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视域中的机遇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历史哲学的视野里，机遇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但重要的是涉及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如何看待机遇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对于机遇的考察至少应在下述方面作出调整和转换： 第一，不能仅从偶然性来理解，同时要从社会发展的常规来把握。在以往的理论说明中，机遇主要是被当作“偶然”的现象来理解，机遇成了意外、反常、例外的代名词；在谈及与必然的关系时，也是与必然相对立，只是有时受必然的某种影响和制约。这样的理解虽然反映了机遇的某种特点，但并没有对机遇给予全面准确的解释，同时也不完全符合机遇产生和发展的实际。其实，机遇的产生固然有其随机性，但它并非是纯粹偶然的，而是合乎社会发展常规的现象，即机遇并不是外在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而是社会发展规律作用的产物。机遇之所以成为这样的现象，主要源于规律的作用方式及其与机遇的内在联系。首先，规律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是在波动中实现的。就以经常提到的价值决定价格规律来说，它并不是指价格在任何时候都与价值相一致，而只是说价格始终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正是有这样的波动，才在供求关系以至市场经济中有机遇的出现。社会其他领域的机遇也是如此，大都是在社会发展规律所表现的波动中产生出来的。其次，规律显示为一种可能性空间，为机遇的创造和选择创造了前提条件。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力量组成的有机系统，其间充满了极为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社会规律给人们活动所提供的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往往是多种可能性，即可能性空间。这种可能性空间一方面给人们的活动以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和机遇。人们正是通过选择和改变条件，可以使其中最符合于自己需要的可能性变为某种发展的机遇。再次，规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总是要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在其改变过程中有可能提供某种发展机遇。规律本身是不会改变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规律的作用方式会发生较大变化。人们通过创造条件和改变环境，可以改变规律作用的方式，从中捕捉和选择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因而创造条件与捕捉机遇又是一致的。 机遇常常体现为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社会发展反常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的“常态”。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固然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活动能力有关，但认识水平和活动能力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的隐退和消除。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不确定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不确定性，以致与以往和现存的状态相比，“未来的名字是不确定性”。(莫兰，第64页)由于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所以体现不确定性的机遇的出现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当然，将机遇看做符合社会发展常规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要回复到传统的必然性规律上来，而是旨在说明应当对机遇从社会发展常规来理解，不应当仅仅将其作为偶然的、意外的现象来看待，因而这与机械决定论的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 第二，不能仅从客体角度来理解，同时要从主体角度来把握。机遇通常被看做一个特定的时空概念，指的是外在于人的社会发展现象，对于主体来说只是被抓取和选择的对象，与主体并无多大关联。实际上，机遇之所以成为机遇，总是相对于主体而显现的。首先，从机遇的指向或对象来看，机遇往往是针对特定主体而言的。某种社会现象或事件并不自然而然成为机遇；要成为机遇，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谁之机遇？无主体的机遇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其次，从机遇的意义和价值来看，也不能脱离一定的主体。机遇是根据主体的需要、追求的目标而确定的，凡是能够有利于主体需要的满足、目标的实现的机会和境遇等，便是机遇，否则不成其为机遇。由于不同的主体在其需要和追求上是不同的，因而同样的机会和境遇对于特定的主体所显示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对于某一或某些主体来说是机遇，而对于其他主体来说则无机遇价值可言。而且，主体的需要和追求是不断变化的，此时是机遇，到了彼时则不成其为机遇。因此，机遇的意义和价值是由主体的需要和追求生发出来的，是由后者赋予的。就此而言，机遇不只是一个事实概念，同时是一个价值概念。再次，从机遇的实际作用来看，同样离不开主体的利用和发挥。机遇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某种客体条件，但在其实际构成和作用的发挥上，同主体的自身条件密切相关。同样一个机会和境遇，如果主体自身有能力把握、有条件利用，才能使其变为实际的机遇。因此，机遇在其构成上必然是有主体条件的参与，纯粹的客体条件不可能形成机遇。也正因机遇同主体自身的条件密切相关，机遇对所有的主体并不是等值的。依据主体能力的大小和条件的好坏，机遇所展示的作用和价值也各不相同。 此外，在实践活动中，主体不仅改造了对象世界，满足了自己的目的、需要，而且创造了新的关系、新的环境、新的条件等，这些新因素的出现便可能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由于主体的实践活动又总是同其交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也会形成某种新的机遇。如在交往中形成的新关系以及某些关系的变动、调整往往会成为一定主体发展的机遇，甚至“他”的活动及其影响就会成为“我”的机遇。 既然机遇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么，机遇就既不是纯客观现象，也不能是纯主观现象，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机遇一旦形成，又对主体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机遇就是主体面对的客观事实。人们要想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必须尊重机遇的客观本性，善于把握和利用机遇。就此而言，强调机遇的主体性，决不能轻视机遇的客观性。 第三，不能仅从外部条件去理解，同时要从内在因素来把握。按照传统的看法，机遇作为一种偶然性，是由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引起的，机遇也就由此成了一种外部因素。实际上，单纯的外部因素并不能构成机遇。就国与国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国内发展的需要，仅仅是国外某些现象、事件的出现与变动，并不一定能够形成发展的机遇，而且对于本国的发展来说也无实际意义。同样的现象和事件，能否成为机遇，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发展的需求和选择决定的。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机遇固然在某种情势下是由外部原因或外部因素引起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形：国内某些情况的变动、某些政策和措施的出台等，往往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进而引起某些国际关系的调整，这对于该国来说有可能形成一种机遇。有时一种机遇又引发其他机遇，造成“机遇叠加”或“复合机遇”。 由此说来，对于内外因关系的原理，也应当结合今天时代的发展作出新的理解和把握。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在“世界历史”尚未形成之前，各个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孤立的，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是比较松散的，因而其本国的情况与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典型的内外因关系。但是自从进入“世界历史”特别是全球化以来，这种关系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相互影响，因而很难对发展的内外因划出严格的界限，有些看似外部的因素实际上就是发展内在因素的一个规定；反之，本国的某些内在因素也会在参与、渗透中成为外部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处理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时也是如此。如一个国家在考虑内部事务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有关国际规则、条约，善于利用这种变化和规则、条约所带来的每一点权利和机会，争取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而在对待外部事务时，又要充分考虑国内发展的大局，服从国内发展的需要，以保证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 研究机遇，目的是为了引导和促进社会发展。鉴此，有关机遇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需要加以深入的探讨。 首先应当看到，机遇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机遇的出现主要与这两种状况直接相关：一是社会发展的快慢程度。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比较稳定，因而机遇出现的概率非常之小，也没有在实际社会发展中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经济上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各种关系的全面调整，尤其是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和科技革命的不断兴起，机遇的出现越来越频繁，机遇问题也日益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不仅社会科学将机遇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就是自然科学也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像20世纪以来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等，均把机遇问题推向研究的前沿，给予极大重视。如系统哲学家本格就指出：“无论如何，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掩饰人们无知的机遇，现在作为一种发生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本格，第37－38页)二是社会发展的交往程度。机遇一般产生于交往过程之中。正是交往的发展，使得参与其中的各个主体有可能发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交往发展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机遇出现的状况。在开放的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得各个国家、民族有了更多交流和交互作用的机会，因而有可能在其作用过程中形成适于自己发展的机遇。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机遇一般表现为各种关系与矛盾链条上的某一特殊环节，这一特殊环节既可能是国际复杂矛盾交织而成的，也可能是在国际关系重组和调整时形成的。不管何种情况，机遇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关系”或交往。交往越密切，机遇也就越多。 由社会发展形成的历史机遇是多种多样的，但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类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所形成的机遇。一旦发生重大变革，进入转折关头，原有的秩序和规则就会被打破，各种社会关系面临新的调整，这就非常易于历史机遇的出现。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得到快速发展，就是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所提供的重大机遇，从而在战后初期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另一类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机遇期，即战略机遇期。之所以称为战略机遇期，主要不是针对个别事件、个别情况变动而言的，而是针对特定时期国内外总体发展局势来讲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只要国内外局势从总体上是有利于发展的，是有价值可利用的，那么，这样的时期便可称为战略机遇期。这种战略机遇期主要突出两大特点：一是战略的考虑，非一时一事的战术考虑；二是时间的考虑，不是以事件而是以时间作为机遇单位。战略机遇期利用得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进程乃至前途命运。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牢牢抓住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建设和发展起来的。还有一类是存在时间很短的机遇。这种机遇因其时间短，稍纵即逝，因而更需要决策者当机立断。抓住了机遇，可能使处境大为改观，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否则，明显的优势也会化为劣势。这种情况在战争、政治活动中尤为明显。如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就是苏维埃政权在生死存亡关头，紧紧抓住和平喘息的时机，挽救了革命成果的一个范例。 机遇既依赖于社会发展，同时又对社会发展有其重大影响。按照以往通行的解释，机遇作为一种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从属的地位，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不是实质性的，只是枝节性、辅助性的。其实，机遇的作用决非这样简单。它不仅能改变事物发展的速度，影响事物发展的快慢，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使之在多种可能性中实现某一种可能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历史机遇，这些机遇往往会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参见庞正元等，第120页) 机遇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形成新的转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陷入严重困境时，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就可能起死回生。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一条可能的路径就是发现和利用机遇，获得了新的转机。二是形成发展的突破口。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面临新的发展出路时，一个重要机遇的出现，可能使其成为发展的突破口。如在19世纪下半叶，西欧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形态，英国在这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德国在1871年实现国家统一后，紧紧抓住化工技术的新发现，大力发展化学工业，这为德国突破原有工业化格局、实现经济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正是借助这种机遇，德国后来居上，跨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三是形成新的经济生长点。这种新的生长点，既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设计和规划出来的，也可能是通过机遇的发现而寻找出来的。如经常提到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情况就是如此。这些国家、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世界上还比较落后，它们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市场优势，基础条件也不优越。但它们抓住了当时西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会，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将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与自己的优秀人力资源相结合，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先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在大量积累资本的基础上又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由此促进了经济快速起飞。四是形成发展的牵引力。一个机遇的出现，往往会激活某些因素和某些领域，然后通过这些因素和领域的发展又带动其他因素和领域的发展，以致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机遇在这里起了龙头的作用。随着发展的深入，新的机遇又可能产生，从而出现新的龙头。机遇和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值得注意的是，机遇的牵引作用在跨越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抓住了机遇，可以打破常规性的发展，带动经济、技术以跨越某些发展阶段，直接与世界先进经济技术相对接。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跨越现象日趋普遍。 机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重大的，但机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往往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同社会发展的风险、危机、挑战等关联在一起，并通过这些现象反映出来。因此，研究机遇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必须对机遇与这些现象的基本关系予以合理把握。 1、机遇与风险 机遇不同于风险，但机遇又总是同风险相伴而生的。风险最主要的特点是不确定性，既有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危害，也有可能给社会发展提供某种机遇。机遇常常隐藏于风险之中，并随着风险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性质与作用。伴随社会的快速发展，风险日益增强。仅就世纪之交以来的情况来看就非常触目惊心：从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从日本、中国的地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等，都显示出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风险。人们置身于风险丛林之中，因而现代社会被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马克思和韦伯意义上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围绕的一个中心论题是：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怎样以一种社会性地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而“风险社会”则是建立在对如下这一问题的解决基础之上：“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和危害怎样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导？”(Beck,pp.19－21)目前，风险社会正在呈现出这样一些景观：一是风险源不断扩大。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疾病流行、恐怖主义盛行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源、粮食、人口、贫困和两极分化等难题交织在一起，也成为风险的重要源头。二是风险性质和作用发生变化。同传统社会的风险相比，现代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影响范围更为广泛，影响程度更为严重。它可以跨越国界，穿越各种社会屏障，对置身全球的每一国家、地区都会产生严重冲击，甚至带来灾难性、毁灭性的后果。三是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大。由于风险日益具有全球性，风险本身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因而控制的成本和难度也在加大。一种风险控制不力，还有可能引发其他新的风险，使发展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既然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风险。风险并非恶魔，其本身也具有两面性：危害与收益并存。对于风险不应只是消极地对待，同时还应有意识地将风险作为一种机遇，一种积极的甚至难得的机遇，学会从风险中收益。风险不仅本身隐匿着机遇，而且是创造机遇的动力。一味地消除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只能会压抑人们冒险的行为与动机，从而真正错失良机，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停滞。因此，在机遇和发展问题上，应当敢于直面风险、接纳包容风险、善于利用风险，学会和风险共处。这决非是鼓励冒险，而是要求积极应对风险，在风险的恰当治理中推进社会健康发展。 2、机遇与危机 正如人们所经常所说的那样，“危”与“机”是同时存在的。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危机的爆发一般是显性的，所产生的影响是能够直接感受到的，而机遇的产生则往往是隐性的，是潜藏于危机之中的，其影响和作用也并不是那么直接的。要使危机化为机遇，必须加以发现、寻找。从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发现机遇，正是这样一种寻找方式。在某种情况下，可能问题本身就是机遇，抓住了问题就等于抓住了机遇。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问题日益复杂，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增大，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各种危机问题，善于从问题中来发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如近些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其本质来说肯定不是好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冲击和挑战，但也迫使我们扩大内需，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型产业健康发展。但危机所造成的问题也给我们提供了机遇。如危机的出现正好是我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方式转换的机遇。将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进而将危机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这正是我们应对危机的积极态度。 3、机遇与挑战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往往交织在一起，挑战中蕴含着机遇，机遇中也埋伏着一系列挑战，纯而又纯的机遇与挑战是没有的。同一个事件或社会现象的出现，由于考虑的角度不同、针对的对象不同，其本身的性质、特点和影响也不会相同。从某一角度来看是机遇，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则成为挑战。而且，机遇与挑战的地位与作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机遇与挑战的“身份”会发生重大变化：此时此地的机遇会成为彼时彼地的挑战；反之，今天的挑战或许就是明天的机遇。正因为机遇与挑战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把利用机遇与应对挑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创造机遇，又善于转化挑战，力求化挑战为机遇。只要转得快、转得好，就能在世界上占居发展的先机。所以，充分利用挑战的“倒逼”机制，正是实现转化的有效途径。 机遇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重大的，但要使这种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必须把握、利用好机遇。还需要在理论上明确与机遇把握、利用直接相关的这样几个重要问题： 1、机遇与创造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机遇不是完全等来的，也不是被动地“提供”或“给予”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创造出来的。面对世界日益复杂多变的局势，一个国家要想得到成功的发展，不能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被动地接受别国提供的“机遇”；相反，应当主动地发挥作用，积极创造机遇，作出自己的选择。可以说，机遇就是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所作出的能动选择。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时代，谁争取主动、积极创造，谁就会赢得机遇。亦步亦趋走别人的老路是没有什么机遇的，纯粹的模仿也是没什么机遇的，因为这种行为方式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能动选择，因而无所谓机遇。创造与选择实际上是相通的。一个国家、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创造条件来改变所处的环境、改变各种关系，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平台，而选择的结果，必然是机遇的出现。所以，选择性越大，机遇出现的几率也就越高。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如果只是被动地适应，不能积极地有所作为，那么，机遇很难如期而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一些国家总是力求将其置于原有世界格局的控制之下，按照它们设定的方式和道路来发展。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不要说机遇的选择，就是自主性的确立也难以实现。从此意义上说，机遇不是施舍的，而是争来的。 2、机遇与变革 机遇往往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变动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之中。正是这样的变动、调整，给一个社会提供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契机。假如一个社会长期僵化封闭、死水一潭，那么，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寻找机遇，不啻痴人说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3、767页)因此，没有变革，就很难有机遇。变革对于机遇创造的作用不仅体现于对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而且体现于对“路径依赖”的破除。社会发展是通过一定的路径来推进的。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对于发展及其结局有着直接的影响。长期的路径依赖固然减少了路径探索成本，但它带来的后果是，极易形成思维的定势，并导致行为的懒惰，不会主动寻找和捕捉机遇。只有破除这种路径依赖，才有探索的眼光和勇气，才会有意识地去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机遇一般就出现在不同路径的转换过程中或者不同路径的交叉点上。注意路径的合理选择，就包含着对机遇的积极选择。 3、机遇与参与 机遇并不是以孤立的形态展现的，而是存在于发展的过程、发展的相互联系之中。只有参与发展过程，才能敏锐地发现机遇，进而主动地把握机遇。在全球化过程中，参与对于机遇的获取和利用尤为重要。在参与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共享全球资源，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又在合作和资源配置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从而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在参与中发现，在参与中创造，这是全球化条件下把握机遇的必然要求。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善于灵活运用国际规则的过程。国际规则是国际社会为稳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促进共同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平等竞争等目标而建立的有约束性的制度安排或规范。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形成的国际规则，大多数是由少数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微弱乃至处于“缺席”的地位。然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有所作为，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制定和利用国际规则来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如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条款、环保与技术标准、防范金融危机机制、反倾销机制等，都可以作为自己发展的保护性手段。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借助于相关法律来保护自己。如按照国际规则来完善自己的立法，通过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发展空间。总的说来，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运用与实施，不仅可以扭转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劣势地位，而且可以从中抓住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参与，意在不要“被全球化”。如果对全球化的态度总体上是拒斥的，实践是被动的，那么，既不可能从全球化中获得“红利”，也不可能从中获得发展的机遇。 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能否加快发展步伐，一个重要的条件，就看其能否有效地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并且使这种优势真正变为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要抓好、用好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加快社会发展，一些具体的对策性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事关大局的一些原则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是自觉把握历史发展潮流。机遇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直接赐予的。只有对世界历史有一个总体把握，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才能判断某种变动或发展对自己是否有利，是机遇还是挑战；只有借助于“世界历史”之镜，才能准确地认识“自我”，正确看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从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发展作出相应的抉择；只有关注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新动向，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制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因此，确立世界眼光，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大背景下来思考、研究问题，这是加深自我认识，提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能力的必然要求。有鉴于此，迫切需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能力。 二是形成抓好用好机遇的体制和机制。要提高把握和利用机遇的水平，除了提高相应的认识和能力之外，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抓住和利用机遇的体制和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机遇的发现和利用就是制度约束造成的，就是一定的体制和机制“生产”出来的、“逼”出来的。道理很简单：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会有“商机”意识，有无机遇对其经济发展并不重要；没有竞争机制，就不会有“危机”意识，自然也不会主动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没有开放的体制和机制，就不会把眼光瞄向国外，自觉关注国际局势变化的新情况、新动向，机遇擦肩而过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没有国际合作的机制，也就没有参与、交往，离开参与、交往也无从发现和把握机遇。一定的体制和机制之所以能够有利于把握和利用机遇，就在于它能够给行为主体形成一定的压力，迫使其强化机遇意识；能够给主体开辟出能动性发挥和自由选择的空间；能够激励和鞭策行为主体自觉开拓创新，不断探索新路，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三是创造争取机遇的环境和条件。全球化的出现，虽然把各个国家、民族都编织到世界之网中，但每个国家、民族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形势是大不一样的，因而机遇对它们来说也是千差万别的。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全球化依然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是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世界经济规则也基本上是由少数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这样的世界格局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利的，有限的良机也不是一顿免费的午餐，它不会自动实现，也不会自动带来利益，而是需要去把握、去争取。这就客观上要求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以创造争取机遇的环境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