日本政府近年来经济对策的主要课题。但在桥本内阁时期，全部经济对策几乎没切中日本经济的要害，这种对策不仅没能缓解日本的经济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加重了危机。
当前日本金融改革的首要课题应是解决不良债权，整治金融秩序。然而，桥本政权的金融改革于解决不良债权而不顾，推行以放宽金融限制为核心、实现金融自由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为目标的政策。从1998年4月1日起，日本正式实施这一政策。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不仅延误了整治金融的时机，而且加剧了银行的恶性循环。面对金融形势的急剧恶化，桥本这才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于7月2日推出了“金融重建总计划第二次方案”。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计划，日本国民和市场反应十分冷淡。这一方案随着桥本的下台，也失去了不少的政策效应。
桥本提出的财政改革基本目标是大力削减经费开支，实现健全财政。从理论上讲，健全财政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标志和重要保证。但从日本当前的经济现实来看，重要的是通过扩大投入、实施永久性减税来刺激内需，恢复景气。在桥本的“健全财政”方针下，日本政府采取了通货紧缩和冻结减税的政策。 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紧缩”， 1997年度，公共投资比1996年度降低了2万多亿日元， 政府负担总额为8.3万亿日元（注：〔日〕《经济学人》月刊1998年4月28日。），这就遏制了投资基金的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实行减税，居民在经济萧条、日元贬值和失去工作的多重打击下，实际收入相对下降，抑制了个人消费和投资。而当桥本被迫于1998年7月8日宣布从1999年起实施永久性减税时，日本民众对他投下了不信任票。
（三）传统体制失灵。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萌发于明治维新之后，形成于冷战时期。这种体制对于凝聚日本民众、实现经济腾飞和国家振兴，曾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这种体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严重侵蚀，战后因美国的军事占领而使日本的民主改革不很彻底，加之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使这一体制的优势得到人为强化等方面的原因，这种体制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冲击，日本传统的社会经济体制反应迟钝，运转受阻。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和社会危机交织并发，“日本奇迹”已经终结，“日本模式”已经失灵。（1）管理体制官僚。党派林立、 矛盾纷争的日本政坛，并未在实践上实现制衡权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理念，反而加剧了政局动荡和自民党一党执政的畸形发展，政治体制日益僵化与腐败。权力对经济的过分介入和特殊的公司制，使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官治经济”。政界经济丑闻的频繁曝光，便是这种体制的必然产物。90年代中期，日本国民对政治日趋冷淡，对政府缺乏信心，表明官僚体制的存在已失去了社会基础。（2）市场机制滞后。 日本的市场机制远不如欧美国家发达。虽然一些大企业已发展成大型跨国公司，但这些企业的国际化不是机制起作用的结果，而是面对狭小的国内市场谋求生存的结果；虽然东京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但这种地位的建立不是靠金融的自由化，而是靠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日本人口的老龄化位居发达国家之首，但其社会保障制度落后于绝大多数欧美国家。日本还远没建立与当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完备的市场机制。（3 ）等级制度森严。当今社会是一个平等与竞争、富于创造力的社会。但在日本，上下级之间、劳资之间、资历深浅之间、男女之间、不同职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划分，以此确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抹煞了个人的创造力与能动性，丧失了社会应有的活力。（4 ）民族心态封闭。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并没使大和民族走向开放，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自傲与封闭的心态。90年代以后，日本民族的优越感进一步增强，敢于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说“不”。日本经济的开放具有很强的利己性和单向性，即只实行有利于自身的开放，而对于不利的方面则实行严格的封闭政策。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多年来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竟放任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因此，日本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危机。
振兴经济的“药方”
面对不景气的经济环境和失灵的社会经济体制，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苦心寻找振兴经济的“药方”。从1992年宫泽内阁开始，经细川、村山到桥本内阁，先后10次采取“经济对策”，总耗资近100万亿日元， 但最终屡遭挫折，收效甚微。小渊内阁诞生后，启用自民党内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前首相宫泽喜一担任大藏大臣，弥补了小渊生疏金融的缺陷，突出了小渊的经济色彩。与此同时，小渊还设立了由财界和经济专家组成的直属首相的智囊机构——“经济战略会议”，为首相进行科学的经济决策提供咨询。1998年8月7日，小渊第一次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显示出“重建经济”的坚定决心。在演说中，小渊把本届内阁称之为“经济再生内阁”，提出了恢复经济的具体对策：暂时冻结财政结构改革法案，在此前提下编制1999年度预算案，并在1998年度内制定总额超过10万亿日元的第二次补充预算案；实行减税的政策，实施超过6 万亿日元的永久性减税；尽快使“振兴金融体系一揽子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重点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小渊以本届内阁的命运作赌注，表示通过上述对策的实施，要在一两年时间内使日本经济走上复苏的轨道。
当前日本经济的突出问题有三大方面，一是恶性不良债权继续存在，并有持续加重的可能。这是经济矛盾的焦点。二是内需乏力，市场相对萎缩。三是社会经济体制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全部经济问题的总根子。这就是说，当前日本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矛盾众多。日本政府的经济对策，既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又要调整经济领域的内在结构；既要克服经济领域的突出问题，又要根除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这种经济对策，必须做到标本兼治，突出重点，综合整治。
（一）实施永久性减税。从小渊内阁目前出台的经济对策上看，似乎把永久性减税放在首位。一方面，实施永久性减税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桥本的倒阁，与在减税问题上一拖再拖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永久性减税不像解决银行不良债权问题，它所涉及的经济关系不很复杂，也不存在现实遗留问题。再者，从恢复经济景气的角度来看，永久性减税从客观上发挥的作用更直接，更快捷。对此，宫泽认为，减税是经济复苏“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注：〔日〕《读卖新闻》1998年8月1日。）。
小渊上台后，几次在公开场合承诺实施永久性减税。1998年8月3日，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就所得税和居民税的永久减税问题决定了以“两个阶段”的方式进行减税的方针：目前首先实施“按比例减税”，即同收入的高低无关，按照一定比例削减税额，在经济恢复之后再正式重新研究税率的结构问题（注：〔日〕《读卖新闻》1998年8月4日。）。宫泽于8月24日在同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就永久性减税问题进行了磋商， 一致决定了这样的方针：关于所得税和居民税，把最高税率从现行的65%下降到50%，而且同按照税额的一定比率打折扣的“按比例减税方案”相结合。关于减税规模，所得税是4万亿日元， 其中通过降低最高税率而减少的税额约为1万亿日元，通过“按比例减税方式” 而减少的税额将达3万亿日元；由于把企业的实际税率从46%下降到40%左右， 因此法人税也达3万亿日元，再加上政策减税，总额将近7万亿日元（注：〔日〕《每日新闻》1998年8月5日。）。日本如此大规模减税，这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并不多见。大规模的持久减税，将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日本国内仍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日本目前的完全失业率为4.3%，再创历史最高纪录，产业界由于经济衰退的打击， 趋向于限制薪金。如果工薪阶层将减税当作不增加工资的收入补贴的话，那么，很难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日元贬值虽能刺激日本的出口，但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日元的下跌使日本民众手中的日元也相对贬值，实际收入有所下降，许多民众的消费欲望并不高。这样，通过减税回流到私人腰包的钱，是否用于消费和投资，或者多大比率用于消费和投资，将直接决定小渊内阁减税政策的命运。
（二）增加财政预算。 景气对象已成为制定财政经济对策和编制1999年度财政预算的焦点。在目前市场需求萎缩、 不良债权巨大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选择了大幅度增加财政预算、不断注入公共资金的做法。1998年7月2日，日本政府在发表“金融重建总计划第二次方案”时，就决定投入3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以此稳定金融形势。小渊上台后，首先决定将在1998年度追加总额超过10万亿日元的第二次补充预算，用作解决银行不良债权和恢复经济景气。对于1999年度财政预算编制问题，政府也拟定了增额的基本方针。8月5日，政府和自民党在1999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中，同意公共事业有关费用、科学技术、中小企业对策等同经济恢复有关的预算的增额要求，其增额幅度将比上一年度提高7 %以上。这样，如果公共事业费用增加7%的话，那么将达到9.6万亿日元左右。应该说，增加财政预算，动用公共资金，对于解决银行不良债权、推动经济复苏，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1）推行以赤字和国债为主导的财政金融政策， 将给复苏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隐祸。迄今日本政府债务已占GDP的98.4%， 如果通过赤字预算和动用大量公共资金稳定经济，势必造成债台高筑。（2 ）政府注入的资金与巨额不良债权的差距较大，要想尽快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必须实行综合整治的方针。据美国官方估计，目前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实际数额比日本官方公布的5500亿美元要高出一倍，达到1万亿美元之巨。 解决如此巨额的不良债权，光靠官方资金是远远不够的。1987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动用了1600亿美元，而美国储蓄和贷款中的坏账也只有2000多亿美元。如今日本面对1万亿美元的巨额不良债权， 除了追加官方资金外，还应严格追究借贷双方的经济责任。否则，政府注入的资金将无济于事。
（三）整治金融体系。整治金融体系，解决不良债权，应该是小渊内阁经济对策的重中之重。但到目前为止，小渊内阁还缺乏针对性强的具体对策。小渊政权已从两方面开始采取措施：一是金融监督厅和日本银行已对19家主要银行的资产状况进行检查和考核，以便准确掌握各家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二是推动以过渡银行法案等6 项重建金融关联法案在国会尽早通过。1998年8月5日，日本政府已向国会提交了这6项法案。在执政的自民党在参议院的议席大大低于半数的情况下， 在野党的态度如何，直接决定法案能否早日顺利通过。而法案能否早日顺利通过，直接关系到小渊政权的命运。
（四）如何对待日元贬值。小渊内阁对日元大幅贬值问题并不关心。他在施政演说中，并没有提出稳定日元汇率的具体措施。 宫泽在1998年8月1日接受《读卖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日元也好， 股票也好，市场的事情还是靠市场为宜”，“在市场行情大起大落的时候确实需要进行干预，但我并不认为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进行干预。”宫泽讲话发表后，日元又持续下跌，直至8月11日以147.64日元兑换1美元的比率，创8年来日元汇率的最低纪录。 美国重要智囊团——国际经济研究所对日本经济进行预测时认为，如果日本政府不能稳定日元汇率，彻底解决不良债权，有效刺激经济复苏的话，那么，日本早则于11月份资本将出现大量外流，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将下滑为160∶1，也有可能出现10%的经济负增长（注：〔日〕《产经新闻》1998年8月4日。）。
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
对日本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日本经济“原发型危机”是否已到谷底，是否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二是日本政府当前采取的对策是否得力有效；三是影响经济形势的非经济因素。
首先，“原发型危机”是否已到谷底。日本此次发生的经济危机虽可追溯到“泡沫经济”时期，但真正爆发则是1997年下半年，1997年底和1998年8月出现了两次较为深重的危机。从当前的事态来看， 这场危机已接近谷底，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因为引发危机的巨额不良债权并没得到缓解。整个1998年和1999年，将是危机处于谷底的时期。从2000年开始，有望缓慢走出谷底。
其次，日本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否得力有效。日本政府采取的经济对策，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但仍有两大缺陷。一是对解决不良债权这个症结问题的对策不够突出，且国会还没通过有关决议。这将延误整治时机，激化一些经济矛盾。二是已出台的经济对策，解决表层上问题的成分多，解决体制上矛盾的成分少；解决经济景气问题的成分多，综合整治经济领域各种问题的成分少。这样的对策，即便取得某些阶段性成果，终将因没有宏观经济环境和体制上的保证而难以巩固。
再次，影响经济形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日本政局问题。可以肯定，今后日本政局仍将难以保持稳定，从而对经济恢复产生消极影响。二是日本政府对亚洲经济形势的态度。目前日本政府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经济问题，而对亚洲经济形势采取观望甚至损人利己的态度，这是日本为什么放任日元大幅贬值的重要因素。如果亚洲经济形势得不到根本好转，将会恶化日本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日本的经济低迷还将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的整治和恢复，短期内完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作为日本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日本能从世界尤其是亚洲经济全局的角度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为亚洲经济的振兴与繁荣作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