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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6-0066-06
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晚于西方国家，其中，拉美地区最早，亚、非次之。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循序渐进地形成的，不仅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而且经常出现中断、反复的现象。19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模仿英国的制度和法律开始实行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了保守党与自由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二战后，大批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独立，这一时期的政党体制不是模仿西方多党制，就是模仿苏联一党制。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政治力量格局深刻调整，在西方主导的“民主化”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急剧变化，先后有近80个发展中国家放弃一党制或无党制，明确宣布改行西方多党制。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军政权“还政于民”，恢复了多党制。
一、西方多党制在形式上被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
目前，在世界上近160个实行政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家里，绝大多数都遵循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制度法律及其原则。也就是说，从理论、制度和法律层面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与西方多党制没有什么区别。随着西方政党政治运作模式的引进，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规则逐渐被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民众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及其运作也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
(一)政党成为重要的政治因素，政党活动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景观。
一是政党的地位得到法律确认。许多发展中国家修改宪法，赋予政党法律地位，颁布政党法规范和引导政党有序竞争，政党则依法开展活动和参政。除宪法、政党法外，一些国家还通过颁布专项法律的办法，规范政党参与选举、募集政治资金、参与议会立法、监督政府活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政党将受到制裁。二是政党在政治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党通过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合法有效地履行执政和参政、议政职能，程度不同地发挥着社会政治动员、民意表达、社会控制、政府组织和决策的功能，能够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领域和各方面。三是政党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的立法活动，还是政府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或是对政府施政活动进行监督，都离不开政党的讨论、决策和参与。四是多党选举被赋予了格外突出的政治意义和作用，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指标。作为国家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阶段性内容，多党选举是集中反映民意的平台。理论上，只有被认为代表了多数民众愿望的政党才能上台执政。
(二)政党遵守现行政治秩序，承诺在西方多党制的原则框架下开展竞争与合作。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承诺遵守国家制度、法律，致力于通过多党选举和议会斗争实践党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一方面，政党致力于通过多党大选夺权，并遵从议会政治原则。这一获取政权的“游戏规则”不但被众多发展中国家政党普遍遵守，而且已经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同。时至今日，无论是冷战结束前一党制下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坦桑尼亚革命党等，还是曾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左翼政党，如巴西劳工党、尼共(毛)等，均调整纲领路线，纷纷通过多党选举的“票箱”走上执政前台，在议会内开展党派斗争，以贯彻政治意图。另一方面，多党制下各政党都不会对现行政治体制提出颠覆性要求，而是争取在体制内扩大影响。虽然一些政党执政后，通过修改宪法和其他立法活动对现行制度作出调整，重新分配权力，但均以有利于长期执政、掌控政权和推进执政理念为目标，而不是颠覆现行制度和体制。例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后，大力建设一党主导的政党体制，宣称改代议制民主为参与式民主，弱化政党作用、突出领袖个人威望，但均未使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领袖个人仍要依靠政党集结选民特别是选票，以图长期执政。
(三)多党制使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氛围有所增加。
西方多党制的引进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反对党可以对执政党的施政行为进行合法监督，使政府的政治治理活动更加公开、透明。持有不同政见的人有了更多从政机会和发挥政治才能的合法渠道，反对党能够在议会中对执政党进行质询，在特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理论上有助于实现更好的治理。实事求是地说，多党制不可能杜绝腐败现象，但一些非洲国家改行多党制后，的确使严重的腐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例如，肯尼亚全国彩虹同盟把反腐败作为竞选旗帜，并在2002年底大选胜出后，执政仅三个月就收回了前政府时期被窃取的1.88亿美元的财产。
另一方面，在实行多党制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政治权利得到了扩大。在一些国家，西方多党制的实行的确起到了扩大民众政治权利的作用。这也是西方多党制在推行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改造后却能被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首先是普通民众的选举权得到了实质扩大。多党选举中，直选和普选制度的实行，使符合选举条件的各阶层国民都能够参与到国家领导人的选拔过程中来。一些伊斯兰国家改行多党制后，赋予了妇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其次，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权有所扩大。在选举中，普通民众可以通过选票对各党的政策主张进行评价和取舍，使政党不得不更多地在政策纲领中体现民众的愿望和诉求，实际上扩大了民众的参与和决策权。第三，促进了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许多民众不但学会了运用各种选举表达主张和见解，而且以此为工具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例如，在2004年大选时，印度人数众多的农民及中下层民众就用选票表达了不满，把忽视农业、基础建设和就业问题的印度人民党选下了台。
二、当前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发生了种种变异，具有明显的“西方壳、本土核”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多党体制虽然具有西方多党制的“外壳”，却难以拥有其“内核”。
(一)发展中国家政党大多发育不成熟，多党体制脆弱易变。
政党是政党体制的基本要素和政党政治的参与者，对于政党体制的确立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之所以比较稳定，与发达国家政党发育相对成熟密不可分。但发展中国家政党先天发育不足，分化组合甚至党的兴废都很频繁，政党体制不但不能像西方国家政党体制那样反映意识形态竞争的高下、社会阶层的分野，而且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也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
一是政党的产生与形成过程不同。虽然同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西方政党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产生、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出现则多伴随着对外部的模仿、对抗或追随，情况十分复杂。有的在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中诞生，有的在西方民主化浪潮中被“催生”，有的甚至是被西方人为“扶植”起来的，有的兴起于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有的则是在对抗西方“民主”和文化入侵的过程中形成的。二是政党的社会基础不同。西方政党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旗帜，有着相对固定的选民群体，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虽形形色色，但多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它们常常自称代表全社会全民族利益，许多还有着浓厚的民族、宗教、部族、地区背景。三是政党内部运作差异较大。与西方政党注重以纲领引导党员、以制度和纪律治党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命运往往取决于领导人个人的成败荣辱。因此，许多党都存在或曾经出现过领导权力难以正常交替的情况，特别是“权威治党”严重抑制着党的生机活力，容易滋生腐败，而这些常常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分裂、解体甚至消亡的重要原因。以上这些基本的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政党更容易因为各种确定或不确定因素发生分化组合，从而导致政党体制的不稳定。
(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体制“重形式而轻内容”。
西方多党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党“平等竞争、轮流执政”，但在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中，这个原则并没有被严格遵守。一是“轮流执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西方国家，执政党和政府不可能对反对党的参选活动进行限制，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不难做到。大选中，执政党经常利用行政资源助选，通过重新划分选区、修改选举法、不给予反对党平等的宣传机会、抹黑甚至逮捕反对党领导人等手段，使自己总是能够赢得选举，在野党则难以“翻盘”。2007年，非洲地区共进行了25次全国性大选，但只有一个国家的反对党获胜，其余均由执政党及其候选人蝉联。二是“竞争烈度”由强势政党控制，执政党与反对党地位悬殊，政党间难以平等竞争。西方多党制强调各党在参政、议政时拥有“平等”地位和权利，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则突出了政党间权利“失衡”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在约160个宣布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里，近1/4的国家都实行“一党独大、多党陪衬”或“一党主导、多党参政”的体制。名义上，反对党拥有同执政党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但实际上，常常在议会斗争中处于弱势、从属地位，甚至执政党提出的议案无论反对党是否参加表决，都能获得通过。三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西方多党制的政治功能得不到体现。西方多党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竞争选拔出高水平的政党治国理政。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重视的不是参政、议政和有效治理国家，而是尽其所能地在大选中获胜，这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往往选举功能突出，而参政议政和执政能力较弱甚至缺失。在大选中，常常出现多个政党政纲相似、雷同的情况，有些政党在选举前匆忙组建，对权力的关注多于国计民生，为获得选票盲目承诺，带有许多短期行为，损害了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多党制的“良治”目标相去甚远。四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多党选举规则没有被完全遵守。大选中，与西方政党严守选举法、有序竞选和投票、诉诸法律解决选举争议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选举不但经常演变成政党公开收买和贿赂民众的闹剧，执政党和在野党都舞弊做假，而且选举争议不时引发街头斗争，导致政局动荡甚至社会骚乱和武装冲突。
(三)受复杂的国情因素影响，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移植容易巩固难”。
在西方国家，各政党代表的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相对稳定，政党体制能够体现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布状况。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影响政党体制形成的因素十分复杂，特别是在其相互作用下，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动荡易变。一方面，政党体制的演进过程常被内部的军人干政或外来势力的干涉所打断。当今西方国家的军队严守“中立”，不参与或主导政党竞争。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军政权对政党政治的“威胁”，即使在军人独裁已逐渐退潮的当今世界，政党体制仍然不时被军事政变打乱。2006年泰国军事政变后，泰爱泰党被解散，一党独领风骚的发展势头被中止，政坛再次回到多党林立的状态。此外，外来势力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影响从没有停止过。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期间，因美国不断施压，而被迫给予反对党各种权利和发展空间，并导致革命制度党最终在大选中下台，原来的“一党独大”体制也随之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扶植建立“亲西方”的政治势力，与这些国家原有的大党、老党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从而引起政党体制的变化。
另一方面，西方多党制遭遇发展中国家复杂、多样的国情后，出现了各种变异。在发展中国家，移植的多党竞争体制常因国情的不同而发生各种变化。有的体制侧重反映民族、种族、部族利益格局。在一些多民族、多种族国家，政党如果片面维护民族、部族、种族利益，必将引发恶性竞争和社会冲突。为保持政治稳定，马来西亚及非洲一些国家以强势政党为主导，吸纳或联合来自不同族群的政党共同执政，形成了“一党主导、多党参政”的体制。有的体制反映了宗教势力的影响。一些宗教政党得到不同教派民众的支持，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如伊拉克伊斯兰什叶派、逊尼派政党分别是议会第一和第三大党。在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土耳其，宗教背景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实力迅速攀升，并连续执政。有的体制则反映出王权的烙印。虽然有些西方国家仍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王权不对政党体制产生影响。而一些国家的君主仍然影响着政党政治。例如，不丹国王主动宣布君主立宪、举行多党大选，推动着政党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有的体制则体现了浓厚的军权色彩。不但许多亚非拉政党领导人或出身军旅、或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政党是否有军方背景、是否得到军方支持，往往决定着该党能否获得稳定的执政地位。此外，政治强人也可以左右政党体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权威治党、权威治国现象，民众威望较高的总统、总理等政治强人主导着政党体制的形成。如在俄罗斯、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一些国家，政治强人先扶植某个政党坐大，使之占据政坛主导地位，促使政党体制按照自己的意志演进。
三、导致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变异性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从表面看，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强势政党、政治领袖等对政党体制进行了“主观”改造，但实际上，许多客观的深层次原因决定了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落地而难以生根”。
(一)西方多党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政治力量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
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多党制的实践证明，这一政党体制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政党间无原则、无序竞争，不但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无法出台和贯彻执行，党派冲突还时常打断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多党大选劳民伤财，一些国家甚至形成了每逢大选年经济增长必然下滑的“怪圈”。另一方面，多数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整体发育程度偏低，自治能力不强。一些选民要么被政客的许诺甚至小恩小惠拉拢，要么对政治权威盲目遵从，民众扩大的政治权利并没有对社会进步起到多少促进作用。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诉求。因此，在认识到西方多党制无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其存在阻碍作用后，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要对其进行调整。
(二)经济全球化及其风险效应增加，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向“重集权、轻竞争”的方向演变。
实事求是地讲，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英美政党及其政党体制形成的时期。但是，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着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全球性问题和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发展中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主权、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困难。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加深，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危机感增强，民族主义思潮抬头，许多教派主义、民众主义政党兴起并走上执政前台，老党、大党也纷纷高举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大旗。对于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强烈的发展冲动以及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迫切愿望，是以自由民主和多元化为基础的西方多党制无法满足的。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更渴望建立稳定、有序甚至以一个强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体制，以支撑政府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避免国家陷入新一轮“殖民化”危机，并实现发展。
(三)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是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思想、制度冲突与妥协的结果。
西方多党制以法制为基础，强调政党竞争轮替，与众多发展中国家敬畏权威的传统政治文化存在许多差异和矛盾。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都是本土文化与西方政治理论和文化融合、碰撞的结果。一方面，家族政治、权威主义与西方民主相“调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家族或领袖人物始终是政坛的核心，西方多党制更多地具有形式意义。在亚洲，无论是新兴的现代化国家韩国、新加坡，还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菲律宾、巴基斯坦，政党无不带有浓厚的家族背景，虽然定期举行大选，但政权始终在不同的政治家族间传递，政党体制反映的是不同家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另一方面，“人治”与“法治”相“调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都在以所谓“民主”的形式和方式，实行事实上的“权威”治理。一些国家虽然建立了各种制度、法律用以规范政党的从政行动，但政党体制中普遍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重人情轻规则、重关系轻制度的“潜规则”以及“裙带关系”盛行。这些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传统，使政党体制的形成深受影响。
(四)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形成由错综复杂的社情民意决定。
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主动选择、或被迫接受，在依照西方多党制的基础上形成了本国的政党体制，但其中的民族性、本土性十分突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并不像西方那样明显，但部族、种族、民族、地区、宗教差异很大。实行西方多党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政党纷纷以上述背景建立和参与政权角逐。随之而来的，要么是党派分歧“激活”部族、民族、地区矛盾，国家陷入动荡；要么是弱部族、民族或地区的利益得不到体现，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风险增高。因此，如何体现国情的特殊性，最大限度地包容社会各民族、种族、部族和区域的意志和利益，建立一种能够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政党体制，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对政党体制的这一诉求，是西方多党制所不能给予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体制能够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
四、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近些年来，西方多党制越来越多地被大国描述为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但同时，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多党制的改造也在悄然进行。其中的蕴意值得思考。
(一)在当今世界，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
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被迫接受西方多党制的，其中不乏自主选择的国家。作为先发的现代化国家，西方各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制度健全、军事强大，民众优越感和自信心较强，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政策实践，都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其持续的繁荣归结为自由、民主思想和完善先进的制度、法律保障，在全球推广以西方多党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众多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迫地中断了原有的政治民主进程，掀起了新一轮西方多党制在全球普及的浪潮。这说明，西方政治思想拥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力，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至少在形式上，西方多党制在世界政党体制中居于主流位置。
(二)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变异性发展，是当今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无奈选择。
从顺序工讲，引入西方多党制在前，变异在后，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多党制由盲目模仿或被动接受，到主动认识和改造的过程。然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在认识到西方多党制诸多“水土不服”的弊端后，仍然无力彻底改变和抛弃这一体制，只能使之以变异的形式出现，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理论和制度创新不足，尚不能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取而代之。综观当今世界，能够对国际社会和各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理论，无不源自西方。加之，近些年来西方政治文化思潮蔓延全球，更是使非西方思想和制度湮没其中。二是一定程度上，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在西方多党制“外衣”下的变异性发展，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不足，缺少国际话语权的现状。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尚未摆脱贫困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秩序中扮演着弱势和服从者的角色。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即使能够探索和创新政治理论及其制度，也会因为缺少国际话语权而无法付诸实施，甚至可能招致发达国家干涉的尴尬境遇。
(三)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演进，折射着国际社会关于民主模式多样化与单一化之争。
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在于不断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使之广泛、平等地实现政治参与。政党体制对于民主来说，是一种机制性工具，而非评估民主水平的标准。政党体制既可以促进民主，也可能阻碍民主，而究竟起哪种作用，要看其是否符合国情民意，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政党体制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民主政治的实现并不必然地与某种特定的政党体制(如西方多党制)相关。
但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西方大国挟全球化之力向发展中国家强力推销西方民主，以是否建立和实行了西方多党制、是否举行多党大选作为衡量发展中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指标。实际上，西方国家不但“贬低”了民主的价值，而且否定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人为地将西方多党制“拔高”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模式。同时，随着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遭遇“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西方多党制只是实现民主的工具和手段，并非民主的核心。一定程度上，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演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民主模式之争的另一个“版本”，这种争论不但没有因西方多党制的全球“普及”而减弱，反而正在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和继续。可以断言，西方多党制并不代表着民主模式的未来。
(四)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演变，反映出发展中国家自主意识增强，折射着国际社会在发展道路上的不同态度。
政党体制是在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国社会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决定了各国的政党体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集权而不是过度竞争的政党体制比西方多党制更具优势，可以更好地促进权力资源的集中、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革新，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大国向发展中国家强力推销多党制，旨在规范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将众多发展中国家持久地纳入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从而强化东西社会的“从属”与“主导”角色。但是，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演变，反映出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盲目照抄照搬别国发展经验和模式的严重后果，正在立足国情对其进行批判式借鉴。这种对政党体制的“本土化”探索，是发展中国家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的表现，反映了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主导与反主导、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可以预见的是，尽管发展中国家对本国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探索还不够有力，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将沿着“西方壳、本土核”的基本趋势继续演变，直到其完全满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诉求为止。
五、几点启示
西方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演变说明，即使最先进的外来文明、制度或体制，也要立足于本土才能落地生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变迁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对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体制的完善，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执政党在塑造政党体制时，必须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出发。
作为主流政治力量特别是执政党，必须尊重客观性，把握规律性，引导政党体制向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方向发展，才能持久地赢得人民的信任。在谈到人民行动党为什么不主张实行反对党制度时，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指出，在1959-1965年的六年间，由于该党不得不在国会里与“凶狠好斗的反对党”周旋，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缺乏良好业绩。为此，人民行动党坚持“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与人权”的理念，严格控制反对党可能带有的“破坏性竞争”，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基础，而“一党独大、多党陪衬”的政党体制也得以长期存在。
(二)政党体制必须体现国情的特殊性，执政党塑造政党体制时必须坚持“本土化”原则。
任何一种政党体制都是在不断发展中得到完善和健全的，因此都不会完美无缺。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因素错综复杂，必然要在政党体制中留下“烙印”。正如埃及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宪盟等所强调的，以西方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并不一定适合每个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政党在塑造政党体制时，关注“本土”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将代表各族群、地域的政党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有效地避免了分歧的动荡，因而赢得多数民众的认可。
(三)西方多党制不等于民主政治，加强研究和辨析，才能增强抵御西化、分化的能力。
政党体制与政党制度不同，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属性，但基本上属于操作性、工具性范畴，与包涵了许多意识形态因素在内的政党制度有根本差别。国际社会“西强东弱”、“北富南贫”的政治经济现实，无疑使西方思想、文化和制度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西方大国正是打着西方多党制创造了繁荣、实现了民主的幌子，借助西方话语霸权，把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软硬兼施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西方多党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西方多党制，有些国家甚至将西方多党制视为民主的化身，看作历史的潮流。但实际上，西方多党制在“全球普及”的过程中，带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是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经历了阵痛与调整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和塑造本国政党体制时，更加强调政党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政治力量倡导“共识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合作型民主”、“主权民主”等，并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一党主政、多党参政”、“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既较好地兼顾了社会各方诉求，又有助于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建设国家。
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变迁告诉我们，对西方多党制加强认识和理解，首先必须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还各种政党政治概念以本来面目。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既不偏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使先进文明成果最终为我所用，也能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趋势，走出一条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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