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史学和辽代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社会论文,史学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代在二个多世纪中，创造出相当丰富的文化，这一点陈述先生在《〈辽代文化〉序》中说过，他指出：“辽金以鞍马建国，强朝弱附，后人往往注意当时的政治、武功，忽略文化贡献，辽代文化的研究更少。……辽代文化是祖国中古文化北方的一支，今天的文化是南北文化两系的融合的结果。”（《辽金史论集》第五集，第326 页）史学是文化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在辽代文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十么样的角度认识辽代的史学，评价辽史学在其整个文化中的重要性。如果拘泥于以一定的史学的构成、范式，来评衡辽史学，仅仅以史著的数量多少，史官、史馆制度的严密程度，史书体裁种类状况来评价辽代史学，也许要说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从辽代史学思想以及辽史学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上看，那么可以看到辽史学的重要价值和辽史学所具有的特点。
1985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 白寿彝先生说：“我们的史学史将来要发展为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做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45页）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我们的民族的历史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契丹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同样有重要的地位，有自己的特色。十年过去了，民族史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方面的工作不尽如人意，我们应该努力工作，确实把这一重要的学科建设起来。
一、历史的借鉴：辽朝治国安邦的智慧来源
在治国安邦中，历史的借鉴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是辽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由于一些精通辽汉文化的人臣的译介、传播，中原地区的史书在辽朝境内得到流传。如《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等被译介到辽朝境内；辽朝统治者很重视并提倡阅读这样的历史典籍，据《契丹国志》卷七记载：
（圣宗）每承顺，略无怨辞，好读《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尝曰：“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可见，辽圣宗对这样的历史文献不但阅读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另外一些公室大臣及其后代，包括女辈，也能读到中原地区的史书。号称是辽朝的贤女、太师适鲁之妹，“耶律氏（常哥）……读《通历》，见前人行失，历能品藻。”（《辽史》卷一百七，《列女传》）
辽代的人君特别重视从中原地区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自己的治理社会的借鉴，他们尤其注意吸收唐、五代以及同时代北宋的盛衰的历史经验。《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有一段较长的文字，记载辽圣宗重视有唐一代历史的事实，说：
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及扈从伐宋，进言降不可杀，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诏从之。俄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
时上击鞠无度，上书谏曰：
臣窃观房玄龄、杜如晦，隋季书生，向不遇太宗，安能为一代名相？臣虽不才，陛下在东宫，幸列侍从，今又得侍圣读，未有裨补圣明。陛下尝问以贞观、开元之事，臣请略陈之。
臣闻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玄宗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谓至孝。臣更望定省之余，睦六亲，加爱敬，则陛下亲亲之道，比隆二帝矣。
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愿研究经理，深造而笃行之，二帝之治，不难致矣。
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毯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书奏，帝嘉叹良久。
辽圣宗期望从唐代高祖、太宗、玄宗的历史中找到历史的经验，作为治理社稷的借鉴，使自己能成为如同唐代贞观、开元圣世之君。马得臣受到重用，从他的行事中，我们看出，有唐一代的历史经验对辽圣宗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是，吸收历史经验教训，确定“降不可杀，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对北宋军旅行动中的策略；二是，以“礼”理顺统治者上层中的关系。其实唐代的内部斗争相当残忍，马得臣以唐代的历史光明的一面去说服辽圣宗，睦六亲，加爱敬，致孝道。辽代的统治阶段内部斗争也是相当尖锐，但在圣宗时代，相对地说，是较为缓和。看来，马得臣的以历史事实进谏还是相当地成功。三是，人君应当勤于政事。四是，进一步学习儒家的经籍。
再如，兼通辽汉文化的重臣萧韩家奴，以唐代的盛世历史经验，进谏圣宗要轻徭省赋，说：
臣又闻，自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敝，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敛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以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疏奏，帝纳之。（《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
可见，辽代圣宗四十九年的盛世之治，和他重视吸收唐代的历史经验是分不开的，他从唐代历史的经验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实行轻徭省赋施政的举措、治盗之方以及依唐典处理内部关系，从而促成有辽一代的盛世的出现。
辽朝君臣除了重视中原地区的历史经验教训外，同样以辽代的先世历史作为治理的鉴戒。还是上面提到的萧韩家奴，在用唐朝盛世历史向辽圣宗陈说施政之方的同时，又以辽朝先世的失误事实进行劝谏，史载：
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会有司奏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无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
韩家奴以历史事实大胆陈言，把穆宗之所以成为暴君的行径提出来作为一面镜子，让圣宗反省“秋山伤死者”的所作所为，其胆识直与唐之魏徵相比，而圣宗也终于从先世的失误中得到训诲，成为一代的英主。他感悟到学习本朝历史的重要性，由此下诏要萧韩家奴编写辽先朝史：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
一些军旅重臣也从历史上军事上的得失中吸收经验教训。开泰年间萧挞凛在用兵中接受了耶律昭的劝说，耶律昭说：“……昭闻古之名将，安边立功，在德不在众。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良由恩结士心，得其死力也。阁下膺非常之遇，专方面之寄，宜远师古人，以就勋业。上观乾象，下尽人谋；察地形之险易，料敌势之虚实。虑无遗策，利施后世矣。”（《辽史》卷一百四，《耶律昭传》。）耶律昭不是史官，但他通晓汉辽历史，把淝水之战的谢玄在军事上胜利，与耶律休哥在战事上的成就结合在一起，说出军旅成功之道。“萧挞凛然之”，接受耶律昭的思想。
历史的借鉴作用在有辽朝的盛衰变化中表现得这样明显，是这样突出，是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果与北宋相比，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思考。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等大史家与历朝史官，重视总结历史与当世的经验教训，“资治”成为北宋君臣的热门话题，但是北宋是不可挽救地走向衰落。这里有一个事实是，北宋统治者是在其统治衰败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用汉代思想家的话说，是成了“土崩瓦解之势”，这个时候，君臣们高谈历史的教训，要挽既倒之狂澜，很难；而社会地位决定他们又不能真正从历史中吸取到教训，吸收到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他们来说即使有作用，至多不过是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危机。借鉴历史的作用，和一定时势有关联。而在昌明之世，真正注意到历史的盛衰经验教训，其借鉴的作用就相当明显。
二、辽史学的产生、繁荣与嬗变
辽代的史学的成就在辽、金、元三朝中，较为突出，魏源说：“辽其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之前，而远出元代之上。”（《古微堂外集》卷四）魏氏的话是就某一个方面说的；后来的学者也注意到魏源的观点。杨树森先生在《辽代史学述略》（载《辽金史论集》第三集）概说有辽一代的史学的变化与发展，对辽代的史官、史家、历史作品作了考定，对辽史学发展概貌与特点作了明晰的阐述，指出辽朝统治者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十分注意本朝历史修纂的事实。前人如钱大昕、厉鹗、倪灿等人对于辽、金、元三史的艺文志的作了补和考，其中包括对辽朝历史的研究。近人黄任恒在他的《辽痕五种》中，有一种《补辽史艺文志》，对前人的研究再一次作了考证、增补。这对认识辽史学有重要的价值。按黄氏的分类，辽代历史作品有：
一、正史类：萧韩家奴的《五代史译》；
二、编年类：《通历译》：《日历》；
三、起居注类：室昉等的《统和实录》二十卷； 萧韩家奴的《兴宗起居注》；《道宗起居注》、太祖以下《七帝实录》、耶律俨的《皇朝实录》七十卷；
四、载记类中有《夏国史》及金富轼《新罗史》、《高句丽史》、《百济史》；
五、杂史类：马得臣的《唐三纪行事录》、《奇首可汗事迹》、《遥辈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二十卷、王鼎的《焚椒录》一卷，《大辽古今录》，《大辽事迹》；
六、故事类：萧韩家奴的《贞观政要译》，《贞观政要注》；
七、仪注类：《礼书》三卷及《投壶仪》、《投壶图》；
八、刑法类：耶律颇德的《律文译》；《太祖初定法律》、《圣宗更定法令》、《重熙新定条制》；
九、传记类：耶律孟简的《辽三臣行事》、《七贤传》；
十、地理类：《契丹地图》一卷、《华夷图》及《高丽地图》。
此外在经、子、集部中不少作品涉及到史事的。这样分类不恰当，但我们看到辽代史学的大概。其它不足之处也是有的。首先，有些考定不当。如《辽朝杂礼》，这本书相当重要，元人修《辽史》，不少地方是采录其中的内容。前人都肯定这是辽人的作品。但黄氏在《附录·存疑类》中说它“似是金源人所作”，但又没拿出有力的证明。从现有的材料上看，《辽朝杂礼》似不能断定是金源人所作，这里把相关材料作一下对照，也许可以找到线索。
《礼志一》：……又有《辽朝杂礼》，汉仪颇多。
《仪卫志四》：……得本朝太常卿徐世隆之藏《辽朝杂礼》者如是。
《辽史·韩知古传》：（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因此，当太祖阿保机时代，礼制未立，韩氏参之汉人的制度，结合契丹的实际“杂就”而成礼书。这也就“杂”之所在。《辽朝杂礼》出自辽人韩知古之手，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比说《辽朝杂礼》出自金人之手，有更多证据。
另外，耶律俨的《建官制度》以及《后妃传》等，应该著录。
再一个是辽人的金石文字，黄氏列在《辽代金石录》中，而没列在历史文献中。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其早期的历史中，金石文字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如甲骨、钟鼎上的文字，是先秦时期的重要的史料，更何况以鞍马为家的辽朝。他们每次征伐的胜利或兴办大事，往往刻石记载。这些材料不但内容详细，而且反映他们对世界、事物的一种看法。要研究有辽一代的史学，这些金石文字，不可或缺。
辽代史学的发展的历程与社会的发展大致相平行，史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三个时期。
一是穆宗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为辽史学的发生时期。这一时期辽代史学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契丹已经有了修国史制度。太祖从侄耶律鲁不古因赞太祖制契丹大字，授林牙，监修国史。太宗时，重臣室昉有政绩，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 到了景宗乾亨初年，监修国史。这些事实表明辽朝有了史官，也可能有初步的修史机构。
其次，在契丹的历史记载中，金石中碑刻是主要的部分。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和黄任恒《辽痕五种·辽代金石录》等，重要的碑刻有：
太祖（耶律阿机）三年（909）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这就是《大广寺纪功碑》；
太祖（耶律阿保机）五年（911年）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 是《平奚纪功碑》；
神册元年（916年）八月，有《拔朔州纪功碑》、 《于越峪纪功碑》；天赞三年（924）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 为《破素昆那纪功碑》。
太宗为耶律阿保机的刻碑。按，新、旧《五代史》所说年代不一样，《旧五代史》说太宗为其父求碑后三年，改元天显。《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说是天显元年，“求碑石为阿保机刻铭。”
太宗有《破阻卜纪功碑》；应天皇后欲为太祖殉葬，被群臣劝谏制止，记载此事的有《太后断腕楼碑》。
太宗天显三年（928）八月庚申，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 天显五年（931）八月《日月碑》，记建日月宫事；冬十月癸卯， 建《太祖圣功碑》；另有《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
天显七年六月御制《太祖建国碑》；九年有《宣简皇后德陵碑》。天显十一年闰十一月，后晋李从珂举族自焚，桑维翰为文记之，即《汾水京观纪功碑》。
会同元年（938）后晋来使， 且言已命和凝撰《太宗圣德神功碑》；
又据《穆宗纪》，穆宗应历三年（953）五月壬寅， 汉遣使言石晋树先帝《圣德神功碑》为周人所毁，请再刻，许之。因此有当有重建《圣德神功碑》。
又《辽史·宗室传》，阿保机的长子义宗名倍（突欲），“既归国，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这里当纪录他的遭遇。
归纳一下这些碑刻的内容，主要是契丹开疆拓土的征战纪录。契丹人前期的碑刻很多是他们在征战的流动过程中留下的，无疑是军旅大事《实录》，又是开国建业的大事记；宣传的是契丹的军威。相对地说，记言记行的史书文字不多，现在能确证的，有太宗会同四年（941）年二月，丁巳，下诏有司编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
这一阶段能作为一代的史臣看待的人物的可以举出这样一些来：
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的从侄。当初，太祖制契丹大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辽史》卷七十六，《耶律鲁不古传》）
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才六岁。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当时仪法疏阔，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辽史》卷七十四，《韩知古传》）
南方的五代的通修史之士受到重用，太宗于大同元年（946）春正月入汴，赵莹为太子太保，刘昫守太保。 而赵莹与刘氏都是监修《旧唐书》的宰臣。据《旧五代史》卷八十九，刘昫“（后唐）开运初，授司空、平章事、监修国史，复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职。”“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降伪命，授昫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于东京。”刘氏也可以视作为辽朝的史臣。这些人对辽朝的文化包括史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我们还能举出一些人物，但名实相符的史官、或者有大著作的史家，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历史记载的质朴、史学思想的简约、史才缺乏和修史机构还没有构成一个系统。从这些方面看，只能说，史学还处在一个萌发时期。
二是景宗、圣宗、兴宗时期，是辽史学发展、繁荣时期。
杨树森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谈到这一时期辽代的史学，充分肯定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景宗到圣宗，进行封建化改革，为了加强统治，大量吸收中原文化，提倡修史，特别重视编修本朝史。印刷术发达，为史书的编修创造了条件。景宗、圣宗时，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史学的进步很明显。兴宗朝，史学承前朝的余绪向前发展。
这时期的史学的发展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作品的数量、史书体裁种类比起前一个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多。前面说到的十类的辽代史学作品，绝大多数是产生在这一阶段，作品的体裁有编年、杂史、传记、典制、地志、笔记、故事；还有翻译作品，如译的《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等，另有一种是编译，如马得臣的《唐三纪（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录》。
第二，历史借鉴的思想的丰富、发展。这种借鉴如前所说，着重是借鉴历史上有作为的人君的治国安邦的经验。圣宗是勇于纳谏并且提倡臣下进谏的英主。兴宗也是能纳谏的人君。他褒奖、鼓励萧韩家奴时说：“朕之起居，悉以实录。”他们看重唐朝的历史，重在唐高祖、太宗，玄宗历史，而且又着重吸收这些君主的振兴社会、成功的调整内部关系的经验；既有唐、五代史的借鉴，也有契丹族自身的历史借鉴，有古代史的借鉴，也有当代史的借鉴。对于高丽史的重视，也是辽史学中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
在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历史的借鉴作用表现得很明显。
第三，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修史构机。
《辽史·百官志三》说到辽人的制度是在从中期后才完备，“中叶弥文，耶律杨六为太傅，则知有三师矣。忽古质为太尉，则知三公矣。……室昉监修，则知国史有院，程翥舍人， 则知起居有注。……”所以，修史的机构也是到这一时期，才逐渐形成一个系统。它的情况可以摘录《百官志三》的有关内容，以了解其概貌。元好问说：“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修史的机构与官员，基本是在南面朝官的翰林院下。其中有：
国史院。
监修国史。圣宗统和九年见监修国史室昉。
史馆学士。景宗保宁八年见史馆学士。
史馆修撰。刘辉，大安末为史馆修撰。
修国史。耶律玦，重熙初修国史。另有一些机构与修史有关，如：
秘书监。有秘书阁，秘书郎正字。
著作局。
著作郎
著作佐郎。杨哲，圣宗太平十一年为著作佐郎。
正字。杨佶，统和中为校书郎。正字。开泰元年见正字李万。此外，中书省的令史，中书舍人院的中书舍人；门下省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及翰林院的林牙、学士、祭酒及各殿、馆、阁的学士中的人员也都与修史有关。这里应当说明，从《百官志》的编修情况看，这些是后人作了整理的，虽说“无徵者不书”，但毕竟不能说明这些一直是常设的机构。这只能说辽朝曾经出现过这些组织，而且是在其中期逐渐完备起来。辽朝的人君很关心编修历史，如，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三月壬辰诏修《日历》毋书细事。统和二十九年（1011）甲戌诏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景宗保宁八年，有《论史馆学士诏》，说：“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陈述先生编《全辽文》录下这一条。这些记载，表明辽朝在这一时期的修史机构、职能较为完备。也反映统治者对修史的关心。
第四，辽朝有一批自己的史家、史臣，如：
室昉：字梦奇，南京人，幼谨厚笃学， 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辽太宗入汴受册礼，诏昉知制诰，总礼仪事。天禄中， 为南京留守判官，应历间，累迁翰林学士，出入禁闼十余年。保宁间兼政事舍人，数延问古今治乱得失，奏对称旨。上多昉有理剧才， 改南京副留守，决讼狱，人皆便之。寻改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顷之，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乾亨初，监修国史。圣宗统和元年，告老，不许。进《尚书·无逸篇》以谏，太后闻而嘉奖。八年，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辽史》，卷七十九，《室昉传》）《百官志三》谓其于统和九年，见监修国史。
邢抱朴：与室昉同修《实录》。（见《辽史》卷八十， 《邢抱朴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刺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始仕。圣宗下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又受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
耶律庶成：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时入禁中，参决疑议。同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辽史》卷八十九，《耶律庶成传》）
耶律谷欲：字休坚，六院部人。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年九十。（《辽史》卷一百四，《耶律谷欲传》）。
萧德：字特末隐，受诏与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辽史》卷九十六，《萧德传》）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也是尤长于诗。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仍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得臣仍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
刘六符：平州人，年十五，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历事圣宗朝，为著作郎、中允，又为詹事、国子祭酒，兴宗时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契丹国志》卷十八，《刘六符传》）
赵至忠：原名赵英，叛辽附宋赐名赵至忠。兴宗时，任契丹史官，附宋后有《虏廷杂录》。（详考见李锡厚：《〈虏廷杂录〉与契丹史学》见《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据《辽史》的《百官志》等作为一代史臣的还有，圣宗开泰五年见起居舍人程翥；耶律敌烈，重熙末知起居注；杜防，开泰中为起居郎。杨哲，圣宗太平十一年为著作佐郎。杨佶统和二十四年，举进士，历校书郎。开泰元年有见正字李万。还有马保忠、刘晟、刘慎行等等。这是有辽一代史家辈出的时代。朱子方的《辽朝史官考》（载《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辽史官有详细考订，其中多是这一时期史臣，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史学，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富有活力。
三是道宗及天祚帝时期，为辽史学嬗变时期。
兴宗后期，辽代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衰败的阶段。各种矛盾交织、发展。到了道宗时期，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文化上，也表现出来。陈述先生在《辽代史话》中说：“兴宗时期的内外政策，一般沿袭了圣宗以来的轨道，若干统治方面的管理工作，越来越多地由汉人接替担任。比较保守的契丹首领们，越看越觉得不顺眼，因而便发展成为斗争。派系的形成，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些因素都和契丹传统习惯或学习中原文化相关联。可以说，辽代二百多年历史，一直贯穿着契丹传统习惯和学习中原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南北结合的问题，这在辽代后期，这种矛盾越发表面化了。”（52页）这种矛盾导致史学的两重性的变化。一是史学的职能被限制，史学失却了以往的活力。一是史学在矛盾的交织中体现出不同文化相互吸收的趋向。
统治者加强对史学的控制，有几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一是，禁止史官介入政事。道宗清宁二年（1056）六月辛未，“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后书。”史官不能实录直书，而且“问宰相而后书。”史学成了听命史学，这在史学史上，赤裸裸地规定史臣要听命宰臣，才能记时书事，可以说是一个“发明”。史学走向衰败，也就毫不奇怪。二是，统者用高压的办法，打击一些稍有违抗的史官。《辽史》载：辽道宗在大康二年（1076）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 ”枢密副使如王师儒之类人物，监修国史，其目的、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可说是史学一个大工程。但在当时条件下，其《实录》中有多少真实成分，就值得怀疑。依凭这样的实录修出的国史，难以取信于后世。直笔与曲笔的斗争更为激烈，前一时期的史学实录精神渐渐丢失。元人批评“耶律俨语多避忌”，当是实情。这是政治上矛盾的一种反映，又是其腐败的一种徵兆。
事情是另一面是，道宗耶律洪基同样是尊儒的君主。他在咸雍十年，曾下诏有司颁行《汉书》、《史记》。此前，在清宁五年，道宗诏设学士，颁经及传疏。清宁十年，十一月，诏求乾文阁所缺经籍，命儒臣雠校；大安二年，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大安四年夏四月，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五月，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刘辉主张写史应当以辽为正统。他反对欧阳修的《五代史》，把辽附在“四夷”，请求把赵宋初起时的史事附在辽朝国史的后面。表面上看，刘氏为辽争正统，与宋史学对立，但又表明，辽史臣承续宋人的修史的模式、思路。
随着中原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的交流，还是有一些有成就的史臣与史家。可以列几位重要的人物。
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调易州观察判官，改涞水县令。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上书言治道十事，帝以鼎达政体，事多咨访。（《辽史》卷一百四）著《焚椒录》。
耶律孟简：字复易。大康中，始得归故里，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上命置编修局。孟简谓余官曰：“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辽史》一百四）
窦景庸：清宁中，第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少府少监。大安初，迁南院枢密副使，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辽史》卷九十七）
耶律阿思：字撒班，寿隆元年，为北院枢密使，监修国史。（《辽史》卷九十六）
刘辉：好学善属文，疏简有远略。大康五年，中进士。寿隆二年，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诏以贤良对策，刘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卒。（《辽史》卷一百四）
耶律俨：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守著作佐郎，补中书省令史，以勤敏称。后迁知枢密院事，赐经邦佐运功臣，封越国公。修《皇朝实录》七十卷。（《辽史》卷九十八，《耶律俨传》）
还可以举出几位，如王师儒、孟初、耶律固、陈觉、虞仲文，等。（参《全辽文》）总的说来，辽代后期史学失去活力，有一些历史作品，但缺乏思想深度。史家无论在思想上、在体裁上，都没有开拓。辽代史学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一些优秀的作品最终汇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洪流中去。一些文献经金人，入元，而传承下去，构成新的史学文化要素。在辽代文化中，史学在一代历史盛衰变动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有的价值和魅力，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史学的生命力是根植在现实的土壤之中。史学又是整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总的文化的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
三、契丹、汉族先民关系认同的历史意识
契丹族的来源历来有争论，陈述先生在《契丹政治史稿》一书中列出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作了考证。其中一是《魏书》的《契丹传》的看法，它称契丹与奚，异种同类，也和东部宇文有关。但有何种关系，没有说明。二是《新唐书》的《契丹传》的观点，认为是东胡，为鲜卑的遗种。《契丹国志》和《亡辽录》等书同此说。三是《辽史》的《世表》的见解，称契丹是黄帝、炎帝的血脉。还有一种说法是《旧五代史》的《契丹传》，以为契丹是匈奴之种。《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的《九国志》、庞元英的《文昌杂录》的看法归于这一类。外国史家如拉施德以及前苏联、英国的学者对此也都作了考订。契丹来源于东胡，属于蒙古系统。陈述先生认为契丹主要源于东胡，曾经不断吸收过毗邻的各族的成分，契丹为屡经混合的民族。陈述先生的契丹族源考证，是创见。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考察辽朝史学家认可的是哪一种说法。
因此，契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它的起源也是多元的。但辽代史学家有自己的看法。
《辽史》为元人所修，而其所本则是耶律俨的《实录》，与陈大任的《辽史》，而陈大任的《辽史》以及前此的萧永祺的《辽史》是据辽人的记注、实录。尽管元人对耶律俨的《实录》、陈大任的《辽史》不满意，脱脱等在《进辽史表》中说“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采。”但是也只是从史实上、历史文学上提出批评，元人修的《辽史》还是沿袭了辽朝人的历史观点，这在《辽史》的一些序言、按语还是看得出来。所以元人修的《辽史》依据辽朝史官遗留下的文献，保存了辽朝史家对历史的看法。因此，《辽史》中关于契丹自身的起源说，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一种历史思想。其中耶律俨关于契丹的族源见解，和其它史书也许不相同，但却是辽朝认可的看法。
《辽史》论及契丹族的起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材料：
1.史臣在《太祖纪》后的“赞”中说：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东自于海，西至于流沙，北绝于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
2.《辽史世表·序》说：
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免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辽人认定自身的起源于炎帝。“辽之先，出生炎帝。”这是纂修《辽史》史臣的意见。并且演绎出一条世系：从炎帝到后裔葛乌免，再往后为匈奴冒顿可汗所袭，保存鲜卑，契丹是其一部。另一种是辽朝史臣耶律俨的看法，“称辽为轩辕后。”也就是黄帝的后代。耶律俨的起源于黄帝轩辕氏说，同样有依据，即使是：“盖炎帝之裔曰葛乌免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氏。”但，按《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夏本纪》谱列夏世的先祖昌意为黄帝之子。契丹先祖有一部分为冒顿可汗所袭，与匈奴族相结合，由此系上溯，为黄帝之后，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辽朝的史家和政治思想家，在族源的追溯上，他们的观点不准确，但体现出一种认同感，说：“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说明王畿范围内，多是二帝子孙，也就是说，大多是炎黄的子孙、后代，当然也有不能全部都断为二帝的子孙，这是一；其二，契丹是二帝的子孙，说法不一样，一为炎帝后代说，一为耶律俨的黄帝后代说。这些差别不必究竟，但这与《史记·匈奴列传》的思想相似。这种历史意识，表现为一种认同。辽汉既都是二帝子孙，当然也就是平等的。因此，这里又凝含着民族的平等的思想。史学争正统也由此而产生。杨树森在《辽代史学述略》注意到辽史学的这一特点，说：“辽朝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他们不自外于中华，自称他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辽朝统治者自认为他们同汉族一样，都是炎黄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三，它同时又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民族凝聚力体现既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文化上的、心理上的，无论如何，这样的认同，也是凝聚力表现。
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说：
身之谆谆于中国之人者，明契丹主不足怪也。然契丹在金元，均称汉人，已与中国为一家矣。岂独契丹，女直在元，亦已称汉人，在今则皆谓之华人。身之尝叹中国自此胥为夷，岂知夷至此胥为中国乎！（《通鉴胡注表微·华夷篇》）陈垣先生指出胡三省历史见识上偏狭的一面，说出当时各个民族“与中国为一家”的认同的历史意识的事实，这也正是辽朝史学上一个明显的特点。这里说的元朝情形，但在辽代，“一家人”的意识已经存在。
辽朝的史家认定契丹从上古时代，就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辽史·属国表》说：“周有天下，不期而会者八百余国。辽居松漠，最为强盛，天命有归，建国改元。号令法度，皆遵汉制。命将出师，臣服诸国。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
这种历史观念还反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据《辽史》的《后妃传》：“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氏，比萧相国，遂为萧氏。耶律俨、陈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其当著于篇。”甚至，契丹统治者的姓氏也能反映出一种历史的思想。
可见，辽朝史家这种从先民关系上，契汉一源的认同的这种历史意识，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的主流，它渗透到各个文化的层面。
中国的民族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民族的统一又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民族的发展，有认同的一面，同时又有另外的一面，这是我们在说到这个问题时要指出的。但历史的总趋势是我们的民族由于自身的凝聚力，中华民族越来越团结，越来越统一。白寿彝先生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说：“我们经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的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都有一个统一民族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的民族共同体。”又说：
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友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因此就有人问，民族关系史是以民族友好为主流，还是以民族斗争为主流？对于这个具问题，我们须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斗争取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第二，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象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须要下一些苦功的。现在据我们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所以，有的外国学者把中国历史包括辽朝在内的某一时期，称之为所谓的征服王朝，民族关系变成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的情形。中国各族之间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发展是历史内在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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